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经济论坛：2011年能源展望
世界经济论坛：2011年能源展望——天然气的新时代（三）2011-7-6第二章天然气供应革命几年的发展就能给国际天然气市场带来巨变。仅在5年前，我们曾预计北美天然气生产将迅速减少。全球液化产能的大规模扩张将使疲软的北美市场恢复活力，并使亚欧成为全球天然气市场的供需中心。价格不贵且丰富的液化天然气资源有望与常规天然气资源展开竞争。人们很少关注页岩气、致密气和煤层气等非常规天然气资源。页岩气的出现打破了所有假设。以新的方式将所有已知技术组合在一起已导致北美非常规天然气成本竞争力取得了突破。目前在大多数情况下，非常规天然气的价格比常规天然气的价格低。2002年，页岩气仅占美国天然气供应的2%，而到2010年已增至24%。而今许多地区都在开发非常规天然气的潜力。从北美吸取的教训可能将运用到全世界。非常规天然气革命人们知晓页岩气已有数十年的历史。事实上，页岩是许多常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烃源岩（sourcerock）。尽管如此，直到最近，低渗透性和多孔性使得从页岩中提取天然气的成本过于高昂或技术可行性低。近十年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对新技术的大规模投资使北美的页岩气生产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并使页岩气在成本上具有竞争力。从页岩中生产天然气，有两种技术至关重要，即水平钻井（horizontaldrilling）技术和水力压裂（hydraulicfracturing）技术。这两种技术都有数十年的使用历史，但将这两种技术结合使用则是引发页岩气革命的关键。•水平钻井技术指打一口垂直井至预定深度，而后水平钻孔以获取更多的储量。•另一个是水力压裂（hydraulicfracturing）技术，指在高压下向井中注入液体以使储气岩破裂，并让岩石中的天然气能够流向井眼而后到达地面。压裂液通常由水和沙子（或其他固体）组成，主要是为了使储气岩破裂后保持破裂状态。提高上述过程效率的化学物质包括不足1%的压裂液。最近利用多种压裂技术来进一步增加气井的产量。水平钻井技术与水力压裂技术的结合的突破出现在2002-2003年，尽管过了5年人们才认识到这种革命性技术的影响。然而，两种技术的结合只是发挥页岩气潜力的开始。每一种地质构造都需要一种独特的方法。两个钻井工在近距离的同一地质层上钻井却通常产生不同的生产成本。不同的页岩储集层在渗透性、孔隙率和深度等特性方面各不同。当考虑到政策和利益攸关者等因素时，明确任何具体区域的非常规天然气机会将更具挑战性。在非常规天然气革命的过程中，政策可能与地质和技术一样重要。北美：“页岩之风”页岩气是北美天然气供应游戏规则的改变者。据IHS剑桥能源研究协会（IHSCERA）估计，北美非常规天然气包括超过51万亿立方米(Tcm)（1,800万亿立方英尺[Tcf]）的可采天然气——超过自1930年以来北美已生产的天然气产量。这些新增资源加上此前的估计值，将导致天然气资源量超过85万亿立方米(Tcm)（或3000Tcf），可以满足北美100多年的消费需求（按照北美当前的消费量计算）。图5标注了最重要的北美页岩资源所在地。鉴于页岩气的规模和所处位置接近美国东北部需求中心，马塞勒斯页岩（MarcellusShale）资源特别具有发展前景。天然气产量也反映出页岩技术已带来了新的丰富产量。在短短的两年内，北美天然气产量中页岩气的比重就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12%（每日2亿立方米[Bcm]或66亿立方英尺[Bcf]）增至2010年的24%（每日0.4Bcm或13.8Bcf）。到2020年，页岩气占北美天然气产量的比重可能增至50%。图5：北美非常规天然气热点http://www.drcnet.com.cn/DRCnet.common.web/docimage.aspx?ImageID=1427726来源：IHS剑桥能源研究协会页岩气生产技术的进步也改变了北美天然气供应曲线（见图6）。很大一部分新供应能够以低成本生产——全周期成本（infull-cyclecostterms）低于145美元/千立方米(Mcm)（4美元/百万英热单位）。[1]如此低成本的天然气的出现正推动非常规天然气供应的增加，并改变了对未来北美天然气价格发展方向的假设。然而，成本最低的资源并不必然是那些首先被开发的资源。管道运输能力必须能够连通生产区域与需求中心。例如，基础设施的局限性可能会延迟加拿大霍恩河（HornRiver）和蒙特尼页岩（MontneyShales）以及美国中大西洋州的马塞勒斯页岩（MarcellusShale）部分区域的开发。市场规模、个体生产商所占面积以及服务业的服务能力等实际问题将与生产成本一样，决定生产水平。图6：页岩气正改变北美供应曲线的形态*（亨利港保本价）http://www.drcnet.com.cn/DRCnet.common.web/docimage.aspx?ImageID=1427727来源：IHS剑桥能源研究协会*指已探明资源、可能性资源和潜在资源。许多页岩开采区的成本低是因为生产效率得到了提升。水平钻井技术使我们可以从单井中获得更多的天然气储量。此外，在单个地点或井场（wellpad）钻取多个井可以实现使用一套钻井设备钻取多个水平井，而不需要在井与井之间拆卸和重新组装钻井设备。在一个井场钻取多个井也可以减少对耕地的骚扰（Landdisturbance）。此外，批量操作（“batch”operations）——即对多个天然气井进行重复操作并分阶段钻探许多井——也可以提高施工效率。提高钻井效率意味着钻取一定数量的井所需使用的钻井设备减少，会大幅节省成本。此外，对北美的页岩层的了解较深，这意味着出现“干井（dryhole）”的风险低。页岩生产的持续强劲增长有赖于在钻井和完井（wellcompletion）过程中持续的创新、获得土地以及获取钻探许可的及时性。页岩气产业将推动创新进程，但监管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塔里斯曼能源公司CEO曼佐尼（JohnManzoni）在其论文《让天然气成为迈向低碳未来的桥梁式燃料》（SecuringNaturalGasasaBridgeFueltoaLow-CarbonFuture）中如此写道，“须提高勘探和开发（E&P）业在帮助设计能源政策以确保天然气的伟大前景的战略作用”，他说。要获得公众对页岩气产业的认可，环境问题的适当管理尤为重要。曼佐尼接着表示，“勘探和开发业必须加倍努力以确保最高标准的维护，并与社区合作减少地表骚扰（surfacedisturbance），使其对野生动物的影响最小化，并保护地下水资源。”页岩气开发面临的环境挑战页岩气开发所引发的环境问题已成为了美国部分地区的重大问题，而随着页岩气生产的增加，这些环境问题还可能在其他地区出现。从许多方面来看，获取越来越多的低碳天然气储量是有利的，因为与其他燃料相比，使用天然气可以减少温室气体和许多空气污染物的排放。然而，天然气所带来的好处相对较为分散，只有在使用天然气的时候和地方才会获益。而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其所带来的益处是全球性的。然而，与页岩气开发相关的不利环境影响的风险只出现在生产天然气的当地。这些问题普遍存在于场地整理、钻井和压裂过程中。页岩气开发过程中会出现对土地的骚扰、尘土（nuisancedust）、噪音和柴油机尾气排放，但一旦页岩气井处于生产阶段，则其影响最小。对页岩气开发最大的担忧与水相关。在对每个页岩井进行打钻和压裂时需要1500-1900万升（400-500加仑）水。而该数量的水足够满足35-45个美国家庭一年的用水需求了。然而，与其他一些燃料相比，页岩气开发的耗水量较少。例如，煤炭从生产到发电所需的水量是页岩气的4倍，而且前提是发电厂使用的是闭路冷却系统（closed-loopcooling）。然而，各地的水资源储量各不同，水的可得性可能成为干旱地区的一大挑战。饮用水的污染也是一个关键问题，主要集中在水力压裂过程及其污染地下蓄水层的可能性。然而，地质情况和正确的井式安装（properwellinstallation）会使其成为不可能。正确安装的井包括被混凝土包围的铁壳（steelcasing），以将井与其经过的地下蓄水层分隔开来。地面套筒（surfacecasing）延伸至最深的饮用水水源下50-100英尺处。页岩气资源一般位于潜在最深饮用水地下蓄水层以下数千英尺处。页岩的低渗透性和其他形成物束缚了压裂液从页岩上流至饮用水水源层，甚至在压裂过程中承受压力时也是如此。虽然水力压裂不太可能造成水污染，但采出水（producedwater）的存储和处理以及钻井过程中使用的水和化学物都可能是水污染的潜在源。同样，存放于接近钻井的深坑中的钻探泥浆（drillingmud）的释放也是可能的。这些风险普遍存在于所有的石油和天然气开发过程中，但与压裂相关问题相比，这些风险仍未得到公众足够的重视。适当处理地表的水和其他物质对避免径流和地表水受污染至关重要。欧洲：认识页岩气的潜力对欧洲页岩气资源的预测可与北美页岩气资源的预测相媲美。在《打破常规：欧洲非常规天然气的发展前景》一文中，IHS剑桥能源研究协会资深研究主管彼得·杰克逊（PeterJackson）对欧洲非常规天然气的发展前景进行了评估，并将波兰、波罗的海国家（theBaltics）、德国和奥地利的页岩资源描述为“世界级”的，见图7。然而，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欧洲非常规天然气的发展机会可能不同于北美的页岩气革命。首先，欧洲矿产资源所有权（ownershipofmineralrights）对欧洲开采企业的挑战不同于北美勘探与开发企业所面临的挑战。通常美国的矿权为私有，连同地表土地所有权（surfacerights）一起转让。财产（property）所有者也可以出售或转让财产底下资源的所有权。另一方面，欧洲矿产资源的所有权通常属于国家。因此欧洲的勘探与开发企业与ZF而非个体业主进行谈判。这就为矿产的开发带来了障碍。与ZF谈判是一个既耗时又需要调动更多资源的过程。而最终的让步还会让开发商与地上资源所有者产生冲突，后者并不分享所产生的收益。图7：欧洲的非常规天然气资源http://www.drcnet.com.cn/DRCnet.common.web/docimage.aspx?ImageID=1427729来源：IHS剑桥能源研究协会其次，在钻井和生产过程中地上活动是不可避免的。地上活动可能包括建造公路和基础设施以将重型设备运至钻井现场，处理污水以及过去并未进行陆上钻探（onshoredrilling）的地区地形风貌的变化。因为欧洲的人口密度更高且陆上钻井经验有限，将地上扰动降至最低尤为重要。此外，因为欧洲天然气开发为土地所有者带来的经济收益比北美小，因此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动力去忍受天然气开发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第三，欧洲并没有成套的专项陆上钻井设备用于在非常规天然气资源区进行钻井。这就提出了技术和物流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在资源大规模开发以前得以解决。另外，欧洲还将不得不建立起一套物流体系来支撑陆上天然气勘探和开发工业。尽管存在着诸多潜在挑战，但在欧洲开发陆上天然气资源的理由很有说服力。供应的多元化可以增强天然气市场的稳定性，同时也能提高公众对广泛使用天然气（尤其在发电领域）的信心。在欧洲，波兰是生产非常规天然气潜力最大的国家。在高产的情况下，IHS剑桥能源研究协会预测，波兰的非常规天然气年产量将从目前的约5Bcm（每日0.5Bcf）增至2025年超过100Bcm（每日9.7Bcf）。预计同期波兰国内天然气年消费量将增至略高于20Bcm（每日1.9Bcf），这意味着波兰可能成为重要的天然气出口国，并改变中欧地区的天然气供应现状。即使在产量较低的情境下，波兰也将从一个天然气进口国变身为天然气出口国。彼得·杰克逊（PeterJackson）这样描述欧洲非常规天然气面临的政策挑战，“在设计欧洲非常规天然气未来过程中，能源政策的重要性至少等同于地质情况。如果未能实现监管环境的合理化，那么非常规天然气生产的起飞将在地域上受限或时间上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决策者可能面临战略抉择：即支持非常规天然气——一个相对清洁的本地资源——或采用更加昂贵的零排放清洁技术。”与此同时，欧洲大量非常规天然气资源的发展潜力进一步使针对里海和中亚地区的潜在新能源供应的讨论复杂化。[1]全周期单位成本包括具体区域开采企业所面临的所有成本，包括资本和营业开支、矿区土地使用费和税收。（未完待续…） 英文链接：http://www.weforum.org/reports/energy-vision-update-2011-new-era-gas?fo=1作者：世界经济论坛，IHS剑桥能源研究协会；国研网编译来源：世界经济论坛2011年
-
世界经济论坛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温家宝致辞
