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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2-20 06:20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百度百科》解释，教授，多指在大学或社区学院中执教的资深教师与研究员，但教授与研究员是有区别的。教授有教课的任务，而研究员则没有。教授为大学教师职称的最高级别。 《百度百科》解释，编审，职务名称，出版专业职务人员的高级职称，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最高职称。同教师行业有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一样，出版业有助理编辑，编辑，副编审，编审的等级。 虽然教授与编审属于不同序列，但是，在普通高校统计报表时都按正高级填报。这容易使一部分人认为编审和教授一样。甚至有人误以为编审就是教授。或许有人认为编审比教授还“厉害”。 2006 年 8 月 14 日 ，《南方人物周刊》《上海交大教授熊丙奇：教育是一边缺钱一边乱用》：熊丙奇，上海交大教授，这位年轻的业余的教育研究者正在云南出差，他在一个公用电话旁，接受了本刊采访。熊丙奇， 1972 年 7 月生。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管理学博士。上海交大校报主编。 2004 年 6 月出版《大学有问题》一书， 2006 年 1 月又推出《体制迷墙》，谈的是大学为什么有问题。 2006 年，熊丙奇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上海交通大学新闻办公室主任，职称为编审，不是教授。熊丙奇感到有必要对媒体澄清事实。以免混淆视听。以免误导公众。 2006 年 10 月 20 日 ，网易“熊丙奇的博客”《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记得钱钟书先生说过，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可眼下的现实是，每个“母鸡”下蛋时，就要表明自己的“身份”。似乎身份越高，下的蛋就会“更鲜美”，就会“更有营养”——道理很简单，同一句话，一个平民老百姓说，和一位北京大学的专家说，肯定是不一样的效果。 2004 年后，因为出版的《大学有问题》，在各类媒体上，我的姓名前，多了几个字符，或“高等教育问题研究专家”，或“青年教育学者”——这并非我本意，我想单独以我的姓名出现，不涉及工作的单位与部门，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定语，可以是“《大学有问题》作者”，但有的媒体说，这有为你推销图书的“嫌疑”，总要有表明你身份的，就这吧？否则怎么具有权威性呢？当然，也有媒体接受我的建议的，于是有了“《大学有问题》作者熊丙奇”这个“广告嫌疑”很重的称呼，这个称呼，也引来各种我的身份版本：中山大学教授、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等等。 2005 年后，我的姓名后，又多了两个字：“教授”。因为这一年我评为“正高”职称。说实在的，我所在的职称系列，为编辑出版——从留在学校工作起，就一直在从事新闻宣传和报纸工作——我的职称，准确的说，是“编审”。更准确的是，我连大学教师也不是，因为我工作在机关，从事管理工作，根本就不是“教师编制”。根据同行经验，编审后面有时是可以加一个括符，括符里是“教授”二字，以此告诉别人，编审就是正高，就“相当于”“教授”。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你这个职称，和你谈的教育话题，不太匹配哦，我们就用“教授”吧，反正你也是“正高”——在《大学有问题》一书之后，我说要成就“正高梦想”，体会“教授感觉”。显然，素有“教授情结”的我流之辈，也就默许了。这一默许，就让其广为流传 , 也似乎就把自己的“业余研究”变为“正规研究”了——我的本职依旧是新闻宣传和主编报纸，研究高等教育还是业余的事——有学术会议，寄来邀请函，也寄到了高等教育研究所。我是一个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谈不上专家，也不是教授——我一直认为，专家的话并不一定“到家”，教授的话大众不一定会接受。大家在乎的，是你说的话，是不是客观、真实——真实，在现今社会已经足够了。权威不靠头衔，不靠行政评审和命名表彰，权威的“秤”在老百姓心里。既然追求真实，就应该还原自己的“真实”。如果媒体再出现我的名字，建议有三种做法，一是沽名钓誉型——“编审，博士”，二是工作性质型——“高等教育问题业余研究者”，三是广告宣传型——“《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作者，出版各种书籍近。大家在乎的，是你说的话，是不是客观、真实——真实，在现今社会已经足够了。权威不靠头衔，不靠行政评审和命名表彰，权威的“秤”在老百姓心里。既然追求真实，就应该还原自己的“真实”。如果媒体再出现我的名字，建议有三种做法，一是沽名钓誉型——“编审，博士”，二是工作性质型——“高等教育问题业余研究者”，三是广告宣传型——“《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作者，出版各种书籍近 20 种 30 余版次”。中国教授已经很多，我不是，就不要“相当于”混进去。这也会坏了教授的名声。 20 种 30 余版次”。中国教授已经很多，我不是，就不要“相当于”混进去。这也会坏了教授的名声。 http://xbqblog.blog.163.com/blog/static/1302041492009914641306/ 2006 年 10 月 20 日 ，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记得钱钟书先生说过，假如你吃了个。大家在乎的，是你说的话，是不是客观、真实——真实，在现今社会已经足够了。权威不靠头衔，不靠行政评审和命名表彰，权威的“秤”在老百姓心里。 既然追求真实，就应该还原自己的“真实”。如果媒体再出现我的名字，建议有三种做法，一是沽名钓誉型——“编审，博士”，二是工作性质型——“高等教育问题业余研究者”，三是广告宣传型——“《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作者，出版各种书籍近 20 种 30 余版次”。中国教授已经很多，我不是，就不要“相当于”混进去。这也会坏了教授的名声。 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记得钱钟书先生说过，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可眼下的现实是，每个“母鸡”下蛋时，就要表明自己的“身份”。似乎身份越高，下的蛋就会“更鲜美”，就会“更有营养”——道理很简单，同一句话，一个平民老百姓说，和一位北京大学的专家说，肯定是不一样的效果。 2004 年后，因为出版的《大学有问题》，在各类媒体上，我的姓名前，多了几个字符，或“高等教育问题研究专家”，或“青年教育学者”——这并非我本意，我想单独以我的姓名出现，不涉及工作的单位与部门，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定语，可以是“《大学有问题》作者”，但有的媒体说，这有为你推销图书的“嫌疑”，总要有表明你身份的，就这吧？否则怎么具有权威性呢？当然，也有媒体接受我的建议的，于是有了“《大学有问题》作者熊丙奇”这个“广告嫌疑”很重的称呼，这个称呼，也引来各种我的身份版本：中山大学教授、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等等。 2005 年后，我的姓名后，又多了两个字：“教授”。因为这一年我评为“正高”职称。说实在的，我所在的职称系列，为编辑出版——从留在学校工作起，就一直在从事新闻宣传和报纸工作——我的职称，准确的说，是“编审”。更准确的是，我连大学教师也不是，因为我工作在机关，从事管理工作，根本就不是“教师编制”。根据同行经验，编审后面有时是可以加一个括符，括符里是“教授”二字，以此告诉别人，编审就是正高，就“相当于”“教授”。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你这个职称，和你谈的教育话题，不太匹配哦，我们就用“教授”吧，反正你也是“正高”——在《大学有问题》一书之后，我说要成就“正高梦想”，体会“教授感觉”。显然，素有“教授情结”的我流之辈，也就默许了。这一默许，就让其广为流传 , 也似乎就把自己的“业余研究”变为“正规研究”了——我的本职依旧是新闻宣传和主编报纸，研究高等教育还是业余的事——有学术会议，寄来邀请函，也寄到了高等教育研究所。 我是一个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谈不上专家，也不是教授——我一直认为，专家的话并不一定“到家”，教授的话大众不一定会接受。我是一个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谈不上专家，也不是教授——我一直认为，专家的话并不一定“到家”，教授的话大众不一定会接受。大家在乎的，是你说的话，是不是客观、真实——真实，在现今社会已经足够了。权威不靠头衔，不靠行政评审和命名表彰，权威的“秤”在老百姓心里。 。大家在乎的，是你说的话，是不是客观、真实——真实，在现今社会已经足够了。权威不靠头衔，不靠行政评审和命名表彰，权威的“秤”在老百姓心里。 既然追求真实，就应该还原自己的“真实”。如果媒体再出现我的名字，建议有三种做法，一是沽名钓誉型——“编审，博士”，二是工作性质型——“高等教育问题业余研究者”，三是广告宣传型——“《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作者，出版各种书籍近 20 种 30 余版次”。中国教授已经很多，我不是，就不要“相当于”混进去。这也会坏了教授的名声。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cf4771010006qt.html 2013 年 1 月 20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 : 取消职称考试才能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熊丙奇说，企事业单位，尤其是事业单位的职称评聘，应该从“职称”回归“职务”，不应该再存在评职称一说，更不能把职称与工资、福利等挂钩。比如对作家来说，机构聘任其担任某一职务，就享有某一职务的待遇，如果不再聘任，就不再拥有这一职务和相应的待遇，这才是对人才的科学管理和评价。对大学教授也应如此，大学聘任某人担任教授岗位，其就是教授，不再聘任，就不再是教授。 2014 年，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发现，有的媒体罔顾事实，在报道中屡屡称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为教授。这使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不好意思。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认为有必要再次向公众澄清事实。 2014 年 12 月 26 日 ，熊丙奇新浪微博《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补记： 2006 年时，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贴在我的博客里。文章如下——记得钱钟书先生说过，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可眼下的现实是，每个“母鸡”下蛋时，就要表明自己的“身份”。似乎身份越高，下的蛋就会“更鲜美”，就会“更有营养”——道理很简单，同一句话，一个平民老百姓说，和一位北京大学的专家说，肯定是不一样的效果。 2004 年后，因为出版的《大学有问题》，在各类媒体上，我的姓名前，多了几个字符，或“高等教育问题研究专家”，或“青年教育学者”——这并非我本意，我想单独以我的姓名出现，不涉及工作的单位与部门，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定语，可以是“《大学有问题》作者”，但有的媒体说，这有为你推销图书的“嫌疑”，总要有表明你身份的，就这吧？否则怎么具有权威性呢？当然，也有媒体接受我的建议的，于是有了“《大学有问题》作者熊丙奇”这个“广告嫌疑”很重的称呼，这个称呼，也引来各种我的身份版本：中山大学教授、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等等。 2005 年后，我的姓名后，又多了两个字：“教授”。因为这一年我评为“正高”职称。说实在的，我所在的职称系列，为编辑出版——从留在学校工作起，就一直在从事新闻宣传和报纸工作——我的职称，准确的说，是“编审”。更准确的是，我连大学教师也不是，因为我工作在机关，从事管理工作，根本就不是“教师编制”。根据同行经验，编审后面有时是可以加一个括符，括符里是“教授”二字，以此告诉别人，编审就是正高，就“相当于”“教授”。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你这个职称，和你谈的教育话题，不太匹配哦，我们就用“教授”吧，反正你也是“正高”——在《大学有问题》一书之后，我说要成就“正高梦想”，体会“教授感觉”。显然，素有“教授情结”的我流之辈，也就默许了。这一默许，就让其广为流传 , 也似乎就把自己的“业余研究”变为“正规研究”了——我的本职依旧是新闻宣传和主编报纸，研究高等教育还是业余的事——有学术会议，寄来邀请函，也寄到了高等教育研究所。我是一个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谈不上专家，也不是教授——我一直认为，专家的话并不一定“到家”，教授的话大众不一定会接受。大家在乎的，是你说的话，是不是客观、真实——真实，在现今社会已经足够了。权威不靠头衔，不靠行政评审和命名表彰，权威的“秤”在老百姓心里。既然追求真实，就应该还原自己的“真实”。如果媒体再出现我的名字，建议有三种做法，一是沽名钓誉型——“编审，博士”，二是工作性质型——“高等教育问题业余研究者”，三是广告宣传型——“《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作者，出版各种书籍近 20 种 30 余版次”。中国教授已经很多，我不是，就不要“相当于”混进去。这也会坏了教授的名声。这篇文章贴到博客后，有的媒体接受了我的建议，而有的媒体还继续以前的做法。当然，我的“身份”，也随着不断关注高等教育问题，有了不同的称谓，甚至有媒体称著名教育学者。这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虚名，对问题的解读，并不会因身份而增加多少分量。 2007 年之后，我很少再用所在学校的身份发表文章、接受采访，并反复关照媒体。不是我不愿意，而是我被要求不要用学校身份撰文、发表意见，尤其是批评教育问题的意见。我理解学校承受压力的苦衷，再说，发表这些观念，本就是属于个人，与所在单位无关，因此，我也接受了学校的要求。可媒体发文总要作者提供一个机构，于是，我曾用“上海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之名发文，但又有媒体提出，这个身份好像与你发表的教育问题看法不符噢——真不明白，身份难道对发表意见很重要？后来，我终于找到志同道合者，被聘为非盈利性的教育公益机构——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副院长，兼职参与我感兴趣的教育问题研究，这个机构吸引全国诸多优秀的教育学者，共同关注中国的教育问题。当然，也有人质疑，作为公办大学的在职人员，参与民间机构的教育研究，这是不是不符合规定。而如你所知，参加教育公益机构展开研究，并没有任何教育利益，更重要的是，其开展的研究，也是为促进中国教育进步。——近年来， 21 世纪研究研究院后一直紧密参加国家教改的设计与推动，包括有的建议被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采纳。就这样，我在撰文、接受采访时，有了一个新的头衔：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这是过去 6 年多来，陪伴我最多的一个“头衔”。说实在的，这个头衔，只是为在当今的中国，发表文章、接受采访，有个“出处”，最重要的还是观点本身是否有价值。当然，我也乐意用这个头衔，因为让我不再受体制内身份的困扰，不必提什么编审、博士、教授之类，也保持发表意见的独立性。——意见是否有道理，由公众评判。再后来， 2009 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及我不愿意放弃教育研究，我离开了学校原来的行政岗位，被转岗到校产企业，我不在乎这种安排，因为我已经没有在行政上发展的丝毫愿望，只要有一个地方给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能安心研究教育问题就可以了。但新岗位身份，似乎更不适合发表分析教育问题的文章，我也只能继续延续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头衔”。而为了让自己有更充足的空间，我必须完成相应的项目指标，基本上靠自己养活自己。中国的教育问题非常深重，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我的“身份”或许就是问题之一。既然选择了前行，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很多教育问题需要反复唠叨，于是几乎每天我都会早起撰写评论文章，每天都接受媒体采访。改革进展极为缓慢，像大学的问题，比 10 年前我写《大学有问题》一书时，没有多少减少，但不能放弃改革的努力。再旧事重提，且补记上最近几年自己的“身份变化”，还是希望还原自己的“真实”，媒体不要再称我是某大学的教授，我已经在这所学校的很边缘地带了，而且职称本来就不是教授；提某大学的编审也不必，因为我也已经离开以前的工作岗位，虽然还有这一职称；如果要用单位身份，就用“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人员”，连副院长也不必提——这不是什么官位，因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本就没有任何级别——如果不用单位身份，就用“教育研究者”或者“多年关注中国教育者”吧。最好，就用我单独的姓名，如同 10 年前，我希望的那样。不管是什么身份，哪怕没有任何身份，我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不会改变。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责任。 http://weibo.com/p/1001603792109227392935 http://xbqblog.blog.163.com/blog/static/1302041492009914641306/ http://xiongbingqi.blog.sohu.com/307313123.html 八年前文章《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补记 读完以上文字，读者可以看到，熊丙奇先后两次通过博客严正声明：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 既然职称是编审，不是教师，似乎也就不宜称谓“教育学者”、“教育专家”“教育问题专家”“教育家”等等。更不要突发奇想在成为前面加“知名”“著名”等冠词，以免被天下人耻笑。当事人或许因此而脸红，而汗颜。 希望全国各媒体注意，今后再报道，不要再称呼“熊丙奇教授”了。文章后缀不要再有“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字样了。好不好？拜托了。 以上内容约 6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以上内容约 6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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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2-9 07:50
《中国青年报》根据什么确认熊丙奇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09 年 7 月 14 日 ，《科学时报》《熊丙奇：大师的成长需要正常的精英观念》：这是一个“大师”遍地，也是大师稀缺的时代。说“大师”遍地，是指现在有的媒体动不动就封谁为大师，而被封之人，也泰然受之，… 2012 年 11 月 19 日 ，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 要出大师，就不要客气 》：客客气气是出不了大师的，所谓的“大师”，都是“自封”或者“吹捧”出来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名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的外衣，欺骗媒体，把自己伪装成“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用“自封”和“吹捧”相结合的办法，暗度陈仓，通过造神运动，把自己封为“大师”级的“专家”“学者”。举证如下： 2011 年 11 月 27 日 ，《中国青年报》（记者 桂杰 实习生 艾瑞红）《熊丙奇：发出批评之声是学者应有义务》：“我不是博客控，而是‘教育问题控’。”在日前举行的全国教育博客论坛上，一向爱针砭教育时弊的熊丙奇进行了这样的自我评价，“关注中国教育，推动教育体制改革，把自己对教育改革的观点写出来，这是我现在生活和工作的最大兴趣。”有着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身份 的熊丙奇是“网上红人”， 也是深受媒体喜欢的教育明星。目前，熊丙奇的腾讯博客的点击量超过 2000 万次，新浪博客的点击量也突破了 1400 万次。不过，这样一个牛人在微博上却显得没有什么作为，更新互动比较少，粉丝量也不多，几个网站的微博粉丝加起来只有 50 万。熊丙奇的微博主要是关联微博，即博客发表后根据设置自动生成的微博。此次参加由语文出版社、山东世纪金榜集团共同举办的教育博客论坛，熊丙奇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微博虽然受众面广，但在很多方面是受限制的，比如只能输入 140 个字，很难说清一件事的来龙去脉。而且，微博很多时候呈现的信息是比较零碎的，不能全面地反映问题。“我主要关注教育方面的话题，倡导说理。教育体制改革、教育去行政化等问题，很难用一两句话表述清楚，这就需要用较长的文字来表述，而博客没有字数的限制，是很好的载体。”熊丙奇说。经常关注熊丙奇博客的人也许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那就是他的博客内容主要是对当前教育制度的批评。对此，熊丙奇自己也赞同，“我的博客比较鲜明的特点就是关注中国的教育问题，提出教育改革的一些方案，表达对教育改革的参与热情。”但对教育体制的过多批评，也一度引起有关部门的不满，甚至曾经把他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2008 年时，中国青年报教育版的头条刊登过一篇文章《熊丙奇剑指中国高校行政化弊端》，这是根据我的一次发言写的报道，当时有关部门对我的话就特别不满。”熊丙奇回忆道。但是，在熊丙奇看来，经常发出批评之声是学者应有的义务，而被批评者能够聆听批评、接纳批评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正是因为这种进步， 2010 年 4 月 8 日 ，教育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邀请了 11 位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过意见的社会各界代表举行座谈，对“规划纲要”下一步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熊丙奇也在应邀之列。这是他第一次踏进教育部的大门。其实，早在 2009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制定前，教育部的一位原副部长就曾专程到上海征求熊丙奇的意见。“我们大概谈了两个多小时。我提出了相关建议，包括高考制度改革、教育的去行政化改革意见，还递交了相关的建议文本。后来，我的大部分意见都被采纳和吸收了。”对于ZF部门前后态度的转变，熊丙奇表示，不管怎样，他都将坚持自己的做法，针对教育问题，不断地去献言献策。“外在条件的改变对我不会产生根本性的改变。”熊丙奇说。一直写博文批评中国的教育问题，对此，熊丙奇坦言，“有时压力还是挺大的，但有压力才会有动力。要改革教育，也一定要顶住压力，把压力化作教育改革的推动力。教育改革是迟早的事，只要方向正确，就大胆前进。”从 2005 年开博到现在，熊丙奇已经写了 2000 多篇博文。他每天都发表 1~2 篇博文，近年来还有增加的趋势。“我现在也很困惑，感觉疲惫、厌倦、沮丧，因为很多时候发现自己是在写同样的问题。”熊丙奇感慨道。在熊丙奇看来，一些教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可能不同，但性质完全一样。他评点一些教学事故、学校各种安全问题时，发现事件大同小异，原因都是一样的。为此，熊丙奇说，普及教育常识、推进改革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必须保持‘说’的状态，保持说就是一种力量。”熊丙奇说。“我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说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关注中国的教育问题。”熊丙奇说。他把现在中国的教育问题比作患自闭症的孩子，需要付出很大的耐心，才能帮助其治愈。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中国青年报》根据什么确认熊丙奇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第一、熊丙奇 1972 年 7 月出生， 1990 年从四川省资中县第二中学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熊丙奇大学期间的专业属于非师范类。熊丙奇如果想当教师，应当通过考试获得《教师资格证书》。 第二、熊丙奇 1994 年大学本科毕业留校，在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工作，不在教学第一线，没有《教师资格证书》。熊丙奇的专业技术职称是新闻出版系列。熊丙奇的最高职称是编审，不是教授。 第三、熊丙奇 2009 年以后被解除行政职务，招聘为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职称没有改动。没有《教师资格证书》，编审改不成教授。离开新闻出版岗位，是否解除编审职称，不得而知。没有续聘可视为解除。 2006 年 10 月和 2014 年 12 月，熊丙奇在博客里坦言：“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 如果熊丙奇的编审职称不复存在，连专业技术人才都不算，更谈不到专家学者了。 熊丙奇只能披着名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的外衣在社会上混了。外衣有一天，“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 不同意熊丙奇披着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的外衣，熊丙奇就“浪里白条”了。 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可以详细调查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身世，避免自己上当，也减少民众受骗。 大家可以冷静地想一想，哪有“专家”“学者”整天把“批评”当饭吃的？所谓“教育问题控”不是精神类疾病患者吧。天知道。 以上内容约 2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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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14 04:31
熊丙奇担任过 上海交通大学宣传部副部长，干部不应白当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2015 年 1 月 13 日 ，北京晨报网《反对行政化的行政工作者》：熊丙奇是很早提出教育去行政化的学者，不过熊丙奇自己，恰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大学里从事行政工作，这样的矛盾也给熊丙奇带来了很多麻烦和压力。大学毕业之后，熊丙奇留校工作，在学校行政部门任职，他也是那个时候真正开始关注和研究教育问题的，他说：“最开始的时候，写过一系列大学生涯规划的书，当时关注的是在现有的环境下，究竟怎样才能让学生得到更好的发展。但是慢慢发现，真正影响学生成长的，是整体教育体系的问题。于是转而开始研究教育改革的问题。” 2004 年，熊丙奇出版《大学有问题》，引起轰动，对于熊丙奇来说，这本书的出版，有太多的波折，也给他带来太多的压力。他说：“这本书大概在 2003 年写完，第一个问题就是找不到出版社出版，以前我写大学生涯规划的书，很轻松就出版了，但是这本书，没人愿意出版，直到一年多之后，才算是出版。第二个问题是，很多朋友劝我，不要出版，因为我自己就是在大学从事行政工作，最好不要批评大学教育的问题，这可能给我的职业生涯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也有朋友建议，如果一定要出版的话，最好找领导看一下，争取获得领导的同意。后来我确实找过领导，领导认为出版是我的自由，没有干涉，我自己当然也想要出版。”《大学有问题》出版之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论，对于这本书，更多的是正面的肯定，而对于作者熊丙奇，却有很多意外的评价，他说：“书出版以后，也听到不少不同的意见，但总体上来说，正面的意见多一点，毕竟是真正针对大学教育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而写，也经过了很多的研究和思考，不是信口开河。当时有不少人认为我是一个快退休的人，或者觉得我在学校混得不如意，我们的社会，往往会有这样的观念，一个人快退休了，或者干脆退休之后，才会敢批评，敢谈问题，其实不是。同样的，我在学校的职业生涯也并非不如意，而是比较顺利。但是这样的误解，没法儿解释。” 熊丙奇的专业技术职称是编审。当年评聘职称的时候，熊丙奇是行政人员。因此，熊丙奇不属于教师，当然就不属于教授。 2004 年 03 月 19 日 ，上海交大教授《告全国人民书》： 2 月 18 日 ，上海交大研究生院叶取源院长（副校长）、谢海光（党委宣传部长）、熊丙奇（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三人到我处。叶校长一开口就说：“你看到了《 21 世纪人才报》的文章了吗？它全是造谣！请不要理它！”；因为学校已决定：今后对外统一由党委宣传部接待。党委宣传部对外名称为 ' 新闻中心 ' 。我要接待什么媒体也要通过它。你今后接待记者也希望你经过它。不要上当受骗！ 【注： 2004 年，熊丙奇 32 岁，任 上海交通大学 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已是处级干部。年轻有为。意气风发。】 2005 年 12 月 30 日 ，上海教育《金志明教育新闻作品研讨会举办》： 12 月 28 日 下午，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上海市新闻学会和上海教育报刊总社联合为资深教育记者金志明同志举办新闻作品研讨会。来自新闻界和教育界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读者代表五十多人共同聚焦“教育新闻”展开深入研讨。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任张伟江、中国教育报刊社分别发来贺信。研讨会气氛活跃，反响强烈，上海教育报刊总社党委书记、社长吴圣苓，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李良荣，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局长尹后庆 ，上海交通大学宣传部副部长熊丙奇 ，上海市格致中学校长张志敏，分别从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和忠实读者的角度坦诚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注： 2005 年，熊丙奇 33 岁，已是处级干部。】 2007 年 1 月 22 日 ，中共上海交通大学委员会校报电子版 - 第 1207 期 ( 2007 年 10 月 22 日 ) - 第 02 版（范予谦）《 校报学生记者团举行新学期工作会议》：本报讯经过了为期 4 天的招新以及面试之后，上海交大报新一届学生记者团正式成立。 10 月 15 日晚，学生记者团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校报副主编郑茂老师主持会议 ，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校新闻中心副主任熊丙奇 老师为新老学生记者进行了培训。校报学生记者团成立一年来，吸引了本、硕、博三个层次的学生积极参与，目前有成员近 40 人。记者团撰写了一批为广大师生所喜闻乐 见 的 稿件，参与了学校的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了校园的和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培训中，熊丙奇老师与学生记者们讲述了自己从一个学生记者到一个新闻中心负责人的成长历程，与同学们分享了成长过程中的甜酸苦辣。熊老师告诉同学们，做记者，态度是关键。要成为一个成功的记者，有三个重要因素：一位好老师，一个好习惯，以及一份坚定的信念。一位好老师可以教会我们如何挖掘新闻线索；一个勤于动笔的好习惯可以培养我们的写作能力；一份坚定的信念可以让我们在遇到挫折时持之以恒，不言放弃。熊老师指出，作为学生记者，就要以学生的角度，站在学生的立场，用学生的语言，写学生所想。在未来的写稿过程当中，必须谨记这一点，避免在文章中出现官话，套话。 2007 年 7 月 11 日 ，《劳动报》（作者 : 张贤贞）《踩到一本线有望进复旦交大》：复旦文科计划招收 252 人，达到“一本线”的生源才 251 个；上海交大文科计划招收 83 名新生，实际情况是仅 80 个报考者勉强踩线……记者昨天了解到，沪上两大名校在今年上海地区的文科录取中，很可能无奈地让分数线“迫降”于一本线。从去年 544 分（含加分）的文科最低录取分数线“下跌”到今年文科的“一本线” 465 分，复旦大学招办主任郑方贤表示：“虽然上线生源的成绩不尽如人意，但我们不会缩减招生计划，如果一志愿填的是复旦大学，且愿意接受调剂，政审没问题，那么，踩文科一本线的考生就能被复旦录取。”面临同样窘境的上海交大，因为强势在理工科，所以谈及“一本线”就是文科最低录取分数线这个敏感问题，没什么忌讳。 交大宣传部副部长熊丙奇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北大和清华也曾遇过这样的情况，几乎所有中国目前最好的大学，都曾面临过在某地第一志愿学生数不满、录取分数线仅为当地重点控制线的情形。” 2008 年 6 月 11 日 ，《新闻晨报》《高考后“及时”发布大学排行榜 高校质疑不科学》：昨日，深圳市网大教育服务有限公司发布了中国大学排行榜，此份“及时”出现在高考后的排行榜在受到广大考生和家长热捧的同时，也遭遇了信任危机。部分高校质疑该排行榜缺乏权威性，认为问卷回收率偏低导致榜单并不科学，同时对该榜选择在填报志愿日公布榜单的动机产生疑问。此次网大发布榜单时介绍，上海交通大学等 222 所高校向网大回复了官方认可的准确资料。昨日， 上海交通大学宣传部副部长熊丙奇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该校为网大提供数据“不知情”。作为一名 高等教育专家 ，熊丙奇对网大排行榜进行了解读。熊丙奇认为，此次排行榜为考生提供了一次国内大学间横向比较的机会，对考生而言具有“有限的参考性”。熊丙奇对此解释说，目前教育界对于衡量综合型高校的指标还没有定论，一切排行榜的科学、合理性都将受到质疑，所以网大发布排行榜的价值也有限，最终“报考的决定权掌握在考生手里。” 2008 年 7 月 12 日 ，上海交通大学新闻网《上海交大 2008 年宣传工作研讨会召开》： 7 月 11 日 ，上海交通大学 2008 年宣传工作研讨会松江召开。会议进行了本学期宣传思想工作总结，布置下阶段工作任务，并围绕新闻策划、大学文化建设等主题展开研讨。 党委副书记郑成良 出席并讲话，他肯定了近期宣传思想工作的成绩，着重分析了缺点和不足。郑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增强新闻策划意识，做好对学校重大活动、重大事件的新闻宣传；要进一步增强理论学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促进各单位理论学习平衡发展；要进一步加强学校网站建设，开展网站评比，以评促建，提高学校网站的整体水平，发挥网站在宣传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党委宣传部部长刘玉祥 作主题报告，总结本学期宣传思想工作，布置下阶段工作任务。 2008 年上半年，学校在新闻宣传、理论宣传、文化宣传、网络宣传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熊丙奇 围绕新闻与宣传、策划新闻与新闻策划、正面新闻与负面新闻等三对关系展开探讨，进而提出，宣传工作者要不断提高认识，应对时代发展的新要求。精神文明办公室副主任李心刚针对文明单位（和谐校园）的创建提出要求并部署工作。来自党委宣传部及各院系部处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共 80 多人参加会议。与会人员畅所欲言，展开了热烈的研讨，医学院、机动学院、材料学院等单位负责同志分别作交流发言。 2008 年宣传干事培训班结业典礼同时举行，学员代表分享了在培训班的收获和体会。 读完以上文字，我觉得， 熊丙奇担任过 上海交通大学宣传部副部长，干部不应白当。 熊丙奇应当知道，就全国大政方针来说，千头万绪，教育系统只是局部。教育工作固然重要，但是，绝不能把教育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教育改革只是全国改革的一部分，绝不可能让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围着教育改革转。教育的稳定，为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赢得了时间机遇。决不能由于教育系统“超前动作”而危及国家政权建设长远大计。不是只有你才能看出教育的问题。一味炒作问题不利于问题的顺利解决。牵一发而动全身。错一棋而毁全盘。通盘考量，得不偿失的不可为。 熊丙奇担任过 上海交通大学宣传部副部长，属于党内职务。 熊丙奇应当知晓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应当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如今，熊丙奇披着“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两件外衣，他如果还是共产党员，似乎还要受党的纪律约束。不能公开发表与党中央不一致的意见。不可以一意孤行。 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应当知道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的性格特征，尽可能不要诱惑熊丙奇通过媒体发偏激的议论。以免产生副作用。 以上内容约 3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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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13 11:10
熊丙奇说“内地没有一所真的大学”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民办非盈利组织（自称知名民间教育研究机构）“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的 迷彩服，冒充“ 知名教育学者” ， 睁着眼睛说瞎话，胡说 “内地没有一所‘真的’大学。” 2011 年 9 月 5 日 ，《小康》杂志（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苏枫）《教育专家熊丙奇：中国需要真正的大学》：熊丙奇：中国需要真正的大学“内地没有一所‘真的’大学。” 知名教育学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在接受《小康》专访时说，内地大学完全以行政为主导，谈不上学术的地位和教育的地位。南科大代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方向，但是现在改革正在全面受阻《小康》：近年来，香港高校对于内地学生显现出了很大的吸引力。您认为香港高校对于内地高校的借鉴意义在哪里？熊丙奇：内地高校最需要向港校借鉴的最大之处，是学校的治理制度，即现代大学制度。香港科技大学的办学就得益于这一制度。内地根本没有一所现代大学，没有真大学。大学是官场而非教育机构，大学校长是官员而非教育家，完全以行政为主导，功利化倾向浓重，谈不上学术的地位和教育的地位。这种空心化的高等教育，忽略了人的培养。所谓的“放心人才培养工程”、“世界一流大学”只是表面文章。我们现在亟需把中国的大学变为“真的”大学。从政府的角度看，必须归还本属于高校的招生自主权、教学自主权、学术研究自主权，由此确立学校的市场竞争主体地位；而从学校的角度看，必须加强内部民主管理，发挥教授和学生在办学中的作用，营造教授自治、学生自治的办学氛围，由此使学校的办学按教育规律、学术规律进行。 从以上文字看，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满脑子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观。熊丙奇等人处心积虑改变中国大学的领导体制，绞尽脑汁使中国大学摆脱党的领导和政府监管，变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独立王国。教育是社会公益事业，怎么可能“确立”市场竞争主体地位？一派胡言！ 2015 年 1 月 12 日 ，新浪教育《 2015 中国大学排行榜 700 强详细榜单》：日前，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编制完成《 2015 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报告公布 2015 中国大学排行榜 700 强、中国两岸四地大学排行榜和中国大学国际化水平排行榜等榜单。北京大学雄居 2015 中国大学排行榜榜首，连续八年蝉联第一；清华大学列第二，复旦大学居第三，武汉大学列第四，中国人民大学居第五；中国科技大学和国防科技大学首次跻身 2015 中国顶尖大学队列。 2015 年 1 月 12 日 ，新浪教育《 2015 中国两岸四地大学排行榜 :16 所顶尖高校名单》：日前，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编制完成《 2015 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报告公布 2015 中国大学排行榜 700 强、中国两岸四地大学排行榜和中国大学国际化水平排行榜等榜单。中国科技大学和国防科技大学首次入选中国六星级大学，跻身 2015 中国顶尖大学队列。 连续 6 年发布中国两岸四地大学星级排名，为两岸四地考生选择高校提供权威参考 　　 2010 年，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率先发布覆盖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区高校的第 1 个中国两岸四地大学排行榜 ( 中国两岸四地大学星级排名 ) ，对两岸四地高校办学成就与办学水平的分级和分层的星级评价。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大学研究团队首席学术专家、中南大学 蔡言厚教授指出， 2015 中国两岸四地大学星级排名评价指标体系由杰出校友、高端学术成果、杰出师资、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等指标构成，与中国大学综合实力排行榜相比，更加突出评价两岸四地高校的办学水平和办学业绩，体现两岸四地高校的办学等级和办学层次，旨在为两岸四地高考 考生选择高校提供权威参考，至今已经连续 6 年发布中国两岸四地大学排行榜。 　两岸四地 10 所研究型大学入选中国六星级大学，国防科大中科大晋升 2015 中国顶尖大学 　　报告显示，在最新发布的 2015 中国两岸四地大学排行榜中，两岸四地共有 16 所高校入选 2015 中国六星级大学 ( ★★★★★★ ) ，跻身中国顶尖大学阵营；其中，中国大陆有 11 所，台湾地区有 2 所，香港地区有 3 所，澳门地区无高校入选 2015 中国六星级大学。其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凭借鲜明的办学特色和突出办学实力，晋升中国六星级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台湾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等两岸四地 10 所研究型大学共同入围中国六星级大学，跻身 2015 中国顶尖大学队列。 　　中国六星级大学 ( ★★★★★★ ) 是世界高水平大学、中国顶尖大学、中国两岸四地最佳大学，代表中国两岸四地乃至亚洲高等教育发展的最高水平，是中国两岸四地高等教育的最高学府，堪称中国两岸四地最好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北京体育大学、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和台湾艺术大学等两岸四地 6 所特色专业型大学入选中国六星级大学，跻身 2015 中国顶尖大学。 　　 台湾清华大学和重庆大学等入选中国五星级大学，跻身 2015 中国一流大学 　　中国五星级大学 ( ★★★★★ ) 是中国一流大学，是目前中国两岸四地综合实力、办学水平在两岸四地整体上位居一流、具有较高世界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研究型和专业型大学。在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 2015 中国两岸四地大学排行榜中，复旦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中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东南大学、天津大学、重庆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台湾成功大学、台湾清华大学、台湾交通大学、台湾中央大学、台湾政治大学、澳门大学、台湾长庚大学、台湾辅仁大学等中国研究型大学入选 2015 中国五星级大学，跻身中国一流大学队列。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第三军医大学、第二军医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第四军医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行业特色研究型大学入选 2015 中国五星级大学，跻身中国一流大学队列。台北艺术大学、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交学院、中国美术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上海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北京舞蹈学院、鲁迅美术学院、香港演艺学院等特色专业型大学入选 2015 中国五星级大学，跻身中国一流大学队列。 　　两岸四地仅 48 所高校跻身世界大学排行榜 500 强，与中国世界地位明显不符 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逐年提升。在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 (THEs) 、英国 QS 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U.S.News) 世界三大权威机构最新发布 2014 年世界大学排行榜 500 强中，两岸四地共有 48 所高校上榜，其中，有 18 所高校全部跻身三大世界大学排名 500 强。大陆高校 9 所上榜，北京大学世界排名最高；香港高校 5 所上榜，香港大学世界排名最高；台湾高校有 4 所上榜，台湾大学世界排位最高；澳门无高校上榜。北京师范大学等 12 所高校入选其中 2 个排行榜，台湾阳明大学等 18 所高校入选其中 1 个排行榜。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大学研究团队首席学术专家、中南大学蔡言厚教授指出，在世界三大大学排名中，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大学排名较低，比如中国人民大学，而以理工科见长的高水平大学虽更容易上榜但排名并不理想，这显然与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明显不符，尚未体现出中国大学在世界大学群体中的应有地位。 读完以上文字，我的感觉是： 熊丙奇说“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等人企图用西方世界的标准衡量和改造中国的大学，是根本行不通的。 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应当识破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等人的所谓“现代大学制度”是什么货色。他们最终目的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是可忍孰不可忍。 No way! 以上内容约 3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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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12 14:16
