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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关系八种状态（下）
·陈才天·
六、 行先知后的状态
王夫之（1619～1692年）并没有将格物致知的“格物”看成是“行”，他说：
“大抵格物之功，心官与耳目均用，学问为主，而思辨辅之，所思所辨者皆其所学问之事。致知之功，则唯在心官，思辨为主，而学问辅之，所学问者乃以决其思之疑。致知在格物，以耳目资心之用而使有所循也，非耳目全操心之权而心可废也。”（《读四书大全说》卷一）
由于王夫之没有将“格物致知”的活动规定为“行”，所以他提出“行先知后”也不是出自于他的理论必然性。王夫之把“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命题和孔子“先难后获”的思想结合起来，得出了“行先知后”的结论。王夫之说：
“《说命》曰：‘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千圣复起，不易之言也。夫人，近取之而自喻其甘苦者也。子曰：‘仁者先难’，明艰者必先也。先其难，而易者从之易矣。先其易，而难者在后，力弱于中衰，情疑于未艾，气骄于已得，矝觉悟以遗后学，其不倒行逆施于修涂者鲜矣。知非先，行非后，行有余力而求知。圣言决矣，而孰与易之乎？”（《尚书引义·说命中二》）（王夫之，1975，128～129）
用“知易行难”的观点来论证并得出了“行先知后”的结论，这显然不是十分科学的论证。
但是，王夫之“行先知后”认识论理论，体现在批判“知先行后”和“知行合一”的过程中。王夫之说：
“本汲汲于先知以废行，而顾诎先知之说，以塞君子之口而疑天下。其诡秘也如是，如之何为其所罔，而曰‘知先行后’，以堕其术中乎？”（《尚书引义·说命中二》）（王夫之，1975，130～131）
“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下学而上达，岂达焉而始学乎？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离行以为知，其卑者则训诂之未流，无异于词章之玩物而加陋焉，……。先知后行，划然离行以为知者也。而为之辞曰：‘知行合一’，吾滋惧矣。惧夫沈溺于行墨者之徒为异学晒也，尤惧夫浮游于惝恍者之偕异学以迷哉也。‘行之惟艰’，‘先难’者尚知所先哉！”（《尚书引义·说命中二》）（王夫之，1975，135～136）
其实，行先知后是一种认知活动的状态。上文说过，程颐、朱熹和王阳明等人都举证过行先知后的例子。王夫之批判“知先行后”和“知行合一”观点，是因为程颐、朱熹和王阳明分别将它们作为形而上的知行关系的起点。朱熹“知行相须互发”和王夫之“知行相资以为用”、“知行并进而有功”观点，都有知行合一的意蕴。比如王夫之说：
“且夫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将为格物穷理之学，抑必勉勉孜孜，而后择之精、语之详，是知必以行为功也。”（王夫之，1975，134）
行先知后是知行关系的一种状态。比如，一位警官接到某人一个报警电话称：“我看见了河边有一具漂浮尸体。”这位警官怎么能够知道这具尸体是男性还是女性，是他杀还是自杀呢？这是先行而后知即行先知后的状态。它可以证明知识即“知”来源于实践即“行”，但并非就是“以行为本”的本体论。
七、 知难行易的状态
孙中山（1866～1925年）在（《建国方略》·孙文学说——行易知难）中提出“知难行易”观点，有一个时代的背景：孙中山在民国革命胜利之际，建设发端之始，他兴高采烈认为，古人“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是何等正确。接着革命失败了，孙中山“几费年月，始恍然悟于古人之所传，今人之所信者，实似是而非也。”（孙中山，1981，118）于是，他做出了“十证‘知难行易’”的讨论。孙中山以达尔文创立进化论学说为例说：“达文氏二十年苦心孤谐之功而始知之”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自然进化的知识。（孙中山，1981，156）这足见“知难”。这就是说，孙中山不是将发明创造和科学发现获得知识的认知活动看成“行”，而是求“知”的活动，它是“知难”的过程。这是“知难”而不是“行难”。由此可见，孙中山是以人的目的性来规定“行”与“知”的关系。这表明“知难行易”只是认识活动某一个环节的特性、特征的观点。
贺麟认为，从知主行从着眼，那么就应当说“知难行易”，这是一种价值论。
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是知行关系的一种状态，即当人们对某一事物还未充分认知的情形下，要获得该事物的科学知识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需要做出一番努力的功夫。
孙中山“知难行易”中的“知难”是既指科学发明创造产生形成知识，也讲学习获得知识的过程。孙中山举了一个例子说：一工匠给某家修好水管后索费50.40元，家主问何要4角零钱。工匠说：“五十元者，我知识之值也；四角者，我劳力之值也。”孙中山说：“总而论之，有此十证以为‘行易知难’之铁案，则‘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古说，与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格言，皆可从根本上而推翻之矣。”（《孙中山选集》·1981·158）由此可见，孙中山与上述哲学家犯有同样的错误，即把自己主张的“知难行易”观点看成是唯一正确的理论。其实，知难行易也只不过是知行关系的一种状态。
此外，孙中山将人类进化与知行关系联系起来，并且饶有趣味的划分为三个时期：草昧进文明“不知而行”时期，文明再进文明“行而后知”时期，自然科学发明后“知而后行”时期。（《孙中山选集》·1981·161）我们暂不讨论这种分法是否正确，但是，在现代的个人仍然有这三种知行关系的认知状态。因此，孙中山划分的三种知行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的理论意义。
