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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0060 2017-2-13 16:28
债务长周期视角下的中国30年经济快速增长原因探秘 张二寅 新宏观主义认为，经济周期出现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是商品经济特有的现象，它包含长中短三种周期。 其中，康德季耶夫长周期平均56年，它包含4个朱格拉中周期，即产出增加、物价上涨的复苏期，产出增加、物价下跌的繁荣期，产出减少，物价上涨的滞胀期，产出减少，物价下跌的萧条期。在产量——物价坐标中，波形为双^叠加，分别为正向增长与负向衰退。它的形成原因为债务拉动，而债务拉动的根源在于货币的外生性以及储蓄的存在导致的货币利润稀缺。 朱格拉中周期，即四大阶段，其每一阶段14年左右，它一般包含4个基钦短周期。在产量——物价坐标中，波形为倾斜线，当需求拐点出现时，转入下一中周期。它的形成原因是需求衰减。 基钦短周期长度平均为3.5年，在产量——物价坐标中，波形为脉冲式，即货币供给放松，物价高涨，然后逐步回落，直至冰点；当新的宽松来临后，再起。其原因为流动性短缺，即央行提取储蓄的法定准备金导致流动性逐步衰竭，然后降准或增加基础货币重启。在零准备金制或低准备金制国家，该周期不明显，因为这些国家流动性基本没有限制，受限的主要是流动性陷阱。 新宏观主义在2015年2月21日著文《 长周期：日本复苏美国繁荣中国滞胀》 ，做出如下判断： 美日中经济周期路径互动的同步次序见下表：其中，1为复苏期，2为繁荣期，3为滞胀期，4为萧条期。 　　表1美中日经济周期路径互动次序 下面解释中国的1983-1991复苏期。 中国改革开放后，国内经济政策实施责任制，农村包产到户，城镇大力推动厂长责任制，农业丰收，乡镇企业蓬勃发展，12亿人创富积极性被激发出来，原来固定在生产队、集体国营企业的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开始摆脱束缚，逐步流动起来，市场经济萌芽初步具备。 同时，国内价格闯关，1988年发生通胀，总需求增加。 国外的日本，1955年开始的27年增长期走到了尽头，广场协议日元大幅升值，股市与地产泡沫将其带入滞胀期，成本高涨与需求不足让企业利润空间丧失，于是被迫产业转移，中国成为良好的接纳国。 而美联储主席沃克尔的紧缩将美国带入萧条期，同样需要产业转移。 美日给中国带来了顺差，进一步增加了总需求，加强了复苏进程。 顺差拉动对逆差国而言，则是债务拉动，因此，经济增长从需求角度而言，归根结底是债务拉动。 该阶段符合复苏期的特征。 中国1992-2014繁荣期的解释。 64事件后，外企投资与出口需求都大幅萎缩，国内经济面临衰退危险，1992年小平南巡，号召步子要迈大一点，于是各地掀起投资高潮，出现了海南房地产狂热，触发朱镕基紧缩银根，结果1999年出现普遍的三角债，大量的银行呆坏账，以及下岗再就业，而产能过剩导致物价大幅下跌。 同期美国进入复苏期，出现互联网繁荣，而中国逆差，经济困难加剧，东南亚金融危机更是雪上加霜，低价倾销，走私猖獗。 为了摆脱困境，2000年中国不惜代价加入世贸，而复苏的美国由于需求不继，互联网泡沫破裂，格林斯潘通过连续降息，刺激地产，走上债务拉动之路。 加入WTO让中国的低物价与欧美的高物价开始连通，于是能够大幅赚取美欧顺差，经常项目顺差导致外汇储备增加，这引发国际热钱流入，形成资本项目顺差，双顺差使外储激增，推动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外汇占款制度在减少供给的同时，增加了需求，与人民币升值叠加，中国经济增长在2007年达到了高潮。 然而，债务拉动的欧美不堪重负，相继发生次贷危机，主权债务危机。 为了挽救经济的断崖式下跌，2008年底中国出台4万亿政府投资，主要面向基础设施，它带动了10万亿的商业信贷投向地产，制造了钢铁、水泥、煤炭短暂繁荣，2012年在债务拉动消失后，这些繁荣的产业立即陷入困顿。详见2008年12月9日的《南辕北辙的4万亿政府投资》。 新古典主义的全要素增长理论可以解释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土地、与美日欧跨国资本、先进技术管理理念结合，共同形成实物增值，使供给端效率提高，但它不能解释需求端的效益改善。 