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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熊丙奇自称“教育学者”需要通过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的评价: 大庆商江 2015-3-11 05:06; 熊丙奇自称“教育学者”需要通过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的评价【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经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封为“学者”、“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等头衔，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迷彩服，自以为是，喧宾夺主，利用媒体，连篇累牍发表一些“豆腐块”“千字文”，诟病中国教育管理制度，否定国家现行高考录取制度。最近，又在《新京报》自称“教育学者”。举证如下： 2015 年 3 月 9 日，《新京报》（熊丙奇）《职称评审去行政化教授年龄才不是问题》：一直以“敢言”著称的贵州大学校长郑强， 3 月 6 日下午在贵州省全团讨论会上再抖“猛料”。他向记者曝“内幕”说，目前大学经费方面已经卡得很严了，不准乱报账，但比较弱的是横向科研经费，应加强监管。郑强同时还翻着手机短信向媒体求报道：别盯着浙大那个 27 岁教授，我们贵州大学刚引进了一位 27 岁的天津大学女博士，评为正教授。【职称评价，不应在年龄上做文章】为给青年学者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学校政策向青年学者倾斜，有一定必要性。但是，扶持政策可以倾斜，而评价、聘任标准却不可降低。郑校长“求媒体”报道，是希望媒体关注中西部高校，也在改善人才环境，吸引优秀人才。可是， 27 岁当正教授，就能说明人才环境改善了吗？这并不代表学校就有先进的人才观——对于优秀人才，最好的环境，是不问出身、年龄，人尽其才、人尽其用，自由、平等竞争，谁能胜任、做出一流成果，机会就给谁，不管其是资深的院士，还是普通的年轻人，不管他是 27 岁，还是 57 岁。对一个人才的评价，年龄不应该是核心因素之一，应该针对其能力和贡献进行评价、聘任，如果其能力和贡献达到聘任的标准，那么就应该聘任，不管其年龄多大。可是，在我国的人才评价中，年龄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由于论资排辈，年轻人很难获得机会，很多高校的正高职称，年轻人所占比例很低。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有的高校向青年学者推出倾斜政策、专门计划，贵州大学这名 27 岁正教授，就是通过学校的“绿色通道”职称评审被引进贵州大学，评为正教授的。为给青年学者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学校政策向青年学者倾斜，有一定必要性。但是，扶持政策可以倾斜，而评价、聘任标准却不可降低。有的高校为了推出一两个人才典型，就在年龄上做文章——你学校出了一个 28 岁的教授，我比你更年轻。可问题是，校与校不同，其正高职称的要求相同吗？一校的最年轻正教授比另一校最年轻正教授年龄小，能说明什么呢？这也是职称评审带来的问题，从职称角度，不管在哪所学校评为正高职称，这一职称是相同的，被视为有一样的水平。可是，从职务角度，一所学校和另一所学校的办学定位不同、办学要求不同，能在一校胜任教授职务的，在另一校却可能不胜任。正是由于现在是职称评审而非职务聘任，所以会出现职称年龄的比较。【学术评价应该抛开“身份”因素】要让教育和学术的管理、评价，回归教育和学术本位，用教育标准和学术标准评价人才，而不是用“身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年轻化”，还是学术评价行政化的继续——职称评审的性质就是对人才进行行政评审——是行政按照其设定的“年轻化”标准选拔满足行政要求的人才。这会引起学校其他教职工的不满，认为学校是在作秀、制造政绩工程，还对其他教师不公平——有的人才除有光鲜的学历、经历，有年龄优势外，拿不出令人信服的成果，却受惠于学校的“新政”，而被聘任，这也是这类人才聘任，引起社会质疑的一方面原因：学校是不是用年龄来做政绩文章。正常的学术评价，应该抛开所有“身份”因素，关注人才本身的能力和实际贡献。我国高校近年来在推进人才评价改革过程中，有的“身份”因素在淡化，比如年龄、性别，但是有的“身份”因素却在强化，比如海外留学经历、名校学历、学术头衔。这是因为行政部门主导评价，并没有转变，于是“身份”标准，总难以消除，某些时候，就是淡化的身份因素，如年龄、性别，为了一定的利益目标，学校还会强化，必须一定聘任一个多少年龄的人。改变这种情况，必须让教育和学术的管理、评价，回归教育和学术本位，用教育标准和学术标准评价人才，而不是用“身份”。从职称改革角度看，我国应该取消职称评审，转变为职务聘任，把人才评价、使用、管理的权力，交给高校——一个人被聘为某高校的教授就是教授，离开之后就不再是教授，教授的待遇与岗位挂钩，而不是与职称挂钩。而在高校内，对教师的评价，要实行同行评价，由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对教师的学术能力和教育贡献进行评价，而不是由行政部门设定行政标准进行评价。这种评价，会从聚焦身份转向聚焦能力，高校在人才队伍建设中，会淡化身份概念，不以年龄、学历作为“卖点”，而关注人才的胜任力，也树立高校人才管理、评价的社会公信力，社会舆论不会动辄关心高校聘请了多么年轻的教授，因人才的身份就质疑聘任的合理性。□（熊丙奇教育学者）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自称“教育学者”需要通过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评价。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说：“ 在高校内，对教师的评价，要实行同行评价，由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对教师的学术能力和教育贡献进行评价，而不是由行政部门设定行政标准进行评价。” 那么，可以由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对熊丙奇是否具备“教育学者”资格进行评价。在没有确认之前，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应当停止自称“教育学者”。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上海交通大学共有有专任教师 3094 名，其中教授 816 名。截至 2012 年 12 月，上海交通大学共有专任教师 2873 名，其中教授 858 名。第一、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自己找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投票或写出评语。第二、发表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文章的媒体找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投票或写出评语。第三、有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委托第三方找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投票或写出评语。 2009 年 7 月 14 日，《科学时报》《熊丙奇：大师的成长需要正常的精英观念》：这是一个“大师”遍地，也是大师稀缺的时代。说“大师”遍地，是指现在有的媒体动不动就封谁为大师，而被封之人，也泰然受之，… 2012 年 11 月 19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要出大师，就不要客气》：客客气气是出不了大师的，所谓的“大师”，都是“自封”或者“吹捧”出来的。建议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不要过分吹捧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以上内容约 25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罗伯特希勒出版著作: accumulation 2015-3-7 21:18; 《金融和良好的社会》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2年) 国际标准书号0-691-15488-0（简体中文版《金融与好的社会》，中信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与另一位诺奖得主阿克洛夫合著：《动物精神：人类心理如何推动经济发展以及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影响》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9年) 国际标准书号978-0-691-14233-3（简体中文版《动物精神》，中信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次贷解决方案：全球金融危机如何发生和怎么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年) 《金融新秩序：21世纪的风险》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3年) 《非理性繁荣》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 《宏观市场：建立管理社会最大经济风险的机构》纽约克拉伦登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 《市场波动性》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0年); 个人分类: 金融学|0 个评论

分享熊丙奇不知道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成本也就不知道什么叫有钱: 大庆商江 2015-3-7 16:00; 熊丙奇不知道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成本也就不知道什么叫有钱【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封为“学者”、“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等头衔，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迷彩服，利用媒体发表千字左右的“豆腐块”评论文章，诟病中国教育管理体制，但是，熊丙奇未必知道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成本。举证如下： 2010 年 2 月 9 日，《南方都市报》（熊丙奇）《内地高校建世界一流大学需积极“拿来主义”》：诺贝尔奖获得者高锟教授成就展开幕典礼 2 月 5 日举行，这个名为“桂冠学人返校园”的个人成就展，展出了包括高锟诺贝尔奖奖牌、奖状、履历、著作、笔记及他亲手制作的陶器，展览将会免费开放至 3 月 20 日。特首曾荫权表示，为了向高锟致敬，香港科学园的会议中心将命名为“高锟会议中心”。同时，香港中大还会设立高锟雕像，鼓励中大学生独立思考。 ( 见 2 月 6 日《南方都市报》 ) 2 月 7 日，新华社播发消息报道，温家宝总理在 1 月 11 日至 2 月 6 日间，连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五次座谈会，听取关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温总理指出，要积极推进教育体制改革、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努力促进教育公平、大力倡导教育家办学。他在听取来自科教文卫体各界的 10 位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 ( 征求意见稿 ) 》的意见、建议时更深有感触地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把这两条消息综合在一起，不难得到一个结果，何为世界一流大学，在世界范围内是有“共识”的，内地和香港地区的高校，也殊途同归，即鼓励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这是大学的灵魂所在。这几天来，一直有记者针对温总理召开的座谈会问我，内地是否有条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内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没有优势？我的回答是，内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完全有条件，而且也有后发优势。关于条件，这不用多说，我国 2008 年的 GDP 已达 30 万亿，教育缺钱的问题正逐渐得到解决，事实上，内地一些大学的硬件条件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已经毫不逊色，以至于耶鲁大学的校长列文前不久还“预言”，中国部分大学在国家的大力投入下，在 25 年后，将赶上英美世界一流大学——— 当然，列文校长看到的只是大学的外在。而大学的“后发优势”，则是对于世界一流大学而言，英美等国，以及我国香港地区，已经探索出成功且成熟的现代大学制度，内地高校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可以免去长期的探索过程，只需“拿来”即可。香港地区的多所高校快速崛起，其实就得益于这种后发优势，比如，香港科技大学从办学起，就建立了现代大学制度。近年来，内地大学也在“拿来”，但“拿来”的过程却是“因利制宜”，导致“拿来”走样，更使公众对这套现代大学制度在内地是否遭遇“水土不服”产生疑虑。比如，大学理事会 ( 董事会 ) 制度。在现代大学制度中，理事会 ( 董事会 ) 是大学的重要决策机构。在内地，很多高校在过去 10 多年时间中，也成立了理事会 ( 董事会 ) ，可理事会 ( 董事会 ) 的功能却是募捐，哪个校友有钱有权，就是理事会的座上宾。在现代大学制度中，自主招生是学校和学生的双向选择，通过受教育者的选择，促进大学之间的平等竞争，而且，围绕自主招生，大学推进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以确保招生评价能依据教育标准，学生的权益得到尊重和保护，可内地的自主招生制度，却只是扩大学校的自主权，严格限制考生的选择权，包括北大在内的 80 所高校都明确规定，获得资格的学生必须在高考填报志愿时把本校填报在第一志愿 ( 平行志愿 A 志愿 ) ，否则剥夺学生的相应资格。有钱而没有基本的制度，再多钱也会被各种利益瓜分，难以产生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效果。内地真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是结合我国的国情去艰难探索一条其他国家、其他地区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而应积极融入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学习借鉴他国和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当然，必须真正领会世界一流大学之神，而不能只有其形，更不能“叶公好龙”，对于有利于大学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基本制度，只说不建，甚至制造障碍。□ ( 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不知道世界一流大学的教育成本也就不知道什么叫有钱。井底之蛙，见过多大一块天。 2014 年 11 月 19 日，《新京报》（熊丙奇）《 985 何以从一流大学战略变为等级符号》： 985 、 211 成高校“贫富分水岭”，这很不正常。 2013 年，作为“ 211 ”“ 985 ”序列的清华大学科研总经费最多，为 39.31 亿元，财政拨款为 27.75 亿元，而非“ 211 ”“ 985 ”的高校科研经费最多的西南石油大学， 4.6 亿元中仅有 26.1% 为财政拨款，两者科研经费所获的财政支持相差 23 倍多。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见过多少钱？“ 教育缺钱的问题正逐渐得到解决，事实上，内地一些大学的硬件条件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已经毫不逊色”这话说得有多么大？所谓的“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基本制度不顶钱花。所谓现代大学制度 “自主招生、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 ，不顶钱花。在资金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胡说什么“ 有钱而没有基本的制度，再多钱也会被各种利益瓜分，难以产生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效果。” 简直就是白痴。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主要是两种，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的东西未必适用于社会主义。熊丙奇说：“ 对于世界一流大学而言，英美等国，以及我国香港地区，已经探索出成功且成熟的现代大学制度，内地高校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可以免去长期的探索过程，只需“拿来”即可。 ”真的那么轻而易举吗？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照搬资本主义国家大学制度之前，是否可以先把钱“拿来”？众所周知，植物生长需要种子（生命源）、营养、土地（载体）、阳光、空气、湿度、温度、等等必要条件。办高等教育也不能只靠喝西北风活着。不论什么社会制度，办一流大学都离不开经费这一基本条件。就像人身体里不能没有血一样。不论采取什么集资筹资渠道。动脉和静脉里流淌的血数量一定不能少于生存发展所必须。没有足够的经费，就很难有比较优越的办学条件。没有足够的经费，就很难吸引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和行政后勤保障队伍。没有足够的经费，就很难吸引高素质的生源。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足够的经费，就没有一流大学。也就不必侈谈空中楼阁的一流大学。离开教育经费侈谈一流大学好比谈奄奄一息的人多么强壮一样荒谬绝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光着屁股上街有多体面？《百度百科》介绍，哈佛大学（ Harvard University ），简称哈佛，坐落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是一所享誉世界的私立研究型大学，是著名的常春藤盟校成员。在文学、医学、法学、商学等多个领域拥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及广泛的影响力，被公认为是当今世界最顶尖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截止 2014 年，学校有本科生 6700 余人，硕士及博士研究生 14500 余人。合计在校生 21200 余人。 2009 年 4 月 29 日，新浪网“梦幻中的蓝色的博客”《美国研究型大学经费来源与支出结构的特征》：建设研究型大学，尤其是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例如 2001 — 2002 年度哈佛大学支出经费为 22.9 亿美元，麻省理工学院支出经费为 15.4 亿美元。 2002 — 2003 年度斯坦福大学的运行经费为 21 亿美元。 2007 年 2 月 9 日，新浪网（水天一的博客）：《从哈佛每年 30 亿美元的财政预算看中国高校教育经费》：哈佛大学每年约有 30 亿美元的财政预算；清华大学每年约有 30 亿人民币的教育经费；中国科大每年约有 6 亿人民币的教育经费；合肥工大每年约有 3 亿人民币的教育经费；中国投入最多的 20 所高校的年教育经费总和约 30 亿美元；通过这组数字，你想到了什么？我想，要达到哈佛大学的经费保障水平，清华大学应当每年有接近 200 亿元人民币的教育经费。【注：有资料介绍，目前，清华大学在校全日制学生 27000 余名，其中本科生 13900 人，硕士生 12179 余名，博士生 5316 名。有来自 46 个国家和地区的在校留学生及进修生 1246 名，远程教育学员 7500 余名。】 2014 年 7 月 25 日，《百度百家》（文庚淼）《评潘石屹夫妇捐款 : 贫困生难上哈佛》：哈佛大学基金规模达 327 亿美元。学校年支出约 35 亿美元。哈佛大学的学费非常昂贵，一名本科生一年的总费用需 6.4250 万美元（ 1 美元约合 6.22 元人民币），四年本科读下来达到 25.7 万美元。根据以上信息，美国哈佛大学 2014 年在校生 21200 余人，学校年支出约 35 亿美元。即生均年度支出约 165094 美元，（按 1 美元约合 6.22 元人民币计算）折合人民币 1026886.79 元人民币。生均年成本 100 万元，哪个大学资金如此充裕。接近奢侈啊。有资料介绍，耶鲁大学 2007 年有 5275 名本科生，研究生 6000 余人，在校生合计 11275 人。 2007 年度运营经费为 19.6 亿美元。耶鲁大学 2007 年运营成本为生均 173835.92 美元。（按 1 美元约合 6.22 元人民币计算）折合人民币 1081259.42 元人民币。 2012 年 12 月 3 日，《理财周报》（作者：王小莓）《世界最赚钱耶鲁大学基金财富魔法》： 2011 至 2012 财年，耶鲁大学基金支出了 9.92 亿美元给耶鲁大学，约占耶鲁大学年度预算的 37% 。据此计算耶鲁大学 2011 至 2012 财年年度预算约为 25.44 亿美元。 2014 年度美国大学排名，耶鲁大学排名第三，在校生人数 11906 人。耶鲁大学 2014 年运营成本折合人民币 100 万元以上。 2010 年 10 月 19 日，《江淮晨报》《剑桥大学“差钱”或转私立》：据国际在线消息英国著名剑桥大学可能转型为私立大学。因为英国政府将大幅削减公共开支，受经费影响，如果剑桥不转型为私立大学将无法与世界上其他精英大学竞争。英国政府将大幅削减公共开支，其中高等教育经费预计削减 80% 。剑桥大学每年收入为 11.4 亿英镑，其中 18% 来自政府直接补助，每年学费上限为 3290 英镑 ( 约合人民币 3.4 万元 ) 。一旦政府补助减少后，每年学费将涨到 6000 英镑 ( 约合人民币 6.3 万 ) 到 1.2 万英镑 ( 约合人民币 12.6 万 ) 之间，另外政府已经公布在未来 3 年内要砍掉多达 10 亿英镑的高校科研经费。英国商务大臣文斯·凯布尔表示，大学生要做好准备缴纳 7000 英镑 ( 约合人民币 7.37 万 ) 左右的学费，他认为这样有利于加强高校监管。据报道，一些大学也希望获取更多资源而转型为私立大学。剑桥大学一名消息人士告诉记者：“我们大学一年的赤字有 9600 万英镑，如果政府减少财政补贴，学校还需要倒贴学生的学费，但因为政府核准的学费涨幅太小，因此如今只能靠转型为私立学校这一办法了，不然不利于我们与利兹大学 ( 英国规模最大的大学 ) 、美国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斯坦福大学竞争。” 《百度百科》介绍，剑桥大学目前有三十一所学院，以及 150 所学院等研究机构。学生人数约为 18,000 人，其中研究生 6,000 人，海外留学生占 13% 。剑桥大学学生人数约为 18,000 人，剑桥大学每年收入为 11.4 亿英镑。剑桥大学每年生均收入为 63333 英镑 / 生 11.4 亿英镑÷ 18,000 人 =63333 英镑 / 生 ==596197.86 人民币元 / 生剑桥大学生均年约成本 60 万元人民币 1 英镑 =9.4137 人民币元 1 人民币元 =0.1062 英镑 2015 年 3 月 5 日英镑对人民币汇率 1 英镑 =9.5431 人民币元《 2013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13 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 3460 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34.5% 。在学研究生 179.40 万人。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 2468.07 万人。 2013 年全国在学研究生和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合计 2647.47 万人。按照美国哈佛大学 2014 年生均年度支出约 165094 美元计算， 2013 年全国在学研究生和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合计 2647.47 万人需要教育经费 4370814121800 美元，（按 1 美元约合 6.22 元人民币计算）折合人民币 27186463837596 元。相当于中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全部用于普通高等教育。中国的公办大学只能有一小部分在国家鼎力支持下可以尝试。中国私立大学支付不起如此高昂的费用。《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 2013 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教财 4 号）： 2013 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 30364.72 亿元，比上年的 27695.97 亿元增长 9.64% 。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主要包括公共财政预算教育经费，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企业办学中的企业拨款，校办产业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等）为 24488.22 亿元，比上年的 22236.23 亿元增长 10.13% 。全国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包括教育事业费，基建经费和教育费附加）为 21405.67 亿元，比上年的 20314.17 亿元增长 5.37%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可以参照哈佛大学生年均 100 万元和剑桥大学生年均 60 万元。节俭些花，最低按生年均 50 万元。罗锅上山，钱紧啊。中国的教育经费能支撑几所世界一流大学？美国耶鲁大学的校长列文前不久还“预言”，中国部分大学在国家的大力投入下，在 25 年后，将赶上英美世界一流大学。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应当知道世界一流大学离不开经费支持。没有足够的教育经费，不要侈谈靠所谓“现代大学制度”就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的方法不适用于建世界一流大学。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平均主义分配教育经费，或永远建不成世界一流大学。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之流少见多怪。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之流的喋喋不休咄咄怪事，容易误导公众，骚扰国家的教育发展战略。以上内容约 50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上海公民市熊丙奇读过《红楼梦》为何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大庆商江 2015-3-6 18:28; 上海公民市熊丙奇读过《红楼梦》为何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封为“学者”、“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等头衔，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迷彩服，利用媒体发表千字左右的“豆腐块”评论文章，诟病中国教育管理体制，指责“ 我国应该反思功利教育对学生造成的终身影响” 。举证如下： 2015 年 3 月 6 日，新浪网新闻专栏（熊丙奇）【大学生读不下《红楼梦》谁之过？】：全国人大代表、著名作家二月河 ( 凌解放 ) 3 月 4 日下午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中国大学生读不下《红楼梦》是耻辱。同时提议给作家免税，降低书价。 2013 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网上发起一项“死活读不下去前 10 名图书”的调查，结果《红楼梦》高居榜首，成为“最难读”之书。其他古代三大名著悉数上榜。而更早，一项针对大学生阅读的调查显示，人文类书籍并不是大学生的热门选择，选择看《红楼梦》、《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等名著以及《美的历程》等人文书籍的同学仅占总量的 10% 左右，快餐文化似乎更受大学生欢迎。大学生读不下《红楼梦》，确实说不过去，更进一步说，这是我国功利教育之耻。我不认为手机和电脑的普及，是造成学生“快餐化”、“碎片化”阅读，远离名著、纸质书籍的主因——手机和电脑的普及，在国外也存在，但国外学生和成人却有良好的阅读习惯，到图书馆看书，在地铁和火车上看书，是很多人的生活方式——而是功利化的读书，让大家对实现功利价值之外的读书，不感兴趣。对我国学生来说，读书的最大价值就是升学，凡是对升学有用的书，学生不愿意读，也得读 ( 家长和教师会逼迫 ) ，而凡是在升学中派不上多大用场的书，学生就是想读，学校老师和家长也要限制学生读，担心浪费时间，影响升学。另外，就是与升学相关的书，学生“读书”，也是为应试，包括提炼中心思想、段落大意、组词造句等等，这种读书，完全把一篇美文弄得支离破碎。久而久之，学生也就失去读书的乐趣。一旦离开升学的环境，很多人都不想再读书。我国一直在谈学生书包沉重的问题。而其实，国外学生的书包也不见得轻，但国外学生书包里放的书，和我国学生大不相同，我国学生装的都是教材和教辅读物，而国外学生装的多是自己感兴趣的“闲书”，在长期的阅读中，培养起阅读的习惯，这种习惯对其终身都有很大的影响。我国大学生就离开了升学的环境，他们在大学中，本可读自己喜欢的书，可由于阅读兴趣的丧失，很多学生宁愿选择睡觉、打游戏，也不愿意去图书馆读书。总体而言，我国大学生的阅读，依旧呈现功利化的倾向——有考研、出国、考公务员、考证打算的学生，在大学里主要读的就是这方面的书，就是大学生为毕业、获得学位必须修读的课程中，学生也重视能派上就业用场的“工具课程” ( 英语、计算机、专业课程等课程 ) 的学习，而对一些基础课程，比如大学语文、大学物理、高等数学，很多学生认为“无用”，甚至要求学校取消这些课程。可想而知，红楼梦这样的文学名著，在他们心中会是怎样的地位了？读了能派就业的用场吗？派不了用场，为何要读？读书当然有功利价值，但是，如果太过强调功利教育，而忽视非功利价值——认识自我、完善自我——那么，人的精神世界将变得贫瘠。我国应该反思功利教育对学生造成的终身影响，让教育关注每个学生个体，促进每个个体的完善，而不是只是实现升学、就业的工具。（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公民市熊丙奇读过《红楼梦》为何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高级知识分子弄虚作假对青少年有什么影响？“ 国外学生书包里放的书，和我国学生大不相同” 的内涵（潜台词）是什么？小说《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甄士隐与道人竟过一大石牌坊，上书四个大字，乃是“太虚幻境”。两边又有一幅对联，道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小说《红楼梦》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宝玉听说，便忘了秦氏在何处，竟随了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牌横建，上书“太虚幻境”四个大字，两边一副对联，乃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不应当总是生活在“太虚幻境”。 2010 年 12 月 7 日，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以上内容约 15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2010 年 7 月 1 日，《东方早报》《熊丙奇：“根叔”走红启示做好校长其实很容易》：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哈金斯说，“教育是一种持续的对话，而对话本身就要求有不同的观点” 从哈金斯身上，我们看到什么是大学精神。既然如此，我们与熊丙奇有不同的观点属于大学精神。;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上海市公民熊丙奇弄不清楚大学教育如何改革却在自作聪明: 大庆商江 2015-3-4 06:13; 上海市公民熊丙奇弄不清楚大学教育如何改革却在自作聪明【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10 年 12 月 17 日，教育部网站《吴启迪：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中发【 2010 】 12 号）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用十六个字表达为：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故意把“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篡改为“ 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 ”，是明目张胆的挑衅中央的行为。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经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宣传动员经历，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称“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迷彩服，利用媒体发布千字左右的豆腐块文章，诟病中国教育制度，散布一些蛊惑人心的信息。举证如下： 2011 年 7 月 1 日，《环球时报》《熊丙奇：没人清楚大学教育如何改革》：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的“ 45 个孩子”已经少了一个。 6 月 28 日朱清时证实，学校确有一名同学退学。该生还在网上发帖，指出学校管理、师资、学生素质等方面的不足。这是继三位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创校骨干撤离南科大之后，又一条被舆论认为对南科大不利的消息。作为首个高调宣称要彻底进行大学教育改革的大学，南科大仿佛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一些舆论对之有点幸灾乐祸，说南科大改革不成功早在意料之中。在笔者看来，南科大目前遭遇的各种问题，有一些确实是可能使改革夭折的，而有一些则是由于公众不理解高等教育改革的内涵。如果不对此进行厘清，将可能误导南科大的改革。到底什么是高校教育改革内涵？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共识。此前，教育部曾要求南科大的学生参加高考，想方设法把南科大“收编”为体制内的一所传统院校。同时，深圳市委组织部门为南科大公选副校长，将其级别定位为局级，这对南科大的改革是“致命”的。因为南科大改革的要义就是“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官化，去行政化”。参加高考将使南科大“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探索无疾而终，而公选局级副校长将使“去官化，去行政化”的改革步履艰难。对此，退出南科大的三位教授都认为，“自授学位”是“表”，培养质量才是“里”，认为南科大目前追求“自授学位”是错位。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是在中国内地创办一所新大学，外部环境与香港地区十分不同，主要是香港地区的教育管理不存在内地这么严重的行政化问题。也就是说，我国大学的质量之所以不能提高，就在于国家承认学历的外部教育环境，使得大学没有办学自主权，缺乏竞争压力，也就没有质量意识。要让大学健康发展，必须改革教育管理制度，这也是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所确定的教改目标。因此，对于南科大，“自授学位”的努力必须坚持，而与此同时，培养质量更应该得到重视。同样，这次一名学生退学，其实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综观世界一流大学，学生退学、转学实在是家常便饭。这正是“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魅力所在，学生有充分的教育、学校选择权，通过学生的选择，对大学提出更高的质量要求，建立高等教育的市场竞争机制。当然，对于南科大来说，学生退学的原因必须分析，从中找到学校存在的问题，以便完善。通过那名退学学生的博文，笔者注意到，这名学生存在和三位退出南科大的教授一样的问题，就是不清楚南科大需要怎样的改革？未来南科大有可能会被改编吗？南科大究竟该走向何处呢？这名学生的复杂情绪，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当下社会舆论对南科大的复杂情绪。大家都在谈教改，可究竟什么是教改，却不清楚。对许多人来说，教改的核心在哪里，人们十分茫然，真到改革到来时，也就变成跟着瞎起哄———大家已经失去分析改革内部逻辑的耐心。这种状态表明，我国《教育规划纲要》的宣传还很不到位。由于《教育规划纲要》一直悬在空中未落地，大家也就不清楚究竟要推行怎样的改革，而对于南科大，虽然已经启动改革的步伐，但从今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新闻看，从深圳市到南科大校领导、教师和学生，各方对南科大的改革思路并未形成共识，莫衷一是，这对南科大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南科大的改革实际上折射出中国高校教育改革“知易行难”的困境，谁都知道要改革，但如何改，思路却很难理顺和统一。看来，南科大当下最需要做的，还是要明晰改革推进的路线图。（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弄不清楚大学教育如何改革却在自作聪明。第一、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说“没人清楚大学教育如何改革”，原因在于我国《教育规划纲要》的宣传还很不到位。第二、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说“没人清楚大学教育如何改革”，原因在于《教育规划纲要》一直悬在空中未落地。第三、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说“没人清楚大学教育如何改革”，言外之意只有熊丙奇知道。熊丙奇是高人。事实上，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没有认真学习《教育规划纲要》，弄不清楚大学教育如何改革。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咄咄怪事。 2015 年 2 月 8 日，《城市快报》《教育问题如麻陈丹青：没有权力瞎操什么心不如读无用之书》：写给谁看？给学生看，无用；给教师看，无用。给教育当局看？当然更无用。你批评教育，你在什么位置？你无权无位，写这些做甚？ 2010 年 12 月 7 日，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2008 年 7 月 2 日，搜狐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我们需要更多的熊丙奇》：熊丙奇先生跟我素不相识，但他的文章我早就读过。他是一个教育界圈里的人，也是用心来盯着自己的这个圈的人，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有关部门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令人愉快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命运，就是古希腊神话里那个报信的乌鸦，总之没有好果子吃就是啦。以上内容约 25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室号部门新电话号码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熊丙奇白日做梦设想中国公办大学破产处置方案留下笑谈: 大庆商江 2015-3-2 07:30; 熊丙奇白日做梦设想中国公办大学破产处置方案留下笑谈【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07 年 3 月 24 日，《济南日报》据《北京青年报》《吉林大学自曝“欠巨债”向全校师生征集解决方案》：日前吉林大学发布校内通知称，“ 2005 年起，吉大每年要支付贷款利息多达 1.5 亿至 1.7 亿元，学校资金入不敷出的情况日趋严峻”。为此吉大于前天召开了座谈会，向师生征集解决学校财务困难的建议。 22 日，吉大财务处综合科一位女性工作人员透露，吉大目前共需偿还 30 亿元债务。而吉大宣传部长刘景辉称，自己不清楚欠款具体数额，但这些钱主要用于基本建设和合并扩校拉平工资的人头费。： 2007 年 3 月 24 日，《济南日报》据《北京青年报》《吉林大学自曝“欠巨债”向全校师生征集解决方案》：日前吉林大学发布校内通知称，“ 2005 年起，吉大每年要支付贷款利息多达 1.5 亿至 1.7 亿元，学校资金入不敷出的情况日趋严峻”。为此吉大于前天召开了座谈会，向师生征集解决学校财务困难的建议。 22 日，吉大财务处综合科一位女性工作人员透露，吉大目前共需偿还 30 亿元债务。而吉大宣传部长刘景辉称，自己不清楚欠款具体数额，但这些钱主要用于基本建设和合并扩校拉平工资的人头费。： 2007 年，时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熊丙奇（职称编审，不是教授）自称“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熊丙奇听说吉林大学欠债 30 亿元，夜不能寐，白日做梦，设想中国公办大学破产处置方案。 8 年以后，破产没有发生。熊丙奇虚惊一场，一枕黄粱，打错了算盘。熊丙奇“太年轻了”。举证如下。 2007 年 4 月 4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大学破产，学生怎么办 ? 》：吉林大学的校领导也许没有想到，学校主动曝光欠债 30 亿元，每年需支付利息 1.5 亿至 1.7 亿，并由此向师生征集解决学校财务困难的建议，得到网友们最多的建议却是让其破产——某网站的调查中， 15000 多人参加投票，有 80% 以上赞成大学破产。不清楚参与投票的网友，有多少是大学教师和大学生，也不知道他们的投票，是出于对大学的极度失望，还是理性思维。破产显然可以为一个机构带来“死而复生”的机会，但是，破产本身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尤其是牵涉到人才培养的众多大学。政府机构可以破产，受直接冲击的是政府雇员，破产的政府解雇掉一批政府员工即可；企业可以破产，破产失业的员工可以到其他企业应聘求职，或者可以到资产重组的新企业重新上岗；但是，学校破产之后，已经上学的学生怎么办，他们中断的学业怎么办？对这个问题不思考，而单独将大学的破产与国外政府的破产以及国内企业的破产对应起来，这表明，即便众多一直关心教育发展的人士，潜意识中，也缺乏以学生为本的意识。