孙中山对其中的“不知而行”即“不知亦能行”进行了“行其所不知以致其知”的论证。他说：“生徒之习练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达其所欲能也。科学家之试验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也。探索家之探索也，即行其所不知以求其发见也。伟人杰士之冒险也，即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业也。”（《孙中山选集》·1981·185）这是对程颐朱熹主张的“不知不能行”观点有力的批判，并且意外地支持了“行先知后”的理论基础。比起王夫之以“知易行难”的先难后易的处事策略论证“行先知后”的理论前进了一大步。不仅如此，孙中山总结了人的认识发展过程说：“其始则不知而行之，其继则行之而后知之，其终则因已知而更进于行。”和“以行而求知，因知而以进行。”（《孙中山选集》·1981·160）这个论述实际上表述这样一个公式：行——知——行。为毛泽东提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模型开取了先河。
还有，孙中山在文中大量使用了“知识”概念，是中国古代认识论走向现代认识论的萌芽和开端。
八、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状态
按照我国哲学界的划分，毛泽东《实践论》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现代哲学的组成部分。毛泽东提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理论模型，与中国认识论史上知行关系的认识论理论诸多争论有着密切联系。比如，上文提及孙中山“以行求知，因知以进行”观点，就表达了一种“行—一知——行”的模型。又如，毛泽东用“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作为《实践论》的副标题，并以“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结束全文。这些情况表明《实践论》和我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问题有着密切联系。《实践论》终结了中国古代认识论范畴的行概念，代之以实践概念；运用感觉、认识、感性认识、经验、理性认识、概念、判断、推理等语词扩展了知概念中认识活动的过程，并用理论、真理等概念扩充了知识的范畴。因此，《实践论》是中国现代认识论的里程碑。但是，毛泽东模型并不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知行关系的所有问题“作出了彻底的科学的解决”。① 而是存在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首先，这个模型并不能消除“学而知之”、“知易行难”、“知难行易”、“知先行后”和“知行合一”等认知状态的发生和存在。
其二，毛泽东没有将“学而知之”纳入实践范畴，不是偶然的。在上文中我们知道，除了王阳明将读书学习当成“行”范畴之外，程颐、朱熹和王夫之都将读书认知活动看成是格物致知的一种方式或途径，而不是“行”范畴，这就是三人未将格物致知看成是“行”范畴的原因，同时也决定了程朱主张知先行后的观点。王夫之主张行先知后的观点是出于一种理论批判的自觉，而缺乏理论的必然性。到孙中山提出“行其所不知以致其知”论证时，才是建立起真正意义上行先知后的理论。毛泽东“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知理论模型，将读书认知活动排除在这个认知模型之外。换句话说，毛泽东没有将读书认知活动当成是一种实践活动，甚至不是认识活动。毛泽东说：“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中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292）但是，这里“认识从实践始”是指直接经验的感性实践活动，而不包括读书获得知识的认识活动。毛泽东将读书获得知识称之为“间接经验”，他说：“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288）那么，读书获得知识或“间接经验”究竟是一种认知活动还是一种实践呢？毛泽东没有说明。读书获得知识的活动，必竟是一种广泛采用的认识世界掌握知识获得真理的认识活动，也是人类知识传承的主要途径。怎么样对待和规定这种认识活动的性质，一直是中国哲学家面临的问题。毛泽东虽然没有否认读书认知活动，但却将其排除在实践范畴和模型之外。“文革”期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中小学全面停课，知识分子被划为“嗅老九”行列。这一历史事件是不是与这种实践理论有关呢，我们不得而知。
第三，毛泽东认为：“感觉只能解决现象问题是，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286）这就体现了毛泽东模型所包含的矛盾，即感性实践产生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而解决本质问题的理论活动排除在实践范畴之外。毛泽东模型不完全是中国哲学知行关系中的只跟“知”相对应的“实践”概念，而是受到西方哲学和马克思哲学的精神与物质和感性认识（经验）与理性认识（理论）等二元论的深刻影响和限制。这说明毛泽东模型本身导致了“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的悖论。
虽然，毛泽东“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知模型并未解决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但是，这个模型是从人类知识起源的角度考察知识产生和形成的认识过程的一种状态，是个人发明创造、发现新知识的一种认识状态，即属于中国传统哲学知行关系的一种状态。
九、知、行、意、物，何为本体