2011年夏季达沃斯论坛9月14日至16日在大连举行。本届论坛主题是“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14日在大连开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的致辞。以下是温家宝致辞实录： 温家宝：尊敬的克劳斯·施瓦布主席，女士们、先生们，首先，我对“第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举办表示衷心的祝贺，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地欢迎！ “夏季达沃斯论坛”已经走过五个年头了，五年的时间使达沃斯论坛形成了一个宗旨，这就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创新，面向青年”，会议多种多样的形式的讨论，开得生动活泼，充满朝气，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困难的时期，给世界传递了希望的声音，带来了信心和勇气。 本次论坛以“关注增长质量掌控经济格局”为主题，反映了大家对推动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共识与期待，我祝愿本次论坛获得圆满成功！ 如果以三年前9月15日，雷曼兄弟银行倒闭为标准，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三年了。国际组织，各国政府，企业界和专家学者都在深刻的反思，探究危机产生的原因，寻求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未来发展之路。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有喝彩，也有怀疑的。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有看好的，也有唱衰的。对此，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胸中是有数的，信心是坚定的。新世界头十年，是世界经济格局大调整，大变革的十年，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十年，也是我们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恢复成就的十年。 这十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10.5%，国内生产总值由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对外贸易总额由第七位上升到第二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农业基础不断加强，中西部地区发展加快，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各项社会事业蓬勃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大幅提高。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迈上新台阶，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坚持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财税、金融、农村、企业、资源价格等领域推出一系列重大改革，使微观经济活力和宏观管理能力明显增强，市场配置资源效率明显提高。全面推进社会事业发展，实现真正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保障性住房建设加快推进，使“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理想逐步变成现实。通过改革，我们进一步破除了制约发展的各种障碍，调动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资本、劳动、知识、技术和管理的活力竞相迸发，成为社会财富迅速增加的源泉。 我们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以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调整进出口结构，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结合起来，推动对外投资与利用外资协调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和区域合作机制建设，不断深化双边与多边经贸合作。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全面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外开放不仅有力促进了中国发展，改善了本国人民福祉，也成为促进区域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女士们、先生们：步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我国和平发展；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深入发展，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国民储蓄率较高，科技和教育整体水平提升，劳动力素质改善，改革不断深化，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这些都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开辟了广阔空间。我们也深刻认识到，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然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随着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保持我国经济在更长时期内高速增长的难度在加大。但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没有改变中国发展的基本面，我们完全有能力、有条件、有信心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推动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十二五”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们充分考虑未来发展趋势和条件，与我国2020年奋斗目标紧密衔接，确立了今后5年发展的总体方向和战略任务，突出体现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要求。 中国将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着力调整优化需求结构，增强消费需求拉动力。立足内需是大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中国有占世界20%的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000美元，进入到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提高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加强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都孕育着巨大的国内需求。我们将着力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营造良好消费环境，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把扩大消费与推进城镇化、保障改善民生有机结合起来，与加快发展服务业有机结合起来，力争使城镇化率再提高4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再提高4个百分点，使最终需求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中国将坚持优先发展教育，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把经济发展建立在提高人力资本质量的基础上。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大力提升教育水平，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是经济发展的优势、动力和源泉。我们要尽快把经济增长从依靠增加人力资本数量转变到依靠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上来。这是适应技术进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是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我们要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更好地统筹发展各级各类教育，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着力培养创新型人才，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这将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 中国将坚持创新驱动，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大力增强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依靠科技支撑和引领。“十二五”时期，我们要把科技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加大科技投入，把研发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75%提高到2.2%。瞄准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加强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研究，集中力量突破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提升知识产权创造、应用、保护、管理能力，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加快应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装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现阶段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力争形成新的支柱性产业，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赢得发展的主动权。 中国将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走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显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我们将加快构建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十二五”期间，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11.4%，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6%和17%，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8%至10%。我们要健全法规和标准，强化目标责任考核，理顺能源资源价格体系，加强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大力培育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全面推进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和资源综合利用，保护与修复生态，增加森林碳汇，全面增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中国将坚持以人为本，更加重视保障改善民生，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全体人民生活得更好，这是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标准。我们要以共享发展成果为目标，以保障改善民生为重点，全面推进社会建设。坚持把增加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为全体劳动者创造公平的就业机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超过7%。实现城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障的制度全覆盖，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覆盖面达到20%。 