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张五常热”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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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lign=center><FONT size=3><STRONG><FONT color=#ff0000>“张五常热”解析</FONT></STRONG></FONT></P>
<P  align=center><FONT size=3><STRONG><FONT color=#ff0000>——吴易风教授访谈</FONT></STRONG></FONT><FONT color=#ff0000 size=3><O:P></O:P></FONT></P>
<P  align=center><FONT color=#ff0000 size=3><O:P>文章原载于：《国外理论动态》</O:P></FONT><FONT size=3><O:P></O:P></FONT></P>
<P ><FONT size=3>国内这几年出现一股“张五常热”，大学请张五常做报告，一些媒体不断报道张五常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张五常所大力宣扬的新制度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被我国相当多的人盲目地推崇和接受。如何正确看待“张五常热”和新制度经济学呢?为此我们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吴易风教授。下面是访谈的主要内容。</FONT></P>
<P ><FONT size=3>记者：首先，请您向读者简单介绍一下张五常其人。</FONT></P>
<P ><FONT size=3>吴易风：张五常，1935年生。曾在广东佛山念书。1940年在香港上学。1955年辍学经商。1957年出国。先后在加拿大和美国攻经济学，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佃农理论》。</FONT></P>
<P ><FONT size=3>张五常从美国回到香港后，任教于香港大学经济系，主要研究方向是理论经济学锄实证工作。自从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张五常把研究方向转到经济制度变迁问题上，主要兴趣是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解释中国的制度变迁。</FONT></P>
<P ><FONT size=3>张五常深受美国经济学家的影响。对他影响最大的有两类经济学家：一是美国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科斯(R．H．Coase，即张五常论著中高斯)、阿尔契安(A．A．Alchian，即张五常论著中的艾智仁)，等，一是美国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M Friedman，即张五常说的“佛老”）等。</FONT></P>
<P ><FONT size=3>张五常的著作除了《佃农理论》，大都是一世论述中国制度变迁的经济散文集：《卖桔着言》、《中国的前途》、《再论中国》、《中国的经济革钟》、《凭栏集》、《经济解释》等。</FONT></P>
<P ><FONT size=3>记者：请简要地介绍一下张五常是怎样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解释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的。</FONT></P>
<P ><FONT size=3>吴易风：张五常所说的制度变迁有特定含义，是指中国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昀变迁。他用来解释中国制度变迁的理论主要是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FONT></P>
<P ><FONT size=3>张五常用科斯的理论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说：“在马克思与高斯(即科斯，下同。——引者)的一场智力角赛中，无论是逻辑或实证，高斯均全面胜出。高斯……逻辑推理及实证两方面，都否定了以摧灭私有产权来提高生产力的可能性。中国亦绝不能例外。”</FONT></P>
<P ><FONT size=3>张五常在《马克思奄奄一息》这篇文章中说：中国人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毛泽东思想，“这些崇拜旨知识落后民族的特征”，“我一向以为在对中国民生有影响的理论中，马克思为祸最深。……他的分析推理能力可算是低手，但他却把理论写得似懂非懂，似通非通”。张五常断言：“马克思由头错到尾”，“严格地说，马克思的理论不是过了时，而是从未对过”。</FONT></P>
<P ><FONT size=3>张五常攻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他说：“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概念，我曾经用过三招两式，使它‘片甲不留’。”他说，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劳动价值论是“基础”，其他理论是“上盖”，“这基础若是清楚地错了，整个马克思理论的‘上盖’就会塌下来”。因此，他着重攻击劳动价值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技的进展一日千里，”劳动价值论“被分认为谬论”。他宣称：“在中国，马克思的理论是奄奄一息了。”</FONT></P>
<P ><FONT size=3>张五常在一些大学做报告时不止一次地说：“世界上，马克思最蠢。马克恩的理论早已盖棺定论，我张五常不过是在马克思的棺材上再打上钉子而已”，“他不是我杀的，而是你们杀的，我只不过是上钉子。”</FONT></P>
<P ><FONT size=3>究竟是什么能使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奄奄一息”了呢?张五常回答说：是“科斯定理”，是科斯的“产权清晰”论。他说：举世闻名的“科斯定理”其实就是一句话：“清楚的权利界定(即‘产权清晰’——引着)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什么是“清楚的权刺界定”即“产权清晰”呢?张五常解释说：“清楚的权利界定是私有产权。”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解释说：“市场经济是基于私有产权的——这是高斯定律。”在《卖桔着言》中，张五常说：“高撕定律的主旨，就是不管权利谁属，只要是清楚地界定是私有，市场的动作能力便会……使资源有使用达到最高的生产总净值。”张五常说：正是科斯定理的私有产权清晰论“使举世无始明白私有产权的重要，间接或直接地使共产奄奄一息”。张五常还说：“北京的执政者一方面要保持公有制，另一方面要发展市场，怎会不互相矛盾，前言不对后语呢？”</FONT></P>
<P ><FONT size=3>张五常又认为，只有产权理论还不够，还必须有交易成本理论，才能说明私有制优越于公有制。在《私有产权何惧之有？》一文中，张五常说：在交成本方面，“共产要比私产大得多。”在《从高斯定律看共产政制》中，张五常说：私有制经济的交易本低，公有制经济的交易成本高，而交易成本“决定制度优劣”，因此，中国的经济改革必须走私有化道路。在另一些地方，他说：“中国大陆的共产经验一败涂地”。“我一向认为共产制度迟早会瓦解”，“中国会逐渐改变成为一个类似私产制的体制。……我反复审查推理的逻辑，代不到漏洞”。他还说：“私产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纱药”。“私产制度是惟一的选择”。</FONT></P>
