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知识报国的现实经济学家：记
他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从西方学成归国的经济学博士；他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在国际最权威的经济学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的经济学家；他是中国大陆第一位运用规范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是国际经济学界公认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权威学者；他被SCI和SSCI授予《经典引文奖》以表彰他的文章在过去二十年间成为全世界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他是一位有政策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他的论见洞察了中国经济的真相；他占去了中国经济学界太多的“第一”，而在对他的传奇经历的短暂关注之后，人们对这位来自宝岛台湾的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也更多地聚焦于其学术贡献与中国观的追求！
一、厚积薄发，怀抱着浓郁的国家民族观走上学术道路
1952年9月，莫斯科，毛泽东主席在接见留苏中国学生时曾说过下面的一段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是一个应该记住的年份，这一年，新中国完成了建国以来的经济恢复期，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已经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
这一年10月15日，中国台湾宜兰农村，林火树的第三个儿子诞下，孩子方头大脸，额顶宽阔，按照台湾的习俗来说，这孩子将来会有大作为。林火树为他取名林正义，意即儿子做一个正直正义之人，这就是后来在中国经济学界叱咤风云的经济学大师林毅夫。
在姑妈、哥哥、姐姐们的关照下，林毅夫健康地成长。宜兰当时还是个比较穷的山区，家里的生活环境也不是很好。大哥出外做工以补家用，每日中午回家，只是靠着灶台摸一摸，灶是热的便会留下来吃点饭，若是凉的便转身不声不响地走掉。这些深深地印在毅夫的心里，他决心有一天以自己的成就来回报全家对他的期望。
林毅夫小时候总是山边海边到处跑，对山和海始终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这些也造就了他与大山大海一样博大的胸怀。林火树夫妇虽然只是乡下的平民百姓，读书不是很多，但很有正义感，在当地颇受尊重。他们不仅给了毅夫一个健康的体魄，更是言传身教教导他要做一个正直诚恳的人。毅夫也会拉着父亲给自己讲当地的故事，讲三国、岳飞、郑成功，也讲《七侠五义》、《水浒传》。在这些生动、感人的故事里，毅夫学会了如何去判断是非、好坏；而在小学、初中的老师们也常常激励他，鼓励他做一个有用的人，勇敢地承担国家社会的责任。
背负着老师、亲友们的期望，从此以后，林毅夫一直是学业上的尖子生。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在最好的大学里学习，并且都是最优秀的学生。
1971年考进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不久，年轻的林毅夫来到成功岭接受大学生培训，培训令他感觉到读书报国的方式还是太慢，慎重考虑之后，林毅夫决定投笔从戎、改读陆军官校。此举在当时“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台湾引发了社会相当的震撼。然而，当年台湾部队里的习气并不是年轻的林毅夫可以想见与接受的，到部队后不久，接受更高的教育又成为他的目标。1976年，林毅夫再次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台湾年轻人梦想的学校——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攻读MBA。三年后，林毅夫成为台湾很早拿到MBA的人。
林毅夫从小就喜欢历史，尤其了解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受列强欺负的屈辱史。因此，他很早就思考如何使中国富强，这也从来是中国知识界，尤其是年轻人讨论的话题。在林毅夫心里，自己就肩负着这个责任。在台湾，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开始，不少年轻知识分子就开始思考强国的问题，尤其是“保钓”运动、尼克松访华、中日建交、中美建交等事件之后，林毅夫更觉得要使中国富强起来的希望在内地。从念台大、入军校、读MBA，林毅夫一直都在思考如何报效国家、如何使中国强大。到部队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思考更加强烈。1979年，林毅夫冒着危险毅然来到大陆。若干年后，在接受《亚洲周刊》记者的采访时，林毅夫谈到回大陆的直接动机时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要对中国作贡献，就要到内地来。所以说，这个转变不是从某一天开始，而是长期不断思考的结果。”
而此刻，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平反冤假错案和改正错划右派的同时，在农村，440万人摘掉了地主富农的帽子；在城镇，70多万工商业者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连同他们的亲属，全国有两千多万人的政治命运得到了改变。从此以后，家庭出身这样的政治概念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在中国，一场更为深刻地改革发生在人们的意识中——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富强才是中国的生存之道。
1979年，中国人民在希望与笑声中开始新的春天。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初春的中国农村，改革的生机已经开始在田野里萌动，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还没有自上而下地大规模推广，但在许多地方已经悄悄地试行开来。也就是在这一年的9月，怀抱着强国富民理想的林毅夫已经坐在了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课堂里，攻读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开始了系统学习经济学的历程。他明白，要强国必须先学得知识、了解中国社会。