中国将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增强可持续发展动力。中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的发展进步，也必须依靠改革开放。我们要继续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财税金融、要素价格、垄断行业等重要领域改革，力争取得明显进展。坚持依法治国，从制度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的状况，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需要中国。这里我重申，中国的对外开放是长期的、全面的、互利的，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决不会改变。我们将继续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推动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和金融体制。我们将继续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和政策，使中国的投资环境变得更加规范、更加透明、更加有利于各类企业投资兴业。 女士们、先生们：目前，世界经济正在缓慢复苏，但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加大。无论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都出现回落；一些国家主权债务风险增大，引起国际金融市场急剧动荡；主要发达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新兴经济体通胀压力上升。这些表明了世界经济复苏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2009年年初，我在达沃斯论坛上曾经说过：这是一场全球性的挑战，战胜危机要靠信心、合作和责任，它也检验着国际社会加强合作的诚意和水平，考验着我们的智慧。今天，我的看法没有改变。国际社会要进一步增强信心，加强合作，共同应对挑战。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加快建立公正、合理、健康、稳定的世界经济新秩序。各国政府要真正承担起责任，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主要发达经济体要采取负责任、起作用的财政、货币政策，妥善处理债务问题，保持市场投资安全和稳定运行，维护全球投资者信心。 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总体上是好的。今年以来，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6%，贸易顺差减少17.6%，内需的作用增大；城镇新增就业655万人，物价涨幅总体可控，重要商品市场供应得到较好保障；结构调整积极推进，企业效益和财政收入较快增长；居民收入稳步提高，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二季度后经济增速略为放缓，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调控的结果，没有超出预期。我们将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根据形势变化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切实把握好宏观调控的力度、节奏和重点，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三者的关系，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防止经济出现大的波动，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我相信，中国经济一定能够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并为推动实现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做出新的贡献！我们真诚欢迎各国企业积极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共享中国繁荣进步的机遇和成果！谢谢大家！
-
对世界经济概论上课笔记的补充
对世界经济概论上课笔记的补充名词解释：1、刘易斯的“二元经济”二元经济模型(DualSectormodel)也称作“两部门模型”（DualSectormodel）是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的发展经济学模型。“二元经济”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一是传统部门，二是现代部门。传统部门——自给自足的农业及简单的、零星的商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很低，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零甚至小于零，非熟练劳动的工资极低，在该部门存在大量的隐蔽性失业，但容纳着发展中国家的绝大部分劳动力。现代部门——技术较先进的工矿业、建筑业、近代商业、服务业，容纳的就业劳动力较少，劳动生产率较高，工资水平较高，在传统部门的工资之上。二元经济模型模型结论：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现代部门的不断扩张和传统部门的不断萎缩。工业化过程中，传统部门为现代部门输送剩余劳动，以廉价劳动力为现代部门创造利润，累积扩大再生产的资本。剩余劳动未输送完毕的时候，传统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处于停滞状态。传统部门只有在剩余劳动被现代部门吸收完毕后劳动生产率才能提高，传统部门的就业者的收入才能改善。传统部门是次要的、从属的、消极被动的；现代部门是积极能动的。2、剪刀差剪刀差是指工农业产品交换时，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所出现的差额。因用图表表示呈剪刀张开形态而得名。它表明工农业产品价值的不等价交换。如果价格背离价值的差额越来越大，叫扩大剪刀差；反之，叫缩小剪刀差。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的这种价格差距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它的具体表现是：当一般物价上涨时，虽然农产品价格也同时上涨，但它上涨的幅度往往低于工业品价格上涨的幅度。而当一般物价下跌时，虽然工业品的价格也同时下跌，但它下跌的幅度往往低于农产品价格下跌的幅度。如果把一定时期(比如一年)内工农业产品价格变动的情况用统计图表表示出来，那么，工业品价格呈上升趋势，而农产品价格呈下降趋势，二者犹如张开的剪刀的形状一样，因此称为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中国工农业产品交换中存在的剪刀差，是历史形成的。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国民经济以农业为主，手工业只是农业的附庸。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基本上按照它们的价值进行交换。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用武力夺取了对华贸易的各种特权，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倾销商品（主要是工业消费品）的市场和掠夺原料（主要是农产品）的基地。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国内剥削阶级利用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优势地位，不断地提高工业品销售价格，降低农产品收购价格，用扩大剪刀差的办法剥削农民。仅据安徽六安、陕西安康、广西百色、四川大竹四个农村初级市场的价格指数来计算，从1936～1948年的十多年间，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就扩大了65％，相应的剪刀差也达到了最高峰。3、价格双轨制（double-trackpricesystem）是指同一产品计划内部分实行国家定价，计划外部分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制度。价格双轨制中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一种特殊的价格管理制度。价格双轨制指的是对同值的标的物实行两种不同的定价机制，一种是计划的垄断性定价，另一种是市场定价。在中国一般系指工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中国已经经历了三次价格双轨制向的单轨制的转变，第一次是生产资料，第二次是人民币对外币汇率(牌价)，第三次是现在面临的资本市场的价格双轨制——非流通股的场外转让价格与流通股的市场价格的并轨，也即非流通股在统一的市场上实现全流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资分配体制以行政区划为界，以行政指令为手段，通过层层申请、层层分配，并在此基础上有组织有限制地订货，价格完全由国家有关部门控制，结果是企业被管死，产品“多年一贯制”，物资和资金周转缓慢，各种浪费严重。从1981年开始，国家允许在完成计划的前提下企业自销部分产品，其价格由市场决定。这样就产生了国家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按国家规定价格统一调拨，企业自行销售的产品的价格根据市场所决定的双轨制。4、角点解从微观经济学效用函数和无差异曲线方面讲，通常情况下最优解是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线相切的点，表示两种商品替代消费。而角点解是指最优点在边界上的解，即消费者只消费其中一种商品。如果两种产品完全替代，消费者就会只消费价格低的那个，就出现角点解了，这种情况下，预算线和无差异曲线在一端相交。5、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是指经济主体的偏好被良好定义的条件下，带有再分配的价格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而作为其中的特例，任意的市场竞争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实现条件：1.完全竞争 2.没有外部性3.没有交易成本4.完全信息5.不存在规模经济（即规模报酬不变）6、企业的产权和所有权7、信息租金租，或者叫“经济租”，在经济学里的原意是指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中，超过这种要素的机会成本的剩余。通常所说的租金有三类，分别是垄断租金、独特资源的租金和创新能力的租金（Teece，1997）。所以信息租金，就是利用信息去追求租金，即利用信息资源去获取多余的收入，或者利润。在不对称信息或者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信息优势方利用信息优势获得的超过其在对称信息或者完全信息下应该获得的收益部分，该超额部分价值就是“信息租金”。根据布坎南的定义：“寻租是投票人，尤其是其中的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努力，如游说和行贿等，促使ZF帮助自己建立垄断地位，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高额垄断利润超过平均利润的部分被称为经济租金。寻租者所得到的利润并非是生产的结果，而是对现有生产成果（利润）的一种再分配。寻租产生的条件是存在限制市场进入或市场竞争的制度或政策。它往往与ZF干预的特权有关。在ZF干预的条件下，寻利的企业家发现寻利有困难，转而进行寻租活动，取得额外的收益。寻租包括为了取得额外的收益而进行的疏通活动，这种额外的收益是许可证和配额产生的。8、用手投票与用脚投票用手投票：在股份公司中，产权是明晰的，投资者以其投入资本的比重，参与公司的利润分配，享有所有者权益；以其股权比重，通过公司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参与公司的重要决策，其中包括选择经理层。反之，投资者还拥有另一种选择权，即选择离开，理都不理你的“用脚投票”———卖掉其持有的公司股票。9、逆选择“逆选择”是信息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它的起源是“柠檬”问题（柠檬在美国俚语中有次品的意思）。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只有卖方了解自己要出售的商品的质量，而买方却不了解。如果在信息完全对称的市场中，优质品和劣质品可以有各自的需求和供给曲线，各自的成交价格也可以明显区分。但此时，市场中的优质品和劣质品混合在了一起，供给曲线没有发生变化，但需求曲线叠加到了一起，这时的成交价格介于原来的优质品和劣质品成交价格之间。那么，拥有劣质品的卖方就出售了他们的商品，而拥有优质品的卖方就不愿意出售。这样随着交易的不断发生，更多的劣质品涌入市场，而买方也逐渐认为市场上所有的商品都是劣质品，他们的需求曲线继续下降，市场成交价也停留在原来的劣质品的成交价格上。拥有优质品的卖方逐渐退出了市场，造成了劣质品驱逐优质品的情况，这就是市场的逆选择。逆选择，更确切地说应该是信息不对称会造成“市场失灵”，此时就需要ZF进行调控。所以说，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ZF的调控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不是只有信息不对称会造成“市场失灵”，还有外部性、道德风险等等。
