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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最近欧元区和美国经济几乎同时发生市场信心崩溃，背后的真正原因在于经济战略和ZF领导的失败。我们没有必要指责评级机构：欧洲和美国的ZF没能处理好全球资本市场的现实和来自亚洲的竞争，理应承担最主要责任。
我仔细研究过数十次金融危机，知道成功的政策意味着要向公众指出一条出路，它既要大胆、在技术上合理，又必须以社会价值观为基础。大西洋两岸的领导人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不孚众望。甚至，美国和欧洲都未能正确诊断出核心问题所在，即这两个地区都深受全球化的危害。
国际竞争导致制造业的低技术工人失去工作、大量工业领域的新投资减少。21世纪头十年里，美国和欧洲的就业率一开始之所以得以保持，只是因为低利率和不负责任的放松监管刺激了住房建设，直到后来泡沫破裂。现在的复苏之路，不在于催生一个新的房地产泡沫，而在于提高工人技能、扩大出口、以及增加在基础设施和低碳能源方面的公共投资。可恰恰相反，美国和欧洲却时而采取行不通的消费导向刺激计划，时而诉诸于不考虑未来投资的紧缩政策。
现在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仅没能创造就业，也不符合基本的社会价值观。让我来说得清楚一些：好的社会政策不应该导致巨大的财政赤字。欧洲和美国的公共债务规模已经太过庞大了。但好的政策的确应该在削减社会福利和对富人增税之间进行一种完全不同的平衡。
一个明明白白的事实是，全球化不仅对缺乏技能的就业者造成了沉重打击，而且实际上已成为全球超级富豪的巨大财源。他们能够在新兴市场国家进行新的高利润项目投资。同时，正如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上周所言，他们还能够成功说服本国ZF，以全球税收竞争的名义为他们的利润和高收入减税。即使偶尔受到政客的抨击，避税天堂仍然得以迅速发展。最终，穷人受到双重打击：先是来自全球市场的竞争，然后是富人以低税率把钱藏在遍布世界的避税港所造成的伤害。
因此，改善欧美财政政策应该以三点为基础。首先，应该扩大对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其次，应该削减浪费性支出，比如在伊拉克、阿富汗和也门等地的不明智军事活动。第三，应该在中期内实现平衡预算，主要手段是增加对高额个人所得和跨国企业利润的征税，这些所得和利润通过各种漏洞和海外避税天堂被隐藏起来。
如果新项目能够自募资金，基础设施投资并不一定会增加赤字。即使项目需要先期借款，但如果以未来收入偿还债务，就不会增加净负债。目前，美国和欧洲的预算会计，基本上都未能区分自融资资本项目（比如以未来通行费作为收入来源的桥梁项目）和用一般财政收入作为融资来源的项目。
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是另一条尚未有效开发的复苏通道。其中一部分必须依赖技能和技术的改善来实现——这是不能削减教育开支的又一个原因。但另一部分可以通过改进融资政策来实现。中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通过提供长期中资贷款，每年向非洲出口几十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项目。而美国和欧洲由于没有向非洲和其它快速增长国家提供融资，实际上把这个市场拱手让给了中国。
然而，经济复苏的最后一块拼图，是政界的目标必须明确。在欧洲，国家ZF的决策已经取代了由欧盟(EU)主导的统一决策——最近法国和德国达成的协议不过是最新一个例子。几个月以来，欧洲的命运已经为德国州议会选举和芬兰一些小政党所左右。欧洲央行(ECB)也陷入严重的分裂，以至于同样忽视了其稳定恐慌市场的核心职能。如果这些泛欧洲机构继续如此无力、迟钝和四分五裂，欧元不可能幸存下去。
美国也同样陷入各部门、阶层和区域利益的纷争中。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是一个不作为到令人难以置信地步的领导人，只是坐等国会权力大佬的电话。总之，只要美国的政客仍需要恭恭敬敬地请既得利益集团为他们永无休止的竞选活动出钱，美国就没有好前途可言。
金融市场最近的暴跌和美国及欧洲经济复苏的停滞，反映出这些根本的缺陷。ZF根本拿不出什么经济增长战略，只是指望被吓坏并且负债累累的消费者会重新购买他们不需要、也负担不起的房子。不幸的是，全球经济的湍流将继续卷走就业岗位和资本，直到大胆而齐心协力的领导人再次出现。在此期间，市场将不停地在不确定的漩涡中打转。
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The Earth Institute at Columbia University)所长 杰弗里·萨克斯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2011年0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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