熊丙奇为什么闭口不提自己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很愿意以“学者”身份“讲座”，以养家糊口。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很愿意让媒体报道他的行踪，这样或有“伟人”之感。 2015 年 1 月 12 日 ，连云港市赣榆区教育网《海头高中邀请 著名教育学者 熊丙奇前来讲学》： 1 月 10 日 ，海头高中邀请 著名教育学者 熊丙奇博士开展高考公益讲座。该校高三学生及家长纷纷前来聆听。 熊丙奇系上海交通大学编审、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 多年来，他从事高考研究的相关研究工作，形成了独特的教育视角，出版了教育专著数篇，取得了显著的教育成绩，对众多高三学子参加高考进行了有效指导。活动中，熊丙奇结合目前高考趋势，介绍了高考复习备考策略，对 2015 年高考形势进行了解析与预测，还作了关于高考志愿填报的专题讲座。该活动受到了与会学生及家长的一致好评。此次高考公益讲座活动的开展，有助于该校考生及家长了解最新高考改革方案，掌握平行志愿的填报技巧与相关规则，营造更好的复习备考环境，指导家长辅助考生顺利进入理想院校。 看了以上文字，我困惑，熊丙奇的名片一长串的光荣身份“ 熊丙奇系上海交通大学编审、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 熊丙奇为什么闭口不提自己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因为企业员工距离“学者”有点遥远，风马牛不相及。恐人嗤笑。 熊丙奇的真实身份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应届毕业生网《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招聘副总裁》：招聘日期： 2010.08.10 工作地点： 上海 - 徐汇区 职位类别：全职 学历要求：不限 招聘人数：若干 工资待遇： 面议 职位描述岗位职责：协助总裁负责教育集团培训项目的开发。应聘条件： 1. 熟悉国内外教育培训市场，并有独特见解； 2. 在教育培训机构负责过项目开发，并有明显业绩； 3. 有较强的组织能力； 4. 有较高的英语口译与笔译能力； 5. 年龄 45 岁以下，身体健康。原来，“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是可以成批量“招聘”的。不是领导职务。怪不得熊丙奇自己看不起“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这一职务。我很想看到熊丙奇办公室的详细地址和办公电话。如果没有，熊丙奇就像流浪汉。熊丙奇需要不断通过媒体“验明正身”（作者熊丙奇系 21 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靠自己给自己“打气”而求得体面生存。 至于海头高中邀请 著名教育学者 熊丙奇前来讲学（名义是高考公益讲座）的费用是如何下账的。我没心思过问。别鼓包就好。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基本靠自己养活自己，辛辛苦苦讲学，拿一点“辛苦费”也不为过。如果不是税后收入，别忘了缴个人收入调节税。 以上内容约 1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发现新闻出版单位过度吹捧熊丙奇，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电话： 010-65212870 、 010-65212787 国务院新闻办联系方式 总机：（ 8610 ） 86521199 记者联络室：（ 8610 ） 65592311 总值班室电话：（ 8610 ） 65592731 传真：（ 8610 ） 65592364/ （ 8610 ） 6559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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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最后一段大学时光，珍惜~
乔小乔爱生活 2015-1-12 08:43
16年毕业，还有一年多就毕业了，最后的这段校园时光，好好把握，不让青春留下遗憾~刚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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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全国各媒体注意：熊丙奇不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大庆商江 2015-1-8 08:23
全国各媒体注意：熊丙奇不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推荐此案例为新闻传播类高等教育专业课教材引用典型案例】 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名言：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 ! 2009 年 7 月 15 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本报记者 熊建辑）《谎言重复千遍也成不了真理》：“沧海一笑”：部分西方媒体违背了新闻报道中应坚持客观真实的基本原则，是对新闻自由的一种极大玷污。谎言重复千遍也成不了真理。 2006 年以来，全国有媒体（毫无根据的）陆续吹捧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以讹传讹，肆无忌惮误导了公众，明目张胆欺骗了社会，也引起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强烈不满。 举证如下：（这只是一小部分）有需要者可以继续搜索续补。 2006 年 2 月 20 日 ，《中国青年报》（记者 李松涛）《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熊丙奇：名校情结证明人才观落后》：“目前社会上存在的名校情结很不正常。”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学者、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熊丙奇说， 1999 年高校开始大扩招之后，名校情结愈演愈烈。这几年还形成了新的“独木桥”：从幼儿园开始就惟“名”是从，名幼儿园、名小学、名中学，直到名牌大学。 2006 年 4 月 14 日 ，《高校生均成本核定：是否可达治“乱”之本》【来源：人民政协报教育在线周刊】 【作者：赵学敏】 是否生均成本核算就是指标准成本，即所有用于支持高校发展、所有与学校有关的费用？关于这一点， 上海交通大学熊丙奇教授 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认为；将行政花销全部计入高校生均培养成本的核定办法不合理。 2006 年 8 月 14 日 ，《中国青年报》（实习生 王胜军 焦婷婷）《民调显示 34.7% 的受访者后悔上大学》：　对此，高等教育研究学者、 上海交通大学的熊丙奇教授 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本身确实需要改革。“现在 50% 以上的大学生将经历主要用在外语学习上，考四六级、考 GRE 、考托福、考雅思等等。相反，他们对专业课投入的精力却很少。另外，现在大学开设的很多课，都不是学生想学的专业知识，而是规定学、要求学的课程。” 2006 年 8 月 14 日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李宗陶 ）《 上海交大教授 熊丙奇：教育是一边缺钱一边乱用》：熊丙奇， 上海交大教授 ，这位年轻的业余的教育研究者正在云南出差，他在一个公用电话旁，接受了本刊采访。 2006 年 11 月 14 日 ，《新京报》据新华社 11 月 13 日 电《贷款不还清难拿毕业证》： 如何化解国家助学贷款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难题，重庆市教委总会计师邓睿、暨南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教授袁祖望、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熊丙奇等专家认为，学校扣发两证、银行不愿提供贷款、个别学生骗贷等现象，都是国家助学贷款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其根本原因是助学贷款政策不完善和目前的制度缺陷。 2007 年 8 月 10 日 ，《中国青年报》 ( 实习生 张光杰 严亚男 记者 叶铁桥 ) 《退学生办“退学网”剑指教育界 高校到底怎么了》： 上海交通大学熊丙奇教授 认为，高校教育不能最终给大学生一个满意的“产出”，确实是一部分学生选择退学的重要原因。在目前的教学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往往只有大学生的身份，而没有大学生的能力。能力的不足加上高校扩招带来毕业生空前增多，就造成巨大的就业压力。 2008 年 7 月 18 日 ，科学网“公事的私论”（以上从网上抄来）《请说“大学有问题”的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熊丙奇诊断交大的“问题”》： 熊丙奇，男， 1972 年 7 月生。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上海交大报主编，管理学在读博士。 2008 年 8 月 3 日 ，《新闻晚报》（作者 : 张骞 钱钰 选稿 : 姚琳琳） 《复旦交大等缩减本地生源 生源结构或趋多样化》：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熊丙奇教授表示，重点大学在当地招生比例过高，一般有两大原因，一是重点大学获得了当地政府不小的投资，作为回报，高校相应扩大在当地的招生规模。二是我国重点大学多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这样的高校也要考虑满足当地考生的报考需求。 2008 年 12 月 3 日 ， 566 考试吧《北京本科毕业生平均月薪 3080 元》： “如果学生花很大精力全面学习一个专业的知识，却无法获得相关专业的职位，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意味着教育投入浪费。”对此，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熊丙奇博士提出，“虽然我们强调按宽口径培养人才，但很多学校其实仍旧按照细分专业设置课程、进行教学，因此，毕业生就业时的‘专业相关率’将是评价学校教育资源配置是否合理、学生教育投入是否有价值的重要指标，这无疑对我国高校按专业培养人才的教育模式提出挑战——面对大量的不对口就业，是否应该改变传统培养模式、淡化专业界限、按宽口径培养人才，以增强人才的社会适应性？” 2009 年 5 月 23 日 ，中央电视台《新闻 1+1 》 5 月 22 日 播出《教育：选孩子还是选家长？》，以下为完成台本《陕西铜川一中只招干部子女事件引发公众质疑》：我们今天关注是陕西省铜川市第一中学只招收党政工作人员的子女，而拒收平民百姓家子女入学的事件。如何来实现教育公平，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 上海交通大学的熊丙奇教授 。熊教授，您好。熊丙奇 (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 ：你好。 2009 年 6 月 10 日 ，《东方早报》（记者顾文剑李淑平）《上海财大介入调查相似论文》： 上海交通大学 熊丙奇教授分析，两篇论文在关键词、参考文献完全一致，文中 5 个小标题有 4 个完全一样，且从逻辑到措辞相差无几，可以断定两篇论文有 50% 以上是雷同的，必定有一方涉嫌抄袭。 2009 年 12 月 4 日 ，《北京青年报》《熊丙奇教授：怎样孕育大学精神》：（作者熊丙奇为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 2009 年 12 月 11 日 ，广东省共青团网《首届广东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论坛在暨南大学举行》：论坛邀请了 上海交通大学熊丙奇教授 、中山大学郑永廷教授分别作《大学文化建设面临的形势和对策》和《高校精神文化的价值与发展》的主题报告，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的代表分别在论坛上介绍了各校的经验。来自全省 108 所高校的 68 位校（院）领导及宣传部、学工部、团委负责人、部分获奖论文作者共 230 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2010 年 5 月 4 日 ，《华西都市报》（曾柳依记者肖笛）《找准定位填志愿 熊丙奇教授与高中生面对面》：上周，全国知名教育专家、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熊丙奇先生在天一学院和成都市第 36 中学做了两场关于学生如何做好高中、大学和职业规划的专题讲座。他详细解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剖析志愿填报的精髓，让成都师生受益匪浅。 2010 年 11 月 18 日 ，《中国新闻周刊》 ( 郑阳鹏 王婧 )( 实习生董涛对本文亦有贡献 ) 《北大“癸未变法”今何在？人事制度改革引争论》：在高校全面推进人事制度改革的背景下，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熊丙奇并不认为聘任制能解决问题。 2010 年 12 月 28 日 ，《中国青年报》《 上海交大教授熊丙奇 ：名校情结证明人才观落后》：“目前社会上存在的名校情结很不正常。”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学者、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熊丙奇说， 1999 年高校开始大扩招之后，名校情结愈演愈烈。这几年还形成了新的“独木桥”：从幼儿园开始就惟“名”是从，名幼儿园、名小学、名中学，直到名牌大学。 2012 年 2 月 21 日 ，《山东商报》（记者徐玉芹）《高校自招面试题目怪异：是否愿嫁富二代》：对于当下部分高校自主招生面试题为“特色”而“特色”的现象，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熊丙奇认为高校“跑偏”了。“从这些题目上，完全看不出跟学校的人才培养特色有什么关系。”熊丙奇说。 2012 年 6 月 23 日 ，中国台州网远播教育集团《 2012 本专科院校台州招生系列活动》“嘉宾介绍 1 ”专家姓名：熊丙奇 知名教育专家、著名高考志愿咨询及职业规划专家、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博士。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 2012 年 10 月 14 日 ，《燕赵都市报》《留学低龄化的冷思考》：留学呈现低龄化趋势，这一现象给我们真正重要的思考，是如何加快教育改革。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熊丙奇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确实有问题，但这不意味着基础教育就没有问题，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整个社会对我国考试制度和教育质量比较失望。 2012 年 11 月 3 日 ，《北京青年报》《从温岭幼儿园园长免职谈依法治教》：（熊丙奇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 2012 年 11 月 10 日 ，《北京青年报》《熊丙奇：治理教育问题，必须用改革的思路》：（ 熊丙奇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 2013 年 5 月 3 日 ，《 21 世纪经济报道》 （马晖）《北京“年龄控”政策低调出台 : 严控非京籍毕业生 ?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熊丙奇表示。在他看来，这跟此前一些政府部门、央企招聘时要求的只招 985 、 211 高校学生一样，都属于就业歧视。 2013 年 6 月 18 日 ，小精灵儿童网站《小留学生出国留学是一把“双刃剑》：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熊丙奇认为，一是“内地高考难”，有的家长不希望孩子受应试教育的折磨，早早做好出国留学的打算，还有的孩子则因成绩不太理想，想绕过国内高考出国留学。 2013 年 6 月 19 日 ，中安在线 ( 陈春怡 ) 《高考志愿填报 专业选择令人纠结 上海交大教授 熊丙奇为考生指方向》：蚌埠新闻网讯 高考过后，志愿填报即将登场。 6 月 17 日 上午， 500 多名应届高中毕业生聚集在蚌埠一中室内羽毛球场，聆听 上海交通大学熊丙奇教授 解读高考志愿填报的关键点。 2013 年 6 月 26 日 ，未来网（记者马晖）《毕业生落户北京限制条件及年龄》：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熊丙奇表示。在他看来，这跟此前一些政府部门、央企招聘时要求的只招 985 、 211 高校学生一样，都属于就业歧视。 2013 年 9 月 沪江网 《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专访：全面解析 2014 年高考形势》：【前言】 2013 高考已然过去， 2014 年新高三刚刚开学，为了帮助新高三同学复习备考，以及让广大高三家长更加了解目前高考形势及高考政策，沪江网推出“ 2014 年高考形势解析与预测”系列访谈活动。本期《沪江专访》邀请了熊丙奇教授做客沪江，和大家谈谈目前高考趋势，分析介绍目前异地高考的情况。著名教育学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 2013 年 11 月 16 日 ，《京华时报》《教授：取消院士终身制未触及根本 应去利益化》：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熊丙奇昨天撰文指出，相对于此前院士没有退出机制实行“终身制”来说，这一改革会让当选院士感受“淘汰”的压力，防止院士一直掌握最高学术权力，有进步意义。 2014 年 2 月 14 日 ， 21 世纪经济报道《传英语退出上海高考 专家称未触动录取制度核心 (2) 》：而此番上海高考改革草案的公布，也并未给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带来任何意外之处，他认为上海的这种高考改革思路基本是沿袭国家高考改革的既定思路，也在预期之内。 2014 年 3 月 18 日 ，《中国青年报》（记者 向楠 实习生 吴林峰）《高校招生腐败案件呈多发趋势 自招失信于众》：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熊丙奇统计发现，在自主招生公示问题上，公示项目最多的省市只公布了 7 项内容，包括考生的考号、姓名、性别、科类、省份、毕业中学、语种，根据这些公示信息，公众根本无法监督。便于公众参与监督的信息公示，应该包含不侵犯学生隐私的所有招生内容，特别是中学学业成绩、笔试成绩、面试评价等。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熊丙奇，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招生腐败问题，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是到这几年，招生腐败问题仍然存在，保送生舞弊事件、加分门、招生门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让公众对高校招生制度存在很大异议，对自主招生政策也诟病颇多。目前来看，高校招生腐败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2014 年 4 月 17 日 ，河北省石家庄二中网站（作者：张金素）《 上海交通大学熊丙奇教授 为我校高三家长进行“学业规划与志愿填报”讲座》： 2014 年 4 月 16 日 下午 4 点， 上海交通大学熊丙奇教授 “学业规划与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在我校举行。熊丙奇，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博士，知名教育专家、著名高考志愿咨询及职业规划专家、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连续 12 年担任上海高招特刊主编，为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深圳晶报、珠江晚报、现代教育报专栏记者。 2014 年 4 月 28 日 ，《扬州时报》（责任编辑：陈书戈）《 上海交大教授 熊丙奇：填报高考志愿现在就要谋划了》： 2014 年 5 月 3 日 ，新西部教育网（编辑：牛向阳）《 2014 高考咨询公益讲座三秦行在西安高级中学启动》： 5 月 2 日 上午 9 时，由陕西第一高考网、西安高级中学主办的“与人生对话——我的中国梦” 2014 高考咨询公益讲座三秦行启动仪式在西安高级中学新校区崇博厅举行。共青团陕西省委副书记徐永胜、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 、西安高级中学党总支书记邰建辉、共青团陕西省委学校部主任辛磊、西安高级中学副校长殷利明、第一高考网陕西办事处主任谢云峰出席了启动仪式。仪式由西安高级中学团委书记焦婕主持。最后，著名教育专家、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熊丙奇给现场千余名高三学生家长做了首场高考咨询公益报告会，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受到与会领导、老师、家长的一致好评。 2014 年 6 月 14 日 ，精品学习网《 2014 年熊丙奇在扬详解平行志愿填报 要把握志愿梯度人物》：名片熊丙奇：教育部高考改革专家组成员， 上海交大教授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第一高考网首席专家，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近 12 年来，熊丙奇一直致力于高考改革的研究，是我国最早提出“平行志愿”“自主招生”“多校联考”概念的学者之一。 2014 年 6 月 19 日 ，中国新闻网《高考作文 1 分钟判卷 熊丙奇 : 阅卷应更兼顾公平》：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在高考阅卷工作中，快速阅卷是普遍存在的问题，甚至有人称是“草菅人命”。 读完以上文字，我初步感到新闻媒体的重要性。媒体从业人员的粗枝大叶酿成多么严重的后果。各媒体吹嘘神话熊丙奇，形成了舆论共振。 2014 年 12 月 26 日 ，熊丙奇新浪微博《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补记： 2006 年时，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贴在我的博客里。文章如下——记得钱钟书先生说过，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可眼下的现实是，每个“母鸡”下蛋时，就要表明自己的“身份”。似乎身份越高，下的蛋就会“更鲜美”，就会“更有营养”——道理很简单，同一句话，一个平民老百姓说，和一位北京大学的专家说，肯定是不一样的效果。 2004 年后，因为出版的《大学有问题》，在各类媒体上，我的姓名前，多了几个字符，或“高等教育问题研究专家”，或“青年教育学者”——这并非我本意，我想单独以我的姓名出现，不涉及工作的单位与部门，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定语，可以是“《大学有问题》作者”，但有的媒体说，这有为你推销图书的“嫌疑”，总要有表明你身份的，就这吧？否则怎么具有权威性呢？当然，也有媒体接受我的建议的，于是有了“《大学有问题》作者熊丙奇”这个“广告嫌疑”很重的称呼，这个称呼，也引来各种我的身份版本：中山大学教授、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等等。 2005 年 后，我的姓名后，又多了两个字：“教授”。因为这一年我评为 “正高” 职称。说实在的，我所在的职称系列，为编辑出版——从留在学校工作起，就一直在从事新闻宣传和报纸工作——我的职称，准确的说，是“编审”。更准确的是，我连大学教师也不是，因为我工作在机关，从事管理工作，根本就不是“教师编制”。根据同行经验，编审后面有时是可以加一个括符，括符里是“教授”二字，以此告诉别人，编审就是正高，就“相当于”“教授”。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你这个职称，和你谈的教育话题，不太匹配哦，我们就用“教授”吧，反正你也是“正高”——在《大学有问题》一书之后，我说要成就“正高梦想”，体会“教授感觉”。显然，素有“教授情结”的我流之辈，也就 默许 了。这一默许，就让其广为流传 , 也似乎就把自己的“业余研究”变为“正规研究”了——我的本职依旧是新闻宣传和主编报纸，研究高等教育还是业余的事——有学术会议，寄来邀请函，也寄到了高等教育研究所。 我是一个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 谈不上专家，也不是教授——我一直认为，专家的话并不一定“到家”，教授的话大众不一定会接受。大家在乎的，是你说的话，是不是客观、真实——真实，在现今社会已经足够了。权威不靠头衔，不靠行政评审和命名表彰，权威的“秤”在老百姓心里。既然追求真实，就应该还原自己的“真实”。如果媒体再出现我的名字，建议有三种做法，一是沽名钓誉型——“编审，博士”，二是工作性质型——“高等教育问题业余研究者”，三是广告宣传型——“《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作者，出版各种书籍近 20 种 30 余版次”。中国教授已经很多，我不是，就不要“相当于”混进去。这也会坏了教授的名声。 这篇文章贴到博客后，有的媒体接受了我的建议，而有的媒体还继续以前的做法。当然，我的“身份”，也随着不断关注高等教育问题，有了不同的称谓，甚至有媒体称著名教育学者。这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虚名，对问题的解读，并不会因身份而增加多少分量。 2007 年之后，我很少再用所在学校的身份发表文章、接受采访，并反复关照媒体。不是我不愿意，而是 我被要求不要用学校身份撰文、发表意见 ，尤其是批评教育问题的意见。我理解学校承受压力的苦衷，再说，发表这些观念，本就是属于个人，与所在单位无关，因此，我也接受了学校的要求。可媒体发文总要作者提供一个机构，于是，我曾用“上海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之名发文，但又有媒体提出，这个身份好像与你发表的教育问题看法不符噢——真不明白，身份难道对发表意见很重要？后来，我终于找到志同道合者，被聘为非盈利性的教育公益机构——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副院长，兼职参与我感兴趣的教育问题研究，这个机构吸引全国诸多优秀的教育学者，共同关注中国的教育问题。当然，也有人质疑，作为公办大学的在职人员，参与民间机构的教育研究，这是不是不符合规定。而如你所知，参加教育公益机构展开研究，并没有任何教育利益，更重要的是，其开展的研究，也是为促进中国教育进步。——近年来， 21 世纪研究研究院后一直紧密参加国家教改的设计与推动，包括有的建议被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采纳。就这样，我在撰文、接受采访时，有了一个新的头衔：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这是过去 6 年多来，陪伴我最多的一个“头衔”。说实在的，这个头衔，只是为在当今的中国，发表文章、接受采访，有个“出处”，最重要的还是观点本身是否有价值。当然，我也乐意用这个头衔，因为让我不再受体制内身份的困扰，不必提什么编审、博士、教授之类，也保持发表意见的独立性。——意见是否有道理，由公众评判。再后来， 2009 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及我不愿意放弃教育研究，我离开了学校原来的行政岗位， 被转岗到校产企业 ，我不在乎这种安排，因为 我已经没有在行政上发展的丝毫愿望 ，只要有一个地方给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能安心研究教育问题就可以了。但新岗位身份，似乎更不适合发表分析教育问题的文章，我也只能继续延续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头衔”。而为了让自己有更充足的空间，我必须完成相应的项目指标， 基本上靠自己养活自己 。中国的教育问题非常深重，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我的“身份”或许就是问题之一。既然选择了前行，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很多教育问题需要反复唠叨，于是几乎每天我都会早起撰写评论文章，每天都接受媒体采访。改革进展极为缓慢，像大学的问题，比 10 年前我写《大学有问题》一书时，没有多少减少，但不能放弃改革的努力。再旧事重提，且补记上最近几年自己的“身份变化”，还是希望还原自己的“真实”， 媒体不要再称我是某大学的教授 ，我已经在这所学校的很边缘地带了，而且职称本来就不是教授；提某大学的编审也不必，因为我也已经离开以前的工作岗位，虽然还有这一职称；如果要用单位身份，就用“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人员”，连副院长也不必提——这不是什么官位，因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本就没有任何级别——如果不用单位身份，就用“教育研究者”或者“多年关注中国教育者”吧。最好，就用我单独的姓名，如同 10 年前，我希望的那样。不管是什么身份，哪怕没有任何身份，我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不会改变。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责任。 http://weibo.com/p/1001603792109227392935 http://xbqblog.blog.163.com/blog/static/1302041492009914641306/ http://xiongbingqi.blog.sohu.com/307313123.html 八年前文章《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补记 以上内容约 8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今后，发现新闻出版单位过度吹捧熊丙奇，可以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电话： 010-65212870 、 010-65212787 国务院新闻办联系方式 总机：（ 8610 ） 86521199 记者联络室：（ 8610 ） 65592311 总值班室电话：（ 8610 ） 65592731 传真：（ 8610 ） 65592364/ （ 8610 ） 6559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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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熊丙奇指责我国大学“嫌贫爱富”是别有用心
大庆商江 2015-1-1 04:46
熊丙奇指责我国大学“嫌贫爱富”是别有用心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百度百科》解释，嫌贫爱富：嫌弃贫穷，喜爱富有。指对人的好恶以其贫富为准。【用法】联合式；作谓语、宾语、定语；含贬义。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把中国大学与美国大学对比，得出中国大学不如美国大学的结论。他的这种做法很令人看不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把对美国教育一知半解的了解，作为卖弄的资本，频频向中国教育发起挑衅。用夸张美国教育的手法，贬低中国教育。甚至污蔑中国大学“ 嫌贫爱富”。 2011 年 05 月 13 日 ，《东方早报》《熊丙奇： 我国大学为何嫌贫爱富 》： 5 月 9 日 ，教育部召开 2011 年全国高考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上提出，今年要加强高校招生来源计划调控，中央部属高校要继续稳步降低在属地招生计划比例，高校招生计划向中西部省份倾斜，促进高等教育区域协调发展和入学机会公平。而据了解，在 2010 年高考中，山西、河南、安徽等中西部 8 省区的高考录取率平均提高了约 9 个百分点。我国高考生源数，尤其是发达地区的生源数，近年来持续下降，这本来是部属高校在属地减少招生计划、实现生源多元化，同时促进教育公平的契机——此前，针对舆论对重点大学地方化，在当地招生比例过高的指责，高校辩称这是由于地方和教育部共建，学校必须回报地方。但现实情况却不乐观，纵有教育部一再要求，部属高校并不情愿减少在属地的招生计划。以北京为例，继去年北大和清华在北京整体生源下降 20% 的情况下，反而增加招生计划（最初宣布的招生计划，较往年略有减少，但相对生源下降幅度，计划减少幅度很低，录取比例实则明降暗升，而在最终的录取中，北大和清华都扩招）之后，今年，北京市的生源再次比上一年减少 4234 人，降幅 5.27% ，可北大和清大都已宣布在京高考招生计划将保持去年的人数规模。其中，清华大学表示，在生源优秀的情况下，还将有所扩招。北京地区的一本率则从去年的 23.6% 进一步提高到 24% 。北大和清华这两所部属大学的带头大哥，带头“不听话”。但也不见教育部有何意见。其他兄弟高校在属地的表现也好不到哪里去。教育部部属大学为何不愿意减少在属地的招生比例？此前所说的为地方服务的理由，在生源下降的背景下已经站不住脚，因为高校完全可以按照生源下降比例同步减少在当地招生计划。能合理解释的，有以下几点。其一，有些部属高校认为大城市、发达地区的生源质量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北大去年扩大在京招生计划，所称理由就是北京生源质量好。这反映大学在评价生源质量时，存在偏爱城市考生的情况，以为城市学生见多识广、沟通能力强、外语好，就优于不发达地区、农村地区考生。而与国内大学这种评价标准相反，美国诸多名校却偏爱贫困家庭、不发达地区的学生，在录取时，往往对他们进行加分评价，在同等的情况下，这些学生优先被录取。其二，增加中西部地区的录取计划，高校将增加帮困助学的经费支出和精力投入。笔者曾和多所大学分管学生工作的领导交流，他们都提到，随着增加在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招生计划，学校中的贫困学生比例显著提高。这无疑影响高校扩大在这些地区招生计划的积极性。其三，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高校学生就业工作压力大，部属高校也不例外。相对而言，招收属地学生，就业时不存在户籍问题，加之父母使力，学生的就业相对容易解决；而扩大外地招生比例，学生就业时不但存在户籍问题，还由于家庭因素，就业难度就很大。这对追求毕业生就业率的大学来说，自然不愿意招收来自不发达地区的考生，成为就业的“包袱”。可以说， 我国部属大学普遍存在嫌贫爱富的问题 。这是不正确的办学价值观所导致的。对于部属大学的这种办学倾向，教育部的宏观调控，比如要求本地生源比例不超过 30% ，要求在属地招生比例逐年下降等，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而且必须是严格执行方可起作用。但要根本扭转大学的办学理念，还得从建立高等教育的市场竞争机制着手。对美国大学的办学进行分析，这些学校之所以普遍重视生源多元化，“偏爱”贫困学生，一方面是由于自由申请入学制度，能让大学被学生选择，大学处于高度竞争的环境中，必须重视受教育者的利益，重视办学质量，爱惜学校的声誉和形象，因此会关注受教育者真正的发展潜能，注重倡导社会公平、公正，而不是以家庭环境取人。另一方面，大学把校友作为重要的办学资源，相对于富裕家庭的孩子，大学对贫困学生的帮助与教育，更能体现价值，而贫困学生在得到学校帮助、接受教育成才之后，也对母校有更深的感情。 2006 年，哈佛大学宣布对家庭年收入在 6 万美元以下的学生全免学费，而众所周知的是，这所世界著名大学，校友捐赠率高达 48% 。从中可看到我国大学办学存在的巨大差距。 2011 年 05 月 16 日 ，《晶报》（熊丙奇专栏）《 美国大学也嫌贫爱富 ？》：针对上篇专栏关于 我国大学为何嫌贫爱富 的讨论，有网友留言指出，实际上，美国常春藤大学的录取标准总的来说并不向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倾斜。常春藤大学的学生中，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并不多。原因之一是录取标准中那些衡量学业，体育和其它课外爱好的项目直接或间接地偏向好学区和私立学校的学生，也就是中高收入家庭的学生。网友的意思很明显，是想说明美国名校并不存在“偏爱”穷学生的情况。他们的录取标准，已经决定贫困学生不可能在学生中占很高比例。这位网友是十分了解美国大学的录取评价标准的，但不得不说，这混淆了招生质量与公平的概念。名校招收的学生，必然要求各方面优秀；而各方面优秀的学生在现实中更多来自好中学；能够进好中学读书的学生，家庭条件相对优越。这样得到的结果，自然是名校要招优秀生，就“嫌贫爱富”了。事实也似乎“证实”这一点，哈佛的贫困生比例“仅仅”为 33% 。教育公平包括起点、过程和结果的公平。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不发达地区、贫困家庭的孩子从小学到高中，所接受的教育都存在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在录取时应所起的作用，是适当校正、引导这种不平等，不能无视、纵容这种不平等，更不能增加新的不平等。更全面和深入的教育公平，则需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就做起。哈佛等大学的做法，就在于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社会公平。具体做法之一是，在评价体系中，增加家庭因素评分，如果 SAT 、中学学科成绩等评价相同，家庭贫困学生会优先被录取。这当然不能根本改变贫困家庭学生的整体劣势，但相比我国高校，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城市家庭、富裕家庭孩子，这不是很大的差别吗？而且，我国大学将更多录取指标给发达地区和大城市的做法，这是在没有评价学生前，就做出的主观判断——城市、发达地区学生一定优于不发达地区学生。其二，哈佛大学有两项政策，向贫困学生表达出积极的欢迎信息。一方面，每年哈佛根据自己的信息系统，给目标之中的贫困高中生发出 75000 封信，鼓励他们申请，告诉他们哈佛的大门向他们敞开着。另一方面，哈佛在 2004 年对家庭收入 4 万美元以下的学生实行全免费的基础上， 2006 年再把这一数额调整到 6 万美元。这种做法的实际效果，可能并不会带来大批贫困学生入校，但是，这不是让很多贫困家庭孩子看到公平进入名校的希望吗？我国大学却在扼杀很多贫困家庭孩子读大学的希望。在北大、清华这样的国立大学，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比例只有 15% 左右；其他“ 211 高校”，这一比例普遍在 20% 左右；在所有重点大学中，农村学生比例最高的中国农业大学只有 30% 。而贫困学生比例，一般地方公办本科院校，在 10%-20% 之间。这和哈佛这所私立大学贫困生达到 33% 相比，是进步还是落后呢？客观上说，美国大学需要做的还有很多，他们并非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与国外大学比较，应该关注其值得我国大学借鉴之处，而不能因为他们也有问题，就对自己的现状心安理得。必须注意的是，我国大学并没有主动去校正基础教育不公平，很多时候，是根据地区差异和基础教育的不均衡现状，进一步拉大不公平。比如 80 所自主招生高校，有不少把考生的报名资格条件限定为来自重点高中和示范性高中。如果学校有推动公平的意识，就会允许所有学生报考，虽然结果很可能还是来自示范高中的学生被录取的多，但给所有学生平等竞争的机会，就是最基本的公平理念。 读完以上文字，我的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指责我国大学“嫌贫爱富”是别有用心。主要理由是： 第一、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把中国重点大学招生计划分配说成是“嫌贫爱富”是不妥当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如果知道“嫌贫爱富”是贬义词，那么，他的这种做法就是故意的。在“杀富济贫”的潜意识里，“嫌贫爱富”可能是被伤害的靶子。 第二、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把中国重点大学招生计划分配说成是“嫌贫爱富”之后又扩大了范围，说中国所有的大学都“嫌贫爱富”，严重脱离民众。这样，损害中国大学的整体形象，损害中国教育系统形象，进而损害中国国家形象。他的这种做法很损。 第三、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把中国重点大学招生与美国哈佛大学招生比较，赞美哈佛大学的做法，否定中国重点大学招生办法，间接抨击中国政府忽视教育公平。这容易使不明真相的人被假象迷惑，在个人利益驱使下，产生对中国政府的不满情绪。长期积累不得了。 好在主流媒体或许识别鉴别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做法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除了《东方早报》和《晶报》，没有媒体跟着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起哄。这也说明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做法不得人心。 以上内容约 38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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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4-12-31 18:28
