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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 WTO所涉及的是贸易自由化问题、同汇率制度与政策没有直接联系。只有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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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您怎么评价这5年来汇率制度改革的进程？
余永定： 2001年人们所关注的是日元兑美元的贬值。自1995年夏之后，日元开始持续下跌，日元的下跌对东亚经济造成严重不良影响。2001年下半年日元跌破130日元兑换1美元心理大关，引起东亚各国的严重不安。
2002年初，应外管局之邀，我曾在人民日报撰文批评日本政府引导日元汇率下跌，指出日本不应“忘记自己对亚洲经济稳定的责任与义务”。
时至 2002年5月，世界主要货币汇率走势突然发生逆转，美元兑日元(
115.32,0,0%)和欧元开始了所谓“战略性贬值”。由于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是事实上钉住美元，人民币随美元的贬值而贬值。急需通过出口刺激经济的日本政府率先开始指责中国“输出通货收缩”。2002年12月日本大财务省官员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称“中国应承担起将人民币升值的责任”。2003年2月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在OECD七国集团会议上提交议案，要求七国集团逼迫人民币升值。
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和欧洲国家政府并未跟随日本对中国公开施压、要求人民币值。自2004年以后，主要出于政治考虑，美国政府开始提高批评中国汇率政策的调门。
与此同时，日本突然发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带动了日本出口的增长。“中国特需”对日本经济的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财务省官员十分后悔当初对中国进行了批评，并尽力弥补同中国的关系。与财务省不同，日本银行则始终对中国的汇率政策采取了比较中立的态度，很少加入“敲打中国”的合唱。
2005年7月人民币开始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并对美元升值2%。中国政府的新政策得到世界各国政府包括美国政府的广泛赞扬。
但是，由于人民币升值速度缓慢，不久之后美国政府又重新开始批评中国的汇率政策，而某些对经济问题一窍不通的国会议员则更是高调批评中国(以及美国财政部)，并要求美国行政当局以提高关税27%相威胁来压中国升值。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内舆论一边倒地反对升值是非常自然的。
经济观察报：显然，美国是当前汇率安排的受益者，但为什么美国还要不断批评中国呢？
余永定：在美国最著名的主流经济研究所之一——“美国事业研究所”(AEI)的官方网站上，一位名叫斯瓦格尔(Phillip L. Swagel)的高级研究员不请自来地给我们做了回答。
他写道： “如果真的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人民币被低估了27%，美国消费者就是一直在以27%的折扣得到中国所生产的一切；中国就是在购买美国国库券时多付了27%的钱。对此，美国人为什么要抱怨呢？升值将使中国停止大甩卖，美国人将要为他们所购买的一切东西——从鞋到电子产品——付更多的钱。其他国家固然会买下中国不再愿意购买的国库券，美国人也可能会多储蓄一些，但财政部和公众必须支付较高的利息率。人民币升值不但意味着政府的融资成本将会上升，而且意味着美国的房屋购买者必须为催生泡沫的只付利息式按揭花费更多的钱。不要指望人民币升值会给美国带来更多的就业。人民币低估确实造成了失业，但那是马来西亚、洪都拉斯和其他低成本国家的失业。如果中国的出口减速，美国就要从那些国家进口成衣和玩具。既然人民币升值会给美国造成短期痛苦，为什么还要逼中国升值呢？决策者当然懂得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他们肯定也知道，大张旗鼓的公开施压只能使中国人更难于采取行动。但这会不会恰恰是问题的所在？玩世不恭的人会确信，压中国升值并不是屈服于被误导了的政治压力的结果，而是一种策略。其目的是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基础上，延长美国从中国得到的巨大好处。当然，这一切也可能是无意的。但是，不管动机如何，美国行政当局找到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办法，得以使美国的好日子延续下去。”
我一直以为这位斯瓦格尔只不过是一个“富于想像力”的学者，一个像我辈这样的“圈外人”。上周，在东京参加了一个由许多AEI成员参加的研讨会，当我问及这位斯瓦格尔先生时，被告知斯瓦格尔先生最近已被布什总统提名为财政部部长助理。
回国后上网一查，我吓了一跳：此人自2000年就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在2002年至2005年则更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在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中，他大概是仅次于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曼昆的第二号人物。
我非常感谢这位不曾谋面的斯瓦格尔先生，他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如果不能抛弃“凡是……的，我们就……”的简单思维定势，我们就无法根据事物本身的是非曲折做出判断，就有可能跌入陷阱。同样糟糕的是，我们同时又往往十分天真，忘记了什么是纵横捭阖。
经济观察报：许多学者认为人民币升值并根本不能解决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问题，所以当时就没有必要提高人民币汇率？
余永定：不错，由于结构性原因，在人民币升值、甚至大幅度升值之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的贸易顺差可能不会明显减少。日本、德国、台湾省在汇率大幅度升值后，贸易顺差都没有明显减少。
但问题是，既然如此，为什么害怕升值呢？把东西卖的贵一些，而又不减少销售量，何乐而不为呢？难道中国非要继续“大甩卖”不可吗？试想一下，如果我们从2003年就开始逐渐升值，平均每年升值5%，四年总共升值20%，中国汇率现在恐怕早已到达均衡汇率水平。中国经济的发展大概会比今天更为平衡。当我们在等待最佳时机时，最佳时机正在迅速逝去。
经济观察报：一年来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已经超过3%。这和您当初的预期是一致的吗？您认为人民币还有进一步升值的空间吗？
余永定：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开始升值之前，我们生怕人民币一旦同美元脱钩，中国经济就会大难临头。但事实是，人民币升值之后我们的贸易顺差持续高速增长。在2005年贸易顺差增长速度高达220%的基础上，2006年中国的贸易顺差还将进一步增长50%左右。难道这些还不足以说明人民币有进一步升值的空间吗？
但是，我无法判断最佳的升值速度应该是多少。这种操作层面上的问题，不是书斋学者所能回答的。最近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已经加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更多注意人民币升值对经济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并积极采取措施，把这些影响压缩到尽可能小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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