<P ><FONT size=3>记者：很明显，张五常的文章和著作表明他确实是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主张私有化的。不解的是，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大学、甚至重要机构和单位请他演说，为什么在我们国家会掀起“张五常热”呢？</FONT></P>
<P ><FONT size=3>吴易风：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掀起“张五常热”，确实令人难以理解。但是，仔细想来，“张五常热”的出现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十分深刻的原因。</FONT></P>
<P ><FONT size=3>我国出现的“张五常热”，实际上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热”，“新自由主义热”。张五常反复宣传的科斯定理、产杈清晰、交易胖、产权私有、制度变迁等等，都不是张五常的创造，而是来源于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如果说张五常的说法有新意的话，那就在于他把美国新制度经济学通俗化、本土化了。</FONT></P>
<P ><FONT size=3>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最近的一篇文章对我们认识“张五常热”即“新制度经济学热”的原因十分有帮助。这位著名经济学家首先批评“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战略”的说法。他说：“‘摸着石头过河’充其量是在改革初期改革的领导人和一般参与者普遍缺乏现伦经济学知识的情况下的一种不得已韵选择。”（有必要请读者注意，他所说的“现代经济学”是指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完全排除在“现代经济学”之外。）</FONT></P>
<P ><FONT size=3>这位著名经济学家说：“我们这些积极参与改革的经济学家”开始用“现代经济学”的原理来分析经济问题和提出改革主张。起初，“（我们）十分热心于读萨谬尔森的《经济学》，补现代经济学的课”。可是，在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体系中，“产权如何界定，制度如何安排，都变成无关紧要的事”。后来由于找到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掌握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成果，这才“推动了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在制度层面的进展。从那以后，各方面经济制度的创新，例如企业制度创新，就成为改革设计和改革实践的中心课题”。他说，是“现代经济学”推进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FONT></P>
<P ><FONT size=3>自称“积极参与改革的经济学家”是怎样找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呢?当时，在我国，只有少数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和博士生对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的内容和本质有所了解，他们对新制度经济学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至于非西方经济学专业的经济学家，当时对新制度经济学一般还不了解。正在这个时候，张五常从香港来到内地(有时是陪同弗里德曼来的)，主动“送来”了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主动“送来”了经过他通俗化、本土化了的新制度经济学。他的经济散文集一版再版。例如，那本献给他的老师科斯的《卖桔者言》（香港版），在1984年11月至1994年3月期间，就发行了20版，内地版的(卖桔者言)还没有计算在内。这些书的大部分读者并不在香港，而在内地。只是后来，翻译的新制度经济学著作多了，人们才越来越多地从新制度经济学原著的中译本中了解新制度经济学。</FONT></P>
<P ><FONT size=3>在一些自称“积极参与改革的经济学家”的大力推动下，逐渐形成并掀起了“张五常热”。再经过一些人的反复推动，“张五常热”便不断升温。</FONT></P>
<P ><FONT size=3>记者：那些“积极参与经济改革向经济学家”，是不是不知道张五常用科斯等人的新制度经济学反对马克恩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主张私有化。要不，他们怎么会掀起“张五常热”呢?这些经济学家究竟对张五常的什么理论和主张感兴趣呢？</FONT></P>
<P ><FONT size=3>吴易风：推动并掀起“张五常热”的少数经济学家，跟卷入“张五常热”的广大青年学生，是大不一样的，必须把他们严格区分开来。我曾经接触过一些听过张五常报告的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我问他们了解不了解张五常，他们说不解，只是从媒体上知道他是“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是“国际著名经济学家”，还听说他“今年(2002年)很可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我问他们听张五常报告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有的说，是出于好奇心；有的说，是为了获得</FONT></P>
<P ><FONT size=3>新鲜感；有的说，仅仅是想一睹此人风采，因为媒体宣传说，他“像爱因斯坦或贝多芬”。我问他们同意不同意报告人的观点，他们有的说，不同意；有的说，难以苟同；有的说，部分同意，部分不同意。跟这些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不同，那些推动并掀起“张五常热”的自称“积极参与改革的经济学家”，情况则完全另样。他们很了解张五常，他们赞同张五常的基本观点和基本主张，张五常宣传的新制度经济学是他们的智慧之源。他们需要张五常，需要他来完成他们自己不能完成或较难完成的任务。</FONT></P>
<P ><FONT size=3>您问这些经济学家对张五常的什么理论和主张感兴趣，据研究，他们对张五常说的劳动价值论“一无是处”、劳动价值论“被公认为谬论”、剩余价值论已被打得“片甲不留”、“马克思由头错到尾”、“马克思的理论……从未对过”感兴趣；他们对张五常说的“人性是生而自私”、“每个人的行为都……以自私为出发点”、“共产主义错估了人类本性”感兴趣；他们对张五常说的“一日不实行私有财产制度，就没有可能用市场价值作为衡量标准”、“市场经济是基于私有产权的——这是高斯定律”、“惟有私有产权制度才可以……节省交易费用”、“私产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私产制度是惟一的选择”感兴趣；他们对张五曾说的“不管社会主义为何物，以犬手笔出售‘国产’的办法来推行私产制”、“取之于民为国有，还之予民为私有”、“将某些资产干脆地交给有较大特权的人作为私产，让他们先富起来”感兴趣。</FONT></P>
<P ><FONT size=3>明白了这些，自然就明白“张五常热”、“新制度经济学热”和“新自由主义热”的深层原因。</FON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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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张五常热 张五常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美国新制度经济学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经济学家 人民大学 广东佛山 张五常 中国

