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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熊丙奇开发利用《羊城晚报》潜能更显出“英雄”本色: 大庆商江 2015-1-10 06:24; 熊丙奇开发利用《羊城晚报》潜能更显出“英雄”本色【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百度百科》介绍，《羊城晚报》，在陶铸的主持下，创刊于 1957 年 10 月 1 日，是新中国成立后办起的第一张大型综合性晚报。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停刊。 1981 年春节前复刊，并由叶剑英题写报头。现在隶属羊城晚报报业集团。该报曾经是广州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2003 年《羊城晚报》位列全球日报发行量 20 强。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一名企业员工），挂上了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 ”副院长的招牌，被《羊城晚报》吹捧为“知名教育学者”“著名教育学者”“著名教育专家”，令人匪夷所思。请致电 020-87133589 熊丙奇 2006 年就在博客发帖“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尽管如此，仍挡不住媒体的崇拜潮流。《羊城晚报》仅仅是崇拜者之一。这说明，熊丙奇开发利用《羊城晚报》潜能更显出英雄本色。举证 2 万字如下：有感兴趣者，可以继续搜索续补。 2009 年 3 月 6 日，《羊城晚报》《熊丙奇：大学已经失去自主办学能力？》：最近教育主管部门正在某些高校试点“自主办学”，主管部门负责人问高校领导有关“自主办学”的想法与打算，高校领导反问：你们希望我们怎样自主办学？这样的反问，听上去就像笑话：上级告诉你怎么做，还叫什么自主办学。可是，这样的笑话，却与现实十分吻合，因为长期以来，高校已经习惯了听上级的通知、看上级的文件来办学，现在要他们自主办学，当然还要继续听上级的通知，看上级的文件，指导自己怎么“自主”。于是有人怀疑，今天的高校已经没有自主办学的能力。对此，我不以为然。不改变当前政府的教育拨款方式、高校的校长任命方式、内部管理制度，“赋予”高校办学自主权，自然是以上结局。高校实施自主办学，必须从根本上调整政府管理高校的模式，政府承担举办者职能，但不直接参与办学。近年来，不少高校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与教育主管部门 ( 以及其他掌握财权的政府部门 ) 官员搞好关系上，以保证学校能顺利获得拨款，顺利立项使用资金，所谓“跑部钱进”。而与此同时，手握人事权与财权的政府部门，在高等学校面前完全没有服务教育的意识，而完全是官老爷的姿态。因此，要让高校真正自主办学，有必要成立专门的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按照全国、地方人大批准的预算，向各学校拨付法定的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国家教育部、财政部、发改委、科技部等部门，不再掌握财政性教育经费拨款权，而是通过一些专项，以政府购买的方式，在高校中推进政府部门希望开展的教育活动与学术研究活动。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保障了政府对学校的基本教育投入，而政府部门的立项，则体现了各校办学的差异性，促使各校展开平等竞争。对应高校自主办学，公立高校还应成立大学理事会，负责学校重大事项，包括战略发展方向、校长遴选、预算审批等决策。大学理事会组成成员可包括：人大代表、政府官员、大学教授、知名校友、学生代表、社会贤达。人大代表与政府官员可在大学理事会决策中，体现举办者对学校办学方向的把握。比如，在香港由教资委资助的大学中，其校董事会中，有几名立法委成员。而在理事会的领导下，应取消高校校长或副部、或正厅的行政级别，这不但便于不按级别选拔、任用校长，把大学作为官员晋升、发展的 “驿站”，而按职业要求选拔、任用校长，让懂教育的人来办教育，而且，可以根本扭转大学的官场气氛，回归大学办学本质，还可以为各类学校的公平竞争创造条件。同时，在大学理事会的领导下，建立新型校长遴选机制，组织专门的校长遴选委员会，按照校长任用要求，在全球范围内遴选合适人才，在候选人被理事会确认后，提交教育部任命。如此选拔机制下诞生的校长，方可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对选拔自己的大学理事会，及其代表的师生负责。 2009 年 7 月 8 日，《羊城晚报》（记者邓琼实习生马红平）《学者熊丙奇：莫让高等教育等同“身份教育”》： 7 月 4 日，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做客“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面对广州公众，聚焦高考制度改革与大学生就业困境。这位素以敢言著称的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学者指出，我国的高等教育如果只等同于“身份教育”，实在难以改变目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困境。【高校解决就业难问题存在隐患】熊教授指出，目前困扰社会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从 2002 年就开始显现，而该年的毕业生是全国高校扩招之后的第一届，比上一年增加了近 40 万人。虽然教育部门并不承认，但是扩招带来的衍生问题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他认为，到目前为止，国内高校对于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的解决办法存在很大隐患。把学生的就业和老师的奖金、晋升等挂钩，直接导致高等教育注重的不是教学质量而仅仅是把学生推出校门。其次，政府、学校动员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到中西部就业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事实不是学生不愿意去那里就业，而是这些地方所能提供的岗位也很有限。而且就部分中西部的学生而言，并不存在就业观念上的问题，这只是将东部沿海高校的学生心理放大到了全国了。此外，“以就业为导向”是目前很多高校提出的口号，但这样培养出的学生既没有学术研究方面的能力，职业技能也不过硬，使得就业更难。【大学的好坏由“身份等级”决定】熊丙奇主张，要解决就业难的问题，最根本的是大学要进行改革。目前，教育部门对大学的评价是以“就业率定生死”或者是通过本科教学评估。前者在直接导致了高校教育以就业为目的的现象；后者太过单一和行政化了。大学的优良好坏不是由其社会地位决定的，而是由政府部门授予的身份等级决定的，这也就导致了高等教育是一种“身份教育”。所谓“身份教育”，就是说大学培养的是具有大学身份的人，而不是具有与大学生素质和能力相符的人才。不论是在求职过程中，还是在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过程中，我们通常都是以学历来评价人，高学历代表的是一种身份的认可，渐渐演化成学历便代表了一个人的能力。为了满足社会对高学历的需求，大学就不顾一切的不断制造高学历“人才”。这些毕业生虽然拥有高学历的身份，但是他们缺乏实际的能力和与学历相符的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社会对大学毕业生的失望，同时对高校的教学质量产生了怀疑。【高考改革要给高校自主招生权】熊丙奇认为，要改变目前大学的现状首先是高考制度要改革，改的不仅是考试内容，而是要从理念上进行转变，这就包括赋予受教育者自主选择权和给予高校自主招生权。