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凤凰网《让子弹飞》:破得精彩,立得草率(原载:外滩画报)
在《让子弹飞》的最后,群众是如何被发动的?不是愤怒,也不是武器,这些都是必要非充分条件。还少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谎言。在公审了“黄四郎”并将其“正法”之后,群众的“革命热情”被彻底点燃了。有人因此说此片有民粹倾向。但他没有看到的是,编导于此时设置了“谎言”,恰如给革命釜底抽薪,群众的行为建立在谎言之上,于是就算其推翻了什么,也只是蛮劲的狼奔豕突,何谈理想与信念呢?所以姜文可能会惧怕大众的力量,但他绝对不信任大众。你看,《让子弹飞》一刻都不让你的眼睛和耳朵闲下来,用搞笑台词和快速剪辑一路催着你走。当然还有连环计似的剧情设计,“裁缝灭尽针线迹”,编导苦心经营着那些奇峰迭起的高潮之间的剧情衔接。这样密集的设计,其实正暴露了这种不信任:他不相信大众可以真正地欣赏一部好电影(正如他在电影中说大众只会“谁赢了帮谁”),大众需要的是刺激,但是视觉奇观现在已经声名狼藉,那就换呗,刺激不止一种,大信息量的台词和画面也是刺激。结果大众却如瓮中之鳖。
视大众为钝物,怕是有些精英之好吧。那就抛开剧情来看看导演是如何描绘各地精英的。黄四郎张嘴英文,做派西化,显然喝过不少洋墨水;张牧之曾追随蔡松坡将军,进过日本军事武备学堂;马邦德从来一身长衫,本来貌似要做县长,实际做的却是最具中国知识分子特色的职业——师爷。现在清楚了,这三种人才,欧化派代表黄四郎做的是贩卖烟土这一19世纪洋人买办的老勾当;中土派代表马师爷做的是买官鬻爵、压榨百姓的中国2000年来官僚的旧营生;而东洋派的代表(显然他们最得导演青睐),也逃不出史书列传中边缘知识分子的处境,不是落草为寇就是揭竿而起。张麻子为老六的将来做规划时,说先送他去东洋,再去西洋,再去南洋,再回北洋。可电影明明在说,无论去过东洋还是西洋,一回到北洋,还不是那熊样?
可是大众愚顽,精英腐败,这历史还怎么写,怎么拍?于是写历史的人、拍历史的人要造出个英雄来,这个英雄要登高一呼、应者景从;这英雄要泽被大众,解万民于倒悬;这英雄还要著作等身,收天下士人之心入其彀。这个英雄出来之后,一切就都好解决了。当代主流电影与历代正史的主要工作,便是要造出这么个英雄来。当他在银幕上振臂之时,便不知有多少人得到那“想象性抚慰”。
所以《让子弹飞》的排场很大,但是只是用了这么大的排场来过一次历史的家家而已。这次过家家模仿的不是具体的某个事件,不是具体某个人物,而是在模仿这些事件和人物之所以成为事件和人物的过程。这些过程,串起了大半部中国近代史。所以《让子弹飞》从严格意义上说,就算其票房再好,也不可算是商业电影。因为经典的商业电影的定义,便是其能够抚慰观影者现实中的某种挫折,让其在两个小时的梦幻之中暂时忘却现实的残酷;或者是在两个小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主体的“询唤”中,弥合现实中主流意识形态的罅隙。但是《让子弹飞》抛开这一切不管不顾,既不抚慰也不弥合,它要的是戏拟——戏拟历史产生的过程。这也是他为什么要在影片的边边角角(也就是搞笑台词、快速而单调的剪辑之类)下猛药的原因,非如此,这样一部拆卸历史的作品,如何让观众看得下去?说是站着要把钱赚了,那是笑谈,真要乌合之众掏出钱来,不跪也要蹲。
所以有评论说这片子里姜文的个人英雄主义膨胀到令人侧目的地步,这话既对也不对。姜文本人性格如何不敢揣测,仅就片子而言,张麻子的行为也是对英雄行为的戏拟,以期达到拆解英雄主义的目的。反问若其真有英雄主义之心,那要拯救的是谁?是他终于看透的麻木的大众,还是争财夺利的**的精英?君不见在碉堡被炸、财宝被瓜分完毕之后,张麻子那转身离去的孤独背影。所以这不是英雄主义,倒可以衍出一个新词,叫“虚无英雄主义”,有英雄之举而无英雄之心。
但虚无英雄主义,是历史虚无主义吗?大众乌合、精英溃烂、英雄也由人塑,那我们的历史是什么?这是影片深层次结构中的最大悬念。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田亩,姜文选择了几千年来最朴素、最能挑动大众神经的“公平”。但这公平来得没有来头。麻匪师爷都是为钱而来,黄四郎本就作恶多端。麻匪一开始提出公平的口号,其实是看到这“公平”乃是鹅城上下的匮乏,也是黄四郎的最大软肋,所以公平从一出现,便是麻匪的口号。等到老六在面馆被胡万用假公平激将乃至自剖,这公平又瞬间变成了对方的口号。再接下去,故事发生的动力便直接被置换成为老六报仇。师爷、黄四郎为财,麻匪为仇。只有两个人例外,一是麻匪头子,二是妓女。后者天真,为公平的表象所惑,拿着枪要去分钱。至于前者,前文说过,说姜文英雄主义,也对也不对;不对的是在整个故事架构内,英雄主义必然经由戏拟而解构,他是看到了这一点的;说对,是因为他还是信着某些最朴素的东西,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公平狂欢的高潮是碉堡被炸,但是除了黄四郎死去,鹅城什么也没有改变。
若暂且不议姜文对大众与精英的看法如何,但就其解构历史的手段,那倒是破得相当精彩。但是最后把历史的支点放在公平,却显示出其深谙并熟驭大众的均富心理。从这一点来说,他在影片中对大众的描述,通过影片本身的放映实践——贬民粹而用民粹——得到了验证。这一立,虽然立得不无草率,但是正投当今现实之下怀。同样,影片中处处可见的反智倾向,不也正迎合了当今精英话语和大众话语之间的鸿沟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今年最好看国语片的《让子弹飞》,以其迎合当代中国民众“均富反智”的深层心理诉求的姿态(这就是它比那些迎合大众视觉欲望的大片更高妙的地方),必将成为历史心理学的重要文献。多年后重看此片,那些笑料可能已经失去笑点,但是后来者可通过此片一窥当年的中国是如此的需要公平和真正的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