张五常君其人及理论简介
有网友来信问何新先生：张五常是何许人也？兹根据张五常本人的自述简介如下。


张五常君，自号"无常"，他认为自己是在中国大陆第一位"免称父姓"的经济学家。其职业是一位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传教人。


据他自己说，他的教父是美国科斯教授。1980年，五常君受美国官方精心挑选，承担着传教使命来到香港。当时的港英当局立即将五常君安排到香港大学担任经济学院院长。其使命是"以香港为基地，向中国大陆传播关于私有化的市场理论"。美国官方认为，之所以有必要这样做，是为了帮助中国人提高经济学知识水平。从那以后，二十多年来，五常君一直孳孳不倦地作着点拨中国政府经济政策的工作。1988年，他安排并陪同新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曼来华访问，受到赵紫阳先生接见。他们向赵紫阳推荐了价格改革"一步到位""长痛不如短痛"，以及"一揽子市场改革"的"休克疗法"。结果促发通货膨胀，引发198九动 。导致赵氏下台。此事后，张五常与弗里德曼曾在华沙检讨当时的改革建议，承认操之过急了。


五常君目前的最新教义，是让中国应尽快解除货币及金融管制，实现金融彻底自由化，以便使国际资金大鳄可以自由地出入中国金融市场。东南亚金融危机及当前阿根廷发生的经济惨剧已证明，上述建议的可能后果是促发金融危机，彻底摧毁中国国有经济，瓦解中国国家对国内市场和国民经济的自卫能力，从而全面摧毁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但五常君认为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必然归宿。即使发生这种局面，仍不是最终目的。还应当利用国有经济崩溃释放产生的失业工人作为社会力量，高举"反腐"大旗，引发社会动变，形成中国的"团结工会"，以之作为促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力量。


五常君不懂高等数学。在美国读大学时，他是唯一尽管不懂数学仍被授予"博士"学位的"高才生"。他很以此为自豪。五常君的理论认为，经济学中只有两大发明。一是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二是科斯关于"私有权导致责、权、利最大"的科斯定律。其毕生工作，就是通过"看不见的手"促使以上定律在中国实现。（以上均据张著《经济解释》一书资料）


但不知五常君是否考虑过，最彻底的私有制其实乃是奴隶制度。因为在这种社会制度中，不仅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料都有主人，而且就连人本身也具有主人，即具有最明确之私有权。对五常君来说，这应当是一种经济效益最高、责权利最为明确的社会制度了。


虽然与加尔布雷思等制度主义经济学理论完全不同，但张氏自称其学派属于"新制度主义"。他之所以如此标榜，可能是为了避免人们认为他属于近年在国际上已恶名昭著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尽管他实际上的确属于弗里德曼、科斯一派。


以上，就是五常君不断推荐给中国人的改革方案。虽未必出于五常君本人之设计（我颇怀疑这一点。因为读其书时，我常对此人产生智商低弱、逻辑混乱的怀疑），但这的确是一套值得授予诺贝尔奖的改革理论和方案。因此，特予简约化，以向中国及全世界推荐。


以三寸不烂之舌,从内部让一个强大国家的国民经济以"改革"的名义而自我解体，其构想之巧妙，令人叹绝！（这种情况在前苏及东欧已的确实验成功和发生了。）顺便还想指出，《红楼梦》中贾探春将贾府山林实行定员承包，比"科斯定律"早200年。建议将科斯定律改为探春--科斯定律。可惜当时还未有诺贝尔经济奖。

美英一直试图用"经济学"意识形态误导中国改革

何新：你知道香港有个专业向中国推销新自由主义以及"新制度主义"的"五常"博士吗？你知道美国、英国是如何利用"经济学"意识形态来操纵影响中国经济改革的吗？

记者："五常"博士，没有听说过。为什么你忽然提到他？美英操控中国的经济改革？这怎么可能？

何新：（笑）作为经济学博士如果你还不知道"五常"博士，未免会有点孤陋寡闻。此人自诩为中国私有化事业的经济学教父，是中国经济改革除邓小 之外的第二设计师。

记者：这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何新：他的全名是"张五常"。我省略他的父姓，是因为他本人曾在一次对美国人的演讲中这样说过：

"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文献中，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中，只有5个人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中文名字在出版物中出现时不带英文的父姓。他们是弗里德曼、科斯、阿尔奇安、德姆赛茨和我。"均引自《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集》，第491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

其实，除我在这里以外，我在国内出版物中还没有见到人们引证"张五常"时省掉他的父姓只写作"五常"（这不合中国人的书写习惯）。

而且这个人似乎不知道，对很多人，例如萨缪尔森、熊彼特、萨克斯、马歇尔，人们通常用中文提到他们时都省略掉他们的英文父姓。这仅仅是为了行文方便，根本不是什么知名度的标志。

有人认为经济学家必须懂数学。但这位担任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一职的"五常"博士却告诉我们：

"我是洛杉矶加州大学最后一个不必修微积分课程而得到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人。""我喜欢独自奇思妙想，自1969年离开芝加哥大学后就很少阅读其他人的著作。"均引自《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集》，第491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

但是，千万不要低估这位张五常。这个人具有某种来自大洋彼岸的神秘背景，很有点来头。因此他的沾沾自喜的确具有某种实际的意义。

记者：你不会说他是CIA吧？

何新：不，我没有根据这样说。

但这位从来不读别人书的博士于80年代初来到香港，一来即就任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这确实是经过英国人和美国人精心选择和安排的，而且确实是承担着一种重大的意识形态使命的。这也是美国、英国利用经济意识形态试图操控中国改革的一个具体的实例。

记者：这有什么根据？

何新：有张五常自己的书为证。这位五常君在他近年于大陆出版的一本文集中也许由于过于自鸣得意，竟不经心地透露了这个任命的内幕安排过程。他告诉我们：

记者：这有什么根据？

何新：有张五常自己的书为证。这位五常君在他近年于大陆出版的一本文集中也许由于过于自鸣得意，竟不经心地透露了这个任命的内幕安排过程。他告诉我们：

"1981年夏，"香港体制"的设计师约翰·考珀思韦特先生（按：英国驻港官员，与英国情报局军情六处关系密切）向我传递了一个信息：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一职不久将会空缺。罗纳德·科斯即著名的私有化"科思定理"的提出者。立即叫我申请。他说，中国看来要开放了，我恰好既懂中文，也具有最适当的专业知识。另外，应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之约，我刚刚完成题为《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的专题论文。该书相当肯定地推测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逐步推行一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均引自张五常《经济解释》一书，第490-491页（1999年11月7日在美国加州大学的讲座）。