让考生可以同时接到多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学校和专业。这样才能使大学之间有真正的竞争压力，从而提高大学的教育质量。反过来，给予高校自主招生权，则要求大学之间不应该有高低之分的行政级别，在招生录取过程中也不应该有先后之分，众多高校在同等条件下进行招生录取，以自身实力吸引生源。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学历和学位由“国家承认”的尴尬局面。其次，改革要实现的目的之一是要实现个人教育平等，无论重点大学或高职高专的毕业生，应该享有平等的就业机会。这有利于拓宽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道路，改变“高考独尊”的局面。但是仅仅是高考制度改革是很难实现这一目标的，还需要一些制度与之配套，如户籍制度、用人制度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大众的观念，从而促使更多的人接受普通高等教育之外的教育形式，如网络教育、成人教育等等。【注：《羊城晚报》根据什么确认熊丙奇是“ 素以敢言著称的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学者”？。请致电 020-87133589 】 2009 年 12 月 25 日，《羊城晚报》（熊丙奇）《从校园踩踏事故看学校开支用途》：湖南省湘潭市辖内的湘乡市私立育才中学 7 日晚发生一起伤亡惨重的校园踩踏事件，目前已造成 8 人罹难、 26 人受伤。这一惨剧引起各方高度关注，有关导致惨剧的细节被逐一披露。很多人感慨，要是这些细节能被注意，惨剧不会发生。这起惨剧的有关细节如下： 8 个班的 400 多名学生同时下课；为避雨，所有同学几乎都选择位于教学楼与学生宿舍最近的一个楼梯口；每层楼的走廊上方有一盏非常小的微弱的节能灯；学校还规定， 21 时 10 分下晚自习， 21 时 30 分就必须熄灯就寝……针对这样的细节，善良的人们设想：要是能错开下课，比如初一 8:00 ，初二 8:30 ，初三 9:00 ，楼道当不会拥挤；学校教学楼有 4 个楼梯，如果人性化设计，考虑到雨天环境，学生也不至于挤入一个楼梯；走廊上装上更大功率的电灯，学生们因光线不好而跌倒的可能将减少，在发生事故时，学生们也不会在一片昏暗之中，陷入恐惧；如果给学生更长的就寝准备时间，下楼梯回宿舍就会更从容。我并不认为善良人们的建议，就能够变为当今校园的现实。因为建议和现实是有冲突的。建议基于对教育本质的理解，对学生进行人性化管理，考虑学生的现实需求。而现在的校园管理，着眼点却是怎样维持统一的作息秩序，以及如何尽量节省办学开支。尤其是办学开支方面，人性化管理往往意味着在管理、服务上要投入更大的成本，节能灯变高功率照明灯这点成本还算小，当集中下课时，在每层楼派一个老师维持秩序；当天下雨时，派清洁工及时将地面水拖干或者铺设防滑设备；全校寄宿学生晚上在宿舍里呆更长时间，这些将意味着增加更大的办学开支。这些开支是不是该支付的呢？站在为学生服务的角度，那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对于不少办学者来说，却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我国学校，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小学，不论是学校有钱，还是学校没钱，在学生管理方面，基本的原则，大多是能省则省，怎么省就怎么管理。比如，发生踩踏事故这所学校，就“只安排了一名现场看守人员进行安全巡查与现场管理”，如果实行人性化管理，那么，至少得增加好几名人员，这就要支付好几名人员的工资。前不久，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其博客里发帖，讲述他在杭州师范大学演讲时，从学校党委书记那里了解到的三件小事。其中两件与学生食堂有关。一件是书记经常在食堂吃饭，最近天下雨，同学们进饭堂后，自然要把雨伞合上，几百个学生同时合上几百把伞，水珠落在地上，导致地面湿滑。他看到几个学生险些滑倒时，立刻把后勤处长找来，要求立马铺上塑胶地毯，防止学生滑倒受伤，还可保持饭堂洁净。另一件事是，他感觉在学生食堂吃的米饭不如教工食堂的米饭好吃，找来后勤处长，才知学生食堂的米是按要求到指定商户购买的，而教工食堂的米是学校自己选购的，价格略高些，但是，的确好吃，于是要求以后学生食堂也去买教工食堂的米，多出的钱由学校贴补。这几件小事让王旭明很感动，可见这样的“小事”，在国内学校中多么稀罕。而就是这些令人感动的“小事”，本是学校应该做的基本的事，下雨要注意防止学生摔跤，食堂的米饭应该师生一致。反观国外大学，针对有学生通宵做实验，学校有全天候开放的食堂，以方便饥肠辘辘的学生随时就餐；在国内高校基本实行晚上 10:00 关宿舍灯，而且一次又一次组织力量收缴学生的电炉、热得快时，实行寄宿制的国外高校中，学生宿舍基本上都有厨房，供学生热菜、烧水，不像国内学生，下大雨还得举着伞去开水房打水，回来就是一身水；不仅对已经是本校的学生，注重考虑他们的现实需要，就是对于“准学生”，国外高校也考虑其具体困难，比如，针对海外学生申请入学的国际面试，学校通常会提供面试交通费、住宿费，我国高校有哪一所是为学生提供面试费的呢？难道国外高校很有钱，不稀罕这些开支？非也！这样“大方”为学生开支，是因为他们的办学理念，就是真正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服务———当然，也有人说他们是“被迫无奈”，因为国外实行自由申请入学制度和自由转学制度，学校的服务不好，学生将以脚投票不选择这所学校———以赢得竞争并树立品牌，围绕招生和培养的开支，是学校最重要、最舍得的开支。而那些迎来送往、搞形象面子工程的开支，则是能省就省的。我国一些学校省下对学生的开支，一方面是为了获得最大的收益（对于民办学校而言），另一方面，则是把本该用于学生的开支，用在了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与迎来送往之中。早前有媒体报道，有的高校一年的迎来送往费，超过学生奖学金、帮困助学金的总额。据央视报道，湘乡市私立育才中学的办学条件其实是不错的，绿树成荫，体育设施很全，可是，在光鲜的外表下，教室楼道里的灯光昏暗，而负责管理的人员只有一位。该开支的不开支，不该开支的乱开支，这种行为背后，是基本教育理念的错位。没有正确的教育理念，要让学校推行人性化管理，注重每一个办学的细节、小事，是很难完成的任务，最多是一场风，难以持续。而很多办学的细节和小事，只有在发生事故之后，才痛心疾首地拿出来设想，“如果注意这些细节，就不会……”而设想完之后，一切照旧，这样的设想，又将换个地点、换个时间再来一次。媒体不妨继续关注，这所发生事故的学校，增添管理人员没有？实行错时下课没有？改装电灯没有？注意雨天加防滑措施没有？还有，其它的学校，是不是真正按教育部的通知，去检查安全设施，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了，还是依旧故我？ 2010 年 6 月 7 日，《羊城晚报》《熊丙奇：打破“一考定终身”不是废止高考？》：一年一度的高考到来，有关高考的话题又变热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近日在科学时报撰文指出，“一考定终身”是一个不准确、也与实际不符的提法，是有关高考诸多误解中最明显的一个。刘院长主要从高考的制度安排———取消报考年龄限制，允许多次复读、多次高考；考上大学之后的发展———上高职高专的学生也可有机会再深造，来论述高考不是“一考就决定命运”，进而认为在当下的中国，还是应该用一年一次的考试来录取新生。我们当然得承认，现行高考制度不是那么“绝对”地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在高考集中录取制度框架下，还留有一丝“修正机会”。但是“修正机会”存在两大问题。其一，是学生无可奈何之下做出的选择，高中复读，从教育角度说，这是很大的资源浪费，而复读并不能提高他们的新知识和能力。选择复读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被录取的学校和专业不理想。