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设立“文化自由美国委员会”和“文化自由大会”在30多个国家的分支机构外,中央情报局赞助了大量政论性刊物和文化刊物。这些刊物包括著名的《撞击》,《评论》(Commentary),《新领袖》(New leader),《党人评论》(Partisan Review),《肯友评论》(Kenyou Review),《哈德逊评论》(Hudson Review),《塞万尼评论》(Sewanee Review),《诗歌》(Poetry),《思想史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转型》(Transition),《审查》(Censorship),《代达罗斯》(Daedalus,是美国科学与艺术院的机关刊物)。直接注入经费是一种资助方式,另外中央情报局还让“文化自由大会”免费为各国知识精英订阅这些刊物,间接资助它们。
资助书籍出版是中央情报局的另一项大运作,因为在它看来,“书籍是最重要的战略性宣传工具”。据不完全统计,中央情报局在50、60年代至少参与了1000本书的出版。如吉拉斯的《新阶级》和巴斯特纳克的《日瓦戈医生》都是中央情报局的推销重点(“significant books”)。其他的书林林总总、不胜枚举,涉及中国的至少有现任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麦克法(Roderick MacFarquhar)编辑的《百花齐放》(The Hundred Flowers)。不光出书,中央情报局还请人在各类刊物上撰写书评,推销其出版物。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外人根本不知道其中的黑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