熊丙奇点评“公选大学校长”煞有介事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对 “公选大学校长”饶有兴致，频频出镜点评。 2011 年 11 月 14 日 ，《京华时报》《 熊丙奇：公选大学校长还有很大完善空间》 ：教育部日前召开座谈会，总结东北师范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公开选拔校长试点经验，为扩大试点工作做准备。教育部党组成员、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王立英表示，进一步总结经验和不足，扩大试点工作范围，推广试点经验成果，突破工作重点难点，不断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是我国《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下文简称《纲要》 ) 提到的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教育部推进公选校长试点，是对《纲要》精神的落实。人选向师生公开，满足了师生对选拔校长的知情权 ; 在公选校长过程中，加入了民意测评环节，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师生意见 ; 组成由行家参与的公选委员会，对竞聘者进行面试，组织公开答辩、竞聘演讲，避免了人事任命的暗箱操作，也考核应聘者是否懂教育、懂教育管理 ; 等等。当然，目前的公选校长还有很大完善空间。首先，试点学校数量还很少，应该尽快推广到所有高校，包括国内一流高校的校长实行公选，对全国其他公办学校的校长选拔，将起到更大的推进和示范作用。其次，公选的行家委员会组成应更加广泛，应在委员会中，充实教授代表、学生代表、校友代表及社会专业人士，这可促进校长去行政化，走向职业化和专业化。再次，民意测评环节的民意应公开，并明确在公选中所占比重。目前，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明确指出，今后校长选拔任命的方向是去行政化，推进职业化和专业化——要让校长“职业化”，有必要在探索现代学校制度过程中，建立由学校自己的校长选拔委员会遴选校长的新机制，这样选拔任命的校长，就更符合学校本身的办学定位和要求，也更能让校长树立对学校教育发展和师生负责的意识。 2011 年 11 月 27 日 ，《新闻晚报》《熊丙奇： 公选校长，是建立全新机制的探索 》：教育部日前在网站上发布 《教育部公开选拔直属高校校长公告》，决定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两所直属高校——东北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的校长。近年来，我国高校在校领导的选拔、任命上，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主要集中在副校长的公开选拔上，而作为一把手的校长的选拔、任命，还主要由主管部门操作。这种方式，存在两方面问题，其一，主管部门主要从干部角度，考察候选对象是否合适（包括级别和资历），而较少考虑不同学校对校长人选的不同要求；其二，师生在校长选拔、任命过程中往往不知情，往往在新校长宣布大会举行之前，教授们还不知道具体人选，更没有参与权、表达权。如此选拔、任命的校长，首要角色就是官员，而非教育家，校长在具体办学时，也往往对上负责，而不是对师生负责和教育负责。按照教育部公选校长的公告，有两方面值得关注，一是按照 1:3 至 1:5 的比例确定面试人选。面试人选名单及个人有关情况将在教育部门户网站和职位所在高校校园网进行公示。这确保了师生对校长选拔的知情权；二是面试采取竞职演讲和考官提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每位面试者面试时间为 50 分钟，其中竞职演讲 30 分钟，提问 20 分钟。面试结束后，在教师干部代表和学生代表中进行民意测验。综合面试、民意测验等情况，按照 1:2 的比例确定考察对象。这体现了师生对校长选拔、任命的参与权和表达权。相对于此前的校长选拔，有进步意义。当然，做好校长选拔，还需要对综合面试、民意测验情况进行公开。一个事实是，此前在学校管理人员的考察、选拔中，也有民意测验环节，但民意测验结果并不公开，因此，被大家质疑为是搞形式、走过场，为了保证面试、测验的公平公正，有必要将整个评价过程透明化。再就是，作为一项探索，要积累经验，持续推进。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同济大学曾经试行民主选举校长，吴启迪教授成为第一位民主选举的校长。但这之后长达 17 年时间中，校长选举方式没有再推进，就是这次公选校长，也没有回到当初民主选举的状态。但愿这种情况不要再公选校长试点中发生，而应该逐渐建立起校长公开遴选的机制。从长远看，公办大学应该探索建立由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校领导、教师代表、学生代表、校友代表、社会贤达组成的大学理事会，在选拔校长人选时，设立对理事会负责的校长遴选委员会，按照学校校长任职条件，公开选拔校长，把校长候选人名单，提交教育主管部门任命。这样选拔任命的校长，就摆脱了官员身份，而体现教育管理对校长职业化的要求，也会转变校长的办学思路。 2011 年 12 月 23 日 ，《京华时报》（记者：周逸梅）《教育部首度 公开选拔大学校长 》：昨天，教育部公布了公开选拔直属高校校长和总会计师的公告，这次高校校长选拔仅针对东北师范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两所院校。本次选拔中，大学校长将由“组织部选派”改为“公开选拔”。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 认为，教育部首次进行校长公开选拔是落实教改纲要的举措。过去，虽然副校长公开选拔已在个别学校展开，但是校长都是由政府主管部门任命，在任命前学校的师生甚至都不知情。这样很可能选拔的校长是一个官员而不是一个教育家，他们需要对领导负责而不是对师生负责。如今的公开选拔大学校长是一种制度的进步，特别是在面试后对师生代表进行民意测验，更是增加了师生的知情权。但 熊丙奇 仍表示了两方面的担忧。首先是由教育行政部门具体操作，是否能摆脱“行政”色彩，会否让民主环节成为“走过场”。他认为，最终要成立大学校长遴选委员会，让高校根据本校的标准选拔校长，这也是国外目前最常见的机制。 其次是大学校长选拔目前只是限于东北师范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不能点到为止不再推进，大学校长公开选拔应推广到所有院校”。 2011 年 12 月 23 日 ，《新京报》《 熊丙奇 ： 公选大学校长，关键是做到“公开” 》：昨日，教育部官方网站发布《教育部公开选拔直属高校校长公告》，决定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两所直属学校东北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的校长。去年 7 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就指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治理结构，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等。因此，教育部此次公开选拔两所直属高校的校长，可视为是对纲要的贯彻、落实。近年来，我国高校在校领导的选拔、任命上，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主要集中在副校长的公开选拔上，而作为一把手的校长的选拔、任命，还主要由主管部门选任。而按照教育部这次公选校长的公告，有两方面值得关注：一是按照 1:3 至 1:5 的比例确定面试人选。面试人选名单及个人有关情况将在教育部门户网站和职位所在高校校园网进行公示。这确保了师生对校长选拔的知情权；二是面试采取竞职演讲和考官提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面试结束后，在教师干部代表和学生代表中进行民意测验。综合面试、民意测验等情况，按照 1:2 的比例确定考察对象。这个过程，体现了师生对校长选拔、任命的参与权和表达权。相比于此前的校长选任，有很大的进步。当然，做好校长选拔，还需要对综合面试、民意测验情况进行公开。一个事实是，此前在一些学校管理人员的考察、选拔中，也有民意测验环节，但民意测验结果并不公开，被大家质疑为是搞形式、走过场，因此，为了保证选拔的公平、公正，有必要将整个评价过程透明化。而从长远看，公办大学应该探索建立由人大代表、官员、校领导、教师代表、学生代表、校友代表、社会贤达组成的大学理事会。在选拔校长人选时，设立对理事会负责的校长遴选委员会，按照学校校长任职条件，公开选拔校长，把校长候选人名单，提交教育主管部门任命。这样选拔任命的校长，就摆脱了官员身份，而体现了教育管理对校长职业化的要求，也有助于转变校长的办学思路。□熊丙奇 ( 学者 ) 2011 年 12 月 28 日 ，长江网《 熊丙奇：公选大学校长 , 关键是做到“公然” 》。内容同上。 2012 年 2 月 02 日 ，《中国青年报》 ( 记者 桂杰 ) 《两高校全球公选校长 专家 : 警惕形式取代内容》：前不久，教育部网站发出公告，首次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两所直属高校校长和 6 所直属高校总会计师，两所公开选拔校长的学校是东北师范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育学学者 熊丙奇 表示，教育部这次公选校长的公告，有两方面值得关注：一是按照 1 ∶ 3 至 1 ∶ 5 的比例确定面试人选，面试人选名单及个人有关情况将在教育部门户网站和职位所在高校校园网进行公示，这确保了师生对校长选拔的知情权；二是面试采取竞职演讲和考官提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面试结束后，在教师干部代表和学生代表中进行民意测验。根据综合面试、民意测验等情况，按照 1 ∶ 2 的比例确定考察对象。“这个过程实现了师生对校长选拔、任命的参与权和表达权。相比于此前的校长选任，有很大的进步。”熊丙奇说，从长远看，公办大学应该探索建立由人大代表、官员、校领导、教师代表、学生代表、校友代表、社会贤达组成的大学理事会。在选拔校长人选时，设立对理事会负责的校长遴选委员会，按照学校校长任职条件，公开选拔校长，然后提交教育主管部门任命。这样选拔任命的校长，就摆脱了官员身份，体现了对教育管理职业化的要求，也有助于转变校长的办学思路。 2012 年 8 月 18 日 ，凤凰网“熊丙奇的博客”《 扩大校长公选，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教育部直属高校公开选拔校长，将扩大试点范围。 16 日，教育部举行新闻通气会，介绍十七大以来教育部直属高校 ( 共有 75 所 ) 领导班子建设相关情况。教育部人事司司长管培俊介绍，在直属高校领导班子选配工作中，将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完善公选办法。 ( 新京报 8 月 17 日 ）我国 2010 年 7 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下文简称《纲要》）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部分，明确指出，“健全议事规则与决策程序，依法落实党委、校长职权。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因此，从去年 12 月开始启动的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东北师大、西南财大校长的试点工作，是认为是教育部落实《纲要》的具体行动。而此次教育部表示，要扩大公选试点，这对于完善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将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长期以来，我国大学校长的选拔、任命，是由上级主管部门单方面进行的，这带来三方面的问题。其一，选拔的标准，更倾向于行政标准，被任命者符合行政主管部门的意愿，但却不一定适合一所学校的办学要求；其二，师生在新任校长到任前，完全不知情，更谈不上在选拔校长过程中，表达意见；其三，校长在办学中对选拔、任命自己的上级行政部门负责，而不对师生负责，对教育负责。这种选拔、任命方式，直接导致大学办学严重行政化，大学校长的首要身份是官员而不是教育家。在两所直属高校校长的公选试点中，教育部明确提出校长公选的改革方向是职业化、专业化和去行政化。客观而言，在试点中，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如，根据校长岗位的特点，采用职业素养综合评估的方式代替笔试确定面试人选。但离校长职业化、专业化和去行政化还有不小的距离。真正选拔适合学校办学要求的人选到校长岗位，必须对每个公选环节加以完善。包括，公选小组人员，不能全是政府部门官员，而应该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如果全部是行政部门官员，那么，公选将难以去行政化，教育部在总结两校试点经验时，提到公选由“行家”主导，但实事求是地说，“行家”主要还是负责组织人事的官员；公选的标准，应该注重考察候选人是否懂教育、懂教育管理，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而不是还是用传统的“学术能力强”、有相当的行政级别这样的标准；民意测验，应公开、透明，当场公布测评结果，而不是走形式；等等。希望这些能在下一步扩大公选，完善办法中加以注意。与此同时，作为教育机构和学术机构的大学，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必须分离。这就要求在推进公选改革的同时，对大学校长的管理、考核，也进行全新的调整。我国大学的行政化，对外，体现在政府部门对大学人事权和财权的掌控，对内则表现为行政主导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的配置。大校长公开选拔，可以视为调整政府管理大学的传统方式，而如果仅有行政主导的校长公选，而在大学内部也没有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的分权，这并不能改变我国大学行政化的整体格局。要实行行政权和学术权的分权，十分重要的举措是校长上任之后，不再从事学术研究，而是全心做职业化的管理者。从去年年底到今年，我国已有三位新任大学校长公开宣布担任校长期间，不再从事学术研究，不再带新的研究生。这是校长向职业化的回归。但这三名校长的做法，只是个体选择。从推进校长职业化出发，教育部有必要将此作为一项对校长的基本规定。在谈到扩大校长公选时，教育部表示，“将抓紧出台加强直属高校领导班子建设意见，研究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高校领导综合考评体系”，想必如何按职业化、专业化要求考核校领导，会是新考评体系的核心。当然，校长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只是在校内推进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的一部分，要让大学去行政化，还必须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简单地说，就是把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的决策权交给全体教授，校长只是负责执行教授们的教育决策和学术决策。事实上，校长的公开遴选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这三者应同步推进。在现代大学制度中，校长的公选，不是由行政主管部门主导，而是由大学理事会主导，由对大学理事会负责的校长遴选委员会公开遴选，这就让校长的选拔，真正做到去行政化和职业化。而选拔上任的校长，只有行政权，不能干涉教育权和学术权。这是我国进一步完善校长公选办法，应努力坚持的方向。为此，期望我国在扩大校长公选试点过程中，切实按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在大学成立理事会，将目前由行政主导的公选转变为由大学理事会主导，同时，做到高校校内的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分离，让大学回归教育本位和学术本位。 2012 年 11 月 08 日 ，教育部网站 ( 中国教育报 记者 焦新 ) 《教育部要求扩大公开选拔大学校长试点工作范围》：日前，教育部在京召开了公开选拔大学校长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中央领导有关指示精神，总结东北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公开选拔校长试点工作经验，为扩大试点工作做准备。教育部党组成员、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王立英出席会议并讲话。中组部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东北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校长遴选委员会部分成员，有关高校党委书记、校长，特邀专家学者等参加会议。王立英传达了刘延东、李源潮同志关于公开选拔大学校长试点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对试点工作的主要做法、突出特点和取得的成效经验进行了深入总结。她指出，要从四个方面进一步完善公开选拔大学校长工作机制，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之路：一是坚持公开选拔的改革方向不动摇，二是坚持严格把好公选工作的政治关，三是坚持科学的遴选标准和程序，四是总结凝练国内公选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合理借鉴境外大学校长选拔的有效经验。王立英对扩大公开选拔大学校长试点工作作出了重要部署，提出了明确的希望和要求。她强调，要认真梳理吸收此次座谈会提出的意见建议，进一步总结经验和不足，扩大试点工作范围，推广试点经验成果，突破工作重点难点，不断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公开选拔大学校长试点工作是深入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精神、积极探索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的重要改革举措，试点工作顺应时势、推进有力、组织有序、效果良好，中央领导同志充分肯定，社会反响积极，媒体关注度高，高校师生大力支持，试点成果丰富，为进一步扩大公开选拔大学校长试点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大家紧紧围绕会议主题，结合各自工作实际和认识体会，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如何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公选办法、完善配套政策等问题，并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据悉，教育部党组将在进一步完善公选工作办法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公开选拔大学校长试点工作，及时总结试点工作经验，不断提高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2012 年 11 月 09 日 ，《东方早报》《 熊丙奇：公选校长应大胆地往前走 》：据报道，教育部日前召开座谈会，总结东北师范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公开选拔校长试点经验，为扩大试点工作做准备。教育部党组成员、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王立英表示，进一步总结经验和不足，扩大试点工作范围，推广试点经验成果，突破工作重点难点，不断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是我国《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下文简称《纲要》）提到的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内容。教育部推进公选校长试点，是对《纲要》精神的落实。我国大学校长，一直以来由上级主管部门直接任命。这样任命出来的校长，往往对上负责，而很难对师生负责。同时，由于行政部门在选拔人选时，更多从行政角度考虑，比如是否有相应行政级别等，因此，时常出现没有教育管理经验但符合级别的官员被任命为大学校长的情形，这无疑在加剧大学的行政化。从教育部已试点的公选校长操作看，比此前直接由行政部门任命，校长公选有明显进步。人选向师生公开，满足了师生对选拔校长的知情权；在公选校长过程中，加入了民意测评环节，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师生意见；组成由行家参与的公选委员会，对竞聘者进行面试，组织公开答辩、竞聘演讲，避免了人事任命的暗箱操作，也考核应聘者是否懂教育、懂教育管理；等等。如果这一公开选拔方式能全面推进，甚至推而广之到所有处级以上干部都实行公选，客观而言，可以一定程度改变当前选任干部任人唯亲的问题，也可遏制用人腐败的高发。当然，目前的公选校长还有很大完善空间。首先，试点学校数量还很少，应该尽快推广到所有高校，包括 985 高校；如果北大、清华等国内一流高校的校长实行公选，对全国其他公办学校的校长选拔，将起到更大的推进和示范作用。其次，公选的行家委员会组成应更加广泛，目前的行家委员会成员里，多有教育部门官员和高校领导，行政色彩还很强，会用很多行政标准筛选候选人，为让校长遴选符合教育管理标准和学校的具体需求，应在委员会中，充实教授代表、学生代表、校友代表及社会专业人士，这可促进校长去行政化，走向职业化和专业化。再次，民意测评环节的民意应公开，并明确在公选中所占比重。目前的操作虽有民意测评环节，但测评结果并不当场公开，是否在校长公选中起作用也不得而知。既为公选校长，就应让整个过程全透明公开。在上世纪 90 年代，同济大学还实行过民选校长，师生对候选人投票，直接决定校长人选，这种方式，不妨在今后的探索中推进。目前，我国大学校长的公选，还是由教育主管部门主导，这也就决定了对校长去行政化很难彻底——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明确指出，今后校长选拔任命的方向是去行政化，推进职业化和专业化——要让校长“职业化”，有必要在探索现代学校制度过程中，建立由学校自己的校长选拔委员会遴选校长的新机制，这样选拔任命的校长，就更符合学校本身的办学定位和要求，也更能让校长树立对学校教育发展和师生负责的意识。 2012 年 12 月 6 日 ，南京视窗《 熊丙奇 : 公选大学校长，要害是去行政化 》：继去年试点向海内外公开选拔西南财经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校长之后， 12 月 4 日 ，教育部发布公告，决定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和中国药科大学校长。这三所大学都是教育部直属高校，其中前两所地处北京。扩大公选校长试点的范围，表明了教育部深入推进校长选拔任命机制改革的决心。从这次公选所列选拔条件看，报名条件有所放宽，去年公选时提出的“现任境外大学副校长或担任境外著名大学院长（系主任） 3 年以上”，调整为“具有境外大学校长、副校长任职经历，或境外著名大学现任院长 ( 系主任 )3 年以上”。但是，从目前设定的条件看，在首次公选时就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这次公选公告明确了报名者的基本条件为下列之一：现任普通高校校长或党委书记；现任普通高校副校长或党委副书记且任副校级 2 年以上；具有普通高校中层正职领导职务 3 年以上工作经历，且任相当于普通高校副校级领导职务 2 年以上；具有境外大学校长、副校长任职经历，或境外著名大学现任院长 ( 系主任 )3 年以上。除第四项外，前面三项条件，决定了从国内应聘者中选拔出的校长，必定产生于现有高等教育体制之内。这是在首次公选时就遭到质疑的。公选校长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推进校长职业化、专业化和去行政化。既然如此，就应该拓宽公选的范围，不能局限在目前的高校领导岗位之内，而完全可以允许任职于教育培训机构的人员应聘。不然，按照公选列出的条件，公选就变为了“内部选拔”，甚至会被质疑为“走形式”：人选都已大致确定了，只是再走一个“公选”的程序。目前的公选条件有两个问题。其一，行政化痕迹依旧很重。众所周知，我国公办普通高校的校长、党委书记，都是有行政级别的，公选的条件虽未列行政级别，但其实暗含级别要求，对于正厅级的校长职务来说，至少要求副厅级。这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提到的“取消学校实际上存在的行政级别”的改革精神不符。公选校长，完全可以把新校长岗位列为没有行政级别的岗位对待，而不是继续套用原有的行政级别，为此也可取消对应聘者的级别 ( 以及相应的工作经历）要求，拓宽报名范围。其二，新的校长遴选标准难以落实。通常来说，大学校长要懂教育、懂教育管理，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对这一要求，目前的高校校长、党委书记、副校长有多少能胜任？如果认为只要是现任高校校长、党委书记就自然可以胜任，那么，我国校长的职业化、专业化问题也早就得到解决了。如果选拔目光就盯住原有的校领导群体，公选出来的校长，不可能给人全新的感觉。我们认为，就整个校长公选的试点来看，还需有两方面的突破。首先，应尝试对“ 985 工程”高校（包含国内 39 所著名大学）校长进行公选。目前试点公选的学校，还没有一家是 985 高校，而 985 高校的行政化问题是目前所有高校中最突出的：校领导行政级别高、学校行政机构臃肿、学校行政化、功利化严重。对 985 高校的校长进行公选，对整个校长公选工作的推进，会有更大示范作用。其次，将目前由教育主管部门主导公选的方式，改为由大学自身成立公选委员会进行公选。这也是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的需要。由教育主管部门主导的公选，虽然提高了选拔的公开性、透明度，但无法根本避免行政因素对选拔标准、过程和结果的影响。另外，每所大学有自身的办学定位、办学特点，对校长人选的要求也就不同，行政主导的选拔会忽视学校的这种差异性。 2013 年 6 月 25 日 ，《环球时报》《 熊丙奇 ： 大学校长公选改革迈步太小 》：据媒体报道，按照上级安排，重庆大学校长林建华将调任浙江大学校长。但一封由浙江大学各地校友会负责人署名的公开信反对新校长认命，这在新中国成立后是很少见的，一时之间舆论哗然。 24 日浙江大学校友总会在其新浪官微声明称，从未以浙大校友会名义发布任何关于校领导任命的声明，并表态全力支持新校长的工作。事情变得有些扑朔迷离，但我国大学校长选拔、任命机制的确需要深刻反思。在现代大学制度框架下，一所大学校长的遴选，需要组成一个校长遴选委员会，负责按照学校的标准遴选候选人，在遴选过程中，要充分听取教授的意见、学生的意见和校友的意见。可是，我国大学校长的任命，长期来却由上级主管部门单方面主导，甚至主管部门到校宣布新校长上任时，教授和学生还不知道新校长是何方神圣。这不但剥夺了师生本应该拥有的知情权，也导致校长在办学过程中，很可能只对选拔、任命其的上级行政部门负责。同时，行政部门在遴选校长时，基本上会按照行政标准而非教育标准、学术标准。近年来，我国教育主管部门曾对大学校长进行“轮换”，这完全是管理官员的思路，没考虑到大学应有自身的个性和特色。更有甚者，有的毫无教育管理经验的官员，也被遴选到校长岗位上，校长成了升官的驿站。我国政府在制订面向 2020 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下文简称《纲要》 ) 时，就已经意识到，大学严重的行政化，制约了办学质量的提高。对校长实行行政任命、行政管理，是行政化十分重要的一面。这使大学校长的首要身份，不是教育家而是官员。为此，该《纲要》提出，要推进政府管理学校方式的转变，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完善校长的任命方式。我国教育部门从 2011 年开始尝试推进大学校长公选改革，但步伐迈得还是太小。对于大多数大学校长的任命，还是采取传统的行政任命方式。浙大新校长任命的这场风波也显示，对于看准的改革，不能拖延，而是要加快步伐推进。我国教育部门应从中看到教授群体对改革的迫切期待。第一线的师生，对教改的参与，其实是推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如果教师和受教育者能从维护自身的权利出发，勇于通过合法的途径，争取属于自己的教育权、学术权，那么，“行政独大”的局面就将得到改观。▲（作者 熊丙奇 是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3 年 8 月 1 日 ， 中广网《教育部公开选拔 10 所直属高校总会计师 9 男 1 女当选》：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从 7 月 29 日 起到 8 月 4 日 公示：新一轮公开选拔的 10 所直属高校总会计师名单，这一新兴的公开选拔模式备受各界瞩目。教育部在今年 3 月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公开选拔包括武汉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东北林业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和西安电子科技大等十所直属高校的总会计师。 熊丙奇 ：与以前的单向任命不同的是，第一事先知道谁来当校长，以前不知道。第二，所有候选人实际上都经历了公选委员会还有民意测评的环节，因此他至少认真思考过，我适不适合这个学校，怎样去办好这个学校。第三，在民意测评的环节，他向老师或学生进行陈述，进行演讲，如果你在治理过程中，违背了当初讲的中心，可能大家就会用这个来要求你。 2013 年 12 月 7 日 ，《中国科学报》《 熊丙奇：公选校长应摆脱传统“体制思维 ”》：“谈谈对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理解，对学校党政议事决策机制有何建议，当校长与书记在某些事情上不一致时，你该如何处理？根据北科大的特点，今后如何调整优化学科布局，提高核心竞争力，服务国家和地方发展的战略需要？最近几位大学校长作出不申报课题、不带研究生、不申报新的科研奖项、不申报院士的承诺，你如何看待这个承诺？”以上几个问题来自北京科技大学公选校长的现场。据媒体报道，这些问题“旨在考察大学校长的行政管理能力以及对学校未来发展的统筹规划能力。”说实在的，笔者觉得这几个问题问的水平很一般，很难考察出大学校长的行政管理能力，也难以考察其对学校未来发展的统筹规划能力。这些“问题”表明，我国高校试点公选校长有待进一步完善，在公选委员会的委员构成以及素质上需要下力气，提高公选委员会选才的能力。在国外，大学校长遴选往往由学校理事会主导，组成专门的遴选委员会，按照学校的办学定位，遴选符合本校要求的校长。遴选委员会将着重考察候选人是否懂教育、懂教育管理。这就要求遴选委员会的委员必须专业，有广阔的视野和前瞻的眼光，同时也要有广泛的代表性。我国大学校长的公选，虽然以校长去行政化、职业化、专业化为出发点，但目前还是由行政主管部门主导，公选委员会的委员由行政部门委派。这就让公选依旧具有很强的行政色彩，也导致公选委员会的选才还局限在“体制内”的“老套”标准上。虽然公选委员会也被称为“行家委员会”——据教育部门介绍，其多由卸任和现任的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组成。表面上看，党委书记和校长确实是行家，但他们毕竟是现行教育体制的“产物”，思维无法摆脱现行体制思维，他们必然按照体制对大学校长的要求遴选适合的人选。不妨来看看这 3 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谈谈对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理解”。这显然考察的不是校长的开拓意识，而是对这一制度的把握。试问，如果一个校长称自己在任上将推进现代学校制度改革，争取推进大学理事会（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公选委员会会作怎样的评价？其实，这个问题向校长发问的意义并不大。一来，校长对这一制度的改革空间很小，需要推进整体的教育改革，才能构建有利于学校发展的新管理模式；二来，校长完全可以在这一问题上回答得很原则。比如对于党委做出的决策全力执行，对于与书记个人的不同意见，则采取求同存异的态度。第二个问题“调整优化学科布局，提高核心竞争力，服务国家和地方发展的战略需要”。这完全是老的话语体系。目前高教界普遍流行着大学有 3 个核心功能的说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但按照《高等教育法》，大学只有一个核心功能，就是人才培养服务，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也是为培养人才服务的。离开了人才培养这个核心功能，大学再怎么打造核心竞争力也形成不了核心竞争力。多年来，国内大学在重视学术研究和服务社会中越来越迷失，社会形象也越来越低。如果公选委员会要考察校长是否懂教育，问其对当前大学生质量下降，研究生培养水平不高的看法和解决办法可能更好，也更具挑战性。至于第三个问题，这更可以说是“套话”一箩筐，套用校长职业化、专业化、去行政化的概念，再发表一通“如果我当选，也将承诺不再从事学术研究、不再招收研究生的”的“竞选”演讲，就回答圆满了。但问题是，教育部公选校长的要求明确提到，公选的校长要全身心投入校长岗位——这是做出制度要求的。学校校长就是想进行学术研究，也是公选所不允许的。因此，从某种程度看，公选委员会所提的问题只具“象征意义”，很难给校长真正的“考验”，也难以遴选出“新人”来。大家看见的是，第一次校长公选选出的都是在大学校级领导岗位上干了多年的人——没有公选，校长岗位可能还是他的，公选不过走了一个形式。这样的公选难以推进校长去行政化、职业化。因此，要让公选起到实际效果，有必要由行政主导改为学校（理事会）自己操作。公选委员则由行政委派，改为由政府官员代表、专家代表、师生代表组成，其中师生代表由选举产生。如果换为由教师、学生提问，所提的问题水平可能远超现在的“行家”，而这些来自教师和学生的问题，正是大家最关切的。推进教改，不就是要回应大家的关切，提高办学质量吗？ 读完以上文字，我的初步感觉是 熊丙奇点评“公选大学校长”煞有介事。 第一、公选大学校长，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的公办普通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 1998 年 8 月 29 日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 第三十九条规定：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规定，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其领导职责主要是：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领导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讨论决定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内部组织机构负责人的人选，讨论决定学校的改革、发展和基本管理制度等重大事项，保证以培养人才为中心的各项任务的完成。第四十条规定：高等学校的校长，由符合教育法规定的任职条件的公民担任。高等学校的校长、副校长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任免。 2014 年 10 月 15 日，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并发出通知 ( 中办发〔 2014 〕 55 号 )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通知指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党中央确定高等学校全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实践证明，这一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必须毫不动摇、长期坚持并不断完善。 第二、公选大学校长，必须坚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必须坚持党管干部原则。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６日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 ( 中发 16 号 ) ：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根据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科学判断，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开发国内国际两种人才资源，紧紧抓住培养、吸引、用好人才三个环节，大力加强以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为主体的人才队伍建设，努力把各类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中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的人才保证和广泛的智力支持。党管人才主要是管宏观，管政策，管协调，管服务。各级党委要按照管好用活的要求，搞好统筹规划，制定人才工作重大方针政策，明确发展目标，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协调发展；坚持分类指导，针对各类人才的不同特点和成长规律，创新人才工作理论、体制和方法，使人才各得其所、各尽其能；注重整合力量，建立统分结合、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人才工作合力；积极提供服务，通过政策支持、精神激励和环境保障，不断改善各类人才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以感情和人格的力量，提高对人才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实行依法管理，加快推进人才工作法制化建设，增强工作的规范性和有效性。要用事业造就人才，用环境凝聚人才，用机制激励人才，用法制保障人才，把全社会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努力把人才优势转化为知识优势、科技优势和产业优势，使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05 年 4 月 27 日通过，国家主席令第 35 号公布，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第四条规定：公务员制度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路线和方针，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第五条规定：公务员的管理，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依照法定的权限、条件、标准和程序进行。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经批准参照本法进行管理。 2001 年 12 月 3 日 ，新华网发表高选民的文章《坚持党管干部原则 改进干部管理办法》：党管干部，主要是指各级党委坚持贯彻执行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严格按照党的原则选拔任用干部，并对各级、各类干部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党管干部的原则，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个重要保证，是党和国家干部管理制度的根本原则，也是坚持党的领导在干部工作中的具体体现，是实现党的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的组织保证。党管干部的实质，就是要保证党对干部人事工作的领导权和对重要干部的管理权，包括制定干部人事工作的方针政策，管理和推荐重要干部，做好对干部人事工作的宏观管理和监督等。作为一个执政党，如果不直接管理选人用人，党的事业就失去了保证，党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党管干部的原则，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和动摇。 第三公选大学校长，必须保证《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各项规定的落实。 2010 年 8 月 13 日修订《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中发 15 号）：第一条规定：为加强和改进党对普通高等学校 ( 以下简称高等学校 ) 的领导，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为高等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提供思想保证、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高等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第二条规定：高等学校的党组织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教育方针，坚持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第三条规定：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高等学校党的委员会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支持校长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规定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保证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等各项任务的完成。第十条规定：高等学校党的委员会按照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其主要职责是：（一）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和执行党中央、上级组织和本机组织的决议，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依法治校，依靠全校师生员工推进学校科学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二）审议确定学校基本管理制度，讨论决定学校改革发展稳定以及教学、科研、行政管理中的重大事项。（三）讨论决定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及其负责人的人选，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负责干部的选拔、教育、培养、考核和监督。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四）按照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加强学校党组织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发挥学校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五）按照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要求，组织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组织党员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文化、法律和业务知识。（六）领导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促进和谐校园建设。（七）领导学校的工会、共青团、学生会等群众组织和教职工代表大会。（八）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对学校内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实行政治领导，支持他们依照各自的章程开展活动。支持无党派人士等统一战线成员参加统一战线相关活动，发挥积极作用。高等学校党的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健全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委员会成员要根据集体的决定和分工，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第六章“干部和人才工作”第二十三条规定：高等学校党的委员会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对学校党政干部实行统一管理。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按照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坚持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原则选拔任用干部，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中层行政干部的任免，由党委组织部门负责考察，听取学校行政领导的意见后，经校党委 ( 常委 ) 集体讨论决定，按规定程序办理。设立常务委员会的学校，可以实行常务委员会票决制。第二十四条规定高等学校院（系）级单位党组织同本单位行政领导一起，做好本单位干部的教育、培训、选拔、考核和监督工作，以及学生政治辅导员、班主任的配备、管理工作。对院（系）级单位行政领导班子的配备和领导干部的选拔，本单位党组织可以向学校党的委员会提出建议，并协助校党委组织部门进行考察。