而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我国集中录取的高考制度，只能让每个学生获得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考生和学校之间无法充分的双向选择。如果高考录取中，每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然后根据录取学校的办学质量、教育服务（比如奖学金）做出选择，复读比例是不是可以大幅下降？另外，教育数据咨询和评估机构麦可思公司对 2009 级入学大一新生有关学校满意度、专业满意度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从 2009 年 11 月 16 日至 2009 年 12 月 15 日，本科 2009 级新生对专业的满意度为 32% ，而高职 ( 专科 ) 新生则为 35% 。其中，本科和高职 ( 专科 ) 对专业“非常满意”、“很满意”仅为 2% 、 3% ；而对专业“很不满意”者则分别为 30% 、 27% 。造成这种不满意，也拜集中录取制度所赐。其二，学生把握其它选择机会，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比如转学、插班生、专升本等等，在现代大学制度健全的国家里，这些是不用受教育者经历太多折磨和曲折的，因为其有基本的自由转学制度，对一个学校的教育质量不满，可以申请自由转学；而一校之内，换专业更无多大障碍。高考录取制度“一考定终身”的弊端已是有目共睹，这是在国家制订《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时就已经取得共识。现在的问题，不是重新讨论是不是“一考定终身”，而是怎样建立扩大考生考试选择权和教育选择权的新高考体系。我从来不赞成打破“一考定终身”就是要废止高考，而是应该改变统一高考的功能，也就是说，统一高考（今后可能是统一的学业水平测试、统一的高水平大学联考）将长时间存在，而按计划集中录取的制度却要打破，变为高校依据学生参加统一测试的成绩（这可保证录取的基本公平）、中学学业成绩（这把对学生的评价变为综合与持续）、大学自主招生面试考察成绩（这体现学校培养人才的具体要求）自主录取，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和学校可以双向选择，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由此扩大对大学的选择权，也增强大学的竞争性。 2011 年 6 月 2 日，《羊城晚报》 ( 夏杨 ) 《广东中考取消竞赛加分 2014 年取消高考加分政策》：“中考取消奥数加分，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抑制不了奥数热。好几年前，江苏、成都等城市都纷纷对奥数加分喊停，但其实就像一阵风，成效不大。” 教育学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熊丙奇说，奥数在我国的变异，有目共睹。导致其变异的教育原因，无非有二，一是严重的教育资源不均衡，家长争着让孩子进好学校，由此，好学校就会对学生进行选拔，奥数就是其中的一个选拔工具；二是中高考体系，以学科分数为单一指标，为获得考场的高分，学校和家长就会让学生们学深一点、学难一点，很多参加奥数培训的学生，学习的目标不是获奖，而是提高学习成绩。概括而言，奥数成为升学的工具，不管孩子有无兴趣、有无能力，都逼着孩子学奥数。“我一直反对因这种变异，而一刀切取消奥数，否则，那些有数学兴趣、爱好、特长的孩子，也没有途径去拓展自己的兴趣与爱好，这本质上是因噎废食。理性的态度，治理导致变异的根源，应该是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同时改革中高考体系。”熊丙奇说。【注：《羊城晚报》根据什么确认熊丙奇是“ 教育学者”？不是空穴来风。请致电 020-87133589 】 2011 年 8 月 22 日，《羊城晚报》《熊丙奇：农村生的出路何在？》：重点大学中农村生源比例逐年下降，再次引起社会关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几位本科生在清华 2010 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 17% 。可那年的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的比例是 62% 。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孩子占高校新生的比例，其实在逐渐提高，从 1989 年的 43.4% 到 2003 年的与城市生源比例持平，再到 2005 年达到 53% 。而在重点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却不断滑落，比如，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就在过去 20 年间从三成落至一成。农村孩子上大学机会增多，而在重点大学中的比例却下降，因为他们中很多人上的是二本、三本和高职高专。教育数据公司麦可思的研究显示， 2009 届大学毕业生中，来自农民与农民工、产业与服务业员工家庭者，就读“ 211 ”院校的比例分别为 38% 、 22% ，低于在生源中分布的比例，分别为 40% 、 25% 。笔者注意到，对于重点大学农村生比例下降，舆论给予高度关注，分析其原因，呼吁从教育公平出发，重视这一现象，但是却对农村生更多读高职高专、三本、二本这一现实关注不够。其实，就是重点大学提高农村生比例，也无法总体改变农村生会更多读高职高专、三本、二本的情况，针对这一现实，如何提高高职高专、三本和二本学校的教育回报率，在眼下可能比关注重点大学的录取比例更迫切。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为何社会普遍认为只有考上重点大学才能改变命运？分析起来，造成重点大学教育回报率高的主要因素，并非学校本身的教育质量、教育特色，而是一系列的制度，包括教育等级制度（通过各种计划把大学分为 985 、 211 、一般本科）、拨款制度以及用人制度。而正是这些制度，使高校之间竞争不平等，造成一般本科、高职院校，尤其是民办院校，办学十分困难，由于政府投入少、社会支持不多、用人单位就业歧视，读这些学校，教育回报率显然就要低。其实，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办教育的职责，不是直接参与办学，而应该为所有学校的发展营造平等的空间。要让我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必须取消强加给学校的一系列不平等的制度，让每所大学能在平等的竞争中，提高对受教育者的回报率。如果政府部门同样给高职高专学校以投资和补贴，这些学校能像国外社区学院、职业学院那样全免费，学业完成之后，学历不被歧视，找到工作回报率并不低，大家会把眼光都对准名校吗？所以，农村生上大学的问题，背后其实是大学公平竞争的问题，在计划体制、等级教育框架之下，不要说农村生，就是整体教育、大学发展，以及城市学生的大学路都越走越窄，当初的大学独木桥，变为现在的名校独木桥，而名校教育质量的每况愈下，已让一些城市学生选择逃离国内高考和国内高等教育。因此，解决这一问题，如果纠结在农村生和城市生重点大学的比例问题上，将无法走出困境，而只有打破现在的计划体制，消除造成学校不平等发展的教育制度和就业制度，促进高校平等竞争，这才是我国教育的出路所在，也是农村生的出路所在。（本文选自《熊丙奇的博客》，有删节） 2012 年 7 月 8 日，《羊城晚报》（记者何晶）《校长演讲不精彩，学生不好意思毕业？》《学生希望思想和心灵的对话———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专访》：熊丙奇：很长一段时间，毕业典礼根本不被关注，因为基本都是空话套话。 2010 年，华中科技大学的毕业典礼，李培根校长的演讲受到毕业生追捧，他对网络语言的熟练运用也受到网友欢迎。其实这就是一个演讲，老师认为可以表达自己对毕业生的情感，学生认为挺好就够了。或许是受到“根叔”的启发，现在不少毕业致辞校长都开始飙网语，一时成为时尚，但如果都形成了风气，那就成为问题。