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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2-11 05:20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或许比奇葩大学还要奇葩 《百度百科》解释，密涅瓦计划： Minerva 大学由 KGI 和 Minerva 联合创办，致力于向全球最具智慧，最积极进取的学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大学体验。凭借严苛的学术标准、科学的教学方法和优秀的师资，利用尖端技术的先进的互动式学习平台，加上四年真实的全球体验， Minerva 大学将向全球未来的领袖和创新者们提供非同一般的文理科教育。所属地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学校地址：旧金山。 Minerva 做的四个非常具有针对性的变革： ▪ 沉浸式的全球化体验（ Global Immersion ） ▪ 现代化的课程（ Modern Curriculum ） ▪ 终身的成就支持（ Future Success ） ▪ 真正无地域限制、歧视的招生（ Admission ） 《百度百科》解释，深泉学院（ Deep Springs College ，也译为幽泉学院）坐落在美国加利福利亚州与内华达州交界处的死亡谷（ Death Valley ）沙漠深处的一片小绿洲，学院创办于 1917 年，校训为：劳动，学术，自治。学院每年招收 13 名男生，学制两年，学费和生活费全免。在与世隔绝的沙漠深处，学生一边放牧，一边进行超强度的学术训练，学校一切运营管理（包括教授聘请、校长任免）也由学生表决自治。两年学制结束后，学生会获得副学士学位。根据深泉学院此前的统计数据表明，大部分毕业生转入哈佛、耶鲁、康奈尔等常青藤名校继续大三学业，约有三分之二拿到学士学位，更有二分之一获得博士学位。 《百度百科》解释，奇葩，本意是指珍奇而美丽的花朵，常用来比喻珍贵奇特的盛貌或非常出众的事物。常用来比喻某人（或某事物）杰出优秀，不落世俗，个性十足，世间罕见。在网络交流时常带贬义比喻某人（或某事物）怪异，不正常说。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对美国的“奇葩”大学大肆吹捧，同时诟病中国的大学，诟病中国的教育管理体制，以促使中国的民众对美国增加好感，对自己的祖国离心离德。举证如下： 2014 年 8 月 28 日 ，中国教育之声网《熊丙奇：“奇葩”大学何以受追捧》：有这样一所美国大学，在大学四年间，学生将在全球 7 个城市学习生活；有这样一所美国大学，招收学生的第一年录取比例就低至 2.8% ，被认为“比哈佛还难进”；有这样一所美国大学，所有课程都通过该校独有的线上平台进行……今年 9 月 1 日，这所名叫 Minerva 的美国大学将正式迎来其首批学生—来自 14 个国家的 32 名学生，其中 7 名来自中国。这所非传统、实验性十足，乃至被认为具有颠覆性的大学尚未正式开学，便引来全球诸多媒体的关注。其实，媒体用“比哈佛还难进”来描述这所“奇葩大学”，又陷入了传统的老套，事实上，这所大学的具体招生情况是，共收到了来自 96 个国家的 2464 名申请者，有 68 名学生符合条件，最终 32 名学生确定去学习。也就是说，符合条件的学生有半数放弃了这所学校，这是符合一所“实验性大学”的现实情况的。更关心的是，这种极富挑战性的学校，吸引了中国内地学生的关注，意味着在中国，对于新鲜的教育事物，不乏学生和家长追捧，然而，在我国内地，不要说这种完全颠覆传统的大学难以出现，就是中规中矩按国外大学治理模式建立的大学，也遭遇重重阻力。 陈旧的计划体制约束了办学的活力，这显然无法满足受教育者对教育的需求。 有些人对如此高比例中国学生 ( 占该校录取新生的 20% 以上 ) 去尝试这样一所“奇葩”大学感到不解，因为中国学生毕竟是在传统教育体制中成长的——在我国，一所学校要成功举办、获得注册批准，是必须要有相应的校舍、教师、教学设备的，上大学，除了接受高等教育，更重要的是要获得国家承认的文凭，按照我国的教育规定，这所“奇葩大学”在我国根本无法注册成功。但如果去调查我国一些家庭对当前教育的评价，就会发现，这种选择合情合理。保守的调查显示，我国到现在为止，至少有 2 万左右家庭已经选择让孩子在家上学，这些家庭大多已经做好了让孩子不在体制内读初中、考高中、上大学的打算，而是选择送孩子出国留学，而在选择出国留学中，一些富有改革精神、探索意义的新型大学，无疑会受到这些家庭的关注。——他们不是用传统的学历思维、学校思维来看待一所大学，并不在乎获得什么学历，有无固定的学校形态，而关注这一教育究竟能给孩子带来怎样的教育和人生体验，完善学生的人格。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南方科大首届招生时，学校明确告知只是授予学校自己的文凭，可还是有众多考生选择，这和我国的大学纷纷寻求在体制内的安全感，完全不同。有一些人质疑南科大首届学生的选择 ( 包括拒绝参加高考 ) ，认为他们不要国家文凭太过冒险，这完全出于传统的思维。——在不少人以混一张文凭作为上大学的目标时，也有一部分人已经视文凭为废纸，他们只关注教育的过程、教育的品质。在传统思维的包围之下，南科大已经回归“正道”，不再离经叛道， 我国的大学，则在千校一面中，死气沉沉。 按照我国千校一面的办学格局，国外很多大学，都是“奇葩”，包括前不久引起舆论关注的“深泉学院”，而这些“奇葩大学”，在国外，只不过为不同的受教育者提供的不同教育选择而已，不同的学校本就有不同的办学定位、办学个性和特色，学校完全自主办学、自授学位，是否能举办下去，由教育者选择，不像我们这里，不同的大学可能 80% 的课程完全雷同，所有学校采取的管理方式完全相同，所有的教师，也都用同样的教纲教育学生。受教育者并无选择权，学校能否举办，取决于ZF部门的审批。这样的教育，是很“安全”的——很多人还以能进入这样的教育，而给自己找到“安全感”，可是却没有创新活力，呆板而教条，无法培养有个性、特色的学生。我国教育要发展，要满足受教育者的不同教育需求，必须从传统办学思维走出来，给学校自由办学的空间，ZF部门没有必要为学校办学设置有形无形的门槛、规定，应让每所学校根据社会需求，确立自己的办学定位，并采取适合本校人才培养目标的教育教学模式。这就是多元教育和个性教育，在多元教育和个性教育环境中，没有“另类”大学，也无“奇葩”，因为学校本就是千校千面，没有统一的模式、标准，这为受教育者提供充分的教育选择——选择适合本人的教育模式、学习方式。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我国受教育者的需求已经变得多元，但我国的教育，迄今为止，总体而言还只能给受教育者提供一元的选择，这迫使受教育者只能在体制外去寻求其他教育，在家上学的兴起、国际班的火爆、出国留学的飙升、境外“奇葩”大学备受追捧，折射的就是旺盛的多元教育需求。对这些教育需求，不能视而不见。否则难以办出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或许比奇葩大学还要奇葩。主要理由是： 第一、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或许不懂什么叫“备受追捧”。 这所名叫 Minerva 的美国大学共收到了来自 96 个国家的 2464 名申请者，有 68 名学生符合条件，最终 32 名学生确定去学习。境外“奇葩”大学备受追捧。 2464 名申请者在熊丙奇眼里是天文数字吗？ 第二、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或许不懂什么叫“高比例”。 这所名叫 Minerva 的美国大学将正式迎来其首批学生—来自 14 个国家的 32 名学生，其中 7 名来自中国。有些人对如此高比例中国学生 ( 占该校录取新生的 20% 以上 ) 去尝试这样一所“奇葩”大学感到不解，…“ 7 名来自中国”在中国普通高校招收的 700 万本专科生中的比重仅为百万分之一。 第三、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或许不懂什么叫“多元”。 熊丙奇说，在家上学的兴起、国际班的火爆、出国留学的飙升、境外“奇葩”大学备受追捧，折射的就是旺盛的多元教育需求。我国的教育，迄今为止，总体而言还只能给受教育者提供一元的选择。难道每个受教育者可以用分身术接受多所大学的教育吗？ 中国是人口大国。中国的教育工作重点是使全体受教育者接受教育，而不是重点考虑几个奇葩人到奇葩大学接受奇葩教育。 如果中国的奇葩人熊丙奇愿意到美国的奇葩大学接受奇葩教育然后在美国奇葩定居，那也许是中国的奇葩事件之一。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应当知道，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没有教师资格证书，连教师也不是，更不是教授。 以上内容约 3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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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2-10 09:03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这篇评论文章望风扑影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15 年 2 月 8 日 ，《现代快报》《连云港一教育局长被指卖 200 多个教师转公名额》：近日，连云港市灌云县原教育局局长祝某被多人实名举报，举报者称，祝某在其任职期间，涉嫌利用职权在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的过程中谋取私利， 4 年间， 200 多个“民办教师转公办”名额被卖掉。 2 月 6 日 ，现代快报记者找到了多名实名举报人和当地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进行了采访调查。 实名举报“他在 1997 年到 2000 年共变卖了 200 余名额” 近日，一封《举报灌云原教育局长涉嫌卖指标》的实名举报信在网上流传，该举报信称， 1997 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 32 号文件《关于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有步骤并且妥善解决民办教师问题，并且要有计划将合格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然而，连云港市灌云县教育局原局长祝某却涉嫌利用职权将文件中“招收合格民办教师转公”和“民办教师进入师范后转公”这两项指标中的大部分以每人 3 万元钱变卖给社会上人员及县政府机关一些官员亲友，“ 1997 到 2000 年 4 年共变卖了 200 余名额，牟利 600 多万元。”举报信中不止有指责，还有例子。其中提到一位当事人刘某，称其在转为公办教师之前，身份是灌云县小伊乡粮管所下岗职工，“ 3 万元钱买入转公后进‘灌云转’（当时培训机构）学习，毕业后直接转公办教师，刘某现任灌云县新村小学教师。”而刘某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身份，是现任灌云县分管教育的副县长于某的爱人。除了刘某外，举报信还提及另外 3 位同一时期转公的老师。 举报信称，自 2004 年起，对于祝某涉嫌违纪的行为，多位举报人就开始不断向有关纪检和信访部门反映，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在反映问题过程中，还遭遇欺骗以及威吓。举报信最后希望上级部门能够继续调查此事，并要求按照国务院办公厅 1997 年 32 号文件重新落实“民办转公办”问题，要求彻底清退靠花钱“买来”的冒名人员，并且赔偿因“名额被占”而造成的多年经济损失。 举报信落款处共留下了 36 位举报人的姓名，其中部分举报人还留了手机号码。 举报人“我的名额被占了，干了 41 年还是临时工” 刘欧是举报人之一，他是灌云县侍庄乡人， 1974 年高中毕业后，刘欧就开始担任民办教师，先后在灌云县的侍庄、东王集和南岗等乡的多个村小任教，从事高年级语文教学工作。 为了证明自己民办教师的身份，刘欧给记者提供了自己“小学二级教师资格证书”以及南岗草庄小学聘任其为小学老师的聘书，还有一份东王集小学《 1985 年民办（代课）教职工工资待遇花名册》，花名册中第三个名单便是他。 刘欧告诉记者，按照 1999 年连云港市教育委员会第 16 号文件《关于中师招收中小学民办教师有关问题的通知》，其中招生对象和条件规定，招生对象为： 1984 年底以前从事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并取得任用证书现仍在岗的中小学民办教师，和 1986 年底以前经市县教育行政部门批准聘用并报市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现仍在岗的中小学合同代课老师。“按照这个文件的要求，我当时完全符合条件，我的民办教师身份肯定没有问题。” 刘欧说，在辛辛苦苦干了 20 多年后， 1997 年终于等来了有机会转变身份的利好消息，“按照规定，我们那个时候符合条件就应该转为公办学校老师了，但是名额却被教育局领导拿去卖了， 3 万元一个，外面人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都是有关系的人才可以买，那个时候，就算知道， 3 万元我们也拿不出来。”刘欧气愤地说，眼睁睁看着属于自己的名额被其他人占了，自己却毫无办法，后来，随着民办教师身份逐渐被取消，自己不但没有转公，甚至成为一名身份更没有保障的代课教师，也就是名临时工，如今，自己还在侍庄乡一所小学担任代课老师，每个月领着 1000 多元的工资，“我都干了 41 年了，眼看明年我就 60 岁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以后养老都有困难了。” 戴广亮是灌云县下车镇人， 1982 年开始担任民办教师，先后在原白蚬乡以及东王集乡的乡村小学任教， 2004 年，在民转公没有成功后，因为生活所迫，他放弃了教育，开始从事其他行业，但是这么多年，他一直对当年自己没有能够转为公办教师耿耿于怀，他还在关注此事，就是希望讨个说法，同时能够获得相应的补偿。 刘欧和戴广亮告诉记者，与他们情况类似的现在整个灌云县还有几十人，如果当年名额不是被人为占用的话，这些人的问题早就应该解决了，正是祝某的违纪行为导致了他们今天的这种现状，现在这批人基本都处在临近退休年龄，晚年的生活保障是个问题。 刘欧说，这几十人中，有的人因为年龄问题已经干不了其他事情，跟他一样还在坚持教书，还有一部分人已经早已脱离教学岗位，干起其他工作。大家至今还在坚持的原因，就是希望能有个说法，不相信辛苦一辈子到最后真的成了一场空。 教育局回应 当时的选拔程序公开透明 3 万元收费由县政府常务会议通过 举报人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灌云县教育局在当年的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工作中，时任领导祝某到底有没有违纪， 3 万元卖指标存不存在？记者于 2 月 6 日找到了灌云县教育局对此事进行了了解。灌云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对于举报人反映的问题逐一进行了回应。 回应 1 程序公开透明，未获资格因违反国家政策 据灌云县教育局一位负责人介绍， 1997 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通知》后，灌云县认真落实，积极开展工作，当年的工作完全是敞开的、透明的。这位负责人称，按照文件中提及的“关、转、招、辞、退” 5 字方针，灌云县按步骤开展工作，坚决辞退不合格的民办教师，对于符合条件的合格民办教师，全部可以给予转公，在这些符合条件的人中，当年确实存在一些人没有转公成功，但是这其中是有原因的，“比如有的人违反了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 回应 2 不存在占用名额， 3 万元是培训费 据介绍，上个世纪末，灌云县幼儿和小学教育师资队伍严重不足，当时，经灌云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在该县教师进修学校新办小学和幼儿教育培训班，计划各招收 200 名学员，“这个计划根本没有占用当时民转公的一个名额，是另外的。”按照计划，小学教育师资培训班培训费 3 万元，学习期满，经考试合格，发给毕业证书，享受中师学历待遇，参加教育局计划指导下的双向选择，分配到农村小学任教，幼儿师资培训费则为 1.5 万元。 回应 3 被举报人当年还不是局长 据灌云县教育局上述负责人回忆，灌云县教育局在落实《灌云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 1998 】 5 号）精神的时候，当时的教育局长并非祝某。该负责人表示，对于祝某的举报，经了解后该局认为纯属子虚乌有，“而且当时的收费是经县里开会研究决定的，没有人敢私自收费，更不可能出现变卖赚取。”另外，该负责人表示，按照当年的招生要求，被举报的刘某等人完全符合条件，而其特殊身份与转公资格并无太大关系，“当时她的丈夫还只是乡镇的一位干部，与教育没有关系。” 回应 4 民办老师、代课老师工资待遇均获保证 据了解，目前灌云县还有 100 多位民办教师在岗，这些民办教师的工资以及福利待遇都是参照公办教师执行，其退休后的养老等问题都有相应保障。对于一些乡村小学，因教学要求仍然聘用临时代课老师的，教育部门要求，工资待遇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同时学校必须要为代课人员购买保险，双方自愿后达成用工关系。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读完以上文字，即展开想象的翅膀，用浪漫主义的色彩，以“政府部门”为假想敌，展开了辛辣的讽刺，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举证如下： 2015 年 2 月 9 日 ，熊丙奇在博客发表评论《 政府部门岂能拿教师招聘做买卖 》：近日，连云港市灌云县原教育局局长祝某被多人实名举报，举报者称，祝某在其任职期间，涉嫌利用职权在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的过程中谋取私利， 4 年间， 200 多个“民办教师转公办”名额被卖掉。 ( 现代快报 2 月 8 日 ) 对此，当地教育局回应称，上个世纪末，灌云县幼儿和小学教育师资队伍严重不足，当时，经灌云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在该县教师进修学校新办小学和幼儿教育培训班，计划各招收 200 名学员，“这个计划根本没有占用当时民转公的一个名额，是另外的。”按照计划，小学教育师资培训班培训费 3 万元，学习期满，经考试合格，发给毕业证书，享受中师学历待遇，参加教育局计划指导下的双向选择，分配到农村小学任教，幼儿师资培训费则为 1.5 万元。这一回应试图说明，当地并没有在 " 民转公 " 中卖名额，而是新增招收 200 名小学教师，对于这些人员，先要缴纳 3 万元参加培训，培训合格之后，就成为公办教师。这一回应难以消除公众的质疑，反而暴露出当地政府招聘公办教师存在的违法乱象，是政府借民转公的机会牟利。首先，当地政府怎么可以自做主张，发文认定参加进修培训班的人员，就享有中师学历待遇 ? 并认定其有教师资格 ? 虽然我国《教师资格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幼儿园、小学和初级中学教师资格，由申请人户籍所在地或者申请人任教学校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认定。地方政府有认定权，可是，申请者必须是 " 具备教师法规定的学历或者经教师资格考试合格的公民 " ，而《教师法》第十一条规定， " 取得教师资格应当具备的相应学历是：（一） 取得幼儿园教师资格，应当具备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 （二） 取得小学教师资格，应当具备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 " ，如果不具备教师法规定的教师资格学历的公民，按教师资格条例，申请获得教师资格，应当通过国家举办的或者认可的教师资格考试。 也就是说，没有幼儿师范、中师毕业证的申请者，必须参加教师资格考，而不是参加县政府举办的培训，认定具有学历即可。当地政府的做法，涉嫌违背《教师法》和《教师资格条例》。如果招生关、质量关把关不严，只要报名交钱参加培训，都可合格，那么，培训就更是一个幌子。其次，参加这一培训班，要缴纳三万元培训费，这在当时当地可谓天价，普通的社会人员，能拿出这笔钱吗 ? 这种培训收费标准，某种程度说，就是花钱买名额，就算不是侵占 " 民转公 " 的名额，也是拿公办教师的招生名额，在做买卖。这不是从提高教师队伍素质着想，而是想从教师招聘中赚一票。需要追问这一笔培训费究竟去向何处，是公共财政，还是政府小金库，抑或是少数个人的腰包。如果是小金库或者个人腰包，这无疑是以权谋取私利，而就是进入财政，也要追究地方政府的决策失误责任 ---- 把高收费的培训与招聘公办教师挂钩，推卸政府对教育的投入责任，也让教育严重商业化 --- 以及违法责任，以地方政府规定，消解教师法和教师资格条例。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当地政府声称，这些培训名额，没有侵占民办教师的权利，这也需要深入调查，如果没有侵占民办教师的机会，为何当地到现在为止，还有民办教师、临时代课教师 ? 对于代课教师，我国各地政府应有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对于合格的民办代课教师应一律转正为公办教师，而对于达不到要求的则进行转岗或者清退，转岗者要合理分流，清退者必须给予相应补偿。令人困惑的是，有的民办教师教师育人几十载，但在转正时被认为不合格，有的地方把民办教师清退后，又以合同教师、临时代课教师聘回，给他们低于正式教师的工资待遇和福利保障，这其实是以此 " 节省 " 对教育的投入。地方政府如此 " 开源节流 " ，显然是用错了地方，在 " 开源 " 时滥用权力，在 " 节流 " 时不履行对教育的保障责任。归根到底，都是没有依法治教。对此，必须依据相关教育法律法规，对当地政府在这一事件中的滥权和失职责任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进行处理，给公众和当地民办教师负责任的交代。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这篇评论文章望风扑影。 第一、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对 连云港市灌云县招收中小学民办教师有关问题并不知情。多人实名举报尚待调查核实。《现代快报》记者的报道不是结论。 第二、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没有参与 《现代快报》记者的 对 连云港市灌云县招收中小学民办教师有关问题的调查，有关信息属于道听途说。 第三、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无权否定 灌云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在连云港市对此事做出结论之前，就诟病“政府部门”显得唐突。 通过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对“政府部门”的“深仇大恨”，可以透视熊丙奇脑后的“反骨”。 《维基百科》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教育权利：高考的考卷查询也不透明， 2011 年，《中国青年报》披露了一名河北的学生因模拟考试与高考实际成绩相差过大而要求查询考卷，却处处受阻的事件。该学生 2008 年参加高考，原本几次模拟考成绩都可以就读重点大学，正式考试时也没有没有出现发挥失常的情形，但最终成绩居然与预估的和模拟考试成绩的相差 100 分之巨，因而向河北省教育局提出查询考卷的要求，最后被拒绝。后来在 2009 年，该学生复读并再次参加高考，得到几乎和 2008 年一样的结果，提出查询申请虽然得到批准，却不允许学生本人查看考卷，而是由考试阅卷组的评议专家查看，得到了「考卷没有问题」的结果，学生本人认为这无法令人信服。同样的问题在北京、河南等地也出现过类似的案例，有的案例甚至还闹上法院，但能查询到考卷的案例很少。教育学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认为造成这些事件的原因在於高考查询制度的不完整，而且高考考卷属於「国家机密」，查询考卷的可操作性不高；而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除了认同杨东平的意见外，还认为一些高考改卷的评卷员「不负责任」。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F%84%E4%BA%9E%E5%B3%B0 人们或许会问： 熊丙奇是中国教育界的“人权斗士”吗？ 2008 年 7 月 2 日 ，搜狐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我们需要更多的熊丙奇》：熊丙奇先生跟我素不相识，但他的文章我早就读过。他是一个教育界圈里的人，也是用心来盯着自己的这个圈的人，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有关部门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令人愉快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命运，就是古希腊神话里那个报信的乌鸦，总之没有好果子吃就是啦。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应当与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之流保持一定距离，避免追尾。 以上内容约 6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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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2-10 04:28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不知道什么是“政府部门”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百度百科》解释，政府，即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政府是国家公共行政权力的象征、承载体和实际行为体。政府发布的行政命令、行政决策、行政法规、行政司法、行政裁决、行政惩处、行政监察等等，都应符合宪法和有关法律的原则和精神，都对其规定的所有适用对象产生效力，并以国家武装力量为后盾的强制执行。广义的政府是指国家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等公共机关的总合，代表着社会公共权力。政府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制定和实施公共决策，实现有序统治的机构，它泛指各类国家公共权力机关，包括一切依法享有制订法律、执行和贯彻法律，以及解释和应用法律的公共权力机构，即通常所谓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就是国家的权威性的表现形式”。 《百度百科》解释，部门，是一个组织的机构。通常一个公司单位会分成很多部门。统一体下设的若干分支机构或组织。 《百度百科》解释，职能部门是指组织中对下属单位具有计划、组织、指挥权力的部门。根据是否具有行政指挥权，职能部门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职能制（多线制），即职能部门具有向下级单位下达工作任务或工作指令的权力，比较典型的是政府的组成部门，如发改委、物价局等。第二种是直线职能制，即职能部门不能直接向下级单位发布行政命令，需要经过共同主管同意方可，职能部门只有建议权、指导权和协调权。大多数企业的职能部门均属于第二种情况，如企业中的人力资源部、企业发展部、总经理办公室等。 《百度知道》解释，政府职能部门指的是什么 ? 是指政府中对下属单位具有计划、组织、行政指挥权力的部门。如发改委、物价局等 目前，网上暂未查到“政府部门”的词条。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在没弄清楚“政府部门”定义的情况下，在博客文章里滥用“政府部门”一词。熊丙奇在网易、新浪网、搜狐网、腾讯网、凤凰网、财经网、中华网、价值中国网等注册了博客。几个博客几乎同时发出同一个帖子。有的帖子被网站“推荐”。万一主流媒体采用熊丙奇的博文，极易造成不良影响。举证如下：标题中含有“政府部门”字样的 10 例。有兴趣的可以继续搜索续补。 2008 年 10 月 13 日 ，熊丙奇在博客发帖《熊丙奇 : 人大代表为何常遭 政府部门 忽悠》。 2009 年 9 月 11 日 ，熊丙奇在博客发帖《汉字书写等级标准有必要由 政府部门 制订吗 ? 》。 2010 年 7 月 28 日 ，熊丙奇在博客发帖《 政府部门 为何不愿投入学前教育？》。 2010 年 11 月 19 日 ，熊丙奇在博客发帖被《珠江晚报》采用《熊丙奇：学生“被组织”本质是 政府部门 侵权》。 2012 年 11 月 3 日 ，熊丙奇在博客发帖《民办幼儿园需要扶持时， 政府部门 在哪里 ? 》。 2013 年 8 月 8 日 ，熊丙奇在博客发帖《 政府部门 不放权的职级制改革只是伪改革》。 2014 年 3 月 31 日 ，熊丙奇在博客发帖《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别是 政府部门 一厢情愿》。 2014 年 7 月 13 日 ，熊丙奇在博客发帖《教育改革最大的阻力，在于 政府部门 不放权》。 2014 年 7 月 13 日 ，熊丙奇在博客发帖《教育改革的关键在落实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 政府部门 放权（熊丙奇）》。 2015 年 2 月 9 日 ，熊丙奇在博客发帖《 政府部门 岂能拿教师招聘做买卖》。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不知道什么是“政府部门”。主要表现是： 第一、 如果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所说的“ 政府部门” 指的是政府，读者或许看不出指的是哪一级政府。 第二、如果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所说的“ 政府部门” 指的是部门，读者或许看不出指的是政府的哪个部门。 第三、 如果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所说的“ 政府部门” 指的是既有政府也有部门，读者或许看不出指的是哪级政府和哪个部门。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博文中所说的“ 政府部门” 笼统而明确的指向执政当局，不仅表现熊丙奇之流有无政府主义思潮，或许还会刺激和助长不特定人的反政府倾向，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维基百科》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教育权利：高考的考卷查询也不透明， 2011 年，《中国青年报》披露了一名河北的学生因模拟考试与高考实际成绩相差过大而要求查询考卷，却处处受阻的事件。该学生 2008 年参加高考，原本几次模拟考成绩都可以就读重点大学，正式考试时也没有没有出现发挥失常的情形，但最终成绩居然与预估的和模拟考试成绩的相差 100 分之巨，因而向河北省教育局提出查询考卷的要求，最后被拒绝。后来在 2009 年，该学生复读并再次参加高考，得到几乎和 2008 年一样的结果，提出查询申请虽然得到批准，却不允许学生本人查看考卷，而是由考试阅卷组的评议专家查看，得到了「考卷没有问题」的结果，学生本人认为这无法令人信服。同样的问题在北京、河南等地也出现过类似的案例，有的案例甚至还闹上法院，但能查询到考卷的案例很少。教育学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认为造成这些事件的原因在於高考查询制度的不完整，而且高考考卷属於「国家机密」，查询考卷的可操作性不高；而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除了认同杨东平的意见外，还认为一些高考改卷的评卷员「不负责任」。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F%84%E4%BA%9E%E5%B3%B0 人们或许会问： 熊丙奇是中国教育界的“人权斗士”吗？ 2008 年 7 月 2 日 ，搜狐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我们需要更多的熊丙奇》：熊丙奇先生跟我素不相识，但他的文章我早就读过。他是一个教育界圈里的人，也是用心来盯着自己的这个圈的人，这样的人，对于我们的有关部门来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令人愉快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命运，就是古希腊神话里那个报信的乌鸦，总之没有好果子吃就是啦。 提醒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对熊丙奇博客带有 “政府部门” 一词的文章应当谨慎，不要轻易采用，以免造成负面影响。 以上内容约 2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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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2-4 06:00
