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桑金融（金融与文明）

大发现
　　哥伦布，是英雄。
　　其实，哥伦比更类似于一个战国时代游说王室的大忽悠，他所信奉的地圆说基本类似今天的征服火星，是很不靠谱的。而且，他认为从葡萄牙到日本只有2400海里，在他的海图里，整个世界只有1/6是海洋。
　　从科学角度，说哥伦布是个骗子，那是一点都不过份。
　　根据这些非常离谱的判断，他跑来忽悠葡萄牙王室，希望王室出资让他去探险。
　　葡萄牙人不是傻子，学术委员会否决了哥伦布的提议，哥伦布于是转而忽悠西班牙女王伊萨贝尔。
　　很不幸，他的建议又被西班牙学术委员会否决了。
　　就在哥伦布准备去法国王室信口雌黄的时候，他接到口信，西班牙女王让他回去，准备出海。显然，西班牙女王做了一个很不明智的决定，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冒险。
　　哥伦布至少需要200万马拉维第才能出海，还不包括船员工资，而当时一个西班牙普通仆人每月的收入都要610马拉维第（根据《唐吉柯德》中仆人工资估算）。
　　然而，哥伦布没钱，所有资金都需要西班牙王室提供。
　　西班牙女王很够意思，借给哥伦布这笔钱。
　　1492年8月3日，也就是后来西班牙的国庆日，大忽悠哥伦布带着三艘战舰出发了。经过了一番艰苦的航行，哥伦布终于找到了一个小岛，是巴哈马群岛上的一个岛屿，他马上宣布这个小岛归西班牙王室所有。
　　传说，哥伦布此行的目的是去中国，而且带着女王给中国皇帝的亲笔信。幸亏哥伦布到的地方是美洲，因为他的报酬是担任发现地区的总督，如果哥伦布真到达中国，不知道跟明朝皇帝怎么谈判，封他当总督，基本不可能。
　　1493～1502年，哥伦布又进行了三次航行，探明了到北美的道路。不过他本人始终认为自己去的是印度，后来，佛罗伦萨人认为这是一块新大陆，将之称为“阿美利加洲”，即“美洲”。
　　1497年葡萄牙的达加马绕过好望角，到达了风情万种的印度；
　　1519年西班牙麦哲伦船队历时一年，终于也到达了印度，又环形而回，终于证明了地球是圆的。
　　有现代航海家说，哥伦布的航线确实是最佳航线。不过也有人说，哥伦布是弄到了一份当年北欧海盗的海图，只是北欧海盗觉得新大陆实在没什么可抢的，就放弃了。
　　现在更有人争论，在哥伦布航行前，中国人郑和其实到达了新大陆，如果两者在海上相遇，甚至大战一场，历史就会改写。
　　历史，没有如果。
　　郑和VS哥伦布=关公VS秦琼。
　　郑和下西洋不是经济活动，是为了巩固传统的华夷体制，和哥伦布的开拓疆域、寻找航线不是一回事。
　　郑和下西洋，很伟大。但他的主要是诠释明王朝的强大，明王朝真的强大吗？
　　郑和始终相信“天圆地方”，指导哥伦布的却是《世界图志》和地圆说，虽然此时来看非常不靠谱。并非郑和无知，那个时代中国人还没有一点地理学概念，直到叶赫那拉氏才知道原来地球是圆的。
　　中国古代文化，没有科学的概念。
　　中国只是在技术方面曾经领先西方，遗憾的是也仅仅停留在技术方面。三国时代，曹充就用浮力测定了大象重量，但曹充不能对接浮力定律；中国宋代发明了指南针，但不能向电磁学演进。中国古文化的精髓是明心见性，是提高君子修养，是培养符合专制皇权统治使用的“士”。
　　所以，我们在最初中物理、化学课本中见不到国人的名字。
　　无论怎样评价哥伦布，他毕竟是第一个为了商业利益到达新大陆的人，是他给美洲大陆带来了移民者，也给当地土著带来了几乎灭绝的灾难，这段被后世称赞为大发现的历史其实充满了血腥。
　　西班牙、葡萄牙人被称为强盗，所到之处攻城略地。据说葡萄牙人攻占马六甲时，马六甲曾向明朝皇帝求援，明武宗仅发了一封斥责的谕旨。
　　结果搞出来一个澳门，搞丢了一个台湾。
　　发现新航线，欧洲商线和航路从东部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从此意大利城市失去了对近东贸易的垄断权，英国伦敦、西班牙塞浦丽亚成为新的商业中心，意大利城市迅速衰落，而取而代之的是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后来的英国。
　　他们是海上至尊，也是第一代雄起的世界霸主。
　　中国的茶叶、美洲的烟草、可可开始成为国际贸易市场上的大宗商品，香料、咖啡、白糖等传统产品也丰富起来，国际贸易从此兴盛。美洲白银也开始充斥欧洲，终于引起了“价格革命”，白银和世界市场联为一体给资产阶级兴起创造了条件，在殖民者残酷的掠夺中人类终于即将走出蒙昧时代，迎来现代文明的曙光。
　　一个必然出现的人，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改变了世界。只不过，历史选择了哥伦布。
理财专家
　　抢劫是为过好日子，征服南宋后，蒙古人砍人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偶尔想到日本散散心，却被大风刮到海里，于是就改行到国内抢劫了。当然，历代封建王朝都抢劫，但总有限度。元朝统治者有点特殊，总感觉自己是强盗，抢劫可以无极限。
　　元立朝较短，入主中原前一直以银作为货币，当时的银锭又称“元宝”，元宝的“元”字即代指元朝。忽必烈没称帝的时候，仿效金国发“中统交钞”，中统钞可以向朝廷兑换金银。应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金银复本位纸币，所谓“以金为本”、“以银为本”。1263年忽必烈建平准库，平抑中统钞与金银的兑换比率，从职能上看，这个平准库颇类似于今天的中央银行。平准库执行政策很到位，根据《元史》中的记载，1275年之前没有物价飞腾的记录，而且中统钞刚发行的年代，忽必烈不准民间金银交易。
　　忽必烈灭阿里不哥、统一南宋，干了很多大事，也花了很多钱，立朝之后更急需用钱。于是，即以纸钞替代银锭，忽必烈的思路是想发多少就发多少，这样花钱比较方便。
　　贯彻忽必烈思路的人，是几位理财师。
　　第一个出场的理财师，叫阿合马。
　　阿合马，生辰不祥，如何进仕不详，《元史》对他的记录是“回回人也，不知其所由进”。总之，这个人的简历在混到理财师之前似乎是空白，大概是混混。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工部侍郎董文用罢官，阿合马出任中书平章政事。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董文用罢官意味着以“金莲川幕府”为代表的汉臣已彻底失势。