【熊丙奇】：现在大学校长在毕业典礼致辞中争用的“潮语”，不过是过去空话、套话的翻版，表达的并不是校长个性化的思想。大家看到“根叔”的演讲引起关注，认为效果很好，所以跟风效仿。这本身就说明学校没有自主性，没有自己的想法，缺乏独立性和个性。越来越多的致辞用潮语，表面上看有积极的社会形象，但其实还是官话套话。【熊丙奇】：我不这样认为。孩子在大学里求学，养成怎样的品格和习惯，和大学教育息息相关。对学生来说，他更希望的是思想和心灵的对话，而不仅仅是讨好性的语言。如果要听俏皮话，那和网络上看段子有什么不同？真正的沟通并非靠这些段子式的语言，如果你有思想，能让学生有感悟，不也一样是很好的沟通吗？【熊丙奇】：这本身就是流于表面的形式。比如现在很多学校办录取通知书也用淘宝体、凡客体，都只是形式而已，没有太多内核。如果校长有想法，有教育理念，根本不需要拘泥于这些形式，魅力应该是来自于思想上的，而不在于用怎样的语言。【熊丙奇】：校长首先要传承学校的办学传统和文化。为什么世界各国大学都有校长遴选制度，就是因为校长相当重要，需要遴选符合这个学校的，能承担这个责任的人。这样的人首先要懂教育，懂教育管理，也要有很强的社会活动能力，这样的人才能让大学的精神得到传承。【熊丙奇】：这和基础教育和大学管理息息相关。我们的基础教育是灌输式的，不需要学生提问，背出答案就可以了。谁让你提问？谁允许你提问？我们不能抱怨学生不会提问，应当自省有没有提供让学生发问的空间。【熊丙奇】：当然也有学生本身的问题，比如自身的规划不够，主观上不够努力，等等。但我认为主要问题还是我们的基础教育导致的。 2011 年 7 月 17 日，《羊城晚报》《城市看海》：直接砍掉一些城市建设重大项目的投入，转移到教育投资上来，比提取 10% 的土地出让金会来得更直接有效。———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羊城晚报》刊登熊丙奇语录。请致电 020-87133589 】 2011 年 8 月 23 日，《羊城晚报》《熊丙奇：“关系就业”成趋势》：人情就业、关系就业、父辈就业已成为时下就业的主导趋势，这导致城市家庭孩子，富裕、权贵阶层子弟占据福利待遇最高的行业和工作，而农村孩子即便上了名牌大学，也难以获得好的工作。——— 知名教育学者熊丙奇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如是说【注：《羊城晚报》根据什么确认熊丙奇是“ 知名教育学者”？不得而知。请致电 020-87133589 】 2012 年 8 月 21 日，《羊城晚报》《熊丙奇 : 应集中精力探索全新办学模式》：对于朱清时对招收研究生的期许，教育专家熊丙奇认为，不能简单把举办研究生教育，作为“上水平”的追求，更应该集中精力探索全新的管理、培养制度，努力争取办学自主权。客观而言，南科大的办学定位是比较明确的———办一所小而精的研究型大学，因此，学校将举办研究生教育作为发展目标，无可厚非。但熊丙奇说，这一切必须水到渠成，而不能违背规律而强求。他认为，刚获正式举办权的南科大，还存在办学制度不明确的严重问题。“南科大当务之急，必须理顺学校的办学体制，努力争取学校办学自主权。如果学校的管理模式没有创新，没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就是允许招收研究生，也很难办成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 另外，在熊丙奇看来，整个社会对南科大的期待，其实不在于举办研究生教育，而在于南科大是否能推进教育改革。他说，如果南科大接下来把精力放在争取举办研究生教育上。假如南科大在改革上的作为不大，就是南科大的本科毕业生，都不一定会选择在南科大继续深造，而改投其他高校或者海外名校。熊丙奇毫不客气地认为，如果加快让学校成为一所传统公办院校的进程，而没有加快改革进程，相比于南科大举办研究生教育，公众更希望看到的是南科大采取全新模式办学，哪怕速度慢一点，只要方向正确，就值得期待。【注：《羊城晚报》根据什么确认熊丙奇是“ 教育专家”？一头雾水。请致电 020-87133589 】 2012 年 12 月 25 日，《羊城晚报》（陈晓璇、戴秀文、黄丽虹）《公办幼儿园今年收的赞助费可申请退还》：著名学者熊丙奇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表示，国家早就规定禁止收取与学位挂钩的捐资助学费，广州市政府对入读幼儿园不合理的赞助费进行清退，这是负责的态度。不过，清退的原则应该是政府强制性来执行的，而不是让家长和幼儿园自愿协商，否则也将是一纸空文。【注：《羊城晚报》根据什么确认熊丙奇是“ 著名学者”？天知道。请致电 020-87133589 】 2012 年 12 月 27 日，《羊城晚报》（蒋铮林晓湄）《北京考生上北大比率 190:1 网友调侃投胎是艺术》：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在接受羊城晚报专访时认为，推行异地高考政策确实很难、但必须实施，实施的成功关键在于中央肯不肯放权给高校。【注：《羊城晚报》根据什么确认熊丙奇是“ 著名教育学者”？还是不得而知。请致电 020-87133589 】 2012 年 12 月 27 日，《羊城晚报》（记者蒋铮实习生林晓湄）《放开异地高考京沪粤各有“压力”》：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在接受羊城晚报专访时认为，推行异地高考政策确实很难、但必须实施，实施的成功关键在于中央肯不肯放权给高校。羊城晚报：异地高考“左右为难”的源头在哪里？熊丙奇：源头是我们目前寻求的解决途径就是错误的，因为现有的高考制度就不是“对”的制度，各个地方的招生指标不均衡，人为造成了各地享受教育权利的不公平。在“错”的基座上纠错是不可能的。我认为，要促进高考公平，关键是政府要愿意放权，推进高考改革，实现自主招生。高考制度怎么改？我认为，要在合理范围内打破按计划录取的制度。如果把全国高校分为 3 类———全国重点大学、地方院校和高职高专，在现在的制度框架之下，国家级院校 ( 往往也是一流院校 ) 应该面向全国招生，让全国考生公平竞争，这就能解决异地高考的核心问题。对于地方性高校，既然是当地出资给它办，那么向当地学生倾斜也是合情合理的，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是这样的。对于高职高专，现在普遍都招不满学生，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羊城晚报：要彻底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你觉得最好的办法是什么？熊丙奇：全国统一考试、学校自主招生。这里要提醒一句：全国统一考试不等于全国集中录取，只凭一个分数定乾坤，这个方法并不科学。首先应该有一个全国统一的考试，让学生以这个为基本前提去申请大学，但不是只靠一条一刀切的分数线来划分学生优劣。在达到一个最低分数线之后，招具体哪个学生的权利，应该交给学校，没有学校不想招好学生的，他觉得这个学生综合水平比较高、比较适合这个学校，就可以录取他，而不用在乎他是来自哪个省、哪个市的。突破了地域界限，还学校招生权之后，异地高考、高考移民的问题也就自然迎刃而解。 2013 年 5 月 29 日，《羊城晚报》（记者沈婷婷）《深圳一名老师讲台下猥亵女生受害人最小仅 8 岁》：教育专家熊丙奇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在美国，学生上学的第一课，老师就会告诉学生，在群体生活中，不要伤害别人，也不要让别人伤害自己，教学内容具体到身体的哪些部位是不能让别人触碰的、哪些是自己的隐私。这样的教育，是告诉学生这个世界上有“坏人”，也是在说，自己若不遵守规则也会变为“坏人”。这是最基本的公民教育。“我国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在这方面都比较缺失。”熊丙奇说。 2013 年 8 月 15 日，《羊城晚报》（记者王俊伟）《识字算术学英文幼儿园小学化愈演愈烈》：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大教授熊丙奇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幼儿园小学化不仅在东莞是普遍现象，实际上在全国来说都很普遍，“幼儿园为什么会‘小学化’？