中日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中日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中日关系是复杂和矛盾的，既包括历史问题，又包括现实问题；单纯从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出发，很难正确地解释中日关系；只有充分考虑到了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才能够正确的理解中日关系和展望其未来。自从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基本上经历了两个阶段：1972到90年代以来比较平稳的中日关系；90年代初到现在起伏变化的中日关系。中日关系的转变虽然有复杂的国际背景，但是两个国家之间政治经济的互动始终是其根本的因素。

　　一、中日关系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理论基础

　　中日关系是非常复杂和矛盾的，传统对于中日关系的分析要么片面强调中日友好、要么对对方保持敌对的态度，这些分析不能够正确的解释中日关系。从现实出发，利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可以较好的阐释中日之间的基本矛盾和中日关系的变化。自二战以后，日本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强国，但是由于战败的原因和美国对东亚的战略安排上，日本一直未能成为一个政治大国。这种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的不对称长期压制着日本的发展，因此日本迫切需要提高其政治地位。对于中国来说，自新中国的成立以来就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大国，但是在长期中国却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不强导致影响力较弱。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对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影响日益深化，让日本人感到存在严重的威胁。中国跟日本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变化是中日关系演变的关键，因此利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能较好的解释中日关系，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当中关于国际政治秩序和政治经济的互动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两个方面的理论。前者可以理解国际背景和东亚的政治经济秩序，而后者可以理解两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的变化和双边关系。

　　国际秩序指的是国际社会中存在的一种稳定的状态或序列，均势的改变和维持是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双边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在讨论国际政治秩序时，涉及的理论学说有很多，均势理论比较适合对中日关系展开分析。所谓均势理论即强调维持大国之间的权力平衡，防止某一个大国获得占压倒优势的国际地位，并认为这是防止战争和保持国际秩序稳定的主要途径和成功经验。用简单的话来说，均势理论的定义是实力均衡，基本上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1，作为力量对比和权利分配的平衡形式，是各种政治力量大致均衡的稳定状态；2，是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种特殊政策或原则，它是维持国际关系的一种对外政策，旨在防止一国的实力过于强大并对其他的国家构成威胁；3，作为一种国际体系的结构、格局和体制，它是相对于集体安全而言的维护国际政治稳定的制度，这一制度有赖于国际社会各种力量自觉的维护。

　　在国际关系当中，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整个世界越来越融为一个整体，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任何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制订和实施都离不开外部的国际环境，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因此利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中日关系展开分析在着重于研究行为主体对外行为的作用和影响的同时，也要研究国内政治经济对行为主体的对外行为的制约和影响，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条件对行为主体对内政策的制约和影响。罗伯持·吉尔平在其《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中写道：“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作用是国际政治变革进程的一个基本特征。一方面，力图在经济上得益的愿里是寻求变革国际体系的强大动力，因而群体间和国家问的权力分配，是经济活动的类型，尤其是行为者能从国内或国际分工中获得最大收益的那种经济活动类型的重要决定因素。另一方面，权力分配本身最终取决于经济基础。如果由于经济效率、工业场所或者贸易趋势的变化，财富的源泉基础也发生变化的话，必定会相应发生群体间和国家间权力的重新分配。为获得权力而进行斗争与力图在经济上获益的愿望最终会纠缠在一起。”

　　二、中日关系演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本文分析的是当代中日关系，自从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基本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平稳友好的国家关系（70－90年代）和现在的复杂多变的国家关系（90年代－ ）。中日关系的变化跟世界政治经济局势与美国全球战略的变化息息相关，但是两国的双边关系根本是两个国家政治经济互动的需求。

　　一、20世纪70－90年代中日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自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签署《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以来，中日两国之间尽管也出现过摩擦与冲突，但从总体上看，两国关系的演进是以友好与合作为主的。70年代，中日关系的主流是友好与合作，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当代中日关系的“蜜月”。期间出现了影响中日关系的三件大事。第一件是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当时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通过规定有关“台湾问题”和“历史问题”的诸原则，为中日关系恢复正常化奠定了政治基础。第二件是1978年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该条约中，两国在双边及地区与安全方面达成了共识，使中日和平友好关系的内涵得到深化。第三件是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该决定为中日关系以政府间经济合作为核心全面发展开辟了崭新的局面。进入80年代，中日关系的特点是友好与摩擦并存。友好主要表现在：1982年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10周年，中国总理访问日本，提出了“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的发展中日关系“三原则”；1983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访日期间，中曾根康弘首相提议将中日关系“三原则”扩大为“四原则”，增加了“互相信赖”这一条；1987年9月日本众参两院通过《进一步增进日中友好关系的决议案》。此外，迄今为止已轮流在两国举办过11届的“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的首次会议也是在这一时期(1984年9月)召开的。80年代中日之间的摩擦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把“侵略”改成“进入”，中国政府曾对此提出强烈抗议。第二次是198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及其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战后40年来第一位现职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激起了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在这个阶段总体而言，中日关系基本上是正常而平稳的，中日间的政治与经济呈现出良性的互动关系。