　　阿合马的理财方式非常简单，简单到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无论用多少银子，领导给个数，他就照印，至于平淮准库是从来不用考虑的。1275年前，中统钞每年最高发行量不过11万锭（银子50两为一锭），1276年以后为140万锭，到1282年阿合马被杀时已经发行了680万锭。
　　公平的说，1276年忽必烈对南宋用兵，军费开支骤然增大，阿合马也是没办法，发钞票是难免的。问题是1279年灭掉南宋后，对南宋会子、交子的处理，阿合马太不厚道。忽必烈开始的想法是“江南交会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原意是想保持江南货币。阿合马却出了一个馊主意，以中统钞兑换江南交子，面值50锭银子的交子兑1锭中统钞，交钞不得兑换金银。
　　这摆明是抢劫，反正南宋遗民被元朝定位“南人”，在元朝四等人中排名最末。就是抢了，又能如何。
　　最可恨的还不是多发钞票，而是阿合马排儒抑佛，并从肉体上消灭了“金莲花幕府”。忽必烈在称帝后曾在排汉和崇蒙间犹疑，从重用阿合马来看，他最终选择了崇蒙。不过他很聪明，把汉族官员的仇恨转嫁给了阿合马。因为阿合马不是蒙古人，是回回人，仇恨不至全部集中到蒙古贵族。阿合马就这样被推上了前台，《元史》中不断指责阿合马，其实阿合马所做的并不比他的上级忽必烈更过分，只不过他在前台，表演更为刺目罢了。
　　与其他权奸的结局相似，阿合马后来被黑掉了，方式是暗杀。忽必烈在阿合马死后对他进行了清算，阿合马及其党羽倒台，蒙人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无论如何，阿合马死掉了，一切罪责都可以推到阿合马身上，忽必烈永远是正确的。

　抢劫是为过好日子，征服南宋后，蒙古人砍人的机会越来越少了，偶尔想到日本散散心，却被大风刮到海里，于是就改行到国内抢劫了。当然，历代封建王朝都抢劫，但总有限度。元朝统治者有点特殊，总感觉自己是强盗，抢劫可以无极限。
　　元立朝较短，入主中原前一直以银作为货币，当时的银锭又称“元宝”，元宝的“元”字即代指元朝。忽必烈没称帝的时候，仿效金国发“中统交钞”，中统钞可以向朝廷兑换金银。应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金银复本位纸币，所谓“以金为本”、“以银为本”。1263年忽必烈建平准库，平抑中统钞与金银的兑换比率，从职能上看，这个平准库颇类似于今天的中央银行。平准库执行政策很到位，根据《元史》中的记载，1275年之前没有物价飞腾的记录，而且中统钞刚发行的年代，忽必烈不准民间金银交易。
　　忽必烈灭阿里不哥、统一南宋，干了很多大事，也花了很多钱，立朝之后更急需用钱。于是，即以纸钞替代银锭，忽必烈的思路是想发多少就发多少，这样花钱比较方便。
　　贯彻忽必烈思路的人，是几位理财师。
　　第一个出场的理财师，叫阿合马。
　　阿合马，生辰不祥，如何进仕不详，《元史》对他的记录是“回回人也，不知其所由进”。总之，这个人的简历在混到理财师之前似乎是空白，大概是混混。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工部侍郎董文用罢官，阿合马出任中书平章政事。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董文用罢官意味着以“金莲川幕府”为代表的汉臣已彻底失势。
　　阿合马的理财方式非常简单，简单到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无论用多少银子，领导给个数，他就照印，至于平淮准库是从来不用考虑的。1275年前，中统钞每年最高发行量不过11万锭（银子50两为一锭），1276年以后为140万锭，到1282年阿合马被杀时已经发行了680万锭。
　　公平的说，1276年忽必烈对南宋用兵，军费开支骤然增大，阿合马也是没办法，发钞票是难免的。问题是1279年灭掉南宋后，对南宋会子、交子的处理，阿合马太不厚道。忽必烈开始的想法是“江南交会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原意是想保持江南货币。阿合马却出了一个馊主意，以中统钞兑换江南交子，面值50锭银子的交子兑1锭中统钞，交钞不得兑换金银。
　　这摆明是抢劫，反正南宋遗民被元朝定位“南人”，在元朝四等人中排名最末。就是抢了，又能如何。
　　最可恨的还不是多发钞票，而是阿合马排儒抑佛，并从肉体上消灭了“金莲花幕府”。忽必烈在称帝后曾在排汉和崇蒙间犹疑，从重用阿合马来看，他最终选择了崇蒙。不过他很聪明，把汉族官员的仇恨转嫁给了阿合马。因为阿合马不是蒙古人，是回回人，仇恨不至全部集中到蒙古贵族。阿合马就这样被推上了前台，《元史》中不断指责阿合马，其实阿合马所做的并不比他的上级忽必烈更过分，只不过他在前台，表演更为刺目罢了。
　　与其他权奸的结局相似，阿合马后来被黑掉了，方式是暗杀。忽必烈在阿合马死后对他进行了清算，阿合马及其党羽倒台，蒙人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无论如何，阿合马死掉了，一切罪责都可以推到阿合马身上，忽必烈永远是正确的。
　　第二任理财顾问隆重登场，卢世荣。
　　卢世荣是一个低级官吏，江西茶叶专卖局（江西榷茶运使）局长，据说颇能理财。
　　卢世荣确实太有才了，可惜，他生在元代。
　　卢世荣的主要想法（不是做法）归结起来有两条：第一，准许民间金银自由交易、恢复平准库、恢复铜钱；第二，以财政收入为准发行纸钞，利用税收劝课农桑，以商制牧。
　　卢世荣，应该是站在朝廷立场说话，没有考虑蒙古和汉臣的纷争，希望抽重税压制牧业，刺激农业、商业，此时，他的敌人不再只是蒙古贵族，而是添加了汉臣。仅三个月，卢世荣就被罢免了，后被《元史》列入奸臣传。
　　卢氏理财方案被否决了，第三位理财专家闪亮登场，桑哥。
　　桑哥的办法是发行“至元宝钞”兑换中统钞，比率1比5，同时，规定市面上的东西不准涨价。估计桑哥的原意是以至元钞兑中统钞，最终恢复纸钞信誉，为展示自己的决心，他甚至在1289年（至元25年）毁掉了中统钞钞版。
　　无论决心如何大，只要皇帝用钱，桑哥就得给。皇帝花钱又大手大脚，除了跟人动武，还经常赏赐臣下，一赏就是几十万锭。桑哥只好拿出阿合马的老手艺，增发。
