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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备受关注的2011年度经济学诺贝尔奖授给美国经济学家、纽约大学教授萨金特(Thomas J. Sargent)及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西姆斯(Christopher A. Sims)。颁奖委员会给出的理由是，他们在“对宏观经济中因果的实证研究”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可以看到，今年两位诺奖得主一个共同的贡献，是计量经济学领域的时间系列因果关系分析，尤其是西姆斯在矢量回归（vector regression）分析方法方面的创新。这被广泛应用于检验变量之间有无因果关系。这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有着巨大的差异，尤其是在经历了2008年以来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各国ZF的积极救市措施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实际上给出了ZF干预对现实经济能否起到预期效果的一个疑问，本质上就是对当前全球性的宽松货币财政刺激政策的一个反思。
应该承认，大多数人对于这两位经济学家并不熟悉，尤其是对中国而言，更显得陌生。但是从他们所从事的专业研究方向和所取得的成果来看，与原来的理性预期学派是一脉相承的。尤其是萨金特，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之一，他利用动态宏观经济模型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市场主体的理性预期行为，会抵消ZF宏观政策效果。这就好像人们预期冬天将要到来，而提前预置棉衣来保暖一样。正因如此，总体上看，今年两位诺奖得主对于ZF调控经济的有效性，是持悲观态度的。
这一点显然与2004年两位诺奖得主芬恩·基德兰德（Finn Kydland）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的研究成果不仅有联系，而且非常相似，观点也几近一致。有联系，是说这些经济学家基本都可归属于“理性预期学派”门下；很相似，表现在他们的贡献几乎都在动态宏观经济学方面。普雷斯科特等人也认为，正因为ZF政策将被市场主体理性预期所抵消，所以ZF的政策最好是中性的，而且是不变的。实际上，与大萧条时期ZF的全面进入背景一样，随着ZF过度的入市，引起了上世纪70年代后期，经济学界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反思，新古典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都加入到了这个反思的潮流之中，其中理性预期学派在针对ZF效率方面作出了一些很有现实意义的探索。
因此，对于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这两位，本身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当然，对于中国而言，更主要的是在处理ZF与市场边界方面具有一个积极的参考作用。从全球范围来看，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都加入到积极刺激宽松行列之中，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奥巴马ZF在伯南克的经济理念指导下，已经连续实施了近3年的ZF救助方案，并且在近期接连再次出台巨额的就业计划以及相关配套措施。但是，这些措施与实际发展并不相关。
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这种扩张性政策或许短期内有效，可从长期看，由于企业与雇员已经提前根据未来可能发生的通胀率进行工资谈判，商业银行也会根据未来预期调整利率水平，所以扩张性货币政策从长期看不仅无助于经济增长，反而只是加剧通胀。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的研究就表明，在目前美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下，要实现恢复至少得需要5年的时间，可见，这本身就是对当前的政策的一个讽刺。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问题同样不容乐观。可以看到，在4万亿的ZF主导投资刺激下，中国的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有了一个很明显的扩张，而且引发出来的地方融资平台和银行金融风险已经开始显现。近期频发的民间借贷问题，就对中国经济体系的稳定造成了不小破坏，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源于金融抑制环境下，中小企业金融需求无法满足。事实上，这些问题在各个部门和地区都存在，ZF的有形之手伸得过长，造成市场的资源配置无法正常实现，大量资源尤其是经济资源成分沦为ZF官员寻租、权力腐败的温床。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值得好好地去品味。现代经济学在数量方法与计量工具上还将不断发展，并且新方法与工具的运用将不断得到鼓励。这与近年来在欧美出现的所谓对“经济学数学化”反思潮流多少是有些对着干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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