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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钢荐书
白钢，男，1940年1月7日出生于江苏省睢宁县，无党派人士。1964年7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学系，1964年8月来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先后任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1987年5月，转到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88年9月任政治理论研究室主任，研究生院政治学系主任；1990年9月晋升为研究员；1996年1月开始担任研究生院任法学系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1997年10月任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1998年1月，当选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为政治学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他的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副理事长等。
白钢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当代中国政治、中国公共政策分析等领域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并于1992年10月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9月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5年至今，白钢研究员一直从事民主理论、地方选举、公共政策、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出版十数部著作，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约200多篇。他的主要代表作有《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10卷）》（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1997年9月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1999年9月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皇帝》（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1992-1994）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选举与治理--中国村民自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政治制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版，获1992年北方十五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1977-1991）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中华古文明大图集（1-8卷）》（人民日报出版社1992年7月版，获1993年中国图书奖）等。
他推荐的书和理由如下：
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永瑢、纪昀撰）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当年开馆编纂该书时，馆臣对所录诸书撰写的提要总汇，不仅介绍各书要旨、著作源流，而且还列述作者之爵里、考订各书之得失，包括版本、文字等。它是我认识传统、学习历史、开拓视野、增长知识、跨进人文社会科学殿堂的无可替代的"向导"，四十年来百读不厌。
2.《廿二史札记》（[清]赵翼撰）
这是作者对正史中的纪、传、表、志所记录的人物、事件进行比较研究，揭示其异同、记述其变迁、总结治乱兴衰之根源的心得之作。对于学习和研究中国政治史极富启迪，我把它看作是研究古代中国兴衰隆替的一种方法论的范式。
3.《日知录》（[清]顾炎武撰）
《日知录》，是明清之际顾炎武穷一生精力所写的一部百科式著作，记事必求贯通，引证浩繁，精严过人。熟读《日知录》，按图索骥，是拓展知识面的一个捷径。
4.《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著，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这是恩格斯根据摩尔根关于古代社会的研究成果而写的论古代社会发展规律和国家起源的著作。它是影响我从研究历史学转向研究政治学的关键性著作。
5.《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王亚南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是王亚南先生把中国官僚政治当作一个特定的"形态"或"体制"加以剖析的，最贴近政治学的规范。它启迪了我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思考、审视政治制度的变迁。
何星亮荐书
何星亮，广东兴宁人，1956年8月出生。1982年获学士学位，1987年获硕士学位，1990年获博士学位。曾任日本东洋文库、国学院大学客座研究员，也曾在英国、台湾、香港和澳门作过短期访问和研究。现为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所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星亮研究员还是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民族与宗教专门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汉民族学会秘书长，国家图书馆专家咨询委员。他从1993年起，就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何星亮研究员从1980年起从事学术研究，长期关注于文化学与文化人类学理论、新疆民族历史与文化、中国民族文化等领域，总共发表10多部专著和150多篇论文。他的主要代表作有：《中国图腾文化》（31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996年版）、《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30万字，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1995年版）、《边界与民族--清代勘分中国边界大臣的察合台、满、汉五件文书研究》（27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