熊丙奇借助《青年时报》明目张胆篡改现代大学制度基本特征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10 年 7 月 8 日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中发 12 号：（四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治理结构。公办高等学校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健全议事规则与决策程序，依法落实党委、校长职权。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加强章程建设。各类高校应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全面实行聘任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确立科学的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扩大社会合作。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健全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探索高等学校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共建的模式，推进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的资源共享，形成协调合作的有效机制，提高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能力。推进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推进专业评价。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探索与国际高水平教育评价机构合作，形成中国特色学校评价模式。建立高等学校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 2010 年 10 月 24 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国办发〔 2010 〕 48 号）为进一步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的部署，决定在部分地区和学校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 6. 改革高等教育管理方式，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探索高等学校分类指导、分类管理的办法，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北京市，黑龙江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湖北省，广东省，云南省）。推动建立健全大学章程，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北京大学等 26 所部属高校）。建立健全岗位分类管理制度，推进高校人事制度改革，改革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形式及其运行机制（清华大学等 8 所部属高校）。建立高校总会计师制度，完善高校内部财务和审计制度（黑龙江省，浙江省，厦门大学等 3 所部属高校，长春理工大学）。改革学科建设绩效评估方式，完善以质量和创新为导向的学术评价机制（湖南大学等 3 所部属高校）。构建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监督查处机制，健全高等学校廉政风险防范机制（黑龙江省）。 2010 年 12 月 17 日 ，教育部网站《吴启迪：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用十六个字表达为： 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 。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故意把“ 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 篡改为 “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 ，是明目张胆的挑衅中央的行为。 2011 年 1 月 14 日 ，《青年时报》（熊丙奇）《建现代大学制度不能“有形无神”》：中国政府网近日全文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公布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重点任务及试点地区、学校的名单。其中，改革高等教育管理方式，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是改革试点的重要内容之一：北京大学等 26 所部属高校试点推动建立健全大学章程，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试点探索高校分类指导、分类管理办法，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等等。事实上，这一通知内容在此前一个月已陆续公布。复旦大学校长就曾在去年底谈到，作为国家教育改革试点单位，将制定复旦大学“宪章”，推行学术权和行政权分离，宣布该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将退出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这传递出响应国家教改的积极信号，不少舆论也给予高度评价。但不得不说，如果其“宪章”就在学校内部制定，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管用的大学章程。大学校长们只是退出学术委员会，而照样掌握资源调配权，这改变不了大学行政化的现状。由此就有必要普及一下究竟何为现代大学制度。 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特征是“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 ，其实质是界定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责关系。在现代大学制度中，政府作为举办者，只负责投入和依法监管，不能再参与学校办学和评价；在校内，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的决策权，全归属教授。要建立这样的大学制度，对外，必须调整政府和学校的关系，包括财务和人事等关键权力；对内，必须建立学术民管制度。然而，从目前的情况看，现代大学制度的试点，将有关改革内容分割，分头试点，很可能导致各个部分互相牵制，难有作为。同时，在当前行政治校的氛围中，教授们已经习惯了当领导的下级，听指挥、被管理。因此，这种权力与权利关系不明确，由此建立起来的“现代大学制度”也将不伦不类。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教改模式。我国已经启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教改试点，但基本上都采取行政领导拿改革方案的模式，这不是让“去行政化改革”又陷入行政化的困境吗？像复旦的那些改革措施，有经过师生广泛参与讨论、听证、审议吗？还是校领导自己就把师生们“代表”了？这其实同样适用于其他所有改革试点，都存在普及改革理念，以及转变改革模式的共同问题。 2011 年是我国教育改革的关键年，有 10 大任务 500 项教育改革试点将全面推进。有无正确的教育改革理念和教育改革模式，关系到教改试点的效果，更关系到国家《教育规划纲要》能否得以全面落实。而目前初步显露的改革思路，已经暴露改革理念和模式存在一定的偏差。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借助《青年时报》明目张胆篡改现代大学制度基本特征，是与党中央离心离德分庭抗礼。说严重一点，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这个人“脑后有反骨”。 能否守好自己的政治底线、法律底线、道德底线，应该成为高校教师是否称职合格的最基本的检验标准。也是检验“教育学者”“教育专家”等“教育名人”的标准之一。 要坚决打击一切在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平演变的言行，决不能让其图谋得逞。对于境外敌对势力在国内的代理人、代言人同样要严厉打击、绝不手软，发现一个严惩一个。 2010 年 12 月 7 日 ，腾讯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应当知道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用十六个字表达为： 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 。不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篡改的 “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 以上内容约 2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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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31 17:22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高收入应当依法纳税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百度百科》解释，个人收入调节税是中国对在中国境内有住所，取得个人收入的中国公民所征收的一种个人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的纳税义务人，是具有中国国籍、户籍，并在中国境内居住，取得达到规定纳税标准收入的公民。 《百度百科》解释，逃税罪是指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的行为。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原是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职称编审，相当于教授，是有一份固定职业的。目前劳动人事关系在哪里？观众蒙在鼓里。据媒体披露， 12 年来，熊丙奇至少有五项收入没有向公众公开。 第一项：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著作收入。 2015 年 1 月 13 日，《北京晨报》电子版 07 版发表（记者周怀宗）组合文章，《边沮丧边说话》：熊丙奇是国内知名的教育研究者，每每对于教育问题发言、建言，他的文章见诸于各大报端，他的著作总是畅销，但是熊丙奇有时候却会感到沮丧。 《百度百科》介绍，熊丙奇，男， 1972 年 7 月生，四川资中人。著名教育学者，博士，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个人著作编辑《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天下无墙》；《教育熊视》（东方出版中心， 2008 ）；《步入大学》；《成功宝典》；《大学生创业》；《高校学生工作者手册》；《青春档案》；《迈向成功》；《网络文明》；《直面就业》；《中国教育的 100 份诊断报告》（上海世界书局， 2010 年）；《走出一个时代的教育困惑》（中西书局， 2011 年）。京东网介绍《大学有问题》（ 熊丙奇 著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3-12-31 ISBN ： 9787806248416 ）作者简介：熊丙奇，男， 32 年的人生经历十分简单， 7 岁以前在农村，以后一直在校园。大学工作 10 年间，从硕士 “ 混 ” 到博士。 3 年前破格晋升 “ 副高 ” 。在 “ 数字崇拜 ” 风气熏陶下， “ 炮制 ” 了 14 种教育类图书，可谓 “ 著作等身 ” 。按平均每本书获利 1 万元计算，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 “ 炮制 ” 了 14 种教育类图书，获利至少 14 万元。 第二项：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评论稿酬收入。 《百度百科》介绍，熊丙奇，男， 1972 年 7 月生，四川资中人。著名教育学者，博士，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为《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深圳晶报》、《珠江晚报》、《现代教育报》等报专栏作者。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还 在《新华每日电讯》、《第一财经日报》、《广州日报》、《科学时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发稿。 2012 年 01 月 09 日，解放牛网（记者李征）《熊丙奇获网易教育时评家奖》：日前，网易举行了“金翼奖 2011 网易教育年度大选”颁奖典礼，在年度教育人物奖的评选当中，上海交大教授、知名学者熊丙奇获得年度教育时评家奖。 2011 年，熊教授发表了近 600 篇教育评论。按平均每篇评论稿酬 200 元计算，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 600 篇评论稿酬收入至少 12 万元。 第三项：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讲座收入。 2014 年，远播教育集团旗下第一高考网（沪 ICP 备 07019113 号）《高考志愿填报智能模拟》：首席专家：熊丙奇（教授 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知名教育专家、著名高考志愿咨询及职业规划专家、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连续 11 年担任上海高招特刊主编。 2010 年、 2011 年在江苏省主讲高考志愿填报公益讲座达 100 多场。著作有：《高考头等事》、《高考模式与高中生职业规划》等 20 余本 ... 【专家点评】《扬子晚报》作为江苏省第一大省报，一直密切关注着江苏高考的最新动态以及热点政策。为了帮助更多的考生和家长了解志愿填报的技巧，近年来本报几乎年年组织大型高招咨询会。而咨询会上 最热门最火爆的，往往就是熊丙奇教授的公益讲座。熊教授有着 12 年的实际高考咨询经验，其研发的高考志愿填报模拟系统，以精准的院校定位、便捷的使用方法受到考生及家长的广泛好评！希望第一高考网继续发扬光大，惠及更多考生！ http://www.diyigaokao.com/zhiyuan/ 2015 年 1 月 30 日 ，《南国早报》《今年广西 30 万高考生将用上智能系统轻松选择理想大学》：由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远播教育集团荣誉出品的第一高考网 www.diyigaokao.com 《复习备考 志愿智能推荐系统》，于 2015 年正式服务广西高考生。该系统是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博士研发，他是著名的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和职业生涯规划专家。系统包括高考备考学习资料、专业倾向测试、志愿智能推荐系统、 2500 多所院校的数据查询、院校专业数据查询、专家在线咨询六大核心服务。全国已经有 120 万考生使用，志愿推荐的准确率高达 99% 以上，深受考生、家长好评，作为辅助推荐志愿的首选工具。第一高网《复习备考 志愿智能推荐系统》包含一年在线使用账号、熊丙奇博士独家光盘一张、志愿填报手册一本。熊丙奇博士研发的志愿智能推荐系统全国已经有 120 万考生使用，按平均每张光盘获利 1 元计算，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光盘获利 100 万元。 第四项：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 21 世纪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 ，是否也有客观的兼职收入？不得而知。 第五项： 2015 年 1 月 20 日，某网站发布“新闻”《 精锐教育荣聘熊丙奇为精锐学习力研究院专家 》：精锐教育总裁张熙向熊丙奇博士授予聘书 2015 年 1 月 19 日，“精锐教育专家签约仪式”于精锐教育集团举办，精锐教育总裁兼创始人张熙老师向 21 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央广评选“ 2014 中国教育变革人物”、搜狐“中国教育推动者”熊丙奇博士授予聘书，特别聘请其为“精锐学习力研究院中高考研究专家”。 是否也有客观的兼职收入？不得而知。 俗话说，吹牛不犯死罪。但是，吹牛应当课以重税。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属于“ 全国著名教育学者 ”，可以主动到工作单位所在地（企业地址：上海市广元西路 45 号交大慧谷 505B ）税务机关 上海 市地方税务局 徐汇区分局 电话： (021)64418888 电话： (021)54679568 申报纳税，自圆其说。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属于高收入“专家”是否依法纳税？值得“公开”吗？ 2010 年 12 月 7 日 ，特训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2000 字 大家可以继续搜索续补，使证据确凿。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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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31 10:58
熊丙奇借助媒体对上海复旦大学评头品足小试牛刀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百度百科》介绍，复旦大学，简称复旦，始建于 1905 年，初名复旦公学，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创始人为中国近代知名教育家马相伯，首任校董为国父孙中山先生。“复旦”二字选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名句，意在自强不息，寄托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自主办学、教育强国的希望。复旦大学是教育部与上海市共建的首批全国重点大学，中国首批 7 所 211 工程、 9 所 985 工程大学，首批“珠峰计划”、“ 111 计划”和中国顶尖学府“九校联盟”（ C9 联盟）的成员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自称“教育学者”，披着“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蓑衣，三番五次对上海复旦大学评头品足。举证如下：约 1.7 万字。有兴趣的可以继续搜索续补。 2008 年 1 月 3 日 ，《东方早报》《 熊丙奇：学术丑闻主角为何受普遍同情 》：复旦大学不久前对三起学术违规事件进行处理，再一次引起了教育界与学术界以至社会的议论纷纷。在所有的议论中，笔者注意到一种十分强烈的声音，即质疑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并认为违规的教授、学生其实也是受害者。指责当今的学术评价体系“逼良为娼”的声音，其实早在几年前就出现了。但是，为什么这种“让好人变坏”的制度，却依旧在高校生长，并没有由此进行改革呢？分析这背后的原因，很多人可以指出高等教育的行政化、学术评价的功利导向，但在笔者看来，这些根源已经尽人皆知，而无法改革现有学术评价体系的原因，恰恰在于普遍存在的“受害者”情结。高校领导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诸多高校领导认为，自己也是在努力办好学校，很多被社会定义为“堕落”、“造假”的事情实在是身不由己。比如，不按行政管理部门的评估要求，做足表面文章行吗？这不但关系到学校的形象、声誉，还影响到学校的办学经费，进而影响教师待遇与办学条件；比如，不去巴结、讨好上级领导部门行吗？上级领导的喜好、亲疏，往往就决定学校能否进入某个政府项目，获得某项政策支持；还比如，不对教师进行量化考核行吗？没有量化考核，学校拿什么去向社会交代，去获得政府的进一步投资？学校教师也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不少媒体在报道一些学术违规的学者时，都会探讨其“变质”的历程，最后得到结论，是自身放松了价值观的改造，同时深受制度之害。比如，晋升职称，要求有多部著作和论文、多项课题，按照一般规律，这根本不可能达到，怎么办？只有抄袭、拼凑、造假、走后门、搞关系。要是课题不能申请到，职称晋升不了，待遇无法提高、福利无法提高、不能招硕士、不能招博士，学校中无地位，家庭都有可能不保。这种“受害者”情结，一方面让不少高校领导与教师，为自己不能安心办学、安心学术找到了充分的理由，他们一边抱怨现行的体制，一边心照不宣地“堕落”与“造假”，明规则基本不执行，而潜规则大行其道，甚至将潜规则上升为明规则。另一方面，每一个“受害者”，都以“同病相怜”的心态，对待“受害”、对待“变质”。在经过一番不解决实际问题的争论之后，原来的体制依旧存在，大家甘愿继续“受害”。学术评价体系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受害说”的理由。如果所有学校领导均不把办学作为短期行为，而是注重长期的办学质量，那么，行政管理之风能侵入高校如此之深吗？如果所有教师都老老实实做学问，那么学校的指标考核还能玩得那么欢吗？诚然，这样的要求，对于校领导、教师来说，可能有点不切实际，在一个世俗的社会里，个人很难抗拒现实利益的诱惑，而且当其他学校、其他人都那样做的时候，特立独行者往往会被淘汰出局。但实际上，我们依然在大学内看到一些坚守学术底线，保持学者操守的人，他们不唯名不逐利，从眼下看，他们很吃亏，不受重视，而从长远、从历史看，他们则可能成为未来能被记录下来的眼下这个时代真正的大学精神的传承者。不唯名不逐利，可以让我们抗拒“受害”，同样，也只有从大学长远利益出发，舍得牺牲短期利益，以公正的态度来处理今天已发生的“受害”事件，才可能重建秩序与制度———这样的制度可以确保、鼓励大家安心办学、安心学术———我们可以想象，这一过程会是多么复杂与艰难，牵涉的人可能很多，影响面可能很广，但是，如果我们不迈出这一步，大学终难健康发展。在笔者看来，死死揪住每一个学术不端事件，严格查处所有与其相关的人与事，并由此深入反思制度设计的弊端，是我国教育界、学术界能回归纯净的最好突破、最好契机。我相信，很多人士也会有同样的期待，他们期待学术评价体系的改革，能以严厉惩治学术不端事件为突破口，并由此构建符合学术规律的学术管理体系。令人遗憾的是，教育界与学术界还缺乏这种勇气，因为大学里的一些领导，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暗流涌动的潜规则，催生了各种乱象，破坏了自由竞争的法则，无益健全的市场机制形成。对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办法，同样是抓住一个事件不放，严查相关人员，并在这一过程中，构建不让大家再变坏、再受害的制度。 2010 年 12 月 17 日 ，中国时刻网深圳广电集团《 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 ：复旦大学学生登山导致民警牺牲后，网友对于这些学生被救后的表现极度不满，特别是对于其中成员的准备，推卸责任，甚至忙着谋划夺权的行为极度痛恨，复旦大学校门仅仅简单的回应，说这是学生个人行为的不负责，学校觉得遗憾，这一切让群众更加的愤怒。当网络上很多与此事“无关”的网友，都在哀悼这名民警，不是“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时，个别复旦学子的表现，得到了网友们的斥责——“冷血”。当然，他们或许不会这么认为，而会以自己的“学识”，来理性分析自己的做法是更有价值的，是在维护学校的声誉、维护复旦学子的声誉，以及怎样才能做到利益最大化。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对媒体公关，有网友在天涯论坛贴出了复旦大学 bbs 的几封站内信，发信人 ciang 在信中说，“现在媒体都在宣扬复旦学生的推卸责任，是一件很糟糕的事。”因此 ciang 想，“复旦的新闻人若能在更广泛的媒体上客观地报道这件事，针对复旦的情绪就会很快消失。”他还表扬了上海某记者（复旦毕业）的报道，对复旦效果好，如果换另一个记者写，绝对是反效果。他并建议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应该多去几家报纸，而不是集中在一两家报社，阵地要多占领，会有很好的效果。复旦校方表示这是一个校内学生对学校工作的评价，也许出于爱校的目的，讲出了比较急切的话，不一定要上纲上线。网上言论氛围还是比较自由的，也希望能够比较宽容。其实，对于相关大学生，社会舆论是十分宽容的，甚至在第一时间，牺牲民警的父亲就对媒体说，不要责怪这些学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今年 9 月，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第四届复旦基础教育论坛上就曾痛批教育功利化，他说：“我深刻地感受到现在许多学生对成功的理解非常偏颇……总希望找秘诀、走捷径。”“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有对个人、对整个国家、对人类的责任感。如果学校教育只注重知识，不重视德性培养，那么培养的人越有知识，越可能成为社会的祸害。”杨玉良对此有着强烈的危机感。这起探险事件表明，杨校长对教育功利化判断的准确，而更关键的问题是，我国的大学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当然，这不是大学一家就能解决的问题，我们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也应反思，是怎样让学生们变得“功利”的。 2010 年 12 月 31 日 ，新民网《 熊丙奇：“复旦宪章”限制行政权力还需走立法程序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近日表示，作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中“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试点高校，依法治校、民主办学成为复旦的新探索，“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复旦正在制定《复旦大学章程》，相当于复旦“宪章”，以限制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东方早报》 12 月 31 日 ）根据此前教育部的消息，此次列入试点建设大学章程的大学共有 26 所，复旦大学校长的表态，表明这一工作已经进行“实战状态”。而杨玉良校长关于“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的论述，也让大家眼睛一亮，不少人都对“复旦宪章”能打破现在教育体制中的种种弊端充满了期待。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要让大学章程成为“大学宪章”，能真正约束大学校长的权力，那么，设立大学章程，校长说了不算、大学以至教育部门说了也不算，而应该有公众意见参与大学章程制订的程序，这就是要把大学章程变为法律文本。依照目前制订大学章程的程序，大学章程极有可能存在两方面问题。其一，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设计，依旧是行政长官说了算，行政权和学术权表面分离，实际不分离。限制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人员的权力，当然是制订《大学章程》的重要内容。但如何限制，大有文章可做。据介绍，复旦大学将进行一项重大改革——学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学校虽然称这有助于“形成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隔离”，但实事求是地说，这种改革，早在国内其他高校推行，可行政权和学术权并没有真正分离，原因是，真正的行政权与学术权分离，不在于行政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而在于行政领导不再从事学术研究，这就是校长职业化。当校长和职能部门负责人本人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其担任学校学术机构负责人又何妨？这才是最彻底的利益回避。可这一点，我国大学校长能自愿做到吗？现实的情况是，很多大学校长，还争相去申请课题，做首席科学家。今年的 973 项目中，就有 10 多位大学校长首席科学家。其二，由学校制订的大学章程，只是大学规章，难成大学宪章。大学章程，解决的远不只是学校内部的治理问题，还有界定政府和学校的关系（财权、人事权），学校和社会的关系的重要内容（这些问题也影响内部治理）。而这些问题，学校以及教育主管部门解决不了。目前，各校制订大学章程的大致程序是，学校有关行政部门起草，提交学校党代会或教代会讨论、审议，通过之后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教育部直属高校报教育部，省属高校报省教育厅）。这貌似具有法律效力，但实质仍旧是学校行政规章，司法机关、其他政府部门、社会机构以至受教育者，并不承认其法律效力。大学章程要真正成为大学“宪章”，须经立法程序，这就是，通过学校教师委员会、学生委员会讨论、审议的大学章程，应该提交学校举办者同级人大机构讨论、审议（对于国立大学，审议机关为全国人大；对于省立大学，审议机关为省人大，私立大学则视举办者所在地区而定）。经过这一程序制订的大学章程，本身就是法律文本。不仅对大学管理具有法律效力，也适用于处理学校和政府、社会机构的权责关系。此前，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朱清时在谈到学校依法自主办学时，就多次提到，将制定南方科大章程，并且把这个章程交给深圳特区人大常委会审议、立法。把章程拟订好后，南科大就是独立法人单位，这个章程在特区立法后就可以依法治校。这是十分正确的制订大学章程思路，这样的章程一经审议通过，将不因政府换届、学校领导变动而变动，有利于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落实和学校办学特色的形成。为此，我国大学宪章的制订，需要有正确的制订程序，需要清晰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责关系，明确界定行政权、教育权和学术权。笔者所担心的是，我国大学的章程，不走立法程序，而按制订校规的程序走，且在制订校规时，也以学校行政领导的意见为主，最终，很多学校都貌似有了大学章程，但这章程很难解决困惑大学的根本问题，而且也会随行政领导的变更而变更。这样的大学章程，就只有其名而无其神，一如我国很多高校现在已有的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大多成为摆设和工具，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所谓“现代大学制度”，也就是完全不同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全新制度”，表面上所有的概念都有，而骨子里还是行政主导。如此，“推动建立健全大学章程，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意义，就将大打折扣。 ( 新民网特约评论员 熊丙奇 ) 本文作者系著名教育学者、 21 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文中所述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您可以写信至 opinion@xinmin.cn 与我们探讨。 2011 年 01 月 01 日 ，《新京报》《 熊丙奇：大学的“家法”成不了“大学宪章”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近日表示，作为国家教改中“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的试点高校，依法治校、民主办学成为复旦的新探索，“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复旦正在制定《复旦大学章程》，相当于复旦“宪章”，以限制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权力。（《东方早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杨玉良校长关于“校长的权力不能无边”的论述，让大家眼睛一亮。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要让大学章程成为“大学宪章”，要真正约束大学校长的权力，那么，设立“大学章程”，校长说了不算、大学以至教育部门说了也不算。依照目前制定“大学章程”的程序，“大学章程”极有可能存在两方面严重问题。其一，行政权和学术权表面分离，实际不分离。据悉，复旦大学的校领导和部处负责人退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学校虽然称这有助于“形成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隔离”，但实事求是地说，这种改革，早在国内其他高校推行，可并无效果，原因是，真正的行政权与学术权分离，不在于行政领导退出学术委员会，而在于行政领导不再从事学术研究，也就是校长职业化。当校长和职能部门负责人不再从事学术研究，其担任学校学术机构负责人又何妨？这才是最彻底的利益回避。可这一点，我国大学校长能自愿做到吗？其二，由学校制定的“大学章程”，只是大学规章，难成“大学宪章”。“大学章程”，解决的远不只是学校内部的治理问题，还有界定政府和学校的关系（财权、人事权），学校和社会的关系的重要内容（这些问题也影响内部治理）。而这些问题，学校以及教育主管部门解决不了。目前，各校制定大学章程的大致程序是，学校有关行政部门起草，提交学校党代会或教代会讨论、审议，通过之后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教育部直属高校报教育部，省属高校报省教育厅）。这貌似具有法律效力，但实质仍旧是学校行政规章，没有法律效力。大学章程要成为大学最高宪章，须经立法程序，这就是，通过学校教师委员会、学生委员会讨论、审议的大学章程，应该提交学校举办者同级人大机构讨论、审议（对于国立大学，审议机关为全国人大；对于省立大学，审议机关为省人大，私立大学则视举办者所在地区而定）。经过这一程序制定的大学章程，本身就是法律文本。不仅对大学管理具有法律效力，也适用于处理学校和政府、社会机构的权责关系。此前，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朱清时多次提到，要制定南方科大章程，并且把这个章程交给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立法。这是十分正确的制定大学章程思路，这样的章程一经审议通过，将不因政府换届、学校领导变动而变动，有利于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落实和学校办学特色的形成。□ 2011 年 1 月 14 日 ，《新京报》《 熊丙奇：解决学术争端，复旦立了个样板 》：学术管理严重缺位，才导致正常的学术评价，变为媒体评价、司法评价，使学术问题和道德问题、法律问题混为一谈。“动机论”、“阴谋论”等论调甚嚣尘上，学术变为“打骂学术”、“拳头学术”。 据报道，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 1 月 12 日晚公布了对知名学者朱学勤博士论文涉嫌抄袭的调查结论，认为朱文中涉嫌抄袭而被举报的部分内容，在学术规范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对其剽窃抄袭的指控不能成立”。去年 7 月，有网友发帖指出，朱学勤 2003 年再版博士论文有抄袭、剽窃。随后朱学勤致函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要求“启动调查机制，辨明是非，还我清白”。现在，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给出调查结果，为这一事件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朱学勤先生通过这一独立调查，“洗脱”了自己身上的“剽窃嫌疑”，而复旦大学也以独立的学术调查，维护了博士学位的尊严。这一“圆满”，不是指结果对朱学勤先生“有利”就圆满，“不利”就不圆满。对任何学术不端质疑、争议的调查，都有可能得到“是”和“否”两种结果，而不管哪种结果，其实都是对当事人和当事人所在机构负责任的做法。因为如果没有调查，当事人和所在机构，就一直难以摆脱嫌疑，将生活在嫌疑的阴影之下。但这个基本的道理，在当前的学术界，却未达成共识。更普遍的做法是，针对学术不端的检举、质疑，当事人和所在机构，采取“三不”态度：不知情、不调查、不处理。目前，针对学术不端的处理，大致有两条路径。一是举报者费尽周折，在网上发帖，以引起媒体关注，媒体加以报道，通过舆论向当事人和相关机构施压，使相关机构启动调查，而如果相关机构不调查，也毫无办法；二是经过多番较量之后，举报人和当事人选择法律途径，但由于法院没有学术鉴定的能力，宣判也无公信力。从这两条路径可以看到，学术管理严重缺位，才导致正常的学术评价，变为媒体评价、司法评价，使学术问题和道德问题、法律问题混为一谈。“动机论”、“阴谋论”等论调甚嚣尘上，学术变为“打骂学术”、“拳头学术”。因此，朱学勤先生这一事件的句点，对于建立学术不端治理的长效机制而言，却只是起点。这一事件的处理，可以作为建立长效机制的样板。在学术不端质疑、检举出现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学术委员会（或者学术规范委员会），应该独立启动调查、听证，做出调查结果，并根据调查结果给出处理建议。不少人此前曾怀疑大学的学术委员会是否能公正处理，事实表明，只要处理过程公开透明，行政之手不参与学术过程，对于学术委员会的调查公正性，是可以期待的。值得注意的是， 1 月 12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全文发布，其中，“改革高等教育管理方式，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就是重要的专项改革试点内容之一。北京大学等 26 所部属高校试点推动建立健全大学章程，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实质就是探索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推进学术自治和教授治校的大学管理制度。我们希望这一改革试点，能在高校内建立其学术民主管理的基本制度，届时，复旦大学的调查模式自会成为今后处理类似事件的样板。 2011 年 3 月 15 日 ，《东方早报》（ 熊丙奇）《复旦图书馆账本引发的尴尬 》：近日，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将 2009 年图书馆经费开支对外公布。他称，钱少时腐败不起来，然而钱多了制度却没有跟上来，公开财务支出的目的就是为防止腐败，接下来还会公布 2010 年度图书馆经费开支。复旦图书馆公开账本成为新闻，令人感慨。按说，《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下文简称《办法》）早于去年 9 月 1 日施行，其中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必须公布包括财务、资产与财务管理制度，学校经费来源、年度经费预算决算方案，财政性资金、受捐赠财产的使用与管理情况，仪器设备、图书、药品等物资设备采购和重大基建工程的招投标在内的信息。