笔者注意到，日本近年来频频传出大学破产的消息，其原因并不在于学校由于经营不善而破产，而是这些大学生源萎缩，以至招收不到学生，招收不到学生，学校倒闭，自然很少有学生中断学业的问题。姑且不论眼下的吉林大学是否已面临破产危机——按照教育主管部门的逻辑，其资产可以为债务拖底，就如浙江大学曾经将一个校区置换获得 20 多亿元收入一样，在长春市有 6 个校区、占地面积 611 万多平方米的吉林大学，也可靠土地置换，轻松搞定 30 亿贷款——也不谈如果吉林大学破产之后，引进社会资金，能否顺利实现大学的非国有化改造，并保证公共教育资源不会象国有企业改制那样白白流失——如果将吉林大学破产，作为 985 高校的吉林大学，副部长级的学校领导，肯定不会受到破产事件的多大冲击；教师和部处干部可能一时人心惶惶，为未来去向严重忧虑，但毕竟相当数量再就业不成问题；而最可怜的，则是那 7 万在校学生，缴了学费、付出青春，书却无法安静读下去。如果大学破产，首先必须思考学生的读书问题。包括三种状态：一是破产前的学生读书问题，破产前的大学，债务危机重重，为缓解债务压力，学校能做的，便是压缩办学成本，节省办学开支，学生该做的实验不做，该安排的教学实习不安排，好教师纷纷流失，教学质量严重下降。二是破产中的学生读书问题，破产中的大学，领导易位，教师人心惶惶，以前就很不受重视的教学，将有可能处于无人过问的境地。三是破产后的学生读书问题，按照理想的设计，破产的大学，引进社会资金，资产重组、债务重组、人员重组，获得新生，学校领导层全新改造、教师队伍进行全新改造，而学生全盘接受，这可以把对学生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但是，引进的社会资金，会认为这些学生就是其“新大学”应该培养的学生吗（中国高校合并风潮时期，一些管理不善的学校被合并，政府要求合并方全盘接受被合并方学生，这是行政力量使然）？另外，引进的社会资金，又会不会将大学生作为其收回回报的“摇钱树”呢？如果是前面一种情况，有一些学生会扫地出门，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学生则是从一个苦海投进另一个苦海——中国高等教育的事实是，高职民办学校的学费远比“ 985 ”、“ 211 ”公立高校高。从学生读书角度来审视中国大学的破产问题，需要考虑以下问题：一是必须打破高度垄断的中国高考制度。我国高考的升学录取制度，一方面，限制了学生对大学的选择权，目前的集中录取制度，如果第一志愿填报失误，考生便有可能在这次高考中落榜，考生无法在几所学校间作比较选择，无法通过选择对大学的教育质量、教育服务提出要求；另一方面，限制了学生申请高校的自由，目前从一所高校退学的学生，要读大学，必须重新参加高考，才可能有被大学重新录取的机会。所以，如果这一制度不改革，从 A 大学到 B 大学，学生无论在大学破产前、破产中还是破产后，都无法顺利地实现学业转移，大学的破产，就将面对严重的制度障碍。当然，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国家已经允许经营不善的公立大学破产，那么表明国家已经愿意改变教育资源垄断的局面，这其中对高考的垄断。二是扭转严重扭曲的教育产业化意识。纵观目前的大学破产言论，几乎都从企业角度，来分析如何对破产之后的大学进行资产改造，大家的心目中，大学还是一个赚钱的机构。钱从何赚？最直接的来源便是学生。如果坚持这样的理念，中国大学无论如何改造，都不可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我们看到，国外一些大学，确实比较有钱，但是这些钱并非来自学生的学费（他们的学费标准按占人均 GDP 的比例，远低于我国），而大部分是来自于政府的投入、 RD 经费，以及校友、企业（社会人士）的捐赠，基金会的运作收入。尤其是校友与企业（社会人士）的捐赠，直接建立在大学的社会声誉和人才培养质量上——因为大学社会声誉高、人才培养质量高，所以社会人士和企业愿意向大学捐赠；因为人才培养质量高，所以校友有作为，并更愿意回报母校。在很多世界一流大学，奖学金成为吸引生源的最有力武器。三是必须建立市场化的“破产”机制。中国高校的“破产”，在某种程度上说，可以是中国高校打破国家垄断教育资源、剥除不良资产的一次“契机”，但是，如果这一过程，被行政力量主导，那么，可想而知，国有资产与公共教育资源的流失就在所难免。今天，出于对教育质量的不满、教育风气的不满，整个社会会急切地呼吁吉林大学破产，明天，大家会惊呼教育严重不公平、优质教育资源流失——我们可以想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也纷纷破产转制吗——前车之鉴，是我们的国有企业转制，以及中小学的“国有民办”。多谨慎地思考教育发展的理性道路，而不要一味意气用事满足于情绪发泄。老话重提：几年前，教育产业化的观点多么深得人心啊，可今日又是多么地令人讨厌。我们必须从受教育者利益角度、教育健康发展角度，来思考大学的破产，如果大学真到破产的境地，那么就让大学的破产，成为大学死而复生的真正生机。可以说，如果能打破行政力量对教育发展的干预，中国教育离健康发展就为时不远。问题就在于，行政力量不甘于寂寞。这种情形下的大学破产，实在难以给大学带来生机。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自称“教育问题专家”的熊丙奇白日做梦设想中国公办大学破产处置方案留下笑谈。第一、自称“教育问题专家”的熊丙奇不了解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情况。《 2007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2007 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 2321 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 1908 所，比上年增加 41 所，成人高等学校 413 所，比上年减少 31 所。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 740 所，高职（专科）院校 1168 所。全国共有培养研究生单位 795 个，其中高等学校 479 个，科研机构 316 个。高等教育招生数和在校生规模持续增加。 2007 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 2700 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23% 。第二、自称“教育问题专家”的熊丙奇不了解中国高等教育欠外债的基本情况。 2007 年 8 月 15 日，《新京报》（记者李静睿）《发改委：全国高校截至 05 年底贷款余额 2001 亿元》：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 8 月 14 日在上半年社会事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政策建议中透露：据人民银行统计，截至 2005 年底，高校贷款余额达 2001 亿元，“个别高校由于债务问题已影响到学校正常运行”，这是官方第一次公布全国高校负债的整体数据。日前有媒体报道称，根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所完成的《高校负债问题的专题研究》报告，截至 2005 年底，央属的 76 所高校贷款总额已高达 336 亿元，校均贷款额 4.4 亿元，平均年度增幅达到 76% ，而这 76 所高校的总收入是 656.66 亿，校均收入达到 8.64 亿元，也就是说现有的贷款规模已经相当于这部分高校收入的 51.1% 。全国政协也在 7 月初发布报告称全国高校负债总额达 2500 亿，且有扩大趋势。第三、自称“教育问题专家”的熊丙奇不了解中国化解高校债务的态度。 2008 年 3 月 14 日，中国网（刘丽虹）《周济谈高校债务：促进高教发展 2 千亿债务合力还》： 3 月 14 日，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周济，教育部政法司司长孙霄兵，姜沛民教育部基础司司长，全国人大代表王月娥，全国人大代表拜秀花，在两会新闻中心就“教育公平”问题接受中外记者的集体采访。中国网进行现场直播。发布会上，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周济表示，政府为人民教育发展借下了债，没有浪费，没有腐败，这为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是一个主流。周济明确的说，我们公办的高等学校账面上增加了 5000 个亿，但在这个期间政府投入 500 个亿，其他的钱是通过各方面的支持来实现了。周济说，既然我们 2000 多亿的债务是学校建设中的一个部分，这笔钱本来应该政府出的，但是现在已经有债务在了，所以今后一段时间，我们想大家一起共同克服这个困难，不要老是指责这件事。第四、自称“教育问题专家”的熊丙奇不了解中国化解高校债务的能力。 2010 年 11 月 30 日，《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减轻地方高校债务负担化解高校债务风险的意见》（财教 568 号）： 20 世纪九十年代末，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加快发展高等教育的重大决策，大规模增加高等学校招生人数，使我国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在这一进程中，地方高校充分发挥了主体作用，积极落实国家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在校生规模快速增长。为满足扩招后改善办学条件的需要，一些高校进行了大规模建设。由于种种原因，许多高校建设资金都是通过银行贷款解决的。近年来，随着还贷高峰的到来，一些高校债务风险日益显现，还本付息压力不断增大，严重制约着地方高校的持续健康发展。经国务院批准，从 2009 年起，财政部、教育部在中央高校实施了减轻债务负担、化解债务风险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广东、浙江、江苏等省份己先行启动化解地方高校债务工作，取得了一定经验，为化解地方高校债务提供了有益借鉴。各地要充分认识高校化债工作的重大意义。采取有效措施、完善工作机制，切实做好高校化债工作，基本化解债务风险，建立控制高校财务风险的长效机制，促进地方高校持续健康发展。到 2012 年年底，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基本完成化解高校债务工作。时至今日，中国公办高校没有破产。不存在破产安置问题。在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和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都在增长。《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 2007 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教财 20 号）： 2007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情况为 6546.04 元，比上年的 5868.53 元增长 11.54 ％。 2007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为 2596.77 元，比上年的 2513.33 元增长 3.32 ％。《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 2013 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教财 4 号）： 2013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为 15591.72 元，比上年的 16367.21 元下降 4.74% 。 2013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支出为 7899.07 元，比上年的 9040.02 元下降 12.62% 。 2013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为 15591.72 元，是 2007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情况为 6546.04 元的 2.38 倍。 2013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支出为 7899.07 元，是 2007 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为 2596.77 元的 3.04 倍。最近几年，有的媒体似乎不约而同地开展了造神运动，把熊丙奇吹得神乎其神。但是，熊丙奇还算是有一点自知之明。他在博客文章里至少两次宣称“我是一个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谈不上专家，也不是教授。” 事实说明，熊丙奇确实是一个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绝对算不上什么“教育问题专家”。以上内容约 45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室号部门新电话号码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南方科技大学不是专门给熊丙奇之流搞所谓“试验”用的玩具: 大庆商江 2015-3-2 06:56; 南方科技大学不是专门给熊丙奇之流搞所谓“试验”用的玩具【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百度百科》介绍，南方科技大学是一所创新型大学，目标是迅速建成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成中国重大科学技术研究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2007 年 4 月深圳市ZF组建南方科技大学筹建工作办公室，开展筹建前期工作。 6 月深圳市ZF首次向广东省提交筹建南方科技大学申请。 2009 年 6 月深圳市委常委会议同意聘任朱清时院士为南方科技大学（筹）创校校长。 2012 年 4 月，教育部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学。为全日制在校生规模暂定为 8000 人，学校代码为 14325 。 2012 年 7 月，南科大从全国 8 个省共录取新生 188 人，新生高考平均成绩超出一本分数线 69.475 分，已经达到 985 高校的中上游水平。 2013 年 9 月 2 日，《第一财经日报》《南科大正式启用新校园首期投资 12.67 亿元》：被誉为中国高教改革试验田的南方科技大学正越来越“像”一所真正的大学。 9 月 1 日，南科大新校园正式启用，新校园占地面积 194.38 万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 63 万平方米，建成并投入使用的一期校园首期工程共包含教学、办公、实验、生活等功能建筑 32 栋，建筑面积 20.26 万平方米，总投资 12.67 亿元。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经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称“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迷彩服，对中国教育改革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耀武扬威，肆无忌惮。举证如下： 2011 年 6 月 13 日，《南都周刊》《熊丙奇：南科大还有多少改革空间？》：（熊丙奇教育学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著有《大学有问题》等。）以“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官化、去行政化”为核心改革理念，并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的南方科技大学，目前遭遇空前的改革困境。继上月底深圳市委组织部发布公告为南科大公选两名局级副校长之后，网上风传：教育部门要求南科大 45 名 3 月入校的学生参加今年高考。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在针对相关提问时公开表示，支持南科大的教改探索，但任何学校改革都须依法办学。如果站在改革角度，可以说，根据目前教育部和深圳的做法，南科大的改革，已经基本结束，留给南科大的改革空间已经接近为零。要求南科大学生参加高考，看上去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甚至根据目前的情况，这更像一个形式，但是，这一举动的意义巨大，即南科大的招生必须纳入计划体制，进而，也就不可能推行“自授学位”的改革。—在“自授学位”的改革框架中，ZF教育行政部门只负责学校设立的审批，学校拥有完全的招生自主权、学科专业设置自主权和学位授予权，可以自主选择招生的形式，确立人才培养模式，至于学历、学位的含金量，则交由专业评价（由社会认证机构认证）和社会评价（受教育者选择和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聘用）。教育部发言人的表态，还传递出另一层意思，即与目前教育法律法规相抵触的改革，都是不被允许的。这在不了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人看来，是合情合理的。可是，如若对照现行的《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学位条例》等，来分析去年 7 月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改革设想，全部不在教育法律法规许可之列。对于这一情况，《纲要》制订者都知晓，因此，在《纲要》中曾明确提到，要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的需要，修订现行法律法规。但至今，只见教育部作出了未来 10 年的立法规划，却不见一部法律法规修订。问题随之出现，如果到了 2020 年，这些法律都不修订，意味着《纲要》所谈改革，全部不能落实—只要落实就是违法。对于南科大“自授学位”的改革，教育部曾多次表态，只要符合《纲要》精神的，都会大力支持。笔者曾以为，我国有关部门会允许南科大先行试验，与此同时，结合《纲要》，启动对现行《学位条例》的修订。但现在看来，《纲要》的制订和法律修订的不同步，成为了有关部门拒绝改革的绝佳理由。深圳对南科大改革的态度，也和教育部差不多，在多个场合，都曾明确表态，要以全新理念建设南科大，但遗憾的是，《南科大章程》在筹建近 4 年之后，依旧没有出台，而近期发布的《南方科技大学暂行管理办法》，虽然规定，南科大副校长要由校长提名，理事会任命，但深圳市委组织部对此的解释是，由组织部门公选副校长人选，再交由校长提名。很明显，权力机关不会轻易放弃对大学人事权的干预。分析南科大的改革，无论是“自主招生、自授学位”，还是“去官僚化、去行政化”，都是符合国家教改《纲要》的基本精神的，属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改革范畴，而且，从去年底，我国已经启动了 500 项教改试点。按理，对于南科大的改革，教育部门和地方ZF应该以改革的思维大力支持，努力为其创造条件。但现在看来，ZF部门是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推动这样的改革，甚至不允许这样的改革出现一点苗头的—说到底，“自授学位”的改革，将打破高等教育计划体制，从而使教育部门失去原来掌握在ZF手中的考试权、招生权、审批权、评估权；“去行政化”的改革，将限制ZF部门参与办学、干预教育和学术的权力，也将使过去ZF通过财政权、人事权寻租的空间大为缩小。权力的运作空间大，大学自主生长的空间就小。袁贵仁部长多次提到，教改要推动中央向地方放权，ZF向学校放权，为何到了现实之中，大学改革的空间却被权力挤占得一丝夹缝也不留呢？对于去年轰轰烈烈启动的教育改革，公众还能寄予怎样的期望？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南方科技大学不是专门给熊丙奇之流搞所谓“试验”用的玩具。南方科技大学是为了缓解全国（特别是广东省）高等教育供不应求的矛盾而建设的。 2010 年 8 月 3 日，艺通网《广东高考人数首下降一本录取率不足 7% 》：“竞争激烈：“一本”院校录取率不足 7% “根据广东省招生办提供的数据，第一批（含提前批）本科院校共录取广东考生 4.3 万多人。据介绍，第一批本科普通高等学校原计划在广东省招生 4.1 万人，实际录取 43092 人。其中，文科类 10715 人，理科类 28319 人，体育类 264 人，音乐类 1178 人，美术类 2616 人，完成原招生计划的 104% 。尽管“超额”完成招生计划，但“一本”的录取人数在高考报名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仅为约 6.99% ，还不足 7% ！事实上，考生、家长如今越来越在乎“去哪儿读”。在目前的院校批次划分框架内，“一本”高校代表着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能得其门而入的考生依然是“千里挑一”。 2013 年 5 月 18 日，《新快报》《广东 2012 年高考一本录取率排倒数》： 2012 年，广东高考一本录取率仅为 6%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8.5% ，更远低于北京、上海 25% 的一本录取率。而广东高考全国部属重点院校的录取率仅为 2.49% ，仅高于河南的 2.44% ，排名全国倒数第二。假如“报考人数越多，录取率越低”成为定律，那么广东今年的部署重点院校录取率会垫底吗？对于上述担忧，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谨慎乐观，“招生计划会有所增加，至少会与报考人数的增幅持平。” 2013 年 7 月 20 日，《羊城晚报》（林世宁）《广东一本录取率提高一个百分点》：　经过 7 月 14-17 日的征集志愿录取，广东省第一批本科院校录取工作已经顺利结束。这次征集志愿共有 8000 多名考生参加，经过二次录取后，第一批（含普通类、体育类、艺术类和提前第一批）本科院校共录取考生 5.15 万人，较去年增加约 1.15 万人，超额完成了招生计划，一本院校录取率为 7% ，比去年提高了一个百分点。 2014 年 07 月 19 日，中国新闻网（许青青）《广东省一本院校录取率首破 8% 》：记者 18 日从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获悉，经过 16 日至 18 日征集志愿录取，广东省第一批本科院校录取工作顺利结束。这次征集志愿“火爆”，共有 7000 多名考生参加填报志愿，竞争 2300 多名计划，各科类均超额完成了招生计划。一本院校录取率首次突破 8% 。据统计，第一批 ( 含普通类、体育类、艺术类、提前第一批和自主选拔 ) 本科院校共录取考生 6.1 万人，其中文科 1.3 万多人，理科 4.1 万人，体育、艺术类 0.7 万人，录取人数共比上年多 9000 多人，增加 17.3% ，一本院校录取率在去年突破 7% 的基础上，首次突破 8% ，达 8.1%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广东省一本院校招生人数和录取率逐年提高，尤其是今年，一本院校录取率首破 8% 。但总体上，广东一本院校录取率仍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先进省市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与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相符。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表示，希望今后能够继续得到教育部和有关部委的支持，进一步提高广东一本院校录取率，让更多考生进入重点院校学习、深造，促进高等教育与广东经济社会更加协调发展。南方科技大学是广东省的，可以用于扩大广东省的一本院校招生增量（招生指标可以与其他省份交换），以解燃眉之急。可以设想，国家投资 12 亿元建设南方科技大学，主要是为了培养人才，绝不是专门给熊丙奇之流搞所谓“试验”用的工具。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玩”不起。老百姓等不起。希望南方科技大学尽快实现年招生 2000 人，满足老百姓求学的渴望。以上内容约 35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能成为中国教育界“大师”吗？: 大庆商江 2015-3-1 06:23;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能成为中国教育界“大师”吗？【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10 年 7 月 1 日，《东方早报》《熊丙奇：“根叔”走红启示做好校长其实很容易》：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哈金斯说，“教育是一种持续的对话，而对话本身就要求有不同的观点” 从哈金斯身上，我们看到什么是大学精神。既然如此，我们与熊丙奇有不同的观点属于大学精神。《现代汉语词典》第 197 页解释，大师：①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②对和尚的尊称。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专业职称编审，不是教授，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称“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在一些媒体上发表了一些比较肤浅的评论文章，自命不凡，欺世盗名，企图被社会承认教育界“大师”。举证如下： 2009 年 7 月 14 日，《科学时报》《熊丙奇：大师的成长需要正常的精英观念》： 7 月 11 日，著名学者、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和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先生辞世的消息传来，令学界悲痛。这一次，似乎北京大学比媒体来得理智。北京大学为季羡林先生逝世发布的消息，只有短短三行字——“ 2009 年 7 月 11 日上午 9 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在北京 301 医院辞世，享年 98 岁。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向季羡林先生的辞世表示深切的哀思和悼念。北京大学已成立治丧工作组，开展相关工作。”在这三行字里，季羡林先生的“头衔”只有一个：“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而没有诸如“国学大师”这样的字眼。而对于媒体而言，却不一样了，多家门户网站的标题就是“国学大师季羡林在京病逝”。笔者之所以关注这种称谓，是因为 2007 年时，季羡林先生在他出版的《病榻杂记》中称，他希望摘掉头上的“三顶桂冠”。这三顶桂冠指的是民间封给他的所谓“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的称号。看来，媒体并没有把季老的请辞当回事。相对于季羡林先生来说，任继愈先生的公众“知名度”似乎稍小，有网友就在任老逝世的消息后，跟帖“不知道这个人”，而笔者所见，平面媒体和网络之上，评论者多把视角对准了季先生。由此可见，媒体所具有的巨大传播效应。这是一个“大师”遍地，也是大师稀缺的时代。说“大师”遍地，是指现在有的媒体动不动就封谁为大师，而被封之人，也泰然受之，而官方也不消停，据说不少地方就推出了名为“大师工作室”的大师培育工程，旨在打造新时代的大师，还有一些技能赛事，获奖者直接被命名为“大师”。而说大师稀缺，则指真有大家风度，既有一流学识，又有平民情怀、强烈社会责任者，在今天已经十分罕见。以至于整个社会出现强烈的“大师焦虑”，也促成了“大师”遍地的娱乐画面。季羡林先生当初的请辞“大师”，或出于自谦，但在笔者看来，这是对于虚夸的学风的提醒。如果靠授予封号、开展工程、举办赛事，就能诞生出一批批大师，那“大师”也实在太廉价了，其娱乐意义，要远胜于学术意义。当然，今天的学术，在媒体的包装下，在学者的自我炒作中，在令人目不暇接的学术丑闻中，本也已经娱乐化。一些回忆文章，谈到季先生的成长过程，比如他受胡适的影响、他生活生长的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这实在弥足珍贵。虽然季先生辞去了“国学大师”的桂冠，但不影响大家去解读怎样才能诞生真正的学术大师，这样的解读，对于今天中国的教育界和学术界来说，还远远不够。大师的成长需要有一种师承关系。今天我们的导师和学生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师承关系呢？一个导师带 100 位弟子？导师一年最多见弟子一两次？导师把学生当做打工仔还是导师把学生当作家佣？这能培养出怎样的杰出人才来呢？大师的成长需要一种独立与自由氛围。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是成为学人的根基，一名学术研究者不能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怎可能成就一流学术，又怎可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推动社会进步？大师的成长需要正常的精英观念。所谓精英，当有杰出的能力、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平民情怀，可是，我们当下的精英观，却是能掌握更多的社会资源，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精英成为特权的代名词，学生们追求成为社会精英的过程，就是努力成为特权阶层的过程。而离开平等的思想，大师的培养已是渐行渐远。北京大学的消息中，如季先生所愿，没有加上各种炫目的称号与头衔，不知这所培养过众多大师级人物的大学，以及众多以其为楷模的其他大学，是否还有培养大师的梦想？能否解读大师的成才之路，来反思今日的教育与学术？是否为大师人才的出现，提供了天时、地利与人和？ 2012 年 11 月 19 日，凤凰网“熊丙奇的博客”《要出大师，就不要客气》： 18 日凌晨，有媒体人在微博爆料，曾著有《游园惊梦：昆曲艺术审美之旅》一书的“文化超女”于丹，在北大一场昆曲演出结束后，准备上台分享心得时，遭观众呛声轰下台。这则微博在网上引发了一场关于文化明星与传统文化、道德建设与文化涵养的大讨论。同日中午，于丹澄清，回顾了前晚的经历，并作出回应，似乎没有受到现场观众“喝倒彩”的影响。 ( 武汉晨报 11 月 19 日 ) 我不清楚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我清楚地知道，我国当前的大学生，还是很有“容忍度”的，一般情况下，平时接受惯了灌输教育的他们，是不太会与主办方请来的嘉宾过不去的，一个嘉宾被观众高呼“下去”，或已经超出了他们的容忍底线了。有人评论观众缺乏尊重，没有涵养，但就喊嘉宾下去而言，这种行为其实并不失尊重，在国外大学，政要人物、演讲嘉宾被观众踢馆，喊下去的很多，这不过是观众想法的自由表达而已。从这一角度说，北大的观众喊出自己的想法，才是一种“尊重”：尊重自己的想法，而非简单的迎合。而且，以为“忍受”，就是有“涵养”，这更误会了“涵养”，越来越多的人能懂得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而不是任由他人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他们，才会让社会公民得到成长，有更高的素养。而对于嘉宾来说，宽容这种貌似“不尊重”的表达，也是社会文明的表现。有人说，北大嘘于丹，是耻辱，有本事就应该培养出像模像样的大师，不要让于丹独霸舞台。可问题是，大学培养大师，恰恰应该从培养独立人格、自由思想起，而观众能大喊，不是开始迈出这一步了么？——过去的嘘声实在太少，这某种程度成就了一些“学术明星”。还有人说，北大观众要嘘的、看不惯的不该是于丹，而应该是贪官，这就又在给观众“上课”了，每个观众有嘘谁的权利，今天他们嘘了于丹，明天或许就会嘘其他人了。可以说，我国大学和社会，正是缺乏这种表达，才使得本来十分正常的学术活动、学术交流发生变异。在一个多元的学术世界中，每个人的观念都可以自由表达，可是，我国的现实却是，缺乏正常的学术评价和学术交流空间，一些被媒体吹捧的明星，俨然把自己当成“大师”招摇过市，但这不是学术评价的结果，而即便其学术得到认可，但不同意其观念的，也应该大有人在。因此，学术不应该存在“权威”，学者也不该有自己所谓的“粉丝”，对于学者，不是任何他说的观点，不能因为喜欢他就接受其观点，也不因为不喜欢他就反对其观点。具体到于丹，早些年已经传出她在保安严密保护下出席活动的消息，这发生在一名“学者”身上，是很怪异的。这种怪异景象的背后，是学术话语权的不平等，导致“学术明星”高高在上，如果有平等的学术交流、对话，人们就不会以极端手段表达自己的不满，弄出打骂学术和拳头学术来。从发达国家的大学看，为维护平等的学术对话和交流，对于大学教授，推行“学术自治”，建立学术共同体评价学者的水平和学术贡献，不像我国内地，对学者的评价，没有真正的学术评价，而只有行政评价（无论是ZF奖励还是职称评审，都是行政评价）以及媒体评价（时常见诸媒体的，被称为“学术红人”）；对于学生，推行学生自治，鼓励学生自己举办社团活动，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在校内，学校不能强迫学生参与校方组织的学术报告，完全由学生自主选择；学校不审核学生活动的主题、邀请的嘉宾，这完全由学生自己自主进行；在学生活动中，学生们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不是一个鼻孔出气。在这样的校园中，一个普通的学生是可以和一个学术“权威”平等对话的，因为他们的观点没有高低之分。钱学森先生曾回忆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学习生活，他说，在学校里，“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时，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所以人家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沿着钱老的话，我在想，如果对于这天的昆剧专场，教师和学生有不买账的，同一天在学校里拉出一个大师搞讲座和现场表演，会是怎样有趣的局面？如果对于于丹，以前的观众都不那么客气，大家该说什么就说什么，会变为现在这样的局面吗？客客气气是出不了大师的，所谓的“大师”，都是“自封”或者“吹捧”出来的。 2012 年 7 月 29 日，网易公开课从学校到社会如何让理想变成现实 master talks 师说有一位学者，如此点评教育：“如果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学生说出的一个想法，不被周围轻易“否决”，而是可以成为某位大师做出伟大创新成果的某种基础，并且最大的功劳被大师归于这名年轻的学生身上，那么，天才的发明，就孕育在日常被舍弃的微光中，我们每个人的创造性活力也会得到全面释放”。他，就是熊丙奇！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熊丙奇大师做客网易公开课，与大家畅聊理想！嘉宾简介熊丙奇，著名教育学者，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编审，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 http://v.163.com/special/openclass/mastertalks002.html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能成为中国教育界大师吗？答案是：根本不可能。为什么？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根本不具备当大师的资格和条件。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肉眼凡胎。够不够“合格公民”还不敢确定。读完以上文字，我想提几个小问题，请大家讨论。第一个问题，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是否知道什么叫大师？第二个问题，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想不想当大师？第三个问题，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够不够大师资格？第四个问题，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想当大师由哪个机构认可有效？第五个问题，网易把熊丙奇捧做“大师”级“著名教育学者”说明了什么？ 2008 年 7 月 2 日，搜狐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我们需要更多的熊丙奇》：熊丙奇先生跟我素不相识，但他的文章我早就读过。他是一个教育界圈里的人，也是用心来盯着自己的这个圈的人，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有关部门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令人愉快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命运，就是古希腊神话里那个报信的乌鸦，总之没有好果子吃就是啦。 2010 年 12 月 7 日，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以上内容约 15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以上内容约 45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室号部门新电话号码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西游记》第七回《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佛祖听言，呵呵冷笑道：“你那厮乃是个猴子成精，焉敢欺心，要夺玉皇上帝尊位？他自幼修持，苦历过一千七百五十劫。每劫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你算，他该多少年数，方能享受此无极大道？你那个初世为人的畜生，如何出此大言！不当人子，不当人子！折了你的寿算！趁早皈依，切莫胡说！但恐遭了毒手，性命顷刻而休，可惜了你的本来面目！”大圣道：“他虽年劫修长，也不应久占在此。常言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若还不让，定要搅攘，永不清平！”佛祖道：“你除了长生变化之法，再有何能，敢占天宫胜境？”大圣道：“我的手段多哩！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不老长生。会驾筋斗云，一纵十万八千里。如何坐不得天位？”佛祖道：“我与你打个赌赛：你若有本事，一筋斗打出我这右手掌中，算你赢，再不用动刀兵苦争战，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你；若不能打出手掌，你还下界为妖，再修几劫，却来争吵。”主那大圣闻言，暗笑道：“这如来十分好呆！我老孙一筋斗去十万八千里。他那手掌，方圆不满一尺，如何跳不出去？”急发声道：“既如此说，你可做得主张？”佛祖道：“做得，做得！”伸开右手，却似个荷叶大小。那大圣收了如意棒，抖擞神威，将身一纵，站在佛祖手心里，却道声：“我出去也！”你看他一路云光，无影无形去了。佛祖慧眼观看，见那猴王风车子一般相似不住，只管前进。大圣行时，忽见有五根肉红柱子，撑着一股青气。他道：“此间乃尽头路了。这番回去，如来作证，灵霄宫定是我坐也。”又思量说：“且住！等我留下些记号，方好与如来说话。”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叫：“变！”变作一管浓墨双毫笔，在那中间柱子上写一行大字云：“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写毕，收了毫毛。又不庄尊，却在第一根柱子根下撒了一泡猴尿。翻转筋斗云，径回本处，站在如来掌内道：“我已去，今来了。你教玉帝让天宫与我。”如来骂道：“我把你这个尿精猴子！你正好不曾离了我掌哩！”大圣道：“你是不知。我去到天尽头，见五根肉红柱，撑着一股青气，我留个记在那里，你敢和我同去看么！”如来道：“不消去，你只自低头看看。”那大圣睁圆火眼金睛，低头看时，原来佛祖右手中指写着“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大指丫里，还有些猴尿臊气，大圣吃了一惊道：“有这等事，有这等事！我将此字写在撑天柱子上，如何却在他手指上？莫非有个未卜先知的法术。我决不信，不信！等我再去来！” 熊丙奇能比孙悟空吗？;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是有思想有灵魂的人吗？: 大庆商江 2015-3-1 05:51;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是有思想有灵魂的人吗？【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百度百科》介绍，清华大学，简称清华，诞生于 1911 年，因北京西北郊清华园得名，依托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初称清华学堂，是清政府设立的留美预备学校，翌年更名为清华学校；为尝试人才的本地培养， 1925 年，设立大学部； 1928 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1938 年，迁至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46 年，迁回清华园原址复校。清华大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位列“ 211 工程”、“ 985 工程”，入选”珠峰计划“、” 2011 计划“、” 111 计划“、”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是 C9 联盟、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环太平洋大学联盟、清华—剑桥—麻省理工学院低碳能源大学联盟成员，中管副部级建制。清华大学是中国乃至亚洲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 2 位共和国主席、 7 位中央政治局常委、 14 名两弹一星获得者、 600 余名院士从这里走出，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一大批学术巨匠曾在此执教，在长达百年的办学历史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深切影响着中国近现代发展进程，为社会繁荣、国家富强作出了广阔辽远、历久弥新的重要贡献，一如清华园工字厅内对联所书——“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称“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诟病中国公办高等教育。甚至连清华大学也不放过。举证如下： 2011 年 4 月 29 日，中华网山西频道、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让大学成为有思想、有灵魂的地方》：清华大学 24 日举行百年校庆。在这之前，学校公布了一组“傲人”的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后清华毕业或曾在校工作过的校友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 330 人，工程院院士 144 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14 人，省部级以上干部超过 280 人，其中曾任和现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9 人。这样的数据，确实可以令清华人“骄傲”，在全国范围内，也找不到第二所学校与之抗衡。然而，就在校庆后的第二天，章立凡在微博中写道，“原拟今天应邀参加清华校友自发的黄万里先生追思会，昨夜得知遭压力被迫取消（他们要捧的是张光斗）。百年清华园，不再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不再有梅贻琦，不再有黄万里，不再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剩下标准件制造和‘工程师治国”。”这条微博引起强烈关注，很快，原文转发达到 2763 条，评论 679 条。这足以抵消此前清华公布的“傲人”成绩，或至少让其黯然失色。须知，黄万里也是清华校友，且出身名门，是黄炎培之子，校庆日当是校友日，校友自发纪念校友的活动，怎能说取消就取消呢？