第二十五条规定：高等学校党的委员会协助上级干部主管部门做好校级后备干部工作。建立健全后备干部选拔、培养制度。重视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党外干部的培养选拔。第二十六条规定高等学校党的委员会要坚持党管人才的原则，贯彻人才强国战略，通过制定政策，健全激励机制，大力营造激发创造力的工作环境，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良好局面。加强教育引导，不断提高各类人才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严格的说，公选大学校长业务属于人事管理范畴，不属于教育学者研究范畴。戴着“教育学者”的纱帽点评公选大学校长纯属傻帽。擀面杖吹火 — 硬装通气的棍。 2011 年 1 月 10 日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网站（沪 ICP 备 06023321 号）发表文章《教育集团熊丙奇副总裁获选网易年度新闻人物》：【新闻人物介绍】 姓名：熊丙奇　出生年月： 1972 年 7 月　籍贯：四川资中人职业：教育学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博士。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穿着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制服，戴着博士帽，拿着教授的教案本，拄着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文明棍。比较滑稽的形象。 集“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四个职务于一身，好比一种动物“四不像”。土不土，洋不洋，混不混，清不清。一个怪胎，一个丑物。猪鼻子插大葱，装象。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是披着民办非盈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外衣对公选大学校长一事进行点评的。 本来，教育部公选大学校长与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兼民办非盈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无关。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民办非盈利组织兼“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点评教育部公选大学校长纯属脸皮厚。 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再也不要稀里糊涂报道民办非盈利组织兼“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点评教育部公选大学校长的恶作剧了。 以上内容约 16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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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4-12-30 13:27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妄称《中国教育没有未来》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百度百科》介绍：熊丙奇，男， 1972 年 7 月生，四川资中人。著名教育学者，博士，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为《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深圳晶报》、《珠江晚报》、《现代教育报》等报专栏作者。 读完以上文字，你看到熊丙奇的真实身份了吗？熊丙奇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可是，熊丙奇为什么宁要当“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而“忌讳”“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难道熊丙奇是傻子吗？值得研究。 2011 年 1 月 10 日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网站（沪 ICP 备 06023321 号）发表文章《教育集团熊丙奇副总裁获选网易年度新闻人物》：【新闻人物介绍】姓名：熊丙奇　出生年月： 1972 年 7 月　籍贯：四川资中人职业：教育学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博士。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曾出版书籍：《中国教育的 100 分诊断报告》、《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天下无墙》、《教育熊视》、《步入大学》、《成功宝典》、《大学生创业》、《高校学生工作者手册》、《青春档案》、《迈向成功》、《网络文明》、《直面就业》等 20 种 30 余版次。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网站介绍熊丙奇，为什么突出介绍“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身份，令人费解。为什么《教育集团熊丙奇副总裁获选网易年度新闻人物》会成为重要新闻事件？新奇呗。熊丙奇，很像是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的“寄居蟹”。“临时工”。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是聘任的，或许不是任命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或许是总裁的秘书？跑堂的？你可以自己找答案。 应届毕业生网《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招聘副总裁》：招聘日期： 2010.08.10 工作地点： 上海 - 徐汇区 职位类别：全职 学历要求：不限 招聘人数：若干 工资待遇： 面议 职位描述岗位职责：协助总裁负责教育集团培训项目的开发。 应聘条件： 1. 熟悉国内外教育培训市场，并有独特见解； 2. 在教育培训机构负责过项目开发，并有明显业绩； 3. 有较强的组织能力； 4. 有较高的英语口译与笔译能力； 5. 年龄 45 岁以下，身体健康。 原来，“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是可以成批量“招聘”的。不是领导职务。 怪不得熊丙奇自己看不起“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这一职务。 我很想看到熊丙奇办公室的详细地址和办公电话。如果没有，熊丙奇就像流浪汉。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好比熊丙奇的保护伞。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好比熊丙奇的隐身衣。 穿着华丽的外衣，很惹众人的火辣辣的眼球。人们或许愿意窥探华丽外表后面的裸体。 有时，喜剧也能表演成悲剧。安徒生童话里的小孩子看出皇帝的新衣不遮丑陋部位。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两件破衣烂衫掩盖不住熊丙奇的窘相。 冬季里，撕掉熊丙奇的外衣，他会冷吗？会冻伤吗？ 好文章，应当内容紧扣主题。下面的文章，主题与内容相关度不高。大帽子底下缺承载实体。主题立不稳，就是败笔。一条臭鱼腥了一锅汤。一篇臭文章毁了一个笔杆子。 2012 年 6 月 11 日 ，《青年时报》熊丙奇《单一模式下 中国教育没有未来 》：欧美、澳洲的人，为何却不在乎自己以及自己的孩子从事“不光鲜”的工作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在他们那里，劳动没有“光鲜”与“不光鲜”之分，只有自己是否感兴趣之别。所有劳动是平等且有尊严的。无论去欧美，还是去澳洲考察，都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故事：某个大学教授的孩子，居然在当面包师，做手工艺。教授说起自己孩子的职业，充满自豪，根本没有国人的难为情。这令考察的中国人，感慨万千。感慨归感慨，但回到现实，经常出现在中国家长嘴里教育孩子的话语是，你不好好学习，今后就去做××去。这里的××，就包括“扫大街”、“做清洁工”、“端盘子”之类。当然，做面包师、手工艺者，这类活计，也是家长们很不待见的，家长们都期待大富大贵，“望子成龙”。而当下的教育制度和就业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家长们的这种意识。在我国的升学教育体系中，中小学所授内容，无不为了中考、高考，老师教育孩子们，要争做第一名，就连乡村学校，也从来不教学生农技。学校哪有手工、烹饪这些课程让学生们选择，要是学生对这些感兴趣，家长和老师将万分忧虑，直接告诉他，对这些感兴趣，语数外成绩不好，未来将没有前途，考不上大学怎么办？近日媒体报道了河北的“大学加工厂”——衡水中学，无论是当地ZF还是学校，都为这所每年输送 70 多名北大清华学生的中学而骄傲，其傲人的高考战绩，也吸引力了众多参观取经者。“衡水模式”是我国教育制度的产物，它关注的不是学生的人格和身心健康，而是不择手段地把学生培养为“分数机器”。它也不关心这些学生未来的长远发展，只是注重眼下光鲜的升学数据。沉迷其中者以为把学生送上名校就是办学的成功，却不知道，上名校只是求学的一个环节，任何教育都应该为了学生的终身成长和幸福。与这一教育制度相对应的是我国的就业体系。在学历社会中，我国的学校有高低层次，而劳动也有高低贵贱。不同的行业、岗位，不但收入相差迥异，而且所获得的社会福利保障也不同，社会地位更不同。在我国的就业体系中，做公务员，进国有企业、跨国企业是当前大学毕业生的首选，这些行业与岗位，被挤到头爆，而除此之外的工作，都被视为低人一等。要是某个学生子承父业，做不起眼的手工艺营生，多半被视为没长进，没出息。毫无疑问，这就把所有孩子逼进一个成才通道。而随之而来，我国很多传统的手工艺，也就失传。那么，欧美、澳洲的人，为何却不在乎自己以及自己的孩子从事“不光鲜”的工作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在他们那里，劳动没有“光鲜”与“不光鲜”之分，只有自己是否感兴趣之别。所有劳动是平等且有尊严的。简单地说，做大学教授，和做面包师、酿酒师相比，后者的收入可能要高于前者，而享受的社会地位完全一样。在这种环境中，谁还会憋屈自己，去做自己不感兴趣的工作呢？学校教育也是如此。教育没有改变某个人命运的功能，因为从出生起，每个人享有的权利就是平等的。因此，教育只有教育的功能，就是让每个人得到更好的发展，做最好的自己。在加拿大，中学实行学分制，学生们只要求必修 7 门课程，然后，可以在学校提供的 100 多门课程中自由选择，这些自由选择的课程中就有很多手工艺课程。获得这些课程的学分，孩子们就可高中毕业，并且以这些成绩去申请自己中意的大学，包括职业学院和社区学院。没有人逼着学生们必须学习统一考试的科目——他们没有统一考试、集中录取一说——也没有家长觉得孩子进不了多伦多大学、 UBC 大学就绝望。再比如瑞士的钟表匠、法国的大厨、意大利的裁缝和皮匠、日本的制刀匠，这些大手艺人不仅收入高，而且受尊重。在这些手艺和手艺人备受敬意的国家，人们对于毕业生的评定标准首先是尽早创业，创造就业机会，而不是去争抢一个现成的岗位。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才有多元的教育，也才有孩子们多元的成才选择，也才真正有 360 行行行出状元。他们的兴趣、个性不会被扼杀，而会被引导。各个行业获得平等的发展空间，而不会被边缘、被歧视。所以，对于失传的中国手工艺，如果ZF部门期望通过计划的方式来维系，结果相当不妙。只有从推进就业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出发，让学校教育充满个性特点，让每一个职业都体面而有尊严，这才有多姿多彩、积极向上的社会。 读完以上文字，读者或许会问，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一番言论口不对心。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对“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职务闭口不谈，却不舍弃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头衔，多么虚伪。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自称“教育学者”“著名教育学者”“教育专家”“教育问题专家”等称谓，很少称自己是一般普通教育工作者，很少称自己是上海市普通公民，很少称自己是自由撰稿人。他说“所有劳动是平等且有尊严的”，我觉得假惺惺的。有时候，我感到他是“拉大旗作虎皮”狐假虎威。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在《青年时报》发表文章《单一模式下 中国教育没有未来 》，是类似于狂妄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知道什么叫“未来”吗？ 《百度百科》解释，未来，是从现在往后的时间，是相对于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刻而言的未来时间，它是一个时刻，也可以是一个时间段。相对而言，明天只是未来的一部分。未来：是一个时间概念，相对于过去和现在。任何事物都有未来。有人对未来如下思考：未来会怎样？谁也没一个准确的答复，即使是现在最权威的科学家。但从纪录片《未来地球》中可以看到，未来的地球将会变得一无所有，也就是说从哪来就回哪去，地球将变成大宇宙中的尘埃。人类应时刻关注未来，我们的地球终将衰亡，即使等不了那么久人类也时刻面临着小行星、大规模流行疾病等突发危险的威胁，所以现在科技比较发达的国家，比如美国、中国、俄罗斯都在努力开发外太空，目的就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军事和当前利益）。 我以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采取任何模式，都有过去、现在和未来。 我以为，中国的教育模式符合中国的实际，没有必要彻底否定。中国无论采取任何模式发展教育事业，也不会没有未来。（就算地球毁灭，也不会没有未来。）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你能说清楚，中国教育采取何种模式才有未来？恐怕你也没有答案。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中国教育如果按你设定的模式发展，会有好结果吗？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妄称《中国教育没有未来》是胡说八道。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妄称《中国教育没有未来》还是胡说八道。 熊丙奇，别给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和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丢人现眼了。 提醒主流媒体注意：请你亲临熊丙奇的办公场所实地考察，由你们亲手揭掉熊丙奇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画皮，也许可以告慰被长期欺骗的社会。 熊丙奇，你的未来很美好。去掉伪装，做你自己吧。你应当有自信。 以上约 4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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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4-12-29 08:09
熊丙奇涉嫌曲解大学精神的本质特征与核心内容 《百度百科》解释，“大学精神”是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气质的精神形式的文明成果，它是科学精神的时代标志和具体凝聚，是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高级形式。面临知识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建设 “大学精神”不仅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大学精神”的 本质特征概括为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 。大学精神的 核心是以育人为第一要旨 ，以全面人才教育为大学使命。育人的重点，首先是培养学生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培养有抱负、有政治远见、有广博知识、有责任心的人。要教育学生以天下为己任，继承前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报国之情，学习前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鞠躬为民的品德。关心天下大事，使自己服从于社会，服从于国家，服务于人民。其次是理想、信念教育。理想和信念是精神世界深层次问题，它取决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目的、人生理想、人生追求和科学的自然观、历史观、社会观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第三是培养爱心。要教育学生爱父母、爱生活、爱事业、爱祖国。第四是培养高尚的人格。坚持真理，胸怀坦荡，高风亮节，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第五是培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不但教育学生如何认知，如何做事，更重要的是如何做人。引导学生敢于奋斗，善于成才。总之，育人的目的就是实现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实现自我价值与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树立远大理想与艰苦奋斗的统一。”使我们的大学生“成为理想远大、热爱祖国的人，成为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人，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成为视野开阔、胸怀宽广的人，成为知行统一、脚踏实地的人。”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很乐意拿“大学精神”说事。但是，他 涉嫌曲解大学精神的本质特征与核心内容。请看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对“大学精神”的理解。 2008 年 11 月 10 日 ，《囊方都市报》《熊丙奇：推行校长职业化才有真正的 大学精神 》：近日 , 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出任山东大学校长 , 原山东大学校长展涛出任吉林大学校长。这是继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中南大学之后 , 近期第四、第五所国家重点大学党政领导职务变动。由此 , 中国名校校长书记大换岗渐成高潮。对此 ,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回应称 , 重点大学党政领导职务调整原因有多种 : 有的因为年龄原因正常退休 , 有的则是工作需要进行轮岗 ( 《成都商报》 11 月 8 日 ) 。正常退休的理由很容易理解 , 但因工作需要而进行轮岗 , 却有些让人困惑———大学校长轮岗 , 是出于怎样的工作需要 ? 对此次轮岗涉及到的几位校长进行分析 , 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 2001 年 9 月上任 , 在法大校长任上 7 年；原山东大学校长展涛 2000 年 7 月上任 , 在山大校长任上 8 年；原吉林大学校长周其凤 2004 年 7 月上任 , 在吉大校长任上 4 年。这几位校长的校长任期 , 与去年的一项关于我国研究型大学校长任期的调查结果十分接近———课题组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 8 所著名研究型大学校长任职年限进行了抽样调查后发现 , 这些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为 5.9 年。对于一名干部来说 , 在一个岗位上工作六七年时间 , 已经不算短了。根据我国的干部交流轮岗制度 , 有的地方甚至明确规定在一个岗位上工作满五年必须轮岗 , 据说这既可有利于防腐反腐 , 又可促进干部正常流动 , 还可锻炼干部 , 激励干部开拓创新。但是 , 对于一所大学的校长来说 , 干上六七年时间 , 就轮岗到其他岗位 , 却并不一定符合工作需要。对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的任期分析发现 , 在美国 , 研究型大学的校长任期平均为 12.2 年。 1929 年 4 月 , 时年 30 岁的哈金斯被芝加哥大学的校长遴选委员会遴选任命为校长 , 直到 1951 年辞职 , 哈金斯前后领导了这所顶尖大学长达 22 年。而哈佛大学校长平均任期 22 年 , 其中化学家埃利奥特 35 岁当选哈佛校长 , 任期长达 40 年 , 在 20 世纪 100 年中 , 哈佛只有 7 任校长。校长长期任期制被认为是一些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成就为一流的重要原因。研究者认为 , 较长的校长任期 , 有利于校长规划长远的办学策略 , 减少急功近利行为 , 这与大学教育不能追求短期效益 , 大学教育和大学文化需要积淀 , 形成自己独特的办学风格是一致的；同时 , 对于校长本身来说 , 会把做好校长当作自己的职业发展理想 , 有利于成就为教育家。我国高校校长的短任期 , 已被近年来高校发展的实践证明 , 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大学的急功近利 , 不少学校领导为了在短期中获得突出的政绩 , 大搞校园建设、形象工程 , 强调规模发展 , 对教师实行数量考核 , 甚至竭泽而渔 , 逼良为娼 , 破坏了学校的传统和文化 , 大学校园里充满功利和浮躁的情绪。而造成短任期的原因 , 具体包括两方面。一是校长本人对校长岗位的认识 , 不是将其作为实现教育家理想的舞台 , 而是作为官场发展的驿站 , 因为对于我国高校来说 , 有不同的行政级别 , 从高职高专的“副厅”到一般本科的“正厅”再到 985 高校的“副部级”不等 , 在一所 211 高校一直当校长 , 级别一直只有正厅 , 要升为副部级 , 只有到有副部长级的 985 高校 , 或者到地方政府、中央部委。在更高的官场级别面前 , 很少有校长不为级别所动 , 而以成为副部、正部级等为荣 , 如果一名校长在一所大学干上 20 年 , “一直没有进步” , 多半会被认为是官场很不得意；二是政府管理部门 , 对校长岗位的定位不是将其职业化 , 积极推进按校长任职标准进行民主遴选 , 而是将其官员化 , 作为一级干部进行任命、管理 , 并打通官、学、商的界限 , 对校长岗位按行政级别高低进行任命 , 把校长岗位作为某些干部进步、官升一级的台阶。一个在国家部委或地方政府部门工作 , 从来没有教育管理经验的官员 , 也可任命为大学领导 , 就是因为这种原因。所谓“因工作需要” , 其实可以理解为干部管理的需要、校长自身发展 ( 级别提高 ) 的需要 , 以及某些官员解决行政级别的需要 , 却没有考虑到大学发展的需要。从大学发展需要出发 , 我国高校有必要取消行政级别 , 推行校长职业化 , 并建立校长公开遴选机制 , 引导校长有教育家的理想、情怀和作为 , 而不是成为一个官员。如果校长完全官员化 , 大学将很难不成为一个官场 , 不用说大学将缺乏个性 , 难以培养一流人才、创造一流成果 , 就连有没有真正的大学、有没有真正的大学精神都让人产生怀疑。 ( 作者熊丙奇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 【注：把“大学精神”当作推行大学校长职业化的盾牌。】 2009 年 09 月 05 日 ，《新闻晨报》《熊丙奇：警惕 大学精神 在官富二代面前迷失》：在今年各地高校新生报到期间，“富二代”与“官二代”特别引人注目。早在 8 月中旬，就有广州大学新生在网上“炫富”，发帖询问“大学城哪里可以加油？我的车是宝马 mini ”。而在湖南某高校新生报到现场，常见的、不常见的、甚或没听说过的行政执法车辆，都来了，这些送子女上学的公车根本懒得“掩饰”，任由人拍照。不容否认，“富二代”与“官二代”，正成为今日高校所面临的教育新课题。高校对待“富二代”与“官二代”的态度，不但关系到这些来自“特殊家庭”的学生的成长，更关系到大学自身的发展和得失。而不幸的是，有一些迹象，预示着大学似乎已在这方面陷入迷途。近年来，收“议价生”以拓宽高校办学资源的建议，不时被一些既是人大代表又是大学领导的人士提出。这可视为高校对待“富二代”的态度之一。在“谁有资源，谁就是老大”的今天，一切资源都在被开掘，其中就包括学生资源 ( 主要是其父辈资源 ) 。相对于普通学生、贫困学生来说，“富二代”、“官二代”实在有太多“文章”可做。据报道，一些高校的学生会干部，是由老师“受家长照顾好孩子的重托”安排“富家子弟”和官员后代去做；在评优、评奖中，以至学校社会实践机会方面，“富二代”、“官二代”往往能得到更高的综合素质评价，获得更好的实践机会。如同一些富家子弟露骨的炫富、官员堂而皇之用公车送孩子上学一样，有的大学已不回避对“富二代”、“官二代”的全面“偏爱”，包括为他们提供单独的宿舍楼，甚至允许他们包寝室。或许，某一天，有高校还会专门开设一个“富二代”学院。为每个受教育者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这是一所拥有大学精神的“大学”，应该秉持的办学理念。普通学生、贫困学生或许没有可资学校“交换”的课题资源、经费资源、人脉资源，却是成就一所大学的最基本资源——校友资源。把一个贫困学生培养为优秀人才，对于一所大学来说，其间的教育成就，以及获得的教育投入回报 ( 对社会公平的贡献，以及贫困生成才之后对社会与学校的回报 ) ，实则远超于“富二代”、“官二代”。这也正是诸多世界一流大学青睐贫困生，至少在各方面评价相同的情况下，优先录取贫困学生的重要原因。学校根本不会去想，多招贫困生，会增加助学金开支，会丧失与大款、官员攀附的机会——这不是大学的价值追求。有怎样的学校，就有怎样的对待“富二代”、“官二代”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将持续改变学校。我国的大学，因为在校内没有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坚守教育标准与学术标准；没有学生自治委员会，维护每个学生公平的权益；学校行政色彩浓郁，盛行资源导向 ( 以课题、经费为重要评价指标 ) 的评价体系，所以，在面对“富二代”、“官二代”时，部分学校的迷失恐难以避免。这种迷失，将进一步败坏教育与学术风气，应引起高度警惕。 【注：把“大学精神”当作尖刀利刃，捅向“官二代”“富二代”。】 2009 年 12 月 14 日 ，人民网熊丙奇的博客《怎样孕育大学精神？》：上海海事大学女研究生自杀，是最近大热的教育话题。有媒体记者感慨，大学为什么不能答应这个贫困女研究生的申请，给她母亲提供栖身之地呢？大学为什么不出面帮助这个母亲，给她找份工作呢？并由此问，大学精神何在？ 我知道，大家是很容易把一个学生的自杀与大学精神联系起来的，而且，在校学生在宿舍里自缢，大学也很自然地成为被指责对象。但就事论事，如果是因学费问题、教育质量问题、师生关系问题导致这名女研究生自杀，大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把大学不为学生的母亲解决住宿、安排补助也归为大学的直接责任，并认为是大学精神的迷失，则是误会了大学精神，把大学当成了政府部门。大学精神，从根本上说，就是追求思想自由、独立人格，教育如此，学术亦如此。而要孕育这种精神，大学只能承担自己应有的功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前，我国的大学基本上就是一个小社会，有人戏称，学校除了火葬场之外，一应俱全，学生上学免费、看病免费、住宿象征性收费；教师则从进校园之后，就被学校负责生老病死，甚至亲属的工作、小孩的教育，这才有大学附属幼儿园、附属小学与附属中学。当国门进一步打开，我们把眼光投向诸多世界一流大学之后，才发现，大学就是大学，社会就是社会，国外的大学根本没有国内高校那样庞大的后勤服务机构，也不会花时间去料理职工孩子的求学问题，甚至有很多高校只给一二年级学生（或最多给本科生）提供校内宿舍。但没有人说这样的大学没有大学精神，而是认为大学正集中精神做有大学精神的事，给学生最好的教育、最好的服务。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后，我国高校开始学习国外高校，推行缴费并轨改革、后勤社会化改革，可是，这样的改革并不彻底，甚至走调：对应于高学费，没有完善的帮困助学体系（尤其在一些民办教育学校），一夜之间，教育产业化概念风靡大江南北，在人们印象中，大学做起了“买卖”；对应于宿舍公寓化，大学依旧实行过去的集体宿舍管理模式，而且在 2003 年前后，教育部曾发文明令禁止学生在校外租房，这使社会化改革踟蹰不前。更重要的是，在进行上述改革的同时，大学的行政级别进一步提高，有一批大学的书记、校长相继成为副部长级干部，大学在办教育之外，同时成为一级政府。我国高校也没有国外大学所面对的社会福利保障环境，大学不做的事，社会也不做，最终还是只有大学自己做。这才是导致社会对大学精神误读的重要原因，人们会把大学作为政府部门、社会福利机构一样对待，要求大学对教师、学生负责到底。而且，这种要求往往会得到舆论的支持。当然，要改变社会对大学精神的认识，不是告诉他们应该怎样理解学校与社会、学校与政府的关系，而应该以这样的关系定位，改革高等教育管理，让大家确信，大学就是大学，社会是社会，而政府机构是政府机构。这方面，大学的管理改革至少有三方面需要推进，一是取消行政级别，回归单纯的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机构，所承担的政府色彩功能也就淡化了；二是集中精力关注教育与学术事务，按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确定大学应该关注的事务，做自己擅长的事，而把与教育、学术无关的事务交由社会去办。三是依法治教，严格按照《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以及具有法律效力的大学章程办学，以法为据处理权益纠纷。如果有这样的大学，我相信，对于这起女研究生自杀事件，大家的关注点不会是学校没有答应给其母亲提供住宿，不是把大学作为声讨对象，而是会探究社会和政府为这个贫困女研究生家庭做了啥，她的母亲为何没有得到救济。这才是大学精神真正能够得到孕育的环境。否则，要求大学去履行办社会与办政府的功能，是不是真正的大学都值得怀疑，更谈不上大学精神了。 【注：熊丙奇说“ 大学精神，从根本上说，就是追求思想自由、独立人格 ”显然是不全面不准确的。】 2010 年 07 月 14 日 ，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实现 大学精神 回归，必须进行大学改革》：“一个世界一流强国，不可能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应该是全世界优秀青年学者们的聚集地；凡是在这里学习的人，都会把这里当做他一辈子的精神家园。”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近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指出我国大学存在的两点差距：一是在大学精神上的，包括教授、学生的精神素养；二是我们的高等教育体制，说到底还是办学自主权不够。他认为，现在大学精神有点迷失，出现了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广泛的精神虚脱。当精神虚脱后，大学就开始过分地赶时髦，成为服务站。大学应率先回归到大学本身的高尚上去，尤其是在精神层面上。 对于杨校长提出的大学要进行精神回归，我是高度赞成的。今天的中国大学，无论在教育价值观方面，还是在学术操守方面，都有不少突破教育与学术底线的乱象，教育尊严和学术尊严已然不在，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对此的总结是大学乱、脏、臭。可以说，大学精神的迷失，已经有目共睹的事实，而如何回归大学的精神，才是眼下最迫切的任务。对于大学精神的回归，教育界大致有三种不同认识。其一，要依靠大学教授们的自觉。具体的做法，是制订若干关于师德建设的规章，以及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文件，要求大学教授们学习规章、文件，提高自律意识、增强抵御能力。近年来，有不少高校在这方面做得轰轰烈烈，营造出一片强调师德师风与学术风气的“盛景”，但是，与师德、学风建设活动的热闹相反，能够满口说出一套套大道理的教授们，在实际教学与学术研究中，所表现出的急功近利、弄虚作假，却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嘲讽。每年接连曝出的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严重影响大学的公信力。其二，要寄希望于社会风气的转变。其基本的逻辑是，大学的风气是受社会风气影响，毕竟大学已经不是“世外桃源”。在今年 6 月 7 日召开的中国科学院全体院士大会上，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陈宜瑜在向大会作报告时表示，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浮躁之风对院士队伍的影响不容忽视，广大院士要保持高度警觉和重视，共同维护院士荣誉称号。这种说法好熟悉。几乎每个单位在对员工进行作风教育时，都爱用类似的话。这句话想说的是，不正之风是“社会上”的，咱们只是受了影响。然而，社会的不正之风有是怎样形成的呢？谁是“社会”呢？事实上，必须承认的是，当今个别院士的不正之风、浮躁之风，是造成当下社会不正之风、浮躁之风的重要诱因之一，院士有失作为社会明德楷模示范和表率作用，近年来发生在院士身上的学术不端事件，其处理普遍令公众失望；发生在院士增选中的公关、运作，让青年学者失去对学术的信心；发生在少数院士身上的学霸作风，影响了基本的学术秩序。这是社会的不正之风，还是本身的不正之风呢？其三，要实现大学精神的回归，必须进行高等教育改革。大学中出现的急功近利办学思维、教授争名夺利、把大学变为就业服务站的教育导向，归根到底源于我国大学实行行政管理模式，有行政级别，行政权与教育权、学术权不分，没有基本现代大学制度，教育与学术受行政的严重影响从而失去底线与尊严。近年来，一提到进行高校改革，大学校长们就会指出要扩大办学自主权——这确实是进行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方面，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在多个场合提到，要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但是，自主办学仅仅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特征，要确保每所大学用好办学自主权，还必须推进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在现代大学制度框架下，大学校长将不再有行政级别；其产生将由上级行政部门任命转变为通过校长遴选委员会遴选，再提交任命；学校内部的行政权与学术权完全分离，校长只拥有行政权，而不再拥有行政权；大学的教育事务与学术事务实行教育本位与学术本位管理。很遗憾的是，这些改革，大学校长很少主动提及，有的甚至明确表示反对，比如，对于我国《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到的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就有多所大学校长认为，这将贬低教育的地位，影响大学的发展。说白了，就是不愿意放弃级别。可行政级别不愿意放弃，大学的精神能自动回归吗？在笔者看来，要实行大学精神的回归，要求教授们自觉转变教育观念，增强学术自律，是靠不住的；寄希望社会风气转变之后再实现大学的转变，是大学在推卸责任——大学应该是社会的灯塔，应该引领社会风气而不是反受社会风气影响，否则大学存在的价值何在？唯有的出路，是进行让大学回归教育本位与学术本位的改革。 6 月 21 日 ，中央中央政治局已经审议并通过我国《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这表明我国将启动新一轮为期 10 年的改革。这一《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到改革教育管理体制，实行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可以说，这些教育改革的措施都针对当前存在的教育问题。眼下的问题是，怎样排除既得利益者的阻力，落实并推进教育改革。当现代大学制度在我国大学中得以构建，我国高校自然会回归到教育本位和学术本位，回归大学精神。 【注：大学精神出走了吗？何谈回归？】 2011 年 05 月 07 日 ，《新京报》电子版（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当场质问”体现了 大学精神 》：女大学生“当场质问”，更大的价值，是告诉大学，究竟该怎样定位讲座、报告，以及怎样组织讲座、报告。唐骏在南林大演讲，遭遇南大女学生“踢馆”，事发已经一周，但余波未平。据新京报“京报调查”的结果显示， 62.6% 的受访者至今认为唐骏去大学演讲“不合适，涉嫌学历造假没有道歉，容易误人子弟”，而与之对应，又有 47.7% 的受访者赞同“允许唐骏大学演讲，也要允许学生‘踢馆’”，以及 37.4% 支持“他有公开演讲的自由和权利，别人无权干涉”。这组调查结果，本就显得很“纠结”，依照上述结果，大致有 10% 的受访者是既选择“不合适，学历造假问题没有道歉，容易误人子弟”，又“允许唐骏大学演讲，也要允许学生‘踢馆’”的。在笔者看来，这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大家对大学报告、讲座的模糊认知。这次风波，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分析大学报告和讲座的极好案例。在大家的传统印象中，大学报告应该请各种成功人士，整个报告，也应该洋溢着一片和谐气氛，如此，就皆大欢喜。以此来分析南林大请陷入丑闻的唐骏做报告，就觉得有不妥，而现场出现学生“踢馆”，也让组织者觉得不爽，是不尊重嘉宾。——调查中， 29.8% 认为女大学生“踢馆”是“没有礼貌，不照顾主办方颜面，可以私下表达意见”。争议由此而起。然而，这本就是对大学报告的错误理解，把邀请做报告视为对嘉宾的认同、认可，也把报告视为对学生的“教育”。但真正意义的大学报告，主要在于给学生提供了解更多事、更多观念、更多人，以及与不同人对话、交流的机会，因此，在大学做报告的，可以是各种人，而且，不同层次、类型的人越多，表明这所大学越开放、越多元。从大学学术自治、学生自治角度说，大学的报告不应限定演讲者的身份、观点，也不能要求所有听讲者配合报告者。如果对大学的报告持上述观念，那么，南林大请唐骏，以及其他任何人做报告，都没有问题，同样，在现场，出现有女大学生质疑唐骏，也根本谈不上侮辱，活动组织者和唐骏本人，都应该对现场出现这种状况，有准备。遗憾的是，从南林大的活动组织和事后对女生“踢馆”的态度看，他们对大学报告的理解是分裂的。在邀请唐骏这一问题上，他们持有的是开放、多元的观念；而在具体的报告组织中，又回到了传统观点，不允许开放、多元。如果他们在请唐骏开讲座时，不预设立场，不回避唐骏的“学历门”，甚至在讲座前主动提及，并允许学生自由提任何问题，这场报告，当不会是这样的走向。其意义，也不是变成唐骏的宣讲，而变为对“成功”的自由讨论。我不大喜欢用“踢馆”这样的词汇，用“当场质问”似乎更好一些。这件事情更大的价值，是告诉大学，究竟该怎样定位讲座、报告，以及怎样组织讲座、报告。当质问“常态化”，大学生的质疑和批判精神就实现了回归，那时，也许不再有争议，而会成为大学的一段佳话。 【注：大学精神不等于“大学生的质疑和批判精神”。】 2011 年 07 月 29 日 ，《新闻晨报》《熊丙奇： 大学精神 失落才有大学“被景点”》：又到暑假，北大的“限客令”再成社会关注热点。在笔者的记忆中，过去几年中，每到这个时候，这个问题都要被拿出来炒一番。观点总有两派，一派要求北大完全开放，让所有慕名参观者都能进校，因为这是全国人民的北大；另一派则支持北大实施“限客令”，毕竟这是学校，教学、科研是第一要务，游客参观要遵守一定规则。笔者也曾多次撰文，分析大学的开放与大学精神之间的关系，并建议北大应该通过民主决策程序，确定学校的开放方案。但现在发现，“大学游”的问题已经很难适用大学开放、大学精神这样的概念，因为众多参观者已经把北大作为一个普通的景点——“被景点”的北大，就如八达岭长城一样——游览北大，已经不是通常意义的“大学游”了。“大学游”，本身有一个不错的理念，就是通过参观大学，让学子们了解高等学府，从而激发学习热情，也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辐射。这种 “游览”，与普通的景点游不同，它需要参观者有学习的心态，静下心来体味大学。然而，现在的“大学游”，已将大学当作普通景点，让游览者看大学里的标志性建筑，拍照留影。来来往往的人群，大多的心态是“到此一游”。当然，这种游览目的，也未尝不可，然而，于校方来说，承担这样大的游览量就成问题。更重要的是，当游览者忘记了自己不是在“大学游“，而是在”景观游”时，会忽视大学和一般景点的差别——旅游景点本就为接待游客有充分的准备，包括专门的接待人员、服务人员；而大学没有把自己作为景点，没有接待游客的功能，进而难以应对如此众多的游客。有不少人列举哈佛大学的全面开放，来要求北大开放校园。从逻辑上讲，这没有问题，同样是大学，而且哈佛是私立大学，哈佛能做到，北大为何做不到？但是，如果再看哈佛和北大不同的校园布局，就会发现，哈佛本就在一个镇上，社区、街道和校舍根本没有明确分割，公交车站就在教学楼、图书馆边，到哈佛校园，就像逛街一样。一个市镇或社区有怎样的 “接待能力”，哈佛也就有怎样的 “接待能力”。而北大却是有校门的，校园的布局是与街道、社区相对隔离的，这样的校园，就难以像社区或市镇那样“任我游”了。因此，要让北大全面开放，就可能有两种选择，一是北大校方要有“景点观”，增加学校“景点功能”，提高接待游客的能力；二是改造北大校园，推掉所有围墙，开放校门，把北大校园与街道社区融合起来。可是，对于这两种选择，公众又会不会接受呢？对于第一种选择，如果大学不是 “被景点”，而是主动变身“景点”，很可能的一种结果是，被大家斥责为商业化；而对于第二种选择，如果大学没有相对独立的校园，公交车可停靠在大学教学楼、图书馆边，大学很可能被指责为浮躁。再就是，与美国道路交通“车让人”的风气不同，国内的车辆是在斑马线上也不减速的。去年，河北大学校园内发生车祸，当时舆论就呼吁，大学应该加强安全管理，限制社会车辆进校园。我国的大学就处在这样一种纠结的状态，而正是这种纠结，让大学迷失了精神。真正的大学精神，不是由外在决定的，而是由大学的内在决定，这就是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而当下，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大学的外在和形式，所以，“大学游”也只能是“景点游”了。（作者熊丙奇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注：大学精神摆放在何处才不失落？】 2012 年 08 月 19 日 ，《广州日报》《熊丙奇：就业压垮专业，有悖 大学精神 》：据报道，在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中，陕西建成 161 门国家级精品课程， 30 个就业率低的专业被撤销。以就业率低为名撤销高校的专业，这不是陕西首创，而是各地近年来普遍的做法，也是在执行教育主管部门的相关文件。在我看来，以就业率定专业的生死，貌似是重视教育质量，引导高校科学地设置专业，可是，这忽视了一个基本问题，即每所大学的办学定位不同，不能都用简单的就业率作为评价大学和专业的标准。我国现在有 2600 多所高校，按照高等教育的定位，其中有部分院校，应实施通识教育，这类院校主要为“ 985 ”高校和“ 211 ”院校，他们应该以能力为导向培养学生，而不仅仅关注就业率。如果只关注就业率，就会导致这些院校成为与培养应用技术人才、职业人才的院校一样的学校，而且，也会导致一些就业率不高，但对国家、社会有十分重要作用的基础学科、专业受到冲击。对于就业率不高但十分重要的基础学科，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政府不但不会叫停这些专业，而且会给予适当的扶持，比如，设立奖学金、设立发展基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等等。由于多年来，教育部门和社会舆论一直关注高校的就业率，这已经使我国几乎所有高校都变为“职业培训所”，一些高校甚至把精力用到提高就业率的歪门邪道上，不但没有提高教育质量，反而败坏大学精神。比如，有的高校为提高就业率，把整个大学四年级都变为“就业年”，不安排教育教学，即便安排，也对外出实习、找工作的学生开绿灯，大学教育严重“缩水”；还有的高校则“要求学生就业”和让学生“被就业”——“要求学生就业”是规定学生必须在某个期限前，提交就业协议书，否则就拿不到毕业证书；“被就业”则是在学生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就业了”，原因是就业部门伪造假的就业协议书。随着高等教育扩招，我国一些高校存在盲目设置专业，以及教育质量不高的问题，这是事实，但治理这些问题，不是用就业率这样的行政化指标，而应该对准问题的根源。总体看来，我国高校的专业设置和教育质量问题，根源在于大学缺乏办学自主权。舆论批评高校设置专业盲目，可是，缺乏办学自主权的学校，能有自身明确的办学定位，进而根据这一定位设置特色专业的权力吗？另外，在我国现行高等教育管理制度中，学校是没有专业设置自主权的，大学设置专业，都必须报上级部门审批或者备案（只有少数几所大学有这一权力）。清华大学前校长顾秉林曾举了个例子：当初要求清华大学成立软件学院时，清华当年的招生指标已经满了，但学校突然接到有关方面的通知，要求两天内开始软件学院的招生，并且要招满 500 个学生，此后连续 3 年都要招 500 个学生。学校向有关方面提出要求，才把招生名额改为了 60 人。这十分生动地说明了高校开设专业、招生的现状。所以，要让高校办出特色，提高教育质量，关键在于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这才能让高校有自身明确的定位，也才能让高校结合自身的定位、条件，开设适合自己的专业。 