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昕：三十年来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

是 否 +2 论坛币

k人 参与回答

经管之家送您一份

应届毕业生专属福利!

求职就业群

赵安豆老师微信：zhaoandou666

经管之家联合CDA

送您一个全额奖学金名额~ !

立即领取

感谢您参与论坛问题回答

经管之家送您两个论坛币！

+2 论坛币

董  昕：三十年来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文章出处：http://www.socmh.org.cn/Article/zongshu/200910/1010.shtml

近三十年来的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指清末至建国前）是渐趋活跃的。作为一门经济专史，金融史的研究渐成体系，并自成一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理论体系，与其它经济专史，如财经史、公债史、经济思想史等，一起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值得回顾与展望。

金融者，指货币的发行、流通和回笼，贷款的发放和收回，存款的存入和提取，汇兑的往来等经济活动。其载体是金融机构，主体为银行及钱庄等。在建国后的三十年间，有关华资银行史的论文仅有10篇，多是回忆性或介绍性的文章，张郁兰所著的《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是唯一的一部银行史专著。

与前三十年间的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相比较，近三十年来的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可谓是硕果累累，各类研究文章及专著等成果叠现，引人瞩目。笔者试对近三十年来的中国近代金融史的研究成果做以综述，以窥其要。本文所引载的内容以史学类专著及刊物（包括社科类的刊物）所载为主，不包括一些介绍性或回忆性的文章及书评、随笔、文史资料等。在篇章结构上，本文将分金融史料的出版、金融通史的撰述、金融史热点问题的研究、回顾与展望四大部分。

一些学者在总结近年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及发展现状时，多有论及金融史研究的发展之处。 同时，金融史学界的研究者也一直重视着已有研究成果的总结，不断有关于某个时期或某些研究对象的已有研究成果的综述问世，[ii] 为其他学者提供了诸多方便和研究线索。笔者试对近年来中国近代金融史的研究成果略作综述，以展示学界前辈与同仁们的多方成就。在论及某个研究对象的已有研究成果时，本文借鉴了已有的研究综述，在行文中将另行提及。笔者才学有限，在归纳与总结时难免挂一漏万，仅就所知所学加以概括。如有需补遗之处，敬请诸位专家撰文赐稿。

一、金融史料的出版

建国初期，有关金融史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出版尚未自成体系，严中平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是当时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资料，其中有很多内容至今仍为金融史研究者所引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近代金融史料的出版渐成体系，不仅有专门的货币史、银行史资料问世，丛书性的史料汇编中也多有相关专门章目的资料汇编。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先后编辑了两辑《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991年版），收入ZF法令条文、银行章程则例、时评、金融风潮的资料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辑的《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下两册，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较为全面的辑录了中华民国时期的金融法规，可为金融史研究者作为工具书使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的《国民ZF财政金融税收档案史料》（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也辑入了相当部分的金融史资料，部分内容与前者相一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至五辑（江苏古籍出版社分年出版）中的财政金融卷部分也收录了相当部分的金融法规、财政部通告和其它类别的金融史相关资料。

在金融机构相关史料的出版方面，一大批银行史资料集陆续问世，包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的《中国农民银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的《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武汉金融志》编写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金融研究所编印的《武汉银行史料》（1985年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银行总行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的《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12－1949）》（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iii] 交通银行总行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的《交通银行史料（第一卷 1907－1949）》（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谢俊美所编的《中国通商银行（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洪葭管主编的《中央银行史料》（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四联总处是战时的金融机构，重庆市档案馆和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合编《四联总处史料》（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四联总处会议录》（共6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内容包括1943年12月至1944年2月期间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理事会的会议资料，涉及会议日程、会议记录、附件等，记述了全体理事会和临时理事会会议的召集情况及会议经过。在交易所的资料方面，上海市档案馆编写《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金融史编委会编写《旧中国交易所股票金融市场资料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金融研究所和《北京金融志》编委办公室编印的《北京金融史料》（1995年出版）共12册中也有十册为各银行的简史及资料。[iv]