背后的原因，或因黄万里当年曾在黄河三门峡工程上“反上”坚持己见。——曾任毛泽东秘书、原水电部副部长的李锐对黄万里发出过这样的言语：“中国过去有几十年时间不尊重科学，不尊重知识。黄万里的遭遇是最典型的。黄万里的命运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他是中国水利界一个非常伟大的马寅初式、陈寅恪式的悲剧人物。”按说，作为一所培养人才的大学，应当以培养出像黄万里这样“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坚持真理的学生而骄傲，甚至将其作为所有在校学子的楷模，要与真理为友，但显然，清华并不以之为傲。这与清华宣布自己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何等的背离。在百年校庆新闻发布会上，清华出具了一组“国际”数据，来表示自身跻身世界一流——根据美国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公布的 2000 年至 2010 年论文发表及引用数据，清华大学有 9 个学科进入了世界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前 1 ％。其中，材料、计算机和工程学科的 SCI 论文发表数分别排在第 2 、第 3 和第 4 位，论文引用数分别排在第 9 、第 51 和第 17 位，说明这些学科在论文发表方面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近日发布 2011 年世界大学学术声誉排行榜，清华大学列第 35 名。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说得全是清华的科研，更确切地说，指的是论文数。而众所周知的是，我国的科技论文数（ EI 论文），早在 2007 年时就达到世界第一， SCI 论文也达到第三，如果按照清华的逻辑，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国的科技竞争力已经全球第一了呢？可事实是，论文数并不能代表科技竞争力，而且，上述我国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平均引用率在国际上位列倒数，有相当数量的论文，是零引用率，亦即是毫无学术价值的“垃圾论文”。更令人忧虑的是，在我国每年数十万篇论文、多如牛毛的“科研成果”中，很少具有原创价值，更别提具有问鼎诺奖的潜质。论文数撑不起一流大学，反过来，会将一流大学的建设引入功利的歧途。首先，论文的功能，不再传递学术价值，而成为“职称论文”——为晋升职称所用、“成果论文”——为申报成果所用、“课题论文”——为通过课题评审所用、“头衔论文”——为谋求各种学术头衔；其次，教师的追求，不再是教育价值和学术价值，在教育教学中，只是把指导学生、给学生上课，作为基本的工作量加以对付，在学术研究中，整日围着课题、经费转，做的不是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而是“表格学术”、“社交学术”。在这样的学校环境中，人才培养被功利的办学思维所包围，于是出现了钱学森的世纪之问——“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 , 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 , 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 , 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清华在百年校庆前夕，还启动了“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旨在打造诺奖获得者。这更贻笑大方。从人才的培养规律分析，哪有诺奖获得者是靠计划打造出来的呢？而再看所有人才的特征，具有质疑、批判精神，是成为一流人才的前提。可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却是通过给予“拔尖人才”们更多的资源、特权，从而让他们失去质疑、批判的能力，变为只掌握技术，却无思想的工具。事实上，今天的大学，从校领导到各级行政管理人员，从院士到博导、教授，都成为高等教育计划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在各种“工程”、“计划”中，拥有行政权和学术权，进而，难以针对教育和学术研究中明显的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变为只顾埋头走路，不能仰望星空的工程、计划执行者。大学由此成为官场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工程思维”、“计划思维”办学，追求的也就是论文、成果、经费这些功利的“价值”。回顾过去 10 年中高等教育的大扩招、大合并、大规模的本科教育评估，以及院士评审、教学名师评审、学术资源配置的严重行政化，导致这种局面的，固然有行政对办学的盲目指挥、粗暴干预，可几乎所有大学，都对上级的安排、部署，照章执行，自我体制化，无疑也是重要原因。有大学校长在私下场合对此颇为不满，可为何却不敢坚持原则，拒绝执行呢？当然，这对大学校长们来说，是比较“过分”的要求。要让大学生敢于质疑、批判，要让大学有办学自主权，回归教育本位，还在于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指出，“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斯言甚是。眼下最为关键的是，如何让大学退出官场，拥有办学的独立性，摆脱办学的工程思维和计划思维，让教育家精神重回大学，让大学成为有思想、有灵魂的地方。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是有思想有灵魂的人吗？第一、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或许是一个崇洋媚外的人。他认为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第二、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或许是一个自我膨胀的人。他认为自己在中国教育界至高无上。第三、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或许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人。他习惯于把自己凌驾于政府之上。第四、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或许是一个愚昧无知的人。他对中国的国情知之不多，有些事一无所知。第五、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或许是一个因小失大的人。他辞掉了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披上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第六、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或许是一个希望渺茫的人。他被聘为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基本上“自己养活自己”。给媒体写稿似“学术民工”。 2008 年 7 月 2 日，搜狐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我们需要更多的熊丙奇》：熊丙奇先生跟我素不相识，但他的文章我早就读过。他是一个教育界圈里的人，也是用心来盯着自己的这个圈的人，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有关部门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令人愉快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命运，就是古希腊神话里那个报信的乌鸦，总之没有好果子吃就是啦。 2010 年 12 月 7 日，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以上内容约 40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室号部门新电话号码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自称“教育学者”的熊丙奇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是不诚信的: 大庆商江 2015-2-27 04:40; 自称“ 教育学者 ”的熊丙奇冒充“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是不诚信的【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封为“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侈谈孩子说谎问题。举证如下： 2006 年 02 月 27 日，腾讯教育《陈丹青、熊丙奇作客腾讯深度剖析中国教育改革》：陈丹青：你有孩子吗？熊丙奇：我的小孩子现在小学两年级。 http://edu.qq.com/a/20060227/000083_3.htm 2006 年 12 月 20 日，《新民周刊》《熊丙奇：大学评估孕育“双胞怪胎”》：当评估成为巩固行政权力的手段，成为展示政绩、业绩的舞台，成为捞取资源的武器，势必会导致评估的泛滥和评估的造假。只有把教育的评估、评价回归到有益于教育、有益于受教育者，把大学回归其办学单位属性，才可能减少行政性评估，才可能杜绝“认认真真走过场，踏踏实实说谎话”的荒谬景象。 (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 从 2006 年 11 月 16 日起，在媒体发表的评论文章中，读者还能看到“作者熊丙奇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的字样至少 30 多次。 2010 年 4 月 4 日，《东方早报》《熊丙奇：谁在教孩子撒谎》：“我布置了一篇题为《老师在我心中》的作文，发现同学们都写女老师小叶，无数惊天动地的壮举，比起孔老夫子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和叶老师同事这么久，怎么闻所未闻？孩子们的作文编得越来越离谱了，不是老师得癌症，就是父母死了。假话年年更新。”最近一期《南方周末》以《会说谎的作文》为题，报道“中国人第一次被教会说谎是在作文中”。这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但依旧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有人由此演绎 : 是语文老师在教孩子撒谎。从“作文在教学生说谎，作文是语文老师教的，因此语文老师在教孩子说谎”这样的“三段论”推理看，这样的演绎并不错。但是，真是语文老师在教孩子撒谎吗？我并不这么看。本文文首的一段话，是一名小学语文教师说的，如果他是教孩子撒谎的老师，那么，他肯定不会为孩子文章中出现那么离谱的假话而感到惊奇，而会为自己的“教育成果”而骄傲。除非，他本人一边在批评孩子在作文里说谎，又一边在教孩子说谎，也处在双重人格的困境中。诚然，有不少语文老师在教孩子作文时，一直引导学生主题明确、中心思想正确，要用怎样的词汇，要举怎样的事例，要有怎样的细节，但这不是他们乐意为之，而是迫不得已。不这样要求孩子写作文，在全年级、全校、全区县的作文统一阅卷中，学生们就不可能得高分；不这样要求孩子写作文，不少学生在作文中流露出一些“不好”的思想、“灰暗”的情绪，“不光彩”的事例，这就不是得低分的问题，而有可能是老师教学不合格、涉及饭碗的严重问题。确切地说，语文老师在评价什么是好作文上，没有任何教学自主权，他们不过是按照学校领导以及教育官员们的要求，在教孩子写大家爱看的作文而已。什么是大家爱看的“作文”呢？不妨以几个现实事件为例——今年 3 月 30 日早上 6 时 30 分许，河南确山县农民彭公林因购买假水稻种子损失惨重，在长达半年时间里索赔无果，而在该县种子站大院内自缢身亡。假如以“你是这位农民的亲人，你怎么看待这一结果，并给官员写封信”为题（当然这基本上是不可能发生的）要求学生作文，学生们该怎么写呢？是写死者家属情绪稳定，还是写情绪十分冲动，难以控制呢？如果以不说谎为基本要求，应是后者，可如果以领导们眼中的“好作文”来评价，就极有可能是前者——你看，据媒体报道，“目前死者家属情绪稳定，相关部门正在积极与家属协商善后处理事宜”。最近，福建南平市下辖的建阳市求知园作文班给学生们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是“选择给郑民生或受难者家长或受害小伙伴写一封信，也可以写感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作文题，直接来自生活，不回避社会热点，老师也没有要求孩子怎样发表感想，也就是说，可以畅所欲言。可有一名学生在作文中写道 : “我看着那些无辜的小伙伴受到伤害，我就想把你碎尸万段……你要真忍不住仇恨，你就去杀那些贪官，你怎能杀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这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认为这暴露出社会问题、教育问题和学生的不良情绪。从社会学角度，确实可作这样的解读，但是，这样的评论不是在告诉孩子们，写作文时“悠着点”，不要信口开河吗？我不知道这篇作文会得几分，他的分数是不是会比另一篇写着“罪恶流过了你的心涧，冲动是你的弱点，相信你杀了 8 个学生现在一定非常的后悔“的作文低？把作文撒谎的责任归为语文教师，是不妥当的，甚至会误导语文教育改革——大家会以强调师德、要求老师“讲真话”、或者要学生宣誓诚信等方式，来“解决”说谎教育的问题，而真正的问题却被回避。那就是，在学校教育里，教师们是否有充分的教学自主权？能否按照基本教育常识，对学生进行从教育视角出发的评价？如果教师没有教学自主权，教学效果由行政部门检查，而不是由教师委员会评价，那么，他们的教学难有自己的灵魂，连自己的话都不能说，也就更别说区分真话和假话了。这就是现代学校制度中，要求学校自主办学、校本管理，教师有教育教学自主权的原因所在。（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2 年 4 月 4 日，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规则与诚信》：一位朋友刚和家人去夏威夷旅游归来，她向我说了两件令她一家印象深刻的事。一件事是，在夏威夷海边看海龟时，同团的一个小朋友拾起海边的小石块，扔向海龟。旅游团的人，都觉得好玩。这时，一个在海边晒太阳的老外，大声叫喊，说不能向海龟扔石头。后来，大家登上旅行车赶下一个景点。在路上，导游接到一个电话，之后十分慎重的告诉全车人：刚才警察局来电话，说这个团有一个小朋友扔石块打海龟，这在当地是违法行为，有人向警察局举报了。这让全车人十分惊讶，居然这么一件小事，就告到警察局，而且，还这么心细地记下了旅游团的车牌。那个惹事的小朋友更是吓坏了。朋友告诉我，这对这个小朋友以及同车人的教育可能是一辈子的。还有一件事是，他们从夏威夷到加拿大过海关时，她的先生填写入境申报资料，在是否随身携带动植物及其制品一栏中，填了一个“ NO ”。她女儿在与海关官员交谈时，告诉海关官员，从夏威夷带了一些坚果给同学。这引起海关官员高度警觉，马上质问为何在申报表中填了“ NO ”？于是要求所有随身携带的行李箱全部开箱检查，他们一家为这几袋坚果在海关处折腾了很长时间……朋友说，其实按照加拿大的规定，坚果是允许携带的，他们不能容忍的是，你在申报表上说谎。这两件事听来让人感慨。就在前几天，一位中学老师给我说了几年前发生在他们学校中的一件事，一个同学在课上站起来回答问题，坐在旁边的一个男生，为了好玩，把凳子悄悄地移走了，这个同学回答完问题，一屁股坐在地上，严重摔伤，尾椎骨折。类似的事情，在中小学学生的“恶作剧”中，不少见。对于这类事情的处理，最后也多从“学生成长”出发，大事化小，由惹事的学生家长赔偿了事。可是，学生的行为，俨然已经触犯法律，涉嫌故意伤害——知道可能造成伤害后果而故意为之——是应该报警，追究法律责任的，就是未成年人，免除刑责，也可能因此必须接受收容教育。——在收容教育还存在的情况下。这就是规则教育。一个健康的社会，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都必须教育引导学生树立规则意识，只有形成规则意识，才会遵守法律，捍卫自身的权利，同时不去伤害他人的权利。在美国，孩子们上小学的第一课，老师教育孩子们的是，不要伤害他人，这就是最基本的规则教育，也是最重要的人格教育、生命教育。由于从小培养规则意识，因此，长大后对规则有敬畏意识，也就会自觉遵守并维护法律。像扔石头打海龟这样的事，被法律严禁，那么，每个公民不但要遵守，而且，有责任去监督别人也遵守。可换在国内，就是树立起严禁的牌子，对于扔石块这样的行为，很少有人会出面制止，更不会“上纲上线”“像真的”一样去报警。与规则并行的是诚信。诚信，简单地说，就是“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一个人说的话，必须真实，带了东西说没带，这就是严重的说谎行为，在这一小事上都说谎，推而广之，就可能在其他事情上也不值得信任。这就是国外特别在意说谎的原因。那位朋友说，事后有朋友开玩笑告诉他们，今后出行，事先要和孩子“串通”好，免得孩子说了真话。这确实是不少国人的思路，还以为自己很“聪明”，没想到这将是对孩子十分不诚信的反教育——你看，爸爸妈妈都叫我说谎—— 在我国，虽然近年来倡导诚信，可是，对于说谎，却十分宽容，比如，有人说谎，社会可以对其开脱是“装酷”、“急中生智”，故意反着说；如果“装酷”说不通，就说是情非得已，环境所逼；如果这也说不通，就把说谎推给社会，大家都这样，何苦为难一个人；还说不通，就会围绕诚信重要，还是能力重要来一番争议，只要有能力，管他是不是说过谎……最近，匈牙利总统因抄袭黯然辞职，在我国又引起一番感慨，一国总统，因一篇博士论文就下台了，可在我国，一所大学校长被检举论文抄袭，针对确凿无疑的抄袭事实，学校的学术调查委员会，可以给其定性为“过度引用”，而否认其存在抄袭；就是认定其存在抄袭，也只是取消其学位或者学术头衔，依旧担任校长。总之，不管是说谎，还是抄袭，诚信问题，都是说说重要，可在现实中却都不重要。结果是，不管利用怎样的手段，只要取得了“成功”，获得了一定社会地位，就是成功人士。功利的价值观统帅了一切，做人的底线，完全丧失。在一个没有规则、不尊重规则、没有诚信、把说谎当习惯“装酷”的社会，大家都不把规则当真，也没有诚信的价值理念，最终社会深受无规则之困，人际交往也会为之付出高昂的成本。注重规则教育，把诚信作为做人的第一位，这是我国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必须补上的一课。【注：熊丙奇确实需要补课，必须补上的一课就是诚信不撒谎。】 2012 年 5 月 3 日，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孩子说谎，“可怕”的是什么？》：南京 5 岁女童慧慧在家门口被“捂嘴拐走”的消息，让节日期间的网络很不平静。随后传来的消息，更让人大跌眼镜，慧慧遗体在家门口不远处的池塘被打捞后，民警多方调查得知，“被人抱走”一说，是两名 4 岁玩伴因为害怕而临时编造出来的谎言。（扬子晚报 5 月 2 日）对于两名 4 岁的孩童撒谎，有网友直呼“太可怕”了，认为这么小的孩子就怕承担责任而撒谎，养成撒谎的习惯，长大了该怎么得了？这完全是站在成人的角度去审视孩童的心理，要让孩子们从小养成诚实的习惯，“大人们”首先要学会诚实地看待问题，科学地分析孩童的心理。这起事件中，与其说是孩童在说谎，还不如说是大人在“编故事”。根据媒体的报道，有一名知情的村民称，当时大人问得急，还有旁边的记者拿着摄像机对着拍摄， 4 岁大的孩童哪见过这种场面，吓哭了好几回。怕了不知怎么回答，迟迟不吱声。后来孩子的家长过来了，孩子才断断续续回答，但也答非所问。于是大人就根据猜测，试探着问孩子：“是不是给人抱走了？”“那个人是不是开车带走的？”“车子是不是灰色的？”两孩子一个点头，另一个跟着也点头，大人就当了真，由于慧慧的家人当时不在身边，所反映的情况都是听人说起的，如此以讹传讹，传出了“ 5 岁女儿被人抱走了”的消息。那么，是谁“以讹传讹”呢？不是孩子，而是急于打听的大人们，整个过程，大人们都在进行“想象”，被吓坏了的孩子，只有附和大人。那些有道德洁癖者，是可以站在道德制高点，追问孩子，为什么在大人们的追问下不说实话的，可是，他们是否想过，要是换着是自己，刚经历伙伴落水溺亡这么重大的冲击，会有怎样的表现？何况面对这么多大人轮换询问，幼小的心灵，能承担吗？不要说小伙伴溺亡，就是自己摔坏家中的饭碗，有时面对家长的诘问，都有可能说谎。这是人性的弱点，难以回避。还有一个问题，媒体的报道“语焉不详”，报道称，“记者现场多方调查得知，当时小女孩失足跌落池塘，两名玩伴目睹此情景，试图跑过去打捞施救，但因池塘水深近 3 米，孩童体力有限而未果。”这些细节是谁告诉记者的，从逻辑上分析，应当是孩子自己，因为只有他们在场，按照这一逻辑，事件得以真相大白，还是因为孩童最终说了实话。可遗憾的是，大家只记住了孩子先前说的谎，而不关心他们后来的转变。这种对待孩子说谎的态度，恰恰不利于孩子诚实习惯的养成。其实，孩童在某种环境中说一次谎，是十分正常的，大人们在发现孩子说谎时，要耐心地分析其说谎的原因，循循善诱告诉他们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不能对其说谎采取十分粗暴的态度，也不要在他已经改正错误之后，还盯着不放，要对其行为加以鼓励。另外，大人们也要反思自身的原因，比如，在追问孩子时，是不是太急切，让孩子感觉压力极大，担心说出真相，会遭到严厉的惩罚；是不是在以往孩子诚实地说出错误时，打骂相向，让他们觉得还是说谎更好。有什么样的成人世界，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不少网友感慨，连这么小的孩子也说谎。这也其实也是成人世界的一部分，即他们并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引导孩子，理性对待每个人成长过程中可能会犯的错误。在貌似关心孩子成长的感叹中，做着无益于诚信教育的事。有一个细节，值得所有关心此事者思量。据媒体报道，“记者试图在事发地点找到那两位小伙伴，但慧慧的家人多次表示，孩子是无辜的，何况是那么小的孩童，说谎也是无心的，况且传出这样推断的也主要是大人，两家都是多年的好邻居，大人不至于见死不救，故意编造这种谎言。通情达理的慧慧家人表示，女儿的事情还需要善后，出了这样的事情，邻居也很不安，暂时不要多打扰两家邻居为好。”相对于那些想批评两名孩子说谎，甚至想记下他们的名字的“道德家”来说，慧慧的家人，就是一面镜子，以宽容之心，诚实地对待人性的弱点，最终才能有社会的诚信。 2013 年 2 月 4 日，中国新闻周刊网（熊丙奇）《反对教育谎言，更要警惕说谎教育》：据最新一期德国《明镜》周刊报道，研究人员在《国际心理学杂志》上撰文说，“如果你现在不跟我走，我就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这是最流行的教育谎言。他们共询问了 114 名美国家长和 85 名中国家长。他们的孩子都在 3 岁以上。 84% 的美国家长和 98% 的中国家长承认，为了劝说孩子改善行为而向他们说过谎。心理学家把教育谎言划分为 6 类：吃饭谎言、“我立刻就走”谎言、“如果你现在不规矩”谎言、金钱谎言、“你真了不起”谎言和童话谎言。中国家长使用这几类谎言的频率差不多，而美国家长特别喜欢童话谎言。这是一项很有意思的调查，尤其是其将“你真了不起”和童话谎言，也列为说谎——这类谎言，如果不是被心理学家指出，很多人不会意识到这是谎言，比如“你真了不起”，就被作为教育孩子的方法和技巧，所谓倡导“赏识教育” ; 再就是童话谎言，更具隐蔽性。美国的父母子在教育孩子时说谎比例也很高，与经常说“你真了不起”和童话谎言有关。这一调查提醒父母，在教育孩子时，要注意采取符合教育心理学的适当方法，注意每一个细节，应当坚持说真话。“善意”的谎言，也是谎言，会影响孩子的人格发展和身心健康。我国早有“曾子杀猪”的故事，讲的是曾子因为妻子对儿子说的一句“回来杀了猪给你吃”的玩笑话，执意把猪杀掉，以兑现诺言，其间的道理就是“言必行，行必果”。但现实之中，有不少父母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再就是有的父母对调皮、不听话的孩子无计可施，想达到“教育目的”，于是“哄骗”、“欺诈”，而这通常还认为比粗暴的体罚更好。为此，对于如何当好父母，有必要进行家庭教育的指导，让父母知道如何用正确的方法引导孩子。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自称“ 教育学者 ”的熊丙奇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是不诚信的。尽管全国人民对熊丙奇宽容，熊丙奇本人应当自觉从严。 2009 年 7 月 14 日，《科学时报》《熊丙奇：大师的成长需要正常的精英观念》：这是一个“大师”遍地，也是大师稀缺的时代。说“大师”遍地，是指现在有的媒体动不动就封谁为大师，而被封之人，也泰然受之，… 2012 年 11 月 19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要出大师，就不要客气》：客客气气是出不了大师的，所谓的“大师”，都是“自封”或者“吹捧”出来的。 2014 年 12 月 26 日，熊丙奇在博客里【八年前文章《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补记】： 2005 年后，我的姓名后，又多了两个字：“教授”。因为这一年我评为“正高”职称。说实在的，我所在的职称系列，为编辑出版——从留在学校工作起，就一直在从事新闻宣传和报纸工作——我的职称，准确的说，是“编审”。更准确的是，我连大学教师也不是，因为我工作在机关，从事管理工作，根本就不是“教师编制”。根据同行经验，编审后面有时是可以加一个括符，括符里是“教授”二字，以此告诉别人，编审就是正高，就“相当于”“教授”。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你这个职称，和你谈的教育话题，不太匹配哦，我们就用“教授”吧，反正你也是“正高”——在《大学有问题》一书之后，我说要成就“正高梦想”，体会“教授感觉”。显然，素有“教授情结”的我流之辈，也就默许了。 2015 年 1 月 4 日，《齐鲁晚报》（熊丙奇）《我是熊丙奇 , 是一名教育学者。》：我是熊丙奇，是一名教育学者。熊丙奇坦言：《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一个“连教师也不是”的人怎么可能成为“教育学者”？自称“教育学者”的熊丙奇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是不诚信的。 2006 年，熊丙奇的孩子读小学两年级（大概是 1998 年出生），到 2015 年，熊丙奇的孩子大概 17 岁，读高中二年级。如果有一天，熊丙奇对他的孩子进行诚信教育，是否有尴尬的感觉？就凭你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这一细节，你的道德也是不够完美的。不是吗？江东父老看着你。 2010 年 12 月 7 日，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以上内容约 70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熊丙奇以反对“权力通吃”为由极力兜售所谓现代大学制度: 大庆商江 2015-2-27 04:13; 熊丙奇以反对“ 权力通吃” 为由极力兜售所谓现代大学制度【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百度百科》解释，通吃： 1 、赌博时庄家赢了其他各家。 2 、现多引申为能战胜全部对手或全部都能得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既是党的领导的重要原则，也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一项重要原则。是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所谓总揽全局，就是各级党委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抓方向、议大事、管全局上，集中精力抓好带有全局性、战略性、根本性和前瞻性的重大问题，把握政治方向，决定重大事项，安排重要人事任免，抓好思想政治工作，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有效地实施党在各个领域的政治、思想、组织的领导。所谓协调各方，就是党委要从推进全局整体工作的要求出发，统筹协调好党委、人大、ZF、政协的关系，统筹安排好纪检、组织、宣传、统战、政法、武装以及群众团体等方面的工作，使各方面都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实施，有利于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既保证了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又充分发挥好人大、ZF、政协以及人民团体和其他方面的职能作用。中国公办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就是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不能称之为 “ 权力通吃”。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曾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冒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自称“教育学者”“教育问题专家”等，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否定党管干部原则，以反对“ 权力通吃” 为由极力兜售所谓现代大学制度，企图改变中国公办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举证如下。 2010 年 7 月 28 日，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美国的“缩减暑假”与我们“没有暑假”》：也许很多中国教育界人士看到美国时代杂志最近刊登的这篇文章——《反对暑假（ The Case Against Summer Vacation ）》，会骄傲起来：你看，美国专家都在呼吁缩短暑假！我们这里抓紧暑假，是值得肯定的。进而，会反对那些减轻学生负担的主张。确实不错，在这篇文章中，美国学者对美国学生过长的暑假会影响到全球竞争力，以及过长暑假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存在着不公平进行了剖析。与之对比，我国学生把暑假抓得很紧、安排得很满，是“有优势”的。然而，我国教育界人士却不能高兴得太早。这首先让我想到了 30 年前的一个关于中美基础教育的故事。 1979 年 6 月，中国曾派出一个访问团，去美国考察基础教育。回国后，访问团写了一份三万字的报告，在见闻录部分，有如下文字：“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大字不识一斗，加减乘除还在扳手指头，就整天奢谈发明创造，在他们眼里，让地球掉个头，好像都易如反掌似的。”“课堂几乎处于失控状态。学生或挤眉弄眼，或谈天说地，或跷着二郎腿，更有甚者，如逛街一般，在教室里摇来晃去。”访问团由此得出结论：再用二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必将赶上和超过这个所谓的超级大国。同一年，美国也派了个考察团来中国。他们在看了北京、上海、西安的几所学校后，也写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有如下文字：“中国的小学生在上课时喜欢把手放在胸前，除非老师发问时，举起右边的一只，否则不轻易改变；幼儿园的学生则喜欢把手背在后面，室外活动时除外。”“中国把考试分数最高的学生称为学习最优秀的学生，他们在学期结束时，一般会得到一张证书，其它人则没有。”于是得到结论：中国的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在世界上也是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他们的学习成绩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同年级学生比较，都是最好的。可以预测，在过二十年的时间，中国在科技和文化方面，必将把美国远远的甩在后面。 30 年时间过去了，这两个代表团的预测都错了——美国教育不断培养问鼎世界科学高峰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中国教育，还在基本的教育理念中挣扎。这说明什么问题？抛开教育理念的巨大差距不说，还有一点，就是中国教育界是特别愿意从“教育比较”中，看到自身教育的优势，以及别国教育的不足的。如果有教育人士又以美国专家呼吁缩减暑假为理来反对对学生减负，将是这种思维的继续。这些年来，我见多了这种“教育比较”。比如，有专家在观察美国高校后，回国撰文指出，美国高校现在在加强行政管理，提高行政决策权力，这与我国推进教育去行政化改革正好相反，由此建言，行政管理也是有好处的，不要动辄就提去行政化改革。这种“比较”，貌似有什么“新发现”，可却是完全不顾美国高校管理和我国高校管理的巨大现实差别的——在美国高校中，行政权是十分“可怜”的，教育权与学术权起绝对主导地位，以至于行政效率很低，所以才有加强行政权力一说；而在我国高校，行政权几乎把教育权和学术权通吃，教育权和学术权根本没地位。形象地说，美国大学中行政权与教育权、学术权之比可能最多只有 2 ： 8 ，而在我国高校，行政权与教育权、学术权之比至少有 9 ： 1 ，可有专家却以美国高校要加强行政权，来论证我国高校行政权的合理性。对学校放暑假的看法，也与此类似。美国专家要求缩减暑假，与我国的暑假给学生减负，是完全不同的情形——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数字，周末和节假日以外，美国孩子每年平均有 180 天在校，每天上课不到 7 小时。学生的假期很少像我们这里进特长班、补课班、培训班，而主要是做兼职、志愿者服务，或参加其他活动。可在我国，假期对中小学生们来说是“梦魇”，比平时上课还累、还忙。假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却以美国专家要求缩减暑假为由，来表明暑假让学生刻苦学习的正当性，这不是混淆是非、走教育的极端吗？——美国学者所说的缩减暑假，不过是探索进一步的平衡，而不是缩减到像我们这里“没有暑假”。与美国教育时常居安思危，发出危机论调，担心被他国超越相比，我国教育缺乏正确面对问题，反思教育问题的能力，所以才有在教育问题堆积如山的背景下，还推出“教育成功论”；也才有不断地进行“比较教育研究”，去掉他国的教育现实背景，来为错误的教育思路、行动找到“他国经验”的支撑。这种发展教育的态度，正让我们品尝教育问题所带来的恶果——应试教育越来越严重，受教育者的个性与兴趣被扼杀，学生的创造与创新活力严重不足，公民价值观念混乱……我国已经启动新一轮的教改，要让教改取得成功，必须直面教育问题，理性借鉴他国的经验，而不能再采取“鸵鸟政策”，再沉浸在“教育成功”的虚假景象中。 2013 年 3 月 2 日，环球网《熊丙奇：如何处理“师生恋”？》：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一名高中女老师与男学生产生恋情，这段恋情因遭到学生家长的反对，女教师还因此丢了工作。（南方日报 2 月 26 日）对此，该校有关负责人证实了师生恋一事，但称学校没开除女老师，只是把女老师“调离”学校，劝其回老家休息一学期。不过，以后该老师也将不再回学校任教了。学校的解释太暧昧，而事实上，对于师生恋，不必这么暧昧，而应该有明确的规定。在美国，大中学校大都有禁止“师生恋”的规定，严禁教师和学生有任何的浪漫或两性关系。而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出于“利益回避原则”，即如果教授（教师）与本校学生有恋爱关系，可能会影响到对这名学生的学业评价、荣誉评定，由此出现不公平。如果发生师生恋，要避免产生利益牵连，就必然做出选择，要么教师选择离开，要么学生退学（转学），而由于学校与教师有聘用合同，所以可以在聘用合同中对其行为进行约定。这个道理，是不是很容易被大家接受？这比空谈什么感情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就是对于已经成人的大学生，美国大学也是采取这种处理方式，这并没有引起教师和学生的不满。事实上，在国外，制订学校的管理规章时，“利益回避”是一条基本的原则。比如，明确规定，学者担任校长后，不得再从事学术研究，避免校长动用行政权和学术权为自己谋求教育利益和学术利益。这种利益回避，实则限制了校长的权力，从而做到学校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的分离。而在我国大中学校，却很少实行“利益回避”原则，在大学，学者担任校长后，还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而且也参与各种学术荣誉、成果的申报，结果是行政事务繁忙的校长，反而学术成果越来越多，各种学术荣誉也随之而来。这实际是“权力通吃”、“利益均沾”，败坏了学校的学术风气。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新任校长主动提出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反而被认为是很有道德的事。在中学，这种情况也类似，虽然校长职业化提了多年，可总体而言，很多校长还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也享有教学和科研的各种好处。“师生恋”也是如此，本来，作为公民个体之间的感情，他人不得干涉，可是，由于在学校管理、教育教学中，这种特殊的感情，完全可能破坏评价体系，所以，是应该禁止的。但是，在我国，对待师生恋，却不是从这一角度，而是另外两个角度，一个角度是，教师行为不检点，有道德问题，另一个角度是，影响学生的学业 ——那么，如果学生的学习成绩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提高了，是不是就不是问题了呢 ? 近年来，我国教育部门一直在提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而所谓现代学校制度，其实就是明晰界定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权责的制度，在现代学校制度框架下，对师生恋的最好处理办法，就是利益回避原则，并按这一原则确定校规。当然，考虑到未成年人的身心发育，国家应该出台法律，对成年教师和未成年学生的恋爱行为、性行为进行界定，如果国家有明确的法律规定，那么，发生在未成年教师和成年教师的师生恋的处理则需依法处理，当事教师完全有可能由此被追究法律责任。（摘自作者博客） 2013 年 6 月 27 日，腾讯教育《熊丙奇：治校何需“亲自上课”》：近日，武汉科技大学校长孔建益给机械工程专业 79 名学生上了本学期《机械原理》的最后一堂课。课后，孔建益还向学生们道歉：“这学期我的事务比较繁忙，有几次上课没能亲自前来，而是找其他老师帮我代课，还请大家多多原谅。”孔建益一番诚恳的表白，赢得了学生们的掌声。下课前，孔建益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码，并向所有学生承诺，学生给他发的短信，他必看必回。一校之长亲自为学生上课，而且还把手机号码留给学生，给人的印象是特别“亲民”。然而，从校长职业化角度看，这或许又是一种职责的错位。作为一所大学的校长，其主要职责是管理大学。考核、评价其作为与贡献，也应该立足对大学的管理，其学术研究或教育教学方面的作为并非主流。如果对一名大学校长提出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的要求，其结果可能是管理工作做不好，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也被耽误，就如媒体所报道的，孔校长也缺了好几次课。当好一名大学校长，需要在管理岗位全力以赴，而不是以兼职状态完成校长的岗位职责。不仅如此，校长一边担任行政管理工作，一边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教育教学，还被认为是“权力通吃”，既获得行政管理的好处（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享有相应的待遇），也谋求学术利益和教育声誉。近年来，大学校长入选两院院士以及获评国家教学名师，就遭遇了一些质疑。正是由于如此，教育部 ( 微博 ) 在试行公选校长时明确提到，担任校长后要全身心投入学校管理，而过去两年间，少数新任校长公开承诺，担任校长后不再申请新的课题，不再带研究生，不申报院士和国家奖项，得到社会广泛好评。这是校长职业化的回归。只有从职业化角度，选拔、管理、考核、评价校长，校长才能把全部精力用到学校管理中，同时也限制校长动用行政权，去谋求学术利益和教育声誉。这也是实现大学行政权、学术权、教育权分离的基本措施。可能有人认为，校长亲自为学生上课，同时把手机号码给学生，也是深入了解校情，以便管理好大学的重要举措。这恰恰说明我国大学的管理还没有形成现代学校制度。在现代学校制度框架中，校长负责行政事务，执行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教育决策和学术决策，为教授和学生服务。而学校的教育决策和学术决策由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负责。校长需要通过亲自教书来接近学生，这只能说是当前治校模式中的一道“风景”。有意思的是，不少网友对校长亲自授课予以好评。这也表明，由于校长还没有实行职业化，因此，对校长这一角色社会还没有形成共识。这也反过来影响校长的职业化，当社会都用传统观念要求校长，希望其既是“学术高手”，又要在教育教学中有所作为，校长们也就难以放弃学术研究、教育教学，全身心投入管理工作。事实上，这也是当前推进校长职业化的难点之一。而如果大家习惯用职业化的眼光看待大学校长，不去追捧校长是“学术超人”、“教学达人”，校长角色也就实现了职业化的回归 2013 年 12 月 26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高校领导横跨多界权力通吃》：据媒体报道，近日，浙江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褚健因经济问题，被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立案调查，这是继四川大学副校长安小予之后，又一个被调查的部属高校副校长。舆论对高校接连爆出腐败案颇为不解，好歹大学是教育和学术之地，即便有贪腐，也不该这么严重。殊不知，大学本就有正厅或副部的行政级别，校领导的首要身份是官员。与社会舆论认为高校应该“纯净”相反，如果缺乏对校领导行政权力的制约，大学的贪腐可能更隐蔽，甚至以教育和学术的名义使贪腐看起来更加“名正言顺”。比如，不少大学的校长既被认为是教育家，同时又是著名学者，还拥有副部、正厅的行政级别；多年前，还有校长担任校企董事长，可谓横跨四界，身担多职。乐观来看，这是能者多劳；但从现实出发，这更是权力通吃、利益均沾。行政领导利用手中的权力，可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既可凭借教学成果奖入选国家教学名师，谋求教育利益；又可申报院士、担任首席科学家，享受副部、正厅待遇，谋求学术利益。这尚且是“合理合法”的待遇，有的行政领导对此仍不满足，便用手中的权力，介入学校的招生、财务、基建、后勤等领域，寻租腐败。教育部曾反复发文要求高校把好招生关、财务关、基建关、后勤关，可效果甚微。行政权力过大，缺乏制约，才是贪腐的根源。浙江大学副校长一案，被疑与其开办公司侵吞国有资产有关，教育部多年前曾要求高校清理校产企业，理清校企关系，但不少高校一直未理清。缺少了明晰权责、约束权力的过程，高校贪腐才屡禁不止。在笔者看来，约束行政权力，关键在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实行校长职业化、高校去行政化、学术自治以及教授治校。具体来说：改变现有的行政决策模式，高校由大学理事会自治，避免学校行政为先；改革校长任命机制，实行校长公开遴选；取消学校行政级别，让学校回归到纯粹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在校内使行政权和学术权分而治之，行政不得干预教育和学术。对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推进校长职业化、去行政化，我国ZF层面已有统一认识，《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对此有明确描述，遗憾的是，实际推进仍十分缓慢。高校接连爆发腐败案再次敲响警钟：必须加快推进改革，否则贪腐会严重伤害大学的肌体，败坏大学公信力。 2015 年 2 月 16 日，《熊丙奇专栏：选拔去行政化，推进大学校长职业化》： 15 日上午，北京大学举行全校教师干部大会。林建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免去王恩哥的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对于林建华担任北大校长，舆论普遍关注两点，一是林不是院士，此前 4 任北大校长都是院士；二是王恩哥成为蔡元培后，任职最短的一届北大校长，自 2013 年 3 月接替周其凤后，他在任时间不足两年。