2012 年 11 月 16 日 ，《新闻晨报》《熊丙奇：别围住大学的开放 精神 》：据《长江日报》报道，本学期武汉大学法学院 115 教室最后一排，雷打不动地出现一位老先生，提着手袋，掏出来全都是法律专业书籍。这几个月，早上常常能看到这位老先生坐进政法干警定向培养班蹭课，他因此成了校园网上的老明星。这位蹭课老者名叫寇学东，今年 71 岁，是该校 2009 届自考毕业生，现正打算考研。成为考研大军中的一员之后，他一天最多要蹭 8 节课，中午就趴在教室的桌子上休息。这是一个由大学和“老学生”共同演绎的动人故事：大学给老者蹭课机会，且蹭课蹭得像全日制学生，没有以各种理由将他赶出课堂，而老者乐在其中的求学精神，让非功利的读书价值回归。由这则故事，笔者认为，我国大学资源有必要加大对社会开放的力度，让所有社区居民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来享有大学的公共教育资源。蹭课考研，其实早已不是新闻，但一直以来争议颇多，比如学生蹭课是否会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和校园管理，有大学就曾以此为由清理过蹭课者。蹭课的行为有些功利，一般只有考研、考证者才到大学来蹭课。这位老者蹭课之所以成为美谈，主要在于他考研的目的已和其他考研者不同，谈不上功利的色彩。作为公共教育资源，大学不仅应该为在校生提供教育教学服务，还可以向社区开放教育资源，推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这几天，我在多哈出席“世界教育创新峰会”，会议的一大主题，就是建立学习的世界。做到这一点，合作是十分重要的途径，具体包括学校与学校的合作，学校与企业的合作，学校与社区的合作等等。整合现有的学校资源和社区资源，建立合理的机制，向社区居民开放，是当前值得探索的低成本教育创新。我国大学和社区，近年来已经认识到大学资源开放的重要性，但却苦于缺乏合理的机制，学校和社区的“围墙”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如，图书馆资源和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可以解决社区图书资源、运动场所不足的问题，也提高了大学图书资源、体育场所的利用效率。但开放也带来新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学校的教学秩序？校园安全如何保障？怎样维系开放的持续性？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往往很多开放之举在启动之后，不见下文。如果有公益性质的社会中介组织参与，把社区中所有可供开放的学校资源、社区资源都整合起来，建立开放的平台，为社区居民提供“资源菜单”，同时招募社区志愿者参与服务，这就建立了新的开放机制。这次多哈峰会期间引人关注的教育创新项目，有相当部分就是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创新机制方面做文章，比如帮助贫困儿童，就在贫困地区招募志愿者，培训当地的教师；建立乡村流动学校，解决师资匮乏的难题等等。我国教育的投入近年来不断增长，教育资源也在不断丰富，如何充分利用教育资源，让其发挥更大的效益，将成为我国教育下一步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事实上，教育资源向社会的全面开放，对于教育本身来说也将是一种促进，学校为社会服务，既可以塑造良好的形象，也能提高责任感和使命感。 ( 作者熊丙奇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注：任何精神都是围不住的。】 2013 年 1 月 4 日 ，凤凰网 熊丙奇的博客《小细节里的 大学精神 》：一群年轻人捧着热气腾腾的咖啡或奶茶，边品尝边听讲，这是 25 日在南京师范大学 的课堂上出现的一幕。这天上午，南师大新闻传播学院的研究生们正在上《媒介与社会》课，任课老师庄曦和往常一样，让同学们分别针对自己负责解读的文章内容，依次进行公开讲解。就在课上到一半的时候，一名身着鲜艳工作制服的外送员敲门走进了教室。正如一名同学所说，“一杯咖啡虽然不值多少钱，但从中可以看出庄老师对学生的浓浓爱意。这杯咖啡，营造出了一种其乐融融的课堂气氛，这足以抵御寒冬的凉意。”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小细节，会给学生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会成为 10 年、 20 年后回母校时的谈资。近年来，大家一直在谈大学精神。大学精神看上去很“虚幻”，但其实就蕴含在学校办学和教师教学的日常细节中——学校的每个办学细节、教师的教育行为重视学生，让学生感到温暖，大学就充满人文精神；反之，如果学校根本不重视学生的感受，老师和学生很疏远，学生就很难对学校有好感，无法接受大学精神的感染，反而会陷入迷茫。南师大这名教师，在圣诞节送每个学生一杯咖啡和奶茶，是颇有“创意”的。有网友也对此有质疑，难道老师需要用这种方式来“讨好”学生吗？这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质疑。首先，这只是这名老师的个体行为，只要老师和学生觉得很好，不突兀就行；其次，每个老师完全可以采取适合自己和学生的方式，来表达师生情感，没有说要采取一个模式。在笔者看来，如果有更多老师通过这些细小举动，沟通师生感情，课堂教学很有可能更活泼，而师生关系也会融洽得多。这不由让人想到最近发生在清华的围绕厕纸这样的“小事”引起的争议。近日一名清华学生在微博上“叫板”学校图书馆，“每次来文图（清华大学图书馆人文分：馆）都会突然意识到厕所没纸的严重问题。手纸预算很多吗？”。而清华图书馆官方微博则“反击”称：“测算过，是目前我们承担不起的。轮到我发问了：为什么图书馆没纸你就觉得严重？体育馆有纸吗？教室有纸吗？”高校图书馆该不该提供免费厕纸？一卷小小的厕纸，一不小心演变成了一场关于高校管理的大讨论。图书馆公厕是否提供厕纸貌似“事小”，可却值得探讨：学校图书馆是否有这笔预算？学生是否参与学校公共服务的预算决策？如果图书馆有这笔预算，为何没有落实到位？如果没有预算，学校是出于何种考虑？在预算时是否应该听取学生的意见？等等。如果学校能把不起眼的厕纸事情处理好，那么，也就在学校建立起教育民主决策机制。教育无小事，学校的每个管理细节，教师的每个教育行动，都折射出一所学校、一名教师的管理理念和教育理念。把每个管理细节做好，让学生从教师的一举一动中感受到温暖，大学的精神也就得以彰显。很多从世界一流大学走出的学生，回忆当年在母校的生活，几乎都没有宏大叙事，而是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给其留下一辈子难以磨灭的印象。 【注：公民的基本道德素养不等同于大学精神。不要神话或贬低大学精神。】 2013 年 5 月 22 日 ，中国价值网熊丙奇的博客《功利冲动下的大学更名伤害 大学精神 》： 5 月 20 日 ，上大学网最新发布了《 2008 至 2013 年教育部批准更名的全国高校名单目录》，该目录显示： 2008 年 3 月至今，全国共有 257 所高等院校获得教育部批准而更名，占到目前全国高校总数的 10.35% 。更改的校命中，科技、财经、工商、文理、经济等词频繁出现在新校名中，成为被追捧的热词。高校更名，原因不一而足，但总体而言，迎合的是功利的社会需求，也追求功利的办学目的。通过更名，学校的名字似乎好听了，可是，如果只有其形而无其神，这样的更名无法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办学声誉，反可能伤害大学的精神。在所有更名中，有三类更名很突出，一是把学院更名为大学，办学者普遍认为，这可以提升学校的品牌，也拓宽学校的办学空间，而为了达到把学院更名为大学的目的，学校通常会在短期内增设学科，因为按照我国《高等教育法》，大学必须有三个以上的学科门类。二是把学校更名为学院，这主要针对专升本的情况，对于专科院校，此前校名多为专科学校，而升为本科之后，学校办学者认为这无法体现学校的地位。事实上，就连一些专科学校，也更名为学院了。而学校更名为学院，背后的冲动就是专升本热。三是给学校取一个时髦的名字，以“摆脱”原有的形象，就像媒体报道的，科技、财经、工商、文理、经济等词不断出现在新更名的大学校名中，在学校办学者看来，这样的校名，可以为学校获得发展的新空间。对于大学的功利化更名，多年前舆论就提出质疑，可更名热潮依旧。原因在于，不少学校的领导把在任期内将学校更名为学校，把学院更名为大学，摆脱原有“陈旧”校名形象作为重要的办学业绩。而之所以更名也能成为办学业绩，是因为在我国的教育评价体系中，大学相比学院高人一等，学院相比学校高人一等，一校校长和一院院长，会是完全不同的感觉，而且，在申报课题、申请项目中，大学也比学院有优势。有校长就称，学校更名也是不得已。耐人寻味的是，大学这种更名，在行内认为是做形象工程，可是这种形象工程，有时在招生、宣传中很有用。比如，有学校的校名原来的行业性质很强，新的校名加上“科技”、“文理”字样后，招生分数马上上扬。原来，有不少考生和家长，根本就不去分析一所大学的办学定位、办学特点、办学条件，就是冲着校名而去，盲目追逐所谓的热门专业。这不得不的说，也是高校更名的一大诱因。——大学老老实实办学，还没有花功夫在改校名上更有效。学校的师资一样、办学条件一样，可校名一变，社会的评价就变了，这是十分畸形的社会评价。所以，要遏制高校更名的冲动，从根本上，要改变对高校的评价体系。首先，要淡化对高校的行政评价，避免对高校进行等级化的管理，不论是学校、学院还是大学，都应该平等竞争，不能给大学高人一等的地位，这样才能引导每所学校安于本位、办学自身的特色，不能在争名逐利中迷失自己。其次，对大学的社会评价，要回归教育本位。目前，我国社会舆论评价大学时，也极为功利，比如，用大学是否是 985 、 211 工程学校来评价学校的办学实力；用高校是大学、还是学院来给学校划档次，这种评价，只会加重高校的功利化。尤其是一些民办院校、独立院校，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空间，就必然在一个好校名上花功夫。我国《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实现“管评办”分析，其中，对高等教育的评价，就要淡化行政评价，强调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因此，要引导大学在各自的办学定位上办出特色、办成一流，应该加快启动这一改革，给大学发展良好的环境。 【注：大学精神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娇嫩？大学更名也能伤害 大学精神？ 】 2013 年 10 月 26 日 ，凤凰网 熊丙奇的博客《用现代大学制度守护 大学精神 》： 22 日，山东大学校长任命仪式举行 , 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张荣担任校长，徐显明不再担任山大校长职务。临别之际 , 徐显明发表深情感言，他说，对像山大这样的百年老校而言，守护大学精神这是校长的基本职责。五年来，“尽管做得不够，但是我用心了，我追求卓越，但是我未能追求完美，这是我的不足。”徐显明担任山大校长 5 年期间，因主张改革而引起舆论关注，比如，在学校推行“大部制”改革 , 正副处级干部减少了 20% ；提倡“教授治校”，作为校长的他主动退出学术委员会。也因此，他的离任，也让关注山大改革者，有一丝担忧：高校的改革会不会因换校长而波动？大学精神如何得以守护和延续？对此，徐显明的意见是，“后任必定胜过前任。”据媒体报道，他表示，自己的继任者，有着美国名校留学经历，必定使山大的国际化水平大幅度提升，“我坚信后任干得必定比前任更强。”而媒体也详细介绍了张荣在南京大学所推进的院系改革，力证张荣也是一名教育改革者。在笔者看来，大学的改革，确实与一校之长的风格有关，但要传承大学的精神，要使大学的改革不因换校长而变，更需建立健全现代大学制度。在发达国家的大学，首先有大学依法治校的大学章程，所有办学活动，都必须依章程办事；其次，大学的新任校长，通常是由对学校董事会（或理事会）负责的校长遴选委员会，根据学校的办学要求，公开遴选的，这样遴选产生的校长，必然符合学校的办学要求，那些与学校办学理念不适应的人将难以当选大学校长；再次，学校内部实行行政权、学术权和教育权分权，校长只负责行政事务，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则由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负责管理、决策。这样的办学制度，确保大学的办学风格，不会因校长的变化而变化，大学的精神也因制度的保障而得以传承。大学校长当然也有个人的风格，但这更多地为学校添彩，而非让学校变得面目全非、一人一个风格。我国大学现在还缺乏这样的办学制度。教育部曾要求各校制订大学章程，但到目前为止，只有 6 所大学，公开自己的大学章程草案；教育部也曾在 2011 年年底推行公选校长试点，但两年过去，只有 5 所大学的校长实行公开选拔，且不涉及 985 高校；教育部前不久出台了高校学术委员会规程，要求学术委员会发挥最高学术权力机构的作用，校领导不得超过委员的三分之一，但能否真把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建设成能独立发挥作用的学术决策机构，还有待观察。由于制度的缺乏，导致近年来的高校改革希望，大都寄托在校长身上。比如，有高校校长宣布担任校长后不再从事学术研究，这本来应该成为校长职业化的一项制度，却只是校长的个体行为。具体到山大的改革，也具有很强的校长色彩，改革也因此而引发争议。举例来说，徐显明作为校长，主动退出学术委员会，从表面上看，这是在推进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可是，真正意义的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应该是学者担任校长之后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如果校长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其参与学术委员会，不为自己谋求学术福利，并无不妥，国外大学的学术委员会，校长也是委员，可这并没有影响到学术的独立、自主。已有媒体称新任校长张荣是“学术型”校长，这是一个颇为奇怪的称呼，是把校长类比为官员得到的一个称呼——官员有“学术型”官员一说，而事实上，大学校长由于有副部或正厅的行政级别，首要身份就是官员。中国任命大学的校长从来是重视学术能力的，这也导致学者上任后官学不分，既担任管理工作，又从事学术研究，貌似为学校办学做出更多的贡献，结果却是既得校长行政权力的好处，又得学术利益。从校长职业化角度分析，选拔校长应重视校长的教育管理能力而非学术能力；考核校长的业绩，也应该只关注其管理一校的业绩，而非其教育或学术贡献。如果有现代大学制度，新任校长尚在遴选期间，其治学理念就会被师生知晓；同时，校长必须依照职业化要求履行自己的岗位责任，大家也就不会担心学校会发生波动。为此，只有努力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才能守护大学精神。 【注：你的原意是只有打着守护大学精神的招牌，才能推销残缺不全的废品“现代大学制度”】 读完以上文字，我觉得，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把“大学精神”当作工具，“项庄舞剑志在沛公”。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念念不忘鼓吹所谓的“大学精神”是有所企图的。 第一、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等人企图借助“大学精神”的幌子改组中国公办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进而从组织上控制中国公办高等学校。 第二、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等人企图借助“大学精神”的幌子，潜移默化向高等学校师生灌输西方的普世价值理念，进而在精神上控制中国公办高等学校。 第三、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等人企图借助“大学精神”的幌子，挑战中国公办高等学校的管理秩序，培养“民主”“自由”基因。进而通过高校影响乃至控制全社会。 建议主流媒体在报道“大学精神”时，主动向中宣部、教育部咨询，以防跑偏。 以上内容约 17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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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4-12-28 15:11
上海交通大学熊丙奇质疑教育部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2008 年 10 月 10 日 ，东方网《熊丙奇： 教育部 反思扩招的启示》：据中新网报道， 10 月 9 日 上午，教育部在发布会上首次表示， 1999 年决定的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 ( 扩招了 48%) 太急促，引发另一些问题接踵而来，包括：扩大规模的辅助性政策和措施跟不上，学校教学和生活条件的约束成为高校稳定问题的新因素；一些学校由于扩招造成学校升格或教学条件下降而导致教学质量的滑坡；造成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困境等。据悉 , 今后高校扩招步伐将放缓 , 明年扩招幅度将不超过 4%, 后年不超过 3% 。近年来，社会舆论在分析大学毕业生严峻的就业形势，高等教育办学质量下降，以及高等教育存在的某些产业化办学行为时，都指出扩招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但是 教育部门 此前一直认为，不能将扩招与这些问题联系起来。现在，教育部门对扩招问题的反思，显示出对过去改革成败得失进行客观分析的务实态度。对于未来的教育发展来说，从扩招中可吸取的最大教训，就是如何推进教育科学民主决策。在笔者看来，当初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先生的扩招建议本身并没有错误 -- 他本人至今也仍然坚信建议没有错，只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在以个人身份向中央寄的一封信中，汤敏先生大致陈述了 5 个理由支持扩招：其一，当时中国大学生数量远低于同等发达国家水平；其二， 1998 年国企改革，大量下岗工人进入就业市场，如果大量年轻人参与竞争，就业将面临恶性局面；其三，国家提出保持经济增长 8% 目标，扩招前经济增长率为 7.8% ，急需扩大内需，教育被认为是老百姓需求最大的，于是酝酿增加高校收费；其四，当时高校有能力消化扩招，平均一个教师仅带 7 个学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高等教育的普及事关中华民族的整体振兴。汤敏先生也因此被不少人称为“扩招之父”。这 5 条理由中，真正与教育相关 ( 教育条件、教育承受能力 ) 的理由，只有第四条，其他的都是经济的、社会的、政治方面的理由，就是这第四条，其实也值得商榷。但问题不在于汤敏先生的建议，每个研究者都有建议的权利，而在于对于研究者的建议，政府该采取怎样的决策程序进行决策，以符合教育本身发展的规律。令汤敏始料未及的是，他的建议有部分很快得到采纳，而且推进速度更快，汤先生的建议是 3 年扩一倍，结果是 6 年扩了超过 5 倍；而有部分却没有得到采纳和及时推行，比如，关于助学政策的配合，以及教育改革的与时俱进。招生、培养、就业，在教育中是不可分割的三个环节，有怎样的培养能力招收多少学生，根据社会需要适当调整学校的培养定位与具体结构与数量，这是办学的内在规律的要求，发展教育不能为了数字规模，或者为了诸多非教育目的，而置教育规律于不顾，这样的教育发展必然受到教育规律的惩罚。过去的教育改革都是由行政主导，然而科学、民主的教育决策，应该有广泛调查、听取意见、形成建议、充分讨论、审议的民主程序，如果没有这样的程序，仅靠行政决策，必然会因为决策缺乏科学性、民主性，而在推行之中出现各种问题。 2009 年 5 月 28 日 ，《云南信息报》《熊丙奇：加分政策不应让 教育部 说了算》（原题：《加分政策不应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 ：高考在即，高考加分政策再次引起关注。 5 月 26 日 ，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表示，教育部将进一步规范高考加分项目的设置，到底哪些项目可以加分，应该值多少分，都会进行进一步研究，同时明确严守标准，宁缺毋滥。 教育部 的这一表态，基本否定了此前社会舆论提出的“取消一切高考加分说”，而是对加分政策进行“完善”。而这一表态本身，正可以解释高考加分为什么会成为众矢之的。取消或坚持高考加分，应该由谁来决策？对于这事关千家万户的教育政策，无论从决策的民主性还是科学性出发，都应该是先进行调查、广泛听取意见，接着制订初步方案，再将初步方案提交人大听证、审议。也就是说，不管是将哪些项目列入加分，该加分多少，还是彻底取消加分，都不应该由教育行政部门说了算，而应该严格按照决策程序。对于最近一些省市，减少加分项目、减少加分的分值，一些舆论认为是教育行政部门“规范”加分。但加分政策真的已“规范”了吗？教育部的表态以及地方行政部门调整加分项目、加分分值的做法表明，加分政策出台的制度土壤没变———并没有确定制订加分政策的正确程序，行政机构依旧是主导加分政策的绝对力量。我国高考的加分政策，从良好的初衷，即修正高考分数这一单一录取标准，将学生的特长、平时综合表现也纳入学生评价体系，发展到为目前的“权分交易”、“钱分交易”，并非“高考加分”本身有问题，而是加分项目的制订，就是教育行政机构少数人说了算；加分政策的执行，并不公开透明。由于加分项目，可以由行政机构单独确定，因此，近年来各地加分项目泛滥，在一些地方一些明显有违教育公平的加分，也悄然出台，比如为金融高管子弟加分、为进城买房者加分。在这样的决策体系下，特权加分几乎畅通无阻，一些地方的 教育行政部门 甚至可以为领导的子女度身定制加分政策，把违规合法化：按照高考录取规则，领导孩子的分数达不到一本录取分数线，但获得 20 分加分之后，就明正言顺地被某校录取。由于要照顾各方面利益，加分项目越来越多，有关统计显示，各类高考加分政策达到 192 项之多。规范高考加分，在当下的教育决策体系下，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笔者看来，有两条路可走。其一，取消一切加分。这是在决策机制没有健全下的无奈之举。既然无法保证加分项目的出台不受权势的干扰，无法保证加分政策的透明执行，那么，取消高考加分，严格按照高考分数单一标准录取，民间称之为“裸考”，可以维系脆弱的教育公平。当然大家也清楚地知道，由于环境和土壤没变，特权还会以其他方式来侵犯普通老百姓的受教育权利。其二，推进教育民主决策。如果要继续保留高考加分政策，那么，就必须真正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决策、高考加分政策执行，教育部门必须放弃对高考加分政策的主导权，而严格按照决策程序，落实人大审批的政策，监督各高校执行。事实上，如果能进行这样的教育管理改革，我国高考制度改革，也会摆脱公平问题的困扰，从集中高考，转向高校自主招生———在自主招生之中，那些加分项目，将在多元评价体系，作为一项指标加以评价———但高校自主招生之所以不能推进，正在于行政力量独大，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权利都无法得以保护与落实。那么，谁来对这两条路进行选择呢？当然不是 教育行政部门 ，如前文所述，让他们主动交出拍板决策的权力，是不太现实的。对于高考加分政策的存废，应该由各级人大机构来决策，即按照正确的决策程序，可由教育行政部门提交方案，再由人大审议，向社会公开。其实，不仅仅是高考加分政策，其他众多教育政策的制订，也应如此。我国教育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大到扩招、高校行政评估，小到校园集体舞、齐唱京剧、阳光长跑，都是行政决策的结果，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都无法参与。我国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教育规划纲要的制订，能不能突破这种格局呢？加分政策的调整或许就是“试金石”———教育政策无小事，每一决策严格对待，才是对受教育者的权利真正负责。 2009 年 8 月 3 日 ，西部网（陕西新闻网）《熊丙奇 : 教育部 何以对民间就业率数据视而不见》：最近一段时间，由“被就业”所引发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率造假话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虽然 教育部 新闻发言人已表态称，“绝大多数高校的就业率统计数据是认真准确的”、“‘被就业’的问题只是个别情况”，但似乎很难平息舆论和公众的质疑。这种质疑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相关高校虽然“认定”这是个案，但也变相确认了“被就业”的存在，而从事件所引起的社会关注来看，“被就业”远不止个案那么简单。另一方面，就在 教育部 公布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68% 之前不久，民间机构麦可思人力资源信息管理咨询公司于 7 月 1 日 发布调查数据显示，截至 2009 年 6 月底，应届本科生的签约率仅为 40% ，高职高专学生签约率为 33% 。这两组数据相去甚远。而这种巨大差异也不是第一次发生， 教育部 公布的 2007 年大学生初次就业率为 72% ，而该公司调查得到的数据为 55.8% 。如果说“被就业”事件需要时间调查、确认，那么，对于一家颇有实力的民间机构通过严谨的调查所得到的数据， 教育部门 为什么视而不见，对高校自行进行的统计依旧充满信心呢？在笔者看来，除了利益相关这一直接因素之外，还有如下原因。其一，高考考生在报考高校时，没有充分的选择权，因此，无论是官方的就业率，还是民间的就业数据，都很难在考生填报志愿时发挥作用。目前高考填报志愿的方式，使考生在填报时首要关注自己能不能被录取，至于能进什么专业、这个专业的就业前景如何等问题，都是显得极其次要、也来不及关注的事。官方的就业率数据仅用于显示高校的就业工作业绩，和令高校获得政府表彰，而民间的就业率，高考考生和家长并不特别感兴趣。其二，在高考之外，学生的成才空间极为狭窄。今年高考之前，有消息称，受大学生就业难的影响，高考降温，报名者减少。但仔细分析后不难发现，高考报名人数减少，最重要的因素是生源减少，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并非主因。也就是说，就是有麦可思“应届本科生的签约率仅为 40% ”的数据呈现在高中毕业生面前，众多学生的选择还是上大学。因为不上大学，没有正规大学学历，日后在社会上很难得到承认。其三，就业数据也无法作为用人单位评价某所学校办学质量、选择该大学毕业人才的参照。我国的大学有部属、省属、市属、民办等不同“出身”，相应就有副部、正厅、副厅等不同级别，有 985 、 211 、一般本科等层次，在招生过程中就相应被排入不同批次。用人单位也按上述等级为高校排座次，在招聘用人时，“学校效应”、“学历效应”仍旧十分突出。用人单位很少通过一所学校往年学生的真正就业情况，来评价这所学校的教育质量，并据此调整招聘计划。鉴于民间机构公布的数据不可能影响“招生端”学生的选择和“就业端”用人单位的评价，就无怪乎政府部门和高校根本不把它当回事了。高校也不可能对自己的毕业生的就业率真假在意，而只有重视受教育者的选择权与用人单位评价的学校，才可能真正重视教育质量，并根据学生和市场的选择与评价调整专业设置与教育内容。既然受教育者的选择不存在，用人单位的评价标准与学校身份紧密对应，高校怎有真实统计学生就业情况的压力呢？ ( 作者熊丙奇系 21 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 2009 年 11 月 03 日 ，人民网 - 教育频道（熊丙奇）《热评：民众关注 教育部部长 易人合情合理？》：　　周济离开任职 6 年之久的 教育部部长 岗位，到中国工程院担任党组副书记。这成为这两天最热的新闻，引发社会高度关注。本来，这可视为一次正常的人事变动，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是，仔细想来，老百姓如此关注 教育部长 易人的消息，也在情理之中。其一，教育事关千家万户，是基本的民生。老百姓关注 教育部长 的更换，其实是关注自身所处的教育环境。就如每年的高考，几乎吸引全国所有的目光，对于目前有 2 亿多大中小学生，且担负继续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任务的教育系统来说，其每一个政策的变动，都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 教育部长 易人，其影响虽不及教育政策，但也令人瞩目。其二，我国的教育，虽然在过去几年来取得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城乡义务教育全免费等成绩，但是，教育发展的不如意，也是有目共睹。媒体近日报道了八大教育潜规则，称“其积弊之深令人震惊”。而周济本人在今年 9 月也明确提到，“教育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还不适应经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不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仍然任重而道远。”其三，对于现实教育问题的不满，让大家对新部长与教育改革充满期待。从去年 10 月起，我国启动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制订，今年 1 月和 2 月， 教育部 曾两次集中征求意见。据教育部介绍，仅第一次征求意见，就获得“民意” 200 万条，民众的参与热情可见一斑。在教改方案将要推出之际，主导教改方案制订的 教育部部长 易人，自然给大家想象空间。也正是由于以上原因，要推进教育改革，制订一套让各方满意的教改方案，对于新任部长来说，也是挑战。我们不妨以以上民众的关注点，来共同探讨我国教育的改革与未来发展。首先，要真正“问计于民”。新任 教育部长 ，应该把教育决策，纳入科学与民主程序。对于全社会高度的教育，教育主管部门的任何决策，都应广泛调查、充分论证。回顾过去 10 年我国教育的发展，包括扩招、缴费并轨、本科教育评估、大学生就业、研究生学制改革这样的大事，决策的随意，随处可见。这导致一系列问题，包括高等教育优质资源迅速稀释，教育质量严重下降，“上学难、上学贵”成为压在老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高校弄虚作假、形式主义严重，大学生“被就业”频频发生，研究生学制三年到两年，又从两年到三年摇摆不定。正是这种决策模式，把教育决策的优劣，维系在少数领导身上，人们也由此期待新的领导能带来英明决策。但很显然，如果教育决策模式不改，依靠某个领导的英明决策，是难以保证教育决策不走样，能代表广泛的民意的。因此，期待好领导，不如期待好制度，我们期望新任领导能开创教育科学、民主决策新模式。其次，要真心“还权于教”。在最近的一些评论中，有人列出一系列问题清单，抛给新任部长。细看这些问题，不少涉及学校的具体办学问题，比如征地、盖房、中小学教师上课、大学教师考核。把这些问题揽在教育主管部门的手中，是 教育部 所不能承受之重。从中小学生跳集体舞、学唱京剧，到高校统一标准的评估；从管理大学生在校外租房到规定大学生的毕业设计， 教育部 做了太多自己不该做、也做不好的事，既浪费精力，又导致怨声载道。对于我国的教育发展而言，教育资源的高度垄断和办学的高度计划性，降低了教育的竞争性，也限制了办学的活力。 教育部门 所应该做的是，把该归还给学校和社会的权力，分别归还给学校、归还给社会，给教育营造公平、自由的竞争与发展环境。只有发挥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教育积极性，以及保障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益，教育才能办好。再次，要竭力“办全民满意的教育”。从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中， 教育部 应该感受到自己是全民的 教育部 ，而不是少数团体的教育部。一直以来，由于关注精力、教育话语权主要集中在 教育部 部属高校、公办高校、普通高等教育， 教育部 曾被教育内部人士认为是“重点大学的 教育部 ”、“公办高校的 教育部 ”、“高教部”。这种局面极不利于各类教育的平等发展，也不符合国家发展公共教育的价值导向。从保障每个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出发， 教育主管部门 不能在教育内部设立门户与等级，而应促进教育的开放。否则，满足了少数群体的期待，却有可能让更多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大失所望。总之， 教育部部长 的更替所引发的社会关注，正可以视为努力推进教改的力量，教育改革有这么广泛的群众关注、支持、热情参与，实在没理由再踟蹰不前，而应如温总理要求的那样“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大胆地探索和改革。” 【注：熊丙奇是国务院总理的特派员吗？】 2009 年 12 月 10 日 ，《新闻晨报》《熊丙奇： 教育部 答复门暴露教育法不严谨》：每年 9 月 1 日开学前年满 6 周岁的儿童，才能进入小学接受义务教育，而只晚一两个月甚至是几天就得再等一年上学。这一让不少家长苦恼的“幼儿园复读”现象引发不少争议。 教育部 有关负责人最近在 教育部 官方网站上针对网友“已完成幼儿教育，但距 6 周岁还差两三个月的儿童，能否接受义务教育？”的提问留言答复称，学校在优先保障年满 6 周岁的儿童入学的前提下，可考虑接收将满 6 周岁的儿童入学。 ( 北京晨报 12 月 7 日 ) 但记者 7 日再次登录 教育部 网站发现，这则答复已被撤下。教育部同日发声明表示，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应依法执行“年满 6 周岁入学”的规定，保障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针对有家长希望放宽小学入学年龄的意见，有关部门将在广泛调研论证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 ( 华西都市报 12 月 8 日 ) 教育部这次“答复门”再度给公众留下了“变化多端”的印象，但如果仔细剖析一下《义务教育法》对入学年龄的相关规定，就可以发现， 教育部 出现意见的反复和摇摆，或许也是有原因的。事实上，我国《义务教育法》第二章第十一条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的儿童，可以推迟到七周岁。”解读上述法规，得到的结果是：家长应当送年满 6 周岁孩子上学，但对于未满 6 周岁的孩子，却没提到不应当、不允许上小学。也就是说，如果严格执行法律，当不存在“一刀切”，也不存在“松绑”说。而现今各地执行的满 6 周岁方可上学的一刀切规定，反倒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法律不能任由政府部门“解释”执行，“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的条文不知怎么就被政府部门解释为了“ 6 周岁方可入学”。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看到，这一规定确实只明确了家长的强制义务，而未明确政府义务、学校义务，这给学校的管理带来困惑——依据目前这一法律， 3 、 4 周岁上小学其实也可解释得通。各地政府严格执行“ 6 周岁方可入学”的规定，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在笔者看来，这是由于《义务教育法》不够严谨所致。对于是实行严格年龄限制的入学，还是弹性年龄限制的入学，法律应该有更明晰的规定，如果严格年龄限制，应加上“年满 6 周岁方可入学”的条文；而如果实行弹性年龄入学，则可参照美国等国家，将上学时间确定为 5 周岁到 7 周岁之间，由家长作出自由的选择。这样可避免政府部门随意解释，因为这种解释很有可能因人而变，到时让学校、家长无所适从，而“可以”与“不可以”也可能演变为人情交易。 ( 作者熊丙奇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 【注：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为民办非营利组织，没有评定教授的资格。】 2010 年 3 月 4 日 ，慧聪教育网（来源：和讯时评）《熊丙奇：去行政化从 教育部 直属高校试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到，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这被认为是教改深入到“敏感地带”。对于怎样“逐步取消”，教改《规划纲要》没有交代，在有关“重大项目和改革试点”中，纲要提到现代大学制度改革试点。但内容却回避了“敏感”的取消行政级别问题，而只是一些老生常谈的“改革”，诸如制定、完善学校章程，探索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学术委员会发挥积极作用的机制；全面实行聘任 ( 聘用 ) 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在笔者看来，真正要推进教育去行政化改革，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是绕不过的一关。温总理 2 月 27 日 在与网友交流时谈到，“现在的教育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一是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二是让教育家办学，教育家第一要热爱教育，第二要懂得教育，第三要站在教育的第一线，不是一时而是终身。”其实第二点也与教育去行政化密切相关。要让公众对这一改革充满信心，并让这一改革能顺利“过关”，可以从 教育部 直属高校改革试点。首先， 教育部 直属高校被认为是行政化问题最严重的领域。我国的 30 多所副部级高校，大多直属于 教育部 。这些高校的党委书记、校长不少由部委司局级官员“空降”，这决定他们到大学工作的第一身份，不是教育者，而是官员；副部长级高校一把手在副厅级校领导、一干处级干部面前，说一不二，行政权和学术权都高度向领导集中；表现在学校与学校的竞争中，副部级高校与正厅的公办本科、副厅的高职高专和没有级的民办学校，显然是不同级别的竞争，不但招生中有优势 ( 体现在批次招生和自主招生权上 ) ，在就业中也被优待 ( 各地的人才引进政策，也给 985 高校更高的礼遇 ) 。对于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暨南大学副校长周天鸿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暨南大学的校长行政级别是正厅级，校长、副校长都没有配专车，工资也是绩效工资，其行政级别并没有带来实际的资源，意义不是很大。”周副校长说的或是实情，但这与暨大属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领导有关。对于 教育部 直属高校，及地方政府举办的高校来说，行政级别不但与学校地位有关，也是与校领导的待遇直接挂钩的。作为取消行政级别的试点，可以先从降低副部级高校的级别，回归到正厅级起。其一，降低副部到正厅，只涉及 30 多所高校，容易推进，每年的两会上，作为委员、代表的直属高校领导，都发言对大学行政化忧心忡忡；其二，预计部委的厅局级干部到高校当领导，兴趣将大大减弱，而高校内部的官僚风气也将随之减弱；其三，符合改革的渐进性原则，动了这 30 多所高校之后，会为进一步推进所有高校均取消行政级别，扫除思想阻力。其次，拿 教育部 直属高校试点，可以起到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示范作用。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其意图在于建立新型的学校管理体制。只取消行政级别，而不调整政校关系，大学还会被套用行政级别来进行管理 ( 教育界也有高校之所以有行政级别，是为了工作方便之说，而我国中小学早些年曾实行取消行政级别的改革，推行校长职级制，但由于与政府的管理未调整，学校领导还是套用正科或处级 ) 。从政校分开看， 教育部 其实不宜于直接办大学，根据举办者和办学者的关系， 教育部 直属高校，在改革之后，应更名为国立高校，政府是学校的举办者，但却不应该是直接办学者，学校不能再下属于政府部门。在取消直属高校的行政级别，不再向直属高校派干部之后，作为举办者，教育行政部门可以以大学理事会治理结构，参与学校办学战略的决策，监督学校依法办学。再次，从 教育部 的职责看，调整与直属高校的关系，也是改革的使然。一直以来，由于有 76 所高校直属于教育部，在教育界内，有把 教育部 称为直属高校的 教育部 一说。虽有些言过其实，但也传递了其他高校对于这种管理模式造成的不公平的不满的信息。《规划纲要》提出，“以简政放权和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公共教育服务水平。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明确各级政府责任，规范学校办学行为，促进管办评分离，形成政事分开、权责明确、统筹协调、规范有序的教育管理体制。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和管理国家教育事业，制定发展规划、方针政策和基本标准，优化学科专业、类型、层次结构和区域布局。”此言甚是，国家 教育部 不是少数学校的 教育部 ，不是公办学校的 教育部 ，而是全民教育的教育部，因此，教育部的工作方式，也需在改革中调整。教育部把去行政化改革的第一刀挥向直属高校，从改革的推动看，可谓一箭三雕———实现了自身的职能转变、建立新型的管理模式、攻克高校行政化的顽疾，无疑会向整个教育界和社会表达排除自身利益阻力、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其所起到的示范和激励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如此一来，取消地方本科院校、高职高专以及其它学校实际上存在的行政级别，几乎就是水到渠成了。当然，取消大学行政级别，只是大学去行政化、去官化的第一步，要让大学淡化行政色彩，还需在校内推行行政权与学术权分离，真正建立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现代大学制度。 2011 年 7 月 12 日 ，共识网来源：作者博客 《熊丙奇： 教育部 的“三公经费”与高校巨额欠债》：在 教育部 网站日前晒出“三公经费”后，引来网友“不降反涨”的质疑。记者向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了解到， 2010 年 教育部 “三公经费”实际开支少于当年预算， 2011 年预算数也少于 2010 年预算数。据了解， 2010 年，财政部批准 教育部 的“三公经费”预算为 2513.6 万元。预算执行过程中，教育部全年实际开支“三公经费” 2496.12 万元。（京华时报 7 月 11 日 ）教育部肯定对质疑感到委屈，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就是三公经费每个部门都有，而教育部公布的“三公经费”其实“并不高” -- 今年 4 月间，科技部在中央部委中率先公开“三公”经费： 2011 年用财政拨款支出安排的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三项经费预算为 4018.72 万元。由于是首家，此举还得到表扬。但 教育部 也不必感到委屈，所谓上行下效，网友们这么关注其“三公消费 ’ ，实在是担心本来缺钱的教育系统，还“三公消费”成风，那中国教育一边缺钱一边乱花钱的境况将很难改变。而就在前不久，有关高校负债的消息再次传出，有媒体报道，陕西省属 40 所公立高校超过 100 亿元，全国 1164 所高校超过 2600 亿元。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不由让大家对中国教育的未来充满忧虑。我国的债务危机，早在五年前就已被媒体曝光，舆论在分析高校债务危机时，将其归纳为盲目扩张、政府拨款少、学校收入来源渠道少、存在铺张浪费等多方面原因，其中，有关铺张浪费的报道，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比如北大每年的接待费规模相当于中西部地区的一个省；丘成桐先生曾指出，内地大学校长只要节省出请客吃饭的费用，就可以培养很多杰出的从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本来，债务缠身的大学，是应该精打细算，节省办学开支，把经费用到刀刃上的，可是，对于欠债，很多大学表现得并不着急，该用的不该用的还是照用，请客吃饭以及制造形象工程，还是很 " 大手笔 " 。之所以大学如此淡定，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请客吃饭、招待的，大多是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和兄弟院校的同志们，领导们和同志们都没有意见，师生和社会舆论有意见算什么，再说，上级主管部门不也照样如此请客吃饭吗？而且，如果领导们和同志们满意了，学校的办学也就成功了；其二，学校的债务，说到底是国家的债务，政府迟早会出来买单，大学领导坚定地认为，政府总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公办大学破产，而且，与政府部门关系搞得越好，政府早一点为学校债务买单的可能性就越大。其实，当初大学之所以欠债，大学校长们也是持有这种逻辑。对于大学办学来说，问题不在于有这种逻辑，而在于这种逻辑居然能行得通。这是源于大学没有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在征地盖房、经费预算等重大学校事务决策中，根本不将方案提交师生讨论，也不听取教师和学生的意见，而是由行政领导拍板，与此同时，在方案执行过程中，也无师生参与监督、评价的渠道，所以，大学虽然缺钱，但领导花钱很大方，征地、盖楼一点不含糊，而在征地、盖楼中，财务管理不透明，资金被挪用、挤占，甚至贪污，酿成严重的教育腐败，已经不是新闻。三公消费难以遏制与大学债务高企，是行政决策这同一逻辑在教育体系中的畅通无阻，要遏制三公消费、化解高校的债务危机，必须强化对行政力量的制约，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让公众有知情、参与、决策与监督的权利。这对于其他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 2011 年 08 月 16 日 ，《青年时报》《熊丙奇： 教育部 资助热线应长期开通广而告之》：临近开学，高校又迎来大批新生，为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学， 教育部 14 日下发通知，要求各地落实学生资助资金，开通绿色通道。本周一 教育部 正式开通学生资助热线，接受新生的政策咨询和投诉举报。有关贫困大学生被录取却为学费犯愁的消息，近来不时见诸报端。媒体的报道，让这些贫困大学生获得一定的爱心资助，但是，根本帮助所有贫困家庭学生求学的途径，还在于完善国家帮困助学体系。事实上，多年以前，我国就推出了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政府部门和高校也郑重承诺，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贫困而失学，令人遗憾的是，有不少家庭对国家助学贷款并不了解，在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喜忧参半，还有个别贫困生父母为孩子的学费问题走上极端。