　　中日邦交正常化使中日关系发生了质的飞跃。它既是复交为此两国历史的总结，也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调和原则。成为中日关系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在风云变幻的七十年代，中日两个制度不同，长期对立的大国能够迅速地从敌对变为和解，走向复交友好，是有深刻的国际背景，也与中日两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内在要求密切相关。

　　70年代初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美国与苏联相对均势的形成；美中和解及中日复交成为70年代初国际政治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在美国陷入越战泥潭之际，苏联在军备竞赛和地区争夺上采取了攻势。而美国因为越南战争的消耗经济、危机的困扰，在经济、军事方面的实力急剧衰退。尼克松政府采取了“实力地位”为基础的外交手段，同时着手调整对华政策，把与中国和解，以借重中国，抗衡苏联作为新型战略的一大步骤。1971年7月，尼克松访华，但日本人感到震惊，一向自视是美国忠实盟友的日本不得不重新评价和调整错误的对华政策，走向了改善中日关系的道路。中国日益强大和国际威望不断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不但没有被遏制战略所扼杀，而且国力增强，政权稳定，并建立了以此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国防力量。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冲破了美日间的阻挠，胜利地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成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到1972年中国已经同79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都表明中国已成为不容忽视的政治大国，日本也要面对这一现实。日本自身发展的需要，在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日本经过20多年的复兴发展，到70年代初，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国。日本对美国力量的对比的变化有利于是日本的变化，为日本采取独立于美国对外政策提供了可能。在美苏争霸的战略态势出现了不利于美国的变化之后，日本也担心美国的核保护伞是否可靠。出于其国家安全的战略考虑，日本人也包括希望够通过与中国友好相处来减轻来自苏联的威胁，改善自己长期利益的战略地位，实行“多边自主外交”。同时，通过与中国的建交可以得到更大的经济利益。此外，中日邦交正常化还有利于日本国内政局的稳定。在国际社会中可以改善日本的形象，提高日本的政治地位。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政治敌对态势的消失促进了两国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增长。这段期间中国和日本在贸易、金融、经济合作等方面有很大发展。一、在贸易方面。1978年2月16日，中日两国签订的中日长期贸易协议，期限为1978年至1985年，共8年。两国根据平等互利、互通有无、进出平衡、长期稳定的原则，各出口金额累计1000亿美元。1979年3月，双方同意将协议的期限延至1990年，在协议13年期间，将原定目标金额再增加1至2倍，即双方出口200至300亿美元。在两国政府的支持下，上述贸易协议执行情况基本顺利。到1982年底，中国原油对日出口累计约3960万吨，煤炭740万吨，两项共计84亿美元；我国从日本进口的技术设备成交额为55亿美元。长期协议后的进出口贸易占中日贸易的比重从1978年的23％上升到1982年的34％。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后，同日本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各种贸易方式：从轻纺产品的来料加工到石油、煤炭、有色金属等领域的大规模合作开发；从单项的装配贸易到综合性的长期补偿贸易；从企业技术改造到电力工业、港口、交通达输、农业等方面的建设；从采用各种具体支付方式到接受贷款、合办企业、劳务出口、发行日元债券等，两国的贸易额迅速增长。中日两国经济贸易界还互设贸易机构，加强往来。二、在金融方面。大量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建设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之一。中国进行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通过各种渠道多种方式从日本筹集资金：一是利用条件比较优惠的日本政府日元贷款－海外经济协力基金；二足利用日本输出入银行的能源贷款；三是民间银团贷款及投资；四是在日本发行债券和接受无偿援助。日本对中国进行了三次贷款，共15700亿日元，有助于中国扩充基础设施，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自l982年1月至1987年8月，中国在日本发行19次债券，共计3650亿日元和2.5亿美元。此外，日本还直接投资、以租赁和补偿贸易等方式对我国政府提供商业性资金便利。日本政府还向中国提供无偿援助。自1981年至1987年共462亿日元，用于19个社会福利和研究项目。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不仅要扩大对外贸易利用外国的资金，而是还要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引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速经济建设。中国广泛吸收日本民间直接投资，兴办“三资企业”，请日本帮助对现有企业进行改造；与日本合作开发油田。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结束。中日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日关系发展的基础、环境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日关系也表现出新的特点表现为中日政治关系起伏不定，曲折多变。冷战结束后，双边关系取得重大进展。中日双方就发展“世界中的中日关系”基本达成共识，日本全面提升中日关系，首次将中日关系与中美关系相提并论。1992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日和日本天皇访华，中日政治对话登上新台阶。但1994年开始，两国间摩擦迭起，双边关系从巅峰跌落，陷入建交以来最困难的时期。1994年，日本缩短了对华日元贷款的期限；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邀请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访日，提升对台实质关系。199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日本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者不但不反省历史，反而肆无忌惮地否定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社会党关于以国会形式通过不战决议，向亚洲国家谢罪的提案，遭到70%自民党议员和450万人署名反对。部长级官员接踵跳出来为侵略战争翻案，仅1993－1995年的三年中，发生的类似事件比过去20年还多。遭到中国及其它亚洲人民的强烈谴责。1996年日本更是变本加厉，在领土、防卫、历史、台湾等问题上全面向中国发难。1996年，中国在台湾海域演习之后，日本是除美国外惟一对华提出抗议的国家，主张日本要更加关注台湾的现状和前景，公然干涉中国内政。还以中国进行核试验为由，对华实行经济制裁，冻结对中国无偿援助等等。但在同一时期，日本两任首相访问了中国；中国副主席荣毅仁和人大委员长乔石先后访问了日本。1997年以后中日关系下滑的势头基本得到控制，1997年中日政府首脑实现了互访，双方都主张加强对话扩大合作。1998年初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访问了日本，日本防卫厅长官方访问了中国，中日防卫对话进入新层次；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访日，为中日新一代政治家建立起对话的新渠道；江主席访日为新世纪中日关系定位、定性，为新世纪的中日关系的新发展注入活力。但令人遗憾的是，1996年4月，日美发表《日美安全联合宣言》，强化旨在对付亚洲和中国的同盟关系。2003年以来，日本利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机，及时捕捉到了又一“良机”。2003年６月，《武力攻击事态法》等“有事法制”相关三法在经过日本国会众参两院高票通过后开始施行。这一被学者称之为“战争法”的法律体系对于日本未来的军事发展无疑具有里程碑般的重要意义，其中所包含的极具主观色彩的“推断有事”概念以及建立在绝对权限之下的全民动员体制等内容均可能预示着日本防务政策将产生根本性转变。也难怪日本防务界为26年的夙愿得以实现而备受鼓舞，甚至于有人在《读卖新闻》上如是感慨万端：“日本终于成为‘普通国家’了。”