记者：难怪英国人和美国人会特别青睐这位五常博士呢？

何新：张五常还告诉我们：

"我惟一要说的是，我接受过产权理论的教育，我能够用中文写作，这是我的幸运。"

"科斯认为我在香港的责任就是向中国人传授经济体制运行的知识。（他说）在中国，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30多年来无缘享受现代经济分析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很有可能帮助他们弥合这种差距。"

这意味着英美认为中国人必须需要由美国派来的这位经济学神父重新进行经济学知识的"启蒙"。张五常还说：

"我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是中国伟大改革的设计师（按：究竟谁这样说过？？），这个荣誉属于邓小平（他真谦虚）。""但是在伟大的变革时期，经济学家可以成为意外的英雄。因为在这样一个时期，常常存在意识形态的真空。"引自张五常《经济解释》一书，第490-491页（1999年11月7日在美国加州大学的讲座）。

人们仔细地阅读这些话后，会惊佩美国、英国意识形态集团的智慧和洞察力，他们多么早就看到了中国在改革年代即将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同时立即不失时机地挑选最合适的棋子填补、操作这一空间。因此，他们派遣这位专业研究"产权理论"和"制度创新"又懂中文的五常博士由美国登陆香港，作为向中国传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教父，使他成为了一个"意外的英雄"，而巧妙地发挥了这种来"填补意识形态真空"的作用。

张五常说：

"几年来，我写了150多篇中文文章，评论中国的经济改革。我非常感激的是，北京［领导人］不仅容忍了我的批评，而且还仔细地阅读了我的所有文章，把我当一个朋友看待。"这表明他的工作并非一无成果。

"我获得许可及充分的合作调查实施情况，1986年我睡在首钢的集体宿舍里进行实地考察，随后参观了杭州和温州的工厂。中国派了三个助手来帮助我，可以得到机密文件，什么都不隐瞒。所有关于经济情况的问题，只要知道，都如实地得到了回答。我所知道的政府没有一个会给研究者提供这么自由的条件。"

最后一句话极其值得注意。请看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是多么善良而单纯呵！

记者：这有什么根据？

何新：有张五常自己的书为证。这位五常君在他近年于大陆出版的一本文集中也许由于过于自鸣得意，竟不经心地透露了这个任命的内幕安排过程。他告诉我们：

"1981年夏，"香港体制"的设计师约翰·考珀思韦特先生（按：英国驻港官员，与英国情报局军情六处关系密切）向我传递了一个信息：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一职不久将会空缺。罗纳德·科斯即著名的私有化"科思定理"的提出者。立即叫我申请。他说，中国看来要开放了，我恰好既懂中文，也具有最适当的专业知识。另外，应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之约，我刚刚完成题为《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的专题论文。该书相当肯定地推测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逐步推行一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均引自张五常《经济解释》一书，第490-491页（1999年11月7日在美国加州大学的讲座）。

记者：难怪英国人和美国人会特别青睐这位五常博士呢？

何新：张五常还告诉我们：

"我惟一要说的是，我接受过产权理论的教育，我能够用中文写作，这是我的幸运。"

"科斯认为我在香港的责任就是向中国人传授经济体制运行的知识。（他说）在中国，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30多年来无缘享受现代经济分析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很有可能帮助他们弥合这种差距。"

这意味着英美认为中国人必须需要由美国派来的这位经济学神父重新进行经济学知识的"启蒙"。张五常还说：

"我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是中国伟大改革的设计师（按：究竟谁这样说过？？），这个荣誉属于邓小平（他真谦虚）。""但是在伟大的变革时期，经济学家可以成为意外的英雄。因为在这样一个时期，常常存在意识形态的真空。"引自张五常《经济解释》一书，第490-491页（1999年11月7日在美国加州大学的讲座）。

人们仔细地阅读这些话后，会惊佩美国、英国意识形态集团的智慧和洞察力，他们多么早就看到了中国在改革年代即将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同时立即不失时机地挑选最合适的棋子填补、操作这一空间。因此，他们派遣这位专业研究"产权理论"和"制度创新"又懂中文的五常博士由美国登陆香港，作为向中国传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教父，使他成为了一个"意外的英雄"，而巧妙地发挥了这种来"填补意识形态真空"的作用。

张五常说：

"几年来，我写了150多篇中文文章，评论中国的经济改革。我非常感激的是，北京［领导人］不仅容忍了我的批评，而且还仔细地阅读了我的所有文章，把我当一个朋友看待。"这表明他的工作并非一无成果。

"我获得许可及充分的合作调查实施情况，1986年我睡在首钢的集体宿舍里进行实地考察，随后参观了杭州和温州的工厂。中国派了三个助手来帮助我，可以得到机密文件，什么都不隐瞒。所有关于经济情况的问题，只要知道，都如实地得到了回答。我所知道的政府没有一个会给研究者提供这么自由的条件。"

最后一句话极其值得注意。请看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是多么善良而单纯呵！

张五常又告诉我们，作为引发198九年动 导火索的事件，是1988年4月中国政府决定"一举取消价格管制"以及随之爆发的市场物价混乱和通货膨胀。而张五常和弗里德曼正是向赵紫阳推销这一激进改革政策的主要外部经济学家：
"我几个晚上都不能入睡。放开价格而又不能对特权集团进行补偿，是一场生死赌博，如果失败，就会引起灾难。但我认为，……故这是中国必须进行的一场赌博。"