-
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简介
187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导源于5月9日维也纳的债券交易，24小时内股票贬值了几亿盾;接踵而至的，是信用全面瘫痪和有价证券交易中止。维也纳的交易所危机很快蔓延到欧洲的其他交易所。由欧洲各国停止对美国的资本输出，导致美国纽约银行不再对铁路公司和工业界拨款，于是在9月18日，随着拥有北太平洋铁路大量债券的泽依-库克金融公司宣告破产，一场影响深远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终于全面爆发。受这次危机打击或影响的国家，除了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和奥匈帝国外，还有俄国、意大利、荷兰、瑞典、比利时以及日本、阿根廷、印度等非西方国家。自1825年以来，资本主义经济每隔一段时间就爆发一次危机。但与以往各次危机比较，1873年的危机“就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的强烈程度来说”，却是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所经历过的危机中“最大的一次”。随着危机的进一步展开，逐渐显现出与以往5次危机不同的表现形式与特点。首先是危机的策源地和“震中”完全从英国移向美国。英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源地，而且在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始终处于世界经济的顶端或“中心”地位。因此，马克思始终强调《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矛盾运动规律的分析，“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4]但是，1873年的危机却始自美国，而作为老牌资本主义的英国，迟至5年后才进入危机阶段。在1879年4月10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马克思指出这次危机“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的现象不同”，特别是在英国发生危机之前，美国、南美洲、德国和奥地利等地“就出现这样严重的、几乎持续五年之久的危机，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34.345)其次，重工业既是危机中遭受打击的主要部门，也是危机过后经济高涨的基础。以往危机过程中，遭受重创的主要是轻工业。例如在英国，棉纺织业曾经是前4次危机的主要发源地和部门。1873年危机虽然最初表现为交易所混乱和信用危机，但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过剩却主要发生在重工业领域。无论是最先爆发危机的美国和德国，还是后来的英国，重工业在这一次经济周期的高涨和危机阶段都处于中心地位。危机期间，美国纺织业的生产只缩减了18-20%;德国1875年的棉花消费量下降了10%，1876年情况又趋于好转，各棉纺织厂消费的棉花甚至高于危机前的繁荣时期;英国的棉纺织业在1873、1874年仍在继续发展，生产量和出口量都没有下降。第三，这次危机包括农业部门和部分非西方国家在内，从而真正具有世界性质。如果从“普遍”性生产过剩角度衡量，1825年、1837年的危机虽然在国际范围产生影响，但还都属于英国性质的危机。随着美国、法国等其他国家资本主义及其工厂制度的发展，1847年的危机开始具有国际根源。而1857年危机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不仅像1847年那样具有国际性，而且开始表现出世界性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1847年后西方国家工业化与世界市场迅速发展的一个结果。英、法、美、德四国当时占有世界工厂工业的4/5左右。然而在“世界性”方面，1873年危机才是真正当之无愧的。一是涉及到西方主要工业国家以及部分非西方国家的农业危机，成为1873年危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的运输工具的出现不但大大降低了长途运输的成本，而且缩短了海上运输时间，这就造成大批廉价的农产品不断从美洲、澳洲、亚洲等地运往欧洲和其他地区，从而导致1873年同时爆发世界性质的农业危机。二是危机不但波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对世界的大多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产生影响。在19世纪60、70年代，除了非洲内陆和亚洲、拉美的极少数国家和地区外，大多数国家已纳入世界市场范围。在这一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商品、金融与贸易相互联系，任何一处发生波动，都会迅速地蔓延开来，因而使危机表现出强烈的世界性与同期性特征。1873年经济危机的结果，一方面与以往历次危机一样，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毁灭性影响”;然而另外一方面，又并没有如马克思最初所预言，成为资本主义结束其寿命的信号。1879年4月10日给丹尼尔逊的信，具有总结这次危机的意义。危机虽然还没有结束，但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不论这次危机可能怎样发展……，它总会像以前的各次一样地过去，并且会开始一个具有繁荣等等各个不同阶段的新的‘工业周期’。”(34.346)事实证明了马克思这一认识的正确。1873年经济危机结束的只是自由竞争统治，而正是在这次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开始走向垄断阶段。垄断是生产关系形式在资本主义范畴内的一次质变，从而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不过更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次危机本身及其后果对马克思原有理论分析框架及其晚年研究所产生的影响。1873年经济危机新变化的形成，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工业化的新发展及由此导致的经济全球化的新阶段密切相关。19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德国和法国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迅速成长为几乎与英国平起平坐的对手，从而加剧了世界市场的竞争。恩格斯曾经说过：“自从英国在世界市场上有了厉害的竞争对手，以前意义的危机时期已经结束了。”[11]世界市场的扩大与竞争级别的提高，一方面使得危机周期拉长，另外一方面也改变了危机的运行模式，即从一国为主、别国受其影响，转变为多国次第发生、互相交错进行。借助新工业革命、新技术革命的推动，各主要工业国家之间以及工业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经济上的联系与往来也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英国社会学家戴维?赫尔德认为，世界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密集全球化”时期。[12]这一时期的经济全球化突出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资本势力扩张显著，跨国金融往来范围更加广泛、影响程度更加深刻。50年代中期，发达国家互相投资或向落后国家投资，总额为4.2亿英镑(合20.5亿美元)，到1870年，猛增了3番以上。[13]同时出现对外投资和借贷通过发行ZF债券方式进行的现象。欧洲的国际债券市场向全球扩展，从1870年起，伦敦和巴黎市场上的外国证券价值甚至超过了国内证券的价值。1860年，英国银行组建起100多年海外机构，而1890年则达到700个。[14]二是由于远距离交通与通讯取得长足的进步的，世界贸易获得重要发展。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整理《资本论》第3卷时，通过“注释”方式说明：“自1867年最近一次的普遍危机爆发以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15]在1879年4月10日给丹尼尔逊的信中，马克思认为由于铁路作为“实业之冠”“在那些现代化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英国、美国、比利时、法国等地”的大规模出现，它将终于和远洋轮船、电报一起，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全球运行的“交通联络工具”。它不但为巨大股份公司的出现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同时也成为“从股份银行开始的其他各种股份公司的一个新的起点”，而且归根结底，“也加速了和大大扩大了借贷资本的世界性活动，从而使整个世界陷入财政欺骗和相互借贷——资本主义形式的‘国际’博爱——的罗网之中”。(34.347)交通与通讯技术的发展尤其使世界贸易水平获得大幅度提升。1820-1850年，世界贸易额大约年均增长2.3%，而1850-1870年间的增长速度约为5%。所有西方国家在19世纪中期，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大约为5%，到1880年则达到10%左右。[16]由此，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有理由认为，19世纪70年代初，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已经牢牢地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之上，也建立在大量且名副其实的全球性物资、资本和人员的流动之上”;从这时开始，工业资本主义演变成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地球从一个地理概念转变成持续运作的动态实体，而历史也已经真正成为世界历史。国家间经济联系密度的加强，无疑会使危机的表现形式与结果发生改变。在生产与市场主要局限于一国内部时，自由竞争背景下的二者之间脱节很容易达到极端化(“崩溃”)的状态。然而，当生产与市场(产品销售市场与金融市场)超出国家界限并达到一定的程度时，情况就不同了。国内市场的不足可以借助国外市场来弥补;而国外市场在19世纪后期几乎处于无限大状态，因此只要利用得好，至少可以减轻或减缓危机的激烈程度。恩格斯后来就分析过：“要是有三个国家(比方说英国、美国和德国)在大致相同的条件下为了获得世界市场而竞争，那就会出现慢性的生产过剩……”[18]而马克思以往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支配下的危机形式与后果的分析，大体是以“国家经济”为基本单位，以经济的自由主义运行为前提。从1873年以前的五次危机情况来看，可以设想在一国范围内，无ZF状态下的自由竞争的确完全有可能出现危机总爆发的结局。然而大约在1873年危机前后，西方主要国家吸取以往的教训，开始实施国家干预经济的各种措施。例如美国自1870年起，国会干预托拉斯及各大垄断企业的发展;在危机爆发当年，ZF强迫要求民众将纸币兑换成硬通货，以保证国家的财政体系不致崩溃。[19]经济全球化与ZF加强对经济运行的干预，无疑对马克思以往提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运行后果的分析构成挑战。更何况这次危机又进一步加强了生产的集中以及资本积聚，极大地刺激了垄断组织的产生。在这一次危机后能够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中生存和发展的，逐渐以实力雄厚的不同股份公司形式为主体。而“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末，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20]资本占有形式从以往的个人或家庭占有发展为以股份公司形式出现的集团占有，虽然本质上仍然属于资本主义性质，但从效果上分析，由于更进一步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因而使矛盾的尖锐程度有所缓解。