复旦大学图书馆不过是执行这一《办法》，如果其不公布开支信息，倒是违反了《办法》。然而，从此事引发的关注、得到的好评可见，执行《办法》的高校只是个别。从新闻报道看，葛馆长是主动晒账本的，没有哪个部门要求其必须公开，相反，他称身边有人反对公开经费开支，尤其是“公务接待费”这一项。“我一公开，其他部门压力就大了。”葛剑雄说，他公开公务接待费用后，会带来“连锁反应”。毫无疑问，这一晒账本，晒出《办法》执行的尴尬。近年高校饱受诟病的招生潜规则、科研经费黑洞、基建招标腐败、巨额接待费用等，都与信息不公开有关。在国外大学，每年都公布详细的年度报告，向公众公开所有资金来源及具体开支，因此权钱交易很难发生。可与其他教育法律法规一样，《办法》遭遇执行难。其实，《办法》对信息公开责任进行了规定，如：“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开展对全国高等学校推进信息公开工作的监督检查。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工作的日常监督检查。高等学校主管部门应当将信息公开工作开展情况纳入高等学校领导干部考核内容。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学校应当将信息公开工作纳入干部岗位责任考核内容。”但问题是，如果上级领导部门不严格监督、学校领导不愿及时公开并对一些必须公开的项目遮遮掩掩，是否有办法强制高校公开？显然，在现实高等教育管理和大学内部治理中，不存在这种机制。说到底，在行政主导学校管理、决策的办学机制中，办学信息公开也受制于行政，这正是高校腐败高发的根源所在。国外大学十分详尽地公开办学信息，不是因为学校领导愿意主动接受监督，而是管理制度令其不得不公开。学校校长由对大学理事会负责的校长遴选委员会选拔，校长必须对理事会负责，理事会成员除政府官员、立法机构人员和校长是当然理事外，其他教师代表、学生代表、校友代表和社会贤达都由选举产生，必须对师生、校友负责。也就是说，这种机制决定校长必须对师生负责，否则就难获信任。另外，学校财务运作及重大预算由大学理事会决定，校长只是负责执行，同时大学理事会往往引入第三方审计，学校领导不能自己说了算。如果指望个别校长和少数职能部门的英明、自觉，只能让信息公开成为偶然事件。要让大学形成公开、透明的办学机制，应建立新型的政府和学校管理模式及学校内部管理制度。对此，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已明确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在笔者看来，这才是推进大学办学信息公开最根本的制度。（ 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1 年 7 月 7 日 ，中国网山西频道《 熊丙奇：复旦出尔反尔重拾加分政策 》：复旦大学上周末发出声明表示，在今年高招期间，复旦与各省市部分优秀考生及其家长面谈，最终确定了预录取协议，并严格遵守。“但有人竟然冒充复旦老师致电考生称他们与复旦所签的协议被取消。”这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纷纷讨论时下的招生乱象。 笔者就此已经撰写文章 ，认为在当前集中录取体系中，高校的抢生源已经发生严重变异，不是利用教育质量和教育服务抢生源，而是用政策和各种手段抢生源。而随着事态的发展，随着媒体报道的深入，一些不为人关注的细节，浮出水面，其中之一就是，复旦大学悄然恢复了四年之前高调宣布取消的高考校内优惠加分。据广州日报报道，考生王冕 ( 化名 ) 来自云南。据王冕介绍，高考前他即被复旦大学审核确定为“优秀毕业生”，享受优惠加分政策。根据协议，如果王冕的第一志愿报考复旦，其高考成绩同时达到复旦在当地的调档线，就能获得 10 分的加分参与专业录取。然而让王冕狐疑的是，正当高考成绩公布后开始填报志愿时，他却接到了两个可疑的电话。（广州日报 7 月 3 日 ）这条消息颇令人吃惊。因为早在 2006 年 11 月，复旦大学就宣布，从 2007 的招生起，取消校内高考加分的优惠政策，据媒体报道，“复旦希望此举能够还高考的本来面目，此项改革在国内尚属首例。”这种做法，在当时整个社会对高考加分存有质疑的情况下，引来好评如潮，媒体纷纷跟进并评论。东方早报 2006 年 11 月 10 日 报道，复旦时任招办主任郑方贤表示，社会对于各校的校内“高考优惠加分”政策存在众多争议，有统计显示，教育部规定的国家加分政策只有 14 项，但到目前为止，全国林林总总的高考优惠加分多达 192 项。在各校都推出加分等优惠政策作为吸引优秀生源的重要法宝之时，复旦此举无疑是“自砸法宝”，复旦副校长蔡达峰也表示做出这个决定的确需要勇气，但是复旦既然决定推出这个方案，就不会作为“权宜之计”。新华网同日也报道，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说，此次取消校内高考优惠加分，“目的是希望看到一个干净的高考分数”，“高考分数只是考生的一次文化知识大检验，它承载不起过多重负，如果让考生的综合素质或特殊身份量化成分数，高考分数很可能变成‘四不像’，有悖于高招制度的公平公正。”就在社会都以为复旦按照他们所称取消高考校内优惠加分之后，此次“抢生源”事件却暴露出一个“秘密”——原来复旦在当年宣布取消之后，现在又恢复了校内优惠加分政策，在笔者发微博对复旦恢复校内优惠加分将信将疑时，有人提供了复旦 2011 年的招生简章，这份简章明确规定，“我校在部分省市给予部分考生优惠加分政策，但仅适用于本科第一批次录取（不含提前批次录取）， a ．经我校审核确定为‘重点推荐生’的考生，在其第一志愿报考我校并且高考成绩达到我校在当地调档线，加 15 分参与专业录取。 b ．经我校审核确定为‘优秀推荐生’的考生，在其第一志愿报考我校并且高考成绩达到我校在当地调档线，加 10 分参与专业录取。 c ．经我校审核确定为‘推荐生’的考生，在其第一志愿报考我校并且高考成绩达到我校在当地调档线，加 5 分参与专业录取。”这表明，复旦大学已经否定四年前的表态，重拾高考校内优惠加分政策。在 2010 年的招生简章中有关“加分政策”部分没有类似条文。对于校内优惠加分政策，笔者的一贯意见是，这是学校的招生自主权，校内优惠加分被滥用，出现加分丑闻，这是由于大学没有现代大学制度，招生不公开、透明所致，取消校内优惠却不改革大学制度，不见得是进步，所以当初并没有对复旦取消校内优惠加分的做法的“崇高意义”表示认同。而现在复旦自主决定恢复也没有什么不妥。可问题是，复旦当初高调赋予取消校内优惠加分的意义，转身却又恢复校内优惠加分，这演的是哪一出戏呢？ 其实，类似的做法在大学中并不鲜见，不少大学曾高调地宣布自己推行某项改革，比如去行政化，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博得很多眼球，可如果耐心跟踪，就会发现，宣布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宣布获得的是“口碑”、“宣传效应”，而做追求的则是“实惠”。只是这样的大学，“办学理念”时刻在变，言行都不一致，怎样培养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人才呢？要让大学有一贯的办学理念，对教育负责，还是需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实行大学理事会治理，避免政策由少数行政人员说了算。 2011 年 9 月 29 日 ，《东方早报》（ 熊丙奇）《复旦应保留部分“裸考” 》：最近，笔者常常被家长和同学问及同一个问题：复旦明年高考究竟还有没有“裸考”？今年高考之后，就有媒体报道，复旦在明年高考中，可能在上海地区完全实行自主招生——即取消“裸考”。很显然，随着自主招生临近，高三生及家长无疑急于知道确切信息。因相关政策并没出台，我只能告诉他们，随着自主招生的推进，复旦大学等实行自主招生的高校，在沪的“裸考”名额将进一步减少，因为随着上海生源减少，在保持自主招生规模不变的情况下，用于集中录取阶段的“裸考”计划自然会下降。而对于是否全部取消“裸考”， 我的意见是，应保持适当的“裸考”计划，不宜全部取消。 复旦在上海地区实行的自主招生，是先由学校自己组织“千分考”，之后对达到标准的同学进行面试，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再参加高考。这和其他学校大同小异，其存在的问题有二。其一，学校自主进行的测试，能否科学评价学生的知识、素质和能力。对于这一测试，在中学学校、家长和学生中间都存在争议。其二，学校的面试，能否不受行政因素干扰，保持独立性和公正性。即便学校操作公正，但由于我国大学采取的管理制度普遍受行政化困扰，公众自然有担心和质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求所有学生都通过这种模式被录取，是会面临争议的。除非学校推进现代大学制度改革，建立独立的招生委员会。在多个场合，笔者多次听到家长反对减少“裸考”、取消“裸考”。为此，大学应谨慎而为。一名学生说：我不适应“千分考”，也没关系搞定面试，但我可以参加高考，“裸考”进复旦，为何剥夺我的机会？难道复旦“千分考”比高考更科学、更权威，这一次考试，就能体现学校的人才培养个性和要求？在笔者看来，如果自主招生仍维持过去模式，眼下不宜取消“裸考”。评价自主招生改革是进步还是退步，关键看学生选择权是增加还是减少，因此，扩大选择权（包括考试选择权和学校选择权），而非限制、缩小选择权，是政策制订的基本点。目前保留“裸考”，保护了学生的考试选择权，也就增加了学生的选择机会。取消则相反。而如果改革自主招生模式，根本就不存在取消“裸考”的问题。一年举行多次统一测试，所有申请者以统一测试（高考或统一的学业水平测试）成绩去申请大学自主招生，大学自主进行考察，学生可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这样的自主招生，学生有充分的选择权，大学有充分的自主权。面临竞争的大学，必须推进内部管理改革，以提高教育质量、改善教育服务，这才是改革应该努力推进的方向。（ 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2011 年 12 月 5 日 ，《东方早报》（ 熊丙奇）《复旦退出“北约”未必是坏事 》： 12 月 2 日 ，自主招生高校陆续公布 2012 年自主招生方案，“北约”、“华约”、“同盟”三大联考继续存在，其中，比较显著的变化是复旦大学、南开大学退出“北约”。根据三大联考确定的考试时间，“北约”和“华约”安排在明年 2 月 11 日同一天。有舆论把个别高校的退出，说成是联考散伙，但在笔者看来，高校退出自主招生联考，是十分正常的。而联考放在同一天，则极不正常，甚至十分错误。联考的本质是社会化的考试，学校自主认可联考，哪一个联考最终获得认可的学校多，就更具权威性与公信力，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因此，有学校重新加入或者退出都正常，而且，如果一个学校同时认可两个联考，也不奇怪。就像美国很多大学都同时认可 SAT 与 ACT 成绩。但是，把联考的时间放在一起，故意撞车，则背离了联考扩大学生选择权的改革初衷。众所周知，联考是针对高校各自为政举行自主招生笔试而推出的，目的在于减轻学生疲于奔命赶考的负担，让学生考一个联考，就可以联考成绩申请多所学校。如果把联考时间放在一起，这无疑扼杀了学生的选择权，让推行联考的意义大打折扣。今年“北约”和“华约”最初把考试时间定在一天，就是迫使学生“二选一”，在舆论的一片反对之声中，后来终于错开一天。明年这两个联考的时间又放在同一天，这种做法，有些出人意料，也令人失望。有意思的是，“华约”提到考试时间时提到“初定”，这或许可以理解为就是他们自己也认为这种做法会遭到质疑，以“初定”来留下调整的空间。我国的自主招生联考，一开始尝试，就走偏了方向，把联考变为联盟，联考与学校绑定，变成为学校集团圈地抢生源，这引起社会对联考制度的质疑。可以说，正是一些高校的错误做法，把本来不错的联考搞坏——如果联考是社会化考试，自主招生高校不搞结盟，学生可自主选择联考，一个学生参加一个联考，可以以联考成绩申请多所高校，不是减轻了赶考的负担？自主招生联考方面的改革走到今天这一局面，责任主要在学校，有些大学完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不尊重学生的权益，不愿给学生提供选择空间，当然，高校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原因在于，我国大学还处于“选择”学生的强势地位。而一所大学，要真正重视学生的权益，处处为学生着想，就必须让他们处于“被学生选择”的状态。遗憾的是，我国的自主招生改革，是以学生只能获得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作前提设计的，因此自主招生与集中录取嫁接，结果必然是学校用自主招生政策抢生源。而基于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的自主招生，既可以是联考基础上的高校完全自主招生，也可以是统一高考之后的高校自主招生，不管哪种模式，当选择权在学生手中，大学的招生理念和办学理念都会发生根本转变。可以说，这是自主招生改革的关键点所在，也是最难之处。（ 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 2014 年 2 月 19 日 ，《华商报》《 熊丙奇：“投毒案”暴露的教育薄弱环节》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18 日对“复旦投毒案”一审宣判，被告人林森浩犯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一判决在预料之中。而在这一引起社会舆论广泛关注的案件尚未尘埃落定前，另一起大学宿舍投毒案又进入大家的视野。据报道， 1 月 14 日 ，广西某艺术院校两名同一宿舍的女生突然出现中毒现象，经送医院检查，是亚硝酸盐中毒。两女生的室友曹某落网后称，她因受不了嘲讽欲服毒自杀，在倒水过程中不慎将亚硝酸盐掉入饮水机里。曹某喝了一口含亚硝酸盐的水后放弃轻生，而两名室友因饮水而中毒。近日，曹某因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已被批准逮捕。又一起学生饮水机投毒案，虽然曹某解释自己是为了轻生，而不是害室友，但她的解释难以置信——毒药怎么可能不慎掉入饮水机？而掉入之后如果不想加害他人，自己应该提醒同学不能饮用，倒掉并进行清洗、更换。她自己的解释倒是确认一个事实，同宿舍同学之间有矛盾：自己忍受不了嘲讽。这种采取极端方式处理同宿舍同学矛盾的方式，再次暴露出学生生命教育、心理教育的薄弱。针对复旦投毒案，社会舆论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对人才的培养与评价，不能只重知识而忽视德性，不能只有知识教育，而没有生命教育、心理教育和生活教育。调查显示，我国 20% 的大学生有各种心理问题，其中，有相当部分的心理问题是因人际关系紧张所致。值得注意的是，广西这起投毒案发生在复旦投毒案后，鉴于复旦投毒案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我们有理由推论这名同学或许受了复旦投毒案的“启发”，就如复旦投毒案的当事人，庭审时提到自己采取饮水机投毒的方式，是受了当年清华朱令案的影响。如果一起大学生投毒案的报道，没有引来学生的反思，却是从中得到“启发”，这不得不说悲剧。这是值得教育部门、学校以及学生群体深入反思的，对于发生在学生中的极端案件，教育部门、学校是否引起高度重视，补上对学生缺失的教育？不能说高校没有行动，但行动却有些不靠谱，有高校为防投毒而禁止学生宿舍用桶装水，这是怎样的防患？还有的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把校园极端案作为“丑闻”对待、尽量回避，这就是鸵鸟政策了。要让学生提高生命意识，要疏导学生的心理问题，正确处理同宿舍同学间的矛盾，这不是靠发一道禁令就能解决的，而必须做大量的教育、引导工作，包括加强老师与学生的沟通，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发挥学校心理咨询中心的作用，对学生进行心理上的关注和救助等。教育部门和高校也意识到生命教育、心理教育极为薄弱，但要改变这种情况，是需要改变学校管理模式和实打实的投入的，包括建立本科生导师制，改革学校评价体系，引导教师重视学生培养，重视和学生的交流，而不是对付课堂、上完课之后就离开，平时与学生根本没有多少交流；配备专业的心理咨询教师，完善学校心理咨询中心建设和服务。可很多学校并不愿意真花力气解决，更不用说投入完善心理服务体系了。于是，总是在问题发生时候这些教育显得很重要，而时间随后冲淡一切，直到问题再次发生。由于学校这方面的教育严重不足，学生对极端事件，也就各自理解，包括对于复旦投毒案，就是在网友一致声讨这种行为时，也有部分人认为这是很“爷们”的解决方式，这绝对不能轻视——小概率的极端事件，就可能发生在这少部分人身上。还有一些正面临宿舍关系紧张的同学，正愁没有办法解决宿舍矛盾，加之心理已经出现严重问题，这时，如果没有老师或者其他外界力量对其心理问题加以关注，帮助其摆脱心魔，就很可能跟着极端案件走极端。这也对学生极端案件的报道提出要求，不能过分渲染，透露案件的细节——这就如一些政法报道，由于对作案手段进行仔细的描述，反而给某些准备作案者“传授”了技巧——而应该理性地分析案件产生的根源，剖析其对学生自身和他人、家人带来的伤害，以对其他学生产生警戒作用，而不是火上浇油。由于学校这方面的教育严重不足，学生对极端事件，也就各自理解，包括对于复旦投毒案，就是在网友一致声讨这种行为时，也有部分人认为这是很“爷们”的解决方式，这绝对不能轻视——小概率的极端事件，就可能发生在这少部分人身上。还有一些正面临宿舍关系紧张的同学，正愁没有办法解决宿舍矛盾，加之心理已经出现严重问题，这时，如果没有老师或者其他外界力量对其心理问题加以关注，帮助其摆脱心魔，就很可能跟着极端案件走极端。这也对学生极端案件的报道提出要求，不能过分渲染，透露案件的细节——这就如一些政法报道，由于对作案手段进行仔细的描述，反而给某些准备作案者“传授”了技巧——而应该理性地分析案件产生的根源，剖析其对学生自身和他人、家人带来的伤害，以对其他学生产生警戒作用，而不是火上浇油。 2014 年 11 月 15 日 ，《中国青年报》《 熊丙奇：复旦原校长卸任为何引争议 》：复旦大学老校长杨玉良卸任再起波澜。本来，在前不久发布任命许宁生为复旦大学校长、免去杨玉良的复旦大学校长职务的消息时，有关部门称杨玉良卸任的原因是年龄——杨玉良已 62 岁。而最近的媒体报道，则把其卸任，与近一年来复旦的负面事件联系起来：院士涉嫌造假，被指谎报科研经费，人工耳蜗涉嫌抄袭事件闹得沸沸扬扬，随后中央纪委首次设立专项巡视组对复旦大学进行巡视。（《华商晨报》 11 月 6 日 ）对此，复旦大学随即进行了回应，强调杨玉良卸任是由于年龄原因。但这一回应，并没有消除舆论的疑问。用年龄原因来解释杨玉良的卸任，按照我国当前的校长任命机制，是说得过去的。由于大学校长实行任期制，按照高级干部管理，有任期和年龄要求——同一岗位的任期限制是两届，年龄要求则是年满 60 岁要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对担任正职的年龄要求可以适当放宽。通常，大学校长在一个岗位上不能连续任职超过两届，正厅级高校的校长，超过 60 岁一般不得继续任职（可适当延长），副部级高校的校长，超过 65 岁一般不得继续任职。而对于副校长，则是超过 60 岁不得继续任职，超过 58 岁不再进入新班子。杨玉良干完一个任期之后，年龄达到 62 岁，如果再干一个任期，年龄将到 67 岁，因此，上级主管部门从任期完整角度和年龄角度，就可能不再选任其继续担任校长。类似的有朱清时校长，他也是 62 岁从中科大校长岗位上卸任的。当然，朱清时是连续任职 10 年后卸任。西安交大的郑南宁校长也是干完两个任期，在 62 岁时卸任。这种任期管理，带来很多外界所不能理解的现象。比如：一所学校，几乎所有校领导同时换掉，大家以为班子出了大问题。但其实，是由于这些领导要么任期到了（已干满两届），要么年龄到了；一名校长，在一所大学干得好好的，却换到另一所大学当校长，或者从校长岗位换到书记岗位，也是因为其在这个岗位的任期问题；而一些地方任职省部级干部的领导、中央部委行将退休的司长，却调到高校任书记或校长。这让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岗位成为解决干部级别以及继续任职的重要驿站。以上这些，给公众的感觉是，校领导首先是官，任命校领导，首要考虑的是干部的安排，而非真从一所大学的办学实际出发。有意思的是，由于对任期年龄，也不是那么明确的一刀切规定（即正职领导可适当延长），因此时常出现有的校长、书记干到 66 岁、 67 岁才卸任的情况，就像复旦大学再上一任校长王生洪，就是在 67 岁卸任。因此，对于那些在 61 、 62 岁完成前一个任期的校长来说，是否再干下一个任期，往往就要看上级部门的眼色了。在这个时候，一些校长对外表态自己因年龄原因想退下来给新人，但很多想着能继续干一届。而往往是这个年龄段卸任的副部级高校领导，会引起议论，如果继续任职，会被认为领导厚爱；如果不再任职，就被认为不讨上级领导喜欢，或者“没搞定”。大学校长卸任之后，媒体对其卸任原因的揣测，再次折射出我国大学校长选拔、任命机制存在问题，由于没有公开、透明的选拔程序、机制，导致原校长的卸任，新校长的选拔，都被舆论揣测原因，也引发质疑。这些揣测非议与质疑的杂音，在公开选拔、任命校长的机制中，就会少很多。如果实行校长公开选拔，那么，学校是否继续聘任原任校长继续担任校长（在对方愿意继续担任的情况下），将主要考察其以前任职的表现和能力，是否可以继续胜任校长岗位的要求，并不受任期和年龄的限制。而校长在任时，每年都必须有面向大学理事会、师生的公开的述职报告，客观评价其对学校办学的贡献。我国大学必须改革目前的校长选任机制，建立校长公开遴选机制，以此促进校长的选拔任命公开、透明，也促进校长转变官员身份，投入学校办学管理，为学校办学服务。 2005 年 1 月 8 日 ，人民网（熊丙奇）《 复旦投毒案终审，反思不能停 》：复旦投毒案 1 月 8 日 10 时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被告人林森浩被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林森浩的死刑判决将依法报请最高法院核准。这一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已经终审。不论判决结果如何，社会都应该尊重法律的判决，这是犯罪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是成熟的法治社会应该有的法制意识。两个名校高材生在这一案件中的生命陨落令人嘘唏。但是，如何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反思却不能停。就在去年年底，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状元校区内，因一学生违反课堂纪律，被校督查队扣分后引发多名学生纠纷。在肢体冲突中，一名 16 岁男学生不幸身亡；而在今年元旦小长假后的第一天，一则视频在网上热传：几名身穿校服的女生，将一名女生围在屋内，轮流对其扇耳光，据了解，视频中的女生为衢州江山二中的学生。诸多迹象表明，发生在同学间的暴力伤害事件还呈高发之势。学生们并没有从引起全国高度关注的恶性伤害案中，吸取教训，而有关的教育也没有紧密跟上。学生伤害案频发，在笔者看来，与缺乏三方面教育有关。一是法律意识、规则教育。虽然我国大中学校课堂中，都有法律知识的教育，但很多学生并没有树立法律意识，没有遵守法律的意识和责任感。就像复旦投毒的学生，反复辩称自己是开玩笑，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严重犯罪。事实上，在中小学中，涉嫌违法犯罪的恶性恶作剧，也确实不少，比如，同学上课站起来回答教师问题，有同学悄悄把凳子移走，结果导致同学在坐下时严重摔伤。而对于这些恶作剧，往往都被学校从保护学生出发淡化处理。而实质上，这是严重伤害事故，应该追究当事学生的法律责任。由于没有严肃追责，结果学生并没有形成牢固的法律责任意识，也不把规则当回事。二是生命教育。生命教育的要义，是珍惜自己的生命，同时尊重他人的生命、人格尊严，保持对生命的敬畏。这应该是学生进学校的第一堂课内容，告诉学生不要伤害他人，也不要被他人伤害，学会保护自己。可是，我国这方面的教育，却很薄弱，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社会，都更关注学生的分数、成绩，甚至为取得高分，老师和家长会不顾学生的身心健康，由于学生在缺乏尊重的环境中成长，并没有形成生命尊严的意识，因此在遇到挫折时，走极端的学生近年来越来越多，动辄采取暴力方式处理同学间很细微的矛盾。复旦大学的投毒案，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怎可拿生命开玩笑？怎可视同学生命为草芥？三是心理教育。分析我国学生间的伤害案，大多可以看到当事学生存在各种心理问题，比如性格孤僻、自卑、嫉妒心强，长期处在焦虑、紧张情绪中，等等。调查显示，我国大中学生中，有心理问题的学生比例高达 20% ，心理问题是由学业压力、升学压力、就业压力和人际交往等引发，但遗憾的是，对于这些问题，舆论多以道德进行批评，而没有走入学生的内心，这是无济于事的。更应该做的是，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多年前，教育部就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对学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但是，专门设置课程、配备专业师资、开展对学生心理咨询服务的学校并不多，而就是开展心理教育和服务的学校，也存在人手有限，难以普及、关注每个学生身心的问题。令人忧虑的是，在每起恶性事件之后，都有相应的反思和呼吁，可现实情况并没有在恶性案件发生后有所改观。还有很多人用高分、进名校作为人才成功的标志，严重忽视知识教育之外的教育。要重视知识教育之外的其他教育，这需要我国大中小学教育进行全面的调整。对于基础教育来说，要打破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引导学校关注学生分数之外的其他教育，而对于高等教育，则需要摆脱功利教育追求，营造学校的人文氛围，给学生人文关怀。一边强调法制、规则，一边强调爱心、关怀，才可能让每个学生成长为有法律责任、道德情怀的合格公民，有效减少学生恶性伤害案的发生。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借助媒体对上海复旦大学评头品足小试牛刀。 第一、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借助媒体对上海复旦大学评头品足试验媒体好不好使。结果是：多家媒体可以被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所利用。 ( 实际上是互相利用，各得其所 ) 第二、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借助媒体对上海复旦大学评头品足试验“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招牌好不好使。读者似乎忽视了“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是民办非营利组织。有人把“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当成公办教育科研单位。 第三、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借助媒体对上海复旦大学评头品足试验熊丙奇的名字好不好使。读者似乎不介意熊丙奇是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招聘的企业员工），有的读者把熊丙奇当成有来头的一个“人物”。教育界对熊丙奇这样的“魔头”几乎束手无策，任其“宰割”。 2006 年 10 月和 2014 年 12 月，熊丙奇在博客里坦白“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但是，个别媒体把熊丙奇吹捧得云山雾罩。揭开熊丙奇的魔术外罩，原形毕露。 2010 年 12 月 7 日 ，特训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18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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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31 06:56
熊丙奇对中国公办大学的恶意骚扰几乎是赤裸裸的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百度百科》解释“裸体”概念，一是指“人体的完美状态”，这是古希腊人发明的，是指古代奥运会上的裸体竞技者，后人可以从孔武有力、神态庄严的古希腊雕塑中领会什么叫“人体的完美形态”。二是指人体“一丝不挂”。此时裸体者处于无力自卫任人作贱的境地。 熊丙奇以“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名义关注大学生裸体，借助《科学时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体炒作，目的在丑化甚至否定中国公办大学，恶意骚扰公办大学的管理秩序。举证如下： 2008 年 7 月 22 日 ，《科学时报》《 熊丙奇：批评清华男生裸奔的民间情绪》 ：两名清华大学应届毕业生为庆祝毕业，于 7 月 7 日 在校内操场裸奔，并将照片传至网上，引起网友关注。对此，其中一名裸奔的男生表示，裸奔是为了增加清华的“人文气息”，同时希望清华能更包容，允许学生有个性、有创造力，这样才能真正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本来，我以为这两名学生的个体行为，并不会引来多大波澜，可是，随之却有很多评论，认为这两名男大学生的行为有伤风化、有损大学形象，甚至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大学生应反思“错误”，学校与有关部门对此应该“惩罚”。与之对应，也有评论指责这些言论动辄用道德“大棒”教训人，把裸奔的后果想得太严重。我无意继续纠缠大学生裸奔是对是错、是好是坏、是正常还是不正常，而是感慨于清华男生裸奔事件中所暴露出的民间情绪。在我看来，引起波澜的不是裸奔本身，而是裸奔者裸奔之后对裸奔意义的提炼，“人文气息”、“包容”、“有个性”、“世界一流大学”这几点，恰恰触及了社会舆论对于大学最敏感的神经。今天的大学有人文气息吗？靠什么来增添人文气息？近年来，各高校都在建设大学校园文化，想办法增添人文气息，有的改校歌，有的改校训，有的建校门，有的建雕塑，有的设立各类学生活动节。但大家所感受的都是表面的人文气息，大学文化建设深层次的问题，诸如现代大学制度构建、学校课程建设，均未涉及。因此，这两名男生可以认为自己的“行为艺术”促进了大学文化气息建设，而社会舆论的感觉自然是“不靠谱”和“荒谬”。今天的大学包容吗？包容裸奔者是不是意味着包容各种学术流派？ 蔡元培先生所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当下的大学，已经很难寻找到踪迹 ，人们一直期望，大学能重回各种流派并存、各种思想交锋的状态。这种状态没等到，却等到了裸奔的出现。大学不包容裸奔也罢，包容裸奔而不包容各类思想争锋，只能使大学的建设也停留在“行为艺术”阶段。故而，社会舆论对是否包容裸奔心情复杂。今天的大学生有个性和创造力吗？裸奔是不是个性和创造力的展现？毋庸讳言，对于大学生的个性和创造力，社会评价日益走低。在高等教育扩招的大背景下，关于重视本科人才培养、改革研究生培养体制、提高所培养人才的综合素质的建议，鲜有被采纳、吸收，在创建研究型大学的不归路上，众多高校普遍重视科研，而轻视教学，强调教师的论文生产，而忽视对学生的教育引导。有的学生在大学中成为“考证一族”，有的成为“考研一族”，还有的成为“打工一族”，也有的则成为“混一族”，很少有学生在大学毕业时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和突出的创造力。唯有裸奔，还有那么一点个性在。为此，裸奔者的“个性宣言”，更唤起大家对大学生个性与创造力的忧虑——如果大学生只能以裸奔来宣示自己的个性，那么，他们与球场上的裸奔者有何不同呢？今天中国的大学找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途径了吗？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裸奔接轨是不是也是一条道路？哈佛大学的学生们，自 1960 年起举行在期末考试前夜打开宿舍窗户尖叫 10 分钟的活动，从 1990 年开始每年进行两次的考前裸奔活动。去年期末考试前，学校校园内，全裸的 200 多名男女学生在草坪上奔跑，学生们合着观众的欢呼声，享受了 10 多分钟全裸的自由。不管这种行为能否为学生减压，但是，学生们认为“一个学生如果连裸奔都不怕，期末考试又算得了什么呢？”在普林斯顿，一种形式的裸奔已经成为了传统。在每年下第一场雪的午夜，裸体的二年级学生会绕着普林斯顿大学的 Holder 操场奔跑，这个传统保持了数年，获得了国家报纸对它的有利评论，而官方想要终止这种行为的努力得不到公众的支持。虽然国内众多评论者以国情不同（中国人更保守、更含蓄）、校情不同（中国学生压力没有国外大学大）来反对国内大学生“裸奔”，但他们其实想表达的是，国内大学没有学到国外大学好的地方，却学起了这些“歪门邪道”。所以，对于两名清华大学学生的裸奔，虽有人士理智地呼吁，这不过是两个学生的个性行为，不是学校在裸奔，与人文气息、人才个性没有关联，但是，社会舆论无法将这两者独立开来，在人文气息、学校宽容、学生个性发展与世界一流大学诸多层面进行演绎。这与往常北大毕业生卖肉、陪聊、卖糖葫芦，清华一毕业生无法自食其力等等引发的大家对大学人才培养的关注一样，其背后，都是社会舆论对大学教育的深度忧虑。（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 【注： 2006 年 10 月熊丙奇在博客里宣称自己“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此处“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是怎么回事？】 2014 年 9 月 27 日 ，《南方都市报》《 熊丙奇：“裸测”大学女生问题出在哪里 》：近日，安徽大学正在开展的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活动引来学生吐槽。“不明白为什么体测要脱到只剩一条内裤，测量形体、皮下脂肪和三围是不需要脱到这种程度的，据我们所知，安徽只有安徽大学使用了这种方式，请学校给个说法！”“十几个人在一个房间里脱光了将近二十分钟，有点尴尬，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安徽大学很多学生质疑，体测脱掉衣服是否存在科学依据，有无必要 ( 京华时报 9 月 26 日 ) ？这一则报道，在网上引来很多“吐槽”。在笔者看来，“吐槽”有学校工作做得不仔细、不尊重学生隐私的原因，也有网友不明原因的上纲上线，这折射出大学育人形象的模糊，公信力的严重不足。安徽大学对学生进行体质和健康测试，是按照《 2014 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实施方案》进行的，学校希望通过“裸测”来准确测量学生的体质情况，无可厚非。但是，实行“裸测”，必须尊重学生的隐私。近年来，在中高考体检中，“裸检”就普遍遭遇质疑，尤其是女生，对集体裸体测试多有不适、不满，媒体对此也有报道。合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如果确需“裸测”，应该一人一室，而不能集体裸体接受检查，虽然工作人员可能对此不以为意—就如媒体报道，工作人员劝说不愿意脱衣的女生：“我们平时在外洗澡不是都一起脱光衣服嘛，我们测量的房间内都是女的，没关系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让学生裸体 20 分钟接受体检，是不尊重学生隐私的。如果学校把工作做细，一人一室进行检查，就可以既做好检测，又保护学生隐私，不至于让学生觉得不好意思，引发争议。据媒体报道，该校为准备这次体测，花了很长时间，那么请问，学校是否考虑到这一问题？还是根本就没有想到学生还有隐私？其实，早在 2010 年，针对高考体检中的裸体检查质疑，福建省教育厅和卫生厅就曾明确要求，高考体检必须尊重考生隐私，个别确需全裸检查的，需做到一人一室。此后，不少省市都注意到这一问题，加以改进。假如高校有尊重学生隐私的意识，会完善体测的细节。另外，从网友对此的反应看，大多对大学冷嘲热讽，甚至认为学校是专门针对女生，不怀好意。这和媒体报道突出女生裸测有关，标题就是《安徽大学要求女生裸测》，但这次测试，对男女生的要求完全一样。对于学校裸测，笔者认为，裸测没有问题，但学校要保护学生的隐私。而一些网友连裸测也反对，觉得学校动机不良，这并非科学、理性的态度。这让笔者想到去年在北大发生的招募“处女”大学生提供静脉血用于课题研究的风波，当时，有人质疑为何做实验“非处不可”，而从学术研究角度，这并无不当，北大校方解释，因为性传播是 H PV 病毒感染的主要渠道，在 18 至 24 岁且未经性生活的女性群体中，感染该病毒的可能性很低，因此，她们非常适合做阴性对照，招募本身符合研究的需要。可为何网友一看到大学招募“处女”，就质疑，而且并非专业的质疑，却引来众多关注、支持，原因就在于大学的学术研究公信力在丧失，以至于让公众怀疑，大学在做一些不正经的研究。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熊丙奇对中国公办大学的恶意骚扰几乎是赤裸裸的。 建议全国主流媒体对来自中国公办大学的涉及裸体的“新闻”题材慎重处理，最好不要炒作。 2010 年 12 月 7 日 ，特训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3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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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30 16:24