背后是义务教育阶段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不少小学招生时仍有面试，家长希望孩子入读好点的学校，自然要削减脑袋。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幼儿园‘小学化’也不会得到真正的根治，即使幼儿园不开展类似教学，一些培训机构也会将这类的教育承接过去。” 【注：《羊城晚报》根据什么确认熊丙奇是“ 上海交大教授”？不是梦想。请致电 020-87133589 】 2013 年 10 月 21 日，《羊城晚报》《熊丙奇：小升初免试招生难破义务教育不均衡之冰》：据报道，“十年民办考试，此次免试招生为破冰之举。”广州教育部门正在酝酿以减轻学生负担为出发点的小升初“免试”政策，广州市教育局副局长江东表示，尽管目前仍在征求意见阶段，但免试已是趋势，既包括民校小升初免试，也包括公校的特色招生免试。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免试入学。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近入学。”推行小升初免试，这是落实《义务教育法》。但问题在于，如果免试缺乏义务教育均衡做支撑，结果很可能是加重学生、家长的焦虑。道理十分简单，当一所学校有 8000 名学生报考，可却只招 180 人时——这是天河外国语学校今年的小升初考试情况——学校用什么办法来选拔学生？如果不举行笔试，就得看材料、面试，如果面试也取消，就可能变为“条子生”、“拼爹”了。事实上，这一问题已在其他地方出现，学校不举行测试，甚至连面试也不允许后，择校转为地下，潜规则盛行，很多家长都呼吁重新考试，相对而言，笔试还被认为是公平、公正的做法。有人会说，教育部门可以出台规定，严禁择校实行就近入学，这存在两方面问题。其一，《义务教育法》只规定了政府保障学生就近入学的义务，而没有限制学生选择不就近入学的权利；其二，对于民办学校来说，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规定“实施高级中等教育、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可以自主开展教育教学活动。”这就包括民办学校可以自主招生。相对来说，教育部门是可以从举办者角度，要求所有公办学校都就近招生的，但对民办学校来说，这样做就可能遭到反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政府是否给予民办学校与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同样的教育补贴？如果没有，怎么要求民办学校履行相应的义务？这不是让民办学校戴着镣铐办学吗？真正健康的义务教育办学环境是，公办不择校、择校到民办。政府保障 90% 的公办学校办学质量均衡，同时允许受教育者根据自身的家庭情况、学生情况选择民办学校，同时尊重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这需要加大对公办学校的投入，同时转变传统的义务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做到各校办学质量、办学条件相当，取消义务教育重点校、重点班。如果朝这方面努力，我国义务教育均衡情况早已改观，而遗憾的是，有关部门并没有在投入和转变资源配置方式上下功夫，而一再在出台禁令上做文章，包括禁止学校测试、禁止学生择校，这是政府权力和学校权利的错位。据报道，广州小升初免试或将从公办外国语学校开始。广州市教育局表示，本周二会召开新闻通气会，会上将公布外国语学校的招生工作，包括明确外国语学校的规范、特色标准问题，也包括免试问题。依照《义务教育法》，不该是明确公办外国语学校的特色标准问题，而是取消义务教育公办重点校、特色校的问题，重点校、特色校的存在，就表明政府部门没有落实《义务教育法》——该法的第二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促进学校均衡发展，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对于取消公办重点校、特色校，有关部门一直不愿意出手，其理由是满足老百姓追求优质教育的需求，而其实，这是有关部门不愿意向既得利益开刀——由于公办学校不均衡，教育部门就有资源寻租，包括解决自己孩子的教育、“条子生”、收取择校费等等。而在美国，官员、富商的孩子可以择校，但都是自己花钱进私立学校，由公共资源举办的公办学校办学标准一样，满足所有老百姓平等的受教育需要。只有明确政府在发展义务教育中的责任，才能有正确地治理义务教育不均衡，从而减轻学生负担的措施，不推进义务教育均衡，不朝既得利益开刀取消重点校、重点班，不管怎样治理择校，都治理不出良好的教育局面来。（作者熊丙奇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3 年 11 月 21 日，《羊城晚报》（记者陈晓璇）《熊丙奇：只在考试科目上做文章改革价值很有限》：著名教育专家熊丙奇也持同样观点。他认为，只有考试和招生分离、突破集中录取制度，如果不向这方面着力，而只是在考试科目上做文章，哪怕有的科目一年多次考，改革的价值仍将十分有限，甚至会出现新的问题。【注：《羊城晚报》根据什么确认熊丙奇是“ 著名教育专家”？更是不得而知。请致电 020-87133589 】 2013 年 12 月 9 日，《羊城晚报》（记者沈婷婷）《在线教育升温专家忧被功利环境 " 扼杀 " 》：教育专家熊丙奇说，打破国家承认学历体系才能把在线上名校变为可能。他认为，在我国功利的教育环境中，如果学习不能获得学分，进而获得文凭，有多少人会坚持学习下去？他认为，如果我国打破国家承认学历体系，变为学校自主招生、自主教育、自授学位文凭，那么，学校会根据学生选择在线课程学习的情况，结合本校的质量标准，给予在线学习者学分并授予文凭，至于文凭的含金量如何，完全由专业机构认证，这就把在线上名校变为一种现实可能。更重要的是，当国家承认学历体系打破后，人才评价体系也就破除了“唯学历论”，读书的价值也就从追求一纸文凭，变为关注教育本身的价值。在这种情况，能不能通过考试进入名校，真不是什么事，因为学习的资源、学习的机会就在身边，提高自身能力与素质的途径变得多元。这将是所有学习者的春天，也将是在线课程快速生长的春天。 2014 年 3 月 6 日，《羊城晚报》（熊丙奇）《规范中小学招生先要消除“条子生” 》：近日，广州市教育局发布了《广州市中小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办法 ( 试行 )( 征求意见稿 ) 》 ( 下称办法 ) ，详细列出了 15 种违规招生行为及严惩措施。违规情节严重者，将撤销学校和个人已获得的荣誉，且 5 年内不得评优，校长将会被撤职。不得不说，这一次办法规定得很细，处理措施也很明确，但是，这就能彻底规范中小学校招生吗？从眼下的情形看，未必。比如，办法规定的违规招生行为包括，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采取考试方式选拔学生入学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借助中间方 ( 含培训机构、参与举办的民办学校等 ) 通过组织考试、竞赛或培训等形式录取新生的，等等。这些违规行为其实在其他地区也是被禁止的，可往往禁而不止。教育部门规定学校不得采取考试方式选拔学生，可是，由于学校办学质量不均衡，学校面对众多申请者必须选拔，那怎么选择？不允许考试，指的是笔试还是面试？如果连面试也不允许，那就只有看材料了。既然是看材料，这就有很多的“花头”，包括“条子生”，以及地下“占坑班”的学生——这也是被禁止的，可是如果学校私下进行，不是明目张胆地开班，学生只在自己提交的材料中说明自己上个什么班，教育部门有什么办法认定其是违规的？难道学生连上培训班，并把培训班经历写进材料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再发展下去，就禁止学生提交简历了，而如果禁到这一步，剩下的，恐怕只有权力择校了。其实，对于中小学招生，最该治理的就是权力择校。措施也简单，就是要求当地公职人员子女上中小学的情况必须公示——没有了权力择校，教育部门治理学校的违规招生就理直气壮。