-
2009—2012年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分析
一、2009-2012年世界经济将呈现U形调整的发展格局 如果以2007年12月美国经济进入[url=]衰退[/url]作为起点，本轮世界经济调整已经持续15个月，可能将是二战之后最长的一次。初步判断，今年世界[url=]经济增长[/url]将会停滞，2010年仍将在底部调整，随后在2011-2012年逐步有所复苏，但仍将略低于近20年来世界经济年均3.5%的增速。 (一)当前的世界经济衰退是经济周期运行的必然结果 根据周期时间跨度和原因，可以把经济周期分为四类：短波周期(或基钦周期，2-4年，存货调整)，中波周期(或朱格拉周期，7-10年，固定[url=]资本[/url]更新调整)，中长波周期(或库兹涅茨周期，15-25年，建筑业调整)和长波周期(或康德拉季耶夫周期，50-60年，资本积累和[url=]技术[/url]调整)。 从目前的情况看，世界经济正处于四个周期的收缩期相互叠加之中。从短波周期分析，目前世界经济供需出现严重的不平衡，产能过剩现象几乎存在于所有经济部门，存货调整已经展开。 从中波周期来看，在2001-2007年这段时间，由于全球[url=]信贷[/url]资金充裕，造成[url=]消费[/url]和投资快速增长，形成了世界经济的空前繁荣。但2007年之后，由于美国房地产市场崩溃，引发次贷危机，造成全球金融机构面临行业性亏损和资本金不足，使全球信贷资金供应不足，从而出现同定资本投资增长停滞的局面。 从中长波周期分析，在过去几年里经历了全球性房地产价格高涨和建筑投资热潮之后，未来数年内，世界经济将面临“建筑周期”的收缩阶段。以美国为例，在金融机构的推动下，人们出现非理性的购房需求，造成房地产需求和建设超常增长。美国的房价上涨增加了居民的[url=]资产[/url]性收入，拉动消费需求增长，并通过进口把经济景气扩散到其他国家，是世界经济近年来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目前，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房地产建筑下滑，诸如英国、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其他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这必然使世界经济进入下行阶段。 从长波周期分析，在经历了近几十年的信息技术革命后，世界经济正处于技术创新的停滞时期，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速可能较低。上世纪80年代后，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太空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一系列的技术革命推动生产力突飞猛进，成为世界经济高增长的基石。但近几年，新技术的突破有所减少，所以从长波周期看，经济增长将有所回落。 根据不同的周期理论，可以推导出不同的世界经济复苏时间表。如果按照短波周期看，从2008年算起世界经济还有1-2年的收缩期，也就是说可以在2009或2010年恢复增长。如果按照中波周期，从2008年算起世界经济还有4-5年的收缩期，也就是说可以在2012或2013年恢复增长。如果按照中长波和长波周期来看，则是世界经济复苏的时间要大大推迟。 对四种周期综合研究，可以看出上世纪80年代后世界经济中波周期运行的特点最为显著，而且这次世界经济危机带有显著的信贷危机特点，也符合中波周期的波动特点，因此，2012年左右世界经济进入下一个中波周期的景气阶段是有可能的。 (二)世界经济的结构调整仍将持续 导致本轮世界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经济结构失衡。美国建立在金融资产泡沫上的[url=]过度消费[/url]在依靠大量国外生产的同时，也需要全球资金为其买单，由此也导致实体经济发展失衡。因此，短期内世界经济危机及其影响将会继续深化，调整周期将会延长。 首先，以美国[url=]公司[/url]为首的一大批世界主要金融机构正在丧失其融资、借贷功能。在各国政府的强力救助之下，2009年将成为金融机构处置不良资产和去杠杆化调整的关键一年。近期，各国股市反弹和金融市场出现企稳迹象，但是从全年看，在金融资产不断减计和信任危机没有化解的情况下，企业依然无法正常获取贷款，实体经济发展仍将受到进一步冲击，[url=]失业[/url]率将会继续上升。 其次，美国借贷消费模式终结，[url=]储蓄[/url]、消费结构需要调整。本轮经济繁荣的特点之一是房价上升的[url=]财富[/url]效应提高了家庭[url=]负债[/url]率，金融危机的爆发为此画上句号。但是，增加储蓄和减少消费的调整将不可避免的导致经济增速下滑。 第三，贸易[url=]保护主义[/url]抬头。美国经济救助方案中包括的鼓励购买美国货的条款是贸易保护主义将进一步加强的信号，不利于全球化和世界贸易发展，并推迟世界经济复苏。 第四，各国相继推出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但其理论基础大体还是凯恩斯需求管理的经济扩张思路，并辅之以减税等刺激生产的措施。但是本轮经济衰退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金融泡沫以及由此导致的过度消费。从长期看，刺激需求的扩张政策将无法对消费进行调整，从而导致经济结构更加失衡。同时，由于目前各国[url=]利率[/url]降到了历史性的低位，金融政策的调整空间已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向银行大量注资的救市措施也不可能迅速恢复市场信心，危机中受到重创的金融机构需要数年时间才能逐步消化亏损，在此之后信贷供给才能逐步正常化，固定资本投资才可能恢复。 第五，2012年后，世界经济依然处于“建筑周期”的停滞阶段，房地产投资不可能完全恢复。而且从消费上看，次贷危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倾向，未来发达国家消费率将会下降，从而使世界经济增长潜力降低。加之目前还看不出未来技术创新的突破口在何处，长波周期依然处于停滞阶段。所以预计世界经济增长率将不会恢复本世纪初的较高水平。 二、世界三大经济体发展趋势判断 (一)美国经济 本轮美国经济衰退自2007年12月开始，到今年5月，将成为自上世纪30年代“大[url=]萧条[/url]”以来美国经历的时间最长的衰退。受经济周期叠加和结构调整的双重影响，初步判断，受金融、房地产和就业三大市场的三重打击，美国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低迷时期，今明两年难以走出低谷，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2%和零增长，2011-2012年将逐步复苏，经济增长率大体在2-3%左右。 主要原因，一是金融危机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同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仍将持续。目前，金融业已经基本丧失了融资、借贷功能。虽然美国政府正在尽全力救助，但是2009年仍将是处置不良资产、去杠杆化调整关键的一年。初步预计，金融业在2010年才会恢复正常营业;二是受金融危机以及自身的周期因素影响，房地[url=]产业[/url]的调整和低迷仍将持续。除次贷危机的影响之外，财富效应缩水和收入增长缓慢，以及人口老龄化都将对房地产业发展产生制约;三是储蓄、消费结构调整。未来几年，美国消费的去杠杆化调整势在必行。居民储蓄上升将导致占美国[url=]GDP[/url]2/3以上的居民个人消费增长减缓;四是新技术革命及其将会带来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没有出现。上世纪90年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使美国经济获得发展的动力。从长期看，只有科技进步和[url=]生产率[/url]提高才能为美国经济增长提高提供持久动力和空间。 (二)欧元区经济 欧元区经济自2008年第二季度负增长以来，已连续3个季度负增长，且进入2009年后呈现出加速衰退的迹象，各种信心指数和景气指数连续刷新最低记录。从目前形势来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严重影响了欧洲金融业，也已经向欧洲实体经济全面扩散，且影响在不断加深。欧元区经济继去年迅速下滑后，今年将陷入负增长。更加糟糕的是，目前欧洲各国采取各项稳定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的政策还未出现明显效果，因而也无法预知是否还会出现下一轮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高潮，根据目前形势预计欧元区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0%。 由于德国和法国是欧元区的两大经济体，判断它们的宏观经济走势，基本就可以确定欧元区的经济发展趋势。从经济周期来看，德国经济在1975年、1981年、1988年、1993年和2003年分别到达谷底，平均周期为7.2年;而法国经济则分别在1975年、1981年、1993年和2002年分别到达谷底，平均周期为8.75年，表现出了相对较强的一致性。如果按照7-8年的周期来推算，德国、法国的下一个谷底应该是在2010年左右到达，换句话说，欧元区经济自2008年开始下滑，2009年进入负增长，2010年到达底部并开始复苏。如果2010年欧元区经济能够呈现出前低后高的走势，全年经济可能仅是微降或零增长，预计增长率为-0.2%。 欧元区各国的产业基础是二次大战后50-60年代大发展时期形成的、以制造业为核心的一种结构，从生命周期理论来分析它已经趋向老化。在美国凭借新经济完成产业结构的调整时，欧元区的经济没能有效实现产业的转移和升级。“911”后的世界经济黄金发展时期，欧元区的这种调整也未完成.仍然依靠[url=]出口[/url]贸易和由出口增长带动的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率一直维持在1-2%左右。据此，我们判断，经历这次衰退后的欧元区经济复苏的过程仍将是缓慢的，如果再没有大的波折，2012年经济增长将可能回复到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初步预计，欧元区2011、2012年经济增长可能会分别达到1.0%和2.0%左右。 http://edu1.macrochina.com.cn/User/k0219481/clip_image001_20095219301313.jpg[url=http://edu1.macrochina.com.cn/User/k0219481/clip_image001_20095219301313.jpg]点击放大查看原图[/url] (三)日本经济 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后进入[url=]通货[/url][url=]紧缩[/url]和经济停滞阶段，一直保持低速增长。进入本世纪，在外需带动下经济增长有所恢复，但增速依然低于其他国家。2008年第二季度后，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下，日本经济进入衰退。 从经济增长的联动性上看，外向型的日本经济对世界经济整体变化较敏感，特别受到美国经济波动的强烈影响。所以未来美国经济，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url=]市场经济[/url]不从停滞中走出来，日本经济也复苏无望。 从短期因素看，日本2008年12月份的库存货运指数升至1973年该指数制定以来的最高水平。也就是说，尽管由于需求急剧下降，企业已经努力削减产量，但工业产能依然过大，企业面临很大的库存积压问题。所以未来1-2年日本企业将面临持续的库存调整，经济不可能复苏。 而从建筑周期来看，日本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房地产泡沫破灭，到目前已经接近20年时间。按照库兹涅茨周期，建筑周期大约为17-25年，所以未来几年日本房地产需求可能有所恢复。但由于老龄化和人口绝对数量持续下降，日本建筑周期的衰退阶段可能延长，所以不可能指望建筑业能很快拉动经济增长。 由于日本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反复使用[url=]财政政策[/url]刺激经济，日本政府的债务负担非常沉重，缺乏进一步扩大公共支出的空间，所以这一次应对经济危机的刺激性政策力度较小，不利于经济的早日复苏。 总的看来，日本经济受到老龄化和国内市场狭小的限制，必须等世界经济大环境改善后才可能出现复苏。预计2009年经济增速为-2%，2010年为-0.5%，2011年为1%，2012年为2%。(来源：《中国经贸导刊》2009年第8期)
-
失控的世界经济格局