请熊丙奇别急着给 湖畔大学 的 第一批校董会 8 名成员上课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08 年 7 月 21 日 ，《杭州日报》（记者 王佳佳）《 湖畔学院：马云想在余杭办中国一流商业大学 他说拿大顶能帮你换个角度看问题》：上周五，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带队调研阿里巴巴，马云提出办大学的设想，连学校的名字都想好了——“湖畔学院”。 马云有“湖畔情结”。西湖畔的英语口语训练，让他成为杭师院英语教师，成就第一份事业； 1999 年春天，湖畔花园马云家中阿里巴巴创办，书写互联网奇迹的起点。这次的湖畔学院打算建在余杭，和沃顿、哈佛、北大等知名大学合作，培养企业领导者和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企业家。两年脱产培训，不但要让学生学到专业 MBA （工商管理硕士）课程，更要培养创新能力。马云还在和杭州师范大学联系，准备建一个阿里巴巴商学院。“员工常被客户挖走，索性办个学校，培养电子商务的应届毕业生，满足市场需要。”马云说。 2015 年 1 月 28 日 ，《科技日报》（杰闻）《 马云启动湖畔大学 》：日前，马云、冯仑、郭广昌、史玉柱、沈国军、钱颖一、蔡洪滨、邵晓锋等八名企业家和著名学者，在杭州共同启动了湖畔大学项目， 8 人成为湖畔大学第一批校董会成员。据悉，湖畔大学专注于培养拥有新商业文明时代企业家精神的新一代企业家，主张坚守底线、完善社会。湖畔大学将遵循公益心态、商业手法的原则，坚持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第一任校长将由马云担任。湖畔大学方面表示，第一批学员将在农历新年后开班，到时候将公布湖畔大学的启动等细节。 2015 年 1 月 28 日 ，《京华时报》（记者祝剑禾）《 马云打造商界创业“黄埔军校” 湖畔大学 3 年学费 28 万 》：马云曾经说自己日后最想要做的事情是回到大学去教书，现在他离这个目标又近了一步。昨天，马云、冯仑、郭广昌、史玉柱、沈国军、钱颖一、蔡洪滨、邵晓锋 8 名企业家和著名学者，在杭州共同启动了湖畔大学项目，意在培养拥有新商业文明时代企业家精神的新一代企业家，使得湖畔大学成为商界创业的“黄埔军校”。上述 8 人也成为湖畔大学第一批校董会成员。湖畔大学将遵循公益心态、商业手法的原则，坚持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第一任校长将由马云担任。湖畔大学的 8 位启动者和第一批校董均为业界“大咖”，马云为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为万通控股董事长、郭广昌为复星集团董事长、史玉柱为巨人集团董事长、沈国军为银泰集团董事长、钱颖一为清华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邵晓锋为阿里巴巴集团秘书长。湖畔大学的名称源于阿里巴巴 1999 年创业所在地杭州湖畔花园小区， 2003 年淘宝也在湖畔花园诞生，被认为代表着创业的精神。湖畔大学官方信息透露，想要就读这所学校的学员必须符合创业 3 年以上、团队超过 30 人的条件，学费为 3 年 28 万元。目前，湖畔大学已从 150 位报名者中挑选出了首批学员，人数为 30 人，其中包括优米网创始人王利芬、百合网创始人慕岩等。据悉，这批学员将在农历新年后开班上课，项目的相关细节将在湖畔大学正式启动后对外公布。 2015 年 1 月 30 日 ，熊丙奇在新浪网、凤凰网、财新网博客发帖《马云的“湖畔大学”能走出新路吗 ? 》： 26 日，马云、冯仑、郭广昌、史玉柱、沈国军、钱颖一、蔡洪滨、邵晓锋等八名企业家和著名学者，在杭州共同启动了湖畔大学项目， 8 人成为湖畔大学第一批校董会成员，马云担任第一任校长。（华西都市报 1 月 28 日 ）这所“湖畔大学”，虽名为“大学”，却和现在体制内的大学以及进行非学历教育培训的大学，完全不同。从媒体报道的信息看，这更像是一个“创业书院”，自主向社会招生有三年以上创业经验的学员，由有经验的企业家带教学员，不用国家规定的课程体系，也不授予国家承认的文凭，希望通过这种新的模式培养拥有新商业文明时代企业家精神的新一代企业家。笔者看好这一模式，首先，体制内的商学院，办学已被学历导扭曲，一些人报考 MBA 、 EMBA ，尤其是 EMBA ，是想混一张硕士文凭，这导致本来重视实践的商科教育，偏重理论而缺乏实战、案例教学，同时，有的学员也对上课不在意，这严重影响商学院的办学水平。选择湖畔大学者，显然不是冲着文凭去的，而从学校的董事会成员看，学校对学员的培养，可能会采取创业导师制，由企业家直接担任学员的导师，这是体制内商学院所不具备的优势。其次，我国目前的社会培训机构（包括全日制大学举办的培训班），开展的 MBA 、 EMBA 核心课程培训班，有严重的逐利倾向，有的班收的学费可谓“天价”，但课程质量却屡遭投诉和媒体曝光。湖畔大学明确，学校办学将坚持公益性和非营利性，而从其举办者的“大咖”身份看，学校有充足的条件做到不从办学中牟利，如果能坚持公益心，这所学校会脱颖而出。但是，这些仅是从理论上的推论，还要看具体的实践。对于湖畔大学，此间也有舆论认为，这和体制内的商学院，以及一些天价培训班，用发展人脉资源来吸引学员，并没有什么两样——不少上 MBA 、 EMBA 者，是把扩大朋友交往圈，在求学时结交高官、高管学员，作为重要的上学目标，这让教育培训变为了教育会所，背离教育价值，藏污纳垢。湖畔大学的举办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有相当多的报考者，很可能是冲着与“大佬”、“大咖”结识，以获得更多人脉资源而来，在举办初期，学校招生也极有可能以此为卖点，但如果办学能回报给学员的，就是人脉资源，这显然与初衷背离，也和目前存在的天价培训班办学没什么两样——只不过那是培训机构利用企业家和官员的招牌吸引学员赚钱，现在变为企业家自己玩，不再被别人玩。学校办学必须在课程设计、教育教学上花功夫，让所有学员意识到学习是第一位的。再者，任何办学，都必须尊重办学规律，湖畔大学，从一开始，必须设计好学校的管理架构——这是和企业的架构不同的——包括，有必要成立学校基金会，通过基金会举办学校，这是保障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前提，所有办学投资、社会捐赠、学费收入都进入基金会，再由董事会决定经费的支出；校长应由董事会成立遴选委员会公开选拔，马云担任校长，从名气上毫无问题，但是否能按“大学”的办学规律来办好学校，却不一定；学校内不能校长一人说了算，而应该建立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负责课程设置、导师聘任、学校管理、学员考核，只有如此，办学才能形成特色，并传承下去。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熊丙奇别急着给 湖畔大学的 第一批校董会 8 名成员上课。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借用民办非营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蓑衣，有“闲极难忍”“好为人师”的特点，不知道是否讨得 湖畔大学的 第一批校董会 8 名成员的喜欢。小人物想往大人物圈子里闯，可以理解；但是，小人物应当知道自己半斤八两，千万别对大人物指手画脚吆五喝六多嘴多舌。“伴君如伴虎”，说不定哪天被人家痛斥断喝或嗤之以鼻。识时务者为俊杰。给自己的脸留下一点遮羞的机会吧。 2010 年 12 月 7 日 ，特训评论《熊丙奇：复旦大学为何想着要占领媒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分析智伯无德而亡时写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我不禁要问：熊丙奇是什么人？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熊丙奇可以自己选一个。你敢说你是“圣人”吗？就算“愚人”吧。 以上内容约 3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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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30 05:32
熊丙奇说：“在大学中图书馆工作的重要性是不必多说的”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07 年第 12S 期《内蒙古科技与经济》发表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苏丽娜的文章《大学图书馆的重要作用》：摘要：文章认为，图书馆是学校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门，它应配合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向读者提供文献资料、情报信息，使读者获得知识受到教育，将图书馆的职能作用发挥到最大。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以后，对中国教育说三道四。甚至就深圳大学副校长李凤亮就深大人事改革发表的涉及图书馆的言论借题发挥，散布“学术自治、教授治校”的理念，藐视行政领导和机构。举证如下： 2010 年 9 月 23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深大改革需建立学术共同体评价体系》：“教授如果考核不合格，有可能聘你当副教授，如果再不合格，有可能让你到图书馆去。”日前，深圳大学副校长李凤亮就深大人事改革发表的言论被媒体报道后，遭到国内图书馆界人士的强烈谴责。 9 月 21 日 ，深圳图书馆馆长吴晞也对此事发表看法，他直言：“说这番话的人对图书馆工作很无知。”李副校长发表这番言论，是在“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开放”研讨会上，我也参加了这次研讨会。记得在会议现场，就有教授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在笔者看来，图书馆工作的重要性之争，恰恰反映出深大改革最需要建立学术共同体评价体系。在大学中，图书馆工作的重要性是不必多说的。然而，在不少高校中，图书馆被认为是后勤服务机构，而不是学术研究基地由来已久。近年来这种局面有所转变，但总体而言，相对于院系会聚了高学历的研究人员，有一些高校的图书馆还是解决高校引进人才家属安置工作之地，图书馆的地位并不高。为解决这一问题，在教育部进行的本科教学评估中 ( 行政评估是否合理另当别论 ) ，图书馆资源及其使用情况是重要指标之一，但客观来说，效果并不佳，有的学校突击配备一些图书资源，对发挥图书馆在高校教学、科研中的作用却投入不够。造成这种结果，除了传统意识之外，还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高校对教学并不重视，所以也就难以在学校中形成好的读书氛围。据笔者所知，高校馆藏图书的借阅率并不高，学校虽强调学术成果，但学术研究的急功近利很普遍，学生中盛行 G O O G LE 学术，即上网搜索资料并进行复制、粘贴，阅读原著、文献的学生不多，就连很多教授也不到图书馆借书、查阅资料 ( 这与图书馆资料不全、不新也有关 ) ；二是学校没有全体教授参与的教授委员会，以及由教授民主选举产生的学术委员会，虽然图书馆学也是一门学科，但不少学校的学术机构中是没有图书馆研究人员一席之地的，进而，也就在考虑教育与学术事务时很难想到图书馆。高校进行人事制度改革，目的是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和学术研究水平。就全员聘用的人事制度改革而言，成败的关键在于建立合理的评价体系，摆脱长期以来行政力量对教授考核、评价的干预、影响———高校之所以不重视教学，是因为行政领导制定的评价指标，重视论文、经费、课题、专利，而不重视教学；高校之所以没有全体教授参与的教授会，有关学术委员会也基本上受制于行政、听命于行政，是因为行政权与教育权、学术权不分，教授们并没有自主教育权和学术研究权，导致教授对学校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的参与权有限，学校领导重视某些学科，这些学科就得到比较好的发展，反之，学校领导认为某些学科不重要，就很难获得资源。由此观之，李副校长的发言正表明高校建立学术共同体评价体系来推进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学校应该以学术自治、教授治校为基本原则，来推进此次改革。如果校内形成独立于行政的学术管理机制，那么，校内所有教授、学术研究机构必然获得一样的权利；与此同时，对于教授的考核、评价，将不是行政的事，行政领导和机构将不具备“发配”教授的权力，而将实行同行评价，在这种考核评价中，强调教授的真实教育与学术贡献，更注重学术自由的精神，不会用外在压力 ( 奖励与惩罚 ) 去促使教授出所谓的成果，而会通过教育声誉与学术声誉，引导教授专注于高质量的教育与学术。这才是改革最让人期待的局面。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 说：“在大学中图书馆工作的重要性是不必多说的”这是熊丙奇的真实想法。因为，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只是把“ 大学中图书馆工作的重要性”当敲门砖。门敲开之后，就把敲门砖随手扔掉了。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醉翁之意不在酒。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提出“深大改革需建立学术共同体评价体系”意在怂恿教授藐视行政领导和机构，进而激发和强化“学术自治、教授治校”的理念，不再受制于行政、听命于行政。 深圳大学副校长李凤亮说：“教授如果考核不合格，有可能聘你当副教授，如果再不合格，有可能让你到图书馆去。”此言不是针对校外图书馆讲的，并无不妥。大学里不胜任的教授、副教授安排到图书馆是很好的办法，否则，如何发挥这些人的作用？难道全都辞退才解恨吗？这些人可以通过学习重新上岗，也可以自找接收单位。教授、副教授到图书馆工作不是贬低图书馆，而是抬高图书馆。请注意，深圳大学副校长李凤亮说的是“可能”。因为图书馆的编制有限，安置能力有限。有的人想去还不行呢。譬如，像熊丙奇这样的人，自封为“专家”“学者”，想着成名成家，能安心在图书馆工作吗？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之流的意图就是与ZF争夺高校的领导权。你们借助于尊重“学术”压制“行政”的一贯伎俩，早已被大学教授们所识破。 我们可以告诉熊丙奇之流，中国党和ZF绝不会让公办高校的领导权落入无ZF主义者手中。 以上内容约 2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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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28 05:32
熊丙奇利用《中国青年报》曲解“现代大学制度”别有用心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 2010 年 7 月 8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中发 12 号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 》：第十三章 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四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治理结构。公办高等学校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健全议事规则与决策程序，依法落实党委、校长职权。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加强章程建设。各类高校应依法制定章程，依照章程规定管理学校。尊重学术自由，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全面实行聘任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确立科学的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扩大社会合作。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健全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探索高等学校与行业、企业密切合作共建的模式，推进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社会团体的资源共享，形成协调合作的有效机制，提高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能力。推进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推进专业评价。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估制度。探索与国际高水平教育评价机构合作，形成中国特色学校评价模式。建立高等学校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 2012 年 11 月 22 日 ，教育部关于印发《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的通知 ( 教政法 9 号 )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进一步推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实施，在各级各类学校全面落实依法治国要求，大力推进依法治校，我部在全面总结各地依法治校经验、做法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学校实际，认真组织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全面推动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以及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在依法行政、依法治校的基础上，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加快建设现代学校制度。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外衣， 利用《中国青年报》曲解“现代大学制度”。举证如下： 2013 年 3 月 22 日 ，《中国青年报》（实习生 周珊珊）《高校需切实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3 月 15 日 ，重庆工商大学数百名教师集体维 权。据悉，导火索为校领导层试图强行通过新的绩效考核实施方案，该方案被指缺乏对一线教职工应有的尊重。重庆工商大学这一事件，使高校管理机制方面的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行政单方面出台政策容易出问题】“高校信息公开是指高校根据法律法规和高校规章制度，按照一定的规定程序，将信息及时、准确地向学校师生员工或社会公布的过程。”这是教育部文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中明确载明的内容。该纲要还提出要“完善教育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众对教育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越公开，就越公正。”舆情研究专家、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沈阳在谈到高校信息公开时说，信息公开越到位，机会公平就越能凸显。“高校很有必要进行信息公开，特别是涉及和财务相关的信息，要进行民主协商和科学决策，在利益相关人知情且获得大多数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利益调整。”沈阳说，重庆工商大学事件表明，在微博时代，一些事件如果处理不慎，就极有可能升级为公共事件。成为社会公共事件后，如有媒体进行采访报道，相关单位有必要及时向媒体作出回应。总之，面对这一事件，重庆工商大学既应消解校内教职工的不满情绪，也要及时回应社会上的关切。沈阳说，高校本应是担负公平公正思想启蒙的地方，所以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更应注重决策的透明、公开和公正，并且通过让决策的公开公正运行，破除高校日益严重的行政化色彩。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也认为：“事关教师群体的利益决策，不能由行政单方面出台政策，应该要事先公开、广泛征求意见，进行民主决策，进行充分的讨论和沟通，否则肯定是要出现问题的。”【工资改革应先去行政化】对于重庆工商大学的绩效工资改革，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句华说，绩效工资改革在事业单位里面的实行是目前我国工资制度改革的重点。“最近二三十年来，从国外到我国，在工资制度的改革方面，加大绩效工资的比例是方向，不能干好干坏都一个样。”而绩效工资怎么实行，很大程度上还是决策的问题。句华认为，老师应当参与学校绩效工资考核实施方案的决策。“从工资制度、薪酬制度改革的角度来说，所有方案的决策都应当是慎重的。对于学校来说，应该有职代会和教代会，要有他们通过的程序。像重庆工商大学这种情况，在决策实施的过程中是有瑕疵的。”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李习彬也赞同这一观点。他认为在学校决策过程中，把教师的意见纳入讨论范围是毋庸置疑和必不可少的。在句华看来，高校的绩效工资该如何实施，这相当有争议且很难抉择。“什么是绩效？行政和教师岗位在绩效评估方面的方式和方法上有很大的区别。教师这一块，从绩效考核的角度来说，本身就是个很难的问题。高校中，对于行政人员和教师的利益平衡问题也是个老问题。”“我们很早就提出过‘教授治校’的这个理念，但是在实际中却没能实现。这个问题也给我们很深的教训，就是如何在一所学校能真正实现‘学术至上’，真正体现‘教授治校’。包括收入分配，应该向专家学者适当倾斜，让更多的人愿意去搞学术、搞创新、搞研究，而不是鼓励人们去当学校的行政领导。”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如果导向不改革，提出要打造国际一流大学、提高高校创新能力可能都“缺乏后劲”。李习彬在谈到高校管理机制的问题时说，具体到一个单位、一所学校来看，是领导决策上的失误。“但这并非偶然，这是体制造成的问题，不光是这所学校，全国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高校行政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也不仅仅是决策的问题，整个国家高校管理体制问题都需要改进。汪玉凯认为，高校行政化表现在各个方面，而行政化的危害绝不仅仅是在收入分配这一个方面，包括学术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影响。此次引发的重庆工商大学这些老师的“抗争”，只是行政化弊端爆发点的一个方面。“如何用良性的、好的分配机制把学院搞活，也是我们在高校发展建设中需要认真探索的重大问题。” 熊丙奇 说，依据教育部 2012 年发布的《依法治校——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实施纲要》，解决高校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真正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这是解决现在学校内部决策的科学民主，处理好教师矛盾和家校矛盾的必由之路。”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外衣， 利用《中国青年报》曲解“现代大学制度”别有用心。主要理由是：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应当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 》不陌生的。因此，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对《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 》的解读错误应当属于主观故意。 第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 》（中发 12 号）文件是中共中央发布，不是教育部发布。 第二、对 教育部关于印发《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的通知 ( 教政法 9 号 ) 的解读不可以背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 》（中发 12 号）文件。 第三、 “现代大学制度”是“ 现代学校制度”的组成部分。 “现代大学制度”的要求是“ 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这 16 个字不容篡改。 第四、《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 》（中发 12 号）文件表述的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不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是指原来就有，基础不错。“建立”是指原来没有，从头开始。把“完善”说成“建立”，是谁舍弃“中国特色”一词？为什么不提“公办高等学校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不是过失，就是故意。 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应当学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 》（中发 12 号）文件，不被熊丙奇之流别有用心所迷惑。以免误导社会舆论，以免产生恶劣影响。 以上内容约 3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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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27 03:39
熊丙奇不应当指责“大学校长反对取消行政级别”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1998 年 8 月 29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第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1998 年 8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 号公布，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第四十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的校长，由符合教育法规定的任职条件的公民担任。高等学校的校长、副校长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任免。 以上，可以看出，国家在立法时没有规定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党和政府认真落实干部（包括大学校长）待遇。大学校长不会为行政级别而纠结。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对中国公办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耿耿于怀，“扬言大学校长反对取消行政级别很正常”。举证如下： 2010 年 3 月 16 日 ，中国网山西频道《大学校长反对取消行政级别很正常 熊丙奇》：：“可以肯定，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取消行政级别是最终的目标。我认为这是大势所趋，完全赞同。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现阶段，社会上各行各业都存在行政级别的大环境下，如果只是简单取消了大学的行政级别，我想，不仅不会强化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地位，反而可能恰恰会起到弱化的作用。”全国人大代表、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要实现取消行政级别的目标，必须与事业单位以及其他行业的体制改革同步推进。根据媒体的报道，至少已有身份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三位大学校领导，公开表示类似的看法。此前，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表示，在全社会都以行政级别作为评价标准时，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将贬低教育，导致高校无法与社会对接。全国的事业单位、企业都应该同时取消行政级别，全社会同步配套进行。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暨南大学副校长周天鸿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暨南大学的校长行政级别是正厅级，校长、副校长都没有配专车，工资也是绩效工资，其行政级别并没有带来实际的资源，意义不是很大。”也许很多人对校长们这样的说法，有些吃惊，有媒体在报道时就说“有些出人意料”，但在笔者看来，校长们以“同步改革”的理由来说出取消行政级别对大学的“弊端”，是十分正常的。如果在中国高校现任校领导中做一个调查，我可以武断地得到一个结果，至少超过 90% 的校长反对现阶段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就现实情况看，目前只能找到一个反例，就是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但他其实已是退休干部。不要说在校长中进行这样的调查，会得到如此结果，就是在高校院士、长江学者、博导中做调查，结果也可能“出乎大家意料”，会有相当多数的高校“办学骨干”，也会众口一词，表达行政级别在当前国情下对高校的重要。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如果说高校的校长和“办学骨干”们，都说应该取消行政级别，且越快越好，那么，我国高校的行政化问题，也不会成为众矢之的，这至少表明，校长们和“办学骨干”们，还有教育和学术的情怀，还有教育和学术的追求。今天，高校在位的校领导，站出来为高校行政级别进行辩护，恰恰反证高校的行政化是多么严重——作为“体制红人”、既得利益者的校领导、办学骨干们，打着捍卫高校地位的旗号，其实在捍卫行政化的“果实”。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别人昨天还是副部，明天就什么级别也没有了，换着是你，你愿意吗？别人再过两三年就退休了，可以拿正厅的退休待遇，现在取消，退休待遇将大打折扣（或至少现在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待遇），换着是你，你也拼死捍卫啊！别人正在行政这套体系里如鱼得水，课题经费上千万，项目一个接一个，你说要改为学术自治、教授治校，他会干吗 ? 一直以来，社会舆论在批评高校的行政化，比如高校的校长不是教育家而是官员，高校的不少教授追逐的是利益而不是教育贡献和学术贡献，高校在“劣货逐良币”。但是，在另外一些场合，却也对他们有一丝期盼，期盼高校校长有教育家的情怀，期盼教授能发表独立的见解。而当校长们偶尔在某论坛上斥责行政化，表明要推行教授治校时，舆论就不惜赞扬的掌声，甚至送上“教育家”的头衔。可真正回到现实利益中，大家必须看清问题的实质，有行政级别的大学校长们，第一身份就是官员，要指望他们有教育家情怀，除非通过遴选，而非任命产生。要依靠校长的自觉去推行去行政化改革，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过去几年来，有多少校长表态要推行学术权和行政权分离，要去行政化，可具体行动呢？现在校长们又说级别不是关键的，关键的是内部的改革，你要是保住了级别，他又会说，内部改革受外界制约，还是外部原因……对行政级别的态度，是教育家办校的试金石。诚然，大学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这需要社会配套改革，但是，作为社会灯塔的大学，不率先走出这一步，还能谈得上引领作用吗？那些在各种论坛上大谈大学要引领社会发展的校长们，为何到了这个时候，却言辞闪烁起来了呢？毋庸置疑，取消行政级别之路很艰难，这不但是大学在努力突围官本位社会的影响，同时，也在实现大学精神的回归。校长们的反对之声，倒给取消行政级别的教育改革“攻坚”，提供了思路。首先，把学校改革的主导权交给全体教师，而非少数校领导和“办学骨干”。由全体大学教师委员会，来决定学校的改革方案，如果到全体教师中去调查，得到赞成取消行政级别的比例，可能就正好与“骨干们”的态度相反。因此，教改《规划纲要》可明确中小学和大学，设立参与重大决策的教师委员会和评价监督的家长委员会（或学生自治委员会）。其次，推行教育家办校，要通过新的制度，让懂教育、爱教育的人来办教育，而不能认为眼下的这批校领导就是“教育家”。要改革校长任命制度，建立校长公开遴选制度，明确校长没有行政级别，过去有级别的领导们，和没有级别的人士，达到岗位的基本条件都可应聘，这也可检验有多少有副部级的在职官员，还愿意继续当没有级别的校长，他们的追求究竟是当官，还是办教育。当然，就是他们愿意，有可能按照大学校长岗位职业化的新要求，有大批会很不合适而落选。 2010 年 7 月 8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中发 12 号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 》：“第十三章 建设现代学校制度”（三十八）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适应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明确政府管理权限和职责，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办学权利和责任。探索适应不同类型教育和人才成长的学校管理体制与办学模式，避免千校一面。完善学校目标管理和绩效管理机制。健全校务公开制度，接受师生员工和社会的监督。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3 年 11 月 12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 “四、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不应当指责“大学校长反对取消行政级别”。理由是：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公办大学校长队伍建设，提拔优秀干部担任中国公办大学校长。中国公办大学校长队伍历来相信党，听党的话。在中央作出决定之前，如果征求大学校长的意见，校长们或许各抒己见。只要中央作出决定，中国公办大学校长就会坚决服从。中国公办大学校长队伍是党信赖和依靠的栋梁之才。誓言一切献给党。请问：哪个“大学校长反对取消行政级别”？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之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肆意损害中国公办大学校长的形象和荣誉，也许会受到中国公办大学校长的强烈谴责，也许被中国公办大学校长所不齿。 以上内容约 3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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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26 14:37