这表明，明知道可能由此引发动luan，但他们仍然决心怂恿中国必须按他们设立的方向进行这种"改革"。

据张五常说，他本人也是推动中国进行银行改革的主要设计师：

"我建议，中国的银行体系必须打乱重建。人民银行只应该起中央银行的作用，控制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按照弗里德曼的办法每年增加不超过20%（考虑到经济的实际增长率，这个数字并不高），但无权贷款。人民银行的所有分行和下属机构都转变成商业银行，最好是将它们卖给有能力管理的人。健全担保与破产方面的法律，让银行根据经济与会计原则决定贷款。通过持股将国有企业民营化，消除财政负担。废除所有的外汇和价格管制。"

我们似乎真的采纳了来自弗里德曼--张五常的这一金融改革建议。而由这一建议所引出的直接结果是：

"（中国领导人）没有限制货币供应量，而是实行贷款限制，紧缩信贷，使国有企业资金匮乏，从而造成失业增加。"张五常《经济解释》，第505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原文如此。）

3、新自由主义的"铁律"和"圣诫"

记者：你很早就知道张五常其人吗？

何新：很早。这的确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经济学家"。

4、为什么急于用新自由主义为中国人洗脑？

记者：这的确是一个极有意思的问题，值得人们想一想。在你看来是为什么呢？

何新：美国利用中国80年代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急切地向中国输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观点，显然是出于美国国家的全球战略考虑。它想用它的意识形态为中国领导人洗脑。

在五常博士的书中记述了以下一件事。他说1988年由他通过"国内的朋友"安排了新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曼的对华访问，会见了赵紫阳。这次会谈效果惊人之好：

"1988年3月，弗里德曼夫妇写信问我，他们9月在上海参加一个会议，届时能否为他们安排一下中国的旅行。就在北京的朋友作出安排之后不久，放开价格的计划遇到了强烈的反对，我差点建议米尔顿取消中国之旅。然而，就在那时，我得到通知说，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按：指赵紫阳）准备接见米尔顿。后来的事实表明，我显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没有要求也与邓小 会面。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和弗里德曼的会见非常成功：两人都非常欣赏对方。除了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支持 产党控制权力以外--这是官场套话--两人只有一点不见意见：即何时和多快放弃外汇管制。米尔顿巴不得立刻取消外汇管制，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则认为只有在放松了国内价格管制之后才能取消外汇管制。"

"这次会见非常成功。会见之后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亲自走过来为我们打开车门。"以上引自张书第497-498页，商务版。

记者：但是，人们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即这种意识形态的真空是怎样出现的？中国人不是本来认为自己具有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吗？

何新：改革前苏式政治经济学体系与经济实践相背离。经济政策的实践是模仿的与经验的。改革提出了新的政策需要，同时经济规模的扩大也提出了众多的新的实际问题，需要找到统一的新理论（模型）来解释现象，探寻因果机制和规律性的东西，以指导进一步改革的实践。


僵化的教条主义的苏式经济学不能满足上述需要。80年代初期进入中国的东欧改革派经济学，如科尔内理论，这些理论是稀释的自由主义与苏式传统经济学充满矛盾的混合体。也不能满足需要。

因此，在80年代中期，出现了经济政策和改革方向的盲目性（摸石头过河）。出现了经济学意识形态的真空。新自由主义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趁虚而入。
成为设计中国市场模型和对外开放（包括加入WTO和参与全球化）的指导性、规范性理论。

有人说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功已证明其经济学的有效性。这种推论极其可笑。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功不是由于其经济学的成功。这个道理很简单。正如人体的健康运转并不是由于人体的生理学理论一样。先有资本主义，后有资本主义经济学。资本主义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运转及其矛盾的理论解释之一（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是另一种解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企业、政府虽然会以经济学家作顾问，但他们真正的决策绝不是根据经济学理论或根据经济学家的某种经济模型。人体是自然运转着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是依据其内在机制（利润最大化原则）自然运转的。好的医生也不可能改变人体的自然机制和规律。但听信坏的医生所提出的建议却足以使人体的自然运转发生障碍。一切坏建议中最坏的建议，就是一个医生告诉你，你天然的内脏位置和机制设计不合理，例如，需要把肝和胃搬个家。这几年来，我们在经济领域中看到了不少类似这种建议。

新自由主义理论是一种毒品。我们所以说它是毒品，并非因为它不符合于旧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标准（如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它内涵的政策含义以及若全面实施，必会导致中国国民经济的涣散性崩解以至彻底摧毁。前苏联经济到俄罗斯新经济的转变过程已经以现实经验验证了这一点。

随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实施，这一过程在中国现实中也的确局部地发生了。这就是1988-198九年的经济政治混乱和动 以及90年代末中国的大规模失业危机，以及当前导致社会内部紧张的两极分化、阶级矛盾。

这种经济恶果，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不得不全盘地以独立的批判态度重新思考和研究经济理论。

关于"贝伦山学会"的秘密组织情况


何新按：

　　谨向各方面朋友推荐以下一个材料。
这个材料是一位正在美国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传送给我的。材料揭露了英国、美国一个半秘密智库--政治意识形态团体的情况。这位朋友认为，张五常先生可能属于这个政治团体。他的几位老师弗里德曼、科斯都属于这个政治团体。

何新先生你好

我给你写过一次邮件的,上次是关于英国的罗得秘密会社(或学会)的。在看了你的关于张五常的评论后，我觉得他很有可能是一个名为贝伦山学会的知识分子团体的成员，因为弗里得曼和科思都是这个会社的第一批成员。弗里得曼还曾当过会长。其重要性可以从下文看出。
以下是一些我整理的材料，先请你个人参阅，期有裨益.