冷战后全球化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其增长点不是建立在科技创新和生产效率提高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在这一过程中，为了追逐廉价劳动力，全球资本和技术从高工资发达国家向低工资发展中国家转移，全球生产和加工汇集于中国和亚洲，它们成为世界工厂，而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趋于纯粹消费性国家，由此导致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目前美欧债务危机的爆发使全球化时代的这一经济发展模式趋于结束并陷入困境，一方面美欧债务危机意味美欧已经无钱继续购买，消费和债务依赖型经济模式已经趋于绝境，另一方面由于全球消费的萎缩，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生产出口型经济增长模式也将趋于困境。冷战后，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政治全球化打开了经济全球化这个潘多拉盒子，饥渴的资本纷纷从美国和西方涌向地球的另一半，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因为那里有巨大的市场和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与此相比，美国和西方因为发展，趋于饱和，投资回报空间越来越稀薄。资本与技术的加速流动改变了以往以国家为主体的全球产业分工和贸易模型，U型微笑曲线反映了这种变化，U形曲线的左上角代表观念和创新，它决定产品的形成和功能，最下端是生产组装和运输，从右边往上依次是分配，营销。欧美国家处于U形曲线的两个顶端，控制科研和营销，同时也控制利润的大部分，而发展中国家处于U形曲线的底层，属低利润的加工生产。美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研发国家和资本技术输出国，中国是最大的加工制造业国家和资本技术输入国，所以U形曲线国际分工格局也可以归纳为：美国创造，中国制造，全球消费。正是全球化导致的全球经济结构的这一变化，导致了全球经济两极化的发展，并最终导致全球化时代经济增长模式陷入发展的极限和困境。首先，随着资本和技术从美国和西方国家向地球另一半的转移，全球经济中心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中国，1978年以来中国获得了5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投资中心，美国500强企业前10名都有在中国投资，并且他们在中国的生意份额越来越大，超过其本土成为盈利的主要来源。由于大量外资的涌入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由此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中国随即又超越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已达到3万亿美元。目前，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根据预测中国GDP总额将于2019年超越美国。其次，全球经济中心的转移导致全球经济结构和经济循环机制的变更，这种变更主要表现为全球经济两极化格局的产生，一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发达国家，由于产业转移和外包，它们成为消费型国家，由此走向经济的衰退。另一极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由于全球资本和技术的输入，它们成为生产型国家，由此走向经济的发展。历史上美国和西方国家曾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廉价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而生产和研发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一全球经济循环机制中，财富源源不断地从发展中国家流入西方发达国家，以至于穷国愈穷，富国愈富。而现在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全球廉价生产基地，然后将产品运回母国，因此美国和西方国家成为消费型社会和农产品和原料出口国。在这一循环机制中，全球经济结构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是西方国家始料未及的，全球财富出现了倒流，富国在变穷，穷国在变富，因为生产基地、资本和技术移至发展中国家，它们被成为世界工厂，推动了出口及外汇诸备，整个社会处于良性循环发展，而与此相对，因为资本、技术和产业的转移，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成为消费型国家，发展势头减弱，工作机会减少，中产阶级每况愈下。消费依赖于进口，而进口的增加导致贸易逆差的加剧，于是它们从原来的债权国成为了债务国。其三，全球经济结构的这一变化导致全球财富分布的改写，根据统计，在全球GDP中，新兴经济体比重已经上升到50%，从2003年到2010年，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每年都比发达国家经济体高出4%，代表全球GDP三分之一的新兴经济体推动了全球三分之二的经济增长。全球外汇储备为8.1万亿美元，中国拥有3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对应，全球外债总值为56.9万亿美元，美，英，德，法，意，荷，西班牙等西方国家分别处于前10位，它们外债总和已占全球债务82%，而美国外债达13.6万亿美元，占全球外债的23.9%。目前美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而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全球化主导了冷战后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全球经济两极化的产生，美国和西方国家依然是创新大国，但是它们越来越趋于纯粹消费型大国，只创造，不制造；只消费，不生产；只进口，不出口。与此相反，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越来越趋于纯粹生产型国家，为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消费打工，它们只生产，不消费；只出口，不进口。由此导致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导致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衰退和中国以及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崛起。目前双方关系变化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美国和西方国家由于债务危机已经无法继续购买和进口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生产的商品，除非中国和其它国家继续借钱给美国和西方国家，与此同时，没有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消费，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制造和生产将面临困境，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将难以为继，由此全球化时代经济增长模式陷入困境。那么如何摆脱这一增长极限和困境呢？对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来讲，他们将不得不节衣缩食，同时再造制造业，因为唯有制造业才能拉动就业，增加出口，换取外汇和积累财富，但是问题是劳动力工资成本和高福利政策阻止了这一发展方向。对于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来讲，面对全球消费萎缩，他们必须扩大内需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但是问题是如何扩大内需？增加工资以扩大消费是有限的，而通过借债消费模式以扩大消费，势必重沓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老路，最终陷入债务危机。所以，无论是美国和西方国家，还是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目前他们都面临经济增长的极限和困境，何去何从以及如何转型？这无疑是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和考验。作者：鲍盛刚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2011年09月19日
-
欧债问题仍是世界经济复苏危险源
来源：中国经济网 11月3日至4日，一场波澜迭起的国际博弈在法国蓝色海岸续次展开，而其中的焦点则是牵动全球经济神经的欧债危机。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欧债危机持续恶化，呈愈演愈烈之势。为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戛纳峰会不得不先把目光更多地放在欧债危机的解决上，寻找防止欧债危机进一步恶化的良方。 然而，两起突发事件的出现又令戛纳峰会横生变数。先是美国MF全球公司因投资欧债失败而宣布破产保护，接着希腊又上演了一场关于全民公投的“闹剧”。虽然希腊最终宣布取消公投，但此前公投消息对市场的冲击却不容小视。希腊宣布要举行公投后，那些对希腊债务具有较高风险敞口的银行的股价大幅走低，仅以法国的银行为例，法国兴业银行股价一度大幅重挫13%，巴黎银行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股价跌幅也超过10%。多个经济状况十分疲软的欧元区国家的股市都大幅承压下滑。 不过，记者在峰会现场注意到，关于欧债危机这一影响当前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威胁的讨论，众多官员和媒体的焦点主要还是聚焦在救助措施和效果上。此间分析人士在与记者谈及欧债危机时指出，欧盟通过的一揽子最新救助方案不仅仅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做法，而且还存在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救助方案内容仍待进一步的细化和落实。 如今的欧债市场再经不起任何折腾，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给本已脆弱不堪的欧债市场带来难以承受之重。因此，不少分析人士呼吁，发达经济体要着眼自救并勇于担当。欧债问题是眼下全球经济最大的危险源，相关国家应采取切实措施消除危机根源，全面实施赤字削减计划，适时推出清晰的财政改革计划。欧洲自身的担当，也将是对世界经济复苏作出的贡献。 作为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自然希望戛纳峰会能采取“实质性”措施，防止欧债危机扩散升级。法国总统萨科齐在峰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戛纳峰会就如何应对欧债危机取得三大进展：一是在希腊公投问题上立场坚定，希腊形势随之缓和;二是意大利承诺进一步整顿财政、促进增长;三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问题上取得共识，承诺建立金融防火墙。但是欧债危机的根源是结构性问题，凸显的是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存在的多重弊端。这既涉及国际货币体系，也涉及国际贸易体系和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等。而这些都要求全球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共同努力，不断完善和创新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体制和模式。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突出。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不已，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愈演愈烈。阴霾笼罩下的世界经济，在戛纳峰会后何去何从，一系列不确定因素仍待国际社会特别是欧洲国家进一步去消除。
-
谢国忠：世界经济进入滞涨时代
