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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可不可以唱红歌？当然可以。在现代社会，公民权利至上。公民有选择自己喜欢的歌曲的自由，只要不违法。但是，重庆的“唱红”却值得商榷。
其一，重庆的唱红，不是百姓的个人选择，而是搞“运动式”唱红。如果是ZF部门强迫公众唱红，无疑就会侵犯公民权利。如果ZF部门通过给予货币激励的方式组织唱红，则无疑是巨大的公共资源浪费。
其二，唱红的动机是什么？如果唱红是为了博取民意，进而获得更大政治空间，则无疑是以公共资源谋取私利。
其三，唱红容易掩盖问题，导致舆论偏向。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建党90年庆祝大会的讲话指出：“作为执政党在今天也面临众多挑战。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要正确应对挑战，首先必须客观面对挑战，一味组织唱红无疑会对执政党的自我反省能力、自我革新勇气带来负面效应。
正是由于以上问题，公众担心唱红会引发文革思想回潮，并非杞人忧天。眼下，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棋至中盘，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在经济繁荣的同时，也进入了社会矛盾多发期：腐败问题、拆迁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都引发公众情绪的焦虑。
怎么办？首先要分析问题的要害：是因为市场化改革导致了腐败与不公？还是因为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导致的？如果是前者，那结论就是回到计划经济。如果是后者，那就必须加快市场体制建设，其核心就是加快ZF体制改革，放弃ZF过大的权力，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把主要任务放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尤其是法治环境的完善。
究其实质，“唱红运动”是针对公众不满情绪的一种民粹主义方案，企图通过思想上的净化来消除社会不公。建国以来的实践证明，此类方案不仅导致经济效率的低下，也容易埋下个人崇拜的种子，实在没有可取之处。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也提醒说，不能采取“文革”的办法来解决干部的腐败问题。要知道，法治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唯一路径，世界上并无其他捷径。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时告诫“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一箴言是针对文革、针对意识形态纠结、针对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发出的真知灼见。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谈党庆时说到：“增强忧患意识比只是歌颂辉煌更有利于长期执政。要善于吸取党在重大历史问题上产生失误的深刻教训；要警惕某些优良传统的正在削弱的倾向；要积极应对长期执政正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这样的态度和认知，不仅不会削弱公众对党的支持，反而会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在社会观点日趋多元化、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真实、客观地面对问题，就是对党最好的宣传。
无独有偶。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最近在给上海交大学生上党课时说：“朱总理是好领导，你不跟他讲真话，他不信任你，你跟他讲真话，他反而相信你。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你要想说服朱总理，就得他硬你更硬。我对朱总理很尊敬，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鼓励你讲真话。”俞正声的发言的确体现了真实面对问题的科学态度，他说：“党内的腐败现象，我看没有从根本上进行遏制，最近报铁道部部长的案子，利用工程索取钱财，成亿成亿地索取，若干亿的回扣，生活糜烂啊。”
近年来，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有时一个谣言都会导致严重的事件。其根源，正是ZF公信力的下降。而公众对ZF信任度的下降，又主要是不少ZF官员说假话、掩盖真相所导致的恶果。巴菲特说“建立信誉需要几十年，毁掉信誉可能只需要十分钟。”这非常值得中国共产党铭记。
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与时俱进，不仅不应组织唱红，还应敞开胸怀，接受公众监督和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汪洋说：“我也看微博，看到很多网民骂我，把我说得一塌糊涂，我觉得是正常的。为什么领导可以发脾气，群众不能发脾气？为什么领导可以骂娘，群众不能骂娘？网络问政，首先应该是平等地问，虚心地接受，不计态度，不问来历”。有这样的心胸和姿态，党才能真正赢得人心和信任。
因此，重庆“唱红”，看似小事，实则关乎大是非；看似重庆地方事情，实则影响全国；看似群众娱乐，实则反映了改革路线的取向；看似歌颂党，实则不利于党的进步与自省。除了浪费公共资源之外，更有搅乱公众舆论和改革认知之忧。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不折腾”，是非常有深意的。我们对唱红，也应分清其中的“红与黑”，不折腾公众，不折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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