　　桑哥时代，钞法更坏。
　　桑哥代表蒙古贵族，应该没有冤枉他。在汉臣又一轮攻击下，1291年桑哥败下阵来，被抄家灭门，是三位理财师中结局最惨的一个。
　　当年，至元钞发行量达到了元代顶峰，10,000,000锭。

九年一梦
　　1295年，忽必烈的孙子铁木尔登基。
　　铁木尔是一个守诚之主，一生都在蒙汉之间轮着铁锹和稀泥，他干的最多的活儿，就是不停给双方封官：封汉臣为文官，封蒙古人为武官。财政，则仍握在回回人手里，当然还是烂成一锅粥，实在没什么可夸耀的。
　　在他快死掉的时候，蒙汉终于团结起来。
　　因为铁木尔指定的继承人叫做阿难答，虽然是他孙子，却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无论蒙臣还是汉臣，对伊斯兰教统统不感冒，蒙古人始终认为回回只能理财，做皇帝，还是靠边站吧。
　　忽必烈曾仿汉制，立太子为皇储，蒙古贵族传统是由诸部落公议定皇位。此时，蒙古贵族在汉臣支持下把祖制搬了出来，不准阿难答即位，并砍了这位皇储的头。
　　1307年元武宗被众人拥上了历史舞台，元武宗蒙古名叫孛儿只斤，汉名叫海山，蒙古名字太拗口，就叫他海山吧。海山继位，距发行至元钞已21年，史籍记载此时已是“帑藏空竭”。
　　1309年，此时至元钞已虚发1千万锭以上，严重贬值，实在流通不下去了。海山推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罢至元钞，毁至元钞版，发行“至大银钞”；原有铜钱可以流通，同时铸“大元通宝”铜币，允许民间流通金银。
　　在元朝整个历史上，第一次允许铜币流通是卢世荣时期，但刚开始卢世荣就被拿下了。第二次就是海山当政的时候，但时间也很短。因为，海山统治时间只有4年。4年中，汉族制度基本恢复，封孔子为“文宣王”，把司马光、二程、朱熹等人也搬进了孔庙。海山当政最后一年，废除蒙古贵族、寺庙免税权，开始模仿唐宋税制。
　　1311年海山薨，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为元仁宗。
　　仁宗即位后革新政治，颇为振作，他最大的功绩是恢复科举，崇尚汉学。不过，蒙古贵族实在没什么文化，反正以前什么都不知道，儒、释、道都是好东西，照单全收，“三教合一”的社会理想就此提出。对这帮文盲来说，大概汴梁路儒学正（孛术鲁翀）跟仁宗的对话最能体现“三教合一”思想：儒（理学）类似于五谷，释（藏传佛教）类似于黄金，道（全真）类似于白玉，总之都很重要，最大的区别在于道家理论可以用来长生，比较实用。
　　长生的梦想促进了道教发展，以下人物大家应该很熟悉，都是《射雕英雄传》里的名人：武功天下第一的中神通王重阳、忠贞不二的长春子邱处机，痴情的尹志平和道德沦丧的李志常（人物评语皆出自《射雕英雄传》，没有任何历史依据）。《射雕英雄传》中，全真教积极反元，全真教确实建立于元朝，但跟抗元扯不上什么关系。上述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确实都很牛，不是因为他们修炼了《九阴真经》，而是因为全真派使道教形成了理论体系，从巫术演化为宗教。全真更类似于禅宗与理学的结合，“屏去妄幻，独全其真者”，把“全真”作为一种彼岸，到达彼岸的方式是苦行。
　　但在币制上，仁宗就不合格了。
　　仁宗罢至大钞，禁铜币、禁金银民间交易，重铸至元钞版，这些都不是仁宗错误的地方。
　　罢至正钞制没什么，发行什么新币，只要不过份增发，结果都差不多。仁宗最大的错误是太急了，甚至连钞版都没做好就开始印刷钞票。昏钞和伪钞开始泛滥，昏钞就是印刷不清楚或者损坏的钞票，本来昏钞可以到官库倒换，但是很多官吏希望靠此谋利（不依例倒换，多取工墨），昏钞根本换不出去。伪钞就是假钞，元朝钞版用铜，很容易伪造，至元钞版竟然是木头，伪钞数量很有可能已经超过真钞数量。
　　尽管如此，海山和仁宗统治的9年，仍然是能跟诸代明君相比的9年。1320年仁宗薨，此时距离朱元璋出世仅剩8年时间，元朝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挑动黄河天下反
　　仁宗之后，又经过五代帝王（英宗、泰定帝、明宗、文宗、宁宗）角逐，这个马背上的民族似乎把皇权卑劣跟马背英勇结合在一起，每次都是铁木真家族的腥风血雨，每次总有很多王子皇孙挂掉。
　　1345年，元顺帝脱欢铁木儿得到了一个噩耗：黄河决口了。1345年、1346年、1348年黄河三次决口，最终改道。
　　作为皇帝，总不能看着黄河泛滥，淹死了还好，淹不死就会成为流民，那才麻烦。
　　反正要饿死了，干脆就抢，抢富户、抢官府。总之，有什么抢什么，一般来说，大规模流民是朝代灭亡的开始，也为农民起义准备了充足的兵员。
　　脱欢铁木儿对元朝人民发出了号召：一定要根治黄河！
　　1351年朝廷派工部尚书贾鲁以总督河防，具体工作，就是把黄河弄回老河道里去。这可是大工程：要征发劳役、粮食，仅役徒就15万人，还有2万士兵帮忙。
　　17万人，要吃、要喝、要住，元朝税制是出名的烂泥，根本没钱。
　　脱欢铁木儿想解决经费问题，方法是改行钞制。黄河工程动工当年发“中统交钞”，说白了就是以新钞兑老钞，以少兑多，同时铸“至正之宝”铜币。铜币第三次出现在元朝历史，不过脱欢铁木儿实在不该同时印一堆中统交钞，两种货币同时流行，铜钱会被人们放到橱子里，留下一堆没用的废纸。而且“中统交钞”的发行量实在难以恭维，这里没有列出印钞数量，因为各种史料出入实在太大，不过物价上涨的记录却比较一致：总的来说，1351～1355年大都粮食价格上涨应该没超过1000倍。
　　役徒大概根本吃不饱，于是工地上开始流传一句话“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1353年，有人在河道中挖出一个独目石人（是不是有人自己埋进去的，无从可考）。借此机会，张士诚、刘福通、徐寿辉一干人在工地上拉起了红巾军，挑动黄河天下反！
　　卖命修河就弄了一堆破票子，回家照样会饿死，造反，没准更有前途。
　　很快，张士诚占江浙，此地钱粮收入占朝廷的40％；刘福通占河南，此地占朝廷钱粮收入占朝廷20％……，元朝已经岌岌可危
　　此时，中统交钞只能在都城大都附近流通，货币抢劫能力已经很有限。大都百姓不是白痴，很快，都城民间罢纸钞，开始以货易货，实物货币再次出现在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1357年大都再设便民库，换发昏钞，竟然没有人光临，元朝彻底崩溃了。