张维迎一味推崇企业家才能，对经济危机中企业家集体失灵视而不见。 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只是强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同样忽视了需求端的顺差与债务拉动。 中国目前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还是从全要素增长出发的，它把全面过剩简单视为行业过剩，企图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补短板来增加有效供给，实际上，所谓行业过剩，也就是比例失调，市场可以自发调节，除非短缺行业有准入限制，早先的萨伊定律已经揭示了这点。 而去产能去杠杆势必减少投资，而投资的减少当然会减少需求，这种正反馈的结果就是经济衰退，它已为事实所证明，于是在不搞宽松、不搞刺激的口号下，为了稳增长，又决然地降准降息，发改委批发铁路地铁项目，这才出现了久违的小阳春。 但它还是再加杠杆，不同的是企业转嫁给了政府与居民，同时，凯恩斯主义强行投资不能改变宏观投资必然亏损，债务不可补偿的本质，即国债累积；加上挤出效应，滞胀在所难免，即还是在重复美日的往日路径，中国的产业外移无以阻挡。 新宏观主义增长理论为实物利润与货币利润同步，实物利润来自供给端，货币利润来自需求端。而当前的需求增量为一部分为顺差拉动，即他国债务，这就是次贷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另一部分为本国债务拉动，比如中国目前积累的100万亿的贷款，美日天量的国债，全世界200万亿美元的债务总量等。 外汇占款制度，有利之处是实现了实物利润与货币利润的同步，因而能快速增长； 但不利之处则是透支了中国的资源、环境、劳动力，而人民币的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外储购买他国国债不可偿还，导致了国民福利损失。 新宏观主义的解决方案为储备需求，它是对外汇占款制度的优化升级，即将中美贸易视为黑箱，国内端仍为央行增发人民币购买市场的实物利润，不同的是前者为出口他国的消费品，现在转变为本国国民免费享用的准公共品；国外端则实施平衡贸易，即不再购买美元，也就不再需要持有美债。 它在废除了外汇占款制度后，又抛弃了央行再贷款，从而消除了央行货币发行带来的系统债务，解决了货币外生问题。 同时，央行增发货币的投向为准公共品的购买，即直接幸成为最终需求，它为社会资本带来了利润空间，可以促使储蓄存款购买并长期公益资产，因为央行购买保障了其正利率，该举措消除了商业债务累积。 而准公共品包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智力资源，以及重大基础设施与环境保护与改善等，即储备需求的空间是无限的。 由此，债务长周期得以消除，避免了经济危机造成的财富损失，人类可以逐步实现经济自由。 典型应用为社保基金出资4万亿购买中铁总公司的铁路资产，央行每年支付2千亿的过路费，相当于正利息，而中铁总公司改组为几大客货运公司，展开合理竞争，提质降价，增进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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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伦 2014-2-7 22:37
在第二部分的阅读中，涉及的是明代时期中国的农村经济和交通商业部分。可以发现的是，到了明朝开始，传统的封建组织形式开始弱化了，也就是说，在农村，自耕农经济及其所决定的社会组织形式开始动摇，人口的流动性增强，封建统治基础开始变得脆弱；而商业则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前面说到，在晚唐，中国具备了发展向资本主义经济的可能性，那么，到了明朝这种可能性确实变为了现实，因为商品经济得到很大发展，资本主义的萌芽产生了。下面对这段历史进行具体的介绍。 按照作者的分法，明代中国可以划分为华北、江南（包括江苏南部、安徽和浙江）、湖广、四川、福建、珠江和云南及周围诸省这几个地区。就具体的气候环境而言，明代整体上属于一个很是干旱的时期，并不像同时期的欧洲一样，处于“小冰河时代”，所以说明代农业时常出现旱涝灾害。