熊丙奇关于推行大学教授“年薪制”的设想只能是自问自答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百度百科》解释，年薪制是以年度为单位，依据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和经营业绩，确定并支付经营者年薪的分配方式。从人力资源的角度看，年薪制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措施，对提升绩效有很大的作用。年薪制突破了薪资机构的常规，对高层管理人员来说，年薪制代表身份和地位，能够促进人才的建设，也可以提高年薪者的积极性。但薪酬中的很大一部分年薪制 整理是和本人的努力及企业经营好坏情况相挂钩的，因此也具有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年薪制的主要对象是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自称“学者”，提出“ 大学应推进年薪制 ”的奇谈怪论。举证如下： 2011 年 11 月 4 日 ，《北京青年报》《 熊丙奇：消除教授贫富不均 大学应推进年薪制 》：《中国青年报》记者日前在全国多所大学采访发现，高校教授的生存状态正展现多元图景：富教授财源广进，除基本工资外，还有课题提成、社会兼职等等，每年收入达数百万元者大有人在；而穷教授除了学校发的工资，其他收入微乎其微，要承担养家、买房的巨大生活压力。 去年 9 月，复旦大学校长曾在第四届复旦基础教育论坛上说了一段亲身经历：自己当副校长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个论坛，从主持人处知道一位大学教授 40 分钟“出场费”高达 20 万元，特别是经济学家。去年 10 月，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在“ 2010 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称，尽管目前很多教师的实际收入还算体面，却主要得益于工资外的“创收”或“项目提成”。总体看来，高校采取的办法，一是向国家要投入，李培根就建议，国家应该大幅度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而且应该适当增加青年教师的待遇。但是，这些办法，并没有触及造成高校教师严重贫富不均的根源。这就是目前在高校中广泛采用的“工资 + 津贴”薪酬制度。目前，不少高校推行全员聘用制，实行对教师的一年一考核，考核通过，拿全部岗位津贴，考核不通过，就对岗位津贴打折。而考核的依据是教授们考核期限中的论文、专利、经费与课题。其次，由于高校存在的严重行政化，一些行政领导、学术负责人，可以方便地用自己手中的行政权，指派青年教师、学生干活，并泰然享有论文、专利的第一作者署名权。同时，年轻的有博士学位的教师，由课题组的负责人考核，因此，往往出现干活最辛苦的教师，待遇却比较低的情况。再次，由于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配置的不均，造成大学校内的贫富不均。不同学院、学科的教授，由于所掌握资源的不同，而存在待遇上的差别。有的教授每年的待遇可高达数百万元，而有的教授收入只有不到 10 万元。在笔者看来，这种薪酬模式不变，国家再怎么增加教育投入，也不可能让教师安心教育与学术，因为“创收”将无止境，同时，国内大学内教授们的贫富差距会进一步加大。而从发达国家大学的教师管理经验看，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实行“年薪制”。以美国为例，教授的年薪一旦确定，纵使获得千万课题，也不能从中提成增加自己的收入，如果学校给其 9 个月薪水，其余 3 个月薪水可以在课题经费中支付，但总额不得超过确定的年薪额。这种制度有两大好处：一是将教师的所有收入全部透明阳光，目前国内的科研提成，就被认为制造科研经费黑洞、诱发学术腐败，没有将国家投入的教育与研发经费用到刀刃上；二是保障教师的教育自主权和学术自主权，避免教师受绩效的考核而急功近利，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重视科研而怠慢教学。随着国家教育投入与研发经费的增加，当前已经具备实行年薪制的条件，而之所以年薪制还难以推行，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目前这种薪酬制度，便于学校行政更好地管理教师，能更快地提高论文数、经费数、成果数，如果实行年薪制，相应的数量考核指标，推行就存在困难。二是遭遇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客观而言，现行的薪酬制度，对拥有各种行政资源、学术资源的教授们，是十分有利的，他们能方便地获得课题、经费，于是可以获得提成，如果实行年薪，他们的利益就会受损。因此，转变薪酬模式，实质需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即打破学术行政管理与评价体系，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在国外大学，年薪制是和终身教授制度、学术共同体评价一体的。终身教授制度保障学术自由，给教授自由的空间去进行学术研究；学术共同体，则摆脱行政权对教育权、学术权的控制、干扰，按照基本的学术原则，实行学术管理和学术评价。我国高校要突破教师管理的困境，有必要借鉴国外大学的管理模式。（ 熊丙奇 上海学者 ）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提出“ 大学应推进年薪制 ”的奇谈怪论，最终由系铃者解铃，自圆其说。 2012 年 12 月 24 日 ，《晶报》（ 熊丙奇）《年薪制为何难以在大学实施 》：“我们学校也准备实行年薪制，但在全校教职工代表大会上，两套薪资方案，年薪制被否决，大家还是选择原来的薪资方案。”上周我在北大给广西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开讲座，在交流时，一位学校领导谈到了他们推进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困惑。年薪制是受到大学教师欢迎的。但请注意，这里是“教师”，而不是“教授”，对于年薪制，大学当红的教授、“办学骨干”们却不见得欢迎，虽然他们也深知年薪制对于大学教学、科研的诸多好处，甚至可能在公开场合也发言支持年薪制，可是，轮到具体实施，却会从自身现实利益出发，投反对票。当下，我国高校存在很大的贫富差距，一些高校有富得流油的“富翁教授”，也有骑自行车上班的寒酸教师，这种贫富不均，就来源于目前“工资 + 津贴”的薪酬制度。那些课题多、经费多的教授，可以通过课题提成轻松拿到几十上百万（甚至更多）的额外收入，如果实行年薪制，这些好处全没了，他们会同意吗？据我所知，多年前，上海一家高校就准备在几个学院推行年薪制，但消息一传开，就遭到这几个学院办学骨干的强烈反对，甚至有几名“学术大牛”威胁要离开学校，跳槽到其他高校去。究其原因是，实行年薪制，断了他们的财路——不能再拿课题提成，只能拿学校规定的年薪，就是年薪高达几十万，可他们还是觉得“亏了”。除非学校给出更高的年薪标准。目前，也有高校号称实行年薪制，但认真分析，这些年薪制基本上都名不副实，要么按完成工作情况兑现年薪，要么在年薪基础上继续保留科研提成。而在美国，教授的年薪一旦确定，当年教授就拿这一年薪，不能再从课题经费中拿好处，如果学校给教授 9 个月薪酬，另 3 个月薪酬可从课题费用中列支，但总额不得超过约定的年薪。广西那所高校将年薪制方案提交给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通不过是很正常的。众所周知，高校教职工代表会的代表中，很多其实就是机关的中层干部、学院院长、“办学骨干”，来自第一线的普通教师（助教、讲师、副教授）比例极低。如此一来，既得利益者们按照自身的利益情况，反对推行年薪制，就在情理之中了。如果把这一方案交给全校所有教职工“公决”，可以肯定，通过的可能性相当大。目前处于最底层、收入极低的青年教师必然支持，除非学校给他们定的年薪标准极低。我国高校要改革，可是改革的主导权、话语权全部掌握在目前的既得利益者手中。要推进高校的改革，必须改变这一格局。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重建教职工代表大会、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明确这些机构的成员，由民主选举组成。比如，教职工代表大会由全体教职工民主选举组成，教授委员会则由所有教师组成，所有教师都有参与权，可投票选举组成专业委员会。改变了这些机构的组成，再由这些机构参与学校事务的管理和决策，结果就完全不同。如果这些机构的组成不进行改革、调整，纵然学校适当改变“议事程序”，貌似走了民主决策流程，但实质是换汤不换药。我国大学的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多为摆设，原因就在于此。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关于推行大学教授“年薪制”的设想只能是自问自答。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自称“教育问题专家”，研究“年薪制”好比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可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时常要班门弄斧，关公面前耍大刀。胡思乱想，一意孤行，自以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 全国主流媒体从业人员或许都知道，事业单位（包括各级各类学校和教育机构）目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不适宜推行“年薪制”。 以上内容约 3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你如果想了解熊丙奇，请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领导班子成员 宣传部部长、新闻中心 / 文明办主任 胡　昊 34206226 宣传部副部长（兼）、医学院宣传部部长 闵建颖 63846590*776346 宣传部副部长 谈　毅 34207614 文明办副主任 王琳媛 34206278 宣传部副部长 朱　敏 34206264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办公室迁往闵行校区宣怀大道行政 B 楼， 室号 部门 新电话号码 传真 717 党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34206221 34206231 34206278 34206223 708 党委宣传部 34206226 34206223 709 新闻中心（含交大新闻网、校刊编辑部） 34206274 34206264 34206254 721 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 34206266 3420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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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25 08:48
熊丙奇煽动把“炮轰”变为大学决策的力量属于无ZF主义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百度百科》解释，炮轰，指有时对事件或者个人进行语言攻击，原引自战争。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的外衣，把自己想象为中国教育的权威，企图垄断中国教育的决策权。表现了一个近似痴狂的野心家形象。 举证如下： 2010 年 8 月 11 日 ，《京华时报》《科技日报》《教育界》 2010 年第 16 期《熊丙奇：应把“炮轰”变为大学决策的力量》：近日有消息称，我国的大学增设了 140 个与低碳相关的本科专业，很多教育工作者对此颇有不同看法。同时，高校不重视基础学科建设的说法，也时常见诸媒体。然而我发现，这些看法对中国大学的办学现状并无改观。换句话说，大学根本就不理睬这所谓的“炮轰”。从 10 多年前开始，国内高校普遍重视发展经管、法学、医学等学科，却对基础学科重视不够，投入和人员编制大幅缩减。在获得更多ZF投资以及大力发展校办产业之后，大学也逐渐从“清水衙门”变得“财大气粗”。不少基础学科的专家、教授在努力为基础学科的生存地位和发展奔走。但是，教授们的奔走，效果并不明显。这就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大学的学科发展，究竟是谁说了算？按说，在现代大学里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学科发展不论从哪个角度看，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应由教授管理与决策。以世界著名学府——普林斯顿为例，这所学校就没有“时髦”的医学院、商学院和法学院。之所以没有这些学科，不是学校领导不想办，而是由于该校教授们认为，办这些学科将分散学校的精力，学校要坚持传统与特色，集中力量办好已有的学科。 对于教授们的决定，学校行政领导只有执行的份 。这就是一所大学之所以成就一流的关键：行政权与教育权、学术权分离，教育权和学术权不受行政权干预，行政必须为教育权和学术权服务。在这样的大学里，学校行政领导没有决定发展哪些学科的权力——决策权属于教授会或学术委员会；也没有随意支配学校办学经费的权力——行政所开销的每一笔经费都由大学理事会（或董事会）进行预算审批，并由校外独立的机构进行审计。与国外大学的上述办学模式不同，我国大学的办学，无论是行政事务还是教育事务、学术事务，都是行政领导说了算。其结果是，近年来我国高校“千校一面”，纷纷在同一时段增设某些学科，而同时也冷落某些学科。于我国大学而言，解决上述问题，“炮轰”无济于事，而应该把“炮轰”变为决策的力量——从公立大学的社会治理来说，应建立由人大代表、ZF官员、学校领导、教授代表、学生代表、校友代表、社会贤达人士组成的大学理事会，负责学校重大战略决策、校长遴选与预算审批；从大学的内部管理来说，应实行行政权与教育权、学术权分离，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在这种治理机制下，大学的问题才不至于在一轮又一轮的炮轰中屹立不倒。 2011 年 12 月 18 日 ，中国江苏网（通讯员 陈育凡 杨萍 记者 袁涛 实习生 陶雯雯）《 熊丙奇在宁炮轰高校教育：大学教授犹如“学术民工” 》：“大学的使命就是要进行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但现在国内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和大学的办学很多时候在阻止创新，阻断传承。” 12 月 17 日 ，在南京理工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创新中国论坛上，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教育专家熊丙奇直言目前国内大学面临很多问题，想要真正做到创新困难重重。【高校“行政化”阻碍文化传承和创新】我国高校的行政化问题，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探讨建设现代大学制度起，就进入大众的视野。这一问题在社会舆论、“两会”和教育论坛中饱受诟病，高校去行政化已经成为推进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措施之一。然而，熊丙奇坦言，在去年 7 月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之后，大学仍然存在比较严重的行政化。“大学里的大多数课程也是由上到下统一安排设置的，这样学校就没有充分的自主空间，就不能体现大学办学的灵活性。”“行政化强调服从、强调纪律，如果不去除不仅会阻止文化创新，还会阻碍科技创新。这是当前的一大问题。”对此，熊丙奇建议，要大力推进高等学校管理制度的改革，真正做到ZF向学校放权、中央向地方放权，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大学如果没有自主 文化就没有自觉。”他说。【功利化倾向严重 高校教授沦为“学术民工”】相比“行政化”，大学校园里的功利化倾向也不容忽视。在熊丙奇看来，从高校管理者到高校教师再到学生都存在着严重的功利化倾向。“学校的扩招、合并强调了数量的发展而忽视了质量的发展。很多大学自身也迫切希望能够办好，但是采取了急功近利的方法。改校歌、换校名、重立校训，这样的话实际上大学文化就没有传承了，而是被隔离掉了。”熊丙奇认为，由于功利化倾向的存在，许多高校并未引导教师花费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精力潜心做学问，而是采取一年一考核的制度，希望教师一年就要出成果，这样的结果导致大学教授们都要拿着论文、课题经费、专利去兑现工分 最后就变成了“学术民工”。“对教授设定的指标包括发表论文数、申请课题数量、申请经费数量、获批的专利数，以及教学工作量。教学仅占其中一小部分。”他认为，在学术功利化、学术泡沫化的环境下，很难有货真价实的创新。如何解决高校创新难的问题？熊丙奇院长建议，高校内部应建立起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制度。“以行政来主导学术资源、教育资源。学术不独立、教学不自主，文化氛围就很难形成。”他认为，国内高校可借鉴国外的做法。在美国的高校中，校方针对不同类别的教授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教授们普遍实行“年薪制”，收入与学术绩效不挂钩。“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教授们就能凭自己的兴趣做学问了。”熊丙奇说。【同质化状态普遍 部分院校沦为“考研基地”】“中国的高校千校一面，没有自身的个性和特点。”熊丙奇说，从 985 到 211 ，到普通本科，再到高职高专，中国的高校全都是一样的人才培养模式，没有体现特色。“更严重的是教育投入的精力和时间并不多，学生接受的是缩水的教育，尤其是一些本二、本三院校俨然变成了考研基地。”熊丙奇直言，由于就业困难，部分本二本三高校的学生一进大学，就把考研当成了唯一出路，以此为跳板，进入更高层次的大学，提升就业的砝码。“这样学生就会完全为考研而学习，而忽视了许多专业课程的学习。”据介绍，许多学校对学生考研也是相当支持。甚至会单独开设教室，配备老师进行专门辅导。“高校本应是按照学生所学专业培养人才，而如今为了让学生考研，偏离了原有的办学理念。大学如果没有真正对学生进行应有的教育，这时就会面临大学文化的消亡。”“部分高校沦为考研基地和目前研究生考试制度的设计有关，但其根源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同质化，没个性。” 熊丙奇说，所有的学校把科研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不管是讲师还是教授，全部变成了“学术民工”，功夫全都用在了怎么写论文，怎么拿项目上，根本没有心思教学生。“ 985 、 211 高校的学生还可以扛着学校的牌子找工作，普通本二、本三高校的学生只能考研。”熊丙奇认为，大学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与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是一体的，是同一个问题的在不同领域的展现而已。高校只有打破“千校一面”的现状，按照自身的定位来培养学生，才能保证教育质量，才能培养出真正有个性的学生。“考研基地”也才能消失。 2012 年 01 月 5 日 ，凤凰网“ 熊丙奇的博客”《高调“炮轰”为何变为“酒话”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尹稚 1 月 2 日 下午开始在微博上炮轰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尹稚表示顾秉林以及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邓卫涉嫌贪贿行为，并与一个叫“波士顿设计院”的机构有不正当合作关系。但一天以后，尹稚又发“微”称，一天前的“大义举报”不过是一席“酒话”。（哈尔滨日报 1 月 4 日 ）无怪乎网民对其“爱恨交加”。在此前的微博中，尹院长的表现就是一个“反腐斗士”——他在微博中写道，“我的述职报告和辞职报告已写好了， 1 月 4 日 交，就算是告别辞白了，这件事起于打假，可能终于反腐……”可一天之后，态度却大变。并得到一个公式：“盛怒发微博 = 在信息高速公路上酒驾”。尹院长发了两则声明，似乎想为这场“酒后盛怒”的微博炮轰收尾。但说实在的，这不是他想收尾就收尾的。这件事背后，究竟有怎样的真相，需要有关部门介入调查。众所周知，贪污腐败，是犯罪行为，对于这类行为，不是自诉，而需要公诉。因此，不论尹院长是否收回他的“炮轰”，司法机关都应该启动调查，这是对事情真相负责，也是对被炮轰的顾校长和邓副书记负责。尹院长称“我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媒体的杀伤力我领教过了”，不清楚他准备负什么责任，而在他发微博时，就应该知道，微博本身就是媒体，通过微博“炮轰”自己所在学校的领导，会是怎样的轰动效应。——如果其“炮轰”属实，那么，当事的清华校长、书记将被问罪；如果其“炮轰”不属实，不管其在盛怒还是非盛怒状态，他本人则面临诽谤他人的诉讼。而这一切，都需要有权威机构的调查。从高调“炮轰”到自认“酒骂”，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给人们留下很大想象空间。大致有三种情形，其一，他在发微博之后，被有关人员和机构关照，在他明白后果的严重性之后，收回炮轰；其二，他缺乏事实依据，一时冲动发了微博，事后后悔；其三，存在误会，在其发微博之后，有关部门找其进行了沟通，进行了解释，消除了误会。如果是第一种情形，这是学校和有关人员错上加错；如果是第二种情形，尹院长必须为其行为道歉（他在微博中已经做了）；而如果是第三种情形，这应该是对这件事比较好的处理。可是，不管是哪种情形，都应该有权威的解释，而不是让大家猜想，或者由尹唱独角戏。大家尤其担心的是第一种情形，这样一来，丑闻没有得到调查，正义没有得到伸张，还会进一步纵容有权有势者。清华大学新闻网于 1 月 4 日 作出《关于“尹稚微博”事件的说明》，说明称“学校得知此事后，立即派人向尹稚本人了解情况。尹稚表示，那些微博上牵涉到学校领导的话，是他在特殊状态下误听信息而发，是错误的指责，他已把相关微博内容予以删除，并向受到伤害的学校领导表示道歉。”但这则说明，并不涉及对尹“炮轰”内容的调查，难以消除公众的疑虑。大学发生教师与学校领导的冲突事件，并不奇怪；出现丑闻，也十分正常。问题在于，如何化解冲突，如何调查、处理丑闻。最适宜的方式，应该是公开的调查，这是对当事人负责，也才能给公众一个交待。如果事情就这么“网来网去”，学校和当事人可以装着“炮轰”没有发生过一样，但在公众心目中，大学和大学教授的形象，已经坍塌。 2013 年 01 月 26 日 , 《山东商报》（记者徐玉芹）《 熊丙奇炮轰高考改革是“伪改革” 》：昨天上午，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应邀来到济南，参加由大智学校承办的“艺体特长培养及高考改革发展论坛”。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主题发言中，熊丙奇炮轰了当下包括高考科目、自主招生、春季高考等多项高考制度的改革。在他眼里，这些改革都没触及根本，那就是单一的评价体系。熊丙奇说，教育的本质是为了学生的终身发展。要做到这一点，一定要推行高考改革。而高考改革是过去 10 年当中喊得最多，但作为极少的改革。他认为，这些改革都没真正推进高考改革，原因就是没触动高考的实质，就是单一的评价体系。那么，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高考？熊丙奇预测了未来高考改革的方向：首先是自主招生的改革不可逆转。尽管当前自主招生仍有种种不足。“自主招生规模只会扩大，不会缩小”。他认为，自主招生惟一要打破的是现在的框架，不再采取学校测试“嫁接”高考的模式，而是真正变成一个“学生可以申请若干所大学，收到多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再选择去哪一所大学”的模式。“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二三月份举行联考。联考后，学生凭成绩申请大学。大学独立录取，录取后不再高考；第二是改变高考的选拔功能，变为一个基本考试，学生可拿着这个成绩申请若干大学，同时可获得多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熊丙奇说，这样能让学生有多次考试和多次选择的机会。当然，在高考录取改革的同时，学校一定要建立起多元的、科学的评价体系，让老师、学生、家长从现在的应试教育中解放出来。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煽动把“炮轰”变为大学决策的力量属于无ZF主义。主要理由是： 第一、民主 与 和平 ，是 世界 发展的 主题。在战争的硝烟散尽之后，世界各国人民痛定思痛，不希望再见到“炮轰”这种极端方式。 第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人民民主权利内容的概括。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制度，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客观要求，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加强ZF自身建设的重要任务。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在公办高等学校，决策绝不是仅仅“教授说了算”。也不提倡用“炮轰”的方式决策。 第四、熊丙奇之流受西方发达国家的“普世价值”观念影响，怀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助长无ZF主义思潮，带有反ZF倾向，满脑袋“炮轰”思维，是危险的和有害的。 主流媒体从业人员应当有起码的政治敏感性，对熊丙奇之流的言论有所识别。切莫误上贼船。 以上内容约 5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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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24 17:57
熊丙奇的评论文章大概不会成为南方科技大学的指导思想吧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2014 年 12 月 26 日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在博客里坦言“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 熊丙奇又以“教育问题专家”的面目出现于媒体。如果他自封为“教育问题专家”，属于狂妄。如果媒体“认定”熊丙奇为“教育问题专家”，属于无知。 2005 年 1 月 22 日 ，《晶报》《南科大“新掌门”陈十一悄悄上任 王荣提四点希望》：疯传多时的南方科技大学新校长人选，昨天终于尘埃落定。北京大学原副校长、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原院长陈十一正式被任命为南科大校长。与其他校长到任不同的是，陈十一的到位显得静悄悄，任命当天没有通知任何媒体。昨日下午，南方科技大学召开干部大会，宣布省委关于学校新一任校长的任命决定。根据深圳市委意见，广东省委决定由陈十一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张辉，广东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景李虎，广东省委组织部副厅级组织员陈文明，深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虎出席会议。南方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李铭主持会议。王荣在会上发表讲话。他指出， 5 年来，南科大在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创校校长朱清时院士为南科大的筹备、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表示，相信陈十一院士担任南科大校长后，一定能使学校各项事业开拓性发展，把学校提高到一个更新、更高的水平。王荣对南科大下一步的发展提出四点希望：一是南科大一定要在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上作出成绩，争取成为高教改革的典范；二是南科大要围绕创新人才培养这一中心任务，在教学体制上努力探索，有所突破；三是南科大的学科规划要紧盯现代科技产业发展的大趋势，要在新型学科发展方面有更多的谋划，使得南科大的学科结构、科学研究跟这个时代发展相吻合；四是南科大要集聚全球一流人才，要以开放的视野来建设一支高水平国际化的教师队伍。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是不愿意退出政治舞台的，他的表演欲很强。他要对南方科技大学发号施令。是先来个下马威呢，还是递上一支橄榄。不得而知。 2015年1月24日，《南方都市报》《熊丙奇专栏:南科大学生希望校长 “ 有些政治地位 ” 很正常》：1月21日下午，南方科技大学召开干部大会，宣布广东省委关于新一任校长的任命决定。经深圳市委研究、广东省委批准，北京大学副校长陈十一担任该校校长。面对南科大这片 “ 教改试验田 ” ，陈十一能否 “ 复制 ” 当年领导重建后的北大工学院的成功经历，值得期待。有学生对记者表示，希望新校长能保持该校现有的教学模式和改革方向， “ 一定程度上，也要有些政治地位。 ” (新京报1月22日)学生的这句话，在此间引起舆论广泛关注。但在笔者看来，学生说出这句话，其实很正常。不要说南科大这几年已经逐渐纳入体制之内，就是南科大还依旧推进 “ 去行政化，去官化 ” 的改革，有学生这样期待校长，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环境、教育环境中，也是很正常的。其实，不仅学生有这种想法，就是南科大的教师，恐怕有类似想法的，也不在个别。这是推进大学去行政化改革，必须面对的现实。即在长期以来的行政化办学影响之下，不少教师、学生，还是期待学校校长有相当的行政级别和地位，以此体现学校和自身的地位，也为学校获得更大的话语空间。可以说，用行政级别来评价一个人、一所学校，已成为某些人的思维模式。我国很多985高校的教师、学生，在谈教育和大学的问题时，可能会批评教育的行政化，可是轮到自己所在学校时，则会不自觉地显示出副部级高校的 “ 自豪 ” 与优越感来。推进大学去行政化改革，首先要意识到不是所有教师、学生，都理解去行政化的改革意图，因此，必须就去行政化改革，在师生中进行深入的讨论，以达成共识。过去五年来，南科大的去行政化改革，并没有在师生中达成共识，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对去行政化改革，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比如，据媒体报道，学校内部有不少教师、学生认为，南科大除了几个校领导有级别外，其他行政人员，没有行政级别，已经去行政化、去官化了，照此逻辑，如果南科大校长级别很高，而内部行政人员没有级别，有部分学生会认为这是最高境界。还比如，有人认为南科大的改革之所以受阻，是因为南科大没有级别，所以 “ 人微言轻 ” ，得不到ZF部门重视，等等。由于没有对去行政化达成共识，因此，南科大在推进去行政化改革上，并没有形成合力，包括学校内部的行政人员，也期待学校有级别，进而自己也拥有一定的行政级别。真正的去行政化，不但包括取消校长(以及行政人员)的行政级别，更重要的是调整ZF治理学校的模式和学校内部治理模式。如果推进真正的去行政化改革，校长没有级别，但大学的地位不但不会降低，反而会提升。一方面，如果建立教育拨款委员会，或者设立南科大基金会，学校有独立的财政权，不受ZF拨款制约，那么，南科大何须用级别去和ZF部门打交道？另一方面，校长没有行政级别，学校独立自主办学，实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就不再听命ZF，而反过来获得ZF部门对办学权的尊重。要知道，恰恰是有行政级别，纳入ZF行政治理体系，大学因缺乏独立性，地位才降低，才不被尊重。在现在的行政体系中，校长就是有副部长级，而比其级别高的官员，也多了去，如果按级别确定地位，学校不是因级别不同而地位不同？而且有多少级别高于学校(校长)级别的领导，会尊重学校办学？这些是在南科大推进改革中，早就应该在师生中形成的共识，成为大家共同努力的方向，可遗憾的是，南科大的去行政化改革，对外说得比较多，但对内凝聚共识少，加之在推进去行政化改革过程中，没有实质性行动，因此，南科大师生中，还有相当部分是以一所传统的公办学校，来设想南科大的未来，他们或不像首创校长朱清时那样期待南科大成为一所按全新现代大学制度举办的学校，成为中国的加州理工，而期待南科大，能跻身211，甚至985，成为一所体制内有地位的强校，最近几年来，南科大的办学者，就用985高校的数据，来评价南科大的办学进展，比如，学生录取分数，达到985高校中游水平，入选 “ 千人计划 ” 的学者数，也不输于985高校等。按照这一思路，北京大学现任副校长来担任南科大校长，会让这部分师生，觉得南科大有地位 ——— 你看，北大副校长都来南科大当校长了，这是按身份选校长，还是按实际能力选校长？这符合当初南科大举办的理念吗？新任南科大校长，如果要在南科大继续推进改革的话，应该在全校范围内进行一次全面的教育理念讨论，就南科大的改革，听取师生的意见，以达成改革的共识，南科大的梦想，究竟是继续改革，创建一所全新的大学，还是追求在体制中的地位，以北大、清华为榜样？当然，南科大的去行政化改革能否继续推进，除了新任校长的改革努力外，更关键的因素，在于ZF部门是否愿意放权，建立新型的ZF管理学校方式，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给学校更大的改革与探索空间。 (作者系教育问题专家)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评论文章大概不会成为南方科技大学的指导思想吧。我看不会。主要理由是： 第一、南方科技大学归广东省管理。“根据深圳市委意见，广东省委决定由陈十一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南方科技大学领导班子成员不归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管理。 第二、 南方科技大学归广东省深圳市管理。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对南科大下一步的发展提出四点希望。南方科技大学不会把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意见凌驾于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之上。 第三、南方科技大学有党委。南方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李铭主持会议。南方科技大学党委书记不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试验品。 第四、北京大学原副校长、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原院长陈十一正式被任命为南科大校长。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陈十一不是朱清时。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陈十一不会把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列为座上宾。 第五、陈十一原是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此次改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至少是经过教育部党组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的工作调动。不比当年聘任退休的朱清时。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不要想把陈十一当玩偶。 结论：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评论文章不会成为南方科技大学的指导思想。这一点是肯定的。南方科技大学领导班子不是轻易被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之流忽悠的。南方科技大学不再是脱缰的野马，也不会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如果还梦寐以求继续对南方科技大学发号施令，或许会被冷落不愉快。请自尊自重。 以上内容约 3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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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熊丙奇说：大学“学费整体而言其实不应该涨，而应该下降”！
大庆商江 2015-1-23 16:10