　　1367年朱元璋称帝，1368年脱欢铁木儿逃奔上都（今和林），元亡。1388年北元皇帝脱古思帖木儿被自己的手下干掉，元朝残余势力被剿灭，明帝国统一中国。

敬业的朱元璋
　　朱元璋（1328～1398年）原名朱重八，1368年在南京称帝，国号“明”。
　　虽然中国历史课本上记述了无数次农民起义，但是朱元璋是唯一成功的一次。其余朝代兴衰，都不是农民领袖建立的，出身最差的是刘邦，好歹还是个派出所长（里长），唯有朱重八完成了从农民到皇帝的光辉历程（虽然很多农民军的头儿自行称帝，充其量也就统治个把乡镇）。也正是因为如此，朱元璋和他的明朝帝王施政颇显费解，纵观明朝十六帝，276年，离谱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1368年称帝后，朱元璋一直在奋斗。
　　大概元代官吏让朱重八受了太多的罪，朱元璋从骨子里不信任官吏。朱元璋的目标很简单，把所有的权力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朱元璋撤中书省；洪武十年撤胡惟庸左丞相职务，丞相由三人共任；洪武十三年杀胡惟庸；洪武十五年撤御史台，同年设大内锦衣卫。以上过程，通俗的讲，就是朱元璋撤销了国务院总理、中央纪委，设立特务机构。
　　这是一个非常离谱的开端。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奸相，比如唐朝的李林莆、杨国忠，宋朝的史弥远、贾似道，这些人确实都坏的掉渣。
　　这些坏人再坏，然后加到一起开方，也比不上特务制度坏。
　　即使是奸臣掌握朝政，也必须在既定框架之内操作，特务就未必了，完全是乱来。特务不一样，特务没有制度，更没有公开透明的规则，完全依靠个人好恶决定政治人物命运，完全毁坏了政治游戏规则。
　　其后朱氏子孙又创造性的发展了东厂、西厂，更离谱的是，包括锦衣卫在内的特务是宦官。倒不是说宦官一定是坏人，由于职业特殊，宦官一般都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几十年如一日在互相倾轧的环境里生活，一旦有了权力，他们肯定以宦官的方式对待这个世界。虽然中国历史上确实有几位名垂青史的宦官，但几乎全部是犯官子弟受宫刑，而且史书往往压根不提他们是宦官，比如，郑和。
　　我们曾提到管理学的一个真理：有多大权力并不决定于官职，而是决定于是否靠近权力中心，于是在明朝我们见到了王振、刘谨和魏忠贤。
　　不过，在朱元璋时代，这个问题暂时还不存在，因为朱元璋实在是一个敬业的皇帝。据说他“四鼓而兴，未明视朝”、“晡时听政”，就是说每天5、6点起床，劳累一天，最后11、12点多睡觉，而且绝无假期。也难怪，这么辛苦打下来的基业，所有权很明晰，国家是朱家的，他不好好干谁好好干。
　　人民也捞到一些实惠，起码是汉族人当皇帝，不用当下等人了。而且，战乱消失后，留下了一批无主土地，朱元璋实行屯田制，籍此稳定农民生活，消灭流民。在施政过程中，朱元璋对商业的支持是封建王朝中罕见的，商人三十税一，他主持的《大明律》也没有歧视商人。
　　不过在货币问题上，朱元璋非常不合格，不合格的原因不是因为朱元璋想借此抢劫，而是他过于自信。
　　1374年，朱元璋开始颁行“洪武通宝”，也就是铜钱。铸造铜币很麻烦，而且当时北元跟各路土匪还很猖獗，以铜币为前线发饷，军饷经常在路上被黑（鼓造甚劳），必须有新的币制。此时，金银产量已经可以应对货币需要了，重金属至此登上历史舞台。
　　一年后，朱元璋就开始以银为本位币，不过代表银的是钞制，即“大明宝钞”。朱元璋的“大明宝钞”实在是不怎么样，元朝中统钞好歹还有点金银做准备，朱元璋是一点都没有。
　　估计朱元璋太自信了，天下都是我的，什么事我说了都算，纸钞说多少就是多少，以皇位担保，还怕花不出去？
　　朱元璋数学计算能力显然不强，他赏赐的太多了，1390年朱元璋69次封赏臣下，有数据记录的是8000万贯，加上没记载的，有人估计总数是9500万贯，而当年朝廷收入折合大明宝钞仅为2000万贯。
　　幸亏朱元璋没有同时废除铜币（虽然在洪武27年下令禁止铜钱流通，但没有起到实际作用），否则明朝第一次纸钞通货膨胀有可能直接毁掉辛苦打下的基业。
朱棣发钞
　　朱元璋以为自己和儿子是一家人，把24个儿子分封到全国各地，全国就是他家的。
　　道理没错，前提仅限他本人使用。
　　他死掉后儿子就变成24家。皇位只有一个，是一个儿子的就必定不是另外一个儿子的。
　　不服气的、有实力的，难免会跟新皇帝争皇位，比如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就很不服气，于是就灭掉了朱元璋的孙子——当时的皇帝朱建文（建文帝）。1402年朱棣在南京篡位，史称永乐大帝。
　　明朝历史上，朱棣是一个文治武功的皇帝：营建北京的意义不仅是造就北方城市，更重要的是能够在北方集结兵力对付游牧民族，使得全国经济发展不受侵扰。
　　以前朱棣是藩王，建文帝要削藩，朱棣就造反。现在朱棣是皇帝，同样要削藩，而且，不准造反……
　　还好，藩王没有一个象朱棣这么猛，不敢以地方武装对抗中央军，虽然如此，朱棣要搞掉自己的兄弟，也要一步步来。
　　第一步，改革币值。
　　永乐元年（1403）朱棣禁止使用金银做任何交易，虽然朱元璋早就颁布了这个命令，但主要是禁止金银外流海外，对国内金银交易管制并不严格，毕竟他们朱家金银最多。
　　朱棣的命令不但针对国内，而且手段特别缺德。
　　说缺德，不是因为用金银交易会被砍头，而是他引入了非常缺德的机制：谁抓住用金银交易的人，立刻把交易金银赏给他，交易双方若有一方自首就把对方物品赏给他。只要举报就有发财的机会，金银被彻底在市场上禁绝了。
　　告密，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被认为是败德的行为。这违反了契约精神，本质是破坏公平。告密，甚至不如强盗，起码，强盗是赤裸裸的抢劫，凭的是自己的力气。
　　一般人没多少金银，金银大都在朱棣兄弟家，就算地方官没胆量进王府抓人，王爷们流动性肯定是要出问题了。朱棣对他所有的兄弟进行了一笔超级罚款，罚的就剩下零花钱了。
　　虽然大明宝钞不好使，那是因为太多了，收回来一部分就可以。
　　1404年，朱棣停止对藩王封赏，开始回收大明宝钞：明朝臣子，每个月必须用纸钞买一斤盐（不知道能否吃完），纳钞1贯；所有罚款赋税，一律用宝钞缴纳。据说当年因卖盐，朱棣回收的纸钞就有4.8亿贯。