　　日本在谋求政治大国的同时，尽管与中国政治关系摩擦不断增加，但是中日经济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冷战后，中日经济关系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据中国海关统计，1990年双边贸易总额为164.4亿美元，1996年则突破600亿美元，连续5年以平均20%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2002年上半年中国与日本贸易额高达451亿美元，其中日本对中国出口增长11%，进口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在日本贸易总量的份额比上年增长1.7%，达到12.8，中国已经多年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日贸易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贸易结构继续优化，逐渐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发展，日本对华投资也在不断增长。据中国外经贸部统计，到1996年9月，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累计达14662项，协议金额250.04亿美元，实际投入130.5亿美元，分别跃居我国利用外资的第三位和第二位。2000年，由于中国加入WTO在即，日本对华的投资开始恢复。2001年在西方主要国家出现经济同步下滑的背景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合同数的高达2003件，比上年增加24.1%，合同金额为为54.2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49%。同时，投资项目开始向高附加值产品领域扩展，投资区域也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发展。日本对华优惠贷款截至1996年已有4批，总金额超过2.1万亿日元，居各国对华贷款之首，超过我国接受官方贷款总额的40%，日元贷款主要用于我国交通、能源、农业、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等领域近百个重点项目的建设。日本经济界这种同中国经济进行积极合作的巨大热情和实际行动，与1996年以前日本政界对华的淡漠甚至敌视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1997年以后，中日政治关系逐渐改善，而由于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影响等因素，中日经济关系呈下滑趋势。但是自东亚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与日本两个国家在金融领域的合作逐渐增加，除了两国中央银行间建立的经济的对话机制，相互在对方增加金融分支机构，更重要的是两个国家在2002年3月签订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实现了中国与日本年度国家在金融领域在亚太地区的高层次合作。中国与日本货币互换协议作为东亚国家和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加快东亚货币安全网络建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读卖新闻》2003年1月27日报道，去年中日贸易总额增加了15.3万亿日元，其中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比上一年增长33.2%和13%，这无疑给出口导向型的日本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该报说，在过去一年中，尽管日本对美国出口下降了9.8%，但由于对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出口出现强劲增长，所以，2003年日本的出口总额依然高达54万多亿日元，贸易顺差也超过10万亿日元。中国的崛起不仅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复苏，而且还改变了日本经济一贯仰赖美国的状态。日本的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增长4%至6%，而对亚洲的增长则超过了10%，其中对中国出口的增长率竟然高达20-30%。

