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2017年澳大利亚年龄经济状况调查政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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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
《The 2015-2017 policy changes to the means-tests of Australian Age
  Pension: implication to decisions in ret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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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ohan G. Andreasson and Pavel V. Shevchen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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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提交年份：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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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uses the means-test as a way of managing the pension budget. Changes in Age Pension policy impose difficulties in retirement modelling due to policy risk, but any major changes tend to be `grandfathered\' meaning that current retirees are exempt from the new changes. In 2015, two important changes were made in regards to allocated pension accounts -- the income means-test is now based on deemed income rather than account withdrawals, and the income-test deduction no longer applies. We examine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changes in regards to optimal decisions for consumption, investment, and housing. We account for regulatory minimum withdrawal rules that are imposed by regulations on allocated pension accounts, as well as the 2017 asset-test rebalancing. The new policy changes are modelled in a utility maximizing lifecycle model and solved as an optimal stochastic control problem. We find that the new rules decrease the benefits from planning the consumption in relation to the means-test, while the housing allocation increases slightly in order to receive additional Age Pension. The difference in optimal drawdown between the old and new policy are only noticeable early in retirement until regulatory minimum withdrawal rates are enforced. However, the amount of extra Age Pension received for many households is now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due to the new deeming income rules, which benefit slightly wealthier households who previously would receive no Age Pension due to the income-test and minimum withdraw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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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澳大利亚政府将经济状况调查作为管理养老金预算的一种方式。由于政策风险，年龄养老金政策的变化给退休建模带来了困难，但任何重大变化往往都是“祖传的”，这意味着当前退休人员不受新变化的影响。2015年，分配养老金账户发生了两项重要变化——收入均值测试现在基于视同收入而非账户提款，收入测试扣除不再适用。我们研究了新变化对消费、投资和住房优化决策的影响。我们考虑了对分配养老金账户实施的监管最低提款规则，以及2017年资产测试再平衡。新的政策变化在效用最大化的生命周期模型中建模，并作为最优随机控制问题求解。我们发现，新规则降低了计划与经济状况测试相关的消费的收益，而住房分配略有增加，以获得额外的年龄养老金。只有在监管最低提款率实施之前，新旧政策之间的最佳提款差异才在退休早期明显。然而，由于新的收入规定，许多家庭领取的额外年龄养老金的金额现在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使那些之前由于收入测试和最低提款而没有领取年龄养老金的稍微富裕的家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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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信息：

一级分类：Quantitative Finance        数量金融学
二级分类：General Finance        一般财务
分类描述：Development of general quantitative methodologies with applications in finance
通用定量方法的发展及其在金融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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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分类：Quantitative Finance        数量金融学
二级分类：Economics        经济学
分类描述：q-fin.EC is an alias for econ.GN. Economics, including micro and macro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of the firm, labor economics, and other economic topics outside finance
q-fin.ec是econ.gn的别名。经济学，包括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企业理论、劳动经济学和其他金融以外的经济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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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下载：
--> The_2015-2017_policy_changes_to_the_means-tests_of_Australian_Age_Pension:_impli.pdf (359.93 KB)

2022-5-30 21:33:53 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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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澳大利亚 政策变化 经济状况 Quantitative Implications

2015-2017年澳大利亚年龄养老金经济状况调查的政策变化：对RetirementJohan G.Andreasson决策的影响*, Pavel V.Shevchenko+2016年11月28日摘要澳大利亚政府将经济状况调查作为管理养老金预算的一种方式。由于政策风险，年龄养老金政策的变化给退休建模带来了困难，但任何重大变化往往都是“祖传的”，这意味着当前退休人员不受新变化的影响。2015年，分配养老金账户发生了两项重要变化——收入均值测试现在基于预期收入而非账户提款，收入测试扣除不再适用。我们研究了新变化对消费、投资和住房优化决策的影响。我们采用分配养老金账户规定的提款规则以及2017年资产测试再平衡来计算监管最低限额。新的政策变化被建模在自主性最大化生命周期模型中，并作为最优随机控制问题求解。我们发现，新规则降低了与经济状况测试相关的消费计划的收益，而住房分配略有增加，以获得额外的年龄养老金。只有在退休早期，直到监管机构强制规定最低提款率，新旧政策之间的最佳提款差异才会明显。

然而，由于新的收入规定，许多家庭领取的额外年龄养老金的金额现在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使之前由于收入测试和最低提款而不会领取年龄养老金的稍微富裕的家庭受益。关键词：动态规划、随机控制、最优政策、退休、经均值检验的养老金、固定缴款养老金JEL分类：D14（家庭储蓄；个人金融）、D91（跨时期住房选择；生命周期模型和储蓄）、G11（组合投资；投资决策）、C61（优化技术；规划模型；动态分析）*澳大利亚CSIRO；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百老汇悉尼理工大学数学与物理科学学院，邮政信箱123，2007年；电子邮件：johan。andreasson@uts.edu.au+麦格理大学应用金融与精算研究；电子邮件：pavel。shevchenko@mq.edu.au1简介澳大利亚依赖于固定缴款养老金制度，该制度基于养老金保障、私人储蓄和政府提供的年龄养老金。退休金保障要求雇主将雇员总收入的一定比例存入退休金基金，该基金累积并投资至退休。当前缴款率设定为9.5%，除此之外的缴款通常还包括税收福利。私人储蓄包括这些缴款，但也包括养老基金之外的储蓄，如投资账户、住房和其他资产。最后，年龄养老金是一个政府管理的安全网，为退休人员提供经收入调查的年龄养老金。这意味着，一旦达到法定年龄，这项意味着测试确定退休人员是否有资格获得全额、部分或无年龄养老金。