　　此后逐年，回收后的纸钞被销毁，大明宝钞购买力回升。
　　第二步，消藩，没钱，看你怎么造反！

第二步，消藩，没钱，看你怎么造反！
　　1403年，换宁王封地（宁王军事力量最强，且曾支持朱棣，没对下死手）；
　　1406年，削齐王爵位和官属，废为庶人；
　　1408年，削岷王官属及护卫；
　　1412年，削辽王官属及护卫……
　　消藩结束，第三步，发钞。
　　朱棣要迁都北京，要对蒙古用兵，顺便还要打打交趾（今越南）、打朝鲜……，需要花很多钱。不印纸钞，拿什么给士兵发饷，1425年朱棣薨，大明宝钞流通数量已经为永乐初年4～7倍。
　　离谱的纸钞
　　按明代经济发展水平，用铜来做币材已经显然不合适了，尤其是江南、福建沿海都形成了商业中心，江西官工业制陶达到了顶峰（部分技术失传，所以至今也没能再烧制官窑瓷器），江浙一带棉纺业出现了工场，号称“衣被天下”。
　　纸钞虽然可以解决货币问题，但朝廷无规则发行纸币给商品流通带来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其实，纸钞在明朝是个很奇怪的产物，明承元制，纸钞单位虽然是贯，面值却代表白银；没有任何储备，也没有什么计划，需要花钱的时候就发给士兵或者功臣，随意性非常强。朱元璋以后，禁止铜钱、金银交易，又往往是出于种种目的。
　　而且，明朝纸钞其实是非常不方便的一个东西。
　　明代纸钞，长338毫米，宽220毫米。这只是一贯钞的面积，面值大面积也更大。
　　纸钞，得用麻袋背。
　　一个契机改变了一切，土木堡之变。
　　1435年，朱祁镇登基，那年他9岁。多年来宦官王振一直陪他玩，这对朱祁镇很重要，对孩子玩本来就是最重要的。朱祁镇的玩伴并不这么想，他并不是一个天真的儿童，而是一个成年的宦官，而且很有理想。
　　对王振来说，1442年是个好年景。太皇太后挂了，首辅杨荣也死了，皇帝得找个人办事，于是选择了王振。
　　人，有理想是好事；没能力，未必是坏事；既有理想又没能力，却一定是坏事。
　　没有机会的时候，怨恨“心比天高，命比纸薄”，郁郁寡欢。有了机会，尤其是重大的机会，自己的命不薄，别人薄。其实，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强或差，程度都很微小。职员眼中老总可能很风光，那是不风光的时候大家没看到。所谓政治家，或者能真正称的起“家”或“大师”的人，必然有非凡的心里素质，能够超越常人不能想象的痛苦，坚韧不拔，在任何情况下永不言败，非如此，无以为英雄。这种坚韧必然来自于日常经历，在无数次痛苦洗礼中成长，没有任何人能在一夜之间成长为巨人。
　　王振是个宦官，有理想、无能力。
　　在王振并不光辉的一生中没有什么机会参与朝政，他的职责是陪皇帝玩、讨好朱祁镇。因此，在他眼中官场就是玩，是讨好，外交、战争也一样。
　　明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头领也先派来2000人跟明朝做贸易，职业构成很复杂，除个把商人外都是强盗和小偷，一路上自然是搞得鸡犬不宁。
　　以前瓦剌也这么干，只是经常给王振送钱，这次好像忘了……
　　王振愤怒了，把也先货物价格砍掉了五分之四。敢忽视我的存在，我就让你损失更多。没有能力的人得到机会，最先想到的不是去创造，而是让别人重视自己。同理，没有能力人特别能摆谱，也是遵循这个混蛋逻辑。
　　也先VS明朝，明朝输了。
　　输是必然的，有这么一个混蛋，最后必然会输。不过，结果太惨，因为皇帝朱祁镇被俘虏了。
　　也先不认识大明宝钞，他只要金银。
　　皇帝的弟弟朱祁钰即位，他并没有兴趣把哥哥赎回来，又不能把这事情说透。跟也先贸易还是要做，这摆明了是个吃亏的活。让他从帑藏掏钱基本没可能，贸易金银自然来自税收，自此，明朝税收中开始出现白银，纸钞流通范围逐步缩小。
　　后来，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税收改为收白银（稍后提及）。明朝中期，白银终于成为货币主体，如果以对大米的购买力计算，一两白银大概值比2009年的1千元人民币要多点。动辄出手白银万两，就是说动辄花个几千万，明朝商品经济再发达，也不可能混到这个份上。
　　虽然白银不再成为货币主体，但明朝皇帝都喜欢在特殊的日子（比如某位祖先的祭日）突然宣布以纸钞作为纳税方式，究竟什么时候必须用纸钞，恐怕连皇帝自己都不知道。
　　关键是已经不再印制纸钞了，还必须缴纳纸钞。于是，有人专门囤积纸钞，某一天皇帝心血来潮，就可以把纸钞拿出去卖个好价钱。
丘山为岳
　　自朱元璋起，明朝宰相一直处于弱势。凡事总有例外，最大的例外就是张居正。嘉靖朝，张居正就成为文渊阁大学士，亲历严嵩（被流放，其子严世蕃枭首）、夏言（被处死）、徐阶（退休后被清算，其子亡）等几位首辅，可谓斗争经验丰富。
　　1567年朱厚熜薨，朱翊钧即位，号神宗，就是著名的万历皇帝。不过，朱翊钧登上皇位时，仅10岁。
　　张居正VS朱翊钧=威严的道学老师VS顽皮的学生 首辅VS皇帝。
　　皇帝小时候，老娘经常这么吓唬朱翊钧“你要再这样，我就告诉张先生”（使张先生闻，奈何），听起来，这个形象更类似于童话中的大灰狼。
　　当时，有人给张居正写了副对联“日月并明，万国敬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敬仰太岳相公”，把张居正跟皇帝并列。张居正居竟然受之无愧，而且在家用黄金铸成对联挂了起来。一方面确实是他权倾天下；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老牌政治家，只能说他已经被权力迷昏了头。
　　不过，张居正也难。
　　嘉靖一朝，面对着似乎无穷尽的倭寇，在西北跟蒙古人死磕了几场，宁王又擅自称帝，朝廷的财政早就捉襟见肘了。张摄政决定改革，只有两条，一是“考成法”，二是“一条鞭法”。自此，明朝币制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
　　先说考成法，所谓考成法就是年终考核，不合格的降级、撤职乃至判刑。一条鞭法，分三步。嘉靖朝赋税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豪强兼并，隐匿土地不缴税。第一步丈量土地，结果比原来多出来300万顷，而之前的总数是701万顷，一半土地不纳税，皇帝不哭穷才怪。第二步，追缴以前欠下的田赋，三年还清。第三步，废除徭役，改收银子。本来缴点粮食就可以了，现在收银子，只好把收成拿到市场上换银子，明代商品经济就此蓬勃发展。