现在想治理，学校只要拿出“条子生”，教育部门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另外，当权力择校被遏制之后，不能动用权力选择好学校的官员们，就会认真思考如何推进义务教育均衡了，而不是还维持现在的学校格局——反正自己的孩子会有好学校上。这并非不负责任地乱吐槽，而是发生在不少地方的实际情况。一些地方都是在颁发禁令时做做样子，抓一两个典型，但随后大家该做啥还是做啥，最后受损的还是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广州规范中小学招生不能重蹈覆辙。禁令落空跟问责机制本身也有关，现在教育部门问责学校，类似于老子问责儿子。虽然对于规定的执行，有关部门态度很明确，“接到市民投诉后该小组会判断是哪个处室的职责，并与该处室的工作人员一起展开调查；如果社会对区处理的意见不满意，还将上升到市里来督导解决”，但真正严格的问责，应该是由民主选举的社区教育委员会、家长委员会参与监督、问责。重点治理“权力择校”，发现一个“条子生”，就对开出“条子”的官员问责，并引入社区委员会、家长委员会监督，这应该是规范中小学招生的重点。但从目前的办法中，还看不到这些，希望有关部门在听取意见时，能听到这方面的呼声。 ( 熊丙奇作者是知名教育学者 ) 【注：《羊城晚报》根据什么确认熊丙奇是“ 知名教育学者”？摸不着头脑。请致电 020-87133589 】 2014 年 6 月 24 日，《羊城晚报》（熊丙奇）《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共识已达成关键在实践》：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昨日召开。会议召开前，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强调，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对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造更大人才红利，加快转方式、调结构、促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对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国家层面已经达成共识，充分认识到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对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推动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解决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等现实问题的重要价值。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把共识落到实处，真正建立起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其中，有两方面工作值得引起重视。首先，需要加强对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舆论宣传，让政府层面的共识扩展为学校共识和社会共识。客观而言，整个社会对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注还不够，社会的关注点，还聚焦在普通高等学校，尤其是名校上。即便是面临转型挑战的高校，有一些也处于观望状态，态度并不积极。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关注不够，与职业教育的现实地位有关，而这也正是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如果职业教育地位、教育回报率不提高，就很难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并通过职业教育实现人才的合理分流。这需要在全社会展开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教育大讨论，让社会意识到发展职业教育对推进教育多元发展，给人才提供多元成才空间的意义，不能只有政府的热情，而无社会、学校的热情。更重要的是，要让社会、学校看到国家提升职业教育地位的实际行动，包括取消一系列歧视职业教育的政策、规定，让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实现真正的双向流通。——对于国家来说，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可以创造更大“人口红利”，那么，老百姓的“红利”又在哪里？如果老百姓得不到“红利”，国家所期待的职业教育“人口红利”也就难兑现。其次，需要按照建立现代职业学校制度的要求，落实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共识。职业教育的现代化，绝不仅是办学设施、办学条件的现代化，也非学历层次的提升，而在于管理体制、办学机制的现代化，只有管理体制和办学机制的现代化，才能让职业教育师资建设、专业设置、课程开发、人才培养模式等焕然一新。对此，国务院的决定明确指出当前职业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结构不尽合理，质量有待提高，办学条件薄弱，体制机制不畅”等问题，并用很大篇幅谈到激发职业教育的办学活力，表明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我们看来，激发职业教育的办学活力，不能用行政力量，也不能指望利益因素，而应该改革职业院校的经费保障体系、校长选拔机制、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实现职业教育的教育家办学，让职业教育从教者有对职业教育的高度认同，有教育的理想，安于在职业教育领域办出学校的个性与特色。国务院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为我国职业教育的未来勾画出令人期待的蓝图，要让美好蓝图变为现实，需要有推进的具体行动，尤其是体制、机制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节点。（作者熊丙奇是知名教育学者）【注：《羊城晚报》根据什么确认熊丙奇是“ 知名教育学者”？或许有红头文件。请致电 020-87133589 】 2014 年 10 月 11 日，《羊城晚报》《熊丙奇：制订大学章程，就应纳入立法程序》：我国第一部专项高校立法——《深圳大学条例》目前已完成起草工作，并拟提交市人大常委会立法。据称，此次立法是要厘清政府在高校行政权力的边界，最大限度实现深圳大学招生、学科设置、经费开支、人事招聘和待遇等依法独立高效运行。与此同时，教育部核准发布了北大、清华等 9 所高校章程。根据北大章程，该校首次创设监察委员会。该委员会对学校机构及人员具有检查权、调查权、建议权、处分权。为何深圳大学条例要通过立法程序，而北大等高校的章程却只是学校内部起草，提交主管部门核准就发布？有舆论认为，条例是法律概念，而章程主要是学校内部管理规章。其实，深大条例从其涉及的内容看，就是大学章程。我国所有大学的章程，都应该纳入立法程序。北大等高校的章程，按照目前的程序制订、发布，很难成为大学依法治校的宪章。在国外，大学章程的制定，通常有两种途径，一是学校获得办学自主权（特许）之后，由学校理事会制定，是大学依法自主办学的法律依据；另一途径是，由大学举办者所在立法机构立法，明确举办者和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责。