　　日本自60年代末成为西方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以来，其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强劲。虽然近几年来受到其自身泡沫经济和亚洲金融危机的极大冲击，但其总体实力依然雄厚。90年代世界其它国家所欠日本债务达5000亿美元。从经济规模看，90年代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9524美元，居西方世界第一位，超过美国20%，从国际金融看，日元已成为世界上三大主要国际货币之一。从制造业看，日本在汽车、钢铁等传统工业方面已把美国抛在后头，日本产品以质高价廉而横行世界。这一系列光彩照人的成就使得日本要借其综合国力取得与其经济大国实力相适应的国际政治地位。

　　近两年来，随着日本国内新国家主义、新民族主义的抬头，其外交政策谋求自主的成份越来越大，这些因素对新世纪的中日关系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这里，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主要就是指在东西关系、南北关系、军备控制等一系列世界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拥有不次于其他大国的发言权。具体地讲：首先要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成为积极发挥影响世界政治的一极，与西欧大国平起平坐，成为西方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领袖”。其次，要在亚太地区起主导作用。第三，使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从发挥地区性作用进而发挥全球性影响。

　　日本本身想成为政治大国是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也源于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经济的崛起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形成强烈的反差，成为导致日本国内某些势力制造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产品存在替代关系，会消减日本产品的市场；而日本对华投资的增加会导致日本国内产业空洞化；中国经济的崛起将给日本经济带来威胁等等。虽然两国的经济运行呈现的一些矛盾，至于中日两国的国内状况，也是稳中有变，静中有动。在中国自90年代以来到21世纪中期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是今后半个世纪中国的国策，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将是与此相辅的外交政策和核心。中国能否在政治稳定的条件下再度保持经济高速发展20年，世纪之交将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最重要关头，平稳过渡将为中国长期稳定高速发展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日本的国内环境的变化比较复杂，当前提出的各项改革起前景如何难以预料，但是世纪之交是日本将实施各项改革的最紧要关头，这些改革取得成效，使日本保持稳定，恢复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日本经济改革取得成效，科学技术仍然居于领先地位，美国经济走下坡路，则日本的经济状况不但会好转，而且还会有发展。日本的政治状况可能变化很大，但对外政策不会改变，维持美国的同盟的是日本最主要的外交选择，很难超越美国容许的限度全面推行独立自主的对华政策，美国同盟对中日关系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积极干预台湾问题的态势以及对我国软遏制态势方面。

　　三、中日关系的展望

　　虽然中日关系的变化深受国际局势的影响，但是中日关系基本上还是取决于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情况以及对对方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战略。由于中日双方政治经济实力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出现许多矛盾，但是双方仍然存在相互依存的一面，所以总的来说中日关系将在摩擦与合作中曲折发展。

　　经济上，中日两国互为重要的合作伙伴。日本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我国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日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很强，两国间的相互依存必将随着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而加强。从世界经济发展看，全球化和区域化在同步发展，西欧经济圈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两个经济圈的区域化正如火如荼发展。然而，东亚经济圈是一盘散沙。可以想象，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一家与其他两个经济圈单打独斗，结果必然是吃败仗。东亚经济圈要想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之间有效合作。因此在经济上，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将会持续快速的发展。

　　政治上，中两国基本条件的绝对不对称和发展趋势的相对均衡化的趋向，使两个国家关系处于新的历史转折阶段。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一座为政治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总体的经济实力在初步的增强，对东亚的辐射能力越来越强。日本虽然是经济大国，但是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还是不具有发生重大作用的能力，但是其政治地位在不断地提高，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明显的加快。日本对大国地位的追求，使得中日关系敏感而复杂。

　　一、日本的态势与中日关系

　　日本是一个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的国家，在今后的美欧日联合体中，有可能实现与西欧大国平起平坐，在亚太地区的作用将会继续增大。日本“政治大国”的野心使其不愿看到中国强大。随着日本谋求政治大国步伐的加快，再加上其外交理念因受东西方划线影响甚深而未能摆脱冷战思维，日本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戒备心理，担心中国强大。日本认为“如果今后30年中国仍保持高速增长，其经济规模将超过日本，这势必会影响其政治大国战略的实施”，于是产生了一种恐惧感，越来越担心中国成为其安全上的威胁、经济上的对手，极力以种种借口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以制约中国的发展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在台湾问题上，一方面日本领导人小渊惠三等在众多场合均表示支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和“一中一台”；然而另一方面又有包括些许政界人士在内的反华分子力图以台湾牵制中国的发展，借口台湾海峡局势与日本安全密切相关，妄图把台湾拉入其导弹防御体系，以便插手中国内政，干涉中国统一。