先说考成法，所谓考成法就是年终考核，不合格的降级、撤职乃至判刑。一条鞭法，分三步。嘉靖朝赋税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豪强兼并，隐匿土地不缴税。第一步丈量土地，结果比原来多出来300万顷，而之前的总数是701万顷，一半土地不纳税，皇帝不哭穷才怪。第二步，追缴以前欠下的田赋，三年还清。第三步，废除徭役，改收银子。本来缴点粮食就可以了，现在收银子，只好把收成拿到市场上换银子，明代商品经济就此蓬勃发展。
　　推行“一条鞭法”是因为徭役、实物税弊端实在太多。以实物税来说，官方收租的斗总是比民间大，而且说你苹果太小，也没法子，而且还不能运回去，要充公。
　　张居正想籍此限制官吏盘剥百姓，他在世的时候也确实做到了。只是，张居正没有想到，他发明的一条鞭法很快就变成一种苛政。当然，是在他死了之后。强人政治的弱点是强人可以凭超强能力掌控局势，但不能要求每位继承者都是强人，弊端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出来。
　　因为，强人总是偶然的，庸才却是必然的。
　　张猛人死后，这个弊端出现了，名字叫做火耗。
　　既然是缴银子，成色肯定不一样。成色不好，没关系，多缴百分之几十就可以。毕竟，碎银重铸时会有损耗，杂银纯度不够也会有损失，不能让老爷自己掏腰包吧。开始的时候，火耗也就是收一分、二分，到了明末改五分了。
　　无论如何，到了张居正这里税负、官吏工资全改银子了，终结了大明宝钞，重金属从此登上了中国货币舞台。
罪过丘山
　　如果说张居正后半生为明朝鞠躬尽瘁，是对的。如果说张居正是一个高尚的人，那肯定是错的。任何人都有高尚和卑劣都有两个方面，只不过方向不同而已。
　　张居正栽赃、贪污、包养情妇、腐化堕落，据说他的轿子要几十个人抬，里面连厕所都有，属于超标坐车。不过，这些事情好像不算什么错误，他最缺德的地方，在于炮制文字狱。
　　撞到张猛人刀刃上的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心学弟子。
　　二程之后，理学与心学的分歧一直存在，张居正时代，心学已然超越了理学。明初理学家吴与弼、陈献章后来都遵循了心学，到明代王守仁手里，心学出现了新的气象。
　　王守仁最初也崇尚理学，据说他曾对着一根竹子格了七天七夜，结果什么也没格到，却因得罪刘谨被发配龙场。又据说，一个寂静的晚上，王守仁在龙场忽然悟道，完善了系统的心学体系（史称“龙场悟道”）。
　　世界自身是一个完整的精神整体，此外并没有朱熹所谓的天理，人欲就是天理。人人都可以成圣，只要你按照天理（本心）去做就可以，也就是所谓的“致良知”。
　　跟着，王守仁提出了“知行合一”，人心要与天理一致，行为要合本心，当然也会合天理。
　　临终前，在“天泉论道”中，王守仁却留下一个疑问：如果人心无善恶，那物、行就该无善恶，如果人世间终究有善恶之分，那心就有善恶。天泉论道之后，王守仁的弟子王艮发展出“泰州学派”，心学理念在此一览无余，也解决了这个疑问。
　　泰州学派的格言是“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格物就是吃饱穿暖，这就是圣人之道。做好世间每一件是事，就是善，反之，就是恶；人心本无善恶，有善恶的，是行。
　　在泰州学派的理论中，我们终于看到了儒家学说冲破了董仲舒创立的今文经学：追求利益是人的天性，农民种田是为吃饭，有饭吃，农民才会卖力；学习是为了做官，有官当，才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就是天道（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治田之必力；为学者利进取之获，而后举业之治也必力。此自然之理，必治之符）。
　　泰州学派“天赋良知”、“四民异业而同道”、“工商皆是本”不是“天赋人权”的穿凿附会，这是中西文明发展中第一次殊途同归。如果泰州学派关于天泉论道的回答成为儒学正统，儒学发展可能是另外一种途径。
　　遗憾的是，王守仁的徒孙中出了一个叛逆性人物，何心隐。
　　何心隐（1517～1579）出身望族，1546年江西乡试第一名，是当年江西省高考状元。1553年何心隐散尽家财创办“聚和堂”，1560年师从程学颜（王守仁再传弟子），1562年出京游学。何心隐在北京曾见过一次张居正，然后断言“此人必当国，当国必杀我”。此后，一语成谶。
　　何心隐主从社会结构层面思考心学问题，显然比王艮高出一筹，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高出纲常伦理，但这是理学绝对不能接受的。
　　张居正对此不满，而且是很不满。
　　在泰州学派思路指导下，心学弟子出现何心隐一类的人物几乎是必然的，这些狂生办了很多书院，从来不教朱程理学，而是整天讨论类似于性解放之类的问题，公开攻击张居正，要求别人节俭，自己却放纵声色。
　　张猛人愤怒了，我连皇帝都敢管，还管不了书生。1575年，张居正毁私学，关书院。一夜之间全国的书院全都关门大吉了，万历七年（1579年）9月2日何心隐被湖广巡抚王之垣杖杀于狱中，时年六十三岁。
　　临死前，心隐对王之垣说：
　　“公安敢杀我？亦安能杀我？杀我者张居正也”
　　按容肇祖先生的说法，“杀何心隐的实情，不必出于张居正的意旨，而为媚张居正的人所发纵指示的”。
　　心隐死后，所著《原学原讲》被禁，著述失散，关于他的记载基本上都是从黄宗羲《明史学案》中找到的。同时，除王艮外，泰州风骨人物均无善终，王艮弟子徐樾（？～1552）战死疆场，灵魂人物何心隐被杖杀，李贽（1527～1602）狱中自刎。
　　从程颐到何心隐，心学传承凡300余年，自此一蹶不振，“致一”、“泛爱”从此未在儒学中重现。是否张居正杀何心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张居正确实禁绝了心学，重要的是唐宋以来，自由解释儒家经典的学风消失了。
　　张居正罪过丘山，或者，张居正此人禁绝心学时偶然的，而心学被禁，却是必然的。封建王朝下，不能允许泰州学派存在，人心必须服从“天理”。
　　问题是，谁的“天理”？

　此世已无张居正
　　张居正终于死了。
