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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简历
林毅夫，生于1952年10月15日，籍贯台湾宜兰。1971年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肄业；1978年获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1982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1986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学位；1987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1987-90年任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90-93年，任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4年至今，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夏准简历
张夏准（朝：장하준，1963年－)，韩国发展经济学泰斗。1992年获得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即被剑桥大学聘为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研究员。曾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刻影响。张夏准曾写过多本经济政策书籍，其中包括2002年出版的踢走梯子：历史眼光下的发展策略，这本书得到2003年Myrdal奖，被翻译成七种语言。他还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担任顾问，还曾在乐施会中任职。张夏准还在华盛顿的经济政治研究中心（CEPR）工作。2005年张夏准与哥伦比亚大学的Richard Nelson一起获得列昂节夫经济学奖(Leontief Prize)，张夏准也是"剑桥经济期刊"的编辑之一。 研究机构普遍认为，张夏准对现任厄瓜多尔总统拉斐尔·科雷亚有很大的学术影响。
著作
他的著作“踢走梯子”对当今的政治经济学有很大影响。当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组织不断鼓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优越地位，并强烈建议发展中国家采取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张夏准发现当今世界上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发展阶段都曾采取经济干预措施，从而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说法相悖。他认为，现在的新自由主义金融机构企图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中谋取利益，而并非帮助贫穷国家发展经济、消除贫困。
西方经济学的真相
照我说的去说，千万别照我说的去做”。1990年代的经济发展与主流教规的理论有着尖锐的冲突，但却趋于与另类教规的论断相一致，即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历史地看，所有今日富国无一不是采取德国传统的另类教规。一旦跻身富国之列，它们就会撤掉“通向富裕之路的梯子”(张夏准，2004)，转而向那些渴望富裕的后发国家兜售盎格鲁—撒克逊式的主流教规。赖纳特一针见血地指出，萨缪尔森的理论无害于那些将比较优势建立在报酬递增的、所谓熊彼特式行为上的国家；但对于那些有意识实施工业化政策但尚未通过必要阈值的国家来说，这种理论就相当有害了。
西方经济学的实质
其实质就是欺骗经济学或者忽悠经济学。从早至文艺复兴时期的焦万尼•博塔罗(Giovanni Botero)和安东尼奥•舍拉(Antonio Serra)以及李斯特、桑巴特、熊彼特、德国官房学派、历史学派等丰富的经济学思想就已经开始识破这种江湖诈数。老师在忽悠，学生在被欺诈
资本管制
丹佛大学教授伊恩•格拉贝尔、剑桥大学教授张夏准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那真的是10多年前才发生的事情吗？当时马来西亚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开始实行资本管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投资者开始对此咆哮不已。我们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突然之间，那些年代似乎变得如此遥远。如今，在一个又一个国家重新实行资本管制之际，IMF不仅袖手旁观，而且实际上是在鼓励这种做法。那些因这些新的管制措施而被剥夺了自由的投资者呢？他们对海外放贷及投资的热情丝毫没有减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在我们看来，这是过去30年全球金融管理领域最为重大的一场转变。与多数转变一样，这种改革是渐进性的。实际上，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IMF对资本管制的看法就开始改变了，当时智利、中国和印度等国实行了资本管制。多数分析人士发现，这些资本管制在若干关键方面相当有益。