“一般人认为，经济低迷的时候不会发生通货膨胀，这个时候完全可以大开印钞机，我认为这种逻辑是错误的。” 在北大听课，以宏观经济分析著称的宋国青教授有感而发：“2008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转换之快前所未有。我们刚刚把通货膨胀理出个眉目，通货紧缩来了；还没把通货紧缩研究完，通货膨胀又要来了。” 和宋教授“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是独立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近日他在上海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说：“这一轮通胀，来得比我想象中要快。” 《新民周刊》：2008年原油价格在短短5个月的时间内，从每桶147美元一路狂泻到去年12月最低每桶32美元，瑞银甚至悲观预言2009年原油可能会见到20美元。然而仅仅过了3个月，原油突然发力，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涨了近一倍。在没有经济基本面好转的支撑下，是什么推动了国际原油不可思议的飙升？ 谢国忠：与油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原油需求总体疲软。国际能源机构预计，2009年全球日均原油需求量将比2008年减少3%，我则认为和去年相比有可能会下降四五个百分点。而从发达国家库存来看，国际市场原油供应也是充足的。美国的石油储备比历史最高点仅减少了一个百分点，大部分仓库现在都很满。 这一轮油价反弹已经不能用需求和供给的关系解释，这主要反映了金融需求的驱动。由于各国纷纷效仿美国采取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引起了通胀预期，大宗商品作为抵御通胀的资产重新受到青睐。大量资金涌入石油市场交易所基金(ETF)，直接推动了原油期货价格大涨，和现货的差价甚至一度达到每桶20美元。这20元稳赚的套利空间，引发了找仓库的热潮，从而推动了对存货的需求，最后现货的价格也急追直上。 《新民周刊》：现在全球的央行都在向市场释放流动性，最为敏感的大宗商品已经“闻鸡起舞”。在您看来，通胀的脚步还有多远？ 谢国忠：通胀来得比我想象中要快。我原本以为要等到经济稍微有点上升的时候，通胀预期才会反映到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来，但现在都等不及要涨了。美国、中国通胀的苗头已经出现。4月美国零售价格下降了0.4个百分点，批发价格却上升了0.3个百分点。中国的物价也开始呈现向上走的趋势，这些都值得重视。而其他国家因为有人口老化等因素，会显现得慢一点。 《新民周刊》：然而目前各国政府最担心的问题是发多少钱也膨胀不起来，只不过是减缓了通缩的力度。他们认为在全球经济复苏之前，流动性激增不会成为问题。即使从“直升机上撒钱”，需求的大幅下滑也会使通货膨胀处在可控范围内。 谢国忠：一般人认为，经济低迷的时候不会发生通货膨胀，这个时候完全可以大开印钞机，我认为这种逻辑是错误的。 上世纪70年代油价暴涨，导致发达国家在增长疲软、失业率上升的同时，出现了通货膨胀高企，陷入了长达10年的经济滞胀。而在发展中国家，同时出现经济停滞、通货膨胀也是很普遍的现象。因此不一定是经济过热、供给跟不上需求才会导致通胀。由于美国必须向海外借款以弥补预算赤字，美元很可能在未来数年内疲软。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美元一旦走弱，将引发全球性的货币扩张。金融市场已经发达到，只凭20世纪70年代那样的通胀预期，就可以通过大宗商品、工会这两个渠道，彻底打通货币供给和通货膨胀之间的传导。 首先宽松的银根迟早将引发商品投机活动，导致原油、铜、铁、黄金等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后者将迫使劳工组织提高工资需求。 很多人认为在过去的20年里工会已经不如以往强大了。这是因为当时经济飞速增长，通货膨胀压力很小。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工资涨不上去，工会就会重新活跃起来，对雇主施加加薪的压力。我们现在看到美国、欧洲的工会力量都在增加，沃尔玛这么多年一直不允许组织工会，现在它的工会也组织起来了。法国今年也已经爆发了好几次全民罢工。目前美国已经进入了工会带动工资上升的时代，而欧洲是最典型的在出现10%的失业率的情况下，工资依然会上升。 《新民周刊》：在执掌美联储的18年间，每次美国经济有什么风吹草动，格林斯潘就会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注入流动性。美国经济保持了3%的年增长率的同时，也没有出现通货膨胀。 谢国忠：很多人都以为，格林斯潘对保持经济增长和低通胀有什么奥秘，其实这种资产市场驱动增长模型之所以奏效，有其特殊的原因。一是IT革命，压制了白领的工资，二是全球化压制了蓝领的工资。三是苏联解体导致对原材料、自然资源的需求大幅度下降，商品价格长期低迷。所以在格林斯潘时代，通过放钱刺激房地产、股市，从而拉动需求的模式，可以长时间维持下去。但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到了IT革命和全球化产生的“生产力红利”终结的时候。 如果世界各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对此不能充分理解，执意增加流动性，将会把全球经济引向一条危险的道路。现在看来，世界经济已经没有悬念地滑入了一个长达10年的“滞涨时代”。 《新民周刊》：有观点认为，即使未来发生全球性的通货膨胀，中国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也会抵消通胀带来的压力。 谢国忠：过剩的产能会抑制通货膨胀的“宏大观点”，现在并不适用了。全球化驱使跨国公司将生产转移到中国这样的低成本国家。和原材料相比，制造业增加值比以前要小很多。比如中国钢铁的生产能力过剩那么多，但设备折旧、劳动力成本只占到产品价格的一小部分。钢铁价格随着铁矿石价格1：1地波动，与钢铁的生产能力已经没有关系。 由于西方的工厂搬到中国来，自然资源的价格又保持低位，我们过去经历了一个10年的低通胀时代。但是现在从“美国价”变成“中国价”这个过程已经完成了，自然资源的价格又在上涨，“中国价”开始变成“资源价”。中国劳动力成本的红利也走到了尽头。 《新民周刊》：没有全球主要国家的果断一致的“开动印钞机”，目前经济可能已经崩溃，更何谈复苏？ 谢国忠：稍微刺激一下经济，我觉得是应该的。但主要国家的政府已经在为投机实施补贴，他们以为问题在于流动性短缺和信心丧失。如果能把投资者和投机客拉回市场，世界经济就将回到良性循环中。但通过补贴投机、制造通胀带来的经济回暖是不会有后劲的。就像光给病人打激素，而不治病，虽然他看起来还很精神，站不了多久又得倒下去。一味把股票炒上去，让老百姓觉得有钱了去消费，这与“点石成金”有何异？出路主要靠机构改革，但不幸的是，现在大家都倾向于多打点激素，希望再搞一个泡沫去掩盖结构性问题，先混过去再说。但现实条件是回不到昨天，这个药方已经不灵了。炒一把过了之后问题没解决，通胀却来了，这个局面今年年底就有可能来袭，而现在资产价格泡沫已经形成了。 《新民周刊》：您认为应该进行哪些改革？ 谢国忠：美国需要降低医疗成本，欧洲是要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成本过高的问题，延期退休年龄，鼓励就业。中国则必须进行增长模式的改革，而不是继续刺激经济。 《新民周刊》：目前比较流行的一个观点认为，各国央行已经从金融危机中汲取了足够教训，当股市和大宗商品市场即将走火入魔之前会及时回笼货币。 谢国忠：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央行既想保持价格稳定又想保增长，以等待经济的回暖。所以当它收缩流动性的时候，必定是雷声大、雨点小，加息的速度赶不上通胀上升的速度，我们在70年代看到就是这个现象，央行不愿意加息太猛，怕把经济拉下来，最后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一直维持一个高位。直到80年代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不得不拼命加息至21.5%，引起经济大规模的衰退才把通胀打下去。■
-
郑永年:发展中国家或者亚洲能够拯救世界经济吗？
西方发生危机了，非西方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成为危机的拯救者？对西方的失望使得很多人把目光转向发展中国家，包括“金砖国家”（巴西、俄国、印度、中国和南非），甚至亚洲国家。但是，答案就那么简单吗？非西方国家能够拯救世界经济危局吗？对这个问题也需要有客观、冷静和理想的认识。 的确，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一波全球化过程中，一个最显著的国际经济现象就是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主要是人们所说的“金砖国家”。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这些国家的经济取得了高速的发展，在世界经济的版图里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些国家也已经成为世纪经济的新增长点，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巨大。因此，不难理解，人们开始把拯救世界经济的希望放到了这些国家。 但是，回到现实面，人们不难发现，这些国家还远远没有能力来拯救世界经济。人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首先，和西方相比，这些国家的经济规模和总量还是比较小。尽管在快速提高，但要拯救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实际能力，必然受到其客观经济规模的制约。除了中国，其他国家的经济规模远远小于西方主要国家。即使是中国，尽管总体经济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二，但人均国民所得仍然非常之小。这一特点表明，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内部问题，不是外部问题。总体经济规模大能够产生很大的外部影响，但这和拯救世界经济是两件不同的事情。要拯救世界经济，必须回到用什么方式来拯救这个问题上来。在这方面，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都一样：即使有实际能力，也缺失有效的工具来拯救世界经济。没有独立运作的体制能力和权力 其次，因为这些国家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它们各自的经济本身也同样避免不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和中国的“开放”和“接轨”政策一样，所有这些国家都接受了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加入各种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主动进入世界经济体系，使得所有这些国家在较短的历史时期里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同时，这种情况也说明了，这些国家都必须在这个充满危机但又没有能力应付危机的体制内发生作用。例如，这些国家没有自己主导的“货币基金”、“世界银行”、“美元”或者“欧元”。因此，西方的衰落并不表明非西方国家的自动崛起，因为它们还没有独立运作的体制能力和权力。 再次，这些国家尽管开始意识到在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经济体系内运作的局限性，并且也开始协调它们之间的政策，但是它们还远远没有能力成为一个类似目前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很难想象，这些国家很快能够发展出有效的协调机制，更不用说是建立类似西方所确立的体制了。不管它们怎样不满意现存的世界经济体系，它们还是要在体制内发生作用，而不可能另起炉灶。从历史上看，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并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因素或者市场因素。经济因素只是个重要基础，政治和战略的考量更为重要。经济体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是主权国家之间的事情，没有ZF的卷入，制度化和法律化就无从谈起。而任何ZF要考量的不仅仅是经济，而是政治和战略。“金砖国家”之间尽管开始出现共同的经济利益，但并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这表明不管这些国家的经济意愿有多大，都很难形成类似西方所确立的世界经济体系。 即使在未来它们有了这样的意愿，但西方又会如何做呢？西方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和自己构成竞争关系的新经济体系的出现。西方必然尽力来阻止发展中国家这样做。西方的阻挠会使得所有这些国家退出现存国际经济体系的成本无限地高。更何况这些新兴国家之间还有各种非经济的矛盾。实际上，因为这些非经济矛盾既存在于中国和印度之间，也存在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西方很容易插手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亚洲经济一体化面临障碍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这些国家还都是发展中国家，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他们最关注的还是它们内部的发展。