出现这种情况，有几方面原因：其一，一些地方政府对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宣传不力，导致社会对此了解不够；其二，部分高校没有在录取通知书中，按规定告诉学生学校有关帮困助学政策；其三，一些地方政府和高校，在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时，说一套做一套，一些贫困家庭孩子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受到冷遇，从而让大家对资助政策将信将疑。教育部推出的资助热线，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据媒体报道， 01066097980 和 01066096590 两部资助热线从 8 月 15 日 早 8 时开通，将一直开通至 9 月 15 日 17 时。从往年资助热线所发挥的作用看，这一做法是有效的。但是，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这就是，对于这两部热线的宣传还不够，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因此，相对于农村地区、不发达地区随处可见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口号来说，假如把这些口号，改写为“农村孩子上学资助热线××”，“上学有困难，请直拨免费热线××”，将教育部和各地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资助热线利用各种平台，包括电视、报纸、网络、户外广告栏广为公布，这就把帮困助学落到了实处，比其他任何口号都管用。而如此公布，还把教育部门的临时性热线，变为永久性热线，把临时性帮困助学，变为一项长期的工作。如此也符合现实需要。 【熊丙奇是人大代表还是政协委员？】 2011 年 12 月 23 日 ，《上海商报》《熊丙奇质疑 教育部 ：年底了高考改革方案是否有戏？》：又到岁末，媒体纷纷盘点一年大事。一家媒体针对今年 2 月的一条消息——教育部指出年内将出台高考 ( 微博 ) 方案——问笔者，高考改革方案究竟进展如何？年内还会不会出台？为什么教育部明确决定的事，却没有下文呢？笔者当然不知道高考改革方案的进展如何，而且也和大家一样，在急切等待高考改革方案的出台，可从年初一直等到年末，都没有等到消息。按理说，顺着去年 7 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下文简称《纲要》 ) 所确定的高考改革思路，即“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政府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出台具体的高考改革方案并不是多么难的事。基于此前 9 年的自主招生改革实践，符合《纲要》精神的高考改革方案有三：其一，实行基于统一高考的高校自主招生，这就是把高考的功能从目前的选拔变为评价，在高考成绩公布后，不再按学生的志愿、结合分数高低投档，而是每所自主招生高校自主提出申请的成绩要求，达到要求的考生可自主申请若干所学校，大学独立录取，每名考生可同时获得多张大学录取通知书。这一改革，保留了统一高考，只是转变高考功能，实行起来并没有多大难度，而且香港地区高校在内地的自主招生就是采取这种方式。其二，实行基于社会化联考的高校自主招生，这就是打破目前自主招生与统一高考、集中录取的嫁接，考生参加联考，以联考成绩自主申请高校，高校结合联考成绩、中学学业成绩、面试考察录取学生，被录取的学生不再要求参加统一高考、集中录取。这一改革，只需推进目前的联考朝社会化考试方向完善，打破联考与学校的绑定关系，同时把学科性质的联考变为类似 SAT 的学术能力水平测试即可。上述两种模式还可同步推进，如此，统一高考和社会化联考形成竞争，有助于提高考试评价质量，如果这两种模式探索成功，那么就会逐渐形成多次考试、多次录取的考试格局。其三，推进高职高专申请入学、注册入学。鉴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在校生规模已经达到 3000 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 2015 年达到 35% ，且高职高专面临事实上的生源危机，实行高职高专院校的申请入学、注册入学，已经时机成熟。只要具有高中学历 ( 或同等学力 ) ，可自由申请进入高职就读。在人们期待高考改革方案落地时，还关注教育部曾经承诺的“异地高考”改革方案出台。在笔者看来，如果上述高考改革方案能出台，“异地高考”问题也随之解决。首先，高职高专的申请入学、注册入学，可完全打破户籍限制，允许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子女不受户籍限制进入高职高专，这既解决高职高专的生源危机，也为高职高专从“宽进宽出”，转向“宽进严出”迈出重要一步。人们担心高职放开招生，会降低高职质量，其实，恰恰是放开，使“学历贬值”，才可让高校重视教育质量。其次，高水平大学的自主招生，打破了集中录取，也就让基于集中录取的按户籍报名制度失去存在的土壤。目前高校的联考，就是全国一张卷，考生在各地都可参加考试，假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取消自主招生与统一高考、集中录取的嫁接，也就实现了异地高考。可是，方案为何迟迟不出台呢？由于事先确定的出台时间表未能兑现，公众对高考改革充满焦虑，前不久就曾传出自主招生联考要取消的消息。可以解释的是，教育行政部门并不愿意推进招考分离。推进招考分离的本质，就是打破集中录取，实行高校自主招生，这一改革需要政府部门将招生权交给大学，将考试选择权交给学生。简单地说，就是各地教育考试部门不再拥有高考招生中的“投档权”，报考院校、录取学生，成为学校和学生之间的事。进而，也就将失去招生计划审批权。教育行政部门得以管理学校的传统手段将由此不再。从改革的角度看，这正是符合改革设计，也是教改希望出现的局面，国家教改《纲要》明确提到要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很显然，事情发展到现在，原因已经明了，这就是由教育行政部门来主导改革，在遇到放权的关键问题上，很难有进一步动作。为此，要让改革顺利推进，必须探索新的改革推进模式，从现在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推进，转变为由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主导推进。否则，按照现在的模式，诸多关键性教改恐怕都难落地。 ( 作者熊丙奇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2 年 11 月 25 日 ，凤凰网《 教育部 应重新公布学生年度辍学率》：近日，有单位和学者就我国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发表了相关研究报告，其中一些有关数据引起社会关切， 教育部 有关负责人就此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对于我国小学辍学率有没有大幅度反弹，是否“回到十年前的水平”的质疑，该负责人表示，自进入新世纪的 10 多年以来，虽然辍学率随年份会出现一定的波动，但是都没有高于 1% 的国家控制线，说明我国小学控辍保学的措施是成功的。特别是近年来小学五年巩固率一直比较稳定，因此并不存在小学辍学率回到十年前的问题。但由于我国学生基数较大，辍学问题仍需得到长期关注。 ( 新京报 11 月 24 日 ) 教育部 的回应是及时的，也表明了对农村义务教育的重视。但针对于小学辍学率的几个说法，仍旧难以消除公众的疑虑。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称，“ 2005 年前， 教育部 依据 1991 年颁布的《中国教育监测与评价统计指标体系 ( 试行 ) 》发布小学辍学率。 2006 年后，随着义务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小学辍学率一直稳定控制在 1% 以内，义务教育工作重点从普及转向巩固提高，因此 教育部 不再公布小学年度辍学率，但国家对此问题依然十分重视。”即便小学辍学率在全国范围内控制在 1% 以内，从绝对数来看，也不小；另外，全国各地的义务教育发展程度不同，在全国平均水平 1% 的情况下，中西部地区的辍学率，完全有可能高达 5% 、 6% ，甚至更高，最近贵州出现的流浪儿童死亡事件，就让大家关注当地的辍学率，按照当地政府的规定，小学辍学率要控制在 2% ，这表明，在当地辍学的问题还是一大难题。因此，以全国辍学率“稳定控制在 1% 以内”为由，不再公布辍学率，道理上说不过去。对于辍学率统计， 教育部 解释道，“近年来，由于我国义务教育学生在城镇化建设加快的背景下流动性不断增强，流动规模也逐年增大，因此学生个体的流动情况难以及时掌握。 2006 年以前使用的辍学率计算方法没有考虑到学生大规模流动因素，因此国家层面上的统计已经不再使用这种计算方法，正转向通过建立电子学籍系统等方式加强对学生就学情况的监控。某些机构和学者虽然就我国小学阶段辍学率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是由于他们不掌握义务教育整体情况，依然套用原有辍学率计算方法，因此不能客观真实反映各地学生的流失情况，得出的全国辍学率数据也不准确。”按照上述解释， 教育部 就更有必要统计真实辍学率了。“学生流动情况难以及时掌握”，这完全可以成为一些地方政府虚报辍学率的借口（以学生流出、正常转学掩盖辍学），为此，需要国家高度重视这种情况；教育部认为“学者他们不掌握义务教育整体情况，不能客观真实反映各地学生的流失情况”，那么，作为国家机构，可以掌握义务教育整体情况，为什么不主动统计、发布整体辍学情况呢？再就是，建立电子学籍系统等方式加强对学生就学情况的监控，这是一个好办法，但从现实看，这一学籍系统，有多少地方政府重视？真正在学生求学情况的监控中发挥了作用吗？教育部负责人还提到，农村辍学情况好转，还得益于“家长对子女教育越来越重视，送孩子上学成了自觉行动。”也许这对大多数家长是适合的，但作为政府部门，应该意识到，还是会有家长不履行监护人的责任，这需要严格执行《义务教育法》，督促家长履行送孩子上学的责任。另外，由于农村撤点并校，上学路途遥远，上学成本增加，即使家长的观念已经转变，但完全有可能在上学负担面前打“退堂鼓”。再者，到目前在农村，一些地方出现新的读书无用论，有的家长觉得送子读书没有价值，这一新动向，政府部门也必须通过深入调查加以掌握，而不是凭感觉认为这已经不是什么问题。鉴于以上原因，教育部应该重新审视此前不公布辍学率的做法，考虑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义务教育辍学情况的大调查，重新公布年度辍学率，以此检查农村义务教育真实的普及情况，检讨撤点并校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反思流动儿童就学政策存在的不足等等。这才是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发展以及每个受教育者权益。 2014 年 3 月 6 日 ，凤凰网《“教育部大学”还要办多久？》：“某种程度上，中国只有一所大学，就是 教育部 大学，我们都是分院。”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 ( 北京 ) 副校长姜耀东在这次两会上道出高校行政化的尴尬现状，直言：“不去行政化，大学就没办法办下去了。”对此，参加全国政协大会的袁贵仁回应称，关于教育去行政化，目前中央正按照程序调研和起草意见，是要创造条件，逐步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中国新闻网 3 月 4 日 ）中国只有一所 教育部 大学、大学去行政化、取消学校行政级别这样的话题，可以说，已经老掉牙了，在笔者看来，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要消除两大幻想，一是教育系统官员、行政领导的幻想，不能等待社会其他行业去行政化、消除“官本位”后，教育才去行政化，二是一线教育工作者和社会的幻想，不能再对行政部门主动推进去行政化抱有幻想，因为由行政部门主导去行政化改革，本就是一个悖论。这两大幻想的存在，导致去行政化知易行难。我国于 2010 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提到“要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可纲要颁布至今已经三年多，没有一所公办大学取消行政级别，就是新建的大学，也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包括宣称“去官化”、“去行政化”的南科大，也逐渐有了行政级别。去年 11 月公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再次提到“逐步取消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可以说，对于高校行政化的弊端，整个社会早已达成共识，不但导致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千校一面，难以培养有个性、创造力的学生，而且让整个大学陷入急功近利之中，由于权力不受制约，权学不分，近年来高校教育腐败、学术腐败高发，严重伤害大学的形象。我国从国家层面已经意识到推进教育去行政化的重要性，否则，就不会在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了。可是，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却遭到既得利益者的阻力。比如，对于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不仅官员反对，一些在任的校领导也反对，共同的理由是，如果学校取消级别，教育的地位会更低——没有级别的学校领导怎样和政府官员打交道，获得办学资源，另外，行政化的问题不独教育系统有，其他行业、系统的行政化也很严重，其他行业不去行政化，能让教育单独去行政化吗？换句话说，教育的行政化是官本位的缩影。对此，简单地讲道理，比如去行政化不能观望，培养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公民的学校理性独立等，是不管用的，消除 教育部门 和学校行政等待整个社会去行政化之后再去行政化的幻想，最好的办法是明确时间节点，要求该去行政化的行业、系统统一取消行政级别，没有例外和特殊。这将打消继续保留级别的幻想。由于没有时间节点，总是把“逐步”挂在嘴边，也就没人相信会动真格。据报道，针对媒体“那具体有什么时间表呢？”的提问，袁贵仁部长表情也有些无奈，为此，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必须有明确的时间表，而且必须“一刀切”。否则，逐步就会变得遥遥无期，当然， 教育部门 会说，就是自己想取消学校级别，但权限不在 教育行政部门 ，这是实情，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取消学校行政级别，仅仅是去行政化的一部分，而且如果只取消行政级别，而不改变目前的教育拨款方式、学校校长的选拔任命机制、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并没有改变教育管理模式，没有级别的学校，确实可能地位更低，另外，政府部门还可能套用级别对学校进行管理——目前在一些地方已经实行的校长职级制，就是这种情况。而在取消行政级别之后，改变拨款方式、实行新的校长任命机制，则是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做的事。这比取消行政级别还重要。这方面，在全世界范围内已有现成的模式，包括建立国家和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教育拨款的预算，监督政府拨款，如此，学校就不必再“跑部钱进”，看政府官员的眼神行事，只有有财政独立权，才有学校办学自主权；建立公办大学理事会，由理事会负责学校重大办学战略决策，改变政府发文件、通知办学的方式；实行大学校长公开遴选，遴选校长不再按官员标准，而是按教育管理者、教育家标准；在校内建立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实行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分权。做到以上这些，根本不会存在取消级别降低学校地位的担忧，也不会担心学校拥有自主权之后滥用权力，而这只需行政部门坚定推进放权，完全可以做到，但遗憾的是，行政部门并不愿意放权，而依旧把财权、人事权这两大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过去三年中，教育放权也做了一些，但大多并不涉及核心的权力，而且，在有的权力下放之后，行政部门又会出台新的政策、规定，制造新的权力。可以说，去行政化最大的障碍在行政部门。就这样，去行政化就只有表面的共识，而无实质的行动。如何改变这一局面？等待行政部门自觉放权是一方面，但这很难，更现实的路径是，要建立让行政部门必须放权的机制，目前，教育改革就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去行政化改革于是遭遇行政化的悖论，要走出这一改革困境，就应该改革改革机制，由全国人大讨论、审议教育改革方案，将教改方案变为教改法案，通过立法明细举办者、管理者、办学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责，并依法监督政府部门放权，这才能让改革顺利推进，而不是无奈的情绪、无谓的折腾。去行政化改革，必须抛弃幻想，不能再“逐步”了。 2014 年 7 月 26 日 ，凤凰网《熊丙奇 : 教育部 正在酝酿的新高中课程改革有实质价值吗》（原题：《四类课程一个出口能减轻学生负担吗？》）官员与全国 12 所知名重点中学校长在重庆巴川中学举行的中国新高中论坛上，论剑新高中课程改革。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副主任曹志祥透露，正在酝酿的新高中课程改革将对高中学生进行二次分流，学生不再千军万马只朝高考一根独木桥上闯。方案将试图在普通高中里区分出四类学生，满足他们不同的发展需要。——第一类是只满足于高中毕业的学生，第二类是要参加普通高考的学生，第三类是参加高校自主招生的学生，第四类是升学目标主要瞄准国际高考的学生。（重庆晚报 7 月 22 日 ）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是，谁来区分这四类学生？是学校还是学生自己？如果是学校来区分，这无疑侵犯学生的选择权，在学校分重点班、平行班都遭遇质疑的情况下，还把学生分为四类，这显然是开倒车。而如果由学生自主选择，试问有多少学生，会把自己归为第一类学生？有多少学校会开齐三类或者四类课程？当四类（或至少三类，其中一类针对出国留学学生）课程只有一个出口时，学生的选择权会增加吗？我国上一轮课程改革，业界已将其归为失败，记得课程改革的初衷，也是减轻学生的负担，增加学生的选择权。按照课程改革的设计，课程被分为必修课、选修课、拓展课等，其意图是在必修课之外增加学生选修的比例，但实施结果却是，很多学校上完必修课之后，根本就不上什么选修课，而是把选修课的时间用来上与高考核心科目相关的内容，甚至列入必修课的课程，也因高考不考而被边缘，比如体育课。课改之所以遭遇失败，根本原因是高考制度没有实质性改革，高校就用高考科目的成绩录取学生，在这种录取制度之下，几乎所有学校都围绕高考指挥棒转，学校、老师、学生、家长只关注高考核心科目的学习，势在必然。如此一来，即便课程设置再完美，到了现实之中，都变为花架子。高校自主招生改革，本来可带来这种局面的转变，如果自主招生高校实行真正的独立、自主录取，建立多元评价体系，高中被遗忘的选修课会被重新引起重视，可是我国高校的自主招生，仅仅是给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一定的高考录取优惠，自主招生的学生还是要参加高考、填报志愿，应对这种自主招生体系，学校的理性选择是，让学生一心一意准备高考，再适当对可以入围自主招生的学生进行重点培训（一些高中就开设自主招生课程班，或和高校联办先修课程班），而大多学生的理性选择是，以准备高考为主，以准备自主招生为辅（学校未开设相关的课程，就到社会机构报名参加培训）。至于针对出国留学的 AP 课程，说实在的，这是少数国际高中和民办高中的事，与我国普通高中关系不大，将其纳入高中课程体系，颇为勉强，更重要的是，选择这些课程的学生，本就不准备参加国内高考，他们面对的是另一个升学评价体系。在经历过上一轮的课改失败之后， 我国教育部门 应该反思这背后的根源，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不反思失败的根源，甚至拒绝承认失败（还有的宣称成功），又按照以前的思路进行课改，除了劳民伤财之外，不会有多大改革价值。令人困惑的是，如果上一轮的课改，是成功的，有必要马上又启动新的改革吗？而如果上一轮课改失败，需要新改革，那么为何还采取一样的思路呢？值得注意的是，每一轮课改背后，都有利益集团的推动，因为新课程体系，意味着新教材编写，还有各种关于课改的培训、推进、验收等等，而仅仅是教材的利益链，已经极为庞大。在利益因素裹挟之下，且不触动现有制度的课改，只会增加负担，包括教师的负担、学生的负担，而学生的负担又包括经济负担，课业负担。如果没有实质性的改革价值，这样的改革不如不改，要防止利益集团以改革之名谋求改革的利益。 读完以上文字，我感到 ： 上海交通大学熊丙奇质疑教育部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主要理由是： 第一、上海交通大学是国家重点大学，副部级建制，归国家教育部代管。上海交通大学熊丙奇质疑教育部或影响上海交通大学与国家教育部的关系，损害上海交通大学的名誉和利益。 第二、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人事关系在上海交通大学。熊丙奇端的是上海交通大学的饭碗，给民办非盈利机构“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当“学术民工”，给媒体当“学术民工”，有砸掉自己“铁饭碗”的机会。 第三、上海交通大学编审（不是教授），妄称“教育学者”“教育专家”，涉嫌欺世盗名，招摇撞骗。如果获得不义之财，可能受到纪律处分甚至法律追究。 由于篇幅问题，暂时就说这么几句吧。 相信熊丙奇，“响鼓不必重锤敲”。 相信主流媒体逐步疏远熊丙奇，免得“打不着黄皮子惹一身骚”。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以上内容约 19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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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4-12-27 13:17
大庆商江欣赏上海交通大学熊丙奇 系列文章目录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序 熊丙奇的名片有特色 001 、对熊丙奇，不仅要知名，更要知情 002 、熊丙奇被网易评为教育时评家有什么意义 003 、熊丙奇鼓吹的“现代大学制度”是个残缺概念 004 、熊丙奇染指中国公办大学校长是自取其辱 005 、熊丙奇 PK 高校副部级徒劳无益 006 、熊丙奇为什么主张中国高等学校“去行政化”？ 007 、熊丙奇有什么资格评价朱清时？ 008 、熊丙奇疑似“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学术民工” 009 、熊丙奇或许不承认自己是“中国著名教育学者”！ 010 、熊丙奇的身份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011 、上海交通大学这么大的官场，竟然没有熊丙奇一席之地？ 012 、谁说内地大学“重大楼轻大师”，或许很草率！ 013 、说这样话的人不配“著名教育学者”的称号 014 、谁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不是大学？一派胡言！ 015 、谁见过熊丙奇的教授资格证书？ 016 、谁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不是大学 017 、大学级别与灵魂无关 018 、“行政级别使大学失去灵魂”纯属无稽之谈 019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是否属于吃空饷人员 . 020 、请问“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民办教育是哪个后娘养的？ 021 、“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应当知道高校不都是大学 022 、“教育问题专家”熊丙奇的大脑有问题吗？ 023 、“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是否知道：高校腐败的根子究竟在哪里？ 024 、上海交通大学编审（不是教授）熊丙奇为什么关注南方科技大学？ 025 、上海交通大学编审（不是教授）熊丙奇“哈佛讲座”的效应 026 、上海交通大学编审（不是教授）熊丙奇是教育家吗？ 027 、请主流媒体作证：熊丙奇确实是博士！ 028 、请主流媒体注意：熊丙奇的职称是编审不是教授 029 、请主流媒体关注：熊丙奇或许涉嫌学术不端 030 、主流媒体应当知道：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为什么不受欢迎？ 031 、主流媒体别闹：熊丙奇或许不愿意当“教育问题专家”！ 032 、中国大陆主流媒体应当知道：“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是怎么回事 033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的研究生经历 034 、我个人质疑：熊丙奇剑指中国高校行政化弊端？ 035 、我个人认为：上海交大教授熊丙奇或许不够厚道 036 、 《瞭望新闻周刊》根据什么认定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 是专家 ? 037 、上海熊丙奇关于诺贝尔奖的奇谈怪论不得人心 038 、 建议主流媒体不要过度恭维熊丙奇 039 、 熊丙奇关于一流大学的言论也许算不上歪理邪说 040 、 竟然有人敢说《熊丙奇纯粹就是一个垃圾》，凭什么？ 041 、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没有必要讨论河北衡水中学问题 042 、熊丙奇在《中国教育报》发表几篇文章的收获颇丰 跋 熊丙奇，一个值得骄傲的名字 附注：大庆退休老汉基本情况介绍 待续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以上内容约 20 万字 或许可以够出版一本专著 设计一个封面即可 有书法家愿意题字更好（不收润笔费） 拟由中国大陆高等学校出版社学术发行 可充实高等学校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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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4-12-27 04:56
熊丙奇关于一流大学的言论也许算不上歪理邪说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百度百科》解释，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是指在世界上文化教育实力雄厚、拥有极大的世界声誉、排名在世界前列的大学。较为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拥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教授队伍；二是有一套支持教授队伍培养人才、进行尖端科学研究的体制及政策（即所谓软环境）。目前，进行世界上的一流大学排名有很多机构，国际公认的三大世界大学排名：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研究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ARWU ）、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uacquarelli Symonds 发布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和《泰晤士高等教育》（ Times Higher Education ）发布的 THE 世界大学排名。以上海交大发布的 2014 年世界大学排名来看，中国大陆地区没有一所进入全球百强的高校。 世界一流大学基本特征 1 、科研成果卓著，学术声誉很高。世界一流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具有良好的学术氛围，代表科学研究的国际前沿，拥有大批国际一流的实验室和国际领先的原创性科研成果，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很高的学术声望。到目前为止，世界共有 400 余名大学教师获得过诺贝尔奖，他们基本上都来自世界一流大学。 2 、学术大师汇聚，教师素质很高。世界一流大学的教师素质很高，他们往往是经过严格的筛选程序，不乏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世界杰出科学家、划时代科技成果的发明者。 3 、科研经费充裕，研究力量雄厚。世界一流大学科研经费充裕，而且通过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公开竞争获得的研究基金比例很高，其年度科研经费少则 1 亿美元左右，多则数亿美元。世界一流大学除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之外，还拥有庞大的研究生队伍，研究生占全校学生的比例一般在 30% 至 60% 之间；博士后的数量一般为数百名，哈佛大学拥有 3000 余名博士后。 4 、办学特色鲜明，办学理念明确。世界一流大学一般都具有较为悠久的发展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们在长时间的办学实践中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和明确的办学理念。世界一流大学不断适应教育科技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定发展战略和目标定位，主动进行改革和创新。 5 、管理科学规范，杰出校长掌舵。世界一流大学都有自己的“大学章程”，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并以章程为基础制定有各种规范，具有规范管理和依法治校的良好氛围。世界一流大学都有杰出校长掌舵，他们不仅是享有崇高威望的科学专家，而且是具有独特办学思想的教育家，更是出色的社会活动家。 6 、学生素质一流，生师比例不高。世界一流大学重视吸引本国乃至世界最优秀的学生就读，其培养的学生毕业后受到社会普遍欢迎，对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创新和进步起着领先带头作用。世界一流大学的生师比例一般较低。 7 、学科水平很高，门类较为齐全。世界一流大学学科水平很高，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大学均有 20 余个学科名列美国前茅，在世界上享有很高声誉。世界一流大学学科门类较为齐全，不仅能在很广阔的领域里为学生提供学习的条件，而且为学科交叉渗透和新兴学科培育提供前提。 8 、国际化程度高，留学生比例高。世界一流大学实行全方位开放式办学，是国际教育、文化、科技交流的桥梁。他们不仅是世界著名学者学术交流的中心，而且是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基地。其研究生中留学生的比例一般在 20% 以上。 9 、经费投入巨大，办学设施优良。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经费投入巨大，年度经费一般在数亿至 10 多亿美元左右，其中社会各界及校友捐赠占有较大比例；拥有一流的图书馆、博物中心和丰富的馆藏资料，为师生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和学习环境。 10 、鼓励创新 , 重视创新团队的多元化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般都愿意吸收不同背景的研究人员和学生 , 鼓励任何成员提出创新思想和想法 , 然后进行充分的讨论和交流 . 团队人员虽然性格各异 , 但往往各司其职 , 各有所长 , 整个团队因而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 . 。 2014 年 05 月 04 日 ，央视网《习近平：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 必须有中国特色》：在五四青年节这个属于青春的节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北京大学考察。习近平强调指出，党中央作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决策，我们要朝着这个目标坚定不移前进，不断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 上海交通大学编审（不是教授）关于一流大学的言论，自成一派。也许算不上歪理邪说。 2007 年 11 月 15 日 ，《北京青年报》《 熊丙奇 ：工程思维有碍一流大学建设》：前不久，笔者参加一次增强大学活力的座谈会，几个高校领导认为，大学要快速发展，工程思维没有过时，而是用得不够，贯彻得不够。与工程思维不同，适合大学发展的制度，必须体现多元文化、进行多元管理，具有人文关怀。所谓多元文化，就是要允许不同学术观念在校园并存、碰撞与交流，允许教师自主地开展自身感兴趣的研究，实现学术自由；所谓多元管理，就是要根据不同学科、不同教师的特点进行不同的管理，不能用相同的办法要求不同学科的发展，尊重学科发展规律。在多元文化构建与多元管理中，人文关怀是必需的，否则，多元文化与多元管理，只能是“理想设计”。 2010 年 04 月 19 日 ，财新网《 熊丙奇 ：中国有世界一流大学吗？》： 中国真的没有一流大学吗？中国大学被排在“一流之外”，除了投入不足之，还有什么原因？中国大学距离世界一流大学，究竟差在哪里？上海交大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把中国大学整体发展现状与世界大学的发展比较，结果令人遗憾，尽管中国一直在加快建设一流大学，学校本身也非常注重一流大学建设，但“结果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中国的确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甚至严格一点说，中国连真正意义上的大学都没有。” 熊丙奇认为，评价一所学校是否是一流大学，应当具有国际视野，不能惟数字指标。熊丙奇表示，中国教育研究者们所言的一流大学，更看重“形似”，而非“神似”，不关注或者说也无法关注大学精神实质。因此只能通过论文发表数量、人才培养规模、教师本身教育背景等指标衡量学校质量。他强调，所谓现代大学制度，简而言之，就是学校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唯有如此，才有希望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如果国内大学无法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那么“即使再过去 50 年，我们仍将没有世界一流大学。”这是一个基本判断，熊丙奇表示，如果这一点未能被教育管理者，大学办学者及教育研究者认识到，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方面，我们将会走很长一段时间的弯路。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还未踏上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起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已明确提出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但熊丙奇认为，这里的“现代大学制度”与世界一流大学秉持的原则“仍有相当大的距离”。《纲要》中强调的主要是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但没有明确学校的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责界限。 2010 年 10 月 12 日 ，《珠江晚报》《 熊丙奇 ：建一流大学真有“中国模式”么》：从发达国家建设的经验看，世界一流大学从来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靠教育的市场机制竞争出来的。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已经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当下的中国大学，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探索出所谓的“中国模式”，也不要再寻觅“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 ( 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所称现代大学制度为“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社会参与，民主监督” ) 。在研讨会上，有校长说中国大学处于“后发劣势”，此言差矣，对于中国大学来说，眼前摆着那么多活生生的一流大学例子，又获得国家不菲的资金，实可以少走弯路，缩短探索的过程，以香港科技大学为例，不就按照世界一流大学的现代大学制度构建学校，在短短 10 多年时间中，步入一流行列？如果说处于“后发劣势”，那实在是中国大学自找的，放着可以通向一流大学的大桥不走，非要摸着石头过河。 2011 年 04 月 21 日 ，《新闻晨报》《 熊丙奇 ：“形似”世界一流大学还不够》：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世纪梦想。早在 1985 年，清华大学就把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进入新世纪，清华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三个九年，分三步走”的总体战略，即第一个九年 （ 1994 ～ 2002 年），调整结构，奠定基础，初步实现向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过渡；第二个九年（ 2003 ～ 2011 年），重点突破，跨越发展，力争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第三个九年（ 2012 ～ 2020 年），整体推进，全面提高，努力在总体上达到世界一流大学水平。然而，在通往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上，清华目前取得的成果，可谓与世界一流大学“形似”，是排行榜中一流大学，论文中的一流大学，而非杰出人才辈出的一流大学，要真正建设为世界一流大学，则须“神似”。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有一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清华的下一个十年，应将推进国家教改，率先探索求解钱学森关于“中国大学为何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世纪之问。这才能成为公众心目中名符其实的世界一流大学。 2011 年 04 月 20 日 ，网易教育频道综合《 熊丙奇 ：清华北大连“大学”都不是 何谈一流》：核心提示：清华校庆在即，能否在校庆之际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而世界一流大学究竟又有什么样的标准？教育时评作家熊丙奇与网易微博网友精彩互动。 4 月 20 日 （周三）下午 14:00-15:00 ，网易教育特别邀请教育时评作家熊丙奇做客教育微访谈，和网友畅谈中国离世界一流大学究竟有多远。“熊丙奇谈世界一流精彩语录”：对于我国大学来说，现在还根本谈不上建世界一流大学，因为所有大学，包括北大、清华在内，严格说来，连“大学”都还不是。 2012 年 12 月 10 日 ，新华每日电讯《 熊丙奇 ：“一流城市 , 一流大学”纯属谬说》：“一流城市 , 一流大学”，这是我国不少地方政府在规划高等教育发展时所提的口号。其涵义有二：一是一流城市，需要建设一流大学，如果没有一流大学，很难成就为一流城市；二是一流大学，要依托一流城市建设，离开了一流城市，大学要建成一流很难。这个口号很具迷惑性，从教育和文化角度说，大学确实可以为城市建设提供人力资源支撑；而从大学办学角度分析，城市可以为大学的发展提供各种资源，包括为学生提供实习等实践机会。可是，如果就此规划高等教育的发展，却极有可能陷入功利办学的误区。一方面，城市在建设大学时，希望大学能对城市有现实回报，比如在本地招收更多的学生，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服务。如此一来，一流大学就不是为全国、全世界服务，而变成了为当地服务——按照一流城市，一流大学的思路，大学要是不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城市要大学来干什么 ? 另一方面，大学在发展过程中，总是希望从政府处获得资源，或者在当地寻找办学资源，这导致大学寻求办学资源的渠道极为狭窄，也造成大学对地方和政府的严重依赖。这带来两方面后果，其一，大学会认为只有在大城市才能有更好的生存空间，因为城市资源丰富；其二，由于政府掌控着学校的主要办学资源，大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严重缺乏，进而很难办出特色，也难以成为一流。我国的大学建设就出现了上述问题。过去 10 年间 , 国家教育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建原有的全国重点大学，地方政府为全国重点大学投入一定的办学经费，在这一过程中，很多全国重点大学都出现一个现象，即在当地的招生计划急剧上升，有的高校在当地的招生比例甚至超过 50% ，全国重点大学俨然成了地方大学，这显然与一流大学生源的多样化严重背离。在城市的发展中，政府部门还有一个战略是“产学研一体化”，把大学作为推进这一战略的中心。大学有服务社会的功能，可是，却必须以育人为根本目标 , 在“产学研”战略的推进过程中，不少大学迷失了方向，产、研变为了重要任务，而忽视了最基本的人才培养。另外，我国大学的办学资金来源十分单一，主要靠政府拨款和学生学费，社会募捐极少，这就决定了大学在发达地区、大城市，可以获得更多办学资源。几年前，我国内地省份在地级市兴办了一批本科院校，现在这些学校都想搬迁到省会城市办学，原因就在于学校在中小城市，吸引不了生源，而当地政府对学校的投入也不多，加之地方小，学生实习机会少，所以，大学还是想办在大城市里。这和国外大学的发展模式，很是不同。在美国，有不少一流大学，并不在大城市，而就在小镇上。比如，前些年位列福布斯排行第一的威廉姆斯学院，就在一个小镇上。笔者曾去参观的卫斯理女子学院，也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之所以学校办在小镇上，也能办出一流 , 主要原因是学校的办学经费来源很广，不局限于向地方政府伸手 ( 政府的拨款在学校的收入经费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 。其次，学校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教师和学生专注于学问，而不是陷入浮躁的社会之中。很多人会担心这样的学校培养的学生就是书呆子，没有动手能力，可实际情况却相反，由于学校在课程设置和教师教学中，特别强调学生的参与，比如上一门课，要阅读近 10 本书，撰写若干篇课程论文 , 参与很多讨论课。完成了学校的学业，学生就培养起很强的学习能力、思维能力、沟通能力和表达能力。我国大学的教育质量不高，学生才会逃离课堂 , 跑到校外去实习。这才让学校所处的环境，对学生们很重要——如果学校学不到东西，还关在那里出不去，恐怕要憋出毛病。所以，应该摆脱功利思维，重新审视城市和大学的关系。对于大学来说，办在何地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有教育理想，有办学自主权 , 有现代学校制度。当年西南联大办在云南，固有历史原因，可其取得的办学成就表明，成就学校的基本办学制度，在形成有利于学校发展的办学制度之后，再获得外界的更多支持，学校就可以更快、更好地发展。不但当地受益，全国、全世界都会从一流大学的建设中受益。 熊丙奇 ( 新华每日电讯特约评论员 ) 【注：新华社或许人才极度匮乏，没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稿，只好巧使唤人，让熊丙奇捉刀代笔。】 2014 年 5 月 7 日 ，《环球时报》《 熊丙奇 ：办有中国味的世界一流大学》：在五四运动 95 周年之际，习主席到北京大学考察。他肯定了北大争取到 2018 年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但也要求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不要把北大办成“第二个哈佛和剑桥”，而是要办成“第一个北大”。以笔者的理解，要办出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而不是对国外一流大学的拷贝、复制，要做到这一点，国内大学应该处理好借鉴和创新的关系。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我国应借鉴国外大学已经运行成熟的现代大学制度——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如果能按现代大学制度办学，每所学校会形成自身的办学定位，同时学校的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在教育、学术管理、决策时，根据学校的定位，结合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开设适合本校的课程，在学科专业设置、教育教学模式上形成独特的风格，这是全世界范围内，办有特色一流大学的基本路径。我国包括北大在内的 985 高校，都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作为目标，但在建设过程中却出现借鉴和创新的错位。各高校没有借鉴国外一流大学的成熟运作制度，仍坚持行政治校模式，却不断在引进国外师资、课程、教材上做文章，不少大学甚至把引进海外博士作为硬指标，把引进多少国外教材、课程作为学校国际化的政绩。这些举措令国内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形似”而非“神似”，再怎么办，也只是“第二”，不是第一。由于缺乏基本的制度土壤，引进的人才、教材、课程往往“南橘北枳”。在不改革行政治校模式的情况下，国内大学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难度很大。对此，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到，要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转变政府管理学校的模式，同时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在大学校内实行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分离。可以说，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建设一流大学的问题所在，重点在落实。 另外，从国外一流大学的建设经验看，所有一流大学都是在高等教育竞争中形成的。我国目前还缺乏高等教育市场竞争机制，这让北大、清华这类大学没有竞争压力，缺乏特色办学的动力，这是我国政府在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战略时，必须切实解决的问题。 2014 年 11 月 19 日 ，《新京报》《熊丙奇： 985 何以从一流大学战略变为等级符号》： 985 、 211 成高校“贫富分水岭”，这很不正常：它投射出的，是行政计划思维之弊，而这也让初衷挺好的政府战略计划拖住了自主办学的后腿。 2013 年，作为“ 211 ”“ 985 ”序列的清华大学科研总经费最多，为 39.31 亿元，财政拨款为 27.75 亿元，而非“ 211 ”“ 985 ”的高校科研经费最多的西南石油大学， 4.6 亿元中仅有 26.1% 为财政拨款，两者科研经费所获的财政支持相差 23 倍多。这是新华社提供的调查结果，直观反映出 985 、 211 身份对高校获取经费的影响。对此数据，有些人可能不服气：清华科研实力强，获得更多的国家课题经费很正常。在国外，哈佛大学获得的学术研究经费不也高于普通院校吗？问题是，国外大学获得更多经费并非靠行政计划安排，而是通过正常竞争，前者引导学校面向行政指标办学，后者则是从学术规律出发。 985 、 211 应是激励手段，而非评判依据 985 和 211 工程，本是国家重点资助学校、学科建设的战略。国外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时，也曾有国家重点资助计划。从逻辑上讲，政府拨款是为提高办学水平，因此国外普遍强调投入的效果，而不会把入选项目作为评价依据。但在我国，入选工程、计划本身却变为荣誉，导致重点资助战略严重异化。拿 985 工程来说，若是把入选 985 而非利用工程所获资金获取绩效，当作办学地位提升的标准，那它必然引导学校把精力用错地方。所以可看到，我国高校合并潮出现在 985 、 211 工程评审期间。而科研中存在的“重立项、轻研究”风气，原因也在于此。高校教育与科研，先得抢工程，有工程才有身份有资源，而教学和研究则被置于教育次序末端。在此情况下， 985 、 211 也就成划分等级的符号。它能人为制造出学校的三六九等、学者的身份之别，而这又会影响到招生、就业等。这跟国际上的大学分级依据的“市场导向——自然分层”，完全是两码事。而拨款体系的扭曲下，无论是高校发展机制还是行政评审指标，都会偏离学术本位。 读完以上文字，我想提醒熊丙奇注意简单的基本事实。熊丙奇不是中国最关心一流大学的人。熊丙奇不是中国最懂得办一流大学的人。 第一、任何国家办任何事业，都想努力办好。没有想往坏办的。中国办高等教育，从办第一所高等学校开始，就想把所有的高等学校办成世界上最好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世界一流的。这无须赘述。 第二、任何国家办任何事业，都只能量力而行，不能打肿脸充胖子。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办高等教育，只能从实际出发，量体裁衣，不可能在短期内把全国所有的高等学校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只能使一部分高等学校“先富起来”。 第三、任何国家办任何事业，都有本国的特色。学习别国的先进经验，是为了把本国的事情办好。不是为了把本国的东西全部变成外国造。中国的高等教育不应当全盘西化。绝不可以东施效颦。 第四、任何国家办任何事业，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教育事业是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具体事情，难免有不如人意的地方。中国的高等教育不是靠发牢骚解决问题。办世界一流大学，需要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以上内容约 7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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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4-12-26 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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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4-12-26 09:20