林毅夫的重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遵循主流发展思潮或是政治利益集团的影响来制定经济管理政策，可能导致的失败有时源于ZF并未尽责，或没有为持续的工业化进程提供必要支持；有时可能源于ZF所追求的产业升级目标过于宏大，或源于无法在特定时点为经济发展方向作出最佳判断。他认为，从经济学角度看，既要“超越凯恩斯主义”，也不应追随“华盛顿共识”，而应发挥市场和ZF的协同作用，即ZF的政策和各种制度安排必须考虑不同发展水平的结构性特征。他强调，“要寻求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政策”，把ZF刺激作为一种有效投资，即提高生产力的投资，或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投资空间。
张夏准的重要经济学思想
【1】主流观点存在一系列的理论问题——它忽视了从发展到制度的因果关系,它看不到自由市场是不可能的,而且它相信最自由的市场和最强有力的私有产权保护对于经济发展是最好的。
【2】公共投资在任何扶贫经济战略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为数众多的经济体凭借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取得其经济成功,相反,许多不成功的经济体的国有经济部门非常之小。国有企业不是经济增长的负担,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面临的问题都非常类似,诸如委托代理、搭便车和软预算约束问题。私有化不是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出路。
【3】他提出,现实世界中,并没有清晰、系统的证据表明国有企业是经济的负担;为数众多的经济体凭借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取得经济成功,而许多不成功的经济体国有经济部门非常小。
【4】张夏准提出制造业支持论，在28日公开的文章中表示“没有大规模制造业基础，经济不可能取得成功。”实现产业化以后，制造业在经济领域被视为带动增长的引擎，但随着金融业和服务业的出现，制造业开始被贬低为“烟囱产业”。然而，2007年至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后，制造业又成为新的话题。因为，制造业实力强劲的德国比较顺利，而对金融业依赖度较高的美国和英国则面临艰难局面。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中国也继续保持高增长。张夏准指出：“片面地说制造业好而服务业不好的见解是没有根据的，但现在制造业的地位处于被过分低估、甚至威胁其存在的程度。看似以服务业为基础经济的国家，实际上拥有非常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张夏准还表示：“脱产业化和制造业领域生产效率降低会导致一个国家的出口能力减弱，从而使经常项目收支面临困境。从长远角度看，服务领域也需要依赖强有力的制造业基础。”
【5】把发达国家正在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那些所谓的“好政策”和“好制度”，比作是引导发展中国家的“致富梯子”，而当今发达国家正试图踢开这个“梯子”——这无异于踢开了发展中国家跻身发达国家之列的“梯子”，其根本目的即在于维持两种国家间发展水平的差异而获取“长期饭票”。
【6】在《资本主义不告诉你的二十三件事》中他习惯用数据比对历史轨迹，犀利地揭露英美等先进经济致富的过程，提醒亚洲新兴国家不要轻信欧美要我们扫除贸易壁垒的谎言。他的《富国的糖衣》、《过河拆桥》等着作，都扣着同样的主题一再抨击。
【7】在这里，“好政策”往往指那些被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一致认可的政策，包括限制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私有化和解除管制等。“好制度”所指的必然是那些被发达国家，尤其是被英美等国家采用的制度，主要包括：民主、“好”的官僚制度、独立的司法体系、对私有财产权（包括知识产权）的强力保护、透明的且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司治理制度和金融制度（包括具有独立政治地位的中央银行）等。按照现在的标准，当下所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所谓的“好政策”和“好制度”，在其历史发展早期都是高度“不完善”的，即使这些“不完善”的政策和制度，发达国家自己也没有很好地用过，甚至根本就没有使用过。 发达国家曾爬过不同的“梯子”，那么它们为什么要“踢开”赶超战略时爬过的“梯子”呢？那是因为它们企图利用其在世界经济的实力，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永远达不到它们的高度。它们通常采取的措施是，在制定国际经济体系的规则上“乾坤大挪移”：一方面，它们口头上要求发展中国家采用那些它们从来没有为发展而使用过的所谓的“好政策”和“好制度”；另一方面，当发展中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沿着它们设定的“致富梯子”向上攀登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将要接近或达到它们的发展水平之前，它们就会制造各种借口“踢开梯子”（包括重新制定和修改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际经济规则与标准），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它们现已达到的高度。现在的发展中国家与当年发达国家发展时相比，在制度提升方面确实已经“超前”了许多，这使得短期内制度改革的空间和作用在不断地缩小。而知识产权决定了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过程中的“跳跃式”或“跨越式”发展，使得发达国家一时所不能接受或者无法接受，于是它们就“想方设法”把“梯子”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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