这两点放在一起，前者传递出校长职业化的信息———按管理学校的能力选拔校长，而非按学术能力选拔校长；后者却有些背离校长职业化、专业化———在校长岗位上干 2 年就离职，校长任期也太短了，林建华此前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时间，甚至比王恩哥还短。这表明，我国正在努力推进校长职业化、专业化，可是，在推进过程中，还没摆脱校长行政化，因此，校长职业化、专业化并不彻底，有关部门在选拔校长时，还受到行政思维的影响。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国任命“ 985 ”高校校长，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必须是院士，坊间流传“院士出校长，校长出院士”，说的就是这种现象。但这种选拔校长的规定，并不符合校长职业化的要求，对于大学校长来说，选任的标准，应该是是否懂教育、懂教育管理，有社会活动能力，把只懂学术研究不懂教育管理的院士，选拔到校长岗位，这既是对院士本人的浪费，也是对学校管理的不负责。有意思的是，由于有的院士并不愿意放弃学术研究去从事行政管理，有关部门为了说服院士出任校长，一边赞其为担任行政职务作出“牺牲”，一边为其创造条件，允许其一边做行政管理、一边做学术研究，这带来的问题是，行政和学术不分，影响整体的学术风气，在普通师生看来，这是行政权力通吃。院士是最高学术荣誉，还有人曾经把学校校长是不是院士，与学校的地位联系起来———如果校长不是院士，就感觉校长缺乏话语权，学校的地位也低不少。这显然是一种很不健康的生态，一来说明我国的管理和学术管理体系，还看等级和头衔；二来说明大学关注的是校长有何身份，而不是他的治校能力。这种情况在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之后，有所改变，该纲要明确提到，我国要转变ZF管理学校的方式，建立新型的ZF与学校关系，逐渐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完善校长选拔任命制度。 2011 年年底，教育部开始推进公选校长改革的试点，公选校长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推进校长去行政化、职业化和专业化； 2012 年 2 月，没有院士头衔的陈吉宁，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这被认为是破除了清华、北大校长必须是院士这一不成文的“惯例”，朝校长职业化迈出的重要一步。具体有两个做法，一是对校长实行任期制，明确要求一名校长在校长岗位上不得连续干 2 个以上的任期，并提出明确的年龄限制；二是对校长进行轮换，校长从一个学校校长岗位转任另一所大学。从管理干部角度，这并无不妥，这可防止校长在一个岗位呆得过久，形成自己的势力，滥用权力，但是从校长职业化角度来说，如果校长任期过短是会有一定问题的。只有坚定按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推进校长公选，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取消校长的行政级别，才会首先按教育家，而不是按官员选拔校长，也才会真正做到校长的职业化、专业化。 ( 作者系教育学者 )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熊丙奇以反对“ 权力通吃” 为由极力兜售所谓现代大学制度，企图改变中国公办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企图否定党管干部原则。反腐败的思路是对权力加强监督，而不是把权力进行拆分，更不是把权力平均分配。 2010 年 12 月 17 日，教育部网站《吴启迪：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用十六个字表达为：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故意把“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篡改为“ 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 ”，是明目张胆的挑衅中央的行为。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应当知道《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用十六个字表达为：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不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篡改的“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以上内容约 75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熊丙奇炒作大学校长任期长短挑战中国公办大学领导权: 大庆商江 2015-2-24 04:45; 熊丙奇炒作大学校长任期长短挑战中国公办大学领导权【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09 年 02 月 18 日，上海交通大学新闻网（沪 ICP 备 020861 ）《我校召开 2009 年第一次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2 月 17 日上午，我校召开 2009 年第一次宣传思想工作例会，部署 2009 年学校宣传思想工作，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舆论动员。党委副书记徐飞，宣传部部长刘玉祥，各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分管书记、宣传干事等 60 多人出席。宣传部副部长熊丙奇、文明办副主任李心刚出席，李心刚主持会议。此信息说明， 2009 年 2 月 17 日上午，熊丙奇时任上海交通大学宣传部副部长。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宣传部副部长的熊丙奇对大学校长任期很感兴趣。举证如下： 2007 年 12 月 7 日，新华网《熊丙奇：大学校长的任期为何短？》：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大学校长素质研究”课题组今年进行的调查显示，我国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为 4.1 年，而美国同类大学的校长任期为 12.2 年。对于这项调查结果，不少专家认为过短的任期，将导致校长不思进取，或者注重短期利益，急功近利，难以按照办学规律办学，形成学校的特色与文化。专家们把中国大学校长的短任期现象，归结为当前实行的校长任期制。笔者也曾一度认为，由政府部门任命大学校长的任期制制约了校长大展拳脚，而最近与多位大学校长的接触才发现，专家的归因，并不符合实际。校长们说，如果一个人在校长岗位上真干上 10 年、 20 年，他肯定会被认为没多大出息。他们的想法是，干完第一个任期，在第二个任期内，如果有可能的话，实现新的发展。这种想法，道出了我国大学校长岗位的实质。在政府部门看来，大学校长岗位首先是官员岗位，其次才是教育管理岗位。我国大学校领导按不同的学校层次，分别对应不同的行政级别———副部长级、正厅级、副厅级。在校长本人看来，大学校长岗位对自己的意义，首先是成为高官，其次才是管理大学。由于学校领导已然属于高级干部，因此，他们与政府其他部门同等级别或者更高级别官员岗位的流动、升迁，基本上实现了无缝衔接。在这样的环境中，今天无论是教育界内部，还是社会舆论，在一所大学新任命校长时，议论最多的是人事安排而非办学理念。一个政府部门的官员，不管具不具备担任大学领导的教育背景、管理经验，可以很方便地走向大学领导岗位，官升一级。而对这所学校校长的未来预测更多的是，是否会发展到某个政府部门当上部长、副部长、主任、副主任、院长、副院长———如果一名校长，在某大学当校长两三年，就顺利当上部长、副部长、副市长等等，那么，这是最有出息、最得到赏识的表现，也是这所学校的最大荣光。很显然，很少有校长能为了自己的教育理想，不为这种评价体系所诱惑，反过来，更多的校领导，则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仕途发展而积极谋划。这就不难理解，我国大学校长在黄金年龄段离开校长岗位，大多不是回到学校普通教授岗位，去重新做学术研究、搞教育教学，而是升迁到了各个与教育有关无关的官员岗位上。大学校长的这种价值取向，是高等教育行政化的必然结果。其实，这种价值取向，已经深入大学的各个层面。为什么一名教授愿意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去应聘一个正处、副处，甚至正科岗位，并努力去走行政发展之路？为什么一个教授担任某个研究所的所长，总觉得没有发展、没有出息，总是想着能当上系主任、副院长、院长？就是这种价值取向所致。当然，对于这样的价值取向，无论是校长还是教授，都有很多的无奈，对于行政权力的追逐，成为他们不得已的现实选择。社会所期待的大师、教育家，均在这样的现实选择中，远离众人的视野。从整个教育发展看，这无疑是最大的人才错位与人才浪费。耶鲁大学校长列文曾在中国大学校长论坛上发言说，“我认为，给大学校长的时间至少应该是 10 年。”这句话赢得中国校长的热烈掌声。为这样的声音鼓掌，看得出校长们在某些时候进行的内心挣扎。减少大学领导、教授们的内心挣扎，需要让大学脱离官僚体系，否则，在大学里，难以存有教育理想、学术理想生长的空间，而只留下官场规则、行政话语。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也就遥遥无期。 2009 年 7 月 6 日，《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 : 何川洋事件提示改革高考录取制度》。此信息说明， 2009 年 7 月 6 日，熊丙奇已经披上了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迷彩服。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迷彩服的熊丙奇依然对大学校长任期有独特的感受。举证如下： 2015 年 2 月 16 日，凤凰网“ 熊丙奇的博客”《大学校长任期为何越来越短？》： 25 日上午，北京大学举行全校教师干部大会。中组部副部长潘立刚宣布，林建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免去王恩哥的北京大学校长职务。王恩哥透露，将到中科院任职。对于林建华担任北大校长，舆论普遍关注两点，一是林不是院士，此前 4 任北大校长都是院士；二是王恩哥成为蔡元培后，任职最短的一届北大校长，自 2013 年 3 月接替周其凤后，他在任时间不足两年。这两点放在一起，让人确实有些看不懂，前者传递出校长职业化的信息——按管理学校的能力选拔校长，而非按学术能力选拔校长；后者却有些背离校长职业化、专业化——一名校长只在校长岗位上干 2 年就离职，校长任期也太短了，林建华此前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时间，甚至比王恩哥还短。这表明，我国正在努力推进校长职业化、专业化，可是，在推进过程中，还没摆脱校长行政化，因此，校长职业化、专业化并不彻底，有关部门在选拔校长时，还受到行政思维的影响。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国任命 985 高校校长，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必须是院士，坊间流传“院士出校长，校长出院士”，说的就是这种现象。但这种选拔校长的规定，并不符合校长职业化的要求，对于大学校长来说，选任的标准，应该是是否懂教育、懂教育管理，有社会活动能力，把只懂学术研究，不懂教育管理的院士，选拔到校长岗位，这既是对院士本人的浪费，也是对学校管理的不负责。有意思的是，由于有的院士并不愿意放弃学术研究去从事行政管理，有关部门为了说服院士出任校长，一边赞其为担任行政职务做出“牺牲”，一边为其创造条件，允许其一边做行政管理、一边做学术研究，这带来的问题是，行政和学术不分，影响整体的学术风气，在普通师生看来，这是行政权力通吃。院士是最高学术荣誉，还有人曾经把学校校长是不是院士，与学校的地位联系起来——如果校长不是院士，就感觉校长缺乏话语权，学校的地位也低不少。这显然是一种很不健康的生态，一来说明我国的管理和学术管理体系，还看等级和头衔；二来说明大学关注的是校长有何身份，而不是他的治校能力。这种情况在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之后，有所改变，该纲要明确提到，我国要转变政府管理学校的方式，建立新型的政府与学校关系，逐渐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完善校长选拔任命制度。 2011 年年底，教育部开始推进公选校长改革的试点，公选校长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推进校长去行政化、职业化和专业化； 2012 年 2 月，没有院士头衔的陈吉宁，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这被认为是破除了清华、北大校长必须是院士这一不成文的“惯例”，朝校长职业化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院士的职业化还不彻底。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大学校长的级别并没有取消，北大、清华等 31 所 985 高校的校长还有副部长级行政级别，因此，有关部门还是按管理干部来管理校长。具体有两个做法，一是对校长实行任期制，明确要求一名校长在校长岗位上不得连续干 2 个以上的任期，并提出明确的年龄限制；二是对校长进行轮换，校长从一个学校校长岗位转任另一所大学。从管理干部角度，这并无不妥，这可防止校长在一个岗位呆得过久，形成自己的势力，滥用权力，但是从校长职业化角度来说，却有诸多问题，包括，如果校长任期过短，这会让校长只关注任期政绩，而不思考学校的长远发展，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大学校长素质研究”课题组曾进行过一项调查显示 , 我国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为 4.1 年 , 而美国同类大学的校长任期为 12.2 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甚至把校长长任期制视为学校成为一流大学的经验；另外，一个人适合当人一所大学校长，却不一定适合担任另一所大学的校长，学校的办学定位、办学风格不同，对校长的要求也不同。于是，我们看到的是，作为校长职业化的代表，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在担任校长不到 3 年后，调任环保部；王恩哥和林建华，不断刷新校长任期的最低年限。很显然，大学校长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受制于行政化，如果不取消校长行政级别，不改革校长选任机制，职业化和专业化，在行政化面前不堪一击。只有坚定按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坚定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推进校长公选，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取消校长的行政级别，才会首先按教育家，而不是官员选拔校长，也才会真正做到校长的职业化、专业化。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炒作大学校长任期长短挑战中国公办大学领导权。毋庸讳言，中国公办大学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执政党手中。中国公办大学的校长都是官员，当然要按官员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别拿教育家当挡箭牌，谁也不是天生教育家，实践中磨练嘛）。中国公办大学的校长有没有行政级别，都是国家的栋梁。（国家重点大学校长即使啥级别没有，也按高级干部管理）。中国公办大学校长的职业化、专业化服从服务于革命化。中国公办大学的校长必须自觉与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绝对不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政治底线，绝对不可动摇。 2015 年 2 月 8 日，《城市快报》《教育问题如麻陈丹青：没有权力瞎操什么心不如读无用之书》：写给谁看？给学生看，无用；给教师看，无用。给教育当局看？当然更无用。你批评教育，你在什么位置？你无权无位，写这些做甚？ 2008 年 7 月 2 日，搜狐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我们需要更多的熊丙奇》：熊丙奇先生跟我素不相识，但他的文章我早就读过。他是一个教育界圈里的人，也是用心来盯着自己的这个圈的人，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有关部门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令人愉快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命运，就是古希腊神话里那个报信的乌鸦，总之没有好果子吃就是啦。 2009 年 3 月 19 日，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香水女生”为何可以炒作起来》：放言批评之后，批评者的结局往往不妙，尤其是直接批评所在学校的批评者，大多没有好果子吃。 2010 年 12 月 7 日，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应当认识到公办大学领导班子建设的重要性。对于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之流企图染指公办大学领导班子建设的胡言乱语应当提高警惕，不要同流合污。更不要沆瀣一气。以上内容约 45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室号部门新电话号码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没有资格训教深圳市: 大庆商江 2015-2-23 05:25;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没有资格训教深圳市【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11 年 1 月 10 日，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网站（沪 ICP 备 06023321 号）发表文章《教育集团熊丙奇副总裁获选网易年度新闻人物》。这说明，熊丙奇的企业头衔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应届毕业生网《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招聘副总裁》：招聘日期： 2010.08.10 工作地点：上海 - 徐汇区职位类别：全职学历要求：不限招聘人数：若干工资待遇：面议职位描述岗位职责：协助总裁负责教育集团培训项目的开发。应聘条件： 1. 熟悉国内外教育培训市场，并有独特见解； 2. 在教育培训机构负责过项目开发，并有明显业绩； 3. 有较强的组织能力； 4. 有较高的英语口译与笔译能力； 5. 年龄 45 岁以下，身体健康。原来，“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是可以成批量“招聘”的。不是领导职务。怪不得熊丙奇自己看不起“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这一职务。“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或许没有行政级别，没有什么稀奇之处。没有行政级别的“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竟然以教育改革为由训教副省级单位深圳市。简直就是一个放荡不羁的政治狂徒。举证如下： 2010 年 12 月 14 日，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改革能否成为深圳教改真正的亮点？》：指导未来１０年深圳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深圳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现已在深圳ZF在线和深圳市教育局门户网站上全文发布。对于这次教改《规划纲要》，深圳市有关部门总结出五个“特点”，其中，“特点五”就是“改革力度较大”。具体指，“《规划纲要》提出了许多新的举措。在高等教育发展方面，主要是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南方科技大学筹建步伐，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建成高水平的一流大学。建设金融、商业、海洋、能源、网络、新材料等特色学院，增强高等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等等。这是在大家的意料之中的，深圳教改要打“南科大牌”。客观上说，深圳版《规划纲要》，相比此前公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在某些地方有所进步，但与此同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仍旧不清晰，甚至可以说，相对于国家《教育规划纲要》还更保守。以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而言，国家版《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其描述为“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同时将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列为“扩大社会合作”范畴，旨在健全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与之对比，深圳版《规划纲要》则明确提出，“率先构建特色鲜明的现代大学制度”。具体措施包括，完善大学章程，制定大学条例，依法保障高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大学校长遴选任用办法。等等。尤为重要的是，在深圳版《规划纲要》中，明确了学校理事会的决策和管理功能，具体为“探索建立由多方面代表参加的学校理事会，吸引社会贤达参与学校重大决策和管理。”如果这一决策机制能建立，当为大学实施自主办学提供有力保障。大学理事会治理结构，对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至关重要，它有助让ZF放心地放权，也有利于大学依法自主办学。在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过程中，长期以来存在的担忧是“一放即乱，一管即死”，大学理事会治理，就是处理放与管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措施。由ZF官员、人大代表、大学校领导、教授代表、学生代表、校友代表、社会贤达人士共同组成的大学理事会，对大学发展战略进行决策，将保障大学办学的方向，体现公众的利益，同时，也得以让大学办学者有充足的空间，自主落实理事会的战略决策，摆脱行政对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的干扰。建立全新的ZF与学校管理模式，真正实现教育的管评办分离，亦即去行政化。也正是由于如此，笔者对深圳版《规划纲要》进行了全文检索，“行政”出现了 15 处，但却未发现任何“取消学校行政级别”的描述。在国家版《教育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到“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这被认为是国家版的最大亮点之一。深圳版《规划纲要》对此毫无涉及，令人对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前景，充满忧虑。虽然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不是去行政化、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全部，但这却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它事关ZF管理学校的基本方式、学校校长的遴选制度、大学内部的干部管理等诸多关键办学事宜。可以说，如果学校行政级别不取消，要启动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十分困难。我们并不否认，在南方科大的创建中，深圳其实已经迈出了取消大学行政级别的步伐。但深圳的大学，不止南科大一家，而且这没出现在《规划纲要》中，也让去行政化改革，以至南科大的未来发展，充满变数。当然，比文本更重要的是现实行动，深圳教改最终能否有“改革力度较大”的特点，需拭目以待。 2011 年 5 月 2 日，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深圳应叫停南科大局级副校长公选》：一则公开推荐选拔正局级副校长的组织部公告，让一直走在去行政化改革道路上的南方科大前景存疑。 4 月 29 日，深圳市委组织部在其网站上发布了《关于公开推荐选拔南方科技大学 ( 筹 ) 副校长等领导干部的公告》，其中，明确注明正局级行政级别的两个南科大副校长职位引发各界关注。（南方都市报 5 月 1 日）这给人的震惊程度，不亚于当初朱清时受聘担任校长时，说出 “去官化，去行政化”办学理念给人的惊喜程度。彼时，公众并不明晰朱校长“去行政化”的整体构想，但鉴于中国大学严重的行政化倾向，人们相信，一所新创办的大学，如能践行“去行政化”的理念，其前景应当被看好，加之其诞生于改革的热土——深圳。可以说，“去官化，去行政化”成为了南科大的标志，也是代名词。这一学校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且在国际范围内远播。从一所大学的品牌建设来说，任何与这一品牌相违背的细小行动，都有可能一夜之间，摧毁其品牌。笔者一度认为，南科大的举办者——深圳市ZF将小心翼翼地维护这难得的品牌，并避免出现对南科大形象的伤害。然而，从这次招聘副校长人选的公告看，对于“去行政化”这一学校品牌，ZF部门丝毫不珍惜。甚至可以说，ZF部门以一种轻率地方式，破坏了南科大的标志。也许ZF部门官员对此不以为意，认为不就是招聘两位副校级干部吗？而且给他们级别，也是为了便于学校与ZF部门打交道。但就像朱校长的一句“去官化，去行政化”都令人心动一样，这一招聘行动的意义，在大家心中，其“象征意义”也超过实质意义，这等于向社会和世界宣布，此前所有关于南科大没有官员、没有级别的说法，都是不成立的，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也不过是说说而已。而所有其他关于南科大的美好设想，也将遭到质疑：连一个级别问题都如此纠缠，其他行政管理、评审、评价，怎可能退出？客观上说，大学校领导的级别，并不是大学行政化的全部。然而，这是推进去行政化改革的十分关键的环节，因为只要学校领导有行政级别，就难以理清ZF与学校的关系，校领导的任命方式、选拔标准、考核与评价，都难以摆脱官场体系，进而，大学也休想去行政化。对此，朱清时校长与深圳市ZF都应该十分明白。否则，就不会有此前南科大去行政化、没有行政级别的故事了。不得不指出的是，深圳的这一招聘，暴露出ZF部门对学校的固有管理思维，已经给南科大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甚至会左右一些学生、应聘者的选择。南科大能走到今天，是与其所树立的形象，得到的社会舆论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如果深圳市真想把南科大办为一所一流大学，那么，笔者有如下建议。首先，马上叫停这一招聘，取消所谓的行政级别，并向关心南科大发展者道歉。说实在的，招聘公告提出的“基本资格为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年龄在 55 周岁以下，具有职位相关的工作经历或相关专业知识。任职资格条件为现任国内高等院校正处级以上职务的教育管理干部，或现任深圳市正局级职务或副局级职务 2 年以上干部”只会贬低南科大，因为这种条件，通行于国内任何一所公立本科，招来的就是官员，而非懂教育的教育管理者。按照这种招聘要求，南科大的最大出息，就是成为一所体制内的一般本科。其次，加快制订南科大章程。南科大在办学中，遭遇官本位环境的“围剿”，学校与ZF打交道不方便，行政管理岗位因为没有级别而不吸引力不强等等，主要原因在于没有有法可依的办学章程。要让南科大从体制中突围，应通过制订保障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大学章程来实现。这一章程是对ZF、学校、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权责的全面界定，其中，校长的遴选、财政拨款等重要事宜，也该有明确的规定。令人困惑的是，深圳有关领导早就表态，要制订南科大章程，提交深圳人大常委会审议，将其作为南科大办学的法律文本，可时至今日，不见章程出台。未来 10 年，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期，对于教改，ZF部门应该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出尔反尔的改革态度，只能失去ZF的公信力，也让公众失去对改革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要建设一流大学，无异白日说梦。 2011 年 5 月 11 日，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深圳是以南科大事业吸引人才吗？》： 5 月 10 日是南科大选拔副校长报名的最后截止日，记者连线深圳市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本次选拔将按原计划进行。截止到本次选拔报名的最后时限 5 月 10 日下午 5 时，报名人数已经达到了 86 人，明显高于深圳市委组织部同期推出的其他选拔岗位。对于学界对此次公选的种种批评，深圳市委组织部的干部强调，招聘本身只是为了吸引更好的人才来为南科大服务，而设置正局级级别，的确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来报名，这也是出于实际的考虑。（综合钱江晚报、新闻晨报 5 月 11 日报道）从报名人数来看，南科大副校长的公选，是很“成功”的，也表明这两个职位，是很吸引人的。然而，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究竟是南科大的事业吸引人，还是正局级岗位吸引人？深圳市组织部干部的话，已经给出了答案：正局级别——“这次招聘是面向全国的，很多干部对于行政级别还是很看重的”。而这一“答案”，也将现代大学制度的理念，全面消解。如果是南科大的事业吸引人，那么，南科大的事业是什么？依照深圳市此前的宣传和南科大校长朱清时的介绍，南科大要成为我国第一所“去官化，去行政化，校内没有行政级别”的公办学校。如果报名竞聘南科大副校长者，是为了这样的事业，他们就应该想一个问题：深圳如此招聘，且把级别定位为正局，这不是完全违背这一事业吗？换言之，如果报名者看重的是南科大的事业前景，他们应该在看到公选公告时，就放弃竞聘的打算。进一步说，深圳的这一公选，报名情况应当相当冷清，而不会像现在这样积极踊跃。能解释这种火爆招聘局面的，确实只有报名者的另一种追求了，这就是在乎南科大的“正局”岗位。他们并不关心南科大所谓的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大业，而是自己能否借这一机会实现从国内高校处级岗位，以及深圳机关副局级岗位，到这一正局岗位的晋升。至于获得这一岗位之后，南科大能不能办好，也与他们无关，就是办得一塌糊涂，作为市管干部，他们照样前景似锦。这种竞聘心态，与国内其他公办大学的校级干部选拔，毫无二致。在这些大学里，就连一个科级的后勤干部岗位都会吸引教授应聘，何况正局的副校长岗位呢？事实上，用高级别吸引所谓优秀人才、办好教育，这种思路也被证明失败，我国 10 年前将少数大学提升为副部级，其结果是快速加剧学校行政化。如果深圳市此次招聘“圆满成功”，可以预料的是，最终入选者，没有一个是会想到要在南科大推行现代大学制度的，而会按照传统大学官员的思路，来开展工作。他们或会把现代大学制度挂在嘴边，但内心比谁都清楚，如果南科大真建什么现代大学制度，就根本没有他们入选这么回事。这样的干部，能配合南科大做好与ZF的沟通，推进去行政化的进程吗？这就是南科大最大的危机所在——在深圳有关ZF部门那里，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其实就是说说而已，在现实的大学管理中，该干嘛还是干嘛。相关的主事者，并没有把南科大的事业放在眼里，有的只是官场利益。对于官场来说，最直接的利益，就是行政岗位，作为公办的南科大，如果定位为正局，无疑将贡献出若干正局岗位、副局岗位，以及正处岗位。正局副校长的公选，只是拉开序幕。而当去行政化的面纱揭去，这方面的动作也就毫无顾忌。从现实的官场利益看，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对于官员们确实是没有多大好处的，不但要交出办学权，还要失去一些解决干部升迁的岗位，同时，也再难利用行政权摆平招生，更重要的是，在现代大学制度之下，官员们很有可能要承担更大的压力——万一学校“不听话”怎么办。两相比较，维持原有的管评办一体化格局，ZF的权力最大，利益也最大。只是这样举办的大学，并非大学，而只是ZF的一个下属事业单位，不能对人类社会发展作贡献，也对国家民族无多大价值和意义。笔者曾经以为，南科大的事业，将成为改革之城深圳的又一段改革佳话，现在看来，某些官员们的狭隘利益观，将葬送南科大已经开启的事业，同时极有可能把这变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场闹剧。是书写佳话，还是制造闹剧，这就要看官员们的选择。这一选择，是现实的，更是历史性的。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没有资格训教深圳市。不关你是紧闭双眼或是拭目以待。 2015 年 2 月 8 日，《城市快报》《教育问题如麻陈丹青：没有权力瞎操什么心不如读无用之书》：写给谁看？给学生看，无用；给教师看，无用。给教育当局看？当然更无用。你批评教育，你在什么位置？你无权无位，写这些做甚？ 2011 年 11 月 27 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桂杰实习生艾瑞红）《熊丙奇：发出批评之声是学者应有义务》：“我不是博客控，而是‘教育问题控’。”在日前举行的全国教育博客论坛上，一向爱针砭教育时弊的熊丙奇进行了这样的自我评价，“关注中国教育，推动教育体制改革，把自己对教育改革的观点写出来，这是我现在生活和工作的最大兴趣。” 2008 年 7 月 2 日，搜狐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我们需要更多的熊丙奇》：熊丙奇先生跟我素不相识，但他的文章我早就读过。他是一个教育界圈里的人，也是用心来盯着自己的这个圈的人，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有关部门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令人愉快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命运，就是古希腊神话里那个报信的乌鸦，总之没有好果子吃就是啦。 2010 年 12 月 7 日，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以上内容约 55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室号部门新电话号码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上海市公民熊丙奇谆谆教导湖畔大学创办人凸显臭名昭著: 大庆商江 2015-2-21 05:34; 上海市公民熊丙奇谆谆教导湖畔大学创办人凸显臭名昭著【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08 年 7 月 21 日，《杭州日报》（记者王佳佳）《湖畔学院：马云想在余杭办中国一流商业大学他说拿大顶能帮你换个角度看问题》：上周五，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带队调研阿里巴巴，马云提出办大学的设想，连学校的名字都想好了——“湖畔学院”。马云有“湖畔情结”。西湖畔的英语口语训练，让他成为杭师院英语教师，成就第一份事业； 1999 年春天，湖畔花园马云家中阿里巴巴创办，书写互联网奇迹的起点。这次的湖畔学院打算建在余杭，和沃顿、哈佛、北大等知名大学合作，培养企业领导者和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企业家。两年脱产培训，不但要让学生学到专业 MBA （工商管理硕士）课程，更要培养创新能力。马云还在和杭州师范大学联系，准备建一个阿里巴巴商学院。“员工常被客户挖走，索性办个学校，培养电子商务的应届毕业生，满足市场需要。”马云说。 2015 年 1 月 28 日，《科技日报》（杰闻）《马云启动湖畔大学》：日前，马云、冯仑、郭广昌、史玉柱、沈国军、钱颖一、蔡洪滨、邵晓锋等八名企业家和著名学者，在杭州共同启动了湖畔大学项目， 8 人成为湖畔大学第一批校董会成员。据悉，湖畔大学专注于培养拥有新商业文明时代企业家精神的新一代企业家，主张坚守底线、完善社会。湖畔大学将遵循公益心态、商业手法的原则，坚持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第一任校长将由马云担任。湖畔大学方面表示，第一批学员将在农历新年后开班，到时候将公布湖畔大学的启动等细节。 2015 年 1 月 28 日，《京华时报》（记者祝剑禾）《马云打造商界创业“黄埔军校” 湖畔大学 3 年学费 28 万》：马云曾经说自己日后最想要做的事情是回到大学去教书，现在他离这个目标又近了一步。昨天，马云、冯仑、郭广昌、史玉柱、沈国军、钱颖一、蔡洪滨、邵晓锋 8 名企业家和著名学者，在杭州共同启动了湖畔大学项目，意在培养拥有新商业文明时代企业家精神的新一代企业家，使得湖畔大学成为商界创业的“黄埔军校”。上述 8 人也成为湖畔大学第一批校董会成员。湖畔大学将遵循公益心态、商业手法的原则，坚持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第一任校长将由马云担任。湖畔大学的 8 位启动者和第一批校董均为业界“大咖”，马云为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为万通控股董事长、郭广昌为复星集团董事长、史玉柱为巨人集团董事长、沈国军为银泰集团董事长、钱颖一为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邵晓锋为阿里巴巴集团秘书长。湖畔大学的名称源于阿里巴巴 1999 年创业所在地杭州湖畔花园小区， 2003 年淘宝也在湖畔花园诞生，被认为代表着创业的精神。湖畔大学官方信息透露，想要就读这所学校的学员必须符合创业 3 年以上、团队超过 30 人的条件，学费为 3 年 28 万元。目前，湖畔大学已从 150 位报名者中挑选出了首批学员，人数为 30 人，其中包括优米网创始人王利芬、百合网创始人慕岩等。据悉，这批学员将在农历新年后开班上课，项目的相关细节将在湖畔大学正式启动后对外公布。 2015 年 1 月 30 日，熊丙奇在新浪网、凤凰网、财新网博客发帖《马云的“湖畔大学”能走出新路吗 ? 》： 26 日，马云、冯仑、郭广昌、史玉柱、沈国军、钱颖一、蔡洪滨、邵晓锋等八名企业家和著名学者，在杭州共同启动了湖畔大学项目， 8 人成为湖畔大学第一批校董会成员，马云担任第一任校长。（华西都市报 1 月 28 日）这所“湖畔大学”，虽名为“大学”，却和现在体制内的大学以及进行非学历教育培训的大学，完全不同。从媒体报道的信息看，这更像是一个“创业书院”，自主向社会招生有三年以上创业经验的学员，由有经验的企业家带教学员，不用国家规定的课程体系，也不授予国家承认的文凭，希望通过这种新的模式培养拥有新商业文明时代企业家精神的新一代企业家。笔者看好这一模式，首先，体制内的商学院，办学已被学历导扭曲，一些人报考 MBA 、 EMBA ，尤其是 EMBA ，是想混一张硕士文凭，这导致本来重视实践的商科教育，偏重理论而缺乏实战、案例教学，同时，有的学员也对上课不在意，这严重影响商学院的办学水平。选择湖畔大学者，显然不是冲着文凭去的，而从学校的董事会成员看，学校对学员的培养，可能会采取创业导师制，由企业家直接担任学员的导师，这是体制内商学院所不具备的优势。其次，我国目前的社会培训机构（包括全日制大学举办的培训班），开展的 MBA 、 EMBA 核心课程培训班，有严重的逐利倾向，有的班收的学费可谓“天价”，但课程质量却屡遭投诉和媒体曝光。湖畔大学明确，学校办学将坚持公益性和非营利性，而从其举办者的“大咖”身份看，学校有充足的条件做到不从办学中牟利，如果能坚持公益心，这所学校会脱颖而出。但是，这些仅是从理论上的推论，还要看具体的实践。对于湖畔大学，此间也有舆论认为，这和体制内的商学院，以及一些天价培训班，用发展人脉资源来吸引学员，并没有什么两样——不少上 MBA 、 EMBA 者，是把扩大朋友交往圈，在求学时结交高官、高管学员，作为重要的上学目标，这让教育培训变为了教育会所，背离教育价值，藏污纳垢。湖畔大学的举办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有相当多的报考者，很可能是冲着与“大佬”、“大咖”结识，以获得更多人脉资源而来，在举办初期，学校招生也极有可能以此为卖点，但如果办学能回报给学员的，就是人脉资源，这显然与初衷背离，也和目前存在的天价培训班办学没什么两样——只不过那是培训机构利用企业家和官员的招牌吸引学员赚钱，现在变为企业家自己玩，不再被别人玩。学校办学必须在课程设计、教育教学上花功夫，让所有学员意识到学习是第一位的。再者，任何办学，都必须尊重办学规律，湖畔大学，从一开始，必须设计好学校的管理架构——这是和企业的架构不同的——包括，有必要成立学校基金会，通过基金会举办学校，这是保障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前提，所有办学投资、社会捐赠、学费收入都进入基金会，再由董事会决定经费的支出；校长应由董事会成立遴选委员会公开选拔，马云担任校长，从名气上毫无问题，但是否能按“大学”的办学规律来办好学校，却不一定；学校内不能校长一人说了算，而应该建立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负责课程设置、导师聘任、学校管理、学员考核，只有如此，办学才能形成特色，并传承下去。【注：马云的“湖畔大学” 是全新的事物，没有老路可走。】 2015 年 2 月 12 日，人民网（记者贺迎春实习生赵新宁）《湖畔大学已在浙江省民政厅登记教育厅未收到申请》：近日，由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牵头创办的湖畔大学面试工作已接近尾声，部分通过面试的企业家学员开始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上晒出自己的录取通知书。人民网记者近日多方采访得知，湖畔大学已经在浙江省民政厅登记备案，但浙江省教育厅称未收到申请。【湖畔大学在浙江省民政厅登记为“创业研究基金会”】记者联系浙江省民政厅，浙江省民政厅赵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湖畔大学在民政厅是申请成立的，属于创业研究基金会。在浙江省民政厅社会组织（基金会）登记管理公告上，湖畔大学的登记单位名称为“浙江湖畔大学创业研究基金会”，登记时间是 2014 年 12 月 31 日，登记证号 52201 ，住所位于杭州市余杭区文一西路 969 号 3 号楼 5 楼 502 室，法定代表人蒋芳，采用直接登记的方式，不隶属于任何业务主管单位。【教育厅称未收到申请不便发表评论】湖畔大学的设立需不需要在相关教育行政机构进行备案或登记，记者联系了杭州市教育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湖畔大学属于民办非企，是非赢利性组织，不需要在教育行政部门备案。”“湖畔大学”作为民办非企，非赢利组织，能否称为大学？记者就此联系了浙江省教育厅。教育厅相关部门称，“我们没有收到湖畔大学设立的申请，不好就此发表评论。”【阿里巴巴回应称为“非传统教育机构”】阿里巴巴公关部负责人穆郎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湖畔大学并不是简单进行高等教育的高校，但要说是培训机构，也没那么简单，其实对它也没有非常准确的定义，更像是一种对于办学的全新尝试。”穆郎表示，其实可以把湖畔大学看成一个创业孵化综合投资基地，学校专注于培养拥有新商业文明时代企业家精神的新一代企业家，主张坚守底线、完善社会。据此前媒体报道，湖畔大学由马云、冯仑、郭广昌、史玉柱、沈国军、钱颖一、蔡洪滨、邵晓锋等八名企业家和学者共同发起创办， 8 人也成为湖畔大学第一批校董会成员，马云担任第一任校长。入学面试名单也堪称豪华，快的打车创始人陈伟星、百合网创始人慕岩、优米网创始人王利芬、“俏江南”投资者汪小菲这些互联网时代的新创业者都名列其中。