上海交通大学编审（不是教授）熊丙奇是教育家吗？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上海交通大学编审（不是教授）熊丙奇或许与教育家有缘分。一是上海交通大学编审（不是教授）熊丙奇多次谈论“ 教育家 ”；二是有媒体授予上海交通大学编审（不是教授）熊丙奇“ 教育家 ”称谓。三是上海交通大学编审（不是教授）熊丙奇不反对个别媒体称他是“ 著名教育家 ”。欣然接受。泰然自若。 2006 年 3 月 15 日 ，新浪网“熊丙奇的 BLOG ”《久病成良医与人人都是“教育家”》：这真应了一句话，“人人都是 教育家 ”。“久病成良医”，在今天的中国，家中有学生，家长不成为“教育”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有多少家长，张口就能对“教育弊端”说得头头是道，而且针针见血——这远比一些代表委员的言论，要“真实”、“可信”、“科学”、“客观”得多。不用再过多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现在的教育是如何扼杀真正教育家的思想的，又是如何把一位又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教师，剔除出“教育圈”的。所以，我们可以有那么多大谈教育的“ 教育家 ”，却无法在我们的学校里，看到真正的 教育家 。 【注：请您注意，对“教育弊端”说得头头是道的人，绝对不是教育家。】 2010 年 3 月 12 日 ，《新京报》《熊丙奇： 教育家 无须靠“级别”获得尊重》：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支持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正在做这方面的思想准备，但他同时担忧，整个社会等级观念非常强的情况下单独取消高校行政级别， 教育家 将得不到社会的应有尊重，毕竟在中国，待遇是与行政级别联系在一起的，取消级别后，今后开会要习惯坐最后一排，坐飞机不能再走 VIP 通道，失去阅读学习某些文件的机会，也要做好不当干部的准备（《重庆晚报》 3 月 8 日 》）。教育的最大功能之一是培育平等意识，真正的教育家应当是我们社会中最没有等级意识的人，他的办学行为应以“为受教育者提供最好的教育”为唯一标准。如果追求个人享受、满足虚荣心，这样的 教育家 怎能获得真正的尊重？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其实质意义，就在于此。 【注：没有行政级别的学校能出教育家吗？没有行政级别的人能当选教育家吗？】 2010 年 7 月 1 日 ，《山东商报》（记者 杨芳 实习生 刘建宇）《 教育家 熊丙奇济南谈高考：焦虑来自功利教育》原标题：《“高考焦虑” 来自功利教育》：如今的教育是“育分不育人”、学校下午 3:30 放学不是减负、不能独立运行的家委会不能有效作为…… 昨天，国内 着名教育专家 熊丙奇来到济南，出现在历下区“百课千讲”民生公益大讲堂，为泉城的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们做了一天的报告。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又到了填报志愿的时候，但通过各地走访，熊丙奇说，他看到的往往是家长比孩子着急，而孩子则像没事人一样。熊丙奇说，当前教育的两大问题是竞技化和功利化，以分数这一单一标准来衡量孩子。但只要有考试，就会有排名先后，就会分出成功者和失败者，不同于欧美和自己比的教育理念，如果孩子的进步不如别人大，还是会有失败感。熊丙奇告诉记者，这些事件都说明中国社会有严重的“高考焦虑”。“虽然我们目前大学的毛入学率到了 31% ，但是中国的高校分等级、分层次，学生的选择面看似宽了，但是每一类学校的发展并不平等。”熊丙奇说，唯分数论使得孩子的生活教育、生命教育、生存教育极度匮乏，使得他们遇到一点事情，就会想到走极端。 【注：有的人认为，教育家就是教育专家。】 2011 年 12 月 6 日 ，《华西都市报》《中国家长如何为孩子选择合适的教育 本周六对话著名 教育家 熊丙奇》： 如何将成功传给下一代？父母如何与孩子有效沟通交流？本周六（ 12 月 10 日 ）下午 14 ： 00-16 ： 00 ，中国著名教育学者、教育评论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将亲临成都对话蓉城家长，带来《中国教育的困境及国际化选择》讲座，与你探讨中外教育模式。熊丙奇教授：四川资中人，博士、上海交通大学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熊教授是中国著名教育学者和教育评论家，中国各大媒体的教育专栏作者。 【注：内容是“ 中国著名教育学者、教育评论家 ”，标题是“ 著名教育家”。 “ 中国著名教育学者、教育评论家 ”凑成“ 著名教育家”，或许流芳千古。 】 2013 年 5 月 27 日 ，新东方网来源新浪博客《熊丙奇：高考制度与 教育家 办学》：我国学校的办学，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没有教育家办学，这和教育管理体制和学校管理制度有关。一方面，ZF将所有办学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管理、办学、评价”一体化，学校的办学空间狭窄；另一方面，学校校长并非由代表广泛的理事会遴选，而是由ZF任命，校长于是大多对上负责，而不是对教育负责。至于国际班，不少举办者追求的是经济利益，也很难真学国外学校的样子，开设大量的课程，实行完全学分制，让学生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 可以说，高考制度和行政化、功利化办学相互作用，导致我国学校办学严重变异。如果在目前的高考制度下，学校推进去行政化，建立现代学校制度，高考制度的弊端是可以一定程度通过 教育家 办学的理念减少的——学校办学不会围绕行政的指标，行政力量也无法干涉学校办学，相比 20 年前，我国基础教育的应试趋向更加严重，就是因为学校的行政化加剧。反之，就是高考制度改革，如果学校管理模式不变，很有可能如大家担忧的，学校还是追求名校率、升学率，不可能给学生自由成长的空间。 因此，教育去行政化改革，对于我国教育发展来说，更为迫切。只有转变ZF管理学校的方式，实现校长公开遴选，在学校内部实行民主管理，才能让 教育家 办校精神回到学校——目前这只能寄望于少数办学者的坚持，与此同时，再推进高考制度改革，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全新的人才评价、选拔制度和现代学校制度结合，教育才会有新局面。 【注：熊丙奇没有办学。熊丙奇办不了学，熊丙奇办不好学。熊丙奇能成为教育家吗？】 2013 年 08 月 09 日 ，人民网 （记者申宁）《熊丙奇：高校腐败的根子在教育行政化 行政部门主导教育去行政化让改革举步维艰》：“校长首先是官员而不是 教育家 ，高校腐败的根源性问题是教育行政化。”今天， 著名教育学者 熊丙奇做客人民网“大智汇·旭明侃教育”微访谈时表示。熊丙奇说，高校腐败的根源性问题是教育行政化，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ZF用行政的方式管理学校，把学校变为一级ZF，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校长首先是官员而不是教育家；二是学校内部也采取行政治理方式，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不分，行政权力过大，行政机构臃肿，学校不能按教育规律办学。 【注：假如 著名教育学者 熊丙奇是教育家，他到西部大学当校长行吗？他当民办高校校长行吗？如果他愿意的话，是否有人用他？】 2013 年 12 月 31 日 ，凤凰网熊丙奇博客 《熊丙奇：用“成功学”当职业规划是反教育》：其实，不独职业生涯规划教育，选择极为功利的成功学，其他一些教育，比如感恩教育，也选择极为煽情的大型活动，这都暴露出教育者的功利，忘记了教育需要润物细无声的长期熏陶。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既是生活教育，也是说理教育、公民教育，让学生培养起健康的意识、掌握科学的方法，比点燃一时的激情重要得多。要让这些教育能在学校落地，需要学校摆脱功利追求，关注每个受教育个体的发展，这需要两方面努力，一是给学校办学自主空间，不以分数、文凭论英雄，二是 教育家 治校，懂得按教育规律对学生进行教育，而不是以教育为名却给学生反教育。 2014 年 1 月 14 日 ，中国网（记者王龙龙）《熊丙奇：院士只是学术利益化格局中的一部分》：最近，复旦大学王正敏院士被其学生举报造假事件被各大媒体广泛报道，社会对院士制度改革的呼声也进一步增强，“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的核心是院士头衔去利益化，如果不剥离院士头衔附加的学术特权和学术利益，将很难纯洁院士这一最高学术荣誉，也难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 著名教育家 熊丙奇指出。 【注：中国网（记者王龙龙）授予熊丙奇“ 著名教育家” 称谓（不是称号），但是没有颁发证书。反正说了的不算，算了的不说。就当是个玩笑。不过，玩笑有点大。希望公众不要信以为真。】 2014 年 10 月 4 日 ，《新京报》《熊丙奇：办大学应摆脱排行榜思维》：我国一些大学，近年来有围绕排行指标办学的倾向，这把大学变为排行榜中的大学，排行榜看重论文数量、课题经费、师生规模。因此，学校就把办学的主要精力用在抓学术研究上，而不重视追基础的人才培养。更重要的是，排行榜并不能反映出一所学校的校园文化、管理制度。这是因为我国大学，目前还是行政治校，而非 教育家 办学。学校缺乏基本的现代大学制度，办学决策就由行政领导负责，学术自治、教授治校的学校管理制度，在大学里尚不健全。因此，行政领导就按一些能展示学校办学成就的指标办学，给教师下学术研究任务，而教授们为达到学校下达的考核指标，无论是教育教学，还是学术研究，都变得急功近利，对于教育和学术，在追求功利的目标过程中，逐渐失去理想。这对建设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是十分致命的。 《百度百科》解释，教育家是指通过亲力亲为的教育实践创造出重大教育业绩，对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产生重要影响的优秀教育工作者，是一个用于描述高层次杰出教育人才的概念。教育家可分为从事广义教育活动的“广义的教育家”和从事学校教育的“狭义的教育家”；从个人贡献领域可分为教育思想家、教育理论家、教育实践家、教育事业家等。我国著名教育家古代有孔子、墨子、朱熹、王守仁、王夫之等；近代有何子渊、丘逢甲；现代有蔡元培、陶行知、竺可桢、徐特立等；古希腊的著名教育家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近代西方的著名教育家有约翰·杜威、苏霍姆林斯基。 《百度百科》介绍，熊丙奇，男， 1972 年 7 月生，四川资中人。著名教育学者，博士，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 为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深圳晶报、珠江晚报、现代教育报等报专栏作者。 《百度百科》解释，教授，多指在大学或社区学院中执教的资深教师与研究员，但教授与研究员是有区别的。教授有教课的任务，而研究员则没有。教授为大学教师职称的最高级别。 《百度百科》解释，编审：职务名称，出版专业职务人员的高级职称，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最高职称。同教师行业有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一样，出版业有助理编辑，编辑，副编审，编审的等级。 有教授职称的未必称为“教育家”。编审职称的称谓“教育家”，全世界凤毛麟角，也许算中国特色？中国也不会有。 我把《百度百科》解释的“教育家”与《百度百科》介绍的“熊丙奇”对照，左看右看，“熊丙奇”不像“教育家”。 建议主流媒体不要把“教育家”这个光荣的称号当做破帽子到处撒。 有些人戴上“教育家”的帽子不合适。张冠李戴，削足适履，狐假虎威，指鹿为马等成语已经成为笑谈。 上海交通大学编审熊丙奇如果想当教育家，请把职称改为教授。同级可以改职。但是，你可能改不了。或许是因为你不具备教师资格。 上海交通大学编审（不是教授）熊丙奇成为“教育家”，可以记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上海交通大学编审（不是教授）熊丙奇是“教育家”吗？老年人掉牙不是因为这件事笑掉牙的。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以上内容，约 4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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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4-12-26 06:05
熊丙奇鼓吹的“现代大学制度”是个残缺概念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上海交通大学熊丙奇（职称编审，不是教授）卖力鼓吹“现代大学制度”。有新闻媒体为证。 从 2009 年算起，上海交通大学熊丙奇（职称编审，不是教授）鼓吹“现代大学制度”已经五年之久。考虑到篇幅，顺手摘录以下内容： 2009 年 06 月 11 日 ，《东方早报》《熊丙奇：现代大学制度方能对高考舞弊釜底抽薪》：对于高校的自主招生，社会舆论更为担忧腐败与不公平。如果仅仅推进自主招生，结局可能确实如此：一个平时学业成绩只有 200 分的学生，完全可以利用高中的推荐、大学的自主录取，连作弊的风险也不承担，就进入大学，并顺利毕业。目前高校的自主招生，就是在其他改革没有同步进行的情况下所推进的，录取过程不公开、透明，由此遭遇空前的质疑。这其实不是真正意义的自主招生。真正意义的高校自主招生，是现代大学制度中的一个环节，也就是说，自主招生的前提是高校必须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大学没有行政级别，校长公开遴选，实行理事会决策，办学具有很强的独立性，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益得到充分体现。这才有可能在招生和培养中，严格坚持教育标准。所以，从根本上说，能否彻底治理高考作弊，取决于 现代大学制度 的构建。保留统一高考、集中录取的制度，大学的自主权无法实施，高考作弊难以避免；推行高校自主招生，而没有 现代大学制度 ，更可能给权力寻租带来更大的活动空间。 2010 年 8 月 13 日 ，《中国商报》（记者 郑立华） 《过去十年并没有真正的教育改革》原题为《《给中国教育开 100 份诊断报告》：在我国面向 2020 年的《教育规划纲要》启动实施之际，由著名教育评论家熊丙奇教授撰写的《中国教育的 100 份诊断报告》，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该书是继《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之后，熊丙奇教授第四本关注中国教育的著作。作者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即将开启新一轮教育改革的 2008 年、 2009 年以及 2010 年“最新”的中国教育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民间解读，并结合教育改革未来 10 年的发展前景，诊断当今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中国商报：近年来，国内很多高校都在追求“一流大学”的称号，并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那么，理想中的现代大学制度是什么样？我们距离一流大学还有多远？熊丙奇：理想中的 现代大学制度 ，其基本特征是“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体现的是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合理的权责关系。以这样的 现代大学制度 ，审视我国大学你会发现，目前其实没有一所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学，因此，我常说，我国大学的问题，是没有大学的问题。现在不要提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先要把大学变为“大学”。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也提到建设 现代大学制度 ，但在现代大学制度之前，有“中国特色”这一界定，这一有中国特色的 现代大学制度 是怎样的呢？《纲要》的表述是“依法办学、自主管理、社会参与、民主监督”。如果按此表述，我国大学已经建立起 现代大学制度 了，现实中很多大学不就是这样“办”的么？假如我国大学以此构建“ 现代大学制度 ”，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将遥遥无期。 【注：熊丙奇反对“中国特色” 现代大学制度 这一界定。】 2012 年 6 月 5 日 ，中国广播网（作者 : 杨超）《全国高考人数 4 年减 140 万 部分高校或将关门》：东方网 6 月 5 日 消息：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中国教育在线日前发布《 2012 年高招调查报告》显示，近 4 年全国高考人数下降 140 万，高考中“三放弃”，即放弃报名或考试、放弃志愿填报、放弃报到现象日趋普遍。与之相对，近年来出国留学人员保持了年均 20% 的增长。有专家甚至预测，未来十年间我国部分高校将面临破产关门的危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熊丙奇：我们一定要反思，学生为什么会做出这种选择。从目前情况来看，与国外学校相比，国内大学确实存在着教育质量的问题，而教育质量的背后是教育制度问题——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没有办法用教育质量或者教育服务来吸引生源。因此，必须去改变这样的状况，真正推进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建立起 现代大学制度 。 2013 年 03 月 22 日 ，《中国青年报》（实习生 周珊珊）（高校需切实建立 现代大学制度 》： 3 月 15 日 ，重庆工商大学数百名教师集体维权。据悉，导火索为校领导层试图强行通过新的绩效考核实施方案，该方案被指缺乏对一线教职工应有的尊重。重庆工商大学这一事件，使高校管理机制方面的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认为：“事关教师群体的利益决策，不能由行政单方面出台政策，应该要事先公开、广泛征求意见，进行民主决策，进行充分的讨论和沟通，否则肯定是要出现问题的。”熊丙奇说，依据教育部 2012 年发布的《依法治校——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实施纲要》，解决高校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真正建立“ 现代大学制度 ”。“这是解决现在学校内部决策的科学民主，处理好教师矛盾和家校矛盾的必由之路。” 2013 年 7 月 30 日 ，《广州日报》《熊丙奇：以 现代大学制度 遏制高校腐败》：近年来，对于高校发生的教育腐败、学术腐败，教育主管部门没少花工夫治理，曾要求严把工程建设关，严把财务关，严把招生关，严把领导班子决策关，还发布了《直属高校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十不准”》，对学术腐败也明确提出要“零容忍”，可还是接连出事。这表明，单靠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管，已经无法治理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而必须分析这背后的制度根源。 要治理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关键在于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具体而言，包括两方面。其一，淡化大学校长的官员身份，实行校长职业化、专业化、去行政化。其二，推进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分离，实行以教育、学术为本的管理。只有建立 现代学校制度 ，才能促进学校办学决策公开、透明，也只有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才能让学术、教育，摆脱权力、金钱的腐蚀，让学术尊严、教育尊严重回大学。 2010 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到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包括完善大学校长的任命选拔，发挥学术委员会的学术管理、决策作用，加强高校办学信息公开，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这些改革遭遇既得利益的阻力。面对日益严重的高校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这些改革不能再拖延了。 【注：标题是 现代大学制度 ，内容是 现代学校制度 】 2013 年 11 月 13 日 ，中国经营网（作者：孟庆伟）《现代大学制度：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要素》：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就必须要贯彻 2010 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切实推进《教改纲要》所确定的五大改革内容，包括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升学考试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办学体制改革以及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尤其教育体制改革、升学考试改革、 现代学校制度 建设是接下来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中之重。其中，包括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熊丙奇认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涉及各个领域和行业，其中建立 现代大学制度 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 【注： 现代大学制度、现代学校制度 两个概念混搭：不属于偷梁换柱。】 2013 年 11 月 30 日 ，《河南商报》《高校去行政化，不光取消行政级别》：河南商报：取消学校行政级别就能去行政化吗？熊丙奇：去行政化必须取消行政级别，但又不单是取消行政级别。简单来说，去行政化就是转变政府管理学校的方式，落实财权、人事权，学校内部能按照 现代大学制度 的规律来办学。 【注： 现代大学制度 的规律是什么？】 2014 年 5 月 7 日 ，《环球时报》《熊丙奇：办有中国味的世界一流大学》：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我国应借鉴国外大学已经运行成熟的 现代大学制度 ——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如果能 按现代大学制度 办学，每所学校会形成自身的办学定位，同时学校的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在教育、学术管理、决策时，根据学校的定位，结合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开设适合本校的课程，在学科专业设置、教育教学模式上形成独特的风格，这是全世界范围内，办有特色一流大学的基本路径。在不改革行政治校模式的情况下，国内大学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难度很大。对此，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到，要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转变政府管理学校的模式，同时建立 现代大学制度 ，在大学校内实行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分离。可以说，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建设一流大学的问题所在，重点在落实。 2014 年 09 月 24 日 ，中国广播网《熊丙奇：高校去行政化 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合力改革》：据经济之声《央广财经评论》报道，近日，上海市教委公布了首批试点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 7 所市属高校名单，其中包括 5 所市属本科院校、 1 所高职专科院校和 1 所民办高校。说起 现代大学制度 ，不是特别了解的人会觉得它比较抽象，教育学者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 2010 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年）》中就明确要探索现代大学制度。熊丙奇：实际上 2010 年 7 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纲要》里面就明显提到，要建立 现代大学制度 ，它指出要建立起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大学的治理体系。当然，对这样的治理体系也有舆论争议，因为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现在 大学制度 主要是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体现的是政府和学校的关系，学校内部的教育者和办学者的关系，以及教育和受教育者的关系，也就是说要明晰政府、学校、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责。实际上这也是我国大学生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有 2000 多所大学，但大学的办学基本上还是行政治校，而不是教育家办学，根本原因就是缺乏 现代大学制度 ，因此现在要加快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2014 年 10 月 31 日 《人文岭南》第 44 期（作者：李永杰）《大学章程吹响高校治理改革新号角》：纵观世界高等教育史，大学章程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大学初创期，那时以过往特许的形式授予大学一些必要的权利，规定大学应尽的义务，这种特许状就是大学章程的雏形，它伴随大学走过近千年漫长历程，逐渐发展成为 现代大学制度 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大学章程。据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介绍，在国外，大学章程的制定通常有两种途径：一种途径是学校获得办学自主权（特许）之后，由学校理事会制定章程，作为大学依法自主办学的法律依据；另一种途径是由大学举办者所在立法机构立法，明确举办者和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责。“对于尚未获得充分办学自主权的大学而言，通常适合采取后一种途径，因为校方在未获自主办学授权时，很难要求举办者给予学校办学自主权。” 【注：现代大学章程是 现代大学制度 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全部！】 上海交通大学熊丙奇（职称编审，不是教授）卖力鼓吹的“现代大学制度”是个残缺概念。 《现代汉语词典》第 1238 页解释“现代”：①现在这个时代，在我国历史分期上多指五四运动到现在的时期②指社会主义时代。 《现代汉语词典》第 199 页解释“大学”：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的一种，在我国一般指综合大学。 《现代汉语词典》第 1478 页解释“制度”：①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②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 从以上解释，大家或可以基本理解“现代”“大学”“制度”这三个词的定义，基本理解由这三个词合成的“现代大学制度”的内涵和外延。“现代大学制度”是个残缺概念。“现代大学制度”是个经不起推敲的概念。“现代大学制度”是个不够科学的概念。放下“现代”“制度”两个词不谈，仅看“大学”一个词，就看出“现代大学制度”有漏洞。如果深入解读“现代”“制度”，“现代大学制度”就更显得“弱不禁风”了。你那个“现代”是哪个朝代？你哪个制度是哪个国家的制度？用资本主义制度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吗？ 1986 年 12 月 16 日 ，国务院关于发布《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的通知（国发 108 号）附件《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普通高等学校，是指以通过国家规定的专门入学考试的高级中学毕业学生为主要培养对象的全日制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 《 2013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3 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 2788 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 2491 所（含独立学院 292 所）；成人高等学校 297 所。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 1170 所；高职（专科）院校 1321 所。全国共有培养研究生单位 830 个，其中普通高校 548 个，科研机构 282 个。 读者可以看到：全日制大学不包括独立设置的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 所谓“现代大学制度”把独立设置的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拒之门外，是不完整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 1998 年 8 月 29 日通过，国家主席令第 7 号公布，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第三十条 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为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第三十九条 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规定，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其领导职责主要是：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领导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讨论决定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内部组织机构负责人的人选，讨论决定学校的改革、发展和基本管理制度等重大事项，保证以培养人才为中心的各项任务的完成。社会力量举办的高等学校的内部管理体制按照国家有关社会力量办学的规定确定。第四十条 高等学校的校长，由符合教育法规定的任职条件的公民担任。高等学校的校长、副校长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任免。第四十一条 高等学校的校长全面负责本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行使下列职权：（一）拟订发展规划，制定具体规章制度和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二）组织教学活动、科学研究和思想品德教育；（三）拟订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推荐副校长入选，任免内部组织机构的负责人；（四）聘任与解聘教师以及内部其他工作人员，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五）拟订和执行年度经费预算方案，保护和管理校产，维护学校的合法权益。（六）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高等学校的校长主持校长办公会议或者校务会议，处理前款规定的有关事项。第四十二条 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第四十三条 高等学校通过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依法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第四十四条 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教育质量，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和由其组织的评估。 以上可以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已经规定了高等学校的权利义务和管理模式。 所谓高等学校管理制度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调整学校内部关系的规范性文件。“现代大学制度”是什么货色，还需要实践检验。 中国高等学校的管理不是没有制度。不要企图全面彻底否定中国高等学校的管理和制度。 “现代大学制度”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不要把“现代大学制度”吹得神乎其神。 “现代大学制度”不应当架空法律权威。 “现代大学制度”不应当超越法律权威。 “现代大学制度”不应当取代法律权威。 “现代大学制度”不应当等同法律权威。 “现代大学制度”的概念应当明确内涵和外延，厘清边界，以免“歧路亡羊”。 熊丙奇鼓吹的“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特征是“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其精神实质是什么？是企图摆脱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摆脱政府对高等学校的管理，搞所谓的“民主”“自由”。把公办高等学校变成所谓“教育家”的独立王国。 综上所述，熊丙奇鼓吹的“现代大学制度”是个残缺概念。制造和贩卖“现代大学制度”的人头脑是否残缺，不得而知。鼓吹“现代大学制度”的真实目的或许在于梦想改变社会主义制度。 建议主流媒体不要追随假冒伪劣所谓“专家学者”鼓吹残缺概念“现代大学制度”。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以上内容，约 6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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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4-12-25 18:48