熊丙奇说：大学“ 学费整体而言其实不应该涨，而应该下降”！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完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四川省资中县人， 1990 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 1994 年毕业留校工作。他对大学学费问题有深刻感触。 熊丙奇说：大学“ 学费整体而言其实不应该涨，而应该下降”。 2014 年 08 月 19 日 ，凤凰网教育（作者：熊丙奇）《 熊丙奇：大学学费不能涨声一片 》：时隔 7 年，公办普通高校学费标准的新一轮“涨价冲动”再次到来。今年 9 月，在江苏、贵州、宁夏迈入大学校门的新生，将是三地学费标准调整后的首批承受者。相比上一年，宁夏是各地当中学费上涨幅度最高的，其文史、理科、医学等各类专业的涨幅均超过 50% 。 ( 中国青年报 8 月 18 日 ) 从已经完成学费调整的省市来看，大学学费标准绝大多数呈上扬态势，少则涨一成，多则翻一番。地方教育部门、高校涨学费的理由是办学成本上涨，学校办学经费压力大，“此前的学费标准太低”——按照国务院的要求，从 2007 起，大学学费已经连续多年没有上涨，维持在 2006 年水平——但问题是，在国务院发布“限涨令”之时，我国的学费标准已经过高，因遭遇社会舆论强烈质疑，不得不冻结涨价，现在 7 年过去，大学学费标准是不是变得“太低”，需要涨呢？其实不然。先来看看 2006 年我国发布学费“限涨令”之前的学费标准。当时，大多公立高校的学费标准是 5000 元。而当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759 元，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3590 元，学费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40% 多，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 140% 左右，相当于一个半农民的全年收入才能供一个大学生的学费（还不包括住宿费、生活费）。就是学费标准较低的宁夏，当年的学费标准也是文史类 2600 元，理工类 2800 元，这也占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75% 左右，以宁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9177.26 元）计算，最低学费标准也占到城镇居民收入的 28% 多。而从国际范围看，公立高等学校的学费标准，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是有明确的限制的，通常不能超过 20% ——比例过高，将增加家庭的学费负担，挤占其他正常开支——在美国，公立高校的学费标准在 5000 美元左右，这相当于人均收入的 1/6 （按美国人均收入 3 万美元计算）；在英国， 2006 年之前，大学学费占英国人均收入的 10% ， 2006 年之后，英国涨学费，但学费标准不超过人均收入的 20% 。与国际相比， 2006 年时我国大学的学费标准，相对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实在太高。如果再纵容学费上涨，恐成为全球大学学费最高的国家。这是国家限制学费上涨的背景。那么，时隔 7 年之后，我国大学的学费标准，是不是就很低了呢？同样以 5000 元学费标准计算。 2013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955 元，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8896 元，大学学费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18% ，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 56% ，就拿宁夏未涨价之前的学费标准计算，也占农村人均纯收入的 29% 。由此可见，我国大学的学费标准还是很高。 当年笔者就曾指出，学费不是不要涨的问题，而应该降下来 ，我国没有降，而是等着居民收入增长，来降低学费占收入的比例。现在居民收入提高了，但学费支出比例还很高，学费上涨遭遇质疑是在意料之中的，按照各地学费上涨的幅度，我国大学的学费标准，很快会恢复到 2006 年的高比例水平—— 从居民实际收入看，学费整体而言其实不应该涨，而应该下降 ，只有少数学校、少数专业学费标准比较低，可以进行适当上调，但不能超过居民可承受的范围。 我国应明确限定大学学费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在限定大学学费占居民收入比例之后，学校动辄涨学费的冲动才会得到遏制，也才会真正开源节流——在政府拨款之外，通过社会募捐增加学校办学经费来源，同时把办学经费用到刀刃上，不能挥霍、浪费、挤占。目前，公众反对大学学费上涨，还有一个原因是大学的办学开支并不透明，如果大学精兵简政（砍掉不必要的行政机构、减少行政人员），精打细算（科学决策、控制三公消费、减少铺张浪费、把钱用到提高教学质量上），并不存在大学所说的成本压力过大的问题。如果大学能交出一本透明的账本，告诉大家每一笔开销，按照目前的收支情况入不敷出，那么，在居民可承受范围内，可以一定程度提高学费，而超出居民承担能力，则应该由政府拨款、社会募捐等解决。这才是合理的大学学费定价机制。 2014 年 8 月 22 日 ，财新网】（记者 石睿）《教育部：上调高校学费“居民可承受”》： 2013 年开始，已有天津、江苏等 9 个省份上调了高校学费标准，目前，浙江、广东、等 6 省也启动了调整收费标准的程序。教育部表示，学费上涨“在城乡居民可承受范围之内”，称上调学费的高校将加大对学生的补助力度，并逐步公开“学校的所有经费收支”。【上调学费“居民可承受”】根据教育部统计，各省不同专业学费上涨幅度不尽相同，涨幅多在 20%-35% 之间。在已经调整高校学费标准的 9 个省份，调整后，一般专业的学费在 4000-6000 元之间，艺术类专业在 7000-12000 元之间。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 财新记者介绍，确定大学学费的标准关键有两个，一是，高等教育生均成本是多少；二是，受教育者分摊成本的比例，对于第二点，国外通常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不高于生均成本的 20% ，二是不超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20% ，两者取最少值。 熊丙奇 特别强调，确定学费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是为了防止过高的学费，挤占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开支，加重家庭的教育负担”。教育部财务司负责人介绍， 2013 年，中国公办普通本科高校生均学费为 5775 元，占城镇家庭户均收入的比例为 7% ；占农村家庭户均收入的比例为 17% ，“总体来看，目前的收费水平基本在城乡居民可承受范围之内”。但是，就个别省份来看，实际情况并不乐观。以宁夏为例， 2013 年，宁夏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4566 元，学费调整之后，文史类新标准 4000 元，超过人均可支配收入 27% ；理工类新标准 4400 元，占比超过 30% ；艺术类新标准 8000 元，占比近 55% 。【部分学费收入用于加大学生补助】因此，在学费上涨导致家庭负担变大的情况下，保证贫困学子顺利完成学业十分重要。教育部财务司负责人表示，目前，从学前教育到研究生教育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已基本建立，“从制度上保证了不让一个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据悉，目前，高校的资助政策共有 9 种， 2013 年，全国普通高校学生资助金额为 574 亿元，较 2006 年增长约 3 倍；其中财政投入达到 288 亿元，比 2006 年增长 10 倍；生均资助经费达到普通本科 1848 元、高职高专 1071 元，比 2006 年增长了约 3 倍。同时，已调整收费标准的省份要求，学校从学费收入中提取一定比经费，加大对学生的补助力度。如宁夏将高校学费收入中用于学生资助的比例从 10% 提高到 15% ；天津市规定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 6% 资助经费，提取 2% 的经费稳定高校食堂饭菜价格。【 14 年首次大规模上调高校学费】实际上，此次学费调整是 2000 年以来，国内各省首次大规模上调高校学费标准。 2001 年开始，每年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都联合发文，要求学校收费标准保持稳定。 2007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规定五年内各级各类学校收费标准保持稳定。但五年限期一过，各地高校新一轮学费上涨就此开始。熊丙奇表示，随着办学成本增加，学费上涨有其合理性，但如此大幅度的上涨，“高校必须给学生、家长交出一本透明账单”。【逐步公开学校所有经费收支情况】教育部表示，高校收费标准调整要经过价格部门审批，根据 7 月发布的《高等学校信息公开事项清单》，高校的财务、资产和收费信息都要按规定公开，同时，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预算公开的要求，在公开内容上要进一步细化实化，专项资金要公开到具体项目。教育部财务司负责人强调，将“逐步把学校的所有经费收支情况向师生、社会公开，主动接受监督，保障学生家长对财政经费、学费收入等经费使用情况的知情权”。 2002 年，中国建立了教育收费公示制度，规定各级各类学校的所有收费，都要向学生和社会进行公示； 2013 年，教育部推动 75 所直属高校公开学校 2013 年度预决算信息；今年，教育部集中公开了直属高校 2014 年度预算信息。■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说：大学“ 学费整体而言其实不应该涨，而应该下降” 。但是，结果如何？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1998 年 8 月 29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第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1998 年 8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 号公布，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第五十四条规定： 高等学校的学生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学费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补助或者减免学费。 1996 年 12 月 16 日 ，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颁布《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教财 101 号）：第三条规定：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向学生收取学费 。第四条规定：学费标准根据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一定比例确定。不同地区、不同专业、不同层次学校的学费收费标准可以有所区别。教育培养成本包括以下项目：公务费、业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教职工人员经费等正常办学费用支出。不包括灾害损失、事故、校办产业支出等非正常办学费用支出。第五条规定：学费占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和标准由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共同作出原则规定。在现阶段，高等学校学费占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２５％。具体比例必须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和群众承受能力分步调整到位。 事实上，法律明确规定： 高等学校的学生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学费。 学费该不该涨，以政府主管部门决定，不是由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说了算。就这么简单。 建议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不该你管的事情，你没有必要多嘴多舌。你说是吗？ 上述内容约 3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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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23 14:15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见到“宝马”轿车就眼晕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百度百科》介绍，宝马公司创建于 1916 年，总部设在德国慕尼黑。 BMW 的蓝白标志宝马总部所在地巴伐利亚州州旗的颜色。 80 年来，宝马汽车由最初的一家飞机引擎生产厂发展成为以高级轿车为主导，并生产享誉全球的飞机引擎、越野车和摩托车的企业集团，名列世界汽车公司前列。宝马也被译为“巴依尔”。宝马汽车为德系三大豪华品牌之一，宝马的车系有 1 、 2 、 3 、 4 、 5 、 6 、 7 、 i 、 X 、 Z 等几个系列，还有在各系基础上进行改进的 M 系（宝马官方的高性能改装部门）。宝马 X6 M 报价 219 万元。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见到“宝马”轿车就眼晕。在议论 打破“大锅饭”话题时，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也没忘了“宝马”轿车。 2015 年 1 月 16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打破“大锅饭”，还要提防资源争夺战》： 从 2015 年 1 月开始，复旦大学各个院系将不再吃“大锅饭”、等待学校资源的“计划分配”，它们将自己拿出人力资源、学科发展等规划，“凭本事吃饭”。学校层面将根据各个院系自己制定的规划，给院系配置经费、人力等资源。（《中国青年报》 1 月 13 日 ）复旦打破院系“大锅饭”，给学院更多的自主权，同时，在院系间引入竞争机制，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可以防止各种权力过度集中在学校层面，影响学院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学院根据本学科的特点，按照学科规律制定发展规划，毕竟各学科有不同的发展规律，在学校层面上用同一标准规划不同学科，用一个指标考核不同学科的教授，也不尊重学科发展规律。从复旦推进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看，这是实行“院为实体”的改革，其要义是发挥二级学院的主体作用，激发它们的办学活力。对这一举措，有一些问题，需要在改革中引起注意。首先，将学校权力下发给学院，给学院更大的财权和人事权，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是去行政化。一些舆论把校级层面的权力下放给学院，解读为学校校级机关的职权减少了，有利于推动教育和学术去行政化，从表面上看是如此，但如果学院内部，在配置资源时，依旧由行政主导，而不是发挥学院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的作用，那么，学院层面的行政化问题不但不会缓解，反可能加剧。近年来，一些学院发生的财务和人事纷争，已暴露出这一问题。推进学校、学院去行政化，最根本的是实行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分离，不论在学校层面还是学院层面，都应该如此。其次，鼓励院系竞争有必要，但要有效平衡院系之间的竞争与合作，防止院系因资源差异制造教授间过大的收入差异，并避免院系利用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牟利、弄小金库。近年来，媒体对高校教授的收入情况多有报道，有的学院由于专业硕士招生规模大、培训业务红火（如经管学院），或者课题经费多（如理工科院系），教授收入普遍较高，而有的学院（如人文社会学科院系），基本上负责学校公共课教学，且课题项目不多，于是教授收入很低。 在高校有开宝马的教授，也有只能骑自行车上班的教授。这种教授间过大的收入差距，不利于学校整体发展。 这种差异，并非教授个体不努力，而是因学科差异所致。如果学校不考虑到这种情况，在学校层面进行平衡、统筹，那么，就会出现“有资源就是老大”的局面。那些资源匮乏的学院、学科，就会在这种资源的争夺中逐渐衰落。从国外一些大学的办学经验看，不同学科的教授，收入待遇有一定的差距，但不会像我国高校的差异这么大。而且，学校对所有教授都实行年薪制，并不要求教授拿课题、经费、发表的论文来兑现津贴、奖金。这让教授能把更多的时间、精力用到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中，而不是用到资源争夺战中。打破院系“大锅饭”，避免陷入“资源争夺战”，最根本的一点是，学校办学要摆脱功利化，不能急功近利追求眼下的办学政绩、办学成果，而需要对教育、学术实行同行评价，不是基于资源来评价一名教授，而应该基于真实的教育、学术能力和贡献来评价。同样，对于一个学院，也不能简单的把任务确定为申请多少课题、发表多少重要论文，并把这些与资源挂钩。简单地把“任务”与“资源”挂钩，会加剧学校办学的急功近利，和办一流大学的目标背道而驰。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见到“宝马”轿车就眼晕。可以说，大学教授上班采用什么交通工具，不能说明大学教授的收入差距过大。 第一、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应当知道，大学教授参加工作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博士学历，参加工作 10 年以内有望评为教授。有的人大学专科毕业，参加工作 30 年才评为教授。工龄长的、评上教授时间长的收入会多一些。 第二、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应当知道，大学教授的家庭成员收入是不一样的。有的大学教授的配偶是经商的，有的大学教授的配偶是公务员，有的大学教授的配偶是家务为主。教授们的家庭收入不可能一般齐。教授家庭收入是多元化的。熊丙奇的主要收入来源大概是著书立说、写评论文章、高考咨询收费等。基本上自己养活自己。 第三、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应当知道，大学教授的收入在使用方向上不尽一致。有的大学教授的积蓄用来炒股票，有的大学教授的积蓄用来买楼房，有的大学教授的积蓄用来出版著作，有的大学教授的积蓄用来买小轿车。买小轿车的教授未必是收入最高的。 第四、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应当知道，大学教授的住房条件不尽一致。家离学校远的或许开车、坐地铁、坐公共汽车等，家离学校近的可能骑自行车。住在学校院里的干脆步行上班。买小轿车的教授未必是最幸福的。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用开宝马轿车上班和骑自行车上班说明教授收入差距，只能算是直线型思维方式。 就凭这件事，我相信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 以上内容约 2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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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熊丙奇主张“明确ZF与学校关系”目的是使公办大学成为独立王国
大庆商江 2015-1-21 04:05
熊丙奇主张“明确政府与学校关系”目的是使公办大学成为独立王国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 1998 年 8 月 29 日通过，国家主席令第 7 号公布，自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第十三条规定：国务院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高等教育事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高等教育事业，管理主要为地方培养人才和国务院授权管理的高等学校。第十四条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管理由国务院确定的主要为全国培养人才的高等学校。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高等教育工作。 读完以上文字，读者应该知道政府与公办高等学校的关系。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披着“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外衣不学法不知法（或者不懂法不守法），竟然提出“明确政府与学校关系”，居然还振振有词。举证如下： 2012 年 01 月 25 日 ，《南方都市报》《熊丙奇：高校冠以“国立”，明确政府与学校关系》：如果高考录取率过高，该地区当年将不再新增设高校。教育部日前公布《十二五期间高校设置工作意见》， 2015 年前增设的高校数量将明显少于“十一五”期间。高校更名也将严控，不仅严格控制“学院”更名“大学”的数量，而且农、林、师范院校更名不得“去农林师范化”，同时高校不能冠以“中国”、“中华”、“国家”字样，且不得以个人姓名命名，不能使用学校所在省（区、市）以外的地域名。（《北京日报》 1 月 21 日 ）过去 10 年，我国高等教育上演了“大扩招”、“大合并”的大戏，很多大学在这幕大戏中，升格、更名，高等教育的体量迅速扩大，一些学校也貌似在升格更名中提高了学校办学层次，可是，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结构在这样的快速发展中，却与社会需求脱节，造成事实上的大学生就业难，而大学也在追踪高大全“千校一面”，失去自己的特色。教育部表示要严控升格、更名，表明已注意到这一问题。但解决这一问题，并不是靠“严控”所能为———我国所有大学的升格、更名，都是要经过教育主管部门审批的，也就是说，此前的“升格风”、“更名潮”，是主管部门主导的结果，而现在的严控，采取的还是行政方式，要让学校能够根据自己的办学定位，办出特色， 应该改变的正是这种政府办学方式 。此次教育部强调高校冠名不能有“中国”、“中华”、“国家”等字样，是为了防止一些学校拉虎皮作大旗。但在笔者看来，大学之所以热衷搞排场，迎合的是当前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以及各种行政评价给大学确定的各种外在指标，这与大学征地搞几千亩的大校园，建豪华校门是一个道理。要让大学把精力用在办学之中，笔者的建议正好相反，应该在新一轮的教育改革中，在大学校名中出现“国立”、“省立”等字样，以明确政府与学校的关系。目前对于国家举办的重点大学，有一种称谓是“部属”大学，这形象地表明了大学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即是政府部门的“下属”，所以大学的财权、人事权被掌握在政府部门也就合情合理，这样的大学当然难以有办学自主权，一切办学得听上级指挥。而作为国家举办的大学，应是“国立”，政府与其的关系是，政府部门必须履行作为举办者的投入责任，但却不能把大学作为隶属的机构，直接参与大学的办学，这样的大学，相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是独立的。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由国家投资举办的高校，基本上都称为“国立”，诸如“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交通大学”，等等，这体现的就是现代大学制度中，政府和学校比较合理的关系。根据我国 2010 年 7 月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要实行以政校分开、管办分离为核心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建立新型的政府和学校的关系 。落实这样的改革精神，将“部属”大学更名为“国立”大学，将“省属”高校，更名为“省立”大学，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这 至少从学校的名称上改变了政府和学校之间的关系 ，有助于政府明确自身的职责，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增加学校办学的独立性。当然， 仅有名称的变化远远不够 ，现在的武汉大学校门，就有“国立武汉大学”的字样，但很显然，此“国立”只是恢复了过去的门匾，却还没有改变“部属”的性质。作为“国立”的大学，由于 政府不能参与学校的办学 ，因此，其校长由国立大学的校董事会（或理事会）遴选产生，学校的学科、专业、课程设置，由教授会说了算，学校也拥有自授文凭、学位的权力，在这种办学环境中，大学不会再追逐急功近利的政绩，也难制造形象工程———教授和学生会参与学校办学决策，监督行政把精力用到办学的正道上———而会形成自己明确的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这也是我国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不少引起世界关注的现代大学的原因，西南联大就是其中杰出的典范。 （熊丙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主张“明确政府与学校关系”目的是使公办大学成为独立王国。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扬言“ 至少从学校的名称上改变了政府和学校之间的关系”；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提出“ 应该改变的正是这种政府办学方式”；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强调“ 政府不能参与学校的办学”。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应当知道，中国是法治社会，不容许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以言代法。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必须依法办事。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更不能例外。 这几年，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等人通过媒体以教育为平台肆无忌惮地对党和政府发泄了大量不满情绪。如今，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 熊丙奇等人应该歇歇了。别再张牙舞爪了。行吗？ 以上内容约 2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发现新闻出版单位过度吹捧熊丙奇，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电话： 010-65212870 、 010-65212787 国务院新闻办联系方式 总机：（ 8610 ） 86521199 记者联络室：（ 8610 ） 65592311 总值班室电话：（ 8610 ） 65592731 传真：（ 8610 ） 65592364/ （ 8610 ） 6559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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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中国青年报》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演讲台
大庆商江 2015-1-17 10:13
《中国青年报》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演讲台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百度百科》介绍，《中国青年报》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报，是以中国各族青年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和干部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全国性综合日报。《中国青年报》设有要闻、经济、特别报道、教育科学、法治社会、国际、体育、摄影等新闻版面；设有中国新闻名专栏冰点周刊和军事周刊、创业周刊、文化周刊、阅读周刊、汽车周刊、旅游周刊等系列周刊；有青年话题、青年调查、青春热线、共青视点、大学生村官、青青校园、青年企业家、职业教育、数字青年、屋檐下、思想者等具有青年特色的版面。毛泽东同志为中国青年报题写了报名。 中国青年报作为中宣部直管的中央级大报，以“推动社会进步，服务青年成长”为己任，服务一代又一代的青年。 2006 年，时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熊丙奇在博客上公示：“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中国青年报》多次说熊丙奇是“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使读者感到，熊丙奇涉嫌以假乱真、鱼目混珠、狐假虎威、滥竽充数。或许熊丙奇自认为比一般教授更像学者。 2014 年， 时任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的熊丙奇在博客上公示：“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以证明此前媒体称他为交教授，不是他本人的过错。如此，《中国青年报》错责自负。 多年来，熊丙奇把《中国青年报》当成自己的演讲台，大秀演讲本领。举证如下： 2006 年 2 月 20 日 ，《中国青年报》（记者 李松涛）《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名校情结证明人才观落后》：“目前社会上存在的名校情结很不正常。” 高等教育问题研究学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 说， 1999 年高校开始大扩招之后，名校情结愈演愈烈。这几年还形成了新的“独木桥”：从幼儿园开始就惟“名”是从，名幼儿园、名小学、名中学，直到名牌大学。 【注：《中国青年报》授予熊丙奇为“ 上海交通大学青年教授 ”属于滥竽充数。 因为熊丙奇不是教授，是编审。】 2008 年 3 月 3 日 ，《中国青年报》《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办学成本增大，公信力下降 熊丙奇剑指中国高校行政化弊端》：在刚刚举行的《深入推进教育公平》 2008 版教育蓝皮书新书发布会上， 上海交通大学青年教授、教育问题专家熊丙奇 结合近年来，尤其是 2007 年发生的相关教育事件，针对高校行政化问题做了主题发言。 【注：《中国青年报》授予熊丙奇为“ 上海交通大学青年教授 ”属于鱼目混珠。 因为熊丙奇不是教授，是编审。】 2008 年 12 月 19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追求输赢的教育是反教育的》：在有输赢的教育中，每个受教育者都是最后的输者。 2009 年 6 月 22 日 ，《中国青年报》（记者 王俊秀 张国）《教授建议：杜绝舞弊应淡化升学率之争》：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 对记者说，目前地方政府对高考舞弊的查处缺乏力度，关键在于高考成绩成了官员政绩的一部分。 【注：《中国青年报》授予熊丙奇为“ 上海交通大学青年教授 ”属于以假乱真。 因为熊丙奇不是教授，是编审。】 2011 年 8 月 22 日 ，《中国青年报》（记者 邱晨辉）《生源危机袭来 民办高校难逃破产——专访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针对生源危机，学校、教育行政系统是否作好了相应的准备？这一危机对高校尤其是高职高专、民办高校在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方面又有着怎样的影响？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专访了 著名教育学者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注：《中国青年报》根据什么确认熊丙奇为“ 著名教育学者”？ 】 2011 年 11 月 5 日 ，《中国青年报》（记者 雷宇 实习生 邹春霞）《“底薪”太少逼得教授变“销售”》：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教授 对中外高等教育颇有研究。他介绍，高校教师在一些发达国家属于中高收入群体，但我国高校教师从整体上来说，远未达到这一水平。 【注：请问《中国青年报》：熊丙奇怎么成了教授？他是编审，不是教授，白薯不能混同红薯。】 2011 年 11 月 8 日 ，《中国青年报》（记者 雷宇 实习生 邹春霞）《“年薪制”能否把教授拉回讲台》： 知名教育学者 熊丙奇认为，“工资 + 自己创收”的大学薪酬制度，带来的严重问题是功利学术以及所有教师对教学任务的淡漠，每个人都为五斗米而折腰，为创收不择手段。这种薪酬模式不变，最大的危害就在于，无论国家再怎么增加教育投入，也不可能让教师安心大学立身之本的教育事业，因为“创收是无止境的”。 【注：《中国青年报》根据什么确认熊丙奇为“ 知名教育学者”？ 】 2011 年 11 月 27 日 ，《中国青年报》（记者 桂杰 实习生 艾瑞红）《熊丙奇：发出批评之声是学者应有义务》： “我不是博客控，而是‘教育问题控’。”在日前举行的全国教育博客论坛上， 一向爱针砭教育时弊的熊丙奇 进行了这样的自我评价，“关注中国教育，推动教育体制改革，把自己对教育改革的观点写出来，这是我现在生活和工作的最大兴趣。” 2011 年 12 月 1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严峻就业形势逼部分高校狠抓考研率》：在笔者看来，近年来考研人数的增加，最为重要的原因，其实是二本、三本院校毕业生逐渐成为考研的主力军，而这一群体，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 【注：事实是，一本院校毕业生才是考研的主力军。】 2012 年 5 月 24 日 ，《中国青年报》（记者 向楠）《熊丙奇：职称评审不去行政化 大学这条船迟早撞上冰山》：近期，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教授 ，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行政化是当前大学职称评审的病根所在。想要改革大学职称评审制度，应以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为前提。 【注：《中国青年报》根据什么认定熊丙奇为“教授”？狐假虎威吗？】 2012 年 5 月 25 日 ，《中国青年报》（记者 王磊）《大学排行榜可信否？中科大武书连论战》： “关于大学排行榜的学术讨论是一个正常的学术研究过程，有助于大学排行榜公信力的建设，促进其进一步完善发展。 ”国内著名教育学者 熊丙奇日前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 【注：《中国青年报》根据什么认定熊丙奇为“ 国内著名教育学者” ？肉麻！】 2013 年 9 月 15 日 ，《中国青年报》（记者 桂杰）《熊丙奇：对学术不端行为应当“零容忍”》：日前，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人物档案 熊丙奇，教育学者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2013 年 3 月 18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政府须再接再厉攻克职教改革难题》：概而言之，过去 10 年来，我国基本上解决了职业教育的数量问题，接下来更关键是质量问题，我国于 2010 年颁布的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指出，“到 2020 年，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推进改革。