据了解，湖畔大学的学费是三年 28 万元，这还不包括交通和住宿费。学员的入学条件需要创业三年以上（需提供完税证明），团队超过 30 人，第一批学员最后录取的人数在 30 人左右。按照湖畔大学的学程规定，在 3 年当中，学员们每两个月集中学习一次，每次 4 到 5 天，具体开课时间定在 3 月底。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市公民熊丙奇在没弄清楚湖畔大学来龙去脉的情况下疯狂卖弄谆谆教导湖畔大学创办人凸显臭名昭著 . 2015 年 2 月 8 日，《城市快报》《教育问题如麻陈丹青：没有权力瞎操什么心不如读无用之书》：写给谁看？给学生看，无用；给教师看，无用。给教育当局看？当然更无用。你批评教育，你在什么位置？你无权无位，写这些做甚？ 2011 年 11 月 27 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桂杰实习生艾瑞红）《熊丙奇：发出批评之声是学者应有义务》：“我不是博客控，而是‘教育问题控’。”在日前举行的全国教育博客论坛上，一向爱针砭教育时弊的熊丙奇进行了这样的自我评价，“关注中国教育，推动教育体制改革，把自己对教育改革的观点写出来，这是我现在生活和工作的最大兴趣。”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借用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蓑衣，有“闲极难忍”“好为人师”的特点，不知道是否讨得湖畔大学的第一批校董会 8 名成员的喜欢。小人物想往大人物圈子里闯，可以理解；但是，小人物应当知道自己半斤八两，千万别对大人物指手画脚吆五喝六多嘴多舌。“伴君如伴虎”，说不定哪天被人家痛斥断喝或嗤之以鼻。识时务者为俊杰。给自己的脸留下一点遮羞的机会吧。 2008 年 7 月 2 日，搜狐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我们需要更多的熊丙奇》：熊丙奇先生跟我素不相识，但他的文章我早就读过。他是一个教育界圈里的人，也是用心来盯着自己的这个圈的人，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有关部门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令人愉快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命运，就是古希腊神话里那个报信的乌鸦，总之没有好果子吃就是啦。 2010 年 12 月 7 日，特训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以上内容约 45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室号部门新电话号码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面对上海市公民熊丙奇制造的舆论，大学如何守住界限: 大庆商江 2015-2-21 04:28; 面对上海市公民熊丙奇制造的舆论，大学如何守住界限【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百度百科》解释：（ 1 ）给舆论下定义有许多困难。简单的定义是，舆论是社会中相当数量的人对于一个特定话题所表达的个人观点、态度和信念的集合体。（ 2 ）个人或团体的自我语言，对某一事件发表意见，影响人们的思想，行动。《百度百科》解释，界限： 1. 不同事物的分界。 2. 地界。 3. 限度。 4. 限制；范围。 5. 界限就是事情终止的地方。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多年来利用媒体制造舆论，干预甚至骚扰中国的大学。就连中国的最高学府，熊丙奇也不放过。至于南方科技大学，熊丙奇视为己有，随意把玩。使好端端的学校不得安宁。在长期实践中，熊丙奇切身感到，“ 在正常的办学形态中，大学其实应该有相对安静的环境，不受外界打扰自主办学 ”。算是大彻大悟吧。举证如下： 2015 年 2 月 16 日，《广州日报》摘自 2 月 15 日《人民日报》（熊丙奇）《熊丙奇：舆论和大学应各自守住界限》：据媒体报道， 1 月 9 日，南方科技大学低调地为第一届教改实验班的学生举办了低调的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这和南科大创校初期的“高调”完全不同。从朱清时上任起，南科大的一举一动，都被媒体关注，频频上“头条”。如何处理好媒体报道、舆论监督和学校自主办学的关系，厘清舆论监督和学校自主办学的界限，也是南科大改革，以及整个中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中，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议题。与国外大学并不经常见诸报端相比，我国大学和大学校长却时常成为新闻的主角，这和我国大学正处于改革之中以及大学经常曝出各种新闻有关。在正常的办学形态中，大学其实应该有相对安静的环境，不受外界打扰自主办学，舆论报道、监督和学校的自主办学，各自守住界限。对于教育改革，舆论应着力监督ZF部门和学校行政放权；对于大学的办学，舆论当然可以监督，但必须明确基本的原则。在高校内，近年来都在推进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分离，也就是说，行政力量不得干涉教育、学术评价、决策，要把教育事务、学术事务的管理交给教师同行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根据本校的办学要求，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学术研究做出评价，而且，在评价中，还会听取学生的意见。除此之外，行政力量不能干预教育和学术评价。很显然，校外的监督力量，就更不能越俎代庖，对学校教师的教学、学术研究进行评价了。舆论对学校办学的监督，主要在于教育经费的使用，学生权利的保护等领域，包括报道大学出现的教育腐败、学术腐败、学术不端现象，侵犯教师、学生权利的行为，而对于具体的专业性质很强的教育事务、学术事务，则不能干涉，这包括设置学科、设置专业、组织教育教学、开展学术研究和国际交往等。这属于办学自主权范畴，应由学校内部民主管理、决策。近年来，教育部已要求高校制定大学章程，制定大学章程后，大学就依章程办学。这也给正在探索自主办学的大学提出要求，即应该把向公众公开的办学信息，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开，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同时，应该在学校具体办学中，实行以教育和学术为本的管理和评价，这样，学校办学形成公信力，社会也就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到，要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贯彻、落实《决定》，无论是ZF部门的管理，还是媒体的报道、舆论监督，都要学会尊重大学的办学自主权，明确权力的边界，不能以各种理由干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当然，这也需要大学完善现代治理结构，提高现代治理能力，建立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以整体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此文的标题“ 舆论和大学应各自守住界限 ”令人匪夷所思。至少有三种可能。第一种情况，舆论和大学“两军对垒”，相当于楚河汉界。熊丙奇是调解人，说服双方息事宁人。第二种情况，舆论打击大学，大学处于被动挨打局面，熊丙奇坐山观虎斗，说服大学不要反抗，因为反抗无济于事。第三种情况，舆论和大学各自为战。熊丙奇为座上宾，协调双方各司其职。思来想后，可能性最大的情形是大学受制于舆论。不知什么原因，上海市公民熊丙奇（有时自封为“教育专家”、“教育问题专家”，有时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套）相当关注南方科技大学，在媒体上连篇累牍发表评论，使南方科技大学受到不胜骚扰之苦。由于篇幅问题，仅列举文章题目约 50 篇如下：有兴趣的可以继续搜索续补。 2009 年 9 月 17 日，《南方都市报》《熊丙奇：四问南方科技大学去行政化》（你就是 100 问，有啥用？）； 2010 年 10 月 2 日，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熊丙奇 : 大学去行政化从南科大招聘开始》； 2010 年 10 月 22 日，南方网【熊丙奇：南方科大应先有《大学章程》】； 2010 年 10 月 25 日，《长春日报》《南科大自授学位颠覆“学历社会”》（颠覆不了政权）； 2010 年 11 月 7 日，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对南科大该有的和不该有的期待》； 2010 年 12 月 17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南科大改革能否闯关成功》； 2010 年 12 月 17 日，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熊丙奇 : 南科大改革成功须过两道关》； 2011 年 1 月 4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当“南方科大”成为“流行语”》（不同于流行感冒）； 2011 年 1 月 5 日，人民网教育频道《熊丙奇 : 制订南科大章程需要真正深圳速度》； 2011 年 1 月 10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南方科技大学的快与慢 , “拿来”与“原创”》； 2011 年 1 月 18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熊丙奇 : 制订南科大章程需要真正深圳速度》； 2011 年 1 月 20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南科大该到哪里去招“好的行政管理人才” ? 》； 2011 年 3 月 3 日，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南科大应为体制内突围探路》； 2011 年 3 月 8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南科大的三种可能》（歧路亡羊）； 2011 年 5 月 1 日，《新京报》《熊丙奇 : 南科大副校长怎成了局级干部 ? 》（谁的地盘谁做主）； 2011 年 5 月 3 日，凤凰网“熊丙奇的博客”《熊丙奇 : 南科大去行政化的真正考验到了》； 2011 年 5 月 9 日，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熊丙奇 : 什么困住了南科大教改》？ 2011 年 5 月 11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没有现代大学章程 , 南科大走向何方》； 2011 年 5 月 12 日，凤凰网“熊丙奇的博客”《熊丙奇：没有大学章程的南科大将走向何方？》； 2011 年 5 月 12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深圳应叫停南科大局级副校长公选》（癞蛤蟆打哈欠，口气不小）； 2011 年 6 月 1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南科大学生拒绝高考有种》； 2011 年 6 月 2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熊丙奇 : 南科大学生拒绝高考有什么后果》（自作自受）； 2011 年 6 月 2 日，凤凰网“熊丙奇的博客”《熊丙奇 : 南科大学生拒绝高考是逞强还是有种》； 2011 年 6 月 8 日，《新京报》《熊丙奇：南科大学生拒绝高考应是权宜之计》（熊丙奇教育专家）； 2011 年 6 月 8 日，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熊丙奇 : 从南科大学生“被高考”谈高考改革》； 2011 年 6 月 9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纠缠南科大学生高考与否 , 实为纠结教改真伪》； 2011 年 6 月 11 日，《北京青年报》《熊丙奇：不完美的南科大“基本法”暗伏隐患》； 2011 年 6 月 13 日，《南都周刊》《熊丙奇：南科大还有多少改革空间？》； 2011 年 6 月 20 日，《新京报》《熊丙奇：南科大的路不能越走越窄》； 2011 年 6 月 30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理性看待南科大的改革困境》； 2011 年 7 月 5 日，《南都周刊》《熊丙奇 : 港科大应如何帮南科大》； 2011 年 12 月 2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南科大前景不明 , 深圳再办城市大学意欲何为 ? 》； 2012 年 3 月 7 日，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南科大的未来，是否值得期待》；（你问我，我问谁？） 2012 年 4 月 15 日，凤凰网“熊丙奇的博客”《熊丙奇 : 南科大是否被收编自主招生权是关键》； 2012 年 4 月 24 日，凤凰网“熊丙奇的博客”《熊丙奇 : 南科大首批学生不一定有被认可的学历》（难道熊丙奇之流能解决学历？）； 2012 年 4 月 25 日，《东方早报》（熊丙奇）《南科大正式成立后的待解悬疑》； 2012 年 4 月 25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南科大正式成立 , 是继续改革还是被收编 ? ； 2012 年 4 月 25 日，《第一财经日报》《熊丙奇 : 南科大正式建立是被收编还是被认可 ?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2 年 5 月 31 日，《北京青年报》《熊丙奇 : 南科大自主招生改革为何受阻 ? 》； 2012 年 8 月 20 日，搜狐网“熊丙奇的博客”《熊丙奇 : 南科大“上水平”的标志是什么》； 2012 年 8 月 20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南科大不要以举办研究生教育作为上水平的标志》； 2014 年 1 月 21 日，《北京青年报》《熊丙奇：南科大五年改革的最大遗憾》（一共有多少遗憾？不分大小。）； 2014 年 1 月 23 日，搜狐网“熊丙奇的博客”《熊丙奇 : 南科大路在何方 ? 》 2014 年 3 月 6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上科大改革能突破南科大困境吗 ? 》； 2014 年 4 月 12 日，搜狐教育《熊丙奇评南科大五年改革 : “说”远大于“做”》； 2014 年 7 月 12 日，《京华时报》《熊丙奇：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改革能否重启》（历史不能重演）； 2014 年 7 月 12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南科大自授文凭的悲喜剧》； 2014 年 8 月 14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如何为南科大的改革打分 ? 》； 2015 年 1 月 13 日，《新闻晨报》（熊丙奇）《南科大这亩田收获了什么》（一共只有一亩地，最高产量也有限）； 2015 年 1 月 13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南科大首届毕业生不能被淡忘》（违法招生的教训）； 2015 年 1 月 21 日，《南方都市报》《熊丙奇：南科大学生希望校长“有些政治地位”很正常》：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 2015 年 2 月 3 日，《新京报》《熊丙奇：南科大证明“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有价值》（有价值，值几元？） 2015 年 2 月 13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自主招生 , 自授学位”不该成为绝唱》（不应当再犯相同的或相似的错误）； 2015 年 2 月 15 日，《中国青年报》（熊丙奇）《非专业的舆论监督让南科大饱受舆论之苦》（原标题：舆论和大学应各自守住界限）。“南科大一路走来，可以说，媒体的报道，成就了南科大，也让南科大“被放在火上烤”，一些不恰当、越界的舆论，甚至影响到南科大的正常办学。如何处理好媒体报道、舆论监督和学校自主办学的关系，厘清舆论监督和学校自主办学的界限，也是南科大改革，以及整个中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中，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议题。” 读完以上文字，我感到，熊丙奇创造了中国“地痞”骚扰大学之最。如果熊丙奇停止对中国教育的舆论骚扰，或将是中国人民的大幸。我在思索：熊丙奇是个什么样的人？ 2010 年 12 月 7 日，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以上内容约 40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熊丙奇通过媒体发表反对大学本科生写毕业论文的文章不妥: 大庆商江 2015-2-16 13:45; 熊丙奇通过媒体发表反对大学本科生写毕业论文的文章不妥【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百度百科》解释，毕业论文，泛指专科毕业论文、本科毕业论文（学士学位毕业论文）、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博士学位论文）等，即需要在学业完成前写作并提交的论文，是教学或科研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2004 年 4 月 8 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通知（教高厅 14 号）：毕业设计（论文）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教学环节。毕业设计（论文）在培养大学生探求真理、强化社会意识、进行科学研究基本训练、提高综合实践能力与素质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重要实践环节。同时，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也是衡量教学水平，学生毕业与学位资格认证的重要依据。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主管部门）和各类普通高等学校都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制定切实有效措施，认真处理好与就业工作等的关系，从时间安排、组织实施等方面切实加强和改进毕业设计（论文）环节的管理，决不能降低要求，更不能放任自流。 2012 年 11 月 1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34 号发布《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为规范学位论文管理，推进建立良好学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严肃处理学位论文作假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制定本办法。本办法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有和国家教育部叫板的“风骨”，在教育部要求“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背景下，质疑“ 本科生有必要写毕业论文吗？” 甚至还扬言 “论文情结”导致论文买卖交易蔓延，给国家教育部施加压力。举证如下： 2009 年 10 月 13 日，《新闻晨报》《熊丙奇：要不要毕业论文应由大学自己说了算》：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新闻系拟从 2010 年起在教学计划中删除毕业论文，而以在报上发表新闻作品、评论等有具体篇目及质量要求的毕业设计来代替。（成都商报 10 月 11 日）一直以来，本科生是否要撰写毕业论文，就充满争议。近年来，由于毕业生面临就业压力，大学毕业一年往往成为就业年，学校于是不太重视最后一年的教学，而大多本科生的论文或由于学生认为没有意义，或时间投入不足，粗制滥造，甚至直接从网上拷贝，让毕业论文成为本科培养中的“鸡肋”。早在 2007 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搜狐网教育频道联合开展了一项调查， 2243 名参与者中， 71.3 ％的人认为本科毕业生对毕业论文不重视， 42.5 ％的人认为本科毕业论文应该取消。但是，取消本科毕业论文，却鲜有大学敢明确提出。直接原因是，教育部于 2004 年，针对本科毕业论文中存在的问题，发出《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 ( 论文 ) 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毕业设计 ( 论文 )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重要体现，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重要实践环节。要求各省级教育行政部 ( 主管部门 ) 和各类普通高等学校都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制定切实有效措施，认真处理好与就业工作等的关系，从时间安排、组织实施等方面切实加强和改进毕业设计 ( 论文 ) 环节的管理，决不能降低要求，更不能放任自流。而根据教育部的通知精神，在本科教育评估中，毕业论文是十分重要的考察内容。四川大学新闻系的尝试，由此充满诸多不确定因素。如果上级教育部门“重申”重视毕业论文工作，那么，川大的尝试就很可能无法尝试，即便川大说学生的新闻作品、评论也是“毕业设计”，但这显然与教育部“毕业设计 ( 论文 ) 选题要切实做到与科学研究、开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要把一人一题作为选题工作的重要原则”的要求不符。在笔者看来，这才是我国大学提高教育质量存在的最大问题：学校没有教育自主权，所有的教育教学得听行政命令统一指挥，不管学校如何、专业如何，都按同一模式进行培养。即便学校和老师也认为不妥，却只有认认真真走过场。事实上，如果大学有教育自主权，每所学校完全可以根据不同的人才定位，确定具有个性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不仅本科生培养中可以不要求撰写没有多少价值的毕业论文，在硕士研究生培养中，也可以根据不同的培养定位（学术型研究生培养与应用型研究生培养），不对应用型研究生提出求学期间发表论文、毕业时撰写硕士论文的要求。而不是一刀切，要求所有学生都得撰写论文、发表论文，在严重的“论文情结”之下，产出大量垃圾论文，催生诸多学术不端行为。在众多世界一流大学中，本科与硕士研究生培养，撰写论文并非“硬性要求”，一方面，本科生和硕士生，其实难以写出什么具有创新价值的论文来；另一方面，研究能力并不是只有通过撰写论文来培养，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主要通过每门课程的教学实现，在课程教学中，需要学生收集信息、开展调研、撰写报告并陈述报告，在我们这里看来，几乎就是一次毕业设计。而准备继续攻读博士的学生，可以自主撰写科研论文，将论文作为申请博士的重要材料。当然，有人会说，取消论文要求之后，大学生的培养质量会“更水”，目前有毕业论文要求，好歹可以培养一点学生的研究能力，会让大学生重视最后一年的学习，否则大学毕业这一年将完全“空心化”。这是行政管理思维的继续——在按行政指令办学中，行政部门总是担心，上级不通知、不命令，学校就无作为，而如果转变这一思维，把教育评价权交给社会、教育选择权归还学生，学校的办学，将不是围着行政指标转，而真正对受教育者与社会需求负责。当大学在招生阶段，面临学生的选择；在就业时，面对用人单位对学生提出的能力与素质要求；在办学过程中，必须公开所有办学信息时，大学还能放纵教育质量下滑吗？眼下的现实却恰恰相反，由于学生没有教育选择权、办学信息不公开透明，大学教育质量明明下滑，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但教育主管部门却通过“评估”宣布大多数高校办学质量优秀，而大学生就业率一年高过一年。所以，是否取消本科毕业论文，从根本上说，是一所学校是否拥有办学自主权与教育自主权，以及与之对应，学生是否有教育选择权的问题。连怎样培养学生，大学都无法自主，大学是很难培养高质量、有特色的人才的。新华社于 10 月 11 日播发了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教师节前夕，到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看望师生，并听了 5 节课之后的讲话——《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温总理说，“我觉得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必须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方面进行大胆地探索和改革。”此言用在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赋予教师教育自主权、学生教育选择权上，显然具有指导意义。 ( 作者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 【注： 2006 年 10 月，熊丙奇在博客里坦言：“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此处为什么还自称教授？】 2009 年 10 月 16 日，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是否取消本科论文与本科教学评估改革》：四川大学取消本科毕业论文的消息，引来广泛争议。最新的进展是，川大只是对本科毕业论文进行改革，而非取消。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因为在当今的教育环境中，川大并不拥有自主办学的权力，是否取消本科论文，学校说了不算。教育部早前有专门针对本科毕业论文（设计）的《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设计 ( 论文 ) 工作的通知》，要求高校决不能降低要求，更不能放任自流。而在上一轮本科教学评估中，毕业论文是十分重要的评估指标。除非新一轮本科教学评估取消，或者在评估中不考察本科毕业论文，否则，仅此一条，就可能宣布川大的本科教育不合格。这才有川大紧急“辟谣”，澄清不是取消毕业论文，而是改革毕业论文。由是观之，一篇本科毕业论文，背后却是高等教育的大问题，除办学自主权之外，还涉及到怎样对高校进行评估的问题。从当前的教改进展看，赋予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道路，是十分漫长的，因此，取消毕业论文，不能由学校说了算，可能要延续很长时间；与难以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相对应，由教育主管部门主导的行政评估，估计也难以在近期内取消。所以，近期唯一能期待的，或许是对行政评估进行改革。为此有媒体去追问教育评估部门，是否在今后的评估中取消论文要求。据成都商报 10 月 15 日消息，记者 14 日从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了解到，已经实行了 5 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 ( 试行 ) 》正在修订。但能否修改对毕业论文的要求，尚不能确定。这条消息所传出的确切信息是，行政评估不可能取消；将对过去的评估方式进行改革。在笔者看来，相对于具体的改革措施，改革的思路至关重要。在评估改革方面，我注意到有几种思路，一是建立分类评价，不能对所有大学，用一个标准；二是丰富评估形式，改专家进校评价这种单一模式，为自评、互评等多种方式；三是取消评估结果与利益的关联。说实在的，第三条很难做到，行政评估如果不和利益挂钩，怎么有吸引力？第二条其实有一半已经在操作，以前的评估，就有自评阶段，但最令学校关注的还是专家进校评估。而第一条，不过是调整一下评估指标体系而已。对于大学的评估，我的建议有二。其一，逐渐取消（或淡化）行政评估，培育社会中介，发挥社会中介的评估作用，真正将教育评价由官方评价转为社会评价，这至少是未来改革的方向。其二，在行政评估无法取消的背景下，应改确定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等不同等级的行政评价为“合格、不合格”评价，即行政部门，从审查学校的办学资质、监管大学的办学出发，评估哪些学校合格，可继续办学，哪些学校不合格，应整顿、缩小规模或者停办，并及时向社会发布合格与不合格信息。在合格评估下，行政部门的“评估”，就不是业绩展示——据报道， 2008 年，教育部组织专家对 87 所普通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进行了实地评估，并经 56 位评估专家投票，其中 71 所获得优秀等级、 16 所为良好，优秀率达到 81.6% ——而成了监管责任；而每所学校办学，具有合格的资质，将是底线，当达到合格要求之后，具体如何办学、形成特色，那是学校的自主权范畴。这等于逐渐理清政府与学校的责任，落实办学自主权。如果等级评价不取消，权力寻租空间必然广阔，评估的结果也必然与利益相连——行政部门会以更多的“优秀”来显示自身办学的成果；学校也会想方设法努力争取“优秀”为办学贴金；行政的“优秀标准”就将成为干涉大学办学自主权的重要指挥棒，在这种情况下，想争取“优秀”的学校，哪会取消论文要求呢？ 2012 年 5 月 15 日，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本科生有必要写毕业论文吗？》：月到六月，是应届毕业生们紧张答辩的时候，几家欢乐几家愁，每年的这个时候，总有人论文不被通过，毕不了业，也总有人拿着优秀论文的证书开心奔向工作单位。但是，论文就是体现一个高等教育毕业生的真实水平吗？“论文代笔”市场的畸形快速发展说明了什么？教育界对此提出质疑。 ( 新京报 5 月 14 日 ) 这已经算不得什么“新闻”，近年来，每到这个时候，毕业生的论文问题，都会被媒体关注并报道，可奇怪的是，却不见高校对此做出调整。要求所有硕士（不分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以及本科生，都必须撰写毕业论文，方可毕业，是我国高校的统一做法，这一做法本身就很有问题。在发达国家的大学，本科毕业生通常不要求撰写毕业论文，只需通过规定的课程学分即可毕业；课程型研究生，由于是应用人才，也不要求撰写论文，读完规定学分的课程，就获得硕士学位。那些准备申请攻读博士的本科和研究生，当然可以撰写、发表论文，但这由他们自主决定，不是学校的硬性要求。要求本科生和硕士都撰写论文，貌似可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结果却适得其反。一方面，由于不少学生根本没有学术研究的兴趣，也没培养起学术研究的能力，因此，对于论文，基本上采取应付的态度；另一方面，不少本科生、研究生，面临就业、升学的压力，不得不花很多时间跑人才市场，准备考研、出国，学校也为提高就业率、考研率，对这些学生“开绿灯”，这使得毕业论文（设计）对于这些学生来说，是严重的负担。临到毕业时交不出论文，也就只有请人代笔了。可以说，毕业论文要求，没有拯救大学教育质量，反而破坏大学的风气，催生学术不端，让很多学生背上不诚信的枷锁。本科毕业论文和专业硕士论文，对于大学来说，早已是“鸡肋”。很多学校准备调整对学生的论文要求，却迟迟没有行动。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不能自主调整对学生的要求，因为按照教育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学生必须完成毕业论文（设计）通过答辩，方可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另外，本科和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还是教育主管部门评价一所学校教育质量的重要内容。二是社会舆论担心取消毕业论文之后，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下降。目前的毕业论文（设计）虽然问题颇多，但好歹也可以让学生接受一定的学术训练，如果取消了，这么一点训练也就没有了。在国外高校，本科和应用型硕士，没有论文要求，但却能保证高质量，主要是通过每一门课程的教学实现的。学生要通过一门课程获得相应的学分，十分困难，老师不但要开出书单，要求选修该门课程的同学阅读几本到 10 几本不等的原著，还要求在课程学习期间，独立撰写 2~3 篇课程论文，老师以学生参加讨论会和完成课程论文的情况，给予课程的分数。可想而知，如果大学期间所有课程都这么要求，根本不需要什么毕业论文（设计），学生就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对毕业论文的依赖，反映出我国大学平时课堂教学的严重乏力。要提高本科和研究生教育质量，必须从最基本的课程建设做起，这是比抓毕业设计（论文）环节更重要的事，尤其在学生的毕业论文出现大面积“代笔”、造假的情况下。当然，提高大学的课堂教学质量，与取消对大学生的毕业论文要求一样，大学都面临没有自主权的问题——不能自主设置课程，教师没有充分的教育自主权。所以，当前我国大学教育的核心问题，是怎样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给学校充分的自主空间。没有这一条，大学的办学就将失去灵魂，教育质量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2014 年 10 月 28 日，《广州日报》《 “论文情结”导致论文买卖交易蔓延》：论文买卖被曝光多年，曾有报告指出，中国的论文买卖交易已达 10 亿元规模。论文买卖交易用途除了人所共知的评职称外，也开始延伸到高校的学生中。记者调查发现，不仅大多数高校奖学金评定与发论文挂钩，而且，准毕业生们跨越保研、出国等“门槛”时，论文被“异化”为资格准入的敲门砖。本为鼓励学生科研的这些政策，却成为中介圈钱的工具。一篇 5000 字左右的论文，不问优劣，中介张口要价几百元到上千元的版面费，而一份有影响力的核心期刊起步价竟达 2 万元。（ 10 月 27 日《北京青年报》）论文买卖交易的背后，实质是教育和学术评价的“论文情结”。我国高校不但对教师考核、评职称，提出发表论文以及论文发表期刊档次的要求，也对在读本科生、研究生提出论文要求，一般来说，本科生都要求撰写毕业论文，如不通过就不能毕业，在本科生评优、保研中，发表论文是重要的评价指标；对于硕士研究生，不但要求撰写学位论文，而且要求在读期间撰写、向期刊投递出论文（有的高校明确要求要发表），研究生评优中，发表论文的评价权重极高；而对于博士研究生，则明确要求必须发表几篇以上论文，否则不予答辩。以上论文要求，表面上是为提高学生培养质量，实质是对人才培养进行简单的量化评价，根本不符合人才培养规律。在国外世界一流大学，就是对博士生，也没有提出在读期间必须发表论文的要求，而是重点考察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而对硕士研究生、本科生，不要说不需要在读期间发表论文，相当数量的大学连撰写学位论文的要求也没有。以发表论文代替正常的教育和学术评价，引导学生还没有多少学术积累，就想方设法发表论文，结果大多论文是粗制滥造。也许有人担心，没有毕业论文要求、不在求学期间发表论文，学生的质量从何保证？这是我国大学教育的问题，由于老师不投入课程教学，对学生的课程要求不严，撰写、发表论文就成为“把关”的重要手段。而在国外，并不需要通过发表论文来把关，老师的平时教学要求就十分严格，很多课程不但要求学生读多本参考书，而且有多篇课程论文要求，只要学生能完成课程要求，就可顺利毕业。要求学生发表论文，却不重视平时的课程教学，结果导致发表论文的弄虚作假和买卖交易。耐人寻味的是，学校在评价学生的论文时，并不会认真阅读论文本身，分析其学术价值，而只看论文是否发表、发表在什么期刊，这是在乎论文，还是在乎论文发表？我国一些高校对研究生提出论文发表要求，有很大程度是为提高本校的论文发表数量，这和重视教育和学术质量无关。因此，不论是评职称中的论文买卖，还是学生群体的论文交易，都须打破“论文情结”，不能把论文发表作为评价学术的唯一标准。对于学生而言，关注平时的课程教学，远比简单地用论文发表作为考核标准更重要。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通过媒体发表反对大学本科生写毕业论文的文章不妥。理由，不用我说，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心知肚明。全国民众眼中也不揉沙子。 2008 年 7 月 2 日，搜狐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我们需要更多的熊丙奇》：熊丙奇先生跟我素不相识，但他的文章我早就读过。他是一个教育界圈里的人，也是用心来盯着自己的这个圈的人，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有关部门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令人愉快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命运，就是古希腊神话里那个报信的乌鸦，总之没有好果子吃就是啦。 2015 年 2 月 8 日，《城市快报》《教育问题如麻陈丹青：没有权力瞎操什么心不如读无用之书》：写给谁看？给学生看，无用；给教师看，无用。给教育当局看？当然更无用。你批评教育，你在什么位置？你无权无位，写这些做甚？ 2010 年 12 月 7 日，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以上内容约 70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室号部门新电话号码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上海市公民熊丙奇为广东省南方科技大学费了多少笔墨？: 大庆商江 2015-2-15 09:05; 上海市公民熊丙奇为广东省南方科技大学费了多少笔墨？【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百度百科》介绍，南方科技大学是一所创新型大学，目标是迅速建成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成中国重大科学技术研究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2007 年 4 月深圳市ZF组建南方科技大学筹建工作办公室，开展筹建前期工作。 2007 年 6 月深圳市ZF首次向广东省提交筹建南方科技大学申请。 2009 年 6 月深圳市委常委会议同意聘任朱清时院士为南方科技大学（筹）创校校长。 2010 年 12 月教育部向广东省人民ZF发出《教育部关于同意筹建南方科技大学的通知》，同意筹建南方科技大学，筹建期为 3 年。 2011 年 3 月，南科大教改实验班开学， 2012 年 4 月，教育部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将充分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模式，创新办学体制机制，实行理事会治理结构，学术主导，学术自治。学科以理、工学科为主，兼有部分特色文、管学科；在本科、硕士、博士多层次上办学，一步到位按照亚洲一流标准组建系、专业和研究中心（所），建成类似加州理工学院和洛克菲勒大学那样小规模、高质量的研究型大学。不知什么原因，上海市公民熊丙奇（有时自封为“教育专家”、“教育问题专家”，有时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套）相当关注南方科技大学，在媒体上连篇累牍发表评论。由于篇幅问题，仅列举文章题目约 50 篇如下：有兴趣的可以继续搜索续补。 2009 年 9 月 17 日，《南方都市报》《熊丙奇：四问南方科技大学去行政化》（你就是 100 问，有啥用？）； 2010 年 10 月 2 日，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熊丙奇 : 大学去行政化从南科大招聘开始》； 2010 年 10 月 22 日，南方网【熊丙奇：南方科大应先有《大学章程》】； 2010 年 10 月 25 日，《长春日报》《南科大自授学位颠覆“学历社会”》（颠覆不了政权）； 2010 年 11 月 7 日，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对南科大该有的和不该有的期待》； 2010 年 12 月 17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南科大改革能否闯关成功》； 2010 年 12 月 17 日，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熊丙奇 : 南科大改革成功须过两道关》； 2011 年 1 月 4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当“南方科大”成为“流行语”》（不同于流行感冒）； 2011 年 1 月 5 日，人民网教育频道《熊丙奇 : 制订南科大章程需要真正深圳速度》； 2011 年 1 月 10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南方科技大学的快与慢 , “拿来”与“原创”》； 2011 年 1 月 18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熊丙奇 : 制订南科大章程需要真正深圳速度》； 2011 年 1 月 20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南科大该到哪里去招“好的行政管理人才” ? 》； 2011 年 3 月 3 日，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南科大应为体制内突围探路》； 2011 年 3 月 8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南科大的三种可能》（歧路亡羊）； 2011 年 5 月 1 日，《新京报》《熊丙奇 : 南科大副校长怎成了局级干部 ? 》（谁的地盘谁做主）； 2011 年 5 月 3 日，凤凰网“熊丙奇的博客”《熊丙奇 : 南科大去行政化的真正考验到了》； 2011 年 5 月 9 日，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熊丙奇 : 什么困住了南科大教改》？ 2011 年 5 月 11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没有现代大学章程 , 南科大走向何方》； 2011 年 5 月 12 日，凤凰网“熊丙奇的博客”《熊丙奇：没有大学章程的南科大将走向何方？》； 2011 年 5 月 12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深圳应叫停南科大局级副校长公选》（癞蛤蟆打哈欠，口气不小）； 2011 年 6 月 1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南科大学生拒绝高考有种》； 2011 年 6 月 2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熊丙奇 : 南科大学生拒绝高考有什么后果》（自作自受）； 2011 年 6 月 2 日，凤凰网“熊丙奇的博客”《熊丙奇 : 南科大学生拒绝高考是逞强还是有种》； 2011 年 6 月 8 日，《新京报》《熊丙奇：南科大学生拒绝高考应是权宜之计》（熊丙奇教育专家）； 2011 年 6 月 8 日，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熊丙奇 : 从南科大学生“被高考”谈高考改革》； 2011 年 6 月 9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纠缠南科大学生高考与否 , 实为纠结教改真伪》； 2011 年 6 月 11 日，《北京青年报》《熊丙奇：不完美的南科大“基本法”暗伏隐患》； 2011 年 6 月 13 日，《南都周刊》《熊丙奇：南科大还有多少改革空间？》； 2011 年 6 月 20 日，《新京报》《熊丙奇：南科大的路不能越走越窄》； 2011 年 6 月 30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理性看待南科大的改革困境》； 2011 年 7 月 5 日，《南都周刊》《熊丙奇 : 港科大应如何帮南科大》； 2011 年 12 月 2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南科大前景不明 , 深圳再办城市大学意欲何为 ? 