　　张居正是个猛人，是明代历史上最猛的首辅，朱翊钧没有张居正的能力，他后续任命的几任首辅张四维、申时行都没有这个能力。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说到底还是靠文官集团替他打拼，不过，他依靠的是少数，因此很多人指责他任人唯亲。
　　废话，不任人唯亲，难道还任人唯疏不成。
　　失去了强人，没有人能够再统驭他们，文官集团开始分裂。他们斗争的办法就是对骂，除了言语文雅和泼妇没什么区别。朱翊钧似乎乐得看到这些，文官内耗提高了皇帝权威，却极大损害了朝廷行政能力，文官集团在失去了强人之后，也失去了自我。
　　张居正一条鞭法有很多漏洞，他可以弥补，别人就没这个能力了。各县贫富不一，税负核定也不一致，富裕的地方可能要比贫穷的地方多收数百倍。问题是，事情是发展变化的，张居正在世时可以靠私人关系协调税收数量，甚至再书信里就能搞定的事情，现在的文官集团搞不定，朱翊钧也搞不定。
　　因为他们互相都不信任，这就是党争。
　　朱翊钧也不相信这些文官，于是他选择了一批他信任的人：宦官。朱翊钧不再热心一条鞭法，一条鞭法制度是张居正制定的，他可以抄张居正的家，但没有法子改变这些制度，只要这些制度还存在，他就永远臣服于张居正脚下。
　　明中期工商业已经非常发达，朱翊钧很快就创造了一个新税种：矿税。简单来说，矿税就是派宦官到各地接管金银矿，同时接管商税。朱翊钧之前，虽然有官工业，虽然对商业也征税，但还是可以应付的。
　　宦官来了，问题就大了。
　　一个长期在宫廷底层生活的人，突然有一天弄到了税吏的位置，专管地摊收税。而且，这个税吏没有工资，只给一个上缴总数，具体收多少你自己看着办。长期挣扎，每天看着别人脸色过日子，他想必是没什么爱国情操，更没有什么文明执法规范。因为他的人生经历，从来就没有这些概念，所有的经历都是每日战战兢兢，每日挖空心思。他在税收管理过程中，会复制自己的人生经历。
　　如果奴隶成为奴隶主，剥削会更加残酷。
　　万历一朝后期，每年矿税收入170万两白银左右，这个数字还不含黄金，而正项一条鞭法只能征120万两白银。明朝的工商业，就此萧条。
　　“自矿税繁兴，万民失业，朝野嚣然，莫知为计。皇上为民斯主，不惟不衣之，且并其衣而夺之。征榷之使，急如星火，搜刮之令，密如牛毛。天下有如此之景象，而有不乱者哉？”
　　以上文字出自凤阳巡抚李三才《请停矿税疏》，用白话说就是：皇帝是天下的主人，本应该给百姓以衣食，可现在皇帝却改行抢劫，喽罗兵是那些该死的宦官，再这么下去就要亡国了。
　　文官和宦官的斗争愈演愈烈，是啊，宦官都搂走了，文官去那里搂钱。
　　1620年，朱翊钧薨。
　　1620年朱由校登基，朱由校是一个合格的木匠，不合格的皇帝，据说他“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为之”。朱由校热心木匠事业的最大后果，就是文官和宦官之间失去了缓冲带，宦官直接掌握了行政中枢，头领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混蛋的太监，大名鼎鼎的“九千岁”——魏忠贤。1627年，明熹宗朱由校亡。此时，英国查理一世刚刚登上王位两年，而明朝大厦将倾。
　　混到朱由校这个份上，干脆找块豆腐撞死算了，看来他不止是木匠，还兼职干败家仔和强盗，给他弟弟朱由检（崇祯帝）留下了一个空空如野的国库（明代国库与内帑分设）和一个豪华的内帑。
　　李自成破城时对内帑的描述：“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皆五百两为一锭”。户部太仓，1616年欠款500万两，太仆寺库1617年存银仅8万两。有人说朱由检未发内帑劳军，是因为不知道自己有这么多钱。
　　这里只能说，这个想法很白痴。
　　不发内帑，朱由检却想到了一个非常离谱的办法，“铸杂银”，就是往银里搀锡。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朱由检开始在铸银里掺锡，官银本来是明朝信誉最高、含银最纯的银锭，到他这改垃圾了。朱由检仍然不满意，努尔哈赤正在山海关外猛抢，闯王1.0版高迎祥又搞得天下“盗贼烽起”，他的钱仍然不够花。
　　更离谱的法子终于出现了——印纸钞。
　　如果说朱元璋是迷信于自己的权力，觉得自己可以对货币定价，那也说得过去，毕竟他老人家战斗力很强，没有任何储备，纸钞愣是流通了将近100年，没人觉得大明要倒下。
　　朱由检就不同了，印纸钞，纯粹是为了掠夺。
　　崇祯十六年六月（公元1642年）朱由检要求户部发行5000万贯纸钞，每贯卖给商人0.97两。“民虽愚，谁肯以一金买一纸”，没有任何储备，更没有任何信誉，纸钞如何推行？
　　崇祯十八年，李自成入京，朱由检自缢于北京煤山，明亡。

明朝的小说
　　在这本书里，我们从来没有谈到过文学，明代的文学却不得不说。
　　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可以随便说出很多文体：楚辞、汉赋、南北骈文、唐诗、宋词、唐宋散文、元曲……，也有很多传说，比如，醉卧长安的李白，百妓合葬的柳永……
　　没错，这些很伟大，但跟明清小说比，就差远了。
　　小说是文学的一种高级境界，因为小说比较长，信息含量多，能完整的表达一种意境。到了明代，中国古代文学终于走向了成熟，明代小说代表着中国古代文学最高成就。本书只提到明代最优秀的两大名著，分别是《金瓶梅》和《西游记》。
　　首推《金瓶梅》的原因，并非因为这是第一本世情小说。
　　从《金瓶梅》开始，中国小说才开始书写平凡的家庭，以普通人作为描写对象。在这里，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人开始美丑并举，《金瓶梅》告诉人们：人从来就不是圣贤，每一个人都有血有肉，都要吃饭、娶老婆。正如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人其实是一个崇高与滑稽、伟大与卑鄙的结合，在这里中国小说才突破了“大团圆”的结局，开始描写活生生的人。而明代其他名著，孙悟空变成了斗战胜佛，梁山泊水军变成了官差，三国中最弱小的蜀国居然变成了正统。
　　《金瓶梅》对人物栩栩如生的描绘，对世情精细入微的判断，对故事情节的网状叙述而又浑然一体的描绘，中国古典文学无人望其项背，其中当然也包括清朝的《红楼梦》。红学中一个普遍观点认为，《红楼梦》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金瓶梅》。