多年以后，“发现了林毅夫”常被人戏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西奥多•W•舒尔兹1980年的那次访华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舒尔兹当时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大前副校长、经济系主任盖尔•D•约翰逊应复旦大学之邀到中国访问，临回美国前舒尔兹教授在北京大学作了一次演讲。当时，英语流利又懂经济学的林毅夫成为舒兹翻译的首选。在短暂的接触与交谈中，他的信心与才气完全征服了这位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兹问林毅夫：“愿意到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吗？”就这样，林毅夫成为了舒尔兹教授的关门弟子。从此，林毅夫的人生改变了，这是他从未想过的。
1982年，林毅夫来到芝加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是全美大学中最好的经济系，云集着一大批大师级经济学家，素以学风严谨、淘汰率高著称。国内经济学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很大，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对当时已过而立之年的林毅夫来说其困难可想而知。然而，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取得的成绩却令任何一个经济学家侧目：他用四年时间在同期同学中第一个拿到别人需要5-7年才能拿到博士学位，而他的毕业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更受到要求严格的舒尔茨教授的盛赞，被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成就的背后是不为人知的辛劳：四年间，林毅夫付出了超人的努力，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学习与研究中，没有一个休息日，没有去过一次国家公园。芝加哥的求学经历使林毅夫接受到了严谨的学术训练，在经济理论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在计量分析方法上锻炼了高超的技巧，对国外通行的学术规范他已能驾轻就熟。15年后，林毅夫已经成为一代经济学大师再次返回芝加哥大学时，已经是作为母校“盖尔•约翰逊经济学年度系列讲座”的首讲人了。
1986年，在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林毅夫来到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在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此时的林毅夫，已经在美国经济学界小有名气，他的研究工作开始引起美国经济学界的重视，许多著名的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主动提出为他提供教职，世界银行也向他抛来橄榄枝。而此时的中国大陆，在研究条件、信息交流各方面与美国相比差距还很大，国内研究不但不能很方便地了解国际学术动态、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即便查阅外文文献都十分困难。是留美还是回国？这一次，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再一次支配了他的选择，1987年，林毅夫义无返顾地回到祖国。随他回国的是30箱英文文献的海运集装箱，这也是赴美5年林毅夫带回的唯一的资产。
这一年，林毅夫35岁。而在35岁之前，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学习，通过学习，他吸收了从事经济研究与中国研究所需要的几乎所有养分――从中国历史文化到中国现实经济，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到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在林毅夫看来，世界上的经济中心与经济研究中心往往是高度重合的，他坚信，再过二、三十年，中国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清贫与冷静中度过了人生最初的35年之后，林毅夫确定了自己从事中国经济研究的人生道路。
二、独辟蹊径的中国经济研究，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
1988年是林毅夫学术生涯中的特殊年份。在这一年，豁然开朗的林毅夫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对于一位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来说，能在36岁的时候形成自己的体系可谓奇迹，而林毅夫就做到了。
这要从他回国说起。1987年回国之后，林毅夫就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和增长研究室主任。第二年，林毅夫因公出访印度。这一次出访却机缘巧合地解决了一个困扰他已久的学术问题。
20世纪50年代，中国逐渐形成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直到70年代末改革开放才开始松动。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何评价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它是如何形成的，其理论逻辑是什么，怎样由计划体制成功地向市场经济过渡，对经济理论而言是个巨大挑战。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只是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本质属性。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近十年，进程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新旧体制调整必然会发生冲撞，问题也随之暴露，而且改革发展越是迈向纵深，问题暴露得就越彻底，展现得越深刻。国有企业效益下滑、城市化水平很低、城乡差距很大、不少农民生活在温饱线的边沿等等，许多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地摆在了中国改革的面前。无论是主流经济学理论还是各种非主流经济学理论都不能给出现成的答案。
