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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钱颖一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借助新厂商理论，从预算软约束的视角出发构建了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即所谓的“市场保护型财政联邦主义”（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Weingast，1995；Mckinnon，1997；Qian and Weingast，1997；Qian and Roland，1998；），其核心思想认为分权化制度安排可以向地方**提供市场化的激励，保证和促进市场化进程。事实上，财政分权带来的财政激励的确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Jin、Qian and Weingast，2001）。在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初期的财政承包制确定了地方**“剩余占有者的地位”（郭庆旺、贾俊雪，2006），即额外增长的税收大部分归地方**支配，从而激励地方**拥有强烈的意愿发展地方经济（McKinnon，1992；Montinola、Qian and weigast，1995；Blanchard and Shleifer，2001；陈抗、Hillman和顾清扬，2002）。一般认为1994年进行的分税制改革具有财政集权的特色，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改变中央财政在财政收入分配中偏低的不利地位。但这种改革对地方**具有更强的财政激励效应，更加强化了地方**的相对独立利益，使得地方**有更高的积极性追求地方经济的增长（朱恒鹏，2004）。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经济分权并不是地方**发展经济的全部激励。经济分权为地方**提供了较为独立的经济决策环境，集权的政治体制和分权的经济体制产生了特殊的**结构，政治绩效的考察依赖于经济绩效的表现，这就导致地方**竞争关系的产生[1]（周业安，2003）。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Li和Zhou，2005）和基于名义调查基础上的上级官员考核和任免制度作为中国政治体制的两个基本特征，它表明了中国的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之间的纽带。伴随着政治集权的经济分权以及在此背景下独特的官员任免制度使得中国的地方**官员有非常强的意愿去促进地方经济的快速增长（周黎安，2004）。在政治集权和政绩考核机制下，地方官员为了在“晋升竞标赛”[2]中获胜，每年不仅要保证GDP的增长率，还要根据GDP等指标排名，迫使地方**为了“增长”而竞争。
正是因为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不改变政治权力基本结构的条件下，中央和地方实行经济上的分权）以及基于经济绩效的地方官员政治绩效考核制度，使得地方**面临两方面的压力：一是在“晋升竞标赛”中获胜；二是尽量获得更多的财政分成以保证地方**的拥有尽可能充足的“财力”用于基本财政支出以及新一轮的GDP竞赛。在这两方面的压力之下，地方**必须保证尽可能高经济增长率，为了本地区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绩效而不得不相互竞争。首先，因为要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必须要尽可能的摆脱有限经济资源的束缚，这直接导致地方**追求经济资源的扩张，尤其突出的表现在各地方的招商引资竞赛之中。其次，各个地方热衷于不顾条件的搞经济增长的速度攀比，仅仅追求GDP上升速度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他们更多的忽视了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相对于长期利益，经常的情况是地方**会更加热衷于对短期的利益的追求。一些落后的经济地区也在以极大的热情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重化工业，这是因为发展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直接可以看到产值、利润和税收。
综上所述，在中国特殊的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之下，地方**为了本地区的经济利益和在基于经济绩效考核的政治绩效考核中获胜，一方面要争夺经济资源以摆脱有限经济资源对经济扩张的束缚；另一方面忽视了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而是优先发展重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以直接推动GDP快速增长。本文将地方**之间的这种基于GDP竞赛的经济行为定义为经济赶超行为[3]，获得更多的辖区
[1]周业安（2003）认为中国的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这一对矛盾产生于中国特殊的政绩考核机制（即主要基于相对经济绩效考核的政治晋升制度），由此政治晋升引发强烈的地方扩张冲动。
[2]周黎安（2004）认为各地方的政治晋升竞标赛不同于经济市场竞争，是一种零和博弈。
[3]本文沿用杨俊、廖尝君和邵汉华（2010）对地方**经济赶超行为的基本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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