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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上午，广东佛山住建局发布公告，从10月12日起放宽限购条件：已办理房地产权证超过5年（含）的住房产权转移，不纳入限购范围；允许佛山市户籍居民家庭增购一套7500元/平方米以下的住房……但当天23时24分，该局又通告，暂缓执行该政策。（《京华时报》10月12日 ）
对此，佛山的解释是“为进一步征询社会各界意见，并综合评估政策影响”。很难想象，作为全国第一个明确放松限购的政策，在决策之前不去评估政策影响，在政策公布半天后突然想到要重视民意。不用说，是受到了来自上层的压力。
住房限购令推出，本来就遭到了地方政府拖延等多种方式的抵制。在限购令执行之后，一些地方又蠢蠢欲动，想放宽限制或停止执行。今年4月媒体报道，海口市拟停止执行楼市限购令，虽然事后被否认，但地方政府与限购令暗地较劲的事实已显现出来。针对多地试图挣脱限购捆绑的暗流，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再敲警钟：已实施住房限购措施的城市要继续严格执行相关政策。
地方政府不欢迎限购，皆因一个城市的财政总收入的40%至70%，要从土地出让金和土地税收中获得。这也不排除利益集团的影响。没有了高房价，没有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上述目标都无法实现。因为限购等调控的影响，海口今年一季度房地产税收大降三成以上。其他限购的地方，房产交易也都呈现量价齐跌的景象。
一些地方的限购措施，实际是在中央政府的强压下实施的。无论是海口还是佛山“突围”尝试，如果没有中央政府强按头，肯定变成既成事实。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对房地产业的态度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因为房地产发展，对地方政府只有好处，而不必过多考虑后果。
限购令是不针对自住需求的，各地的限购政策都给自住购房相当的空间，比如本地户籍家庭两套房，外地户籍家庭一套房。限购，限制的是投机，而投机实际上就是把银行的钱大量变成房子。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获得了大量财政收入，投机者获得了大量个人利益，留下的是金融风险。而金融出了问题，地方政府无需忧虑，最忧虑的是中央政府。于是，在房地产上，无论是饮鸩止渴还是竭泽而渔，一些地方政府都表现得并不在乎。
地方政府的这些表现，当然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不光体现在不考虑经济后果，还表现在不顾老百姓的生活困难。让老百姓生活得有质量，是政府的根本职责，可是这一职责在百姓住房上得到了体现吗？在佛山住建局公告发布的前一天，广东省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建设幸福广东指标体系》，表示要将幸福指数纳入政绩考核体系。
限购政策不是出于地方政府的自觉，而是总要中央政府强按头，体现了对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的缺陷。事实上，如果百姓幸福真能进入到地方政府的责任中，限购又何须外力强制呢？《建设幸福广东指标体系》如果不只是起到“建言献策的作用”，而是真能在考核上动真格，也许不失为解决佛山式冲动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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