》； 2012 年 3 月 7 日，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南科大的未来，是否值得期待》；（你问我，我问谁？） 2012 年 4 月 15 日，凤凰网“熊丙奇的博客”《熊丙奇 : 南科大是否被收编自主招生权是关键》； 2012 年 4 月 24 日，凤凰网“熊丙奇的博客”《熊丙奇 : 南科大首批学生不一定有被认可的学历》（难道熊丙奇之流能解决学历？）； 2012 年 4 月 25 日，《东方早报》（熊丙奇）《南科大正式成立后的待解悬疑》； 2012 年 4 月 25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南科大正式成立 , 是继续改革还是被收编 ? ； 2012 年 4 月 25 日，《第一财经日报》《熊丙奇 : 南科大正式建立是被收编还是被认可 ? 》（作者系上海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2 年 5 月 31 日，《北京青年报》《熊丙奇 : 南科大自主招生改革为何受阻 ? 》； 2012 年 8 月 20 日，搜狐网“熊丙奇的博客”《熊丙奇 : 南科大“上水平”的标志是什么》； 2012 年 8 月 20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南科大不要以举办研究生教育作为上水平的标志》； 2014 年 1 月 21 日，《北京青年报》《熊丙奇：南科大五年改革的最大遗憾》（一共有多少遗憾？不分大小。）； 2014 年 1 月 23 日，搜狐网“熊丙奇的博客”《熊丙奇 : 南科大路在何方 ? 》 2014 年 3 月 6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上科大改革能突破南科大困境吗 ? 》； 2014 年 4 月 12 日，搜狐教育《熊丙奇评南科大五年改革 : “说”远大于“做”》； 2014 年 7 月 12 日，《京华时报》《熊丙奇：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改革能否重启》（历史不能重演）； 2014 年 7 月 12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南科大自授文凭的悲喜剧》； 2014 年 8 月 14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如何为南科大的改革打分 ? 》； 2015 年 1 月 13 日，《新闻晨报》（熊丙奇）《南科大这亩田收获了什么》（一共只有一亩地，最高产量也有限）； 2015 年 1 月 13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南科大首届毕业生不能被淡忘》（违法招生的教训）； 2015 年 1 月 21 日，《南方都市报》《熊丙奇：南科大学生希望校长“有些政治地位”很正常》：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 2015 年 2 月 3 日，《新京报》《熊丙奇：南科大证明“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有价值》（有价值，值几元？） 2015 年 2 月 13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自主招生 , 自授学位”不该成为绝唱》（不应当再犯相同的或相似的错误）； 2015 年 2 月 15 日，《中国青年报》（熊丙奇）《非专业的舆论监督让南科大饱受舆论之苦》（原标题：舆论和大学应各自守住界限）。“南科大一路走来，可以说，媒体的报道，成就了南科大，也让南科大“被放在火上烤”，一些不恰当、越界的舆论，甚至影响到南科大的正常办学。如何处理好媒体报道、舆论监督和学校自主办学的关系，厘清舆论监督和学校自主办学的界限，也是南科大改革，以及整个中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中，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议题。”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市公民熊丙奇（有时自封为“教育专家”、“教育问题专家”，有时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套）为广东省南方科技大学费了多少笔墨？费了多少心机？上海市公民熊丙奇图的是什么？难道是“不图打鱼只图混水”吗？上海市公民熊丙奇是否想过，南方科技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布局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上海市公民熊丙奇是否想过，南方科技大学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相比，孰重孰轻？上海市公民熊丙奇是否想过，南方科技大学与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相比，孰重孰轻？上海市公民熊丙奇是否想过，南方科技大学与上海纽约大学相比，孰重孰轻？上海市公民熊丙奇是否想过，南方科技大学的作用是解决全国人民（特别是广东省、深圳市人民）对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还是让朱清时（或者其他什么人）实现个人“伟大抱负”的试验品？橡皮泥？随意捏？上海市公民熊丙奇（有时自封为“教育问题专家”）用南方科技大学这份“食材”，炒作了许多“饭菜”，解决了多少人精神方面的“饥肠辘辘”，好比望梅止渴画饼充饥。一枕黄粱何时再现？一些媒体帮助上海市公民熊丙奇炒作，也算分得了些许残羹剩饭，聊解无米之炊。但是，上海市公民熊丙奇（有时自封为“教育问题专家”，有时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套）或许会抱怨媒体帮了倒忙。媒体操心费力不讨好，将是预料之中的事。肚子疼埋怨灶王爷。上海市公民熊丙奇（有时自封为“教育专家”、“教育问题专家”，有时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套）不会承认自己的连篇累牍使南方科技大学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上海市公民熊丙奇（有时自封为“教育专家”、“教育问题专家”，有时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套）把南方科技大学（包括第一届学生）坑苦了。 2015 年 2 月 8 日，《城市快报》《教育问题如麻陈丹青：没有权力瞎操什么心不如读无用之书》：写给谁看？给学生看，无用；给教师看，无用。给教育当局看？当然更无用。你批评教育，你在什么位置？你无权无位，写这些做甚？上海市公民熊丙奇自从被免除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职务以后，可以算是一个“无用之人”。“无用之人”写了那么多“无用的文章”，基本上没发挥什么积极作用。不无遗憾。 2008 年 7 月 2 日，搜狐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我们需要更多的熊丙奇》：熊丙奇先生跟我素不相识，但他的文章我早就读过。他是一个教育界圈里的人，也是用心来盯着自己的这个圈的人，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有关部门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令人愉快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命运，就是古希腊神话里那个报信的乌鸦，总之没有好果子吃就是啦。以上内容约 35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是合格的中国公民吗？: 大庆商江 2015-2-14 04:37;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是合格的中国公民吗？【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百度百科》解释，国民，全国民众。今指取得一国国籍的人，即该国国民。《百度百科》解释，公民指具有某一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公民意识与臣民意识等相对，指一个国家的民众对社会和国家治理的参与意识。公民政治权利是指公民依法享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它包括以下的内容：公民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参与国家管理的权利；政治参与的基本条件是知情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百度百科》解释，公民道德规范是一个国家所有公民必须遵守和履行的道德规范的总和。包括道德核心、道德原则、道德的基本要求和一系列的道德规范。中共中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了“ 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 ”二十字的公民道德基本规范。它不仅体现了道德的先进性与道德的广泛性的统一，还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德、革命道德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新道德的统一。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自称“上海学者”、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教育问题专家”，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的迷彩服，大谈特谈“公民”、“公民责任”、“公民道德”、“公民行动” | 等词汇。举证如下：约 3 万字。有兴趣的可以继续搜索续补。 2007 年 9 月 20 日，《晶报》（熊丙奇）《公民道德建设需要真正意义的公民教育》：今天是公民道德日，公民道德建设问题自然又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回顾近年来诸多新闻事件，关于公民道德问题的议论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而据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去年初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抽样调查显示，许多专家指出，所有社会热点问题的背后，其实质仍然是“道德问题”，“公民道德素质”以高达 62% 的选择率成为了专家眼中的“一号问题”。当然，专家们如此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因为所谓官员胡作非为的“官德”问题、教书不育人的“师德”问题、看病收红包的“医德”问题，并不仅仅是由于道德问题所致，还涉及法律制度问题。个别官员买凶杀人、勾结黑帮、鱼肉百姓，确与官员缺乏“官德”，没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责任感有关，根本上则是社会缺乏对官员的有力监督机制所致；还比如有些医生索要红包、见死不救，与医生没有牢记自己的“白衣天使”神圣职责、“医德”不高尚有关，更在于缺乏严格的反腐制度、行业规范——在发达国家，这样的行为不但可能导致其被终身停止行医资格，还可能面临刑事处罚。而这一切，又都与我们的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由于没有向每个公民提供合格的公民教育，方使今天的社会问题日趋复杂。综观我国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无论进行何种教育，均无一例外强调知识的记忆和技术的掌握，就连公民道德课，也强调学生对各种枯燥的道德概念、道德规范的记忆，并通过卷面考试，来给出一名学生公民道德课的分数。在大学里，平时随地吐痰、与同学很难处好关系的同学，居然获得思想品德课 95 分的高分。这样的公民教育，把教育与实践完全割离，让受教育者的言行完全分离，一个人可以写出很多道德文章，讲出很多道德道理，却在行动中没有丝毫道德约束。从教育的本质看，应该是使人类的生活更美好，而美好的生活，也正是公民道德的最终指向。分析过去多年来的教育，已经很难看到这样的“教育本质”。从小学第一堂课开始，我们的老师便告诉孩子，整个社会充满竞争，你们必须努力学习，争做第一名，争取今后考上著名大学。有的学校甚至把学生直接分为“好生”、“差生”，设立“快”、“中”、“慢”班。在这样的教育氛围中，孩子们从小就开始充满对“成功”的渴望以及对“失败”的畏惧，他们很自然地会把同学当竞争对手，把读书当作成功的工具。我们期望这样的教育能培养出公民的同情心、关爱心，实在是痴心妄想。脱离与生活实践相结合、不针对人格发展的“教育”、将人培养为“成功人士”和“失败者”的“教育”，最终培养出的“人才”很可能是有才无德。寄希望这些“人才”来改革、健全社会制度，来倡导社会道德，是一件很难的事。而要让那些被教育分化为“失败者”的群体（包括高考落榜者、中途辍学者）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周围社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在整个社会道德水平不容乐观的背景中，实际上也存在不少令人感动的人与事，闪现出人性的光辉。但是，在树立道德典型与榜样的过程中，我们的教育方式依旧没有对准人，而是把道德楷模“神化”，将他们塑造为不食人间烟火、一心为公完全没有自己的“仙人”，既让他们背上沉重的道德枷锁，又让其他人觉得“道德”高不可攀。其实，好好做人，修身养性，关爱亲人，做好一个人的本分，对普通大众来说，已经足够。整体改革我们的教育观念和模式，让教育能针对人本身的发展而进行，对受教育者进行真正意义的公民教育，提高公民的道德意识，对于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来说，是一项基础工程。不建设好这一基础工程，其他的道德建设，都无从谈起。（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电邮： bqxiong@126.com ）【注： 2006 年 10 月，熊丙奇在博客宣称：“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如今自称是“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涉嫌撒谎。很不光彩。合格公民不会这样做。】 2010 年 8 月 16 日，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从罗彩霞案看公民的受教育权》：备受社会关注的“罗彩霞案” 8 月 13 日以“和解”告终。公众所期待的有关机构被法律问责，变为“泡影”——经过 1 个多小时的庭审及 3 个小时的调解，罗彩霞和 8 位被告及代理律师达成和解协议，罗彩霞放弃对各被告的其他诉求，被告王峥嵘一次性给付罗彩霞赔偿金 4.5 万元。结果虽然有些出人意料，但其实也在意料之中——去年 10 月 26 日，湖南省邵阳市北塔区法院对湖南省邵东县学生王佳俊冒名顶替罗彩霞上大学案作出一审宣判，王佳俊的父亲、原湖南省隆回县公安局民警王峥嵘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与原犯的受贿罪所判处的有期徒刑三年刑罚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而与此案相关的邵东一中、邵东教育局、贵州师大均无人被问责。这意味着由公诉机关起诉、法院判决的“罗彩霞案”并没有认定有关机构（及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在这一判决基础上，罗彩霞的民事诉讼，基本上也就定了调。——虽然公众还善良地认为，有关机构、有关人员可以没有刑事责任（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渎职罪），但难以免除民事侵权责任。有媒体建议，检察机关应进一步调查、追究有关机关的责任，以给公众明确的交待，毕竟，到现在，罗彩霞案还有很多的疑点，比如，邵东教育局辩称没有责任，因为罗彩霞没有报考贵州师范大学，也不可能被贵州师范大学录取，而问题是，没有报考贵州师范大学的罗彩霞，为何会被贵州师范大学录取了？邵东教育局怎么能违规把罗彩霞的档案，交给贵州师范大学？而且录取通知书顺利到了王佳俊手中？这从刑事责任上说，是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从民事责任上说，则是侵犯罗彩霞的教育选择权——一个学生有选择上某所大学的权利，没有报考某所学校而被录取，也是侵权。再比如，贵州师范大学也辩称没有责任，因为学校已经收回注销假罗彩霞的毕业证和学位证书，避免了对真罗彩霞造成更大的伤害，而学校录取王佳俊是被虚假材料所欺骗，也是受害者，可问题是，贵州师大历史与政治学院院长唐昆雄为何会违规代领录取通知书，使王佳俊进入贵州师大，并成为他所在学院的学生？难道贵州师范大学不知道录取通知书要给考生本人的规定，不可以由他人代领、转交？难道唐昆雄不知道转交的录取通知书给的不是罗彩霞而是王佳俊？在王佳俊手持伪造的材料来校报到时，为何会一路绿灯呢？然而，这只能是舆论的一厢情愿了。经过公诉机关的起诉、罗彩霞和被告的“和解”之后，“罗彩霞案”之门基本上已经关闭了，即便大家很不情愿。那么，为什么会如此？权力之间的彼此“关照”当是一方面原因，还有另一个原因，则是我国对于公民的受教育权被侵犯，没有明确的法律责任描述。先来看有关受教育权的法律文本。我国《教育法》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其第八十一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侵犯教师、受教育者、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民法通则》第 106 条第 2 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依据以上法规，公民受教育权被侵犯，有关机构 ( 人员 ) 只承担民事责任，而不承担刑事责任的，而只有在侵权过程中，再有其它犯罪情节，比如受贿、渎职、滥用职权，方可再问刑事责任。在罗彩霞案件中，此前检查机关显然没有深入调查是否存在围绕侵犯受教育权出现的犯罪行为，故而没有追求刑事责任，罗彩霞主张自己的受教育权，只有进行民事诉讼了。而就是对于受教育权，各方的理解也很是不同。拿高考移民来说，近年来就有多起诉讼针对高考移民，原告方期望法律能保障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恢复被行政部门因“高考移民”而取消的高考资格。可是，这多起诉讼，要不法院不受理，要不被驳回。从《宪法》和《教育法》的条文看，中国公民确实是可以在任何地方接受教育、参加升学考试的，然而，地方的行政规定从照顾本地考生利益出发，却剥夺了公民的这种权利，还被认为是维护教育公平。这是地方保护主义和教育不均衡所导致的狭隘的教育公平观。而在罗彩霞案件中，邵东教育局辩称没有剥夺罗彩霞受教育权，也是对受教育权十分狭隘的理解，认为只有上学的权利是受教育权，却没有考虑到选择教育的权利，也是受教育权。更有甚者，我国《高等教育法》第九条规定“公民依法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可是这部法律却没有法律责任一章。在这种情况下，受教育权没有权威的解释，只有各地因地制宜的自由解释。对于我国的教育发展而言，罗彩霞案的处理过程，比案件本身更值得深入反思。保障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是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要落实这一任务，需要从法律层面理清何为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给出权威解释；而同时，必须对侵犯公民受教育权的机构和个人严肃追究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尤其是刑事责任——至少，在《教育法》的八十一条“违反本法规定，侵犯教师、受教育者、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之上应再加上，“在侵权过程中，出现犯罪行为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为这是通过权势交易和权钱交易，腐蚀教育，是对教育公平最大的伤害。【注：熊丙奇在法律专家面前谈法律问题，基本上属于班门弄斧。卖弄。】 2010 年 10 月 11 日，《南方都市报》《熊丙奇：公民素养低和应试教育有关吗？》：同事的外甥，随父母从小去了日本，现在日本读初中。前不久回国，和同事谈及他的日本学习，其中有两点令同事十分感慨，于是也告诉我们。一是他的外甥就读当地一所颇有名气的私立学校，这所私立学校每周上课六天，星期六不休息。学校的理由是，你们付了学校较高的学费，双休日就不要再在校外花钱找补习班了，学校帮你们补课。对此，家长同意，学生也赞成。二是他外甥的作业也特别多，每晚做到 10 点过，甚至 11 点，是很普遍的。可问起他外甥，抱怨情绪却不严重，而是说大家都这样，自己得努力。另外，对于孩子的书包，日本父母，是很少帮孩子背的，看着孩子吃力地背书包，家长会说：加油！坚强！把这当成是对孩子的锻炼。这在国内听起来确实有些“新鲜”，因为在我们这里，学校是被禁止补课的，书包沉重也是一个全社会声讨的事。日本学校公然一周上六天课，而家长对孩子书包是这般态度，确实有些“匪夷所思”。事实上，在日本，不仅私立学校上六天课，一些公立中小学，也上六天课。 2002 年，日本公立学校采取行动为学生减负，取消星期六的课程，改为每周上五天课。但 4 年之后，有些公立学校称每周上五天课不够，同时由于面临家长要求为学生考大学作更充分准备的巨大压力，于是恢复每周上六天课的制度。不但如此，假期也不让学生消停，比如不少公立中小学在暑假期间都实施在校补习计划。学校要求全体学生参加，有的小学几乎每天都要进行补习。东亚地区的国家，“应试教育”普遍很严重，日本的高考热度并不比我国低多少。而韩国的高考，甚至被本国学生形容为是场“核战役”———这种教育对孩子造成的负担，也引起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重视，逐渐推进高考改革。比如，韩国前不久公布了“ 2014 年度高考体制改革方案”，将目前每年一次的考试方式改为分两次进行，同时将考试科目缩减一半。笔者当然不推崇应试教育模式，但对比日本的教育，一个疑问是，为何同是“应试教育” ( 笔者在此做简单的定义 ) ，培养出来的学生的品质、素质却有不同？在我国，经历应试教育“磨练”的学生并无吃苦精神与顽强意志，同时在道德品质上也有缺陷，作弊现象在学生中很普遍，而日本的青少年，却普遍具有较强的吃苦精神和意志，同时社会诚信度高？排除社会原因，在教育方面，导致教育结果差异的，有两大因素。一是教育管理的差异。拿补课而言，我国普遍采取“一刀切”的方式，禁止节假日补课，而事实是，这禁得了学校内的补课，但却让社会的补课越来越热，暑假我到江苏一所中学给学校家长办讲座，学校校长告诉我，假期中任何学校不得补课，但学生们其实都在校外补课，而这种补课，给学生和家长带来更多的问题，包括选择培训机构、支付更多的补课费用、学生上补课班的安全问题、补课中的欺诈等等，但教育部门对此视而不见，反正只要学校不补，就与自己无关。而日本学校管理却不同。首先，日本教师是教育公务员，根据日本《地方公务员法》第 35 条，公务员有专心致力于本职工作之义务，也就是不得兼职。教师属于公务员，平常辅导学生、给学生补课自不必说，就是寒暑假等开设辅导班也不另收费，当然也不能到任何私塾或是其它地方兼职。如果违反规定，一经发现即给予解职处罚。很显然，学校在任何时候补课，都不得另行收取费用，这就没有借补课乱收费之说。其次，学校家长参与学校的管理，也就是说，学校补课，其实是家长与校方、教育管理部门达成一致意见的结果，得到的是一种各方接受、适合现实的方式。二是对公民教育的重视程度。客观上说，我国教育明明是“应试教育”，却装着是“素质教育”；教师待遇、社会地位明明不高，却宣称很高，并强调教师的奉献；从幼儿园到高中到处是特长班、培训班，却禁止补课，对于所有受教育者来说，都是助长说谎、不诚信、虚伪的“教育”，反之，承认教育现状，采取符合现实的方式开展学校教育，受教育者才会懂得“言行一致”。另外，在具体的学校管理与教育内容中，家长可参与，教师与学生可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也就在“应试教育”之中，注意了公民素养，而不是把学生变为只会学习，却不会、也不愿思考的机器。考试制度改革，当然是引导基础教育走向更为灵活、开放、注重学生个性的重要方面，但如果学校管理制度不变，缺乏把学生培养为合格公民的理念与实践，设计得再周全的改革模式，都难得到有效推进，也难获得改革实效。从根本而言，我国教育目前应该改革学校管理模式，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这是升学考试制度改革的基础。而从日韩的教育看，如果有现代学校制度，也就基本保证了培养合格公民的底线，升学制度改革，是把合格公民培养为更优秀公民之举。（熊丙奇上海学者） 2010 年 12 月 15 日，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以公民教育，提高大学生对自身的责任意识》： 12 月 13 日中午，因迷路被困黄山风景区的 18 名上海“驴友”终于安全获救，并于 17 时 30 分启程返回上海。根据多方面发布的消息，此次被困黄山风景区的 8 名女生 10 名男生由复旦校友牵头组织，其中 10 人为复旦在籍学生，包括 1 名研一学生，另 8 人中有 4 人是复旦毕业生。安徽警方表示，为护送获救学生返回，黄山市公安局温泉派出所民警张宁海不幸遇难。（新闻晨报 12 月 14 日） 18 人最终安然脱险，让大家松了一口气，而一位民警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谁来对这起事件负责？按照一般逻辑，社会舆论，首先质疑学校的管理，指责学校为何不加强学生的外出安全管理；其次，质疑学校的安全教育，指出学校没有重视学生的生命安全教育；再次，质疑景区的管理，为何不设置警戒线，坚决禁止游人进入未开发、开放的地区；如此等等。这样的逻辑可以理解，但在笔者看来，把学生在校外的安全，也归为学校管理范畴，是学校难以承受之重，对于已经成人的大学生来说，应该明白，自己才是自身社会生活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如果说只要某个学生在求学期间，发生安全事故，都得学校负责，其结果，就必然导致“圈养教育”，这在中小学已经上演，学校不准学生课间打闹，也不组织学生春游、秋游。在这起事件中，如果要求学校严格管理，学校所能采取的办法，要么是，禁止一切学生私自结伴旅游行为，结伴旅游必须报学校批准；要么是，学校与学生签“生死状”，告诉学生擅自外出活动，出现安全事故，自己负责。这不是笔者的臆想，而是活生生的事实，很多大学，就出台类似规定。这样的规定，自然贻笑大方，但于学校来说，则是不得已而为，因为一旦学生出事，“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其实，大学作为教育机构，对于学生的教育、管理，只能承担有限责任。这就是，学校必须负责学生在校园中学习生活的安全，但对于学生与教学无关的社会生活，管理学生的是社会法律法规，因为此时的学生是社会人，学校无权管理、无法管理，也难以承担责任。笔者多年前曾听到有大学生在谈论野外探险时提到，我们不怕出事，因为我们的名牌大学生，要是出事了，肯定会第一时间得到救助，这听上去很荒谬，但大学生责任、权利意识的错位可见一斑。如此道理，应该在学生进校之时，就明白地告诉学生。相对于大家所谈的生命安全教育来说，这种明确权责边界的公民教育，对学生形成责任意识，更为重要。从这起事件分析，活动参与者缺乏对自身负责的意识，是十分明显的——多位资深“驴友”表示，活动组织者缺乏基本的户外旅游经验，在活动中更是犯下了多个错误。从公民教育角度看，今天的学校教育远未到位——这又把学校兜了进来，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不是学校教育就能完成的任务，而是需要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共同努力。据介绍，类似的事件六年前就曾发生。早在 2004 年，一支由 5 位复旦毕业生和在校生组成的登山队，不顾学校和家长反对攀登海拔 6206 米的启孜峰，就引起过社会的广泛关注。学校考虑到 5 人在技术水平、装备以及经验方面都不成熟，因此没有批准。但最终 5 人还是执意前往。事实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大学对大学生所做的不是审批，而是告诉他们，你们必须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至于行为选择权，则属于他们自己。他们有权选择冒险，这也可以视为一种生命价值。教育引导学生明确公民法律责任、公民道德责任，这是理清学校、家庭、学生、社会权责十分重要的内容，在这样的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才能让责任教育、生命安全教育真正能落到实处，每个学生，才会对自己的选择进行理性的评估，而每个社会公民也才会对学校、社会、学生的责任进行清晰的判断，才不至于出现要学校加强学生安全管理，就侵犯学生权益；实现学生自主管理，就陷入无序的困境。 2011 年 1 月 3 日，《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 : 《三字经》的糟粕和公民教育】：因为担心“带有糟粕性的内容”会“扭曲了学生的价值观念，腐蚀了中小学生的心灵”，山东省教育厅日前下发通知，严禁该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向学生“不加选择地”全文推荐《弟子规》、《三字经》、《神童诗》等。这一消息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和热议。记者近日探访发现，此前湖北省已有部分学校专门对《三字经》等经典文本进行了删节，然后重新编排后再发给学生学习。在武昌区九龙井小学重新编印的经典读本中，“昔孟母，择邻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句子被删掉。 ( 楚天都市报 1 月 2 日 ) 如此删除经典文本中的所谓“糟粕”内容，让我想起了一些家长，家里不买电脑，禁止孩子上网，不准孩子阅读休闲读物，甚至不准看一些电视娱乐节目，担心孩子从中学坏。家长们是一片苦心，想给孩子们营造类似真空的纯净环境，可是，这种做法的效果，适得其反，观察很多“网瘾”孩子，背后都有一个严格“管教”的家庭。他们染上网瘾的路径是：长期被禁止，一旦获得独自上网的机会 ( 比如到社会上的网吧 ) ，就抓紧时间过足瘾，而由于未养成辨识不良信息的能力，很快就沉迷于网络世界。倒是那些不禁止孩子上网，父母与孩子一起上网，在上网时告诉孩子哪些信息不能浏览，哪些网站提供的内容是违法的做法，却让孩子养成了良好的上网习惯，也会自动甄别网络不良信息。一个事实是，美国家庭电脑普及率很高，可美国青少年的网瘾现象并不严重，而在我国，很多对孩子禁网的家庭无奈地看着孩子迷失，进而采取的办法还是禁网和打骂。教育不是管教、灌输。不幸的是，我国学校和家庭，都习惯灌输和管教，而不知道怎样教育引导学生。在管教、灌输的“教育”中，学校和家长不尊重孩子的权利，为他们包办代替一切，只要求孩子学习掌握学校、家长提供的内容；同时，在这种“教育”思维下，就有了对经典作品的删改，以及把某些不存在的作品意义强加到教学中，让学生领会、接受、掌握。学校和家长认为，如此可让孩子成为自己想要的“好学生”。但这成了一厢情愿，“管教”中的孩子，没有培养起自主学习、自主生活、自主管理的能力，连基本的价值观念也严重缺乏，他们离开学校老师和家长，就不知道该怎样选择，从而出现十分严重的问题。培养合格公民的教育，要让每个受教育者有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懂得分析、说理、批判、质疑，非但不会屏蔽信息，反而会尽可能把适合学生接受的信息 ( 前提是不违反法律法规 ) 呈现给学生，让学生学会分析、判断、取舍，在教学过程中，老师扮演的角色，不是“说教”、“观点提供”，而是告诉学生收集信息、辨识信息、分析信息的基本方法。这是与“说教”教育相对应的探究式、交互式教育教学。在这种教育中，学生们的思维能力、观察能力、表达能力都能得到充分的锻炼。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来说，删除这句话，就可以删除现实社会和一些学生心中存在的功利读书观吗？反之，根据这句话，老师可以列举与读书价值相关的案例，让学生们谈自己的读书理想。这样的教学才有真正的价值。《三字经》等经典文本的“糟粕”争议，本质上就是“灌输”教育与“探究式”教育之争。在“灌输”、“说教”式教育中，教育者们自然会站在教学主导地位，以高人一等的方式，给某些教学内容下“精华”或“糟粕”的定义。而在“探究式”教育中，老师和学生是教学共同体，老师不会简单要求学生背诵经典，囫囵吞枣，而是真正研读经典、讨论分析经典。在这一过程中，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学生们自会选择和判断。不客气地说，如果以“灌输”教育方式学习经典，其实是在糟蹋经典，既不能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也无益于形成人文情怀。过去 10 多年来，对于我国基础教育的“灌输式”教育，批判甚多——— 这种教育的结果是，国民受教育年限提高，但整个社会的科学素养不见进步，社会道德观念滑坡，各种江湖“大师”大行其道——— 但现实中，这种教育思维和教育形式十分牢固，难以撼动。一方面，我国的中高考升学制度，鼓励的就是以识记、掌握标准答案为主的“灌输”教育，从政府部门到学校、家庭，推行这样的教育，很少遇到障碍，而且，其名义是“为了学生好”。另一方面，我国教育还没有树立公民教育理念，在学校中，学生不是平等的受教育者，而是被管教的对象，在家庭中，孩子不是寄养在家庭中的未成年社会公民，而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因此，学生们的个体尊严和权利普遍不被重视，连完整读一本传统经典作品的权利也被剥夺——— 以现在某些教育管理者和教育者的“糟粕论”，我国的四大名著，都有很多封建糟粕，学生们都不能读原著。如果中高考制度不改革、公民教育理念不确定，可以推想，我国的学生可以阅读的文本，将越来越少，越来越单一。这种单一模式的教育，恐怕永远不能指望培养能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人才，更别提具有创新活力、想象力的杰出的创新人才了。 ( 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1 年 2 月 9 日，人民网《熊丙奇：培养合格的公民从完善校规做起》：据《广州日报》 2 月 6 日报道，美国得克萨斯州一名中学生在课堂上对老师出言不逊，付出了 637 美元的代价。这是一件很值得玩味的事情。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去年 10 月 6 日一名学生在课堂上对教师莱娜使用不敬语言。于是学生被带至校长办公室，校方向她开具了 340 美元罚单；学生不服，辩称自己无罪；后来告上法庭，法院裁定其需缴纳罚金，总共合计 637 美元。该学生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没那么多钱。”为此，她现在在餐馆打工挣钱“还债”。课堂上的几句不敬语，就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可能出乎大家的想象。这么严格的规定，究竟对不对呢？换在我们这里，笔者推断，舆论可能会对学校的做法口诛笔伐，家长也会去找学校理论——这么点小事，就“上纲上线”，罚这么多钱，学校是不是想钱想疯了，难道没有比罚款更好的教育方式吗？而大致结果会是，学校取消对学生的罚款。接着，下一次，学生在课堂上会更大胆地对教师表示不敬……这其实就是眼下我国一些中小学的情况，学生们在课堂上“无法无天”，而老师也睁只眼闭只眼。笔者以为，美国学校的严厉程度大可商榷，但其制定规定以及执行规则的严肃，却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其一，学校的校规，通常是由社区教育委员会、家长委员会共同制定的，因此，无论怎样严格，各方都知情、参与并接受；其二，规定既已制定，就必须执行，校方根据事实，严肃地按规定对学生作出处理；其三，学生不服，可提出申诉，有关部门将根据申诉进行调查、处理；其四，学生本人承担罚款，要用自己的劳动“还债”，而不是由其家长代其交罚款。我国学校的校规制定与校规执行，却有很大不同。首先，在校规制定中，社区、家长基本不知情、不参与，这就使校规本身的合法性、合理性受到质疑，也不具备严格执行的基础；其次，在校规执行过程中，没有严密的调查、初步处理、当事人申诉、再调查、听证、处理等程序，且时常受行政干预，影响其公正性；其三，对当事学生的处罚，往往转嫁到家长身上，如果是批评，学校往往把家长叫到学校进行“教育”；如果是罚款，则由家长为学生的罚款埋单。这样的校规制定和校规执行，要么使校规成为社会、学生嘲弄的对象，诸如近年来一些中小学推出的“雷人”校规；要么使校规成为“一纸空文”；再就是，如果学校、老师严格执行规定，就将引来家长不满、学生不满等麻烦。于是，校规的价值和意义，全部被消解，学校的管理，则寄望于教师和学生的自觉。让受教育者形成规则意识，这是所有教育的基点，因为没有基本的规则意识，受教育者就无法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他们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就会导致社会管理的失序，“明规则”失效、“潜规则”盛行。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则，并对规则严肃执行，对学生来说，就是最好的规则意识教育。我国的学校管理，对此不能等闲视之。要培养合格的公民，必须从完善学校的规定、严格执行学校的规定做起。 2011 年 2 月 10 日，东方网《熊丙奇：公民行动应冷静与理性》：对于“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我认为，随意发布儿童照片涉嫌侵犯乞讨儿童的隐私权，需要引起注意。对此，一些网友认为我在说“风凉话”，“公民行动”要重在行动。甚至说，在解救乞讨儿童时谈隐私权、人格，是不是太奢侈 ? 这种质疑本身也是“公民行动”。我们不妨分析“公民行动”应有怎样的责任。在笔者看来，至少有三方面。其一，推动政府工作的责任。不少分析指出，要民间和政府结合。不得不说，这可能会使一些人产生错觉，认为政府部门对此毫无作为。实际早在 1986 年，《关于坚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活动的通知》中就对各有关部门的打拐职责进行了部署。对解救乞讨儿童，《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也明确规定了各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责任。如果责任到位，应该没有乞讨儿童——任何未成年人乞讨，都该依法得到救助。可见，解救被拐儿童的主体责任应在政府。民间社会机构应配合政府部门、司法部门。这次行动已解救了 6 名乞讨儿童，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可相对政府部门的解救，这无论如何只是补充。其二，公民教育的责任。于建嵘教授说，“现在为止，一个很大的成果是全社会都树立起一个基本观念：看到 14 岁以下的乞讨儿童都可以报警。”然而，加强法制教育是长期过程，无法靠微博十天半月的努力，就让全社会都形成法制理念。更重要的是，这次行动的一些做法本身不妥，这是“公民行动”的大忌。笔者痛心地看到，很多参与者将《未成年人保护法》弃之不顾，以为自己是在做正义的事，就可以不考虑乞讨儿童应拥有的权益。这样的行动推行范围越广，可能反会加剧公众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漠视。其三，完善制度建设的责任。从目前的情形分析，我国对解救乞讨儿童已有明确的法律与制度安排。问题是法律和制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不作为。因此，公民行动的责任之一，应是推动、监督法律、制度落实，完善问责机制。明确了公民责任再来推进“公民行动”，才能使其更具意义。以此观察目前的“公民行动”，不能不说，其中存在某些责任不清的越权、侵权的行为。面对质疑，行动者应冷静反思并加以调整。这也是公民行动持续进步的过程。可喜的是，于建嵘表示，“我们将改变相关工作，建立新数据库，做好保密工作。网友可以上传照片，我们进行数据库管理，与家长发来的照片进行对接，身份确认后允许他来看，然后与警方合作。免得像现在这样在网上公开，有利于安全，也有助于解救工作的有效进行。”这是十分积极的态度。 2011 年 3 月 28 日，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食盐抢购风与公民教育》：全国性的食盐抢购风，引起舆论的高度关注。目前，该“风”在有关部门出面辟谣和维持市场稳定的积极努力下，已基本平静。大家也开始坐下来梳理这次抢购为何能如此迅速地形成气候。见诸媒体的原因，大致有三方面，一是某些资金、机构的“炒作”，类似去年的“蒜你狠”、“逗你玩”；二是部分老百姓由于信息不全、没有科学常识，而产生恐慌心理；三是大多数人的“无意识”，“盲目从众”，尤其当一些地方曝出商店食盐缺货的消息后，就更坐不住了。有没有商家参与此次“炒作”，发“灾难财”，不得而知，但恐慌和无意识的盲目从众，确是实情。这是由信息不全、没有科学常识导致的吗？在笔者看来，并不尽然。与我国老百姓相比，日本灾民所获得的信息也不全，对于灾难内心也恐慌，但整个社会依旧有序。在地震发生之后，日本街头的公用电话前排起长队，等待给家人、朋友打电话，而每个排队的人一次只能拨两个电话，拨通之后就寥寥数语，报完平安就挂。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曾在阪神大地震之后去日本，他亲眼看到，超市购物排起长队，最初约定每个人限购两瓶纯净水，后来纯净水不够，改为每人只能买一瓶，还在排队的人对这一改变并没有意见，而令葛教授震惊的是，前面买了两瓶水的人，还回来退出“多买”的一瓶。这不是用信息不全和科学常识缺乏就能解释的。其实，不要说灾难当前，放在平时，在我国各公众场所，不是天天都在上演“抢夺”的故事吗？公共汽车刚到站，所有的人一拥而上；地铁、电梯刚停稳开门，里面的人还未下，外面的人已经涌入……曾经专家分析，见车就挤，见队就插，见座位就抢等等现象，主要是我国资源有限，再加之大家穷怕了，所以难以有平和的心理。这貌似有道理，但为何资源更紧缺、核辐射就在身边的日本灾民们却依旧“淡定”呢？根本的原因，是公民教育在我国的普遍欠缺。在我国的学校教育中，一直不缺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教育，但遗憾的是，真正面向每个公民个体，教育引导他们知道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公民，让他们怎样做人，懂得自己和家庭的关系、集体的关系、社会的关系的教育，却一直缺位，个体被淹没在空洞的集体语境之中。于是，纵然每个公民都接受了大学教育，有 10 多年的受教育经历，背诵了大量的唐诗宋词，学了数理化，掌握了“丰富”的科学知识，但却没有基本的公民道德素养和公民法律责任，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也就难以成为合格的公民，出现各种荒谬、离奇的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当大家争相抢购基本生活设施，不管自己的抢购行为是否影响他人的正常生活时，哪还有什么集体观念？而最有效的集体主义教育，不是空喊集体的口号，当是完善每个公民的道德和法律素质。与公民教育引导每个公民形成平等意识、尊重他人、遵守公共秩序、富有同情心（即自由、平等、博爱）不同，我国现今的教育，有很多内容实质是“反教育”。比如，过去很长时期中，将学校分为重点、非重点，把班级分为快班、慢班，把学生分为差生、优生，这些做法，近年来才被认为不符合教育本质，被要求取消，但在不少人内心之中，还认为这些做法“合理”；我国的教育，总体上就是升学教育和竞技教育，其基本特点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同一个班级的同学，都被这样的教育变为“竞争对手”，在争夺那个唯一的第一名过程中，同情、关爱被冷漠置换，只讲结果、不问手段的“成功学”被不少人奉为人生哲学。可想而知，当这样的学生走上社会，他们会有怎样的行事准则。如果灾难发生、物质紧缺，首要考虑的或不是大家同舟共济度过难关，而会是争抢资源、力图自保，这样的社会，就变为一盘散沙。除此之外，公民教育还引导每个公民学会独立思考、自由表达，不是采取“观念先行”的思维，也不是人云亦云盲目的跟从，凡事都应该自己思考、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所学的各种知识，无论是科学知识还是法律知识，才能发挥为分析判断提供知识积累的作用，不然，学再多的科学知识和法律知识，都只能派考试和升学的用场，而难以提高自身的科学素养和法律素养，在一些基本的科学问题和法律问题上，失去判断力。或者说，很多人已经放弃思考和判断，交给他人来思考和判断。