在何星亮研究员看来，对他影响较大的著作有：
1.《匈奴民族考》（论文，白鸟库吉）
日本著名史学家白鸟库吉的《匈奴民族考》（1923）一文虽然不是著名的论文，但它是引导我走进学术研究的第一篇论文。
我于1978年通过自学考上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哈萨克语专业。1979年春，当时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的研究生张承志到我们班旁听哈萨克语课，我就与他交上了朋友。1980年春（本科二年级）的一天，张承志又到我们宿舍，当时他带来一本内蒙古大学林干编的《匈奴史论文选集》（内部刊印），我拿来翻了翻，发现内有一篇日本著名学者白鸟库吉写的《匈奴民族考》。该文主要考证匈奴语言，并从语言的角度研究匈奴民族的族属。我发现匈奴语汇与哈萨克语很相近，很感兴趣，于是开始了匈奴语言的研究。研究匈奴语难度极大，此前我国学术界无人真正研究过，虽发表过一些有关文章，但主要是翻译或编译，其原因主要是匈奴语言是用汉字译音记载而被保留在史籍中，如要研究，必须掌握汉语音韵学、北方民族语言和北方民族史。我从小喜欢文史，历史学有一定基础。我是客家人，客家话保留较多的古音，学习汉语音韵不成问题。于是，通过大量阅读有关北方民族历史的和语言学著作，写成《匈奴语言考》一文。初稿约4万字，主要是批驳白鸟库吉的观点，就白鸟库吉研究过的匈奴语汇逐一重新研究，提出不同看法。白鸟库吉认为匈奴语言属于蒙古语族，但从匈奴语汇的研究来看，与突厥语更为接近。另外，从历史上看，公元前后，中国北方只有两大族系，一是匈奴族系，二是东胡（通古斯）族系。蒙古人原属东胡族系，自七世纪从鄂尔古纳河来到蒙古大草原后，融合众多的突厥部落，语言也吸收了大量的突厥词汇，逐渐形成既不同于通古期语族又不同于突厥语族的蒙古语族，这样，阿尔泰语系便由两个语族发展成为三个语族。于是我从语言和历史上找了许多证据，写出了长达四万字的论文。论文写成后，送当时的系主任、著名语言学家马学良教授审阅，马先生阅后，十分高兴。由于论文所论大部分属于历史问题，他又请蒙古史专家贾敬颜教授审阅。贾先生提了一些意见，并建议压缩篇幅，因杂志只允许发表一万多字的论文，并建议改名《匈奴语试释》。《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以首篇刊载。作为学术刊物，以首篇刊载大学本科生所写的第一篇论文，可能是少有的。
此后，我运用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相结合的方法，开始了西北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有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哈萨克族简史》（合著，1987）、《边界与民族--清代勘分中俄边界大臣的察合台、满、汉五件文书研究》（1998）、《维吾尔、柯尔克孜、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吉克、塔塔尔、俄罗斯、裕固、撒拉族文化志》（1998）、《新疆民族传统社会与文化》（2003）等书及数十篇论文。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白鸟库吉的《匈奴民族考》一文，我现在也许没有从事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甚至很可能没有从事学术研究；因为，我在大学所学的专业主要是培养民族语言文学教学和翻译人才。
2.《古代社会》（摩尔根，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是引我走进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的一部名著。1981年，《民族研究》杂志连续发表过几篇严汝娴与陈启新、夏之乾等人关于永宁纳西族摩梭人无父无夫的母系家庭和亲属称谓制度起源的争鸣性文章，于是对原始社会和亲属称谓发生兴趣。根据他们论文中提供的线索，借来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等书，认真阅读。其中对摩尔根论述的亲属称谓制度颇感兴趣。摩尔根认为，最古老的亲属制度是按辈分划分的五等亲属制，即祖父母辈到孙儿女辈，他以马来亚式亲属制度为例说明其观点。我通过系统的调查，发现哈萨克族的基本亲属称谓只有父母、兄弟姐妹和儿女三个等级。在我们客家人中，也存在不少称父母为哥哥、姐姐的现象。为了以更多的事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又访问了不少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和学习的柯尔克孜族，调查了柯尔克孜族的亲属称谓，发现他们的亲属称谓与哈萨克族基本相同。古代汉族的亲属称谓也一样，同样只有三类基本称谓。此外，大量阅读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有关亲属制度的汉文论著。在掌握大量的调查和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写成《从哈、柯、汉亲属称谓看最古老的亲属制》一文，约一万六千字，发表于《民族研究》1982年第5期（此文是我大学本科期间撰写的第三篇学术论文）。论文首次提出人类最早的亲属称谓制度是按按老、中、幼划分的三等亲属制，并以哈萨克、柯尔克孜和古代汉族的亲属称谓详加论证。文章发表前，曾送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元老杨堃教授和黄淑娉、夏之乾、严汝娴等专家审阅过，得到他们的支持。后来杨堃、黄淑娉等人也先后发表文章，以其他民族的资料论述这一问题，支持了这一观点。林耀华教授主编的《民族学通论》在论述亲属制时引用了这一观点。杨堃在其所著《原始社会发展史》一书也说明最古老的亲属制按老、壮、幼划分。