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关系的争论涉及本体论问题，但是由于中国哲学对于本体论、知识论均不甚发达，所以造成某哲学家主张一种自相矛盾的观点或学说。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关系的争论，实际上蕴藏着四种本体论倾向：⑴知性本体论，⑵行为本体论，⑶意识本体论，⑷物质（存在）本体论。它都是一种形而上思维的结果。如上文所述：
⑴主张“知先行后”者即知性本体论者，如程颐、朱熹等人。这是说明程朱既坚持“格物致知”又主张知先行后这种看起来似乎是自相矛盾的观点的缘故。
⑵主张“行先知后”者即行为本体论者，如王夫之、孙中山等人。这是说明孙中山为什么由“知易行难”转向“知难行易”，并主张“以行而求知，因知而以进行”学说的理路。
⑶主张“知行合一”者即意识本体论者。如王阳明以及贺麟先生。实际上王阳明、贺麟都明确主张“知为体，行之用”的知性本体论。我为什么说王、贺是主张一种意识本体论呢？因为人在知行合一的状态时，只有意识的力量才能做到。实际上，王阳明已经触及意识与物质谁是本体的问题，但他是主张意识本体论者。比如，王阳明说：“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大学问》）
⑷主张“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即物质本体论者。毛泽东是在确立物质本体的基础上来论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但是，如果没有意识的指导决定作用，是不会发生这一过程。正如上一章已经谈及，毛泽东模型的论述，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但在形而上中，辩证唯物主义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所谓辩证法，只能在一个二元结构体系中才能成立。实际上，毛泽东模型的论述，形成了一种二元论的悖论（相对于唯物主义一元论）。
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关系的争论所涉及的问题，有极大的目的论倾向的因素，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实用性特征。这也是本文为什么将知行关系确定为八种状态的根据。事实上，知与行是不能够互为本体的。
20世纪西方哲学传入中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将主张“知先行后”者划定为唯心主义，相反则把主张“行先知后”者划归唯物主义的根源。其实，这种划分也超出了西方哲学的传统和规范。比如，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谢林等人都阐明了实践概念的理论，他们也是将实践规定为“行为”或“行动”。但是他们的实践概念都是在主体理性、理念、理智即意识-精神的范畴，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赫赫有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换句话说，在中国哲学中，有关知行关系的理论主张都不能成为划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依据。知与行两者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成其为本体。比如，主张“知为体、行之用”者，请问知识从何而来？如果说这里的“知”是指知性能力，那么行为能力也是先天具有的。这也是西方哲学能够在意识-精神的范畴讨论实践问题的缘故。如果说行是本体，那么行为是如何产生的？知识为什么指导行动呢？显然，行为是受意识支配产生的，知识指导行为也是意识作用的结果。因此，知与行两者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成其为本体。
知行关系的争执是中国哲学认识论的特色，这与西方哲学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之争有很大差别。在西方哲学认识论中分为经验论与唯理论两大派别，经验论把知识看作是个人的认识或个人的经验的成果，无须论证阐述知识与实践的关系；唯理论者将实践视为理性、理念、理智的功能，实践论是知识论的组成部分，理性实践就是知识或知识的源泉，知识是并不必须来源于感性实践活动。
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表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不同之处，将实践（行）看成是知识的唯一源泉。毛泽东模型将认识活动（知）与实践活动（行）直接挂钩联系起来，更加强化了中国哲学现代性的特色。并且与西方哲学相去愈远。比如，“认识”和“实践”既是西方哲学中是常用概念，也成为现代中国哲学常用词汇。但“知”和“行”则完全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概念。“知与行”关系的研究已经在话语形式上落后了社会语言习惯。
参考文献：
方克立：《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人民出版社，1997。
《王夫之著作选》，1975，湖北人民出版社
《孙中山选集》，1981，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人民出版社
张文儒、郭建宁：2005，《中国现代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冯契主编：（《哲学大辞典》·2007·上海辞书出版社。
《艾思奇文集》（共2卷），人民出版社，1983。
熊十力：《新唯识论》，《熊十力论著集之一》，中华书局，1992。
丁为祥：《践形与践行》――宋明理学中两种不同的工夫系统，《中国哲学史》2009年第1期。
请见《殷周金文集成》和同书引得：知，编号2737和4-2362/5-2766。
（要感谢“紫芝眉宇”网友提供信息）
(2009/11/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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