关于贝伦山学会

　　以瑞士的一个高山命名的贝伦山学会目前已经拥有500名会员。这些会员包括主要发达国家的高官，诺贝尔奖获得者，记者和学者。贝伦山学会在其1947年的成立宪章里说，"学会不寻求为公众所知，但也不会极力保持隐密和匿名。"学会"不寻求设立某种道统，或与某种政党看齐，也不旨在宣传。"
　
　　西方有一句谚语说，如果它看起来象一只鸭子，走起来象一只鸭子，叫起来象一只鸭子，那它就是一只鸭子。法国哲学家雅克。艾洛尔说也在他的《宣传》一书中说过，如果苏联召开一次有关列宁和平思想的国际研讨会，那这个研讨会就必定是国际宣传。

　　贝伦山学会虽然自己宣称不从事宣传，但其性质正是一个从影响精英知识分子开始，进而影响政府政策的有着浓厚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西方智囊团，只不过它的这种宣传极为隐密罢了。其实连贝伦山学会本身也很少有人知道。例如，澳大利亚的《星期天时报》就将贝伦山学会称为"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却鲜有人知的智库"。

　　为什么要成立贝伦山学会呢？按照该学会1947年成立时的章程，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处境危险"。这种"危险处境"又是怎样造成的呢？学会认为，部分原因在于一种否定绝对道德标准的史观的出现，另一个原因就是对私有财产和竞争性市场的信念的衰落。而没有了这些制度安排，那么自由就岌岌可危了。所以，贝伦山学会的宪章宣称，必须通过思想辩论及对西方文明中的合理价值的肯定，去迎击这种意识形态运动。很明显，贝伦山学会所批判的史观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和当时苏联的共产主义及其计划经济。

　　贝伦山学会的重要性可以从其1996-98年的总裁Edwin J.Feulner来自美国最重要的智库之一传统基金会这一背景看出来。澳大利亚一家名为"独立研究所"的所长格雷格林德塞（GREGLINDSAY）甚至将哈耶克和他领导的贝伦山学会比做19世纪的马克思和第一国际。根据林德塞的研究，贝伦山学会的创立者哈耶克目的在于建立一个国际政治哲学学术团体，也即一种国际学者协会，来传播经典自由主义的理念，来驳斥社会主义。

　　贝伦山学会说自己"不旨在宣传"，而其成员却包括很多政府高官，记者和学者，同时还说，"学会的唯一目标是通过促进持有相似观点的学者之间的交流"。宣传大师沃尔特。李普曼自然毫不例外的是第一批贝伦山学会的成员之一。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罗纳德。科思，米塞斯（LUDWIG1VONMISES），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意大利前总统埃纳尔第，（LUIGIEINARDI），前西德政府总理艾尔哈德（LUDWIGERHARD）等人都是该学会的成员。冷战结束之后，成员仅仅限于欧美的学会开始向前苏联东欧集团的范围伸进。贝伦山学会在该地区的地一个成员是捷克政府的总理克劳斯（VACLAVKALUS）。

　　以上仅供您个人参阅。当然，您很有可能早就与闻此团体了。

7、经济民族主义与经济世界主义的对峙

记者：根据你的观点，经济学并不是中立和客观的科学理论。它实际总是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存在的，即使经济学家对此不承认、或者自己未意识到也是如此。

何新：说得对。经济政策有一个主观的目标，但还有一个客观的效果、后果、结果。这两者可能一致，也可能并不一致。不一致本来就说明理论和政策有问题。究竟是主观的目标重要？还是客观的效果更重要？？我认为是后者更重要。

经济自由主义讲得很好听，什么公平开放，什么自由竞争，什么消费者主权等等。但是，在市场竞争的问题上，苏联早期的理论家布哈林曾指出，在市场经济中存在三种形式的竞争：

"这里十分清楚，各个经济的主体（是单个的人还是团体，这自然是完全一样的）之间瓜分剩余价值的斗争，必然带有不同的性质。因此，我们要区分三种竞争斗争。

（1）我们把同种企业间的竞争看作横的竞争。这里在竞争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无政府状态，不是社会分工产生的。

（2）我们把不同种企业间的竞争看作纵的竞争，这些企业的单独存在表明了社会分工的事实。

（3）最后，联合企业即联合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主义单位所进行的竞争斗争，也就是把社会分工转变为技术分工的资本主义单位所进行的竞争斗争，我们把它看作联合的（混合的）竞争。

划分竞争种类的标准是企业的类型，而企业的类型又以对社会分工，即对商品世界基本生产关系之一的这种或那种的关系为依据。

从这种区分中也就产生竞争斗争方法的区分。其实非常清楚，横的竞争可以用低廉的市场价格（竞争的"最典型"的形式）来进行，而在纵的竞争的情况下，低廉价格的方法就得让位于别的方法。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在这里，资本进行直接的力量的压迫的方法，某种action directe的方法开始起主要作用，首先是抵制这种最简单的形式。

一当竞争斗争开始越出市场关系的范围，--虽然它是以这种市场关系作为最初的推动力的，竞争斗争方法的变化就更加明显。"

这种竞争分析，自由主义主张"公平竞争"的经济学家却从来没有作出过。现实的世界市场和国内市场，并不存在绝对自由和公平的竞争机会。正如在非洲草原上，在狮子和羚羊之间并不存在公平的竞争机会一样。如果作个比喻的话，我们可以说：狮子与老虎的竞争是水平竞争，而狮子与羚羊的竞争则是纵向竞争。因为狮子对羚羊具有天然的生理优势。（如果狮子与虎结成联盟与羚羊竞争，就是布哈林讲的第三类竞争。）

国际性的资本垄断集团之间的竞争是水平竞争，而它们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则是纵向竞争。因为前者占据着最有利的竞争地位。他们之所以特别仇恨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就是因为这种国家民族主义能使弱者集结成强硬的经济政治板块，难以被吞噬。

我告诉你我的一个奇想。在观察了张五常、萨克斯一类帮助中国、前苏联设计改革方案的外来经济术士，读了他们那些自由主义的建议和改革方案以后，我在脑中常常会联想起战国后期一些在别国作"客卿"的纵横家。

记者：这是一种很古怪的联想。

何新：其实没有那么奇怪。我在1990年的一篇国际形势分析中曾经提出一种历史类比，我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局面很象中国先秦的战国时代。