在与印度计委座谈、随其参观的过程中，林毅夫发现，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印度，其计划经济的成分并不比中国差、也不比中国少。印度也有计委，也要安排怎么挑拨化肥、怎么审批项目，跟国内计委的工作十分相似。如果计划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那这些该怎么解释呢？如果是这样，那么，困扰国内经济界、企业界的问题还是因为国有的产权引起的吗？有没有最根本的“因”呢？
同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出现了十年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决策层和理论界纷纷讨论通货膨胀的起因、形成机理和治理对策。中央为了对付严峻的经济形势，提出了“治理整顿”的方针，同时组织理论界探讨中国经济如何“走出困境”。林毅夫在研究的过程中注意到：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缩、一缩就死的周期现象是中国经济的痼疾顽症，而在改革过程中，由于宏观政策环境的改革滞后于微观经营机制和资源配置制度方面的改革，使这种“活乱”循环更加强烈地表现出来。
这年，在《人民日报》举行的一次新刊发行大会上，作为经济界要人的林毅夫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中提出，在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的进程中，始终伴随着以瓶颈对速度的制约、通货膨胀压力、腐败现象滋生和体制周期复归为内容的所谓“活乱”循环，这些都是政府对利率人为的压制造成的，而政府之所以要压制，是因为在当时的中国，重工业要优先发展。林毅夫认为，中国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得不到大的发展的根本原因是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这个战略也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各个环节。
客观地讲，这种发展战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有了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60年代试爆原子弹，70年代卫星上天，能够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基础上，以这么短的时间拥有只有发达工业国家才有的重工业体系和军事工业能力，这个发展战略应该来说执行得是非常成功的。然而，这样的增长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经济发展的另外一个侧面来说，人均收入水平和社会发展等还有很多欠缺的地方。林毅夫指出“这种增长是高度无效率的”，“表面上持续高速的增长，实际上依旧停留在较低的发展水平”，受赶超模式下经济成长代价影响的诸多要素中，生产要素增长极其缓慢，1952-1981年间该指标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5%，中国成为该指标“增长最慢的国家”。
而与中国取得政权和在政治上获得独立时间大致相同的印度，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也极为相同。印度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创导者尼赫鲁曾一再强调：“重工业的发展就是工业化的同义语”，“如果要搞工业化，最重要的是要有制造机器的重工业”，印度这一战略的实际制定者马哈拉诺比斯在其设计的印度“二五”计划纲要中曾明确阐述：“工业化的速度以及国民经济的增长，都要依靠煤、电、钢铁、重型机械、重型化工生产的普遍增长……所以，必须竭尽全力尽快地发展重工业。”政府为了推行赶超战略在国民经济结构中高度计划，对一些工业部门实行了高度保护和补贴的政策，这些产业和企业处于不受外来竞争的垄断地位，反而使其失去了技术创新动力和改善经营管理的激励，结果效率非常低下。1955-1975的二十年间，印度制造业的总要素生产率一直是负数。
赶超战略的倡导者主张根据先行发达国家的现实经济结构规划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跨越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阶段，以实现发展的高速度。二战后主流的发展经济学提出的发展战略也都是主张赶超的。比如，当时发展经济学中比较流行的中心外围理论就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有一个依附关系：发展中国家只能生产初级产品，发达国家则生产高端的资本密集产品。因而价格市场往往由发达国家控制，因为在世界市场上大的买主都是他们。另一方面，初级产品欠缺市场弹性，供给一多，价格马上会下降很多。所以，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活动中常常处于不利地位，形成了发达国家是中心发展中国家依附的关系。“中心外围”的理论提出，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就要脱离这种依附关系自己来搞，尽早在自己的国家建立起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这些理论听起来十分有道理，不少拉美国家也是这样做的，印度、拉美所进行的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提前发展一些不太适合自己的产业，建立资本密集的产业，但结果基本上是不成功的。拉美国家这些年来的发展速度很慢，阿根廷在世纪初的人均收入与美国水平接近，而到现在却只有美国的1/3，并且长期陷入债务危机；20世纪80年代，巴西也好几次宣布停止还债。