　　还有一个原因，与明朝其他三大名著比，只有《金瓶梅》是独撰，作者兰陵笑笑生，其他是词话汇总。也就是说其他三大名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金瓶梅》是一个人写出来的。《金瓶梅》著者不详，至于作者是谁，其实真的并不重要，这位作者对于历史来说，所以重要是因为留下了《金瓶梅》，已知《金瓶梅》，无论作者是谁，又有什么分别。
　　至于《西游记》，据说写作分为两个阶段，1550年前后形成前10回（中间有3回描写玄奘出世），约在20年后才形成了后80回。100回中，前7回创造了一个英雄形象——孙悟空。
　　对孙悟空来说，天宫是可以闹的，佛祖如来不过是个骗子，神圣与权威都可以踩在脚下。不过作者也清楚告诉我们：这种猴子是稀有品种，因为它是石头逢里蹦出来的，人间不可能存在。
　　随着时间蹉跎，《西游记》作者可能对世界产生了不同的感想，也许是人生被世俗所钳制，后来的孙悟空才跟之前判若云泥。然而，已经无所谓了，又有几个人记得“斗战胜佛”，人们只记得“齐天大圣”。
　　悟空是天马行空的想象，时间随着书页翻动在瞬乎间流逝，我们在此岸阅读，彼岸的故事却早已湮没久远，而我们永远栖身在此岸之上。
　　西游之后无西游，难道这是宿命？

少数民族很实在
　　1662年，南明永历帝朱由榔被吴三桂绞死，南明亡。
　　后金时代（1616～1644年）满人以银锭为货币，在《清太宗实录》里没有纸钞或者铜钱记录。清兵入关前期也未铸币，从文物及当时的小说来看，应该是银钱并用：大数用银子、小数用钱。清朝历史中，只有福临在入关之初仿明制发行了一次纸钞，称“贯钞”，据说发行了10多万贯，但现在已经没有样币存世。
　　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爱新觉罗•福临整顿白银流通，禁止使用杂银（成色很低）和假银（银、锡、铅合金，色泽不如银锭，但很难分辨）。朝廷管理白银，也只是在收税时重铸，也就是铸造成现在所说的“大元宝”，大概纯度在93％上下，民间交易对纯度要求不是很高，一般按重量秤量。
　　一个现象很有意思，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1年）玄烨下令放开海禁，从此大清国一直维持海外贸易入超，沿海城市市面上很容易见到外国银元。外国银元以墨西哥所铸西班牙银元为主，称“本洋”（银元周边有麦穗纹，民间也称为“花边钱”）。外国货币流入使中国有了新的货币单位，如块、圆、元的由来就是为此。
　　本来，清代鸦片战争前白银流入给了王朝一个改造货币的好机会，可以借机统一货币发行权。可惜，估计清王朝是被明朝银纸钞经历吓坏了，整个朝代都没铸币，白银也始终是秤量计重。少数民族比较实在，顺治朝福临所铸铜钱越来越沉：1644年为1钱，1664年改1.2钱，1672年改1.25钱，1674年改1.4钱。康熙年间，玄烨命令户部回收旧钱，缴纳税负可以用前代不足值铜币，但收回的货币全被重铸成1.4钱的新铜币。
　　这种重的离谱的铸钱，在雍正年间终于惹出了麻烦。
　　麻烦是把所有王朝的铸币弊端翻转——“钱贵银贱”。人们手里的钱值钱了，这是好事。
　　凡事要辩证的看，好事有的时候能变成坏事。
　　农民手中基本都是制钱，比银子贵点，却犯不上换银子。雍正初年（公元1722年），1两纹银理论上应该能换1000枚制钱，实际上只能换500枚左右。
　　事实说明，智慧是无穷尽的。
　　钱贵，就在税收时收制钱，而且是按理论价格计算，然后在到市场上把钱换成白银，最后交给胤禛的，是白银。
　　结论：官吏可以从中获利1倍，税收加重了1倍。中间没有任何贪渎违法，银钱比价是规定的，收制钱也没错；把制钱卖了，换成银子，也不算贪污。
　　很高兴。
　　胤禛已看出了这个弊端，把1文钱的重量改为1.2钱，到了乾隆朝弘历干脆就用铅铜各半。不过，康乾年间中国对外贸易都是入超，银价不断下跌，铜价不断上升，即使铜铅各半，乾隆朝也总是银贱钱贵。
　　平心而论，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把货币作为掠夺手段的王朝，也是税负最轻的一个王朝，币值乃至财政制度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可以说绝无仅有。平定三藩后，这位异族皇帝拿出了自己的魄力，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永不加赋”。
　　不过，还应该加上前半句“滋生人丁”，合起来就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1713年起出生的人，不用再缴人头税。除此之外，玄烨在三年内轮流对减免各省税负，命令地方官府赎回战乱中被掠为奴隶的汉人。

康乾功罪
　　清朝入主中原之前，皇权削弱，中国文化再次兴盛，黄宗羲与顾炎武横空出世，在他们手中宋明理学、心学又一次在中华大地上兴盛，可惜也是最后一次。
　　黄宗羲属于王守仁嫡传浙东学派，所著《明夷待访录》并非抨击清朝，而是从秦嬴政骂起，“君者，荼毒天下之肝脑，以博我一人之产业。天下，有治法然后有治人”。他对君主专制的否定前无古人，个人之私最终会谋天下之利，君主之私最终会私天下：“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梁启超曾尊他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之前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秘密刊印《明夷待访录》，希望籍此“倡民权、经世之务”，遗憾的是心学一脉到了他这里就算灭门了。
　　在顾炎武手中理学也发展到巅峰，《日知录》传达了一个核心思想“先知后行”，格物致知不是去空泛注解五经六艺。借用梁启超的诠释，并用白话复述一下：宋明理学所谓“明心见性”都是胡扯，把“明心见性”做到过日子的小事中，街头小混混也可以“明心见性”，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这二位宗师还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把自身理论贯彻到了反清复明的实践工作中，各自拉杆子带着一帮兄弟上山当了土匪。
　　结果是很不幸的，两人先后剿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