对于尚未获得充分办学自主权的大学而言，通常适合采取后一种途径，因为作为校方，在未获自主办学授权时，是很难要求举办者给予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我国大学就属于后一种情况，目前，我国的大学并没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虽然 1999 年施行的《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大学有 7 项办学自主权，但这些自主权至今没有落实到大学身上。 2010 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都重申要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的改革，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而制定大学章程，被视为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只有通过立法程序制定大学章程，才能有效界定举办者和学校的关系，对于政府出资举办的公立大学来说，尤其如此。在政府与学校关系方面，必须通过立法的方式，明确政府有哪些权力，学校有哪些权利，政府部门不得越权侵犯学校的权利，学校的权利被侵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救济。由学校自己制定、再提交给政府部门审批的章程，通常只是对目前行政治校框架的进一步确认，而不是打破原有权力结构进行重构。在学校内部治理方面，当前，大学内部行政权掌控着教育权、学术权，教育和学术事务都由行政一把抓，要改变这一情况，也需要开门立法加以解决。概而言之，国立高校的大学章程应由全国人大讨论、审议，省立高校的大学章程应由地方人大讨论、审议，私立高校的大学章程则由私立高校举办者所在地地方人大讨论、审议，如此，大学章程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大学宪章，所有与大学办学相关的机构、人员，都必须遵守。而制定大学章程的过程，也是推进教育去行政化改革，建立大学自主办学主体地位的过程。由此希望深圳大学条例能切实纳入立法程序，其确定的政府和学校的关系，学校内部行政、教育和学术的关系，也能给我国其他高校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做出示范。（作者熊丙奇为知名教育学者） 2014 年 11 月 14 日，《羊城晚报》（熊丙奇）《 985 和 211 工程存废问题值得深思》：针对媒体报道的已废除高校“ 985 工程”、“ 211 工程”这一消息，教育部新闻办官微于 13 日晚间公开回应称，不存在废除“ 211 工程”、“ 985 工程”的情况。尽管网传废除“ 985 ”、“ 211 ”工程的消息被官方正式否认，但这一消息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却值得教育部门认真思考。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推出的“ 211 ”、“ 985 ”工程，旨在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高我国高校学科建设水平，这些行政性质的教育工程、计划，体现了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在推进过程中，列入名单的高校，也获得国家更多投入，改善了办学条件，但毋庸讳言，也存在一些问题。包括：高校把进入工程作为奋斗目标，为获得项目“跑部钱进”，学校按照行政制定的指标办学，急功近利，追求高大全；所有高校被工程、计划分为三六九等，随着这些工程的推进，高校被分为 985 高校、 211 高校、小 211 高校（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高校）、一本、二本、三本院校、高职等，这制造了高校间的不平等，也严重影响学生的升学、就业公平，在考研和就业中，都存在学历歧视。事实上，国家已意识到计划办学的诸多弊端，因此，在 2010 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都明确提出，要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照此改革设想，我国应逐渐清理各类行政性质的教育工程、计划，似就包括 985 、 211 工程等。除此之外，还应彻底废除行政治校的思维。前不久发布的国家考试招生改革实施意见，已提出要逐渐取消高校录取批次，同时对高职招生实行分类考试，这都传递出国家全面清理歧视性政策、等级管理传统做法的信息。但倘要废除已产生广泛影响的教育工程，并非易事，这涉及破除既得利益。首先，取消 985 、 211 工程固然重要，但更关键是要从根本上消除 985 高校、 211 高校这样的概念。终止项目是容易的，但要取消这些高校（尤其是部分高校校长、书记还有副部长级）的等级身份，就需要破除这些高校领导、师生的身份保护意识。其次，要杜绝新的类似工程、计划产生。不少教育界人士预判，即或取消这些工程，也会有新的名目取而代之。事实上，目前高校已有另一个 2011 计划，该计划更强调协作，包括校与校以及学校与企业的协作。但这一计划，还是行政主导的计划，也存在因行政审批、评价，而产生的权力寻租、形式主义等问题。国家应按照管办评分离的要求，防止类似计划出台。更重要的是，在取消按工程、计划配置教育资源、学术资源等传统模式的同时，必须建立新的教育管理和拨款体系。建议成立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结合公办高校的人才培养规模、实际办学水平（社会评价和专业评价）制定高校拨款预算，并进行有效监督。同时，政府管理公办学校，要建立由官员、人大代表和校领导、师生及社会人士代表等共同组成的大学理事会，负责制定大学发展战略、预算，监督学校行政公开、透明使用经费。这就从管办评一体、行政治校，过渡、改革到管办评分离、教育家治校。（作者熊丙奇为知名教育学者） 2014 年 12 月 17 日，《羊城晚报》《熊丙奇：综合素质评价必须配套录取制度改革》：教育部 16 日公布两个重要文件——《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以及《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根据这两个意见，明年起高中将建立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分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和社会实践 5 项，中学须真实记录学生 3 年表现，转变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评价学生的做法，为高校招生录取提供重要参考。《普通高中课程方案 ( 实验 ) 》所设定的科目均列入学业水平考试范围，学生可以对自己的兴趣和优势有一定了解后确定选考科目。这两个文件是对今年 9 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进一步落实。规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实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把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纳入大学录取，以此促进基础教育的素质教育和大学科学选材，其出发点无疑是好的，可是，如果不改革按高考总分录取的集中录取制度，综合素质评价在现实操作中很可能演变为走过场，而学业水平测试则可能加重学生的负担。分析我国基础教育的考试、评价改革，不能脱离录取制度。不妨来分析一下，在目前的集中录取之下，中学综合素质评价和高中学业水平测试，会有怎样的走向。在集中录取之下，轰轰烈烈的综合素质评价，很可能派不上多大用场。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集中录取制度中，高考科目的总分，是教育考试部门投档、学校录取的重要，甚至唯一依据，在实行平行志愿投档之后，更是如是。