中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时的人均收入非常低，按照国外一些学者例如Maddison的研究，中国当时的人均收入即使按照比较有利的购买力平价的方式来计算，也只有美国的5%左右。从人均收入的水平可以看出我们整个经济的发展水平，也可以看出我们当时的要素水平。中国当时是一个资金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的经济，在资本比较密集的产业和产品上是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这样的产业和我们的比较优势是不相符合的，所以在五十年代发展重工业就属于赶超了。而政府还相应地建立了一套扭曲各种价格信号、依靠国家计划和行政手段配置各种要素、在微观上以国有制及没有自主权的企业管理机制和农业的合作化为特征的三位一体的计划体制。林毅夫提出，如果不从传统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以及导致经济出现困境的根源上讨论问题，就难以提出对症的药方或有效的对策。这实际上就是后来林毅夫著称于世的“三位一体”的理论。
靠这样的制度安排，我国在当时实现了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重工业体系的目标。但是，因为有限的资源都被动员来发展重工业，在我国具有比较优势而又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农业反而得不到发展；没有自主权的企业管理机制造成国有企业的工人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好的企业和干坏的企业一个样，从而使工人的积极性很低；农业合作社解决不了社员的劳动监督的问题，农民“上工一条农，到地一窝蜂，干活磨洋工”，积极性很低；所以，整个经济体系效率非常低下，各种生活必需品严重缺乏，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
在比较了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中两国在赶超发展过程中惊人的相似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之后，林毅夫开始思考：到底是什么使得两国会出现如此相近的情况呢？经过细致的观察、深入的调研和严密的思考之后，林毅夫脑海中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统、一统就死”的“活乱循环”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了，那个最根本的“因”逐渐浮出水面：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未能赶超成功的根本原因，恰恰在于它们所共同选择的赶超战略，以及相配套的扭曲产品、要素相对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和政府干预型的管理体制。他开创性地提出，解决中国问题包括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关键在于放弃赶超战略，发挥比较优势。
“我们的目标是在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下十年将新加坡建成第二个斯里兰卡！”这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林毅夫碰到前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时这位新加坡经济政要的一句讲话，这句讲话对林毅夫的刺激很大，为什么新加坡并没有什么赶超目标却可以在短短几年间取得经济腾飞呢？被国际社会称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香港、韩国、和中国台湾省近几十年创造了发展的奇迹――它们实现了高速、稳定的经济增长和比较均等的收入分配。这似乎代表了另一种发展方式和发展战略。赶超战略无疑是一条成本高昂的经济发展道路，利用政府的力量将全国的资源集中到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资金密集型行业来发展重工业，代价不可避免地会大大增加。而在一个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发展的道路并不是唯一的。产品和要素的价格充分反映其供求关系和稀缺性，是充分利用资源禀赋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和特定的发展条件的基本前提。与比较优势战略相对应的宏观政策环境是由市场来决定产品和要素的价格，并依靠市场上的价格信号引导整个经济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这也引发了林毅夫的进一步思考，通过发挥资源比较优势而实现了高速、稳定经济增长的“四小龙”，也是从二战后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起步的。在上个世纪中期，它们的工业化水平也很低，资本和外汇极为稀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只有100美元左右。而在它们与其它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样面临选择经济发展道路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走赶超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当然这也是受自身条件的影响，而是从自身的资源禀赋出发，放弃了一开始就发展重化工业，实行次级进口替代的作法，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拓展出口，发展外向型经济，以更充分发挥自己的资源比较优势。1965-1973年间，韩国、新加坡和香港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0%、13%和7.9%，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为11%；而同期低收入国家的增长率平均仅为5.6%，下中等收入国家（地区）为6.8%，上中等收入国家（地区）为7.7%，高收入石油出口国为9%，市场经济工业国仅为4.7%。在随后11年间，也都保持7%-9%的增长率。同时，由于充分利用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形成劳动相对密集的产品结构和出口结构，提高了有劳动能力人口的经济活动参与程度，因而这种高速增长还伴随着收入分配的相对均等、经济结构的优化，以及一系列社会福利指标的提高。