据 2009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24.4% ，有大学学历的人口数为 9000 万，而中科协发布的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显示， 2010 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仅为 3.27%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国已启动实施的《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到“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纲要》所确定的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改革考试升学制度、改革人才培养机制，都与培养合格公民有关。可以说，我国教育只有先解决培养合格公民的问题，才能谈及培养一流人才的问题。针对我国公民素质的现状，教育改革应加速推进。 2011 年 4 月 15 日，中国网山西频道《熊丙奇：美国教育公民比人才重要》：担心学习成绩不够好，担心奖学金没着落，担心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美国前不久公布的一项年度调查显示，全美大学一年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跌至 25 年来最低点，不少学生坦言自己压力“像山一样大”。对此，研究人员有不同的解读，比如经济衰退，造成学生压力大。但从中透露的一个信息是，与美国基础教育的“相对轻松”相反，美国大学生们普遍“劳累”。这也是不少人士，对美国教育的“基本判断”。我曾经在多个场合，听到有关领导、专家对美国教育的分析。基本的观点是，美国的基础教育并不成功，而让美国始终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是美国的高等教育。美国大学给学生充分的选择空间，同时对大学生提出很高的要求，在不少名牌大学，大学生们通宵达旦地学习、实验，是美国大学的常态。这种把学生潜能发挥到极致的教育，吸引了世界一流的学生，也吸引力世界一流的师资。据说，不少美国教育人士，也认同这一判断。顺着以上分析，领导和专家们的看法是，我国基础教育的问题不太大，最大问题，在大学，我国大学生学得太轻松，是所有学生群体中最轻松的一群，比幼儿还快乐——幼儿、中小学生承受的压力才“山一样大”——学校管理不严、淘汰率低，使大学人才培养质量不高，导致基础教育打下的基础，“前功尽弃”。如果在目前的基础教育之上，提高大学培养质量，我国教育，就会大大提高国际竞争力。这一看法，在最近，更得到一些人士的追捧。笔者前不久参加一次座谈会，会上就有专家提到，我国学生参加 PISA 测试，获得全球第一的成绩，引起欧美国家高度关注，这表明我国基础教育是很有“亮点”的，不要随意乱改革，把自己的长处和优点都给改掉了。毫无疑问，轻松得过分的中国大学教育，存在严重的问题。但不得不说，上述看法，出自把人才作为“产品”进行“加工”的思维——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就是其中的一道道“工序”，对照各“工序”，大家赫然发现，原来是大学这道“工序”出了偏差，让此前的“合格品”，成了“半成品”或“废品”。教育绝非这般简单，学生不是流水线上的加工对象。如果按照上述逻辑，中国的基础教育加上美国的高等教育，就将“世界无敌”。换言之，在国内读完高中，再到美国去读名校，这就是“最完美”的教育路径。如果这一逻辑成立，目前，在美国大学里留学的中国学生，就将是最成功的受教育者，但似乎现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美国国内现在在检讨、反思基础教育失去竞争力，但毋庸置疑，美国的反思，不会抛弃培养 21 世纪的世界公民这一基本价值，不会以扼杀学生的个性、兴趣、独立思考为代价，去追求学生学业能力的提高。那种关于“美国教育人士也认为本国基础教育不成功”的“传言”，在美国大学录取学生时，仅把学业能力作为部分指标，甚至有一些大学现在已经提出不看 SAT 成绩的现实面前，根本不堪一击。一个人幸福的人生，是在恰当的时间做恰当的事。让人幸福、成功的教育，也应是在恰当时间里，做恰当的教育和引导，教育的内容、难度应与孩子的心智成熟度匹配。基础教育中过于强调学生对知识的识记与掌握，一再把学习任务提前、加重，把题目搞得偏、难、怪，其实就是拔苗助长，这貌似可在同龄人的竞争中处于优势，而实质是扼杀了发展的潜能。这样的学生，其实是带着身心发展的缺陷进入大学，就是能再接受一流的大学教育，也很难获得超过那些自然生长的孩子；假使遭遇三流、四流的大学教育，其能力与素质的缺陷，就显现无疑：缺乏个性、自私、冷漠、功利。教育同样是一个学生对自己的未来，进行持续规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明确自己的兴趣、能力、学会选择，对学生来说，至关重要。我国学生的问题在于，从小就不顾兴趣、不管能力，都被要求做单一的选择，因此，到了高中毕业时，“成功”的学生，成为学习机器，“不成功”的学生，就感觉被学校、家庭、社会边缘。而到了大学，已经失去学习的动力，这才发现兴趣、选择能力的重要，方才重新做起。因此，我国的教育在民间有顺口溜云：“幼儿园学小学的知识，小学学初中的知识，初中学高中的知识，高中学大学的知识，大学回过头来学幼儿园该学的东西”，到了大学生成人时，才发现很多做人的基本道理，一直忘记了教给他们。不恰当地说，美国的教育，在把受教育者培养为合格的公民的基础上，意图将他们再培养为优秀的公民；我国的教育，现在尚没有做到把每个受教育者培养为合格公民，却在指望培养为一流人才。钱老的问题是我国的大学为何培养不了杰出人才，这何止是大学教育的问题呢！从教育角度分析，受教育者在基础教育阶段培养个性、兴趣，在选择大学时结合自己的能力、兴趣，以及大学的培养要求自主选择，这更符合人才培养的规律。美国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相对轻松，而选择进入名校之后学业压力大，这与基础教育是普及教育、大学精英教育是拔尖人才教育，也是吻合的。对于我国的教育来说，远不是满足于基础教育很成功的时候，也不是只需发展大学教育就解决杰出人才培养问题，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都存在系统新问题，必须依照教育的基本规律，重新思考每个教育环节应该给学生的教育引导，重构基本的教育体系，让颠倒的教育程序、内容，回到合适的教育节奏中来。 2011 年 10 月 3 日，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公民多一分文明自觉，社会就多一分文明》： 10 月 1 日清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的人群刚刚散去， 120 余名环卫工人立即上岗清运垃圾。据北京市环卫集团统计，从 10 月 1 日零时至清晨 6 时 30 分，天安门地区共清运生活垃圾 0.94 吨，比往年大幅减少。（北京日报 10 月 2 日）游客的文明素质，已是节日长假的一个老话题。记得去年国庆期间，就有网友拍下天安门广场上留下的生活垃圾照片，游客随手扔下的果皮、纸屑、矿泉水瓶、烟头，让广场的美景黯然失色。相对于整个广场的面积来说，今年国庆清晨 940 公斤的生活垃圾并不是一个大数目，而且，与往年相比，垃圾数量有明显减少，游客的文明素质确实有进步，但是，如果把目光盯着广场， 940 公斤的垃圾，是十分“刺眼”的，拍下照片，肯定不逊于往年；另外，据报道，取得这样的成果，还是多方努力的结果，包括设立环境文明引导员、疏导员，以及城管、交通、公安等部门加强执法。这提醒，文明素养提高，还是一个需要花大力解决的问题。文明是一种习惯，习惯的养成，需要长时期的教化、感染，这需要环境、教育、法规共同发挥作用。总体来说，近年来，这些方面都有改善和进步，但也有欠缺与不足。一些地方的基础文明设施，配置不够。我们经常教育大家不要随地扔垃圾，不要随地大小便，可有时，大家发现，在公共场所，很久都找不到一个扔垃圾的地方，把垃圾拿久了，就没有耐心了，于是找个角落扔下；上公共厕所也是出行的一大难题，有时大人找不到厕所，或者排很长的队上公厕都发急，如果带着小孩，就可能就地解决了。要提高文明素养，基础硬件的配套是基础。这次天安门广场的垃圾减少，就与基础设施保障有关，环卫集团在天安门地区部署了包括汽车式移动厕所、单体厕所和拖挂式厕所，共 600 余个厕位。在文明执法上，往往也很纠结。我国一些地方，曾针对随地吐痰、随地扔烟头等，制订罚款措施，但执行总是一阵风，过了集中治理期，一切照旧。而且，这些规定的执行有很大的弹性，执法者和被执法者，都不太严肃，觉得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弄得像真得一样”。这和我国香港地区的严格执法，动辄罚款几千，以及国外一些国家毫不留情的重罚，不可同日而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对于网络上曝光的不文明行为，网友基本上是一边倒的批评，并感慨国民素质不高，可是，回到现实中，大家对身边的不文明行为，却不以为意，甚至自己，也参与其中。比如，闯红灯，有调查显示，超过 80% 的大学生承认自己有闯红灯的经历，还有的说，自己不闯，站在路边等绿灯，会被别人认为是呆子。与之相反，随地扔垃圾、吐痰、扔烟头，在一些人看来，这不是不文明，而是有脾气、有个性，很爷们。出国旅行者，时常感叹一些国家的公共区域、旅游景点很难看到随手扔的垃圾，到处都很干净，井然有序，分析起来，其原因无非是游客很自觉（包括在其他地方不自觉的游客到了这种环境之下自然自觉，不然被看不起）、基础设施完善（垃圾箱的配备、公共厕所的保洁做得很好）、执法的严格。其中，基础设施的完善，执法的严格，是需要长期不懈的投入、坚持的，而对于每个游客来说，文明则应从自己做起，就在自己的举手投足之间，每个游客多一个文明的举动，公共场所就少一点垃圾；每个公民多一分文明的自觉，整个社会就多一分文明。 2011 年 10 月 15 日，《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不能以“优才”名义侵犯公民平等受教育权》：北京大学近日公布 2012 年“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实施细则及入选中学校长名单，首次列出不得获推荐的情况：存在不孝顺父母，不关心他人，从未参与社会公益活动，有不良诚信记录，考试作弊、受到处分或有其他违法违纪违规行为，都不能获得推荐。从舆论的反映看，普遍赞同北大列出的不予推荐条件，尤其是有不良诚信记录，考试作弊、受到处分或有其他违法违纪违规行为等不得获得推荐，更得到广泛的认同。而对于引起社会争议的不孝顺父母一项，也主要集中在是否具有可操作性上。如果我们把北大的自主招生改革动作，视为未来各高校，尤其是高水平大学自主招生的晴雨表的话，当我国所有高水平大学都实行完全自主招生时，我们可能会突然发现，依照这些学校确定的自主招生条件，我国将有一批有“污点”记录的学生，失去进入这些大学的机会。——— 一名在高中期间 ( 甚至追溯到初中、小学 ) 领过记过处分的学生，名校的大门可能就此对其关闭。———于是，回过头来审视北大提出的道德要求，就大有讨论的必要了。有人会说，这是犯错应该付出的代价，高水平大学就应该录取德才兼备的人才，择天下英才而育之。这告诉每个人，应该有高的道德要求，拒绝犯错。讲大道理没有错，但是，受教育权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不能因犯错而剥夺其接受教育的权利，而另外，人无完人，这是世间规律，况且对于未成年的学生来说，偶尔犯错也是正常，怎么能因一次犯错，而剥夺其选择高等教育的权利呢？再说，作为教育机构，其职责是“育人”，而非选拔干部，培养那些有过一次错误的学生，成为优秀的人才，难道不也是教育机构的使命吗？如果每个教育机构都不接受曾有问题的学生，谁来对这些学生进行教育呢？这个问题，其实在我国高考制度改革中，早已经过讨论而得到共识，这就是，在过去 10 多年间，取消了一系列与受教育权相冲突的高考报名资格限制，包括年龄、婚否、是否有犯罪记录等，推进高考人性化。按照现行的高考制度，就是一个曾经被判刑的人，刑满释放后，也可报考全日制的北大，达到录取分数要求，北大就一定录取；而即使是在服刑期间，他们也可通过自考助学，接受高等教育。这被认为是尊重公民基本权利的教育进步，对于这些受教育者个体，则成为实现人生“大逆转”的美谈。显然，与目前的高考制度对比，按照北大推行的自主招生校长实名推荐条件，我国大学的招生，很有可能在保障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方面出现倒退。北大的道德要求出现在推荐制中，大家自然觉得合情合理，但从长远看，如果一所所大学随之效仿，加之自主招生规模增大，就会打着招收优秀人才的旗号，把追求改过自新的公民也拒之门外。而另一方面，这种招生条件，极有可能让基础教育普遍放宽对学生的处分、处罚，因为担心这样一来，会堵死这名学生的未来成长之路，这就使基础教育的管理失序。甚至还会出现修改档案的各种操作，这是提升社会道德，还是助长社会弄虚作假呢？如果自主招生出现这种局面，将是整个教育和社会的不幸。因为，从自主招生的用意看，不但要落实学校的招生自主权，更应该扩大学生的教育选择权和学校选择权。后者甚至更为重要，任何限制公民教育选择和学校选择权利的改革，都是披着改革外衣的伪改革。那么，怎样防止这一局面呢？首先，需要整个社会转变对高等教育功能的认识。目前，很多社会舆论对北大提出的道德要求叫好，这是由于我国的大学，由于有各种行政级别，而更像是一级政府部门，我国的高等学校承担了很多非社会功能，包括人才分层、社会分工，上北大似乎象征着拥有某种特权，于是，就得按照这样的分层与分工，找到与其匹配的人，然而，大学的本质功能，其实是育人，不应该强调受教育者的身份要求，而应更多从教育角度来评价一个学生是否符合学校的录取标准。目前，我国推行的高等教育改革，包括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建立新型的政府与学校关系，都是为了减少大学承担的非教育功能，而回归教育本位。其次，拥有自主权的大学，当然可以确定自己的招生录取标准，但是，这种标准不应该是学校单方确定，而应该是社会参与制订的结果。在发达国家的公立大学，制订学校招生战略的机构是大学理事会，而这个理事会，除了有大学的校领导、教师代表、学生代表、校友代表之外，还有政府官员代表、立法机构代表、社会贤达，在制订重大战略时，是要听取各方意见的，有了这样的理事会，大学就会想到自己的招生，不能与国家法律冲突 ( 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 ) ，不能有违学校的教育使命。另外，具体负责招生标准制订、监督执行的是独立的招生委员会，这一委员会独立于行政，更多考虑如何在招生中采取合理的教育标准和学术标准，对申请者进行客观评价。与之对比，我国的大学，目前实行行政管理，没有大学理事会这样的决策机构，也没有独立的招生委员会，像自主招生这么重大的事情，就是几个校领导和招办具体工作人员做决定。所以，推进自主招生改革，必须同步推进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离开了这些基本的办学制度，我国高校的自主招生，会因大学教育的功能模糊、社会对自主招生的意识混乱、大学内部管理的高度行政化，而在科学性、公平性，尤其是公民的受教育权保障上，出现倒退，这将走到自主招生改革初衷的反面。 (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 2012 年 4 月 8 日，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谣言与公民说理教育》：俗话说：谣言止于智者。以此推论，不信谣、不传谣，需要的不仅是责任，还需要识别谣言的“智慧”。最近一段时间中，有关“谣言”的话题，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不少舆论指出，每个公民要有责任意识，不发布、不传播谣言。对于制造、发布谣言，这有法律的规定，违法者当追究法律责任，而盲目相信谣言，则很难通过“责任教育”来实现，因为每个公民生活在信息的海洋之中，难免会被各种泥沙俱下的信息包围，要让他们从如此多的信息中，识别垃圾信息，一方面需要权威渠道即时公开信息，让谣言不攻自破，甚至失去存在的土壤，另一方面，则需要公民懂得分析信息，进行合理的逻辑推理。这就涉及到公民的说理教育了。我国的教育，当前普遍缺乏对受教育者的说理教育，由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都采取灌输模式，不是鼓励受教育者思考，而是要求受教育者“背记”——背记知识点、背记别人的思想和观念，哪怕是分析一个问题，也要求“标准答案”，因此，受教育者逐渐养成“主题先行”的思维习惯，会盲目接受一个观点，而不会去分析观点是否有事实依据，是否符合逻辑和常理。尤其当这个观点，是由某个有影响力的人物说出时，更会让听到这个观点的人，失去基本的判别能力，盲目相信，进而传播。另外，由于习惯了接受观点，因此，很多人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在一件事物发生之后，不会独立自主的思考，这就是我国学者们、公众人物有很多“粉丝”的原因——粉丝们会相信并维护他们的任何观点，而从来不去分析观点的合理性，这制造了独特的“粉丝文化”，也给谣言的传播，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当一个谣言在微博上出现，经过某些加 V 的用户转发后，很快就会形成疯狂转发之势，即便有辟谣，还是有很多人依旧相信。谣言止于智者。这里的“智者”，不是指掌握有多少知识的人，而是会思考、会分析的人。他们不会盲目跟从某个权威，而是能以平等的态度，质疑权威，自由对话；他们会尊重一个人，可却不会接受其全部观念，而是会独立分析，有自己的判断，合理的支持，不合理的则反对。简单地说，就是对事不对人，以及“君子和而不同”。在信息庞杂的社会，让每个公民有这种意识和能力，十分重要，因为不可能有机构和人再扮演信息筛选、过滤的角色，只有让每个公民有健康的价值观，有甄别信息的基本能力，才能防患垃圾信息、有害信息的负面作用。在这种情况，采取信息过滤方式，或者强调对公民的进一步灌输，都难以起到效果。一个基本的道理是，只有信息公开，才能让公众了解更多信息，从而为思考提供真实、客观的依据，不然，依据有限的信息，很难做出科学的推理和分析；纵使知识掌握再多，如果没有独立思考的习惯与能力，那么，也会很容易被蛊惑。我国近年来出现了不少“神仙”、“养生大师”，他们宣讲的“理论”，根本就没有科学依据，也与常识相背，可是，却轻易骗到了很多高学历的“知识分子”，成为其忠实的拥趸。这就是缺乏说理教育的结果。——学过数理化的有知识的人，有不少科学知识，却没有科学精神，更没有用科学方法进行分析、推理、认识事务的能力。这样的教育，根本没有起到启迪“民智”的作用，在信息开放时代，其弊端将日益严重。这同时也是我国无法培养创新人才、拔尖人才的重要原因。一个人连独立的思考能力都没有，不敢自由地批评、质疑权威，没有自己对事物独特的看法，怎么可能“创新”？哪怕教育的规模再大，受教育年限再长，也无法培养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公民。这是值得我们的教育和社会反思的。 2012 年 7 月 6 日，凤凰网“熊丙奇的博客”《票决学生退学折射公民教育缺失》：九年义务教育是国家法律规定的强制性教育，不过洛阳的初中生豪豪（化名）却被学校通过一场“民主投票”强迫退学了，而且这场投票还是全班同学全体参加的。 ( 央视网 7 月 5 日）这发生在一所学校，主导者为教师，参与者为全体同学，令人感到悲凉。这场“民主投票”，既是法律的悲剧，也是民主的悲剧。而之所以会发生，乃因学校教育缺乏公民教育。如果稍微有公民教育，校方和教师当明白，受教育权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一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强迫适龄学生退学，严重违反《义务教育法》。老师采取让学生“民主投票”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想来是担心违法，然而，如果她懂得何为民主，就应该知道，对于公民的基本权利，诸如生存权、发展权、受教育权，是不能以民主方式投票解决的。这是民主和民权的错位、混乱。同样，如果从小对学生进行公民教育，孩子们就会知道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也尊他人的权利，而不是傻傻地响应老师的安排，投票决定与自己同班的同学是否继续上学。在这次投票中，老师也把自己列为投票对象，以示公平。她给学生两个投票选项，一是让她教课还是不教，二是让本班调皮学生豪豪走。如果选老师的票多，老师可以不教，如果选豪豪的多，那豪豪就自动退学。这貌似很公平，可是这完全两个不同性质的选项，前者是属于学生选择权范畴，学生可以选择某个教师而不选择另一个教师；后者则属于学生基本权利范畴，也就是说，教师可以把“让她教课还是不教”作为选项提供给学生，让学生评价自己、选择自己，但却不能把学生是不是继续求学作为选项。学校课堂上的任何行动，都可以视为教育。这位老师给学生的教育，是彻底的反公民教育，在老师的示范下，今后这些学生长大后，成为治理一方的官员，是不是可以采取投票的方式，决定拆除掉某户人家的住房？假如不巧这位教师正好是某户人家，这位教师向何处申冤？没有公民教育，就没有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对自身权利的切实维护，最终个个都会成为弱者。其实，类似“民主投票”让学生退学的事件，已经不止一次发生，在每次发生之后，都会遭到质疑。可是，为何同类事件还是接连发生呢？这表明，由于公民教育的欠缺，不懂得何为民主、何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没有基本的法律和民主常识，以“民主”之名侵犯公民权利的事情，是难以根除的。 2012 年 12 月 7 日，中国新闻周刊网（熊丙奇）《大学校长可由非中国公民担任吗 ? 》：日前，教育部扩大公开选拔直属高校校长试点工作范围。继去年全球公开选拔西南财经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校长之后， 12 月 4 日，教育部发布公告，决定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和中国药科大学校长。公告要求，报名者应是中国公民，且没有国外永久居留权或者当选校长后自愿放弃国外永久居留权。 ( 新京报 12 月 5 日 ) 这在网上引发热议。在不少网友赞成这一要求的同时，也有网友追问，为何要限定“中国公民”，而不能聘请外籍人士担任大学校长 ?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去年教育部公选校长时，也提了这一报名要求，可当时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网友们对此的关注，表明大家的观念在不断变化，这也需要教育管理部门做出变化。其实，教育部提出的这一要求，是依法行事。我国《高等教育法》第四十条规定，“高等学校的校长，由符合教育法规定的任职条件的公民担任。”而《教育法》第三十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举办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其所举办的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管理体制。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校长或者主要行政负责人必须由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在中国境内定居、并具备国家规定任职条件的公民担任，其任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学校的教学及其他行政管理，由校长负责。”如果允许非中国公民担任校长，那么，就必须修订《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有必要限定学校校长的国籍吗 ? 这在不少国家似乎已经不是问题，早在 2000 年，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福家就受聘担任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校长，这被认为是中国人的骄傲。那么，既然中国公民可以骄傲地去任国外大学的校长，为何外籍人士却不能担任中国大学的校长呢 ? 能否由外籍人士担任校长，关键在于我国学校是否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在现代学校制度框架下，聘请谁来担任校长，是学校的自主权。通常来说，在实行现代学校制度的大学，负责学校决策是大学理事会 ( 或大学董事会 ) ，校长的遴选由对大学理事会负责的校长遴选委员会负责，具体的遴选标准，则根据学校的办学定位、办学要求确定，与应聘者的国籍无关、行政级别无关。如果一所大学实行这样的办学制度，校长遴选面向全球，那么，是完全有可能由外籍人士来担任校长一职的。谁适合干，谁可以干得更好，就由谁来干。我国学校的问题，就在于没有现代学校制度。公办学校，尤其是大学，有不低的行政级别，而行政级别又与各种待遇挂钩。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校长的身份首先是官员，其次才是办学者。这也是为何有那么多网友赞成校长必须由中国公民担任，不能有外国永久居留权的原因。如果允许非中国公民担任，很可能担任的校长一职的还是“中国人”，而他们的国籍却是外国；如果允许有外国永久居留权者担任校长，这和允许“裸官”何异 ? 2013 年 1 月 30 日，凤凰网“熊丙奇的博客”《培养合格公民需要相应社会环境》：“无论谁，都应该听得进别人的批评，就拿最近他和徐铮发生的事情来说，我觉得徐铮说的话很中肯，也很客气，在积淀了这么多年之后，徐铮最近获得非常令人骄傲的成绩。但是周立波呢，我不知道他现在的行为，到底想给大众传递怎样的东西。”上海政协委员、著名演员吴冕说起了近日周立波炮轰徐铮一事，她说，要提升整个社会的文化道德素养，大家就必须从自身做起。吴冕的话是针对“娱乐圈”说的，但却适合各界人士。最近，网上把批评柴静称为“砍柴”，这种调侃的说法本就反映出整个社会极为不正常的风气——似乎批评就是要“打倒”谁，充满个人恩怨，而其实，对于每个人，不论是知名人士，还是普通大众，质疑和批评是促进个体进步的力量，也是推进社会进步的力量。没有质疑和批评，就会把正常的人“神化”，而“神化”之后一切都会变得不正常。在当前，批评一个人很难，批评名人则更难，动辄会被扣上动机不纯、有阴谋、炒作等帽子，就像吴冕，在发表上述意见后，立马就有人对她说，“您今天说了这么一番话，难道不怕在外界掀起轩然大波吗？”如果在质疑、批评时瞻前顾后，最后就只剩下一团和气了。大家一直说，中国人缺乏批评、质疑精神。而从骨子里，很多人是见不得批评和质疑的。包括有的学界的大腕和微博上的大Ｖ、公知们，一见质疑，就质问对方“有什么资格”，就怀疑对方“居心不良”。这是和他们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完全背离的，他们要求言论自由，却不尊重他人的话语权，只希望自己主导话语权，或者其他人有赞美自己的话语权，他们呼吁平等，却容不下多元的观念，把不同于自己的观念简单地斥为“无知”；他们致力于推进社会进步，可自己却干着自己反对的事，连专业问题也拒绝讨论，反而发动“粉丝”去围攻质疑者。大Ｖ们都是如此，其他的也就多数选择跟风或者沉默。这其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粉丝文化”现象，不少名人都在微博上有大批“粉丝”，一个倡导平等交流、独立思考的公众人物，应该避免煽动“粉丝”情绪，注重引导“粉丝”理性看待不同观念。可是，从最近的网络风波看，有的大Ｖ更乐于成为“粉丝”的“偶像”或说一不二的权威“教主”，于是，不管“教主”是对还是错，毫无原则地“护主”，听不得任何不同的声音。更有一些“粉丝”放弃自己的思考，看“偶像”说什么，自己就信什么。这也是微博谣言之所以滋生以及所谓的利用微博公知的影响力能引导舆论的原因。在一个公民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环境中，谣言会止于理性思考，对于每一公共事务，公民个体会有自己独立的看法。公民质疑政府，还是学生质疑老师，同行质疑同行，都应该不问资格不问动机，对事不对人。这才能抵达真相、真理。建设公民社会，需要合格的社会公民，公民的培养除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之外，还需要相应的社会环境。而培养合格公民的最基础教育，就是培养质疑、批评精神。遗憾的是，这方面的教育，在学校里很难看到，我国基础教育普遍实行灌输教育，大学则由于缺乏办学自主权而陷入严重的行政化和功利化，整体失魂落魄。公民教育在家庭和社会中也被扭曲，一些家庭甚至在孩子很小时就教学生适应社会的潜规则。不少人士曾对网络技术的发展寄予厚望，认为其可以为推动公民社会的建设出力，现在看来，离这样的期待还有很大的距离。这需要微博上的大Ｖ、公知们起到带头推动作用，对于任何一件事，要有独立的思考，倡导说理，拒绝不讲道理的谩骂以及为各种功利的目标炒作——这种功利的炒作，虽然走的是市场路线，让“粉丝”为自己买单，可是，这与大家所批评的大学功利化、学术功利化，教育没能培养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人，又有何异呢？对于我国的未来来说，形成能培养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环境，至关重要。大家需要问的是，我为这一环境的建设，究竟做了什么？这才是一个公知应该有的价值——我国的“公知”在过去两年间，迅速从一个褒义词转变为贬义词，或与他们没有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有关。【注：“ 培养合格公民的最基础教育，就是培养质疑、批评精神”，可以从质疑、批评熊丙奇做起。】 2013 年 2 月 2 日，凤凰网“熊丙奇的博客”《 “光盘行动”与公民教育》：随着“光盘行动”的持续进行，越来越多的网友不但将自己吃剩的“光盘”拍照上传的网上，很多网友也开始“随手拍”他人的浪费行为进行曝光，有媒体也参与其中。不容否认，很多公民都有体现自身公民价值的愿望和热情，在当今这个信息社会，“随手拍”这么操作性、参与性很强的事儿，很容易调动参与热情，也正因为其简便易行，操作不好，很容易从“公民行动”，成为“反公民教育”的行动。比如，“随手拍解救被拐儿童”，当初在网上一经公众人物发起，马上应者云集。一时间，大家都拿起“正义”的手机、相机，“随手拍”下街边的乞丐、流浪儿童，把他们的照片上传到网上，认为这样一来，就完成了一次“公民行动”，可是，他们没有想到，不论是乞丐，还是流浪儿童，也有隐私权，任何人不能随意发布他们的照片，这是侵犯他人权利的违法行为；他们更没有深想，被拐的孩子绝大多数是被他人买去收养，而不是拐来在街边乞讨，在街边乞讨者，大人和小孩的关系，多为直系亲属关系，对于流浪儿童，需要的不是“随手拍”用于解救，而是应报警，督促政府部门给予救济，让他们回到学校读书。再者，就是随手拍中有被拐的孩子，在网上曝光他们的照片，这不是给孩子带来危险吗？记得当时，笔者撰写了一篇文章，指出“随手拍”不能随意发布孩子的照片，这引来很多人的谩骂，说我在说风凉话，在被拐孩子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被拐孩子父母焦虑万分时，还考虑孩子的隐私权，太不知轻重了。他们希望能把这“动人”的公民行动持续深入开展下去，并为自己随手拍了多少张照片感到骄傲。很多媒体也赞扬这展现了宝贵的公民意识。接着行动就到了高潮，警方也“互动”了，与随手拍配合，用先进的 DNA 技术筛查街边乞丐和流浪儿的关系。这一“随手拍”的效果又是如何呢？公安部门事后承认，没有通过这一行动成功解救一个被拐儿童。但这场“公民行动”的发起者，却没有任何反思，因为其成果是极为丰硕的，包括微博粉丝大增，以及借此设立了相关的“公益基金”，而参与这场公民行动的人，也丝毫没有认为有什么问题，在他们看来，不管有没有解救孩子，至少引起了社会对被拐儿童群体的关注：这难道不是公民行动的效果吗？可是他们没有想过，在这一行动过程中，那些被随手拍的也是公民，他们的权利就可以随意践踏吗？这样的公民行动，本质不是反公民教育吗？——健康的公民社会，必须尊重和维护每个公民的权利，乞丐也有平等的权利。不客气地说，大家是在消费公民行动，破坏公民意识，而不是真正在推进公民社会建设。眼下的“随手拍”“光盘行动”，也极为类似。在厉行节约的正义之下，媒体号召大家随手拍下身边的餐桌浪费。这就使“光盘行动”变调了。本来，如果这是针对每个公民自身的消费行为，呼吁在消费时注意节俭，无可厚非，网友身体力行改变自己的消费行为，值得肯定，但这变为公民去拍下他人的消费情况，进行“监督”，就大有问题。在我国，还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认定没有光盘就是违法（也不大可能立法），那么，随手拍他人的消费情况，就是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公民社会的建设，公共媒体的一大职责就是普及常识，而不是故意模糊、混淆公民的权利。养成节俭的消费意识，需要长期的引导，包括转变我国社会存在的面子消费思想和待客之道，这不是靠一次集中行动就能解决的。发动公民去监督公民“光盘”，只会让“光盘行动”变为闹剧。当然，即便这一场运动谢幕，没有起到多大效果，发起者和参与者也会说这至少进行了一次节俭消费的宣传。还有，更多人普遍倾向“光盘行动”的监督应该针对公款消费。这貌似很有道理，那么，是不是每次“光盘”的公款消费就值得表扬呢？——假如就点几个菜，可全是几千上万的珍品，“少而精”，一桌吃下几万元，这让光盘行动者，情何以堪？公款消费本身就不合理，要大幅减少，如果把公款消费压缩到一定限度，要求消费信息公开，这不是比所谓“光盘行动”更能起到治理效果吗？现在公款消费中为何存在大量铺张浪费，是因为动用公款没有制约。总之，不要以正义之名，堂而皇之侵犯他人的私权；不要以公民行动之名，做反公民教育之事。缺乏公民教育的我国社会，应首先让每个公民明白权力与权利的边界在哪里。这是负责任的媒体和公众人物更应该努力的方面。公众人物和媒体在发起所谓公民行动时，需要三思慎行，要多一些监督权力（像解救被拐儿童，就应该监督政府是否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监督三公消费，就应监督政府的财务公开），争取、维护公民权利的公民行动，避免发动公民针对公民个体私权的所谓“公民行动”。每个公民在面对这些“运动”时，要想想是否合法，是否侵犯他人的权利，更要警惕自己成为某些打着公民行动旗号实质为己逐利者消费“公民运行”的棋子。——只要每个公民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这些“公民行动”是很难有市场的。他们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我国的公民教育还太薄弱。而改变公民教育薄弱的问题，这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 2013 年 2 月 12 日，《新京报》《熊丙奇：戴口罩放烟花是怎样的公民意识？》：据报道，尽管，燃放烟花导致北京空气污染严重，但是，还有市民戴着口罩燃放烟花。（《北京晚报》 2 月 11 日）这是怎样一种公民意识呢？你说他不知道燃放烟花会制造污染吧，他完全知道，甚至还做好了防护措施，可为什么就不能从自己做起，减少污染呢？如果每个公民都以这种态度，对待自身制造污染的行为，那么，要让环境好转，是十分困难的。事实上，我国近年来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也是因为制污者都在给自己的行为找理由。比如，在田间将秸秆焚烧可以使土地变得肥沃，而且就收割季节焚烧，不是天天烧，对空气污染有影响，也“影响有限”；还比如，工厂要解决那么多人的就业，只有低成本经营，根本没资金完善排污系统等等。说到底，利益是自己的、眼前的，污染则是他人的、不重要的。很难想象，一个戴着口罩燃放烟花者说自己有高度的环保意识。而遗憾的是，现实之中，有太多这样的人。他们其实渴望一个有清新空气的环境（所以才戴口罩防污染），也在关注 PM2.5 ，可是，却不认为减少污染，自己也有责任。这会让环境治理陷入无解的恶性循环——大家都埋怨环境糟糕，可却都认为是别人的责任，与自己无关：随手扔塑料袋的抱怨路上开车的，开私车的指责开公车的，开公车的说卖油的，卖油的瞄准了制订标准的……要让我们生活的环境变好，需要政府、企业、每个公民个体各司其职，其中，公民意识的觉醒，最为重要。一方面，每个公民不能坐等环境的改变，而应该从改变自己做起；另一方面，只有公民意识真正增强，才会做好自己，同时监督他人和政府，推动政府改革、完善法律法规，以及企业转变经营方式。 2013 年 11 月 3 日，《北京青年报》（熊丙奇）《学生写“检讨书”与公民教育》：“老师我做不到，跳楼时我好几次都缩回来了。” 10 月 30 日，四川成都师范附属小学五年级某班的 10 岁男孩军军（化名），在语文课本上留下这句遗言后，从 30 层高的楼上跳下。网上流传着“老师要求写 1000 字检查”以及老师曾说“写不到 1000 字就去跳楼”的说法，但这些说法需要调查——目前警方已经介入。对于学校、教师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应根据司法调查的结果进行处理。但可以确认的是，教师在孩子生前进行过批评教育并要求回家书面反思。这又让一个曾讨论多年的话题再次被提出来——学校老师要求学生写检讨，究竟合不合适？多年前的讨论，并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虽有很多学生反对，一些教育人士也认为检讨书伤学生自尊，并不利于学生认识错误，但对待检讨书这种“处罚”方式，学校并没有放弃。从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角度看，让学生写检讨是比警告、记过、开除留校察看、开除更低的“处罚教育”——对于用不着进行行政处分的学生，让其反思认识错误，是学校不愿意放弃这一教育方式的原因。但对学生采取这种教育方式，需要注意教育与保护相结合。其一，不能伤及学生自尊，以前学校的通常做法是不但要求学生写检讨，还让学生公开检讨、把检讨书贴在班级以至于学校布告栏；其二，对检讨书提出字数的要求，要求学生“务必深刻”、“触及灵魂”。学校认为，只有经过这种“折磨”，才能有效果，而实质上，“违心”的检讨是反教育；其三，学校制订处罚规定没有经过家长委员会的同意，也没事先把学校的处罚告诉学生（家长），比如明确告诉学生犯了怎样的错误，将进行书面反思，以至于对于检讨这种做法，即便学生违规，但却不愿意接受这一处罚。近年来，一些学校已经取消了让学生公开检讨的做法，也对检讨书进行“改革”。但几乎所有学校，都在学生的“规则教育”方面做得不够——规则教育的要义是，学生（家长）有权参与规则的制订，表达意见，而制订规则之后大家遵守、执行规则。具体而言，即学生应建立家长参与学校管理、监督的机制，让学生家长参与到校规的制订中，同时，在制订好校规后，明确教育每位学生，违背相关的校规，将受到惩罚。这种规则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如果之前学生权利的代表没有参与规则制订，学校也没有告诉学生规则，事后就对学生进行处罚，就会弄出矛盾和冲突来。学校一直采取让学生写检讨的做法，而这一做法遭遇家长质疑，引起社会不满，这无疑是学校教育的问题。美国得克萨斯州一名中学生在课堂上对老师出言不逊，付出了 637 美元的代价。换在我们这里，这不可思议，也会引起家长和社会的质疑，可这是执行规则的结果。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学生在课堂上对教师使用不敬语言，校方开出了 340 美元罚单；学生不服，告上法庭，法院裁定其需缴纳罚金，总共合计 637 美元。这一事件可见美国中学如何对学生进行“规则教育”——依照规定对学生的行为进行处罚。四川这所小学，是需要从学生自杀事件中吸取教训的，首先，学校是否还存在让学生写检讨书，且有字数要求的规定，如存在，应该对这一规定的存废、调整听取所有教师和家长的意见，采取大家可接受的批评教育方式；其次，学校应该重视对教师和学生的法制教育，对于教师来说，教学行为必须遵守《教师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而对于学生来说，要把学生行为规范细化，明确告诉学生如果有哪些不当行为，将接受大家约定的处罚，这是把学校纳入依法治校框架，也培养有法律意识、责任意识公民的重要组成。 2014 年 10 月 5 日，凤凰网“ 熊丙奇的博客”《女大学生捡垃圾是积极的公民行动》：自环卫集团的消息，截至 10 月 1 日上午 10 点，天安门地区共清理各类垃圾 3.5 吨，可以实现“席地而坐”。与去年同期清理的近 5 吨垃圾相比，今年产生的垃圾量降低近 30% 。（北京青年报 10 月 2 日）值得注意的是，媒体在报道这则消息时，配了一名女大学生主动捡垃圾的照片。这体现了难能可贵的公民意识。公共卫生需要每个个体遵守，与此同时，也需要公民积极维护——在他人没有良好卫生习惯时，主动捡拾垃圾，既维护公共卫生，也对他人是一种默默无声的教育。在今年的巴西足球世界杯期间，观战的日本球迷在赛后捡垃圾的行动，引起广泛关注。这和扔下一地垃圾的球迷形成鲜明的对比，也让大家反思，如果身边有垃圾，我们是熟视无睹，还是主动捡拾起来？近年来，每到节假日，媒体都会报道景区游客乱扔垃圾现象，舆论也会指责一些游客没有良好的文明习惯。对不文明行为进行指责、批评当然很重要，与此同时，也需要有人站出来维护公共卫生。试想，如果景区有游客扔垃圾，在游客扔垃圾之后，有其他游客，把垃圾拾起来，扔到垃圾桶，这会给扔垃圾者怎样的教育？对此，有可能认为这是多管闲事，自己外出还要给别人捡垃圾，不是变成垃圾工了吗？但其实，如果有人站出来行动，会带动身边的人，每人拾起身边的东西，也会让乱扔垃圾者，不再随手扔垃圾。我就曾在国外旅游景点看到这种场景，一名游客可能不小心把手上的垃圾掉在地上，后面的游客主动把垃圾拾起来，直到见到垃圾桶再扔进去，这给我本人很大的震撼，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再有不良的卫生习惯，也会受到教育。——那些随手扔东西者，不忍心再去破坏公共卫生，同时会为自己的行为难为情。天安门广场上的垃圾量减少，这是一大进步，这种进步中，有舆论反复宣传、教育的作用，更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对于身边人不文明习惯，与其抱怨，不如改变，捡拾垃圾，比训斥他人乱扔垃圾，更能起到感召作用，前者是公益与感化的力量，后者则可能引起冲突。在乱扔垃圾行为面前，是选择熟视无睹，还是选择说教，抑或是自己动手捡起垃圾，这展现的不是个人的文明操守，而是整个社会的文明。如果越来越多的人能从自己做起，不乱扔垃圾，并捡起身边的垃圾，我国公共场所的卫生情况将大为好转，天安门广场在大型集会后不留下任何垃圾，也不是不可能。 2015 年 1 月 15 日，凤凰网《熊丙奇：还在向父母磕头的学生难成合格公民》： 800 多名学生齐刷刷在父母面前下拜磕头，在父母的头上拔下一根白头发，永远留念。 11 日上午，嘉定区民办斌心学校举办的“孝敬文化节”上，学生和家长泪流满面，场面感人。此外，活动还有一项主要内容：在庄严肃穆的乐曲声中祭奠华夏万姓先祖。有学生家长表示，学校以如此盛大的场面向学生普及传统文化，很感动。不过，作家、教育学者叶开表示， 90 年前，孝道就被指为文化糟粕，我们在推广时要有所选择。 ( 新闻晨报 1 月 12 日 ) 这样的场景已经屡见不鲜了，每年总会在不同地方的不同学校一次次上演。在笔者看来，如果“跪”教育不去除，传统文化教育将难以真正立起来，而学生也难以自强、自立，培养起责任意识，成为合格的现代公民。近年来，不少中小学，都在搞这种磕头、痛哭的感恩教育，其中，跪是其中比较“经典”的环节。学校教育者希望通过这种“仪式感”很强的教育，能否让学生心灵接受洗礼，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而参与其中的家长，也被这种氛围所感动，认为活动教育效果很好。这种教育真正效果很好吗？并非如此。就如现在有学生患了网瘾，有机构采取体罚、电击等方式加以矫正，学生受不到了体罚、电击，大声喊道我再也不玩游戏了，对不起爸爸妈妈，我爱爸爸妈妈，可他们真就改掉了网瘾毛病吗？——这是他们在面对处罚时不得已的反应，而一离开这种强制环境，老毛病又患，而且更甚。举行集体的感恩教育，与此十分类似，在煽情的音乐、演讲和刻意而为的细节营造中，参与其中的学生和家长，确实倍受感动，学生似乎也一时间长大了，可是，这种教育恍如“传销”。说到底，感恩教育，是一种需要长期熏陶、养成的教育，是学生自立、自强意识、责任意识的综合表现，这不是靠一次仪式感很强的教育就能起到效果的。很多学生接受这样的教育之后，可能在几天之内会主动做一点家务，会“尊重”父母，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到原样。以功利的手段，要求学生一夜之间就从不会感恩，到感恩，是违反教育规律的。深入人心的教育，是需要学校、家长花时间，和学生共同生活、成长的，感恩教育本质是生活教育。如果家长在家不对孩子进行做人教育，不尊重学生的人格尊严，致力于把自己的孩子培养为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包办代替孩子除学习之外的一切，与此同时，要求学生按自己设计的道路成长，那么，孩子很难独立，也难以和父母有融洽的关系。其实，让孩子给父母跪下来表达孝敬，恰恰背离尊重学生个体，把学生培养为具有独立人格的合格公民这样的教育追求。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是成年公民和未成年公民的关系，培养自立、自强，有责任心、关爱心的公民，需要让孩子摆脱依附人格，也需要父母摆脱控制学生、要求孩子服从自己、对自己毕恭毕敬的陈旧思维。我国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目的，也是希望每个学生能更好地融化现代社会，做合格的现代社会的公民，做一个有灵魂、有情怀、有使命和责任感的人，可是，一些教育者似乎不明白这一点，在他们心目中，似乎传统文化，就是古书经典、就是旧时礼仪，因此要求学生反复诵读“经典”，穿汉服或者行跪拜礼，如果传统文化教育就是这些，这哪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而是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让传统文化教育与现代公民培养渐行渐远。【注：郑州大学礼仪专家薛建红说：“磕头是中华民族感恩的最高礼节。传统需要代代传承。”薛建红认为，有些特定的礼仪在特定节日出现，比如平常与同事见面，大家只是握手，到过年这一天就应该行抱拳礼了。