综合素质评价最多在两名学生分数一样，和在专业录取时发挥一定作用，这还要看综合素质评价是否有参考价值，如果每个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大同小异、缺乏个性和区分度，那么，学校在录取时对综合素质评价的参考，就可能是根本不参考。在这种情况下，有多少学校、老师、学生会认真对待综合评价？将学业水平测试纳入高考录取也是如此。率先试点高考改革的上海和浙江已经公布将学业水平测试（ 6 门选 3 门）纳入高考的方案， 3 门选择计入高考成绩的科目，在测试时，计等级，在录取时，折合为分数，上海的 3+3 总分为 660 分，浙江的 3+3 总分为 750 分，这和以前的 3+ 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并无本质差别，只是一定程度给了学生科目组合的选择权，但学生围绕高考分数学习的方式并没有根本变化。虽然教育部门强调，将语数外之外的其他学科测试放在高中阶段进行，可以分散学生的压力，可在总分录取模式中，这其实把高考的战线进一步拉长，学生的压力有增无减。推进综合素质评价、高中学业水平测试，需要配套推进录取制度改革。如果能推进招考分离，大学自主招生，综合素质评价、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就能真正起到促进中学重视素质教育，重视学生个性和兴趣发展的作用。但遗憾的是，对于实行招考分离的改革，此前颁布的考试招生改革实施意见，并无明确提及。相关的内容，只是隐藏在规范高校自主招生中。根据改革实施意见，从 2015 年起，高校自主招生将移到统一高考之后，但到目前为止，高考之后的自主招生究竟怎样操作，还在等教育部和有关高校的政策。如果高考后的自主招生和集中录取制度嫁接，依旧是给学生一定的加分录取优惠，价值并不大，无法有效建立多元评价体系；而如果高考后的自主招生，能实行基于统一测试的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即学生用统一成绩去申请，大学自主结合统一高考成绩、中学学业水平测试、中学综合表现、大学面试考察用多元评价体系评价学生，那么，这种录取制度，就将逐渐打破原有的教招考一体化格局，突破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引导中学从唯分数中走出来，推进多元教育。我们期待在高校自主招生改革中，有招考分离的实质性突破，这样才能让中学获得自主教学的空间，真正重视综合素质评价，同时也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兴趣、个性，选择适合自己的科目。（作者熊丙奇是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5 年 1 月 8 日，《羊城晚报》《院士去行政化更要去利益化》：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工作在 1 月 1 日启动，这是自 2014 年 6 月两院院士大会修订章程之后的首次院士增选。两院为规范院士增选工作，均在去年 12 月底公布了新的院士增选实施办法或细则，而新的办法或细则提出多个遵循去年修改后的章程精神的新规。中国工程院内部人士介绍，年轻化、取消部门遴选、处级以上干部不得成为候选人等规定是此次增选的变化亮点。（ 1 月 7 日新京报）院士变为“院仕”，这是近年来我国舆论在新增院士名单公布之后，反复提及的话题。限制处级以上干部参加院士增选，用意很明显，就是向近年来院士遴选中的行政化倾向开刀，这当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然而，这一做法，也遭到争议。有人认为，官员只要真有很重大的学术成果、贡献，也是可以参评院士的，不能因官员身份而取消其参评的资格。还有人认为，只限制党政机关的处级以上公务员干部（或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干部）参评院士，可高校、科研机构的领导也是有行政级别的，如果要限制，应该所有有行政级别的领导干部都限制。这些确实都是现实的问题，在笔者看来，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限制处级以上干部参评的新规，有可能很难得到有效落实。也许两院也考虑到有部分学术型官员符合参评的条件，因此，在规定中提到了“原则上”。这是一个“很原则”的规定，执行的结果，可能还是有部分官员获得参评资格，而这会带来新的权力寻租问题。如果要限制官员参评院士，就应该一刀切，而不只是“原则上”。另外，鉴于党政机关和高校、科研机构可以实行方便的“互通”——近年来，在政府部门担任副部级、厅级、处级干部者，多有“空降”任命到高校、科研机构担任领导的。因此，如果官员要评院士，而对于高校、科研机构的校领导没有参评的限制，他们是可以方便地找到不受限制的路径的。要真正解决院士评审中的行政化问题，一方面要推进我国教育和学术领域全面去行政化改革，取消高校、科研机构的行政级别，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和现代科研制度，建立以学术为本的学术评价管理和评价体系。另一方面，则要推进院士去利益化，剥离院士头衔附加的各种利益，让院士回归学术荣誉。我国院士评审制度之所以异化，是因为在最高学术荣誉之外，院士头衔还意味着十分现实、极为可观的社会、经济和学术利益。当选院士，不但是院士本人的荣耀，也在一夜之间，让其变为“神人”，在当选后，长期拥有学术特权，处于学术权力的最高端，对于院士所在机构来说，拥有这样的“神人”，自然也是名利双收的好事。在利益驱动之下，院士评审中难免出现跑要、公关乱象。如果不剥离院士头衔附加的利益，目前的新规，所能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因为利益机制依旧存在。而如果剥离院士头衔所附加的各种利益，当选院士，只有学术荣誉，院士在学术活动中，没有了学术特权与其他学者完全平等竞争，那么，当选者的身份、年龄，当选之后退不退休，都不再是问题。由于只有荣誉而无利益，所有院士会对荣誉倍加珍惜，对有学术不端者，会启动学术调查、按学术规则进行处理，而不像现在，在行政和利益因素纠缠之下，就是院士遭遇学术不端质疑，也难以启动相应的处理程序。如果不消除院士评审的利益机制，只在现有制度框架下进行修补，对于重塑院士群体的形象，维护院士的最高学术声誉或许不易做到。读完以上文字，我初步感到，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对媒体是相当了解的。 2011 年 06 月 11 日，南方网（熊丙奇教育学者）《熊丙奇：舆论盲目鼓吹，乃因教育常识匮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在笔者看来，除了“盲目性”之外，主要原因是缺乏基本的教育常识。对于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和现代大学制度，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媒体记者，就是很多教育界人士，也不了解。所以，对一些教育管理的做法和“改革”措施，极有可能出现错误的解读。有的媒体从业人员被网络的以讹传讹洗了脑。确信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是“学者”“教育学者”“著名教育学者”等等。在某人心目中，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神乎其神。以上内容约 200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发现新闻出版单位过度吹捧熊丙奇，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电话： 010-65212870 、 010-65212787 国务院新闻办联系方式总机：（ 8610 ） 86521199 记者联络室：（ 8610 ） 65592311 总值班室电话：（ 8610 ） 65592731 传真：（ 8610 ） 65592364/ （ 8610 ） 65592614;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