这是新一届政府需着力攻克的难题。 【注：听说话的口气，读者或以为熊丙奇是中国政府首脑以上的大官。】 2014 年 2 月 14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高考改革方案的“概念化”误读》：只有打破集中录取制度，这些问题才能迎刃而解，这就要按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到的高考改革思路，推进考试、招生相对分离，离开了招考分离，高考科目改革、分值改革，都没有多大实质价值，我国过去 10 多年的高考改革实践已充分证明，招考分离才是改革的出路。 2014 年 2 月 19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取消国家重点学科审批的“后顾之忧”》：可以预见，取消国家重点学科评审之后，如果不淡化学科评估的行政色彩，学科发展、建设的行政化问题，就将继续存在。 2014 年 2 月 25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防止新一轮大学学费“报复性上涨”》：随着办学成本增加，大学学费增加，这并非不可，但学费增加要明明白白，同时要考虑学生的实际承受能力，不能把不合理的办学开支、政府应该履行的投入责任，都转嫁到学生身上。 2014 年 2 月 26 日 ，《中国青年报》（记者 高四维 实习生 张宇）《从 68 万被冒领透视科研经费管理积弊》：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对中国青年报记者称：“科研经费贪腐的核心问题是权力问题。”“从科研项目的立项，到学术研究的具体执行、财政拨付、监督，都是行政部门在主导，基于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科研资源分配，而并不是按学术标准来配置，往往就有人情因素、权力交易等。” 2014 年 3 月 21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高考改革的重点是尊重学生选择权》：高考改革的重点应该是改革录取制度，只有以扩大受教育者权为核心深化高考改革，高校招生腐败的土壤才能逐渐铲除，也才能重树高校的招生公信力。 作者：著名教育学者 熊丙奇 【 注： 《中国青年报》认定熊丙奇为“ 著名教育学者” 是胡扯淡。 】 2014 年 3 月 24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对独立学院的独立不能人为设置障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这实在需要教育部门好好思量。 2014 年 3 月 25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地方本科院校如何转高职》： 要加快构建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必须打破学历导向。最重要的一点，是取消高考录取的批次，实行各类教育、学校自主招生。 2014 年 3 月 26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图书馆不是用来评估的》：从 2012 年起，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已达 GDP 的 4.28% ，近年来教育投入也持续增加，要让教育投入产生实效，必须改变粗放式教育经费的使用方式，积极改善教育的软环境，让教育投入真正发挥作用。 2014 年 3 月 28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北大清华会认可技能型高考吗》：我国高校的办学定位之所以模糊，根源在学校没有办学自主权，而是根据行政计划、部署办学。 2014 年 4 月 9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经历≠学历 处理学术不端要有基本常识》： 为了捍卫学术的纯洁，学术委员会应该严肃对待这起涉及校领导的学术不端争议，真正发挥独立进行学术评价、处理学术不端的作用，给出具有学术公信力的说法。 2014 年 4 月 12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逃离工科”是谁的问题》：笔者赞成政府出台优惠政策，鼓励高校举办工科教育，提高工科教育质量，却不希望政府直接介入干预学校办学，如果不解决大学的行政化、功利化的问题，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大学盲目听命行政安排增加工科教育体量，只会加快工科教育质量下滑，把更多好的布料弄成墩布，这样的大学教育很难和社会需求形成良性循环。 2014 年 4 月 30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校长“亲吻小猪”获赞说明什么》：如果大家都等待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没有任何自下而上的行动，自上而下的改革从而何来？ 2014 年 5 月 8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互联网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教育革命》：从我国过去 20 年的实际情况看，虽然互联网一定程度改变了教与学的方式，也拓宽了学生获得教育资源的渠道，但是，互联网并没有带来教育革命，社会整体的教育模式、学习模式并没有根本改变。 2014 年 5 月 13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大学师生要敢于对“潜规则”说不》：要推进我国教育改革，真正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的教育管办评分离，需要行政部门壮士断腕的勇气，也需要一线师生争取教育权、学术权的骨气。 2014 年 5 月 28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自主招生复查教育部门别越位》： 政府部门的职责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只有政府回归本位，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并监督学校建立确保自主权得到有效使用的办学制度，才能调整政府管理学校的模式，提升学校的现代治理能力，回应社会对高校能否用好自主权的关切。 2014 年 6 月 6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给大学新生查艾滋太简单粗暴》： 我赞成网友的意见。河南省教育厅将艾滋病检测纳入新生入学体检，是违法侵犯学生隐私权、平等受教育权之举，这一规定必须取消，并追究教育行政部门的违法责任。 2014 年 6 月 11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高校不该靠交易获得社会捐赠》：其实，真正关心教育、关注大学发展的捐赠者，对大学用教育资源、学位资源、学术资源去谋求社会捐赠的做法，会十分反感——捐赠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办学，可这种做法是伤害办学。 2014 年 7 月 8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高考改革，成败就在“一步之间”》：如前所述，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就是对自主招生腐败最有力的监督，与此同时，还要推进教育去行政化，要求高校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实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成立独立的招生委员会。 2014 年 7 月 16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李鬼大学”何以招摇过市》：这是不理解背后的逻辑关系所产生的误判，因为有国家授予文凭，因此大家看重文凭，进而有文凭造假、贩卖文凭问题，如果文凭不再由国家授予，文凭本身不值钱，评价一个人要看能力和素质，还会有多少人去买一张假文凭？ 【注：熊丙奇利用《中国青年报》诟病国家文凭授予制度。】 2014 年 7 月 22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拜托，别再发布初次就业率》：目前，统计和发布初次就业率是高校和教育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从保证数据的公信力出发，这一工作其实不应该由高校进行。 2014 年 8 月 5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是谁制造了教育的户籍歧视 -- 关于我的新书《教育公平·让教育回归本质》》：我的新书《教育公平·让教育回归本质》，就试图面对当今我国教育公平的现实困惑。这本书，涉及随迁子女入学、异地高考，义务教育均衡，职业教育及民办教育被歧视，以至高考加分腐败、自主招生的潜规则等。我希望能从制度、机制着手，寻求治本之策。 【注：《中国青年报》为熊丙奇的新书《教育公平·让教育回归本质》变相做广告，目的是促进“畅销”。】 2014 年 8 月 19 日 ，《中国青年报》《谁理解“听话”孩子的内心世界》：调查显示，我国问题青少年中，留守儿童占了很高的比例，这不得不说是教育缺失之祸。 2014 年 8 月 22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不要回避明星吸毒这个话题》：马上要迎来新学年，希望学校教育不要回避明星吸毒这个话题，可以采取主题活动的方式，让所有学生自由表达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进而引导他们理性看待围绕明星吸毒的各种纷争，包括社会舆论中存在的吸毒是个体自由、吸毒合法化等观念，帮助青少年树立起对吸毒的正确的认知。 2014 年 8 月 29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科研经费应由行政监控转向学术管理》：我们几乎所有大学，都把科研经费分为纵向课题 ( 来自政府部门 ) 与横向课题 ( 来自企业和社会机构 ) ，其中，纵向课题被视为重要科研成就，横向课题则关注课题经费。 2014 年 9 月 2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自由办学才能消除超级中学》：超级中学现象当然要治理，但治理超级中学的思路，不是强化政府管理，而应该让所有中学自由办学，通过自由办学，形成中学多元办学，给学生更大的选择空间，才能防止一校独大。 2014 年 9 月 3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谁制造了开学的悲剧》：但遗憾的是，我国的教育，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都不太重视生命教育。 2014 年 9 月 10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高考后自主招生方案应尽快公布》：对于高考后的自主招生，我国教育部门和高校应按照考试招生分离的要求，积极尝试，并尽快向社会公布方案。 2014 年 10 月 28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衡水中学的现实与未来》： 衡中重视高考成绩，这是中国教育的现实，但现实不代表未来。衡中要拥有更好的未来，必须思考在目前的办学基础上，怎样推进改革。 2014 年 11 月 5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教学科研问题不能被表象迷惑》：我国学术管理的实质问题是严重的行政主导，对学术经费使用实行行政监管，学术研究预算由行政部门审批，执行预算由行政监控。这貌似很严格，却违反学术规律，限制了学术研究活动，诱使学者把精力用在折腾经费上。 2014 年 11 月 11 日 ，《中国青年报》《上海春季高考为何能“起死回生”》： 上海春季高考的重新激活，对高考改革的启示是，改革者走弯路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从走弯路中吸取教训，或者干脆不再改革。 2014 年 11 月 25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清华博士当电工有何不可？》：当前社会评价人才是否“大材小用”，用的是学历与就业画等号的传统思维，什么学历就应当到什么职业岗位就业，如果就业岗位低于社会预期，就是“小用”或者“教育浪费”、“人才浪费”。 2014 年 12 月 8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从清华博士当电工看教育的双重价值》：在我国，当前，读书的功利价值还远超过非功利价值，因此大家习惯用功利价值来分析教育的发展和受教育的选择，但这很不全面，甚至会把教育引入功利的死胡同——当功利价值无法实现时，教育就变得毫无价值。教育的健康发展，应该非功利价值为体，功利价值为用。 2014 年 12 月 16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先就业还是先考研》：先就业还是先读研的困惑，不仅是学生的困惑，也是我国整个社会从学历社会转型为能力社会过程中的困惑。 2015 年 1 月 14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谁说乡村学校没条件搞素质教育》：近年来，对于经济不发达地区学校、乡村学校办学，有一个说法是，能让孩子提高分数，进入更好的大学“改变命运”才是王道。因为现实的升学考试制度，就是用分数评价、选拔学生。 2015 年 1 月 26 日 ，《中国青年报》《熊丙奇：打破“大锅饭”还要提防资源争夺战》：简单地把“任务”与“资源”挂钩，会加剧学校办学的急功近利，和办一流大学的目标背道而驰。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 《中国青年报》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演讲台。《中国青年报》有时以主持人的身份推介熊丙奇。多数时间是熊丙奇借用《中国青年报》的一席之地自娱自乐。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没有秘书，演讲稿是自己写的。虽然说计算机是他的助手。但是大脑是他自己的。仅 2014 年，熊丙奇在《中国青年报》“演讲”达 30 次。熊丙奇不容易啊。 以上内容约 7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发现新闻出版单位过度吹捧熊丙奇，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电话： 010-65212870 、 010-65212787 国务院新闻办联系方式 总机：（ 8610 ） 86521199 记者联络室：（ 8610 ） 65592311 总值班室电话：（ 8610 ） 65592731 传真：（ 8610 ） 65592364/ （ 8610 ） 6559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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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15 18:04
熊丙奇怂恿南方科技大学首批学生拒绝参加高考罪责自负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百度百科》解释，高考，是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简称，中国（港、澳、台除外）最重要的入学考试。由教育部统一组织调度，或实行自主命题的省级考试院（海南省为考试局）命题，每年 6 月 7 日、 6 月 8 日为考试日，部分省区高考时间为 3 天。高考是考生选择大学和进入大学的资格标准之一，也是国家教育考试之一。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不务正业，披着民办非盈利组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的外衣，擅自介入南方科技大学招生事务，怂恿南方科技大学首批学生拒绝参加高考。万一这批学生中有人毕业后就业不被用人单位承认学历，将埋下潜在隐患。应当说，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俗话说“打酒，朝提着瓶子的人要钱”。 众所周知，驾驶员不能无照驾驶。不管你驾驶技术多高，无照驾驶就是违法。与此同理，上大学必须参加资格考试。学生水平再高，不参加国家规定的考试，恐怕不能承认学历。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已经戴过博士帽。对此基本常识不应当视若罔闻。说严重点，熊丙奇怂恿南方科技大学首批学生拒绝参加高考属于明知故犯，罪责自负。举证约 9000 字如下： 2011 年 5 月 31 日 ，《成都晚报》（记者 田芳）《南科大 45 名学生拒绝参加高考 院士授课受欢迎》：一周后，高考在即，南方科技大学的今年首批入学的 45 名学生，是否参加高考的争论闹得沸沸扬扬，南科大校长朱清时也再次成为媒体聚焦的中心点。据公开资料显示， 28 日在合肥参与第十一届全国量子化学会议的朱清时回应此事说，纳入高考轨道这一举动将颠覆南科大树立的“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改革核心。而身在南科大的学生们又是如何看待此事呢？昨日成都晚报记者电话采访了该校 45 名学生中唯一的四川学生——成都七中郄博宇，他态度坚决地说，我们 45 名同学都不会参加高考。【 学者熊丙奇分析 】教育部要让南科大学生参加高考？在南科大的招生网页上，还挂着今年的招生说明，“……经我们的考试、面试后春季开学，不需要再参加高考。”南方科大不按惯例招收学完高三的高中毕业生的目的，网上说明是为了“让学生有更多的选择……同时可避免高三一年纯粹的考试训练对高素质、原生态学生创新能力和学习兴趣的扼杀。”今年春季入学的首批 45 名学生，都已经办理入学手续，经历了 9 周的大学学业生涯。首批学子当初放弃高考，通过南科大自主招生进入大学，不曾想最近又遇波澜。据公开资料显示，在 5 月 27 日 上午举行的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表示，教育部支持南科大的教改探索，但任何学校的改革，都必须依法办学，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以制度来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对前一天传出的南科大学生需参加今年高考的回应。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分析，从依法办学这个角度上来讲，教育部实际上相当于确认了要让这些学生参加统一的考试。 2011 年 6 月 1 日 ，《新闻晨报》《 熊丙奇：拒绝高考 南科大学生有种 》：高考临近，备受关注的南方科技大学再次被推到聚光灯下。据称教育部要求其教改实验班学生必须全部参加高考。 5 月 30 日 ，有湖北籍学生家长表示，孩子肯定不会再回来参加高考。同日，该校实验班学生郄博宇态度坚决地说：我们 45 名同学都不会参加高考。这是近来一系列关于南科大新闻中，最令我振奋的消息。教育部门要求学生高考，可学生拒绝高考，这是需要勇气的。这批学生与他们的家长其实早已经做好不拿国家承认学历、学位而只拿南科大毕业证书的准备。既然不要国家统一承认的学历，还要参加高考干什么？从南科大推出 “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改革以来，笔者就曾推算其三种走向。其一，被纳入原有体系。先给学校计划内招生权，再给学位授予权，这样，南科大就变为和其他公办学校完全一样的学校；其二，自主招生、自授学位不被认可，南科大成为一所“计划外”招生的非学历机构，类似社会的培训班、国际班等。学生们不能获得国家统一承认的学历，毕业后不能考公务员、考国内大学研究生。但如果学校教育质量高，毕业学生被境外大学认可或世界 500 强企业选聘的可能性极大，到时，南科大的学历不被国内认可而被国际认可，将是很大的尴尬；其三，南科大的改革，得到政府的积极支持，通过推进国家《教育规划纲要》，修订国家《学位条例》，建立学位认证体系，打破传统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建立全新的政府和学校关系，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现在看来，第三种可能尚无发生的迹象，而教育部门也在极力防止南科大给自己带来尴尬，因此，正把南科大导向第一种结果。要求学生参加高考，可以视为第一步行动。在传统的理解中，被要求参加高考，这对南科大学生来说，不失为一件好事。此前有舆论就分析，拿不到国家承认的学历，对南科大学生是一种风险。而现在教育部门要求他们高考，其实是要给他们一个身份，规避这种“风险”。由于他们已被南科大录取，具体的考试结果并不重要，只是走一个形式而已。但从学生和家长的表态看，他们宁可不要文凭，也不愿苟且地获得一个身份，他们愿意承担这种“风险”。我从来不认为南科大学生不能获得国家承认学历是一种风险，恰恰相反，南科大改革最大的风险，在于他们蜕变成一所传统学校。在其办学过程中，应该警惕的是所有曾经发生在传统公办大学的落后做法，再一次被强加到南科大身上。南科大的这批学生所表现的改革意识，值得教育部门、深圳市政府和南科大办学者好好思量。尤其是意图打着不要让学生冒风险以及让南科大能更好地办学的旗号，采用传统的行政管理思维，对这所新办学校的各种新尝试施加影响，其表现出的陈旧意识，在学生面前应当汗颜。笔者注意到，南科大学生的家长对孩子在学校中的学习状态是比较满意的，一位家长说：“目前来看，女儿在那里的学习是非常充实和快乐的。”而与此同时，有南科大学生反映，学校内已有一些人用行政的方式干涉他们的学习，比如占用教学时间开会。如果属实，这种故意破坏一所大学来之不易的教学环境的做法，令人遗憾。从南科大学生身上，我们看到学生自治的力量正在慢慢兴起，而这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不可缺失的重要部分。建议朱清时校长重视这一办学力量，与学生们一起渡过眼下学校遭遇的各种改革难关。 2011 年 6 月 2 日 ，《新京报》《 熊丙奇：南科大学生拒绝高考有什么后果 》：据报道，南科大 45 名学生发公开信称拒绝高考，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很多人或许会问，学生拒绝高考会有什么后果？最直接的后果是：按照目前的教育管理制度，这批学生如果不参加高考，将不能注册，进而难以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这一后果，对学生严重吗？并不严重，因为他们报考这所学校，早已经做好不能获得国家承认学历的准备。这在学生接受采访时，已经表达得很明确。对于南科大，严重吗？其实也不严重，因为朱清时校长本人，就打算坚定推进“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朱校长期待的是，这种改革，能得到国家认可，即学校自授的学位，通过新的学历认证体系认证。而如果国家不认可，学校大不了成为一所非学历教育机构，计划外招生，按自己的教育模式培养。只要教育质量高，学历自然可以得到社会认可，包括国外大学。但是，学生拒绝高考，对于举办大学的深圳来说，后果就比较严重。依照最近刚刚颁发的《南方科技大学管理暂行办法》，深圳对南科大的定位是———“南科大以实施全日制学历教育为主。学科设置以理、工学科为主，兼有部分特色人文与管理学科，积极发展国家和区域发展需要的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这意味着，深圳对南科大的设计，绝对不是走“非学历教育机构”的道路。按照目前的高等教育管理体系，如果南科大的这批学生，在 4 年之后要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是必须要经高考这一程序的。不然，就是两年之后，教育部准备认可南科大学位授予权，也不符合法律法规。为防后患，最好的办法，就是先让这些学生补一个程序。这或许也是教育部要求南科大学生参加高考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思路，其实还反映出教育部门和深圳市，都对南科大在体制内走通“自授学位”这条改革路不看好———走通这条路，意味着《学位条例》必须全面修改，教育行政评价全部打破，真正实行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再加上深圳决定要把南科大办为学历教育机构，因此做出“急刹车”：让南科大回到传统大学成长的轨迹，对于举办者深圳来说，才最安全。所以，南科大的去向，除了朱校长和学生的坚持，现在的关键在于深圳市。如果深圳市允许南科大不走老路，宁可不要国家承认学历，而花一段时间在体制外以非学历教育机构进行探索，南科大还有继续推进“自授学位”改革的可能；并以这种可能，去倒逼教育部门按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所确定的改革，修订《学位条例》，认可这种全新的办学模式。但遗憾的是，诸多迹象表明，深圳并不打算走一条全新的改革路，还是想把南科大变为一所传统公立大学。这是近期南科大一系列变化的根源所在。在这种情况下，令人担忧的是，朱校长和他的学生们，还能够坚持多久？ 011 年 6 月 8 日，《新京报》《 熊丙奇：南科大学生拒绝高考应是“权宜之计 ”》：如果南科大的招生规模扩大，办学地位确立，则必须探索“国家统一测试 + 学校自主招生”方式，到时候学生走进高考考场，公众也不会认为是“倒退”。昨天高考首日，南科大 45 名学生在全社会的关注下，果然像他们先前的表态一样，没有一个人参加高考。对这些学生的选择，究竟该怎么看？教育界有专家提出，自主招生应该是基于统一考试基础上的学校自主。是不是由此可以推论出南科大的学生参加高考也是合适的呢？考虑教育公平和学校自主权的高考改革究竟该怎样推进？从学校的自主权分析，自主招生大致有三种境界：其一，学校完全自主。这就是考试、招生完全由学校操作。但这种模式只适合精英教育以及小规模招生。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情况下则不合适，每个学校自行考试录取，不但增加学校招生成本，也使考生疲于应付。其二，“统一社会化测试 + 学校自主招生”。在这种模式中，考试由社会机构组织，学校自主认可，想报考某校的考生自主选择参加某一考试，并以这一成绩去申请大学。美国大学的入学制度，基本上就是这种模式，可供学生选择的考试有 SAT 、 ACT 等等。其三，“国家统一考试 + 学校自主招生”。这类自主招生，考试由带有政府性质的机构组织，由行政赋予考试的权威性，所有大学的入学都要以这一成绩作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各校的培养特点自主招生。韩国与日本，就采取这种模式，体现了政府要求和学校自主的结合。南科大目前的自主招生，显然属于学校完全自主。这种模式，对于招生规模只有 50 人、没有国家承认学历的南科大来说，是适合的。对 50 个名额的招录，学校有充分的精力进行评价、测试；因“前途未卜”，也不会有权势者想着走后门。这既能充分体现学校和学生之间的自由双向选择，也不会伤及社会公平。在这种情况下， 45 名学生不参加高考，符合学校的改革现状。但从长远看，如果南科大的招生规模扩大，办学地位确立，这种完全自主模式就不合适了，必须探索“统一社会化测试 + 学校自主”或“国家统一测试 + 学校自主”方式。从我国目前的教育考试情况分析，比较适合的方式，或许还是以统一高考为基础，实施大学自主招生，即“国家统一测试 + 学校自主”方式。这就是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后，不再实行按分数和志愿先后投档录取的集中录取制度，而是学校自主确定分数要求，达到分数要求的学生自主提出申请，大学独立自主招生。这是妥善处理政府管理、学校自主、社会公平关系的比较好的选择。如果这样的改革路径能确立，即使有一天做南科大的学生要先进高考考场，公众也不会认为是“倒退”。如果实行这样的招录体系，意味着政府部门不能再给大学额定招生计划———一所学校如果按招生计划发出通知书，可能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来确认 ( 因每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 ) ，要招满目标学生数，必定要发出更多通知书———进而也意味着大学的自主权全部放开，由此，国家统一授予学位的根基就被动摇，大学必然走向自授学位。 2011 年 6 月 8 日 ，人民网《 熊丙奇：从南科大学生“被高考”谈高考改革》 ：我国要深入推进高考改革，目前比较适合的方式，是以统一高考为基础，实施大学自主招生。如果实行这样的招录体系，意味着政府部门不能再给大学额定招生计划。因此，是按照教育的规律推进这样的高考改革，还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力，拒绝这样的改革，使改革陷入一种纠结状态，这是教育部门必须面临的选择题。南科大学生参加高考是否合适？本年度高考大戏正在上演，与往年一样，高考改革又成社会关注热点。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考试制度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考试公平是底线。教育部考试中心也在积极参与。最后出台的改革方案要遵循《教育规划纲要》的精神，面向社会征求意见，还要邀请国外考试机构、评价机构进行研讨。与此同时，教育部要求南科大 45 名学生参加今年高考——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教育部支持南科大的教改探索，但任何改革首先要坚持依法办学，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而这学生 45 名拒绝参考也成为今年高考季的一大话题。南科大校长朱清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反对让学生参加高考，他说，“高考成绩好不好姑且不说，回去参加高考就是让所有人都回到体制内。这样的实验还有什么意义。”而对此，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早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自主招生是很重要，但要看自主在什么地方，考试要考，分数要有，不然你怎么判断学生质量？自主在于不同学校不同院不同系，可以设定不同的分数线，上线的学生还要进行面试，这是在政府定的规章里面，一部分的自主权。不然怎么选拔学生呢？不参加高考，自己出卷，三五个人出的题目，是不是就一定比高考命题组的质量好？我理解吴家玮先生的意思是，自主招生应该是基于统一考试基础上的学校自主。这是我一直赞成的一种自主招生模式。但是不是由此可以推论出南科大的学生参加高考也是合适的呢？考虑教育公平和学校自主权的高考改革究竟该怎样推进？ 【南科大的自主招生与自主招生的三种境界】 从学校的自主权分析，自主招生大致有三种境界。其一，学校完全自主。这就是考试、招生完全由学校操作，可称为学校完全自主。但这种模式只适合精英教育以及小规模招生。而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情况下则不合适，每个学校自行考试录取，不但增加学校招生成本，也使考生疲于应付。其二，统一社会化测试 + 学校自主。在这种模式中，考试由社会机构组织，学校自主认可想报考某校的考生自主选择参加某一考试，并以这一成绩去申请大学。其中，统一的社会化考试，靠市场竞争确立地位，为学校招生提供公平的底线，也减轻学校自行举行测试的成本。美国大学的入学制度，基本上就是这种模式，可供学生选择的考试有 SAT 、 ACT 等等， SAT 和 ACT 的成绩，是申请大学入学的基础。其三，国家统一考试 + 学校自主。这类自主招生，考试由带有政府性质的机构组织，由行政赋予考试的权威性，所有大学的入学都要以这一成绩作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各校的培养特点自主招生。我国周边的韩国与日本，就采取这种模式，如吴家玮先生所言，体现了政府要求和学校自主的结合。以此观察南科大的自主招生，就属于学校完全自主。这种模式，对于招生规模只有 50 人、没有国家承认学历的南科大来说，是适合的：首先，由于“前途未明”，学生选择这所大学尚有风险，从逻辑上分析，不会有权势想着走后门进这所大学；其次，对于 50 个名额的招录，学校有充分的精力进行评价、测试；再次，学校的办学需通过质量获得认可，不像其他学校有文凭可以回报给学生，因此，学校必然重视招生质量。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南科大首批学生并未招满，这体现了学校和学生之间的自由双向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南科大是有理由继续坚持这种自主招生模式的。但从长远看，如果南科大的招生规模扩大，办学地位确立，这种完全自主模式就不合适了，必须探索“统一社会化测试 + 学校自主”或“国家统一测试 + 学校自主”方式。从我国目前的教育考试情况分析，“统一社会化测试 + 学校自主”短期中无可能性，因为我国根本就不存在社会化的考试机构。据笔者了解，我国今年闹得沸沸扬扬的自主招生“华约”、“北约”、“同盟”联考，考试出题都是委托给国家教育考试中心——这就是高考试卷的出题机构。而就是南科大的自主招生笔试题，其实也是委托给国家教育考试中心帮忙出的。记得朱清时先生在哈佛中国论坛上透露这一消息时，香港科技大学前校长朱经武还表示质疑，认为既然要去行政化，为何还要委托国家教育考试中心出题，应该委托其他机构出或自己出。朱清时先生说，委托国家机构出题，就是为了避免对南科大招生质量不高的质疑——至少和高考出题水平一样——我当时补充回答道，我国内地除了国家考试机构外，还没有有公信力的社会考试机构。 【教育部门必须面临的选择题】 我国要深入推进高考改革，目前比较适合的方式，是以统一高考为基础，实施大学自主招生，这就是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后，不再实行按分数和志愿先后投档录取的集中录取制度，而是学校自主确定分数要求，达到分数要求的学生自主提出申请，大学独立自主招生。这是妥善处理政府管理、学校自主、社会公平关系的比较好的选择。如果建有这种模式，南科大当然可以以这种方式进行招生。而且，随着这一模式的发展，可以通过培育社会机构，推出社会化考试，也作为大学自主招生的基础。但问题是，我国还没有这样的招生体系。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实行这样的招录体系，意味着政府部门不能再给大学额定招生计划——一所学校如果按招生计划发出通知书，可能只有三分之一的来确认 ( 每个学生可以获得多张录取通知书 ) ，要招满目标学生数，必定要发出更多通知书——进而也意味着大学的自主权全部放开，由此，国家统一授予学位的根基就被动摇，大学必然走向自授学位。这样的结果，教育部门不会不知道，因此，是按照教育的规律推进这样的高考改革，还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力，拒绝这样的改革，使改革陷入一种纠结状态，这是教育部门必须面临的选择题。（ 作者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 2011 年 6 月 9 日 ，《济南日报》《 南科大学生弃考调查 》： 6 月 7 日 ，全国高考日，南科大 45 名学生无一人赴考。设在南科大校内的两间专门准备高考的考场，因无人领试卷，在开考 15 分钟之后，考试被迫取消。与此同时，南科大与教育行政部门的这场或明或暗的博弈，终于走到了最后摊牌的时刻。让南科大学生参加高考的思路，其实反映出教育部门和深圳市政府都对南科大在体制内走通“自授学位”这条改革路不看好。专家认为，此举甚至可以看出，教育部其实并不准备推进上述教改。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对记者表示，南科大的去向，除了朱校长和学生的坚持，现在的关键，其实不在教育部，而在出资办学方——— 深圳市政府。“如果深圳市允许南科大不走老路，宁可不要国家承认学历，而一段时间在体制外以非学历教育机构进行探索，南科大还保有继续推进改革的可能。”熊丙奇说。 熊丙奇认为，在政府愿意放权的前提下，尽快出台一个经深圳市人大审议，政府、教育部门、教授、学生等多方参与制订的大学章程，为时未晚。 2011 年 6 月 9 日 ，新浪网“ 熊丙奇的博客”《纠缠南科大学生高考与否，实为纠结教改真伪》 ： 6 月 7 日 是高考的第一天，备受关注的南科大 45 名学子无人参加高考。记者从南科大学生获得证实，据学生介绍，此前在南科大布置了两个考场，但是昨天并没有学生去考试。南科大校长朱清时表示，孩子们的拒考并不是对整个高考制度的否定，高考在当下比较起来仍然是唯一相对公平的选拔方式，但是不能“一刀切”，教育制度应该允许百花齐放，而南科大就是这百花齐放中的一朵小花，一颗小草。（新京报 6 月 8 日 ）教育部门要求南科大学生高考，以这样的结果告一段落，充满戏剧性。可以预知的是，好戏还在后头。回过头来审视教育部门和深圳市政府要求南科大学生参加高考，给人的感觉特别纠结。