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些国家的内部转型正在为各国ZF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承担起国际责任还有待时日。当然，它们可以承担国际责任，但必须是通过帮助西方确立体制的途径，或者帮助西方的途径来承担国际责任的。 那么，亚洲呢？很多人把希望寄予亚洲国家。的确，在很多方面，寄希望于亚洲国家要远比“金砖国家”更为现实。首先，世界经济的重心已经从欧美转移到了亚洲。在大国中间，中国和日本是世界上第二、三大经济体。印度经济正在崛起。随着亚洲的发展，俄罗斯也越来越成为亚洲国家。同时，除了已经成为发达经济体的亚洲“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亚洲也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处于快速发展过程之中，例如东盟（亚细安）的越南、印度尼西亚等。随着东盟的进一步整合，整个区域的发展前景看好。 其次，在这一波全球化和区域化过程中，亚洲国家已经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投资贸易链条或者说区域经济。中国很多年来一直是装配中心，其他亚洲国家根据它们的比较优势生产不同的零部件，然后出口中国，在中国组装之后再出口欧美西方国家。这种情况从前没有发生过，它增加了亚洲国家经济体之间基于劳动分工原则之上的相互依赖性。 再次，亚洲国家之间有关投资贸易的法律构架也正在快速改善。如果以法律化为标准，与北美和欧洲相比，亚洲区域主义的制度性程度比较低。尤其是东北亚，因为多种历史和现实的因素，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之间尽管实际上的贸易投资程度已经相当高，但制度化程度几乎没有。在冷战时代发展起来的东盟可以说唯一一个重要的区域组织了。不过，在过去的10多年间，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中国和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已经开始运作，即10+1。中国的这一举动也带动了其他两国和东盟的10+1关系。此外，东盟和东北亚三国的10+3机制也已经形成。在这个基础上，东北亚三国也在努力达成自由贸易区协定。 但是，这些努力至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不足以克服亚洲经济一体化所面临的障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亚洲各国各自的经济体在很长时间里高度依赖于西方经济体。在冷战期间，中国被孤立，亚洲主要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和东盟的主要贸易投资关系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尽管美国经济相对衰落，但这个过程会是很长的一个过程。尤其要考虑到，美国和亚洲同盟国的经贸关系也是高度制度化的，这有利于美国对亚洲国家施加压力。当然，也同样重要的是，面对崛起中的中国，亚洲和美国也在努力发展新形式的自由贸易制度，这尤其表现在正在进行中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 其次，亚洲一些国家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它们在战略上不能独立，而是被高度整合进美国的安全体系，例如美日、美韩安全关系等。在冷战之后，这种战略关系不仅没有松懈，反而在近年来因为中国崛起等因素有了强化。如前面所讨论过的，战略关系必然影响经济关系。日本民主党执政之后，鸠山ZF曾经一度强调“亚洲共同体”建设，想追求和美国较为平等的关系，却以失败告终。只要这种战略关系的存在，一个较为独立于美国的亚洲经济体很难成为现实。亚洲国家间的战略竞争关系 再次，亚洲国家之间本身也存在着战略竞争关系。在一些方面，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一战前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系类似。一方面，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日益紧密，相互依赖关系很高。但另一方面，亚洲国家都是崛起中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出现战略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关系尤其表现在大国之间，即中国和日本、中国和印度。这些大国和周边小国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战略上的不确定性。例如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印度和周边国家之间、日本和周边国家之间，等等。这种战略竞争关系也势必影响它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如果考虑到很多国家的战略都是依赖于美国的这个事实，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从战略竞争的角度来看，亚洲国家尤其要注意避免冲突。一战前欧洲各国之间的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进程致使当时的很多政治家盲目乐观，并不认为欧洲国家之间会产生真正的冲突和战争。但日后的历史并不是这样。贸易自由、经济利益并没有使得欧洲国家间避免战争。当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具有战略竞争性关系的国家间的关系就会变得异常脆弱。很多人一直很担心亚洲国家之间的冲突，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如何在经济危机之际管理好它们之间的战略竞争，这仍然是亚洲国家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所有这些因素的存在表明，亚洲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体来拯救世界经济。人们现在寄希望于亚洲，与其说是真的相信亚洲的能力，倒不如说是对西方美国的失望。就是说，对亚洲，人们情绪多于理性，期望多于能力。 不过，也很显然，尽管亚洲国家不能独立拯救世界经济，但可以帮助西方，缓解危机，把西方从危机的泥潭中拖出来。亚洲不可能建立一个独立于美国的经济体，但可以建立一个包括美国在内的经济体。实际上，亚洲国家也是这么做的。不管人们喜欢与否，美国实际上已经是亚洲经济体的内在一部分。美国的经济复苏对亚洲有好处；但美国经济倒下了，亚洲会同样受害。因此，亚洲国家一直在帮助美国经济的稳定和复苏，例如中国和日本一直在购买美国国债。同时，亚洲国家努力把自己的经济治理好，这也是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正如前面所讨论到的，西方经济危机是其内部结构失衡的结果。西方如果要脱离危机，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很简单，没有一个外在的力量可以帮助西方解决前面所讨论的两大结构性矛盾。当然，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亚洲国家如果要应付危机，也必须依靠自己。西方已经没有能力来帮助亚洲。即使有，西方也不可能解决亚洲国家内部的结构性问题。不管亚洲一些国家和美国的各方面的关系如何紧密，要想依靠美国来解决国内问题至多只是天真的幻想而已。 很显然，世界经济不确定性正在遽然增加。一方面，西方仍然主导着世界经济秩序，但这个秩序已经无能应付危机。另一方面，进入这个秩序的发展中国家或者亚洲在无能掌握这个秩序的领导权的同时，很难脱离这个秩序而建立新的秩序。在这样的情况下，拯救危机的集体行动越来越困难，各国都必然转向内部行为，把重点放在内部建设。这表明，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相对无序的状态。这种状态会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存在。在各国把重点放在内部建设的时候，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可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但这未必是件坏事情。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与各国无能面对和消化高速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是有关联的。如果区域经济危机或者全球性经济危机是各国内部经济结构失衡的产物，那么各国ZF把重点放在内部经济结构调整，从长远来说，是世界经济重新回归平衡的前提条件。
-
何新《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问题》谈话录
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不吝两个半版面，全文登载何新《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问题》谈话录，引发中国当代思想史上所谓“何新旋风”。本以为早是时过境迁。不想近日把来重温，仍觉满卷风雷，力穿纸背！虽已弹逝二十年，读者会惊讶，话录中不少持论，用来反思今日改革开放之成败利弊，竟锋锐如新！三十年改革进程中郁积的大是大非，并未越出何新当日的深广视野。有些话何新甚至说早了，用在目下或许更合宜！一篇旧年谈话录，令人有幸得见思想能如何抗辩时光。 谈话录之最大价值，莫过于何新立足当年中国经济困境，从近代全球经济史演进的高度，辩指中国走外向型经济之路，不仅深具必然性和无可选择性，更是一项不可攘夺的根本民族权力。事实上，西洋列酋正是乘五百年前明朝内向收敛并退出世界经济史腹地之东风，锐意速行该权力，取代中国而晋升为新兴强者。 乌有之乡上有网友对何新先生在中国重新走入外向型经济进程中所起作用持负面评价，似乎指责何新不懂外向型经济有沦为依附性经济之可能。殊不知，何新当年早已提示，后起工业国的外向型经济有两种走法，一是自主型，一是依附型，全在政治家如何左右。近现代史上，不无虽居后起，却托命于经济外展之势而赢得自主型成长，终至侧身先进国家的前例，比如德、日。然而，更多是落败的前例，因为在强者先行的劣境中，这是一条艰难之路！即便是德、日，在历史上，为排除先进国家出于捍卫既得利益偏局的私心而迎头施加的阻遏，竟至不惜发动世界大战——德国更发动过两次。正反之鉴，无不在侧证此路的艰难性和残酷性！但人在天地之间，绝不会因为怕扭脚，便拒绝走路。何况是大国！ 不错，中国正彷徨于外向型经济的汪洋之上，确有滑向依附型漩涡的危险。但这恰恰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政治家对后起之国走外向型经济的利弊祸福，缺少何新式的深刻洞见。甚至可以说直到今天，都无人能如此地道、如此纯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学理，从大天下、大历史的战略结构中，论述社会主义改革的现实政治经济问题。因此，该谈话录远未过时，反而有重读之必要。 因为，今天的中国可能正在经历重返外向型经济之路上一次惨痛的民族失败。毕竟五百年不曾出航练海，晕头转向，莫辨东西。但是，中国如欲追求民族复兴，夺回世界经济中枢的旧冠，便必须在外向型竞争中从学会处理失败开始。切莫想当然以为，今日西方强国的优势真是天赐神与，守株待兔而来。腥风血雨，龙争虎斗，五百年来西方比中国要习常见惯。在外向型经济的丛林争角中，中国只有首先熟练于面对失败，方可能最终逐取成功。 现在，部分左派似乎想退归毛泽东时代中国自成一统的旧体势。但若取深远的历史视野，毛泽东时代其实是在为中国重返外向型经济之路奠基。今日毛泽东纵然复生，以其雄怀伟略，也绝不可能走退路，而是必会向前突围。因为历史回不去了，中国回不去了！越是艰难之际，越是在考验政治家的智慧，更是在考验全民族的意志。早在四千年前虞夏之际，华夏民族便已完成“免于父母之怀”的文明突进，并在汉唐之世成长为向外求强的历史巨人，似不至于今日一遇时艰，便回身梦想还童吮乳。更不消说中国革命本身便是从失败走向失败，最后始得成功。我想中国的新生左派不至于脆弱到连这一点坚韧的基因都不曾继承。 也许左派会说，第一步是阶级斗争，第二步才是国际斗争。但是，即便近年来国内阶级形势的严峻，也与国际资本深度参与改写国内政治经济格局有关，他们企图联合国内买办资产阶级抢注中国未来历史的著作权。因此，国内阶级难题已不可能单独求解，必须置于五百年来中西博弈的大势局中加以统筹。当年毛泽东手造中国革命，也是在自觉在同一大势局中纵横捭阖始得成功。而欲理解这一大势局，不妨自学习该谈话录始。 网上通行的版本错谬甚多，几至难以卒读。现据正式出版物加以整理。但正式出版物中也有疏误之处。不认识何新先生，无法当面就正，且据上下文断以己意，希望没有失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