薛建红认为，磕头并不只属于春节，磕头下跪应该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情感表达，不是为某个节日而磕。】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是合格的中国公民吗？对照中共中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的“ 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 ”二十字的公民道德基本规范。第一、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职称是编审，可是，在媒体上，他却自称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这不符合诚实守信的原则。 2009 年 7 月 14 日，《科学时报》《熊丙奇：大师的成长需要正常的精英观念》：这是一个“大师”遍地，也是大师稀缺的时代。说“大师”遍地，是指现在有的媒体动不动就封谁为大师，而被封之人，也泰然受之，… 第二、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未经国家权威机构认定，自称“教育问题专家”。这也不符合诚实守信的原则。 2012 年 11 月 19 日，新浪网“熊丙奇的博客”《要出大师，就不要客气》：客客气气是出不了大师的，所谓的“大师”，都是“自封”或者“吹捧”出来的。第三、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通过媒体发表的评论文章中，有一些赞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价值观的言辞，用对比方法诟病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这不符合爱国精神。第四、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通过媒体发表的评论文章诽谤中国特有的礼仪磕头。不符合守法原则。国家法律未禁止磕头。公民磕头是合法的行为。第五、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通过媒体发表的评论文章中，措辞用语尖酸苛刻，不够善意。不符合团结友善原则。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2008 年 7 月 2 日，搜狐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我们需要更多的熊丙奇》：熊丙奇先生跟我素不相识，但他的文章我早就读过。他是一个教育界圈里的人，也是用心来盯着自己的这个圈的人，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有关部门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令人愉快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命运，就是古希腊神话里那个报信的乌鸦，总之没有好果子吃就是啦。以上内容约 300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熊丙奇在“自由阵地”向谁开火？: 大庆商江 2015-2-12 04:57;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熊丙奇在“自由阵地”向谁开火？【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15 年 1 月 1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公布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中办发〔 2014 〕 59 号）：》强调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的重要任务。做好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是一项战略工程、固本工程、铸魂工程，事关党对高校的领导，事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以上你可以看到，中央指出“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加强高校意识形态阵地建设”，但是没有说高校是“自由阵地”。 2009 年 02 月 18 日，上海交通大学新闻网（沪 ICP 备 020861 ）《我校召开 2009 年第一次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2 月 17 日上午，我校召开 2009 年第一次宣传思想工作例会，部署 2009 年学校宣传思想工作，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舆论动员。党委副书记徐飞，宣传部部长刘玉祥，各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分管书记、宣传干事等 60 多人出席。宣传部副部长熊丙奇、文明办副主任李心刚出席，李心刚主持会议。读完以上信息得知， 2009 年 2 月 17 日，熊丙奇是上海交通大学宣传部副部长。时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熊丙奇（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在博客发文，主张《大学应是思想林立的自由阵地》。举证如下： 2008 年 11 月 25 日，搜狐网“熊丙奇的博客”《大学应是思想林立的自由阵地》：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杨师群 21 日在博客上，贴出一则帖子《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帖子说，“今天被领导叫去谈话，说有上《古代汉语》课的学生到公安局和市教委告了我，说我在上课时批评政府……上面已立案侦查。”杨教授回忆了上课情景：“记得在上《古代汉语》课时，我当然会批判一些与课文有关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某些传统文化问题上如果与当今有一些关系的话，我也会联系当今和批评政府。”“记得下课时有两位女同学找我，愤慨地指责我怎么能批评中国文化！批评政府！甚至眼睛里已经含有泪水。这样热爱中国文化与中国政府的同学，我很敬佩，你们有这样的权利！但为什么我就没有批评中国文化和政府的权利呢？所以我告诉她们：我也有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利，如果你们不愿意听我的课，以后不要选我的课就是了。不料，她们居然到上面去告我，甚至还添油加醋地给加我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真让我大跌眼镜。”在杨教授的博客中，诸多留言表达了对他的支持，并给予那几位女生无情的嘲笑。比如，“老师不要太在意啦，我们大多数还是头脑清醒的”，等等。在此，我不想分析这几个学生的行为和观点，受到我国教育的多大影响，他们是否有独立人格、自由意志。而是想知道，杨教授所在的大学会对他采取怎样的态度。这件事，让我想起上个世纪初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件事。 1935 年，百货大亨查尔斯·瓦尔格林起诉芝加哥大学向他的侄女“灌输共产主义思想”。在这场风波中，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金斯坚定地支持本校教职人员，申辩公众通过分析和辩论自会看清共产主义的好坏，大学是思想林立的自由阵地，不容政治强力控制。他说，“教育是一种持续的对话，而对话本身就要求有不同的观点”，“一个缺乏对重要问题持续争议的文明就是通向极权主义和死亡的文明”。眼下这件事，与其颇为类似，学生可以因为他所接受的教育、思想“不好”，向学校告状，他们有这种权利，他人无法剥夺，但是，学校对此采取怎样的态度，却关乎学校能否捍卫学术自由，即允许大学成为思想林立的自由阵地——包括教师的思想和学生的思想——让不同的观点在大学这块土地上持续对话。事实上，我更觉得大学完全可以以此为一个好机会，组织老师和学生展开辩论，把各自的观点充分说出来，而不是简单判断对错，在辩论的过程中，学生们自会学会辨识，这其实是十分重要的教育过程。如果大学能采取这种方式加以对待，对于杨教授来说，学生的“告状”或许不是一件坏事，它增加了彼此对话沟通的机会，也可以让学生获得新的教育；而反过来，如果学校和有关部门“立案侦查”，那对杨教授，对学校以及对教育来说，则是悲剧，大学将难以承载自由观点的表达和交锋，失去生机和活力。 2008 年 12 月 1 日，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大学应让各种观点自由表达和交锋》：近日，在各大论坛博客上，一条题为《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的帖子引起网友热议。帖子转载了一篇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杨师群教授于 11 月 24 日的博客文章，博客透露两名女大学生到上海市公安局和市教委检举他在上课时有批评政府等内容，有关部门已立案侦查。 ( 新快报 12 月 1 日 ) 据报道，记者追踪到杨师群先生的博客时，相关内容已经被删去，无法得知最新的情况进展，但是有不少网友留言，支持杨师群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同时，也有网友表示学生宣示自己立场的做法也是无可厚非的。在此，我不想分析这两名学生的行为和观点，受到我国教育的多大影响，他们是否有独立人格、自由意志。而是想知道，杨教授所在的大学会对他采取怎样的态度。这件事，让我想起上个世纪初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件事。 1935 年，百货大亨查尔斯 bull; 瓦尔格林起诉芝加哥大学向他的侄女“灌输共产主义思想”。在这场风波中，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金斯坚定地支持本校教职人员，申辩公众通过分析和辩论自会看清共产主义的好坏，大学是思想林立的自由阵地，不容政治强力控制。他说，“教育是一种持续的对话，而对话本身就要求有不同的观点”，“一个缺乏对重要问题持续争议的文明就是通向极权主义和死亡的文明”。眼下这件事，与其颇为类似，学生可以因为他所接受的教育、思想“不好”，向有关部门告状，旁人可以评价他们的思想幼稚、偏激，也可以由此反思近年来教育的各种问题，但他们有这种告状的权利，他人无法剥夺。在这起事件中，有关部门和学校的态度与处理方式十分关键，关系到公民的言论权，和大学的学术自由，即不能“因言获罪”，允许大学成为思想林立的自由阵地——包括教师的思想和学生的思想——让不同的观点在大学这块土地上持续对话。事实上，我更觉得大学完全可以以此为一个好机会，组织老师和学生展开辩论，把各自的观点充分说出来，而不是简单判断对错，在辩论的过程中，学生们自会学会辨识，这其实是十分重要的、长期以来一直缺失的教育过程。如果大学能采取这种方式加以对待，对于杨教授来说，学生的“告状”或许不是一件坏事，它增加了彼此对话沟通的机会，也可以让学生获得新的教育，否则学生的这种思想将一直存在，无法通过教育而产生变化；而反过来，如果有关部门“立案侦查”，而学校却没有自己坚持学术自由的立场，那对杨教授，对学校以及对教育来说，则是悲剧，大学将难以承载自由观点的表达和交锋，失去生机和活力。 2010 年 7 月 8 日，腾讯网“熊丙奇的博客”《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者不该贴上反叛标签》：去年 4 月 23 日华中师大第一附属中学举行语文期中考试， 18 岁的李红豪因身体不舒服，已打定主意交白卷。但拿到试卷后，作文题引起他的兴趣，于是，他放弃了其它题目，只以《草见人命》为题作文，措辞激烈地抨击现行教育弊端。其观点很尖锐、前卫、另类，个别段落甚至颇为偏执，与主流思想背道而驰。 4 天后，李红豪被数学老师兼班主任胡立松从教室叫出。胡老师要求他就这篇作文进行反思，在反思好之前不许回教室上课。不料，他真的再没踏进教室。随后，他以学校生活为素材，针对现实社会和现行教育，创作出版了 15 万字的小说《逃花园记》（武汉晨报 7 月 5 日）李同学是怎样的尖锐和偏执呢？媒体摘录了作文中的一段文字：“在学校里 ( 专制主义 ) 这种情况更是登峰造极。老师说的你不能反驳，不管他说的对不对，否则你便犯了‘顶撞’之罪。从放假、收费等等事可以看出，各学校总是能将圣旨变成剩纸。”说实在的，我从这段文字中，看到的是一个对现实有明确、独立的看法的身心健康的中学生，没有所谓的尖锐、偏执和另类。如果说这是尖锐、偏执的话，那是因为现在的教师和校领导，见多了听话的乖乖的孩子，学生们是不敢这样直接批评学校的，而李同学这样的做法，要是放在世界一流大学里，或者美国的中小学里，简直不值得一提。去年，由于近年来加州陷入财政危机，辖有十所分校的加州大学批准涨学费，上涨幅度为 32% ，此举引发学生强烈抗议。一些学生则在办公室外面挥舞着标语，敲打着手鼓，高声齐喊：“我们勃然大怒，忍无可忍”和“以你们为耻”等口号。你看，在堂堂加州大学，学生们是怎样的直接表达对母校的不满。著名画家陈丹青曾为我的一本书作序。序中谈到一则故事：“我有位中国朋友的女儿在纽约头牌高中‘斯蒂文森’当选学生会主席，那年海湾战争爆发，小布什纽约行，有意来校作报告。校长大高兴，可是学生头与大家一商量，说是校中各国移民孩子多，发动战争的总统来，欢迎不欢迎？于是投票，于是否决。校长恼怒，总统尴尬，结果还是听学生的，讲演取消了—这样的学生素质高不高？我看是校长总统素质还可以。”前不久走红的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的演讲，有一句引自该校的 BBS —— “什么是母校？就是那个你一天骂他八遍却不许别人骂的地方”，虽然我不太赞成这个定义，但是，有一点可以表明，在华中科技大学，学生骂母校的不好，是不会被要求反思的。而媒体也曾报道， 2007 年时曾有学生发帖要求李培根校长为“学位门” 负责，帖子这样写道：“把烂人李培根揪下台！”李培根并没有动用手中的权力为难发帖者，可见他不是什么“烂人”。与之对比，李同学的作文还是很温和的，而没有被他骂为“烂人”的老师，确实烂得可以。我不知道学校班主任老师要学生反思什么，这种让学生反思的行动本身，不恰恰证明李同学的话说的是实情吗？而李同学就是“反思”了，“反思”的结果，也必然是学校确实“专制”得可以，只不过不再从自己的最终表达出来罢了。可以说，学校老师让学生为一篇作文进行反思，是十分愚蠢且守旧的教育思想。幸亏这个学生没有按照老师的意图去反思，而遗憾的是，他却失去求学机会。当前我国所有中小学都在号称推行素质教育，可有多少学校领导和教师，知道什么是学生们最重要的素质呢？——简单地说，一个学生最重要的素质，不是所谓特长，不是学科竞赛证书，不是艺术特长生、体育特长生，不是会懂琴棋书画，而是健全的人格，这就是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而在现实中，学校教学和管理，却在想方设法“积极”地扼杀学生的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难以成为合格的公民，而只是诚信缺失、价值观淡薄、没有社会责任心的学习工具和惟利是图者。必须承认的是，在我国教育环境中，学生要独立思考、自由表达，是十分困难的，李同学的行为也由此显得另类。要让这种本应该十分正常的行为不再另类，需要建立保障受教育者权益的机制，这就是在学校里有代表学生权益的组织（对大学而言为学生自治委员会，对中小学而言为家长委员会），如果有这一组织，学校做的事、教师的话不但可以反驳，而且，学生（或者其代表）还有参与学校决策、教师评价的权利。这就为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就不会打上“反叛者“的标签，而会成为学生的宝贵精神品格。 2011 年 3 月 28 日，腾讯网《熊丙奇：会商“思想偏激”学生是干预思想自由》：事件回放：今年 5 月以后，北京大学将在全校推广实施对“重点学生”进行学业会商的制度，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等十类学生将被纳入会商范围。其中对于“思想偏激”学生进行会商，引起了不少北大学生的争议。（新京报报）对于北大会商“思想偏激”学生，有舆论分析这是学生工作的创新，有助于帮助学生成长，而更多的媒体评论则认为，这种做法有违北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是北大的堕落。在笔者看来，这些讨论并无触及该措施的本质，这一措施的最大问题在于，其侵犯了学生的基本权益。不仅倡导“思想自由”的北大不能做，就是其他大学，也不能对所谓“思想偏激”的学生采取“会商”制度。什么是思想偏激？谁来定性？据报道，在北大，之所以会商“思想偏激”的学生，主要是因为有一些学生经常夸大学校工作的一些细微漏洞，“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学生对学校涨价提意见，怎么看都属于正常建议、批评范畴，怎么变成了思想偏激？难不成学校想涨价就涨价，学生不得有任何意见？以此推论，如果这都谈得上偏激的话，要是学生对学校的教育腐败、学术腐败发表意见，那不更加是思想偏激？如果学生还对校外的社会现象提出批评，是不是也属于思想偏激呢？依照这个“会商制度”，学生如果不希望自己被请去“会商”，就什么也不说，或者只能说学校老师们满意的、愿意听的。一些人之所以认为“会商制度”是“创新”，乃因这种做法表面上“饱含”着关爱学生的“深情”，而且，北大学生中，也有支持此项政策的。可是，如果细细想下去，当有“会商制度”高悬在学生头上，这就给学生在各个场合（包括校内外、网上和课堂上）发表意见带上紧箍咒，要想着这会不会被认定为“偏激”，会不会被老师找去“会商”。 2007 年，香港地区发生教院风波，虽然对于最后的调查结果，各方意见不一，但廉政专员、前教统局常任秘书长罗范椒芬，因为劝谕在传媒批评教改的教师停止批评，被指“干预学术自由”，而在调查结果认为此举对学术自由构成不当干预时，自动提出辞职。与之类比，学校“会商”思想偏激学生，不同样是干预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行动吗？但两者的结果却不同，香港地区高校对此高度警惕，而内地高校却在校内倡导，加以发扬光大，还得到一些人喝彩。近年来，大学的各种丑闻高发，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矛盾、冲突加剧，对于这些问题，大学合适的做法，应当直面丑闻、矛盾，探索避免丑闻、化解矛盾的方法。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建立校内民主管理制度，推进教育和学术去行政化，实行学术自治、学生自治，构建维护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权益的现代大学制度。但是，建立这一制度，必然需要调整学校行政的既得利益，而这，是大学行政领导和行政机构所不愿意看到的，为此，所采取的办法是，利用行政的力量以及各种利益手段，让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不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对行政的决策无条件的服从。从教师的因言获罪、到“封口”、再到“会商制度”，可以看到清晰的治理逻辑。沿着这样的逻辑，“会商制度”很有可能与学生的评奖、评优、就业联系在一起，比如规定在评优中，取消因“思想偏激”被“会商”者的资格。还有可能用到教师身上，以关心青年教师的身心健康，也建立“会商制度”……经过这样的治理，校园内外将到处是莺歌燕舞，大学领导耳边只有赞歌，不再有丁点批评。包括此次部分学生对“会商”制度的赞成，某种程度说，也是过去治理所取得“效果”。可惜的是，如此“会商“之下，大学将难有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去年 1 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与来自科教文卫各界的 10 位代表座谈时，颇有感触地说道：“一所好的大学须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的大学，大学必须有自己办学的自主权。”以此观之，要让大学有灵魂，还是少“创新”“会商制度”这样扼杀“ 独立思考、自由表达 ”的制度，踏踏实实地回到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轨道上来。 2012 年 4 月 13 日，中国网山西频道《熊丙奇：有自由表达将无过激演讲》：“这种变味的教育，学了能有什么用呢？就是考上大学能如何？找到工作又如何……”“我们不是机器，即使是机器，学校也不该把我们当成追求升学率的工具！”这样内容犀利的言辞，不是出现在辩论赛上，而是一名中学生在 3000 多名师生众目睽睽之下的激情演讲。 ( 扬子晚报 4 月 11 日 ) 这是一次“意外”的演讲，是学校举行升国旗仪式时，这名学生在国旗下发表讲话时，悄悄将之前老师“把关”过的演讲稿，换成另外一篇抨击教育制度的文章，老师事后批评其“言论不当，用词过激”，然而在笔者看来，“言为心声”，事先经过审核的演讲稿，其实已经不能代表学生的想法——而是把学生做出传声筒——这个由学生“有备而来”自由发挥的演讲，才是属于学生的演讲。学校认为其“言论不当 , 用词过激”，只不过是采用了校方的标准，认为其不符合传统的口径，也没想到精心遴选的演讲者会不按常理出牌。临时换演讲稿，本就十分形象地印证了他在演讲中所称学校把学生作为机器。如果学生平时就能自由发表自己的看法，演讲稿不要求审核，那么换演讲稿的事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是超出机器作业手册之外的动作。与此同时，教师们也不会认为其言论有多偏激。道理很简单，在一所学校里，每个学生有自由表达的空间，很多想法早已呈现，完全用不着通过这种形式来一次“爆发”。从这名同学身上，每个教育者应该看到受教育者群体在发生转变，他们已经不再甘于做机器、做传声筒，受到摆布——哪怕是教师们认为的“优秀学生”——他们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欲望，有参与学校事务、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应该给他们表达的空间。这是把他们从繁重的课业负担、从应试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必需。有人对这名学生的做法表示反对，认为不应该采取过激方式，表达对现有教育制度的不满。毕竟，教育制度是很难一时改变的。这一观点，有两方面问题，其一，这种做法如果站在学生自由表达的角度看，并不过激，现在被视为“过激”，是因为教育者没见过、不习惯，而且，很多学生的正常想法，都以“过激”之名被扼杀；其二，教育制度确实很难改变，但改变的力量恰来自教师、学生，如果学生们只有对不合理的制度的忍受，改革的步伐就将十分缓慢。站在教改角度，学生勇于发表对教育制度的看法（包括毫不留情的抨击），正是用积极的方式参与到教改中来。还有人则把这名学生视为反“应试教育”的“旗手”，这是对学生行为不恰当地“拔高”与贴标签。这名学生的行为，或许在现实的教育环境中有点“出格”，但说到底，他不过是说了自己想说的话，而且，他的发言，并不就代表其他学生也有这种想法，其他的学生完全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一个健康、多元的校园，是应该允许学生个性表达的。值得一提的是这所学校的态度。对于这名学生的发言，该校领导并没有打断、关掉麦克风；在事后也表示，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但本着宽容的态度，不会对其进行处分。这一定程度体现了学校的“风度”，不然，这所学校的做法，就给学生的演讲一个“完美”的注脚：学校正是以要求机器来对待学生。笔者所期待的是，学校根本不要对这名学生进行批评，而可以以此在学校内进行一次教育大讨论，倾听学生们的心声和想法，甚至可组织学生教育论坛，让学生主动报名，自由做大会主题发言。假如这所学校能采取这种措施，改变过去的灌输教育方式，倡导交互式、探究式教育，允许学生就某一事物表达自己的看法，就朝培养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公民方向，迈出重要一步。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们自然会学会思考、学会表达。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熊丙奇在博客发文，主张《大学应是思想林立的自由阵地》。这令人疑惑不解。第一、《百度百科》解释，阵地：①军队为了进行战斗而占据的地区，通常设有工事。②比喻工作、斗争的场所。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熊丙奇说大学是“阵地”，使读者嗅到了硝烟味道。这个阵地上，不会是敌我双方共用一个阵地吧，不会是专门给“鬼子”建设的掩体吧。第二、《百度百科》解释，自由一词就其本意，指的是没有阻碍的状况。所谓阻碍，指的是运动的外界障碍，对无理性与无生命的造物和对于有理性的造物同样可以使用。自由是一种免于恐惧、免于奴役、免于伤害和满足自身欲望、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舒适和谐的心理状态。自由既有为所欲为的权利又有不损害他人责任义务。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熊丙奇说大学是“自由阵地”显得荒谬。阵地上怎么可能有自由？第三、《百度百科》解释，思想，一般也称“观念”，其活动的结果，属于理性认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它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反之，则是错误的思想，它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起阻碍作用。思想也是关系着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法的重要体现。《现代汉语词典》第 708 页解释，林立：像树林一样密集的竖立着，形容很多。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熊丙奇说大学“思想林立”用词明显不当。“思想”就是正确的或者错误的两种，怎么可能“林立”？现在的问题是：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熊丙奇在“自由阵地”上向谁开火？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熊丙奇最终决定辞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职务，自封为“教育问题专家”，穿上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防弹衣，向中国政府教育管理体制开火。人们或许会问：熊丙奇是中国教育界的“人权斗士”吗？ 2008 年 7 月 2 日，搜狐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我们需要更多的熊丙奇》：熊丙奇先生跟我素不相识，但他的文章我早就读过。他是一个教育界圈里的人，也是用心来盯着自己的这个圈的人，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有关部门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令人愉快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命运，就是古希腊神话里那个报信的乌鸦，总之没有好果子吃就是啦。 2010 年 12 月 7 日，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应当能够识破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外衣的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真面目。尽量不要与其“同流合污”。以上内容约 90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室号部门新电话号码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个人分类: 教育研究|0 个评论

分享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大学可以没有名称吗？: 大庆商江 2015-2-12 04:05;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认为大学可以没有名称吗？【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名不正，言不顺指名分不正或名实不符。是儒家思想理论的一种。原指在名分上用词不当，言语就不能顺理成章。后多指说话要与自己的地位相称，否则道理上就讲不通。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皮都没有了，毛往哪里依附呢？比喻事物失去了借以生存的基础，就不能存在。 1986 年 12 月 16 日，国务院关于发布《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的通知（国发 108 号）附件：《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第三章“ 学校名称 ” 第十一条　设置普通高等学校，应当根据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学科门类、规模、领导体制、所在地等，确定名实相符的学校名称。第十二条　称为大学的，须符合下列规定：（一）主要培养本科及本科以上专门人才；（二）在文科（含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政法、财经、教育（含体育）、理科、工科、农林、医药等八个学科门类中，以三个以上不同学科为主要学科；（三）具有较强的教学、科学研究力量和较高的教学、科学研究水平；（四）全日制在校学生计划规模在五千人以上。但边远地区或有特殊需要，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可以不受此限。第十三条　称为学院的，须符合下列规定：（一）主要培养本科及本科以上专门人才；（二）以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项所列学科门类中的一个学科为主要学科；（三）全日制在校学生计划规模在三千人以上。但艺术、体育及其他特殊科类或有特殊需要的学院，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可以不受此限。第十四条　称为高等专科学校的，须符合下列规定：（一）主要培养高等专科层次的专门人才；（二）以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项所列学科门类中的一个学科为主要学科；（三）全日制在校学生计划规模在一千人以上。但边远地区或有特殊需要的学校，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可以不受此限。第十五条　称为高等职业学校的，须符合下列规定：（一）主要培养高等专科层次的专门人才；（二）以职业技术教育为主；（三）全日制在校学生计划规模在一千人以上。但边远地区或有特殊需要的学校，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可以不受此限。 2011 年 12 月 19 日，《教育部关于“十二五”期间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教发 9 号）：关于高等学校更名。 1. 严格按照《高等教育法》和《普通本科学校设置暂行规定》审批“学院”更名“大学”，从严掌握标准，控制更名数量。 2. 农、林、师范院校名原则上不更改为非农、林、师范的校名。农、林、师范院校在合并、升格时，要确保农、林、师范教育不受削弱，继续保留农、林、师范名称。 3. 设置高等学校应依据其层次、类型，所设学科类别、规模，教学和科研水平及其所在地，使用体现学科特色的名称。校名不能冠以“中国”、“中华”、“国家”的字样，不得以个人姓名命名，不能使用学校所在省（区、市）以外的地域名。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上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的外衣以后，智商好像出了问题。他认为大学有精神就行，可以没有名称。举证如下： 2012 年 8 月 29 日，《新闻晚报》（熊丙奇）《大学不在其名，而在其精神》：上海市教委日前发布《关于 2012 年下半年上海市高等教育工作的补充意见》，支持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上海体育学院、上海应用技术学院、上海电力学院更名为大学。按照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定，“大学或者独立设置的学院还应当具有较强的教学、科学研究力量，较高的教学、科学研究水平和相应规模，能够实施本科及本科以上教育。大学还必须设有三个以上国家规定的学科门类为主要学科。设立高等学校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制定。”前不久，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就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上述这些高校从举办的学科门类看，确实已具备称为“大学”的条件。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起，我国大学先后出现合并潮、更名潮。据统计，仅 2009 年一年，就有 40 多所学校更名。大学更名的原因不一而足。总体看来，高校都有一个认识，叫学院比叫学校更牛，叫大学比叫学院更带劲。因此，不少学校领导把在自己任期内，让学校升格、更名，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围绕更名的任务办学，让大学更名是容易的，但在此过程中，可能出现两方面问题，一是背离办学定位，为符合命名要求，不顾条件一味追求举办新学科，却没有办出特色，也分散办学精力。二是丧失原有校名品牌，有的高校在上世纪末更名，可直到今天还必须在新校名后加括号注明旧校名，还有的高校在更名为大学名后，遭到校友的集体反对。出现这两方面问题，与我国高校的办学追求和决策有关。在当前功利的办学环境中，不少高校都追逐学校的外在发展，具体包括发展学校的规模，增设学校的学科，等等，以尽快体现自己的办学政绩。大学办学精力用到追求身份高低上，而忽视了内涵的建设，同时在追求外在发展目标时，出现“千校一面”，而不是在各个层次、各个类型都办出一流的有特色的学校。往往学校行政领导拍板，就可决定更名方案，再把方案提交主管部门审批，这样的更名体现的只是行政的意图，而并不能反映师生的想法。其实，一所高校的办学空间、办学质量、办学声誉，与校名是什么，并没有多大的关系。比如，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英文名为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其英文名为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这两所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总计超过 100 位，可至今没有叫 University ，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学生，还将其翻译为“麻省技工学校”。要是换在我国，麻省理工学院，怎么也要改名为麻省科学与技术大学了。在我国高等教育历史上，迄今为止可以称得上一流大学的学府是抗战期间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这个校名按照今天的“校名观”，就是一所民办大学的校名。假如当时的办学者，反复在校名这类事情上做文章，也就没有西南联大的辉煌办学成就了。大学不在其名，而在其精神。如果只追逐表面的校名，大学将在争名逐利中失去自我，失去大学精神，再有好听的校名，又能如何呢？（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3 年 1 月 25 日，《中国新闻周刊》《熊丙奇：大学不要在争“名”逐利中失魂落魄》：日前，一位广州市政协委员在 2013 年广州市两会上透露，广州医学院将正式更名为“广州医科大学”。无独有偶，不久前，扬州大学 12 个本科专业更名成功。一时间，中国高校改名再次成为当下的新闻热点。据统计， 2000 年以来，中国众多二三线城市的高校纷纷改名， 8 年多来共有 322 所高校更名，其中从“学院”改为“大学”的有 103 所。 ( 南方日报 1 月 23 日 ) 高校热衷更名，早已不是新闻。如果更改校名是综合学校办学定位、办学条件，并听取校友、师生意见的结果，改名无可厚非，但如果更改校名只是出于行政的意图，追求的是校名所谓的“好听”，寄希望更名为学校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样的更名，不但不利于传承学校的文化，还误导学校的办学方向。首先，一些学校为更名，盲目地增加学科，为“学院”更名为“大学”创造条件。因为按照我国《高等教育法》的规定，“大学或者独立设置的学院还应当具有较强的教学、科学研究力量，较高的教学、科学研究水平和相应规模，能够实施本科及本科以上教育。大学还必须设有三个以上国家规定的学科门类为主要学科。设立高等学校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制定。”对应这条规定，一些单科性院校近年来热衷发展新学科、专业，而不管是否能办出特色和高质量。其次，有的学校领导把在任期内更改校名，作为主要政绩。这种带有强烈行政意图的更名，带来两方面问题，一是学校花大量时间搞政府公关，因为更改校名的审批权掌握在上级主管部门，这加剧了学校的行政化 ; 二是学校领导并不听取师生的意见，而是以行政的强力推进更名工作，这导致更名没有得到师生的赞同，不少大学的新校名就是在师生的嘲讽中出笼的，后来学校发展的事实也显示，这些更名效果并不好，有的大学，还会在新校名后加上一个括号，注明老校名。这显然是对学校传统文化的折腾，要知道，一个多年的老校名，对学校发展来说，就是凝聚校友的老品牌。对于校名，珍惜学校传统的办学者，是不会轻易更改的，这也是国外一些大学一直沿用百年前的老校名的重要原因。即便学校成为了世界一流大学，校名还是“ COLLEGE ”或者“ INSTITUTE ”。我国高校之所以热衷更名，这与政府部门对高等教育实行行政管理、行政评价，以及社会舆论对何为好大学缺乏理性认识有关。在目前的高等教育管理体系中，学校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一般公办本科院校为正厅级，公办高职高专为副厅级，这种级别定位，无疑引导专科学校追求升本，前些年我国就掀起一股“升本热”，而随着学校升为本科，校名也就更改。另外，“学院”和“大学”，在政府拨款、项目立项中，得到的待遇也有所不同，有高校领导就说，之所以要努力该校名为大学，是希望“扩大学校的发展空间”。而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大学比学院“层次更高”，也是一大更名因素。近年来，在高校招生中，确实出现学院改为大学之后，生源情况就变好的情况，有的是因为更名大学后，招生批次也提前 ( 学校按不同的批次招生，也是对学校的行政管理 ); 还有的则是考生冲着大学的校名而去报考。这是一种很不理性的选择学校的态度，也诱发学校非理性办学。很显然，这并不利于学校形成合理的办学定位，办出自己的特色，而是使大学把精力投向规模发展、“争名逐利”中，要让大学安于定位，就必须转变政府管理高校的模式，淡化对高校的行政评价，积极培育并推进对高等教育的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这样才会形成全新的“好大学”观念，大学不在于大，不在于其名，而在于个性、特色和灵魂。只有“大”的办学规模，空有一个好听的“大学”名，却没有办学的个性和特色，这样的大学是是失魂落魄的。 2013 年 5 月 22 日，凤凰网“熊丙奇的博客”《功利冲动下的大学更名伤害大学精神》： 5 月 20 日，上大学网最新发布了《 2008 至 2013 年教育部批准更名的全国高校名单目录》，该目录显示： 2008 年 3 月至今，全国共有 257 所高等院校获得教育部批准而更名，占到目前全国高校总数的 10.35% 。更改的校命中，科技、财经、工商、文理、经济等词频繁出现在新校名中，成为被追捧的热词。高校更名，原因不一而足，但总体而言，迎合的是功利的社会需求，也追求功利的办学目的。通过更名，学校的名字似乎好听了，可是，如果只有其形而无其神，这样的更名无法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办学声誉，反可能伤害大学的精神。在所有更名中，有三类更名很突出，一是把学院更名为大学，办学者普遍认为，这可以提升学校的品牌，也拓宽学校的办学空间，而为了达到把学院更名为大学的目的，学校通常会在短期内增设学科，因为按照我国《高等教育法》，大学必须有三个以上的学科门类。二是把学校更名为学院，这主要针对专升本的情况，对于专科院校，此前校名多为专科学校，而升为本科之后，学校办学者认为这无法体现学校的地位。事实上，就连一些专科学校，也更名为学院了。而学校更名为学院，背后的冲动就是专升本热。三是给学校取一个时髦的名字，以“摆脱”原有的形象，就像媒体报道的，科技、财经、工商、文理、经济等词不断出现在新更名的大学校名中，在学校办学者看来，这样的校名，可以为学校获得发展的新空间。对于大学的功利化更名，多年前舆论就提出质疑，可更名热潮依旧。原因在于，不少学校的领导把在任期内将学校更名为学校，把学院更名为大学，摆脱原有“陈旧”校名形象作为重要的办学业绩。而之所以更名也能成为办学业绩，是因为在我国的教育评价体系中，大学相比学院高人一等，学院相比学校高人一等，一校校长和一院院长，会是完全不同的感觉，而且，在申报课题、申请项目中，大学也比学院有优势。有校长就称，学校更名也是不得已。耐人寻味的是，大学这种更名，在行内认为是做形象工程，可是这种形象工程，有时在招生、宣传中很有用。比如，有学校的校名原来的行业性质很强，新的校名加上“科技”、“文理”字样后，招生分数马上上扬。原来，有不少考生和家长，根本就不去分析一所大学的办学定位、办学特点、办学条件，就是冲着校名而去，盲目追逐所谓的热门专业。这不得不的说，也是高校更名的一大诱因。——大学老老实实办学，还没有花功夫在改校名上更有效。学校的师资一样、办学条件一样，可校名一变，社会的评价就变了，这是十分畸形的社会评价。所以，要遏制高校更名的冲动，从根本上，要改变对高校的评价体系。首先，要淡化对高校的行政评价，避免对高校进行等级化的管理，不论是学校、学院还是大学，都应该平等竞争，不能给大学高人一等的地位，这样才能引导每所学校安于本位、办学自身的特色，不能在争名逐利中迷失自己。其次，对大学的社会评价，要回归教育本位。目前，我国社会舆论评价大学时，也极为功利，比如，用大学是否是 985 、 211 工程学校来评价学校的办学实力；用高校是大学、还是学院来给学校划档次，这种评价，只会加重高校的功利化。尤其是一些民办院校、独立院校，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空间，就必然在一个好校名上花功夫。我国《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实现“管评办”分析，其中，对高等教育的评价，就要淡化行政评价，强调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因此，要引导大学在各自的办学定位上办出特色、办成一流，应该加快启动这一改革，给大学发展良好的环境。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认为大学可以没有名称吗？我个人认为，所有大学都应当有名称。大学的名称不是可有可无的。我个人认为，大学名称是有内涵的，不是虚无缥缈的。我个人认为，大学名称是大学精神的附着物。没有名称的大学就没有精神和灵魂。我个人认为，大学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改名称是为了把大学办得更好，更有精神。大学在竞争中破产就是丧失了大学精神。我个人认为，熊丙奇所说《大学不在其名，而在其精神》和“ 大学不在于大，不在于其名，而在于个性、特色和灵魂。” 的言论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综合表达，是十分荒谬的。如果说，熊丙奇“ 不在其名，而在其精神” ，那是“滑天下之大稽”的。如果说，熊丙奇披着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 不在其名，而在其精神” ，那就穿自己的外套“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 2010 年 12 月 7 日，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以上内容约 6000 字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室号部门新电话号码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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