林毅夫开创性地提出，发展中国家必须得按照符合自己比较优势的产业来发展，不宜做“跳跃式”的赶超。他的比较优势战略填补了发展经济学在赶超战略之后的一个空白。经济发展的成功取决于比较优势的发挥，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具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可以借助于发挥比较优势去追求持续、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近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的实绩也可以证实这个结论的正确性，为了使这个结论更具有一般性，林毅夫以中国经济发展来加以论证。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发展最快的部门是乡镇企业，最近的近二十年乡镇企业的年平均增长率大大高于国有企业。而乡镇企业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并非因为它得到了政府的保护，而是因为它按照正确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产品供需变动的市场信号进行资源配置。乡镇企业得不到政府的低息贷款、价格补贴等各种保护，要按市场价格购买生产要素，出售产品，要凭借自己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来求发展。事实上，正是这种正确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市场信号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使乡镇企业在进行产业和技术选择时能够较好地利用劳动力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乡镇企业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显著的主要原因，是它在进行资源配置时较好地利用了中国劳动力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在中国，东部沿海5省是劳动力最为密集、劳动相对过剩最为严重的地区。然而，由于较好地利用了中国劳动力相对丰富的比较优势，一方面，一批以利用相对价格低廉的要素为手段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像雨后春笋似发发展起来，它们使劳动力过剩的地区最早出现劳动力相对不足的情形，并吸纳了大量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它们使该地区经济迅猛增长，创造出了更多的利润和外汇，使资本积累得以较快进行，又进一步加快了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转换的速度。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和广东成为最为发达的乡镇企业的地区。中国和沿海地区发挥比较优势取得的成功，是表明比较优势对于加速经济发展确实有效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
通过自己成体系的理论，林毅夫解答了关于经济增长与工业化、金融改革与发展、国有企业问题、农村问题、财政、对外贸易、宏观经济、转型经济、收入分配等涉及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林毅夫坚信，从现象本身理解，经常是找不到最根本的原因的，而且很多对真相的理解未必与主流的思想一样。同时，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探寻也向着越来越深入的地带迈进。
在指出了中国传统经济的本质问题之后，林毅夫开始试图在理论上探寻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对策。和“三位一体”理论相对应，他将中国经济改革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微观层次推行以调动劳动积极性为目标的管理机制改革，这是整个国家改革的“起步环节”；第二个阶段是配置资源的计划体制的转型，以减少由中央计划配置的资源的数量和范围，逐渐限制这种配置方式并拓展市场因素；第三个阶段，全面推行价格改革，包括生产、原材料、服务等所有要素的价格形成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市场原则的本质性扩展，改变国家的整体宏观经济环境。林毅夫对于阶段的划分使得确定市场改革的“经济逻辑”成为可能，同时对世界主流的转型国家的经济改革理论发起了挑战。
在中国进行改革的同时，前苏联东欧国家进行了疾风骤雨般的“休克疗法”改革。这种由发达国家知名经济学家建议和精心设计的改革方案受到国际经济学界几乎一致的称道，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则被断言有着致命缺陷，必然会失败。然而，事实却与这些经济学家的论断恰恰相反。两种改革方案的效果截然不同，中国的成功堪称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迹，其成功背后的奥妙何在？世界经济学界都翘首以望。林毅夫用诱发性制度创新理论予以了回答。
前苏联东欧国家采用的休克疗法，试图以一个更有效率的市场体制替代缺乏效率的计划体制。私有小企业在禁令取消后迅速涌现，可是中型或大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则被迫延长，进展缓慢。中国没有中断国有部门的生产，因此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取得了休克疗法所拥有的一些积极效果，同时避免了全面推行它所付出的昂贵代价。因此，如果考虑转型成本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可以证明中国的渐进改革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优于休克疗法。
林毅夫在其著作《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和经济转型》一书中着力体现了他自成体系的理论。全书方法论的核心要素之一是坚持认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和由赶超战略向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变与既定的社会基础制度无关，并且可以在任何社会制度下展开。他认为社会制度的差异是“无关的”，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与发展战略的选择无关。这本书在经济学界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世界经济学界的目光由此聚焦到中国。