在 5 月 27 日 上午举行的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针对颇受关注的南方科技大学在教改方面的探索，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教育部支持南科大的教改探索，但任何学校的改革，都必须要依法办学，遵守国家的教育制度。这传递的其实是南科大学生要参加高考的信息。然而，要没有获得招生权的南科大在读学生参加高考，本身也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南科大没有获得 2011 年的招生权，没有上招生计划目录，学生考试之后怎么填报志愿？南科大学生中，有一些高二学生，没有取得高中毕业证书，连高考报名资格也没有，怎么能参加高考？南科大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依照考生须在户籍所在地报名参考的规定，集中在南科大高考，也属违规……教育部门或可解释这是对南科大特事特办，可无论怎么解释，要求南科大学生参加高考，都是与教育部门倡导的“依法办学”背离的。而如果依照依法办学，目前南科大的做法，倒恰恰是“依法”办学——学校没有计划内招生权，所以可以不受计划的约束，自主招生；也可以不按现行高考制度规定出牌。更重要的是，南科大本就不准备授予国家承认的学历，他们的学生招生，也就完全不受国家承认学历这一套制约了。概而言之，从依法办学角度说，南科大没有获得国家学位授予权，而“自授学位”，是违反现行《学位条例》的，而南科大自授自己的文凭却是合法的；教育部门要求南科大学生参加高考，是违规的，而让南科大朝其自主招生、自授文凭的路自由地走，倒是合法的。教育部以违规的方式要求南科大学生高考，这与南科大所做的自授学位探索不符合现行法规，不是同样的性质吗？这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法规就变成了任权力打扮的小姑娘。但为何教育部门又打着依法办学的旗号来规范南科大呢？这是因为南科大的改革，从长远看，谋求的是自授学位得到国家的认可。说得更明白一点，按照南科大的办学趋势，四年之后，这批只能获得南科大学历的学生，将给我国教育管理部门带来空间的尴尬，虽然这 45 人相对于每年 700 万可获得国家承认的学历的庞大群体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却在提醒中国教育管理制度的弊端，并告诉公众：教育部门并没有按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精神，去推进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的改革。由此可见，在对待南科大学生参加高考这一问题上，教育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也是一笔糊涂账。要摆脱这种纠结的状态，其实并不难。其一，可允许南科大做自主招生、自授学历的探索，权把它当作计划外的实行非学历教育的一所大学，这所大学与传统大学的不同，在于没有国家承认的文凭，也随之没有行政评估、行政评审，由此可以检验，没有国家各种行政评价、评审，中国能不能办出高水平的本科教育来。其二，按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精神，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全面修订，这样，眼下不是政府违规，就是学校违规的纠结就会得到全面的梳理。说到底，所谓依法办学的纠结，实质就是我国教育改革是真改还是假改的纠结，如果要真改，这些纠结会得到化解，而如果声称要改革，但却不愿意改革，本来不纠结的也变得纠缠不清了。 2012 年 4 月 24 日 ，凤凰网教育 （作者：毕威）《 熊丙奇：南科大首批学生不一定有被认可的学历 》：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教育部日前向广东省政府发出通知，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学。教育部同时要求该校遵守《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基本精神，依法办学，遵循国家基本教育制度。【大学首先需要遵守基本教育制度】对此凤凰网教育频道独家连线了著名教育学者、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编审熊丙奇。熊丙奇认为一所大学办学，首先是要遵循基本教育制度和法规，但现行的法规可能跟改革创新改革存在些许矛盾。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 》 ( 下简称刚要 ) 本身其实有提到过：高等教育创新和改革需要根据不同的时期特点，对于法规进行必要的调整和修订，这样才能够鼓励创新、鼓励改革。因此这一次南科大转正是否能够真正实现 100% 自主招生，关键还要看国家是否会真的根据《刚要》的精神，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调整和必要的修订。【 2011 年入学的首批学生不一定有国家认可学历】对于在 2011 年未通过全国统一高考进入南方科技大学的数十名学生来说，熊丙奇认为目前还很难预测他们是否能够在三年以后获得被国家和教育部认可的学历学位。但从 2012 年开始，南方科技大学正式获得教育部批准转正后， 2012 年进入南方科技大学进行学习的学生将可以获得国家承认学历。【 2012 年南科大 100% 自主招生可能性较小】根据通知，南方科技大学的学校代码为 14325 。熊丙奇预测，今年南方科技大学采用 100% 自主招生的可能性其实很小。而采用高考并且统一录取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如果南科大完全采用了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方式进行统一招生录取，那么和其他一批次、二批次的学校也就没有了区别。所以，南科大 2012 年的招生很有可能是采用参照学生 2012 年高考成绩，对于满足一定的成绩分数线以上的学生进行自主招生。这样的招生录取方式和目前香港地区于大陆招生的录取方式极其相似。对于大陆高校来说，这种方式也是一种创新，南方科技大学学习先进的招生录取模式具有改革意义。 2015 年 1 月 14 日 ，凤凰网“沧海之沙的博客”《 熊丙奇：南科大首届毕业生不能被淡忘 》：这是一场戒备森严又简单低调的毕业典礼，学校封锁了所有入口，任何人都要凭借学生学号才可进入。 1 月 9 日 ，南方科技大学举行 2015 届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首届教改实验班部分学生被授予南科大自授的学士学位。有老师透露，教改班 41 名学生中，除了两名修够学分提前毕业外，还有五名学生延迟毕业，剩下所有学生都在申请去国外名校读研。记者了解到，朱清时并未出现在毕业典礼仪式中，而新校长尚未到位。这也使得毕业典礼的环节颇为简单。 ( 羊城晚报 1 月 11 日 )4 年前南科大推出“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改革时，引起全国舆论轰动，记得当时，有不少企业家在微博上宣布，当南科大首届毕业生毕业时，自己将带队到南科大进行招聘，以此表示力挺南科大的改革。 4 年前的情景犹在眼前，而这届学生转眼毕业，引起的关注却不多，估计当初想到南科大招聘的企业家已经把这一茬给忘记了。当然，有关部门和学校可能也不希望他们的毕业再次引起关注。这场毕业典礼，本来是可以很“高调”的，因为这本可以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里程碑事件——首次由大学自主授予文凭，再由专业机构认证，由此启动我国学位授予体系的改革。但是，由于南科大从 2012 年之后，所有学生的招生都纳入计划录取，所有学生毕业时都将授予国家统一承认的文凭，因此，这批 2011 年入学的学生，也就变为硕果仅存的“自主授予学位”学生。学校选择低调为他们颁发学位，可谓用心良苦。如果很高调的为他们授予学位，有关部门可能会担心社会舆论会再次聚焦“自授学位”的改革，并质疑这一改革的成果不错——学校自主招生、自授学位，没有影响培养质量，反而提高了培养水平——为何却不再推进？低调授予这批学生学位，也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现实的写照。教育改革的调子颇高，但在现实中却是“高开低走”。可以预测，来年南科大为 2012 届毕业生授予国家统一承认的文凭，就可能比这一届高调得多。因为融入传统体制的南科大，不会再面对改革的争议，同时也可借毕业典礼，来展示其作为一所新建大学，按照传统体制内高校的评价标准，所获得的办学成绩。从一所以改革立校的大学，走到现在这样的办学局面，这是值得所有关注教育改革者深思的。首先，必须认真审视教育主管部门、地方政府推进教育改革的决心。众所周知，朱清时担任校长的五年间，改革受到现行教育管理体制的约束，可谓阻力重重，他所倡导的“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几近全告失败，而去行政化改革，也因深圳组织部门为南科大招聘局级副校长，以及原深圳公安局长担任南科大党委书记，而让公众感到很不乐观。如果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中，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还是“雷声大，雨点小”，那么，南科大将成为一所普通的体制内公办大学，不再因改革而受关注。其次，南科大是一所全新创建的大学，却缺全新的顶层设计。制定大学章程，是朱清时校长确定的任期使命之一，可遗憾的是，直到他卸任，南科大章程还没有制定。这也使得朱清时的离任，增加了南科大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且，南科大也和其他传统大学一样，出现了老校长离任，新校长却迟迟未确定的“校长空挡”，这在实行全新办学制度，推进校长公选的大学中，是不太可能会发生的。大学章程对于一所学校的重要价值是，犹如宪法之于一个国家，一部好的大学章程可以清晰明确政府、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权责，且对政府、学校都有效力，一所大学如果有大学章程，就会按章程而不是按行政指令办学，大学也不会因校长人选的变化，而出现大的变化。南科大曾被称为教改试验田，那么，对于教改试验的阶段性结果，应该有客观、合理的评价。首届南科大毕业生不能被淡化处理，更不应该被淡忘。 读完以上文字，给我的初步印象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怂恿南方科技大学首批学生拒绝参加高考罪责自负。其中道理不言自明。 依据民法通则，个别媒体“助纣为虐”的应当负连带责任。 以上内容约 120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发现新闻出版单位过度吹捧熊丙奇，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电话： 010-65212870 、 010-65212787 国务院新闻办联系方式 总机：（ 8610 ） 86521199 记者联络室：（ 8610 ） 65592311 总值班室电话：（ 8610 ） 65592731 传真：（ 8610 ） 65592364/ （ 8610 ） 6559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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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商江 2015-1-15 04:02
《科学时报》认定熊丙奇为“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是判断错误 【仅供教育研究参考。初稿，待充实修改】 《百度百科》介绍，《中国科学报》，前身为创办于 1959 年的《科学报》，后经停刊并于 1979 年复刊， 1989 年更名《中国科学报》， 1999 年更名《科学时报》， 2012 年恢复《中国科学报》。 2013 年 10 月后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共同主办。 2006 年，时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熊丙奇在博客里向全中国庄严宣告：“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 但是，偏偏有媒体对熊丙奇的博客视而不见。对熊丙奇的宣告视若罔闻。偏要说熊丙奇是“ 教育问题研究学者 、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举例如下： 2008 年 8 月 12 日 《科学时报》（记者 陈彬）《熊丙奇：关心教育就要提出问题》：熊丙奇， 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 21 世纪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长期关注高等教育，著有《大学有问题》、《体制秘墙》、《教育熊视——中国教育民间观察》等多部作品。 采访：本报记者 陈彬 受访：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熊丙奇 2008 年 5 月， 教育问题研究学者 、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 的新作《教育熊视——中国教育民间观察》正式出版，是这位 30 多岁的教育学者在《大学有问题》、《体制秘墙》之后，第三本关于教育的专著。接受采访时，他坦言，在写这本书时，自己承受的压力比以往要“大得多”。 【我只是个“业余”高教研究者】 《大学周刊》：您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关注高等教育的？ 熊丙奇：应该说，从大学毕业之后，我一直在关注高等教育、研究高等教育。但到今天为止，我依旧只是一名“业余”高等教育研究者，“身份”与教育研究者很不相称。今年年初，我加入 21 世纪高等教育研究院，有时会以研究院的身份发表看法，才感觉跟教育沾了点儿边。 《大学周刊》：作为一名高校的教师，在高等教育的研究上，是否有一些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呢？ 熊丙奇 ：我 1990 年上大学， 1994 年本科毕业，从那时到现在都在大学学习和工作，算起来已经有近 20 年的时间。这段时间里，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接触了很多老师和学生，也亲身经历了高等教育环境的变化，了解了不少教师和学生对高等教育发展的看法，与那些在研究所里专门进行研究的人相比，这应该算是我的一个优势了。 另外，校园外的一些评论者和关心大学发展的人士，可能不太清楚大学的真实状况，他们往往通过媒体这一中介来感知，难免有失客观。而我因为工作原因，接触的基本都是大学最真实的一面，对高等教育现状的了解要更清楚。 《大学周刊》：除了教师的身分之外，您也是一名教育学者，站在这个角度，您认为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我们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 熊丙奇 ：我对教育充满感情，但我认为要把教育办好，不是一味地去说今天的教育办得有多好，而是要真心地指出当前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方向。对教育发展最负责的态度就是提出一些建议。面对教师、学生对教育的不满情绪，面对教育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与困难，我总是想把它写下来，让大家去面对这些问题、改变这些问题。 【 一事一议的关注是必要的】 《大学周刊》：您写《教育熊视》的初衷是什么？ 熊丙奇 ：《大学有问题》出版后，我曾针对书中提出的一些高教问题，邀请了数位专家学者进行对话，当时邀请了 6 位在任的校长，希望他们能提出建议，但最终他们都以种种理由推辞了。这反映了高校对待大学问题的一个很微妙的态度，他们知道大学问题的存在，同时，也知道很难找到解决方案。这种态度，造成了一种集体沉默，或是心照不宣的视而不见。如果这一“微妙”的状态任其发展，那么一些教育的问题不但会越来越多，而且会越来越“健康”地发展。相信这是任何真正关心教育的人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对于高等教育的有些问题，我认为还是说出来比较好。 《大学周刊》：那么您认为高校形成这种“微妙”态度的原因是什么？ 熊丙奇 ：大学有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局部的、个性的，而是整体的、宏观的。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大家就会说是体制上的问题，“我们不是不愿意解决，而是体制的问题让我们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产生了一些惰性，希望有一个宏观的解决方案，希望来一次从上而下的大的体制改革，否则就不愿意去改，这种思想也就助长了高校中人对自己行为的容忍。 比如，老师不认真上课，他会说是制度的问题。甚至学者的抄袭，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制度不好所导致的“逼良为娼”的现象，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受环境所累，受大学评价制度、考核指标体系所害，出问题与自身没关系，这也就导致大家对于一些教育问题的心安理得。 《大学周刊》：您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应该寄希望于制度的改革？ 熊丙奇 ：并不是这样，体制问题是造成所有问题的核心，但体制和人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有可能人的因素导致体制无法推动，也有可能体制的因素导致人缺乏能动性，这很复杂。我认为，大家如果总把希望寄托在一种宏观的解决方案上，就有可能不去关注自己的行为是不是有违反教育的地方，这不但会阻碍教育的正常发展，而且，也使宏观的体制改革因缺乏改革的环境而难以推进。所以，后来在写《教育熊视》这本书时，我就更具体地关注一个个教育问题和教育事件，希望这样对现实的改变更大一些。 国家每年都会出台一些教育政策和一些新的教育改革措施。对这些改革，教育界人士会有各种看法，有的认为是换汤不换药，有的认为并不会有什么作用，甚至违背国情、适得其反。但他们没有正常的渠道发出这种声音。在这个过程中，学者和研究人员就要发挥作用，在政策的制定出台过程中，依据正常的教育思维，提出自己的意见，校正改革的方向。这种一事一议的关注是必要的，因为只有针对一件事情的评论，决策者才会去关注，从而修正自己的看法，进而可能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大学周刊》：在您的书中，关于体制的话题问题也并不在少数。 熊丙奇 ：是的，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归向体制，但毕竟体制是核心问题，如果每个教师、学生能在现行体制中，从自己的角度作一些改变，教育的问题可能不至于如此，而体制改革的进展也许会更顺利。如果大家单纯地把问题统统归咎于体制，甚至“自我体制化”，就可能会加深体制对个人的影响。 《大学周刊》：您更希望用对一个个事件的评述来改变高等教育。 熊丙奇 ：就像前面所说的，如果我们都寄希望于一次整体的体制改革，很可能就会忽视对周围事情的监督，并纵容这些行为。其实即便我们受到制度的制约，但如果按照正常的教育思路去改革的话，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可以做一些事。至少，如果我们能够借助言论的力量，让某些单个的违反教育本质的行为少一些的话，肯定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这样的批评很可能会引起一些部门的反感，谈宏观的问题时，大家不会有什么意见，甚至他们也会加入进来，因为这些问题没有具体指向性，每个人都可能有。然而谈到一些具体问题，比如一些具体的政策，具体的学术腐败、教育腐败事件时，就完全不一样了，可能会牵涉到一些具体的利益，破坏了大家的潜规则。这时政策的决策者就会觉得是在和自己“作对”，学术腐败、教育腐败的当事学校就会认为这是曝了自己的家丑。 这种对既得利益的保护，恰恰是体制改革最大的阻力。因此，一些教育官员、学校领导反对批评、不让批评，主要在于保护自身利益，而并不是他们自身所标榜的“维护教育健康发展的局面”。正常的教育决策，本身就应包括批评、讨论等不可缺少的环节。 《大学周刊》：这样的话，是不是也会给提出问题者造成一定的压力？ 熊丙奇 ：当然。实际上，我写《大学有问题》和《体制秘墙》的时候，所承受的压力远没有现在大，因为现在所针对的是一件具体的事情，具体的政策、方案，这就必然会出现针对我个人的各式各样的意见和批评，而我也必须要面对这样的批评。 【基于教育的常识评价问题】 《大学周刊》：您在《教育熊视》一书中，总结了您在过去一年针对教育问题所发表的百余篇评论，是什么原因能使您在如此众多、甚至“雷同”的教育事件中，找到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的呢？ 熊丙奇 ：在这本书中记录的很多问题，其实是有一定共性的，这一共性就在于，很多时候政策措施的制定者、执行者，不是以教育的角度和思维来看待教育问题。 因此，在观察问题的时候，我会从教育的视角出发，去思考怎样做才是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这也使得我在看问题时会比较“简单”一些，不像他们想得十分复杂，用完全与教育无关的思维来思考教育的发展。 《大学周刊》：在书中，针对高等教育，您提出了许多观点，但有些观点似乎有些“理想化”之嫌，您是否认为某些观点距离现在的高等教育现状有些“远”？ 熊丙奇 ：对于这本书中的观点，我认为并不是“理想”，而是“常识”。书中对于教育问题的评价都是立足于一些基本的教育常识，而并没有寄予过高的教育理想，之所以会产生“理想化”的嫌疑，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在于，对于一些“常识”，很多人并不熟悉。 比如自主招生问题，很多人都认为这一想法过于理想化，其实 1999 年 1 月实施的《高等教育法》便明确规定了大学拥有 7 项自主权，其中便包括招生自主权。而到现在该不该自主招生的问题还依然在争论，这并不正常。另外，按照法律规定，一所正规的大学必须拥有自己的大学章程，而全国近 2000 所高校中，真正意义的有大学章程的高校仅有几家。 这不是“理想主义”，反倒是大家的认识需要回到常识上来。也只有有了这种常识，才能够谈到构建现代大学制度、进一步推进大学发展的问题。 《大学周刊》：当下，似乎您所说的这些常识反倒成了一种异态。 熊丙奇 ：是的，教育的非常态变成了常态，常态变成了非常态，这是教育的异化现象。 《大学周刊》：在《教育熊视》出版后，网上已经有了很多网友的留言，这中间，也有一些网民在借您的新书表达自己对高等教育的不满，您是怎么看待这一现象的？ 熊丙奇 ：这可从两方面看。今天很多人关心教育，尽管有些抱怨，但大家对教育的重视和关心达到很高的程度，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如果谁都不关心教育，肯定会出现一些问题。然而，这一现象也表明，当今的教育在质量上、服务上，都严重地低于大家的期望值。教育本身是民生话题，而除了教育自身的性质外，还因为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比如教育质量问题、收费问题、以人为本的理念问题等，使教育成为大众的热门话题。 【大学的核心在于人】 《大学周刊》：在《教育熊视》一书中，您谈论了高校很多问题，那么在您的理想中，真正的大学是什么样子呢？ 熊丙奇 ：关于真正的大学，有一定的定义，比如自主办学、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学生自治、通识教育。但我认为，核心在于人。这个学校有什么样的学生、有什么样的老师，决定了大学将会成为什么样的大学。 当然，学生和老师背后体现的是制度，学生体现了招生制度、培养制度，老师则体现了人事制度、评价考核制度，当一所大学汇集各个方面的人才，而能够不受很多非学术因素的影响，自由发表学术观点、自由作自己的学术研究时，这样的大学才是我理想中的大学。这样的学校，即便是在今天可能没有多少论文、没有多少学术成果，但迟早会成为很好的大学。 《大学周刊》：就像以前的西南联大？ 熊丙奇 ：对，西南联大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西南联大办学条件之差是我们现在无法想像的，但在这样的学校里，因为吸纳了很多优秀的学者，并且能够兼容各种学术流派，允许他们自由地进行学术研究，使西南联大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西南联大的存在只有 8 年的时间，但是培养了多少优秀的人才 ! 这就是大学本身价值所在。 对比西南联大，现在对大学的评价多少有些物化了，首先看的是大学面积多大，然后看有多少教学设施、实验设备、图书馆资料，这些都是学校办学所必需的。但是如果首先用这些设备来衡量是不是好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和企业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如果我们的设施不能够为自由的学术服务，甚至只是办学业绩的摆设的话，这样的学校无论如何不能算是好的学校。 《大学周刊》：您刚才提到大学的核心是人，但似乎您更关心的是人的质量而非数量。 熊丙奇 ：高校不在于人多，而在于什么样的人才在什么样的制度下做事。当前大学的教授队伍是十分庞大的，但这些教授在学校里面做什么？这是极其重要的！如果大学教授是在数字指标下，只考虑一年出多少论文、出多少专利成果、去申报多少科研经费，他们会处在一种对现实的短期成果的焦虑之中，从而使学术研究功利化。即便有数量众多的教授，产生的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可能也会很少。如果能够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让他们作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大学的学术研究局面可能完全不同。 《大学周刊》：您的新书取名《教育熊视》，其中“熊视”一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股市里的“熊市”，那么在您看来，目前我们的高等教育是正处在“熊市”之中，还是处在“牛市”之中呢？ 熊丙奇 ：目前在我们国内，经过近 10 年的扩招之后，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已经达到 2700 万，从数量发展角度看，形势逼人。但是“教育盘子”做大后，更多的教育问题随之出现。 不少学生对今天教育质量的评价是很低的，这种看低表现在高校招生时香港地区以及国外大学对国内高校的冲击。另一个问题是对教育的前途也不是很看好，从某种程度上讲，今天我们的教育属于“身份教育”，即教育为学生提供了一种身份：大学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但是除了身份之外，他们是否具有相应的素质？这是一个问题。当我们只能给学生一个身份时，这样的教育必然会贬值。目前，对读大学是不是后悔、读研究生是不是值得等问题已经成为了现实的争论，在讨论之中，教育贬值的观念已经进入了很多人的脑海中，这样的观点必然会导致教育发展出现新的问题。因此从总体上看，无论是从质量上讲也好，是从对受教育者的回报上讲也好，我们的教育的确存在某些“熊市”的特点，今后的教育该如何发展？教育质量该如何提高？这些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为了防止个别媒体的判断失误，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再次通过博客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 2014 年 12 月 26 日 ，熊丙奇新浪微博《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补记： 2006 年时，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贴在我的博客里。文章如下——记得钱钟书先生说过，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可眼下的现实是，每个“母鸡”下蛋时，就要表明自己的“身份”。似乎身份越高，下的蛋就会“更鲜美”，就会“更有营养”——道理很简单，同一句话，一个平民老百姓说，和一位北京大学的专家说，肯定是不一样的效果。 2004 年后，因为出版的《大学有问题》，在各类媒体上，我的姓名前，多了几个字符，或“高等教育问题研究专家”，或“青年教育学者”——这并非我本意，我想单独以我的姓名出现，不涉及工作的单位与部门，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定语，可以是“《大学有问题》作者”，但有的媒体说，这有为你推销图书的“嫌疑”，总要有表明你身份的，就这吧？否则怎么具有权威性呢？当然，也有媒体接受我的建议的，于是有了“《大学有问题》作者熊丙奇”这个“广告嫌疑”很重的称呼，这个称呼，也引来各种我的身份版本：中山大学教授、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等等。 2005 年 后，我的姓名后，又多了两个字：“教授”。因为这一年我评为 “正高” 职称。说实在的，我所在的职称系列，为编辑出版——从留在学校工作起，就一直在从事新闻宣传和报纸工作——我的职称，准确的说，是“编审”。更准确的是，我连大学教师也不是，因为我工作在机关，从事管理工作，根本就不是“教师编制”。根据同行经验，编审后面有时是可以加一个括符，括符里是“教授”二字，以此告诉别人，编审就是正高，就“相当于”“教授”。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你这个职称，和你谈的教育话题，不太匹配哦，我们就用“教授”吧，反正你也是“正高”——在《大学有问题》一书之后，我说要成就“正高梦想”，体会“教授感觉”。显然，素有“教授情结”的我流之辈，也就 默许 了。这一默许，就让其广为流传 , 也似乎就把自己的“业余研究”变为“正规研究”了——我的本职依旧是新闻宣传和主编报纸，研究高等教育还是业余的事——有学术会议，寄来邀请函，也寄到了高等教育研究所。 我是一个高等教育问题的业余研究者， 谈不上专家，也不是教授——我一直认为，专家的话并不一定“到家”，教授的话大众不一定会接受。大家在乎的，是你说的话，是不是客观、真实——真实，在现今社会已经足够了。权威不靠头衔，不靠行政评审和命名表彰，权威的“秤”在老百姓心里。既然追求真实，就应该还原自己的“真实”。如果媒体再出现我的名字，建议有三种做法，一是沽名钓誉型——“编审，博士”，二是工作性质型——“高等教育问题业余研究者”，三是广告宣传型——“《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作者，出版各种书籍近 20 种 30 余版次”。中国教授已经很多，我不是，就不要“相当于”混进去。这也会坏了教授的名声。这篇文章贴到博客后，有的媒体接受了我的建议，而有的媒体还继续以前的做法。当然，我的“身份”，也随着不断关注高等教育问题，有了不同的称谓，甚至有媒体称著名教育学者。这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虚名，对问题的解读，并不会因身份而增加多少分量。 2007 年之后，我很少再用所在学校的身份发表文章、接受采访，并反复关照媒体。不是我不愿意，而是 我被要求不要用学校身份撰文、发表意见 ，尤其是批评教育问题的意见。我理解学校承受压力的苦衷，再说，发表这些观念，本就是属于个人，与所在单位无关，因此，我也接受了学校的要求。可媒体发文总要作者提供一个机构，于是，我曾用“上海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之名发文，但又有媒体提出，这个身份好像与你发表的教育问题看法不符噢——真不明白，身份难道对发表意见很重要？后来，我终于找到志同道合者，被聘为非盈利性的教育公益机构——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副院长，兼职参与我感兴趣的教育问题研究，这个机构吸引全国诸多优秀的教育学者，共同关注中国的教育问题。当然，也有人质疑，作为公办大学的在职人员，参与民间机构的教育研究，这是不是不符合规定。而如你所知，参加教育公益机构展开研究，并没有任何教育利益，更重要的是，其开展的研究，也是为促进中国教育进步。——近年来， 21 世纪研究研究院后一直紧密参加国家教改的设计与推动，包括有的建议被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采纳。就这样，我在撰文、接受采访时，有了一个新的头衔：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这是过去 6 年多来，陪伴我最多的一个“头衔”。说实在的，这个头衔，只是为在当今的中国，发表文章、接受采访，有个“出处”，最重要的还是观点本身是否有价值。当然，我也乐意用这个头衔，因为让我不再受体制内身份的困扰，不必提什么编审、博士、教授之类，也保持发表意见的独立性。——意见是否有道理，由公众评判。再后来， 2009 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及我不愿意放弃教育研究，我离开了学校原来的行政岗位， 被转岗到校产企业 ，我不在乎这种安排，因为 我已经没有在行政上发展的丝毫愿望 ，只要有一个地方给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能安心研究教育问题就可以了。但新岗位身份，似乎更不适合发表分析教育问题的文章，我也只能继续延续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头衔”。而为了让自己有更充足的空间，我必须完成相应的项目指标， 基本上靠自己养活自己 。中国的教育问题非常深重，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我的“身份”或许就是问题之一。既然选择了前行，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很多教育问题需要反复唠叨，于是几乎每天我都会早起撰写评论文章，每天都接受媒体采访。改革进展极为缓慢，像大学的问题，比 10 年前我写《大学有问题》一书时，没有多少减少，但不能放弃改革的努力。再旧事重提，且补记上最近几年自己的“身份变化”，还是希望还原自己的“真实”， 媒体不要再称我是某大学的教授 ，我已经在这所学校的很边缘地带了，而且职称本来就不是教授；提某大学的编审也不必，因为我也已经离开以前的工作岗位，虽然还有这一职称；如果要用单位身份，就用“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人员”，连副院长也不必提——这不是什么官位，因为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本就没有任何级别——如果不用单位身份，就用“教育研究者”或者“多年关注中国教育者”吧。最好，就用我单独的姓名，如同 10 年前，我希望的那样。不管是什么身份，哪怕没有任何身份，我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不会改变。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责任。 http://weibo.com/p/1001603792109227392935 http://xbqblog.blog.163.com/blog/static/1302041492009914641306/ http://xiongbingqi.blog.sohu.com/307313123.html 八年前文章《我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补记 读完以上文字，我觉得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的宣告不无道理。 请全国主流媒体注意：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 不是教授，连教师也不是” 。与此相关的是，建议 全国主流媒体不要擅自授予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与教师身份相连带的任何“美誉”。 以上内容约 8500 字 收集整理：黑龙江省大庆市退休老汉 商江 E-mail:dqddsj@163.com 本人没有全日制大学文凭，没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不是著名专家学者。学识水平和艺术造诣有限，不当之处望业内专家教授海涵。 发现新闻出版单位过度吹捧熊丙奇，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举报电话： 010-65212870 、 010-65212787 国务院新闻办联系方式 总机：（ 8610 ） 86521199 记者联络室：（ 8610 ） 65592311 总值班室电话：（ 8610 ） 65592731 传真：（ 8610 ） 65592364/ （ 8610 ） 6559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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