在平均收入测试中，收入和资产是单独评估的，一旦收入或资产超过设定的阈值（取决于家庭状况和房屋所有权），一定的递减率会降低最高支付额。不同来源的收入也受到不同的对待；金融资产预计将根据累进假设利率产生收入，而劳动力和非账户年金支付等收入则根据名义价值进行评估。由于澳大利亚的退休制度相对年轻，这种新养老金制度的长期影响尚不清楚。由于规模原因，预计这一体系的变化将频繁发生，一旦政策变化对退休人员个人财富（以及总体经济）的影响变得明显。与经济状况测试直接相关的变量，如权利年龄、经济状况测试阈值、缩减率和养老金支付，都可以调整，以满足ZF的预算需求。在更大的范围内，监管变化可能包括家庭住房是否包括在经济状况测试资产中，取消最低取款规则，改变强制性储蓄率，或增加养老金储蓄的t轴。从数学建模的角度来看，这对未来模型的有效性造成了困难，因为监管风险和政策变化会很快使模型过时，如果不根据新规则进行修改的话。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是分配养老金账户的最新变化，在分配养老金账户中，资产现在产生视同收入，不再有收入测试扣除。

基于账户的养老金（如分配养老金账户）是用养老金购买的账户，在整个退休期间产生收入流。2015年之前，这些类型的账户允许在开户时确定收入测试扣除额，取款被视为平均收入。收入测试扣除额允许退休人员每年提取略多的养老金，而不会错过年龄养老金。然而，2015年规则发生了变化。现有账户是“祖传账户”，将继续按照旧规则进行评估，而新规则将适用于任何新账户。改变的理由是简单（资产水平相同的人无论如何投资，都应该得到相同的待遇），以增加激励，使总可分配收入最大化，而不是最大化年龄养老金支付，并调整资本增长和最新支付投资的评估方式（澳大利亚政府家庭和福利部，2016）。从规模的角度来看，引入新规则的建议是基于估计的未变更成本（Henry，2009），然而2015-2016年预算规定的预期储蓄为570万美元，退休储蓄的特定账户类型在所有者退休后有一个最低提款率。引入deeming的建议是在Henry（20 09）中提出的，在Henry（20 09）中，采用一般均衡模型“KPMG Econtech MM90 0”（KPMG，2010）评估了规模可持续性。该模型显示了10年窗口期内的估计，因此我们不知道短期或年度估计。2015年至2016年，以及随后几年的1.29亿美元和1.36亿美元（澳大利亚公益组织h，2015年）。

2015-2016年预算中的年龄养老金岗位综合考虑了年龄养老金的所有变化，因此认为规则变化的具体影响不得而知。我们采用了Andreasson等人（2016）之前开发的模型，以检查这一政策变化对单个退休人员的影响。所使用的模型是对Ding（2013）最初提出的随机因素（死亡率、风险投资和连续家庭状况）的扩展；Ding et al.（2014），这是一个预期效用模型，用于描述澳大利亚退休人员在声明阶段的退休行为，这些退休人员受到消费、住房、投资、遗赠和政府提供的经收入调查的老年养老金的影响。跨越多个时间段的决策问题通常用生命周期模型建模，并用后向d递归解决（Cocco等人，2005年；Cocco和Gomes，2012年；Blake等人，2014年等等）。虽然国际上对这一主题的研究过多，但对澳大利亚年龄养老金的建模研究仍然相当有限，执行最低提取规则的研究甚至更少。Ding（2013）中的原始模型没有限制最低支取率的支取，这将限制作者找到封闭的形式解决方案。同样，她的作者关注的是经收入调查的养老金，也没有强制执行最低提取率，例如Hulley et al.（201 3）利用谨慎性来了解消费和投资行为，或者Iskhakov et al.（2015）研究年金如何购买与年龄养老金相关的变化。应该注意的是，他们的假设不包括分配的养老金账户，因此最低提款率可能不适用。