在与中国毗邻的俄罗斯，国家的转型正在进行。林毅夫的著作更引发了俄国学界与政界大讨论。俄国学者在公开发表的研究刊物上附议林毅夫的观点：“《中国的奇迹》一书的价值不在于它对中国改革经验的分析，而是在于它表明了中国（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经济战略的缺陷和纠正这些缺陷的方式。它不仅描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的转轨模式，而且展示了如何在给社会带来最小损害的条件下执行这样的转轨。”在同是进行着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实践的国家获得如此理性的称颂令整个世界经济学界对中国的经济研究刮目相看。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家关系研究所首席研究员Yakov Pevzer在评价林毅夫的这部著作时说道：“（这本书）通过使用制度比较的方法，并和多维的国家内的多种状态相联系，作者创作了一个重要的著作，按照它的科学水平，它也是分析世界经济的最新变化的最著名的著作之一。由于俄罗斯的读者缺乏对我们伟大的邻居经济的状况的了解，这一著作的价值和它的译本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俄罗斯的学者们在评论中丝毫不吝惜“最”、“重要”等词汇，评价这是一本“高标准”的书，“（这本书）包含了很多有价值的评价和结论，这些评价和结论可以在其他国家完成市场关系的转型和改革过程中起到借鉴的作用……不仅增加了关于中国经济的认识，而且让我们对中国国民经济内部重建的机制以及中国经济奇迹产生的原因有了新的理解。”不仅对于中国问题分析得入木三分，林毅夫的理论已经具有了世界影响，这本书已被译为英、法、俄、日、韩、越等6种文字，8个版本，是国外许多大学中国经济课程和发展经济学课程的教材和参考书，成为国内外经济学者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必读书目，并在俄罗斯被几次修订。
“三位一体”、比较优势战略的理论成为林毅夫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的基石，建立在要素禀赋结构对产业和技术选择以及制度变迁的决定作用的分析上，解释了众多的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他认为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内生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并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前提是放弃推行带有赶超色彩的发展战略。用林毅夫自己的话来说，“88年以后，我写的东西到现在基本都是一致的。”
一、厚积薄发，怀抱着浓郁的国家民族观走上学术道路
1952年9月，莫斯科，毛泽东主席在接见留苏中国学生时曾说过下面的一段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是一个应该记住的年份，这一年，新中国完成了建国以来的经济恢复期，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已经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
这一年10月15日，中国台湾宜兰农村，林火树的第三个儿子诞下，孩子方头大脸，额顶宽阔，按照台湾的习俗来说，这孩子将来会有大作为。林火树为他取名林正义，意即儿子做一个正直正义之人，这就是后来在中国经济学界叱咤风云的经济学大师林毅夫。
在姑妈、哥哥、姐姐们的关照下，林毅夫健康地成长。宜兰当时还是个比较穷的山区，家里的生活环境也不是很好。大哥出外做工以补家用，每日中午回家，只是靠着灶台摸一摸，灶是热的便会留下来吃点饭，若是凉的便转身不声不响地走掉。这些深深地印在毅夫的心里，他决心有一天以自己的成就来回报全家对他的期望。
林毅夫小时候总是山边海边到处跑，对山和海始终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这些也造就了他与大山大海一样博大的胸怀。林火树夫妇虽然只是乡下的平民百姓，读书不是很多，但很有正义感，在当地颇受尊重。他们不仅给了毅夫一个健康的体魄，更是言传身教教导他要做一个正直诚恳的人。毅夫也会拉着父亲给自己讲当地的故事，讲三国、岳飞、郑成功，也讲《七侠五义》、《水浒传》。在这些生动、感人的故事里，毅夫学会了如何去判断是非、好坏；而在小学、初中的老师们也常常激励他，鼓励他做一个有用的人，勇敢地承担国家社会的责任。
背负着老师、亲友们的期望，从此以后，林毅夫一直是学业上的尖子生。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在最好的大学里学习，并且都是最优秀的学生。
1971年考进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不久，年轻的林毅夫来到成功岭接受大学生培训，培训令他感觉到读书报国的方式还是太慢，慎重考虑之后，林毅夫决定投笔从戎、改读陆军官校。此举在当时“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台湾引发了社会相当的震撼。然而，当年台湾部队里的习气并不是年轻的林毅夫可以想见与接受的，到部队后不久，接受更高的教育又成为他的目标。1976年，林毅夫再次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台湾年轻人梦想的学校——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攻读MBA。三年后，林毅夫成为台湾很早拿到MBA的人。
林毅夫从小就喜欢历史，尤其了解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受列强欺负的屈辱史。因此，他很早就思考如何使中国富强，这也从来是中国知识界，尤其是年轻人讨论的话题。在林毅夫心里，自己就肩负着这个责任。在台湾，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开始，不少年轻知识分子就开始思考强国的问题，尤其是“保钓”运动、尼克松访华、中日建交、中美建交等事件之后，林毅夫更觉得要使中国富强起来的希望在内地。从念台大、入军校、读MBA，林毅夫一直都在思考如何报效国家、如何使中国强大。到部队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思考更加强烈。1979年，林毅夫冒着危险毅然来到大陆。若干年后，在接受《亚洲周刊》记者的采访时，林毅夫谈到回大陆的直接动机时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要对中国作贡献，就要到内地来。所以说，这个转变不是从某一天开始，而是长期不断思考的结果。”