熊丙奇染指中国公办大学校长是自取其辱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2014 年 02 月 22 日 新浪新闻专栏（熊丙奇）《大学校长谁来当？如何当？》：重点大学的领导班子成员任期多长？对其社会活动如何监督？怎样避免“学术权威”搞“一言堂”、“家长制”？ 2 月 19 日 ，教育部出台《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直属高校年满 60 岁的领导班子成员要及时退出领导岗位，领导干部原则上担任同一职务时间不超过两届或 10 年，党委书记和校长一般不担任校学术委员会主要职务。 ( 北京晨报 2 月 20 日 ) 这被舆论解读为建立大学现代治理结构的重要措施，比如，针对“任期制”，教育部人事司有关负责人就说，这是对领导干部的任职期限和任期届数进行严格界定的一种制度，是现代管理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这只是在目前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之下，从官员管理角度，对高校领导班子建设进行优化，而不是真从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按照校长去行政化、职业化、专业化，重新思考高校领导的选拔、任命、管理。在现代大学制度中，大学校长是没有行政级别的，不是官员，而是教育家、教育管理者，因此，对校长的选拔、任命，通常由大学理事会公开进行，由此选拔的校长不是对上级行政部门负责，而对学校师生负责。按照这样的选拔、任命机制，如果一个人合适做校长，是不必有严格的任期限制的。在美国，担任大学校长长达 20 年的大有人在，耶鲁大学去年刚卸任的前校长列文就在校长岗位干了 20 年，而历任哈佛大学校长中最长任期达 40 年之久，实行校长长期任期制甚至被认为是哈佛大学成为世界最优秀大学的经验之一，校长平均任期达 13.9 年。但在我国，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只有 4 年多，去年教育部轮换的几名大学校长，在轮换之前平均任期为 6 年，而有意思的，教育部门对校领导实行“任期制”，还得到舆论的普遍认可，原因在于，我国大学校长有副部或正厅的行政级别，校长是高官，如果让他们长期担任同一职位的高官，长期拿高官的好处不说，还可能培育自己的势力，因此，要限制任期，要进行岗位轮换——从党委书记岗位转到校长岗位，或从一校转到另一校。 这种做法，适合官员管理，但其实并不适合对大学领导岗位的管理。首先，由于任期短，很多大学领导上任后，都指望在任期内尽快出政绩，以便得到上级部门的认可，因此急功近利，目前高校内部实行的行政考核指标，大多因此而来；其次，对校领导的岗位进行轮换，出发点不是适合某一岗位工作，而是任期到了，必须转岗、轮换，因此有干了 10 年校长转党委书记的，有干了 10 年书记再转校长的，还有的则从一个部属高校校长转任另一所部属高校校长。问题是，适合在一所学校当校长，就适合在另一所学校当校长吗？每个学校的办学定位和风格是不同。一个当了多年的校长再任党委书记，他的角色能转换过来吗？书记和校长的职责如何界定？而且，这种岗位轮换，从形式符合了任期的要求，可作为官员的校领导们上了就下不来。我国于 2010 年颁布的国家教育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具体包括管办分离政校分开，逐渐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完善校长选拔任命制度，发挥学术委员会的作用，从 2011 年年底起，教育部也开始试点对直属高校校长进行公开选拔，但从过去三多年的具体改革实践看，改革尚未触及核心利益，包括：没有取消一所直属高校校长的行政级别，公选校长还是由行政部门主导，校长去行政化、职业化、专业化，基本上还停留在概念上。这次出台的加强直属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的意见，提到党委书记和校长一般不担任校学术委员会主要职务，党委书记和校长一般不担任科研项目主要负责人，这被认为是推进高校内部行政权、学术权分离，实现职业化、专业化的积极尝试。笔者很赞成党委书记和校长不担任科研项目主要负责人，做到这一点，他们担不担任校学术委员会的职务并不是什么问题——他们不能利用行政权为自己谋求学术利益，国外有的国家明确规定学者担任校长职务后不得再从事学术研究，就是没有明确规定，也从利益回避出发，担任校长之后，就不再从事研究，而是一心做好学校管理工作。但这一点，在现实中，恐怕很难做到，意见并没有一刀切禁止担任，而只是提出“一般”，众所周知，这个“一般”最后很可能会变为很不一般。据报道，有关负责人解释做出这一规定，是考虑到有院士担任校长，总不能禁止院士也从事学术研究，这恰恰是需要转变的思路，如果院士愿意出任校长，其必须做出是做校长，还是继续做学术的选择，不能既占行政的好处，又占学术的好处，利益回避，权责清晰，这是现代治理的要义。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必须突破现在的行政治理思维和行政管理框架，而必须按现代大学制度框架，设计政府放权之后如何治理大学，以及学校内部如何做到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分离，探索建立大学理事会治理结构、取消校长行政级别、对校长实行公开遴选、推进学术自治、教授治校，这才能建立起大学的现代治理结构。 看完以上文字，我不得不说上海交通大学 熊丙奇染指中国公办大学校长是自取其辱。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先说大学的管理权限。《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1998 年 8 月 29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国家主席令第 7 号发布，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第十三条 国务院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高等教育事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高等教育事业，管理主要为地方培养人才和国务院授权管理的高等学校。第十四条 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管理由国务院确定的主要为全国培养人才的高等学校。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高等教育工作。法律授权的不可不为，不可胡作非为；法无授权的不可为。 第二、再说大学校长的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1998 年 8 月 29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国家主席令第 7 号发布，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第四十条 高等学校的校长，由符合教育法规定的任职条件的公民担任。高等学校的校长、副校长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任免。第四十一条 高等学校的校长全面负责本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行使下列职权：（一）拟订发展规划，制定具体规章制度和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二）组织教学活动、科学研究和思想品德教育；（三）拟订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推荐副校长入选，任免内部组织机构的负责人；（四）聘任与解聘教师以及内部其他工作人员，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五）拟订和执行年度经费预算方案，保护和管理校产，维护学校的合法权益。（六）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高等学校的校长主持校长办公会议或者校务会议，处理前款规定的有关事项。 2014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中办发〔 2014 〕 55 号）：校长是学校的法定代表人，在学校党委领导下，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组织实施学校党委有关决议，行使高等教育法等规定的各项职权，全面负责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工作。 （ 1 ）组织拟订和实施学校发展规划、基本管理制度、重要行政规章制度、重大教学科研改革措施、重要办学资源配置方案。组织制定和实施具体规章制度、年度工作计划。 （ 2 ）组织拟订和实施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按照国家法律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规定，推荐副校长人选，任免内部组织机构的负责人。 （ 3 ）组织拟订和实施学校人才发展规划、重要人才政策和重大人才工程计划。负责教师队伍建设，依据有关规定聘任与解聘教师以及内部其他工作人员。 （ 4 ）组织拟订和实施学校重大基本建设、年度经费预算等方案。加强财务管理和审计监督，管理和保护学校资产。 （ 5 ）组织开展教学活动和科学研究，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进文化传承创新，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把学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 （ 6 ）组织开展思想品德教育，负责学生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处分，开展招生和就业工作。 （ 7 ）做好学校安全稳定和后勤保障工作。 （ 8 ）组织开展学校对外交流与合作，依法代表学校与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和境外机构等签署合作协议，接受社会捐赠。 （ 9 ）向党委报告重大决议执行情况，向教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工作，组织处理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和团员代表大会有关行政工作的提案。支持学校各级党组织、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群众组织和学术组织开展工作。 （ 10 ）履行法律法规和学校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三、再说大学校长怎么当。《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1998 年 8 月 29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国家主席令第 7 号发布，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第三十九条 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规定，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其领导职责主要是：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领导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讨论决定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内部组织机构负责人的人选，讨论决定学校的改革、发展和基本管理制度等重大事项，保证以培养人才为中心的各项任务的完成。社会力量举办的高等学校的内部管理体制按照国家有关社会力量办学的规定确定。校长依法履行职责，在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4 年 10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发 10 号）：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2014 年 10 月 17 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认真 学习贯彻《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 实施意见》的通知 （教党 39 号）：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中办发〔 2014 〕 55 号），各地区、有关部门（单位）党委组织、教育部门和各高校党委，要充分认识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重要性必要性，充分认识学习贯彻《实施意见》的重要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把学习贯彻《实施意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高校党的建设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切实抓好落实。 熊丙奇染指中国公办大学校长或许是对 中国的法律体系学习不够，知之甚少。或者目无法律。 熊丙奇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挂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招牌。行政权力有限，不能以言代法。不能越权管理国家教育行政事务。熊丙奇没当过公办大学校长，恐怕也不知道怎么当公办大学校长，也当不上公办大学校长，也当不好公办大学校长。“以及昏昏使人昭昭”只能是自取其辱。汗颜啊。 熊丙奇无权（没资格）管理中国公办大学。 熊丙奇无权（没资格）操纵中国公办大学校长。 熊丙奇无权（没资格）教导中国公办大学校长如何履职。 熊丙奇染指中国公办大学校长是门槛上挂笊篱，多余这一劳（捞）。 古语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熊丙奇，你 1972 年出生， 2014 年已经四十二岁了，也该懂点事了。请多多保重，别操那么多心了。好吗？行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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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4-12-25 10:32
“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应当知道高校不都是大学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有人告诉我，个别媒体从业人员不懂得“高校”“大学”的概念内涵外延，我诧异。 但是，“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对“高校”“大学”的概念模糊，确有证据可查。 2011 年 04 月 27 日 ，《东方早报》《熊丙奇：“原来在国内我上的不是 大学 ”》：我国大学，也反复在谈提高本科教育的质量，要对学生提出严格的要求，可是，这只是说说而已。重视本科教育，意味着必须要求教授们把大量的时间用到课程设计、课程教学中，可我国大学的教授们，在 高校 强调论文、课题、经费的现实中，是不愿意在这方面花“无谓”的精力的。这样的教育教学环境，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可摧毁学生们对大学的美好期望。我国很多高中毕业生，怀着美丽的大学梦进入校园，上完第一节课之后，就从梦想回到“现实”——原来梦想中的大学竟是这个样子。而对于学生们在大学里的“不认真”，大学将其原因归为学生的学习态度不端正，进入大学没有进入角色。 2011 年 5 月 13 日 ，《东方早报》《熊丙奇：我国 大学 为何嫌贫爱富》：我国高考生源数，尤其是发达地区的生源数，近年来持续下降，这本来是部属 高校 在属地减少招生计划、实现生源多元化，同时促进教育公平的契机此前，针对舆论对重点大学地方化，在当地招生比例过高的指责，高校辩称这是由于地方和教育部共建，学校必须回报地方。但现实情况却不乐观，纵有教育部一再要求，部属高校并不情愿减少在属地的招生计划。 2012 年 10 月 08 日 《北京晨报》《熊丙奇： 大学 不要追求“排行榜”》：围绕排行榜指标办学是很容易的，而且，这也是我国办学模式比较拿手的。但是，这难以真正缩小我国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我国没有现代大学制度，对学术、教育的管理、评价都以行政为主导，大学的办学越来越功利，教授们沦为“学术民工”。如果不改革办学模式，还是把办学精力用到“排行榜”指标上，我国内地考生，放弃内地名校，选择海外高校——哪怕是在排行榜上名次比内地高校低的 高校 ，有可能更多。 2012 年 03 月 02 日 ，《新华每日电讯》《熊丙奇 : 高水平公办 大学 转民办值得尝试》：高水平研究型公办大学，具体而言，就是现在的 985 高校、 211 院校。将他们中的一部分 高校 转制为民办大学，有没有可能 ? 对此，公众的担忧聚焦在两方面：其一，如果这些大学转制为民办，是不是学费会进一步提高 , 贫困生上这些大学，会不会更加困难 ? 其二 , 会不会降低办学的质量，在办学中出现更多的权钱交易、腐败 ? 2012 年 9 月 24 日 ，中国广播网《熊丙奇： 高校 去行政化 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合力改革》：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一块重要内容就是高校的章程建设。按照上海市对试点大学的要求，章程要明确学校与政府之间的权利义务，建立自主发展、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内部管理和监督机制，稳步推进学校“去行政化”改革。而关于高校到底该如何进行去行政化、包括像上海这样选择几所高校进行自下而上的改革到底有多大意义一直存在争论。国家督学、云南省教育厅原厅长罗崇敏曾尖锐的指出，靠 大学 自身去行政化，永远去不了。对此，熊丙奇表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改革都是有意义的，这是密不可分的两个部分。 2012 年 10 月 29 日 ，中国网（记者马强）《熊丙奇：民办 高校 未来发展政府转型最关键》：熊丙奇：哈佛等大学，不是民办，是私立，是由民间资金举办，但管理、办学、评价的职责范畴十分清晰，不像我国高等院校，管评办不分，不论公办院校还是民办院校，都存在严重的行政化问题。按照现代大学制度，公办、民办院校应该是公立或者私立。我国高等教育与国外最大的差距是，没有现代大学制度。因此从严格的现代大学定义说，我国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所现代 大学 。连现代大学都没有，这和国外大学的差距，也就无从谈起了。 2013 年 07 月 19 日 ，搜狐博客《熊丙奇：政府发展 大学 不要在意排名》：香港地区高校的发展经验值得广东借鉴，港校过去 20 多年的发展令人注目，就得益于现代大学制度。深圳在举办南科大时曾明确提到借鉴香港科技大学的办学模式，遗憾的是，在具体推进过程中，借鉴完全走调，自主办学、学术自治在南科大的改革探索很难推进，对于一所新建的大学来说，改革遭遇的困境都是如此，况何一些传统老校呢？广东真要提高 高校 的办学水平，必须拿出改革的勇气和实际行动。 2013 年 7 月 30 日 ，《广州日报》《熊丙奇：以现代 大学 制度遏制高校腐败》：只有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才能促进学校办学决策公开、透明，也只有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才能让学术、教育，摆脱权力、金钱的腐蚀，让学术尊严、教育尊严重回大学。 2010 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到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包括完善大学校长的任命选拔，发挥学术委员会的学术管理、决策作用，加强 高校 办学信息公开，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这些改革遭遇既得利益的阻力。面对日益严重的高校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这些改革不能再拖延了。 2013 年 8 月 5 日 ，南都网《熊丙奇：中国 大学 改革前景》：摘要：严格说来，过去十年，我国没有进行真正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的本质是对教育利益的全面调整，我们看到过教育利益的调整吗？可以说，过去所谓的教育改革，都是在不动摇（甚至增加）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不涉及教育既得利益者的权益的框架下进行的，所以每一次“改革”之后，教育的行政化、商业化加剧。我国教育改革的难点，简单地说，就是让政府放权，实现举办权、办学权、教育权和受教育权的平衡。这也是建立全新的教育管理体制和现代学校制度的内核。所以，评价改革成败的标尺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的权力经过改革之后是增加还是减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利是被进一步侵占还是得到维护、增强；检验教育改革是不是“动真格”的指标也很简单，就是政府部门是否愿意放权。 2013 年 08 月 09 日 ，人民网（记者申宁）《熊丙奇： 高校 腐败的根子在教育行政化》：“校长首先是官员而不是教育家，高校腐败的根源性问题是教育行政化。”今天，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做客人民网“大智汇·旭明侃教育”微访谈时表示。熊丙奇说，高校腐败的根源性问题是教育行政化，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政府用行政的方式管理学校，把学校变为一级政府，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校长首先是官员而不是教育家；二是学校内部也采取行政治理方式，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不分，行政权力过大，行政机构臃肿，学校不能按教育规律办学。 2013 年 11 月 29 日 ，海外网《熊丙奇： 高校 反腐，该反的不是自主招生》：近年来，我国开始推进落实和扩大学校的自主权，包括试点高校自主招生，这一改革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落实学校自主权的过程中，原有的高校治理结构并没有打破，依旧实行行政治理，这种半吊子改革，进一步为贪腐制造空间。此次人大曝出的招生腐败，据报道就发生在自主招生和提前录取中。值得警惕的是，有人据此反对高校推进自主招生改革，这显然是反错了地方。目前的贪腐根源在于教育行政化，学校行政权力不受监督。因此必须深入推进改革，推进教育去行政化，这包括学校外部的去行政化——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政府部门不得干涉学校办学；以及学校内部的去行政化——行政领导不得越权干预教育和学术事务等方面。如不推进教育去行政化，维持行政治校的格局，贪腐不可能得到根治。 2013 年 12 月 13 日 ，《湘声报》（记者 刘敏婕）《“行政级别使 大学 失去灵魂”——对话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高校去行政化阻力何在？取消 高校 行政级别如何逐步推进？湘声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教育学者熊丙奇和省内多位学者。“中国高校所谓的去行政化探索都是形式主义，过去这么多年，高校过度行政化问题没有减轻，行政级别也没有取消，试点效果不明显源于改革没触及核心。”知名教育学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湘声报采访时说。在他看来，目前高校行政化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学校没有自主权，人事权和财权都在政府部门手里；二是学校行政权把控了教育权和学术权。“对于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应该明确时间节点和路线图，否则‘逐步’就会变得遥遥无期。”熊丙奇说。 2014 年 1 月 27 日 ，《环球时报》《熊丙奇： 高校 大旗不能成为企业虎皮》： 大学 必须吸取教训，规范管理。首先，必须重视学校的办学声誉，严格规范所有合作办学项目，凡是利用学校的品牌，需要冠学校校名的经营活动，都必须经过校方的审核。事实上，早在 2009 年，教育部就已明确要求高校校企不得再冠学校名。但这只是形式上的要求，有一些教育培训项目，招生还是利用大学或者 大学 某学院的名义。 2014 年 07 月 31 日 ， 财新网（实习记者 徐弘毅）《熊丙奇：应由第三方参与 高校 信息公开》： 7 月 29 日 ，教育部公布《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要求 75 所直属高校公开受捐财产情况、毕业生就业质量、校领导出国信息等。教育专家熊丙奇认为，要真正实现公开透明办学，最重要的是建立现代 大学 制度，同时培育第三方机构，对高校进行专业评价。熊丙奇认为，要让高校做到办学公开、透明，除了靠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监管，更需要建立现代 大学 制度。在现代大学制度框架下，校长通过公开选拔产生，必须对师生负责，而不是只对上级行政部门负责。校长还必须向大学理事会（董事会）述职，公开所有办学信息，接受师生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另外，学校行政权、学术权、教育权分离，行政不得干预教育、学术事务决策，也就从制度构建上防范了教育、学术管理、评价中的权钱交易。 2014 年 10 月 20 日 ，《中国教育报》《熊丙奇： 高校 教学改革需着眼整体抓好配套》：说到底，教育教学改革是学校整体改革的一部分，深入推进教学改革的过程，就是推进 大学 全面改革的过程。我国过去多年来的高校教学改革成效有限，就因就教学改革谈教学改革，没有系统推进其他改革，扫除教学改革的障碍，不少具有亮点的改革设想，就悬在空中成为好听的概念。清华大学和其他高校在推进教学改革时，应该注意这一问题。 读完以上文字，我觉得似乎有必要指出： “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应当知道高校不都是大学。 《现代汉语词典》第 199 页解释，大学：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的一种，在我国一般指综合大学。 《现代汉语词典》第 1525 页解释，综合大学：多科系的高等学校，一般设有哲学社会科学（文科）和自然科学（理科）方面的各种专业。 《百度百科》解释，高校：大学、专门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高等专科学校的统称，简称高校。从学历和培养层次上讲，包括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大学仅仅是高等学校其中的一部分。专门学院如医科大学、戏曲学院、音乐学院、美术学院，以及高职高专院校如职业技术学院、高等专科学校等，都是高等学校系列。 1986 年 12 月 15 日 ，国务院发布《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国发［ 1986 ］ 108 号）：第三章 学校名称 第十一条　设置普通高等学校，应当根据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学科门类、规模、领导体制、所在地等，确定名实相符的学校名称。 第十二条　称为大学的，须符合下列规定： （一）主要培养本科及本科以上专门人才； （二）在文科（含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政法、财经、教育（含体育）、理科、工科、农林、医药等八个学科门类中，以三个以上不同学科为主要学科； （三）具有较强的教学、科学研究力量和较高的教学、科学研究水平； （四）全日制在校学生计划规模在五千人以上。但边远地区或有特殊需要，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可以不受此限。 第十三条　称为学院的，须符合下列规定： （一）主要培养本科及本科以上专门人才； （二）以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项所列学科门类中的一个学科为主要学科； （三）全日制在校学生计划规模在三千人以上。但艺术、体育及其他特殊科类或有特殊需要的学院，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可以不受此限。 第十四条　称为高等专科学校的，须符合下列规定： （一）主要培养高等专科层次的专门人才； （二）以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项所列学科门类中的一个学科为主要学科； （三）全日制在校学生计划规模在一千人以上。但边远地区或有特殊需要的学校，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可以不受此限。 第十五条　称为高等职业学校的，须符合下列规定： （一）主要培养高等专科层次的专门人才； （二）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 （三）全日制在校学生计划规模在一千人以上。但边远地区或有特殊需要的学校，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可以不受此限。 我想，如果普通民众不懂得“大学”和“高校”的概念，人们一般不会计较。 如果受过高等教育的公民不懂得“大学”和“高校”的概念，人们一般也不会计较。 如果在高等学校工作的专家学者（有的甚至自封为著名教育学者）不懂得“大学”和“高校”的概念，或许就贻笑大方了。即便你说你在中国读的不是大学（就算是幼儿园），似乎也说不过去。 我想说，极力鼓吹 “ 建立现代 大学 制度”的“著名教育学者”以及昏昏使人昭昭，应当面红耳赤，无地自容了吧。 我想说，自封为“著名教育学者”的人，鼓吹 “ 建立现代 大学 制度”之前， 应当知道高校不都是大学。“ 建立现代 大学 制度”仅仅指“大学”，不包括“大学”以外的“高校”。 鼓吹 “ 建立现代 大学 制度”的人自封为“著名教育学者”，“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醋”，真的有点厚黑。 明朝谢缙的对联：“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不是专门给你写的。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以上内容约 5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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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4-12-25 05:50
上海交通大学编审（不是教授）熊丙奇为什么关注南方科技大学？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的南方科技大学在中国比较引人注目。 南方科技大学在中国若干媒体的报道中比较引人注目。 南方科技大学在上海交通大学编审（不是教授）熊丙奇的关注下比较引人注目。 2009 年 9 月以来，上海交通大学编审（不是教授）熊丙奇连篇累牍拿南方科技大学说事，树立上海交通大学编审（不是教授）熊丙奇掌握真理的高大形象。随手摘要举 20 余例，压缩到 7000 字。免得洋洋万言之说。 2009 年 9 月 17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 ：四问南方科技大学去行政化》（原题为南方科技大学，如何才能真正去行政化？）：南方科技大学作为ZF出资建立的一所公办大学，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将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积累宝贵的经验。其中，有几个关键的问题，亟须在立校之初就得到解决。其一，大学是否有行政级别？校内是否有若干享有处级待遇的行政机构？其二，ZF按照怎样的机制向学校拨款？其三，公办大学能否顺利过渡到“公立大学”？其四，大学校内能否真正实现学术与行政分权？新创的南方科技大学，肯定会打上朱清时院士的烙印，但是，如果办学一开始就坚持理事会治理、教授治校、学术自治，明确界定ZF、学校、行政、学术的权界，将会因其制度与文化的优势，在中国所有公办学校中脱颖而出，稳健发展。如是，对深圳来说，收获了一所好大学，而对中国来说，则探索出高等教育改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提高办学质量的可行路径。 2010 年 10 月 02 日 ，南方网《 熊丙奇 ：大学去行政化从南科大招聘开始》：笔者也有一点担忧，这次南科大招聘学科人才，谁最终拍板？是行政领导，还是教授委员会？笔者所希望的是，南科大在人才招聘中，也应建立“去行政化”的模式——就如校长的聘任，也按现代大学的校长公开遴选机制进行——即对应聘人才的评价，不适合由校长作出，而应该由相关学科、部门的专业委员会进行 ( 在筹备阶段，相关学术机构的建立也是重要内容 ) ，合适的候选人由学校行政聘任 ( 校长只是努力执行教授委员会的决定 ) 。这也启迪我国的整体教改不能还采取传统的“上级部署，教师执行”的模式——这种模式之下，是难以诞生“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现代大学制度的。而应该以改革的思维去推进改革的实践，把改革主导权给教育者。 2010 年 10 月 22 日 ，南方网【 熊丙奇 ：南方科大应先有《大学章程》】： 1999 年 1 月施行的《高等教育法》第二十条规定，“申请设立高等学校的，应当向审批机关提交章程”；第二十八条规定，“高等学校的章程应当规定学校名称、校址、办学宗旨、办学规模、学科门类的设置、教育形式、内部管理体制、经费来源、财产和财务制度、举办者与学校之间的权利、义务、章程修改程序等事项”。依据这一法律规定，南科大要申请设立，必须提交章程。那么，南科大现在有《大学章程》吗？答案是：准备制订但还没有。一个值得大学关注的问题是，南科大已经筹备了三年多，校长也采取全球公开遴选的方式，为何到现在《大学章程》还没有出台？这是不是反映出《大学章程》本身的难产？还有诸多学校管理问题没有想好？事实上，近来朱校长向媒体披露学校办学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障碍，或多或少与此有关。如果有了立法通过的《大学章程》，相关的办学事务，尤其是与ZF打交道的事，按《大学章程》办理即可。朱校长之所以高度重视《大学章程》，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这对南科大的重要意义。 2010 年 11 月 11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 ）《南科大须彻底摆脱“行政化”思维惯性》：南科大的去行政化之路，是漫长而持久的，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这需要南科大有坚持不懈的勇气以及保障这一漫长过程不变调的基本制度。这就是制订《大学章程》，建立符合现代大学发展规律的治理结构，事实上，如果有《大学章程》作为大学依法治校的法律文本，有代表ZF、立法机构、办学者、教师、学生、校友、社会各界利益的大学理事会，类似薪酬制度这类学校内部管理问题，由于有法可依，有民主管理的程序，是学校自主办学的范畴，而不至于受社会的质疑。 2010 年 12 月 10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 专栏 : 南科大办学改革需有长远规划》： 12 月 8 日 ，南科大创校校长朱清时透露，南科大计划通过自主招生考试，从部分省、市招 50 名已完成高中二年级阶段课业学习且成绩优秀的学生入学，预计 2011 年春节开学。首届实验班学生将享受全额奖学金，包括减免学费并每年补助 1 万元人民币的生活补助费用。这无疑是南科大办学取得的重大进展。“完全自主招生”、“首届实验班学生将享受全额奖学金”，这不仅有利于南科大吸引优质生源，同时，也可为我国教育改革积累推进高校完全自主招生的经验。也正是由于如此，笔者对南科大的招生、办学尚有一些疑虑，这些问题如果没有“想透”，很可能在不久之后就会成为办学的障碍，影响学校的持续发展。 ( 南方都市报 2010 年 12 月 17 日 ，《深圳特区报》《 熊丙奇 ：南科大改革成功须过两道关》：举目全国范围的高校，能有去行政化勇气，且有较明晰改革思路的大学，除南科大之外，尚很难找到第二家。某种程度而言，南科大已经成为去行政化改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一面旗帜。因此，南科大的改革能否成功，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成功关系重大。从这一意义上说，教育主管部门应大力支持南科大按照教改规划纲要所作出的大胆改革尝试，并主动为其扫清当前的制度障碍。 2011 年 01 月 6 日 ，北京信息网《 熊丙奇 ：“南方科大”成流行语反衬教改滞后》：客观上说，南方科大的所有改革设想，全部在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中有章可循，而遗憾的是，做有章可循的改革，还是受制于既得利益，这就制造出改革的“看点”。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南科大的改革创新精神，以及朱清时校长的改革勇气，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却是我国教育改革的“不幸”——改革方案已经确定 ( 也称达成“共识” ) ，但落实和推进却十分不力，存在各种有形无形的阻力。 2011 年 01 月 18 日 ，《新京报》《 熊丙奇 ：南方科大引领制度改革，五味杂陈》（原题《“筹办”的南科大为何就成了“名校”》）：如果一个新大学只是照搬当前的办学制度，又怎可能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而就在这种关注中，这所今年 3 月才会有首批学生入校的大学，已然成为一所“名校”。去年底，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北京语言大学等单位联合发布了“ 2010 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南方科大”成为教育类十大流行语之一。其中针对“南方科大”的解读是：“南方科大”引领了制度改革的办校模式，其过程充满挑战。南科大如此成为一所“名校”，可谓五味杂陈。南科大的所作所为，不是离经叛道，而是“有章可循”，按照国家、省市和地区的教育发展规划，在稳步推进。然而，就是这样的推进，却一波三折。先是筹建三年，方获得批准；接着是拿到了“准生证”，却没有“招生证”；就是学校在筹建中，也遭遇传统思维习惯的“不配合”…… 2011 年 1 月 18 日 ，《广州日报》《 熊丙奇 ：南科大获准筹建仅是开始》：笔者赞成朱清时先生此前做出的“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决定，不按过去的“常规”办事，同时也期望教育行政部门贯彻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精神，做出“中央向地方放权、地方向学校放权”的表率，逐渐清理不应该审批的教育事项，并提高工作效率，一心为大学提高教育质量、创建一流大学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2011 年 5 月 3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 ）《选拔局级副校长可能影响南科大去行政化》：对于大学的改革，很多人寄望ZF部门要有改革的勇气和胆识。此前，舆论也一再对深圳的改革胆识叫好。但推进深入的教改，难以寄望ZF的自觉，而应建立新的改革模式。这就是将教改的主导权，由ZF部门转向人大机构，通过人大立法审议，把教改的具体举措变为必须执行的法律规章，ZF部门必须按规定履行自身的责任，同时调整与学校的关系。对于南科大的改革来说，则应尽快制订大学章程，将章程提交深圳人大常委会审议，最终成为ZF机构、大学以及社会，都必须执行的法律文本。没有这一章程，就很难确定南科大的未来究竟会走向何处。 2011 年 05 月 12 日 ，东方网《 熊丙奇 ：没有大学章程的南科大将走向何方》：可以说，南科大一出生，就承载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使命。然而，上述理念，基本上只是口头表态，并没有形成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本。去年 12 月颁布的《深圳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 中，对于高等教育管理和现代大学制度构建，根本没有提到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而这一提法，已出现在去年 7 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2010 － 2020 年）中。另外，深圳市有关领导和朱清时校长曾多次提到，要制订南科大章程，提交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审议，使南科大章程成为真正意义的大学宪章，但眼下南科大已有首批学生入校，还不见大学章程出台。这给南科大的办学带来了很多的未知数，也使得南科大的办学，有诸多随意和不严肃之处。 2011 年 06 月 08 日 ，《新京报》《 熊丙奇 ：南科大学生拒绝高考应是“权宜之计”》：如果实行这样的招录体系，意味着ZF部门不能再给大学额定招生计划———一所学校如果按招生计划发出通知书，可能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来确认 ( 因每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 ) ，要招满目标学生数，必定要发出更多通知书———进而也意味着大学的自主权全部放开，由此，国家统一授予学位的根基就被动摇，大学必然走向自授学位。 2011 年 6 月 13 日 ，《南都周刊》《 熊丙奇 ：南科大还有多少改革空间？》：以“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官化、去行政化”为核心改革理念，并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的南方科技大学，目前遭遇空前的改革困境。继上月底深圳市委组织部发布公告为南科大公选两名局级副校长之后，网上风传：教育部门要求南科大 45 名 3 月入校的学生参加今年高考。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在针对相关提问时公开表示，支持南科大的教改探索，但任何学校改革都须依法办学。如果站在改革角度，可以说，根据目前教育部和深圳的做法，南科大的改革，已经基本结束，留给南科大的改革空间已经接近为零。 2011 年 06 月 19 日 ，《新京报》《 熊丙奇 ：南科大的路不能越走越窄》：南科大的改革之路越走越窄，这不是改革者希望看到的，更不是社会和公众希望看到的。因此，有必要多方会诊南科大改革的迷茫，努力使之成为推进改革的良机。切忌把迷茫演变为更大的危机，使南科大的改革路越走越窄，最终无路可走。一旦如此，就不仅是南科大的悲剧，更是全社会的悲剧。 2011 年 7 月 5 日 ，《南都周刊》《 熊丙奇 ：港科大应如何帮南科大》：一直以来，我认为内地高校向港校借鉴的最大之处，是学校的治理制度，即现代大学制度，香港科技大学的办学就得益于这一制度。所以，港校的外援对于南科大来说，最大的贡献，应该不是帮“朱老板”干活，而是帮助南科大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督促南科大制订大学章程、建立大学理事会（董事会）、形成独立运作的校长遴选委员会、教授会、学术委员会，而不是旁观，然后表示失望情绪。总体看来，南科大的内患始于外忧，把南科大变成“四不像”的不是朱清时，而是极不明朗、纠结的教改格局。 2012 年 03 月 07 日 ，北青网《 熊丙奇 ：南科大的未来是否值得期待》：日前，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表示，南方科技大学有望今年获批转正。同时，他还透露，已经为自己找了一个不错的接班候选人。将南科大转正与朱清时校长找接班人放在一起，不由得让人感慨，作为创校校长，朱校长快要卸任，而学校则刚转正（如果顺利的话）。南科大这一路走来，历经坎坷。有人很担忧，朱校长离开后，南科大还会是那个南科大吗？在笔者看来，转正之际的南科大，应当给社会交出的一份最好答卷是，一份可以作为范本的大学章程。这远比南科大的校舍、师资，以及找到一个接班人更为重要。深圳和南科大应在目前的南科大管理暂行办法基础上，进一步制订南科大章程，并纳入立法程序。这也是朱校长在卸任之前，应该努力攻克的。当有了南科大章程，ZF、学校、教师、学生的权责明晰，大学理事会、大学校长的遴选、大学内部的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就都有了明确规范，一所学校的走向，不因校长的变化而变化，一所学校的文化，由于制度的维护而传承，这样的大学，未来就值得期待。 2012 年 04 月 24 日 ，凤凰网教育（作者：毕威）《 熊丙奇 ：南科大首批学生不一定有被认可的学历》：对于在 2011 年未通过全国统一高考进入南方科技大学的数十名学生来说，熊丙奇认为目前还很难预测他们是否能够在三年以后获得被国家和教育部认可的学历学位。但从 2012 年开始，南方科技大学正式获得教育部批准转正后， 2012 年进入南方科技大学进行学习的学生将可以获得国家承认学历。 2012 年 04 月 25 日 ，《东方早报》《 熊丙奇 ：南科大正式成立后的待解悬疑》：需要注意的是，按照我国现行《高等教育法》，注册成为一所高等学校，是需要提交大学章程的，教育部批准南科大设立，显然把目前的“暂行管理办法”作为章程。如果南科大在未来较长时间中不出台真正的章程，其探索现代大学制度的步伐将难以加快。从这一角度看，获批正式建设的南科大，依旧任重道远；就诸多改革问题，在教育部、广东省、深圳市与学校间，还将有博弈。 2012 年 4 月 25 日 ，中外招生网《 熊丙奇 ：南方科技大学转正后的招生方式》：熊丙奇介绍，南科大的招生模式有四种：一是第一年采取的完全自主招生，第二种是基于高考成绩的高考后自主招生，第三种是和现有部分自主招生院校一样的高考前自主招生，第四种是通过高考集中录取。如果南科大采取第三和第四种模式招生，就丧失了改革的意义。目前，南科大已经失去了今年考前自主招生的时机，所以今年的招生工作只可能在第一、第二和第四种中选择，如果是前两种方式则意味着改革还有希望。 2012 年 04 月 25 日 ，《第一财经日报》《 熊丙奇 ：南科大是否被收编 自主招生权是关键》：教育部批准南科大建立，允许其招生，既可以是完全自主招生，也可以是纳入计划内统一招生，是否支持改革，就要看具体允许其采取何种招生模式了。如果南科大今年的招生纳入计划内进行集中录取，那么，南科大确实被收编了；而如果南科大采取完全自主招生模式，或由学校自行举行测试、自主录取（类似去年的方式），或结合统一高考进行自主招生，那么就都表明，南科大的改革希望还在。 2012 年 04 月 29 日 《北京青年报》《 熊丙奇 ：南科大能否开创新自主招生模式？》： 如果南科大的方案得到批准，那么，就将建立起基于统一高考的自主招生模式。实行这一模式，统一高考的功能就从过去的选拔转为评价，大学将结合考生高考成绩、中学学业成绩、大学面试考察综合评价，录取考生。在这一模式中，统一高考作为基本的评价依据，减轻了学校组织笔试的负担，也扩大学生的考试选择权，同时保障基本公平；而学校自主确定考试成绩所占比重，根据多元评价结果决定录取学生，也体现了招生自主。这种模式，其实就是香港地区高校在内地的自主招生模式。相对于内地高校采取的高考之前进行自主招生考试，给予达到条件考生自主招生资格，再要求其参加高考的方式，这种自主招生，从根本上打破了集中录取制度。这恰恰是我国高考改革所需要突破的。 2014 年 01 月 23 日 ，搜狐博客《 熊丙奇 ：南科大路在何方？》：南科大也曾经按现代大学制度，来设计学校的治理结构，包括成立大学理事会，但遗憾的是，大学理事会的所有成员均由ZF部门委派，官员占了过半名额，且没有师 生代表、社会人士代表，另外，学校的管理，也没有明晰理事会（举办者）、校长（行政权）、教授委员会（教育权）、学术委员会（学术权）的权责，这导致南科 大的治理，还是行政治校，而不是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 2014 年 07 月 12 日 ，《京华时报》《 熊丙奇 ：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改革能否重启》：南科大授予的学位文凭得到国际认可，可喜可贺。这传递的信息是，在我国，实行“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办学，完全可以保障学生培养质量，在学校层面是完全行得通的，当学位文凭失去国家背书，学校会对教育质量负责。可遗憾的是，南科大这一改革，仅限于这一届学生，从 2012 年起的第二届学生，招生被纳入统一高考，而这批学生毕业时将授予国家承认的文凭，也就是说，南科大自授文凭的“美谈”，只是“昙花一现”。我们期待，国家有关部门能认真审视“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改革，并结合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精神，持续推进这一改革。 2014 年 01 月 22 日 ，网易教育《 熊丙奇 : 朱清时最大贡献是为南方科大树立了形象》： 2014 年 1 月 21 日 ，南方科技大学召开干部大会，宣布省委有关任免职决定，决定李铭任中共南方科技大学委员会书记，朱清时不再兼任中共南方科技大学委员会书记。究竟李铭的到任意味着什么？朱清时 5 年任期将满，该如何评价这五年的南方科大，网易教育第一时间独家专访教育时评家熊丙奇先生，给出他的解读。 读完以上文字，我感到上海交通大学编审（不是教授）熊丙奇似乎提着尚方宝剑在呼风唤雨，叱咤风云。 现实生活中，有一种怪现象：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站的，站的不如调皮捣蛋的。 南方科技大学是上海交通大学编审（不是教授）熊丙奇的试验场吗？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是上海交通大学编审（不是教授）熊丙奇的试验品吗？ 上海交通大学编审（不是教授）熊丙奇像牵着木偶一样摆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 难道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不如上海交通大学编审（不是教授）熊丙奇？ 上海交通大学编审（不是教授）熊丙奇为什么关注南方科技大学？ 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难道由上海交通大学编审（不是教授）熊丙奇玩于掌骨？ 南方科技大学让上海交通大学编审（不是教授）熊丙奇出尽了风头。 南方科技大学让上海交通大学编审（不是教授）熊丙奇不累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以上内容，约 7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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