美国就是当今意在吞并天下的"虎狼之国"强秦。

而现在国际外交战略上的"一极化"与"多极化"之争，前者是张仪一派倡导帝秦主义"连衡"路线，即美国一极中心主义霸权路线。而所谓"多极化"无非是苏秦一派倡导的"合纵"拒秦路线。

在秦国走向统一帝国的进程中，有三个人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是商鞅，他的改革为秦国积累了经济实力。二是武安君白起这位大军事家。三是张仪。

前两位是英雄。后者却是一个马基雅弗利式的无耻之人，是所谓以"佞言利口祸人邦国"者。

战国七雄中唯一最强大而能与秦国抗衡之国是楚国。但是张仪作为外交家和一位间谍，他以三寸如簧巧舌，拆散了楚与齐、魏等中原国家的拒秦联盟，同时在楚国内部制造了一系列信息和政治混乱，为秦国以武力彻底击败这个国家，奠定了极重要的外交、政治和心理基础。

今天的国际局面在政治结构上与历史上的战国时期颇有相似之点。所以张五常君、萨克斯一类以"经济"之术游说列国诸侯，为美国谋取最大国家利益的现代国际纵横家得以大行其道。

我推荐你去读一读他的书。这也是当代的"纵横家书"呵！

8、美国应该给一些经济术士授大奖 记者：张五常的主要著作是什么？

何新：关于这个人及其意识形态，我们以后应还可以找个机会专门聊一聊，今天我先推荐你读一读他最近在大陆结集出版的这本"论文集"--《经济解释》。《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集》，商务，2000年版。

但你在读他的书时一定要有耐心。要忍受读这本书时必然会产生的一种嚼酸柠檬的感觉。美国一位经济学家贝克尔在读了张的论文后对张五常作了一个很含蓄而耐人寻味的评语，他说："我同意张的如下看法：'许多著作允诺的多给予的少。'"引自张书第46四页。五常君大概认为这也是对他的赞许，竟将这一评论也收入了他的书中。此书中充满了自相矛盾的论点和自矜自恋的偏见，语言是拗口而常令人不知所云的美语式中文，具有殖民地学术的一切特点。

马克思在评论马尔萨斯的理论时曾指出：

"这是愚蠢的真正典型，它用诡辩来自我陶醉，在自己内在的概念混乱中辗转迂回；它的晦涩、拙劣的叙述，给天真的、不内行的读者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如果读者弄不清楚这一团混乱，那末其困难不在于混乱与清楚之间的矛盾，而在于读者的理解力太差。"《马克思全集》第26卷第3册第18页。

以此来评论张五常这部《经济解释》似并不苛刻。但这并不意味着此书不值得一读。只有在读此书后，你才会惊讶一些好学而轻信的中国人，在80-90年代怎么竟会那样轻率地接受、信仰以至崇奉这种酸柠檬式的经济学。

张五常博士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大骂马克思，他使用了一种有失绅士身份语言，文题叫"最蠢无过马克思"。在文章最后他提了一个问题说："天下间哪有会有那样高深的学问？所以马克思是最蠢的。"

由于不信其高深，所以就讲它最蠢！这真是一种极奇妙的因果关系。这种逻辑犹如：你的这颗宝石太美了。世间哪会有这么美的宝石？所以它必定是假的！

如果弗罗伊德、荣格对此作心理分析，会毫不犹豫地诊断此人潜意识中深具刻毒的嫉妒之心吧？！

张五常说古今经济学家中只有两个人他肯崇拜。一是斯密，一是他的科斯教父。然而这位教授竟不知道，其实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本源正是出自于斯密的。

［实际上，张五常对斯密过于热心的吹捧会令西方的经济学史家感到惊讶。"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Laissez aller）的最早推阐者并不是斯密，而是魁奈（法国重农主义创立者）。"19世纪自由主义的全部理论武器都可以追溯到他那里。"熊彼特在其名著《经济分析史》中所指出的极重要的一点是："不管斯密实际上从前人那里学到了东西没有，事实却是：《国富论》中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或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1776年是全新的。"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1-280，1-348，1-350。熊彼特曾辛辣地嘲笑过自由主义者中流行的"斯密崇拜"。他指出斯密只是一个善于把前人观点综合协调但自身极其缺乏创意的写作者。他说：

"斯密被后人授予了'创立者'的称号，--但没有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会想到授予他这一称号；而他以前的经济学家则成了所谓'前驱者'。因为如果拿掉这些前驱者的思想，是否还能剩下斯密的思想，是很值得怀疑的。"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94页。］

记者：斯密的经济理论是支持自由主义的，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反自由主义的。这两种经济理论应该是互相对立的。

何新：表面似乎如此，但是它们仍然是具有共同的理论渊源。你认为这里有矛盾吗？

记者：是。

何新：你要知道，马克思的经济学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马克思自己解释过这一点。他认为，亚当·斯密的学说中包涵有矛盾的因素。因此向右，可以引申出自由主义。向左，则可以引申出反自由主义即干预主义（包括社会主义）。

正因为这一点，19世纪后半叶的自由主义才被称作"新自由主义"或者"新古典主义"，以区别于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

记者：科斯，以及发明休克疗法的萨克斯是否曾被授予诺言贝尔奖？

何新：萨克斯没有被授这个奖。可能是因为这个人的名声由于休克疗法后来在世界上太臭了。

但是，张五常君、萨克斯博士的私有化理论都有一位共同的教父，这就是科斯。科斯在1990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奖。其实，美国应该给这一批人：科斯、萨克斯、张五常更多更大的奖。战国时张仪只用一片舌头搞垮了一个楚国，秦惠王为此而赐给了他一个封国，一个丞相。事见《史论·张仪列传》。（1945年郭沫若要去延安，毛泽 说：你还是留在蒋管区写文章，你一只笔顶我十个师的军队。这就是政治家利用意识形态的战略和韬略的眼光。）
一个萨克斯的"哈佛500天计划"其威力超过了美国的一万枚核弹。因为核弹并没有搞垮苏联，而"500天计划"则彻底搞垮了美国这个最大敌对国的经济，至今都喘不过气来。

