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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框架与假设：2＊2博弈、动态收益及收益递增性
本文以一个一般性的2＊2博弈为框架，但博弈的收益情况却是动态变化的，受到累积性因素或者说存量因素的影响。2＊2博弈是常见的博弈模型，但在本文中，它是基于宏观动态增长收益的博弈。驱动这种动态变化的因子在于累积因素，符合Grief（2006）的预期，它推动着博弈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发生转化。
（一）2＊2博弈及囚徒困境。
本文基本分析框架是2＊2博弈，表示博弈中有2个参与者及每个参与者有2项策略可供选择。囚徒困境博弈常用于阐述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对立关系问题上，描述如下：
参与方 | 参与者1 | ||
参与者2 | 策略 | S1 | S2 |
s1 | A1，A2 | A1+U，A2-V | |
s2 | A1-W，A2+X | A1-W+Y，A2-V+Z | |
图1 囚徒困境博弈的收益矩阵
博弈有两个参与方分别是参与者1、参与者2，参与者1有纯策略S1、S2，参与者有纯策略s1、s2，U﹥0，X﹥0，W﹥Y﹥0，V﹥Z﹥0。由于S2 相对于S1、s2 相对于s1是占优策略，所以最后的均衡策略是（S2，s2）。而（S2，s2）相对于（S1，s1），无论是参与者1还是参与者2，他们的个人收益前者均低于后者，所以集体收益也是如此。可以看到，个人理性的结果是集体的非理性。
Grief（2006）指出，累积效应可能会改变客观博弈的形式。他给本文的启发是，可以研究特定的客观博弈形式怎样向另一种转化，比方从囚徒困境博弈转化为合作博弈，进而将多种客观博弈形式之间的转化纳入到一个框架之中。
（二）总收益动态化。
本文借鉴了增长理论中的规模收益递增生产函数并纳入策略选择：
Y=f（A，K）
f（αA，αK）＞αf（A，K）
Y表示产出、K表示资本，α＞1，A表示不同策略选择对应的总收益乘数（表现为流量形式，当策略发生变化时候，A的取值随之变化），∂Y/∂A﹥0、∂Y/∂K﹥0，∂2Y/∂A∂K﹥0表示两个因素之间存在着互补性。
本文预设总收益函数为动态变化的主线而非个体收益，其原因在于个体收益之间存在着外部性。外部性或者技术溢出是规模经济的主要原因，使得对个体收益进行分析变得更加复杂，而总收益函数相对个体收益而言更独立一些。在本文假设中，总收益由资本存量和个体策略选择共同决定，个体收益则由总收益和分成制决定，总收益是个体收益的基础。
为简化建模过程，本文预设总收益分为初始赋值部分（（A1+A2）、（B1+B2）、（C1+C2）和（D1+D2））和增量部分（f（A1+A2，K）、f（B1+B2，K）、f（C1+C2，K）和f（D1+D2，K）），这一设定不影响分析结果但能简化中间分析过程。第一期总收益作为资本形成第二期的增量收益，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总收益进入到资本存量产出第三期的增量收益：
Yt=A+ f（A，K）
其中K=∑Y，将其扩展到2＊2博弈的第二期总收益矩阵中就是：
参与方 | 参与者1 | ||
参与者2 | 策略 | S1 | S2 |
s1 | (A1+A2)+f（A1+A2，K） | （B1+B2）+f（B1+B2，K） | |
s2 | （C1+C2）+f（C1+C2，K） | （D1+D2）+f（D1+D2，K） | |
图2 2＊2博弈的第二期总收益矩阵
更多期数的总收益矩阵依此类推。
（三）作为一种收益乘数兼分配比例的制度。
首先，制度有运行效率的一面，代表着社会总收益，体现为流量形式的收益乘数。在图3中，（A1+A2）、（B1+B2）、（C1+C2）和（D1+D2）就是不同策略选择下的总收益乘数。在本文中，产出是资本存量和策略选择的函数，策略变化意味着总收益乘数变化和分配比例变动。这样，制度内生演化不仅是分配比例的合理化，还是制度运行效率的高效化——流量性的总收益乘数的提高。
其次，制度是一种收益分配比例的体现。策略选择不变，个体收益在总体收益中所占比重不变（相当于分成制），个体收益矩阵就变成了：
参与方 | 参与者1 | ||
参与者2 | 策略 | S1 | S2 |
s1 | Y11A1/（A1+A2），Y11A2/（A1+A2） | Y21B1/（B1+B2），Y21B2/（B1+B2） | |
s2 | Y12C1/（C1+C2），Y12C2/（C1+C2） | Y22D1/（D1+D2），Y22D2/（D1+D2） | |
图3 2＊2博弈的个体收益矩阵
Y11、Y12、Y21和Y22分别表示各策略选择下的总收益，其取值参考图2。
从这里可以看出，本文研究包括了累积性因素的作用。这就引出了本文研究的主题——存量意义下的制度变革，从组织协调方式转换为市场协调方式是这种转变尤为显著的一种体现，是制度发生质变的体现。在本文的演绎中，驱动这种变化发生的动力是存量因素的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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