尽管大量退休人员正在使用此类账户（或类似的分阶段提款产品），但对监管最低提款率的影响进行的研究却出人意料地有限。贝特曼等人（2007年）是一个例外，他将2007年引入的当前最低退出率与之前的规则和其他退出策略进行了比较。作者使用了一个相当简单的CRRA模型来检验不同风险厌恶和投资策略的影响，但发现最低提款规则提高了退休人员的福利，尽管略低于最佳提款。在Andreasson等人（2016）中，最小退出规则包含在模型结果的一部分中，但绝不是消耗性的，只提供了对影响的简要介绍。最低提款规定旨在在100年左右耗尽退休人员的账户，但在第8年至第5年（取决于投资回报）之后，提取的美元金额开始迅速减少。在《生活计划》（2016年）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发现只有5%的退休人员的账户完全耗尽，尽管随着预期寿命的增加和人口老龄化，这一数字预计会增加。他们发现，退休人员最终不会将最低提款规定作为自己提款的指导原则，因为只有少数人的提款超过了最低限额。这是在舍甫琴科（2016年）进一步证实的。即便如此，赖斯·华纳（2015）认为，最低提取率应降低2550%，以防止退休人员因养老金增长而过早耗尽养老金。目前的比率对于许多退休人员来说实在太高了，因此对于寿命超过平均预期寿命的人来说是不可持续的，并且明显高于Andreasson等人的最优水平。

（2016年）。本文的贡献在于提高对新政策规则影响的理解，并在强制执行最低提款额的情况下，对典型退休人员的最佳决策产生影响。这两项政策规则都是在效用最大化模型中实施的，该模型具有随机死亡率和风险投资，以及连续的家庭状况，这解释了除此之外的行为，该模型还包括额外的建议税收和预算相关变化，因此引入假定利率的影响无法孤立。澳大利亚退休人员情况良好。然后，我们检查了2015年之前开立的养老金账户与2015年之后开立的养老金账户在最佳决策方面的差异，并将其与2017年计划的资产评估测试调整和之前未强制执行最低提款的结果进行了比较。本文的结构如下：在第2节中，我们总结了模型，给出了年龄养老金函数，并解释了参数化。第3节讨论了结果。最后，在第4节中，我们提出了我们的结论。2模型所使用的模型来自Andreasson等人（2016），其中年龄养老金函数已更新，以考虑2015年的政策变化。有关模型的完整描述、数据校准和数值解，以及结构和假设的讨论，请参阅参考资料。退休人员的目标是使消费、住房和遗产产生的预期效用最大化。退休人员从总财富W开始生效，退休时t=有权使用H将财富分配给总行（如果他已经是房主，则有权通过上调或下调规模来调整当前分配）。

剩余（流动）财富Wt=W- H被存入一个分配养老金账户，这是一种对投资收益并没有ta x的账户，并受监管最低提取率的约束。退休人员可以从夫妻或单身家庭开始，这些信息包含在家庭状态变量中∈ G={, 0，1，2}，（1）其中 对应于时间t时已死亡的代理，0对应于（t）期间已死亡的代理- 1，t]，1和2分别对应于单个或成对家庭中在时间t时仍然活着的代理。家庭状态变量GTI的时间演化取决于生存概率。对于夫妻家庭，配偶一方离开的每一个时间段都有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在剩余的几年中，它被视为一个单一的家庭模式。每年年初，t=t，t+1。。。，T- 1退休人员将获得一份经经济状况调查的老年退休金Pt，并决定将储蓄多少流动财富用于消费（定义为流动财富的比例提取αtof），以及将投资于风险资产的剩余流动财富的比例δtof。下一期决策后的财富变化定义为Wt+1=【Wt- α行波管]δteZt+1+（1- δt）ert, （2） 式中，Zt+1是风险资产的随机回报率，建模为独立且相同分布的随机变量，f r r r为正态分布N（u-er，σ），平均u-er，方差σ和通货膨胀率er。假设任何未分配给风险资产的财富都会产生确定性的实际无风险回报率rt（根据通货膨胀调整的无风险利率）。

代理根据当前家庭状态Gt:Rt（Wt，Gt，αt，H）的状态在每个周期接收效用=UC（Ct，Gt，t）+UH（H，Gt），如果Gt=1，2，UB（Wt），如果Gt=0，0，如果Gt=.（3） 通过以实际值定义模型（针对波动进行调整），时间相关变量不必包括波动，否则将是一个额外的随机变量。也就是说，如果死者还活着，他会收到基于消费和住房的奖励（效用），如果他在这一年内去世，奖励来自遗赠UB，如果他死了，就没有奖励。请注意，由于效用参数和养老金年龄阈值不同，代理人在世时获得的奖励取决于家庭状态是夫妻家庭还是单身家庭。最后，t=t是代理人的最大年龄，超过这个年龄就不可能生存，并且终端奖励函数被赋予aseR（WT，GT）=UB（WT），如果GT≥ 0,0，如果GT=.（4） 退休人员必须找到与消费、投资和住房决策相关的最大化预期效用的决策。这被定义为一个随机控制问题，其中时间t的决策（控制）取决于时间t的随机变量实现，但未来实现未知。问题可以定义为asmaxH“supα，δEα，δt”βt，TeR（WT，GT）+t-1Xt=tβt，tRt（Wt，Gt，αt，H）##，，（5）其中Eα，δt[·]是在t=t时的信息条件下的期望，如果我们使用控制α=（αt，αt+1，…，αt-1） 和δ=（δt，δt+1，…，δt-1） 对于t=t，t+1。。。，T- 1、主观折现率βt，t′代表时间t和t′之间的个人不耐烦。利用Bellman方程的反向归纳法，可以用动态规划数值求解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