我认为美国应该给萨克斯、张五常一类经济学术士发一切大奖，现在奖得实在远远不够！（笑）

［附录2］

张五常：最蠢还是马克思

几个月前读到关愚谦先生在《信报》发表的《和德日学者讨论"共产"一词的出处》，觉得很有意思，所以要在这里回应一下。关先生提出的要点，大致如下：（一）Communism中译为"共产"，是日本仔发明的，中国在老毛带领下，把日译的"共产"搬进中国。（二）日译"共产"的原意，是"共同集体生产"--是生产的"产"，非财产之"产"也。（叁）"共产"一词到了中国，顾名思义，就变成财产的"产"，此乃大错，而后来老毛实行共财产而走向"大锅饭"的人民公社，一错再错，呜呼哀哉！我认为把"共产"解作"共同集体生产"，是对的，因为Commune（公社）一词，的确有"共同生产"之意。然而，从今天经济学的角度看，日本仔相当蠢。这可不是因为他们错，而是对得太厉害！试想，在香港、美国等"资本主义"的地方，差不多所有生产都是"共同集体生产"的。

可不是吗？在我们所知的所有机构，不管是上市或是独资的，皆共同生产也。就是我现在独坐桌前爬格子，也是与《壹周刊》的多位仁兄共同生产的。既然差不多无"产"不"共"，而Communist肯定不是指我这个写稿佬，把Communism译作共同生产不仅毫无新意，而把我这个奉信"私产"（财产的"产"）的人说为"共产"成员，实在有诽谤之嫌！从日本仔的角度看，我是个以私产来共"产"的人，非老马所说之Communist也。从今天经济学的角度看，老毛把"共产"解作"共他人之产"，与老马的心意是较为接近的。老毛未老时，熟读老马的《资本论》。该"论"的确有"共他人之产"的倾向。在大学念书时，我也曾拜读老马的《资本论》。但当时我比老毛幸运，因为我对费沙的"资本"概念与科斯的定律皆懂得通透。因此，我老早就知道老马胡说八道。

在《资本论》中，老马不反对市场。正相反，他认为市场大有好处。老马也不反对私产，虽然他没有高举私产的功能。老马反对的，是资本家--以"剩余价值"来剥削劳力的资本家。在费沙与科斯的思维下，老马这叁个论点怎样也加不起来！

费沙与科斯皆逻辑井然。以费沙之见，所有生产资料都是资产，而资产私有，其市值就是资本。以高斯之见，没有私产就不可能有市场。那么老马赞成其一（市场），不反对其二（私产），反对其叁（资本家），岂不是难以自圆其说？

我认为老毛把"共产"解作"共他人之产"，比日本仔高明，是因为老毛显然是从老马反对资本家的立场作为出发点。不硬性推行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怎可以废除费沙所说的资本家？

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写了一篇搞笑的短文，不打算发表的，题为《费沙与红卫兵》。内容是说小小的红卫兵深明费沙的一般性的资本概念，比老马高明，他们的行动是要彻底地废除费沙笔下的资本家。这篇短文在芝大经济系内传阅时，该校大名鼎鼎的《政治经济学报》的老编读到，拍案叫绝，坚持要把该文发表。

老毛在中国搞的人民公社，当然是一种"共同生产"的制度。但那所谓"公社"与资本主义下的"共同生产"机构有一点重要的不同，那就是前者一定要吃大锅饭。这是因为"公社"的成员若能自由转业，可以随时另谋高就，资本家就必定会出现。若不容许自由转业--不管是搞什么"公社公分制"或"多劳多吃制"--大锅饭在所必然。既然大家吃大锅饭，私产就没有什么意思，要把之废除易过借火矣！

共同生产或多人把财产合并而成公司，只要有清楚的权利划分，或以股份界定权利，有自由的转让及转业权，就是私产制，每位参与者都是个资本家。这与老马笔下的Communism是大有出入的。Commune（公社）不是合作或共同生产那么简单。"公社"的重点不是共同生产，而是强制参与，其权益夸夸其谈，但因为没有股份转让权及自由转业权，参与者就变为肉在砧板上。逼而成的大锅饭是"共他人之产"的制度，彻底行事，就没有资本家，这应该是比较适合老马的心意的。

愚见以为，日本仔把"共产"解作"共同集体生产"，不可能错，但因为凡是社会皆如此，说了等于没说，是相当蠢的。老毛把"共产"解作"共他人之产"，可能错，但从以强逼"共同生产"的办法来铲除资本家的角度看，其对老马的解释则比较高明。很不幸，此"高明"却把国家弄得民不聊生。

困难还是马克思自己。他是个术语的创造者，有理无理总是说不清，是自欺还是欺人，又或是自欺欺人，恐怕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瓜豆了百多年，今天的日本仔、德国佬及我们的关愚谦先生，还是要研讨他究竟是说什么！

天下间怎会有那样高深的学问？所以我认为马克思是最蠢的。

［何新评语：此人竟无知到不知"共产"一语的西方语言出处，不知道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培根的新大西岛以及温斯坦莱（G·Winstanley）的掘地派共产主义和圣西门的共产主义者"公社"，不知道"共产"思想可以一直追溯于《旧约》（耶稣曾说：只有分掉你们的财产，才能跟随我），共产主义思想在西方社会思想中具有极为深远悠久的传统。张五常却竟以为"马克思是共产这个术语的创造者"，还居然以此为题"瓜豆"一篇文章。结果"瓜豆"一场，"有理无理总是说不清--是自欺还是欺人？又或是自欺欺人，恐怕他自己也搞不清楚！"观此文可知其人及其学。确实，文品正如其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