说到人口，常见的观点是明代人口仍旧是增长缓慢的，但是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事实上，明朝经历了类似于清朝的人口爆炸，但是由于统计制度的因素，出现了大量的瞒报人口。例如，在南方地区，尤其是在福建一带，宗族发展极为完善，这样往往以一个大族作为一个纳税单位和一个人口统计单位，所登记的人口数必然远低于世纪。耕地面积是一个难于确定的因素，因为明代纳税并不以土地为依准，所以官府对于土地的登记力度并不大。之所以这样，又是因为税赋是以实物形式缴纳的，银两只是在后期才作为补充形式出现。由此所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明代物价涨幅是十分显著的。据卡蒂埃尔的物价测算，到了1610年，物价已经是早期的3到4倍。明代整体上所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大体如上所述。 明代的乡村组织形式是里甲制，所谓里甲制，就是指每110户为1里，其中最富裕的10户负责管理，成为里长，剩余100户每10户分为1甲。里长和甲首由所在单位内10户轮流担任，这样在10年轮换一次。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基层，明朝更多的依靠的的是里甲的道德教化作用，而非行政管理。这种形式本身就是和中央的高度集权是矛盾的。正是由于这样，使得乡村统治虽然稳固，但是并不稳定。因为在不同地区里甲制的实施是有程度限制的。例如，在南方，就无法根据里甲来合理进行税务管理，因为很多情况下，一里的范围要远大于110户这个界限。 明代是中国宋代之后商业发展的又一个高峰。事实上，明代商业发展更加有其深度和广度。因为商业已经渗透到了乡村。在农村，集市的存在已经不仅仅是为获得使用价值，很多情况是专门为了交易而生产的。那么明代商业的发展政府在其中到底起什么作用？准确地说，政府真正做到了无为而治。因为，自洪武朝开始，政府既没有遏制商业的发展，对于商业的批判也仅仅是因为因为继承先代的治国基础，再加上明朝皇帝大多碌碌无为，更不愿意破坏祖先不禁止商业发展的行为；但政府也没有真正采取措施促进商业发展。很多人说大运河的修建是政府的主观意图。但是这种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从根本上是为了保证漕粮能运往北京和边关，只不过在客观上促进了商业的进步。所以说，明代国家对于商业，是一种寄生关系。 说明代商业有了发展另一个原因是专业化分工的出现。这种分工首先表现为地区分工的深入。不仅商品粮区和经济作物区的分化产生，经济作物区和市场农业、市场工业的分化也产生了。但更为重要的是生产分工的产生。在明代的松江府，养蚕、制茧、缫丝、织布是由不同单位负责完成的，事实上，明代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分工不足反而是分工过细。因为据记载，常熟地区的妇女甚至只会缝衣服不会织衣服。这种过细的分工确实阻碍了商业进一步发展。 商人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我不同意将这种观点极端化。因为就我看来，商人的地位也实在没有很高。纵然商人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较以前没有的尊重，但是士绅阶层仍然阻止商人进入精英阶层。我这样说的依据是，在明代很多商人以及富豪往往会附庸风雅，收购大量的文物和书籍，但是这种书籍并没有用来自用而是用于“讨好”穷文人。可以发现的是，这一时期很像春秋战国时期一样，有很多的“门客”。并且中国典藏学得到最大发展的时期是在明朝。典藏学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完全是一门关于“钱”的学问，因为大量文物的购买需要庞大的财力。所以说，只要科举制度存在，商人就不可能打破精英阶层所组成的官僚团体，其所研究的内容也只能是被正统所不认可的“旁门左道”。
个人分类: 经济史|82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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