　　日本通向“政治大国”之路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应该是步履艰难的。日本向政治大国迈进的步伐与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冷战后，中国经济不仅承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而且表现出了更加强劲的发展势头，而日本正是在中国迅速崛起的背景下提出加快实施“政治大国”的战略。在当前这一背景下，情况是复杂的：一方面，日本的很多事务离不开中国的合作，“综观整个亚太，中国在不断成长和壮大，在亚洲的地位已超过俄罗斯在欧洲的地位。”“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南中国海等地区都潜藏着爆发争端的危险，而这些问题都与中国密不可分”； 另一方面，“日本外交需要有一种牵制力量，使中国无法越出与我交往的伙伴关系框架。强化与印度、越南等的关系就属于这类牌，是对华外交中强化我讨价还价能力的一种选择”。另一方面，日本的发展需要良好的中日关系。首先在战略上，日本出于地缘政治和追求政治大国地位的目的，需要一个良好的中日关系。政治上日本不愿美一极独霸世界；外交上极力谋求增大国际上的发言权，日本在对美外交中必然要借助中国的影响，在谋求大国地位方面，日本将中国视为其推行联合国外交的关键因素。日本联合国外交的重点放在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上，如果得不到中国的理解和支持，将难以如愿。日本的亚洲外交也需要借助中国的“支柱作用”，日本无论在朝鲜半岛还是在东南亚问题上要发挥作用，没有中国的支持和合作，将是困难的。其次，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中，日本也需要借助中日关系，目前美国谋求单极世界，日本虽怕触怒美国不敢明确支持多极化世界，但面对中俄法等国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日本有失落感。冷战结束初期，日本主张建立“日美欧”三极世界，但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后，美谋求独霸世界和欧洲主张建立欧洲人的欧洲，使日本感到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强调中日关系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因素。

　　二、中国的态势与中日关系

　　就中国而言，在处理中日关系时除了政治和经济利益因素之外，感情因素也占了很重要的成份。由于二战期间日本发动的那场使中国蒙受巨大灾难的侵略战争，并且至今毫无反省之意，文部省几次修改教科书篡改侵略史实，一些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否认南京大屠杀等。这些行为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90年代，日本的“经援政治化”令中国人再次领略了经济合作附带政治条件的苦涩。21世纪伊始，三菱越野车质量、日航服务、东芝电脑性能等新的问题一度大有向中日“民族对立”发展之势。“大葱贸易战”硝烟乍起，预示着继日美经济摩擦退潮之后中日可能迎来经济摩擦频发阶段。今夏出现的这场“京沪高铁”舆论，则使中日政经互动呈现出互联网时代特有的更为复杂和敏感的局面。近年来中日关系中的一些摩擦大都与此相关。在关系历史和主权等原则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人民肯定不会让步，历史问题处理的妥当与否一直是中国人对待日本的关键。

　　未来一二十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出于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关键时刻因此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中国需要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需要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对中国来说，需要一个稳定的、健康的中日关系。1，中日睦邻友好可以稳定我国的周边环境。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互为对方最重要的邻国，只有与对方和睦相处，才能为自己争取到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日这两个处于战略上升期的大国间很容易滋生竞争意识。但必须将它控制在两国关系不致破裂的范围内。2，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与中国近在咫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是美国、俄罗斯等大国所难以替代的。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密切。双边贸易的扩大和直接投资的增加，已经使中日两国彼此都有求于对方，谁也离不开谁。3，冷战以后，中美日三国间已经形成某种程度的互动关系。目前，美国当权者在潜意识里总是把中国视为未来最有可能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竞争者，既想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在这个世界最大潜在市场的发展中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又要千方百计地对中国的崛起加以遏制。在中美关系曲折起伏，复杂多变的情况下，稳定中日关系，对改善我国战略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4，亚太经济特别是东亚经济的区域一体化趋势对中日两国有着积极的意义。5，中日两国在推进世界格局多极化问题上有较多的共同语言和协调行动的可能性。中国反对美国的霸权战略和单边主义政策，不希望看到一个单极世界，认为多极化的道路虽然曲折，但却是必然的趋势。在对待日本关系的问题上，中国政府的态度比较明确，致力寻找和扩大中日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的交汇点，促使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