此后，我对文化人类学（民族学）很感兴趣，并于1984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开始较为系统地学习文化人类学。
3.《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 》（杨国枢、文崇一主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
20世纪90年代初，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的庄英章研究员给我赠送了杨国枢、文崇一主编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一书。该书是一部论文集，汇集1980年12月21日至24日在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举行了"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研讨会17篇论文，作者多为台湾、香港的著名的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学者。当时大陆一些学者崇洋媚外思想严重，对中国本世纪初以来形成的人类学和民族学传统持否定态度。通过学习这本论文集，使我对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对为什么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为什么要中国化和如何中国化等问题均有较为全面的理解。针对大陆学术界一些错误思潮，我写了几篇关于社会科学研究中国化的文章，并大量引该书的有关观点来说明，在学术界产生较好的影响。同时，我也更加坚定了走自己独立的学术之路的信念，决不照搬西方的理论、方法和模式。
4.《学与术》（杂文，梁启超）
梁启超的《学与术》（1911）一文（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三册"文集"之二十五（下）第11-14页），仅2000多字。文章虽短，但对我影响颇大。第一，明确了科学研究（学）与应用（术）的关系；第二，对中西学术之差异有了更全面的了解；第三，认识到探讨人类社会和文化各种现象的规律和法则是学者的主要职责；第四，理论研究与应用既要有所分工，又要紧密合作。在传统社会，一个国家或某个政府的重大决策往往是少数执政者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和主观判断而作出。在现代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重大决策通常以某种理论或法则为依据。正如梁启超在该文中所说："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二者如辅车相依而不可离，学而不足以应用于术者，无益之学也。术而不以科学上之真理为基础者，欺世误人之术也。"因此，梁启超的这篇文章，使我决心以探讨社会和文化的起源、发展和变迁规律或法则作为自己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
景天魁荐书
景天魁，男，1943年4月生，山东蓬莱人。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硕士学位；1987年获博士学位。1981年至今，先后在哲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工作。曾任哲学所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分析研究会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等职务；现任社会学所所长，研究生院教授、博导，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景天魁研究员的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是发展社会学和社会保障，他的主要代表作有：《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体系》（华夏出版社，2001年）、《社会认识的结构和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等。
景天魁研究员推荐的书为：
1.《资本论》（马克思，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马克思《资本论》中灵活自如地运用哲学方法、经济学方法、社会学方法、数学方法和历史方法等，去分析劳动与资本问题，结合之妙，浑然天成。尽管由于问题的敏感性使得不同立场的人对他的结论持不同看法，但就连反对他的人也折服于《资本论》的学术成就。
2.《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这是一本才华横溢的书，恩格斯运用摩尔根对史前史的经验研究，论证并实际检验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实现了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高超的结合。
3.《交往行动理论》（哈贝马斯，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
由于我也是从哲学研究转向社会学研究的，哈贝马斯的书是成功地实现哲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结合的典范。《交往行动理论》增强了我的信心，是我效法的榜样，不论我是否同意他的观点。
4.《现代世界体系》（沃勒斯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现代世界体系》把分析的单元从国家转向"世界体系"（它的形成、扩张和演变）。这种视角的转换使我茅塞顿开。
5.《以自由看待发展》（阿马蒂亚·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这本书的书名也可翻译为"作为自由的发展"。它是每个研究发展社会学的人都应认真阅读的好书。我赞赏的是，作者是一位经济学家，但却写出了这样一本将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熔为一炉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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