而此刻，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平反冤假错案和改正错划右派的同时，在农村，440万人摘掉了地主富农的帽子；在城镇，70多万工商业者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连同他们的亲属，全国有两千多万人的政治命运得到了改变。从此以后，家庭出身这样的政治概念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在中国，一场更为深刻地改革发生在人们的意识中——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富强才是中国的生存之道。
1979年，中国人民在希望与笑声中开始新的春天。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初春的中国农村，改革的生机已经开始在田野里萌动，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还没有自上而下地大规模推广，但在许多地方已经悄悄地试行开来。也就是在这一年的9月，怀抱着强国富民理想的林毅夫已经坐在了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课堂里，攻读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开始了系统学习经济学的历程。他明白，要强国必须先学得知识、了解中国社会。
多年以后，“发现了林毅夫”常被人戏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西奥多•W•舒尔兹1980年的那次访华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舒尔兹当时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大前副校长、经济系主任盖尔•D•约翰逊应复旦大学之邀到中国访问，临回美国前舒尔兹教授在北京大学作了一次演讲。当时，英语流利又懂经济学的林毅夫成为舒兹翻译的首选。在短暂的接触与交谈中，他的信心与才气完全征服了这位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兹问林毅夫：“愿意到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吗？”就这样，林毅夫成为了舒尔兹教授的关门弟子。从此，林毅夫的人生改变了，这是他从未想过的。
1982年，林毅夫来到芝加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是全美大学中最好的经济系，云集着一大批大师级经济学家，素以学风严谨、淘汰率高著称。国内经济学与国外先进水平差距很大，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对当时已过而立之年的林毅夫来说其困难可想而知。然而，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取得的成绩却令任何一个经济学家侧目：他用四年时间在同期同学中第一个拿到别人需要5-7年才能拿到博士学位，而他的毕业论文《中国的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证》更受到要求严格的舒尔茨教授的盛赞，被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成就的背后是不为人知的辛劳：四年间，林毅夫付出了超人的努力，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到了学习与研究中，没有一个休息日，没有去过一次国家公园。芝加哥的求学经历使林毅夫接受到了严谨的学术训练，在经济理论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在计量分析方法上锻炼了高超的技巧，对国外通行的学术规范他已能驾轻就熟。15年后，林毅夫已经成为一代经济学大师再次返回芝加哥大学时，已经是作为母校“盖尔•约翰逊经济学年度系列讲座”的首讲人了。
1986年，在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林毅夫来到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在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此时的林毅夫，已经在美国经济学界小有名气，他的研究工作开始引起美国经济学界的重视，许多著名的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主动提出为他提供教职，世界银行也向他抛来橄榄枝。而此时的中国大陆，在研究条件、信息交流各方面与美国相比差距还很大，国内研究不但不能很方便地了解国际学术动态、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即便查阅外文文献都十分困难。是留美还是回国？这一次，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再一次支配了他的选择，1987年，林毅夫义无返顾地回到祖国。随他回国的是30箱英文文献的海运集装箱，这也是赴美5年林毅夫带回的唯一的资产。
这一年，林毅夫35岁。而在35岁之前，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学习，通过学习，他吸收了从事经济研究与中国研究所需要的几乎所有养分――从中国历史文化到中国现实经济，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到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在林毅夫看来，世界上的经济中心与经济研究中心往往是高度重合的，他坚信，再过二、三十年，中国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清贫与冷静中度过了人生最初的35年之后，林毅夫确定了自己从事中国经济研究的人生道路。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