在根据地金融史的研究资料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和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金融研究所合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至1988年出版）、中国钱币学会广东分会等编写《华南革命根据地货币金融史料选编》（吴平主编，中国钱币学会广东分会1991年）。

在外商银行资料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写《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和吉林省金融研究所合编《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在华史料》（傅文龄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在伪政权银行方面，吉林省金融研究所编写《伪满洲中央银行史料》（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在传统金融机构的史料方面，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8年再版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所编写的《上海钱庄史料》（曾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60年出版）、《武汉金融志》编写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金融研究所编印了《武汉钱庄史料》（1985年版）、中国银行泉州分行行史编委会编写《泉州侨批业史料1871-1976》（李良溪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和山西财经学院本书编写组合编《山西票号史料》（黄鉴晖主编，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政协山西省委本书编辑委员会编写《晋商史料通览》（阎爱英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包括临汾卷、吕梁卷、朔州卷、太原卷、忻州卷、阳泉卷和运城卷等。

此外，还有一批民国时期的金融史著述得以再版，成为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中的珍贵资料，给金融史工作者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丛书编委会编写的《民国小丛书 中国货币史银行史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是一批珍贵金融史资料的影印本，共四册。[v] 丛书编委会编辑的《民国丛书》（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一编至第五编（每编百册，共500册）共收书1126种，主要收录了中华民国时期在我国境内出版的中文图书，还酌情选收了同时期国外出版的中文图书，该丛书共分十一大类，第四大类为经济，其中包括不少民国时期的金融史专著，如杨荫溥著《杨著中国金融论》（据黎明书局1930年版影印，《民国丛书》第三编33册）、朱斯煌著《银行经营论》（据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影印，《民国丛书》第三编34册）等等。[vi]

台湾学者卓遵宏编著的《抗战前十年货币史资料（1927-1937）》（台北国史馆1985年印行）是台湾地区出版的中国近代金融史资料集。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续三编中也有不少与金融史有关，如郭荣生所编的《中国省银行史略 》（续编第十九辑，第190册）、徐沧水编写的《上海银行公会事业史》（三编第二十四辑，第238册）等。此套丛书与《民国丛书》所辑入再版影印的民国时期金融史著述有部分相同。杨荫溥等编的《中国之银行史料三种》也由文海出版社再版（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中国财经资料汇编》第25种）。

除出版的专著外，一些档案类的期刊，如《历史档案》、《民国档案》、《档案与史学》等等，也相继刊登过有关金融史研究的档案选，对研究者在资料的选取与查阅中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如《民国初年日本制造奉天挤兑风潮档案选》（于彤选编，《历史档案》1983年第2期）、《沪苏两地“废两改元”档案资料选1932—1934年》（雪华、沈慧瑛选编，《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旧中国外商银行调查资料》（《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6期）等。丁进军总结了《历史档案》2006年之前所刊布的有关货币金融史料的提要。[vii]

在金融史资料的索引方面，俞兆鹏编写了《中国货币金融史论著索引（1900-1993）》（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viii] 本书分论文索引和著作索引两大部分，收录从1900年至1993年间发表的有关先秦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货币金融史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此外，《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1979年至2009年）每期后所刊录的经济史论文索引也是学者们常用的浏览检索方式。

二、金融通史的撰述

自上世纪80年代初直到世纪末，虽然中国近代金融史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有诸多亮点，但一直未有非常有份量的、全面宏观的金融通史问世。在一些经济史的巨著中，如许涤新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03年、2005年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再版）、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2001年再版）、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都可以略窥中国近代金融业发展的概况和发展之中，但总有不够尽兴之感，亦表示中国近代金融史作为一门专史，其研究发展道路仍在探索之中。

同时，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不断有学者编写简明的中国金融简史（包括近代部分）或中国近代金融简史，亦是专史学者们的心血之作，有石毓符的《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盛慕杰、于滔主编的《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版），罗吉义主编的《中国金融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桑润生的《简明中国近代金融史》（立信会计出版社1995年版），董孟雄编著的《中国近代财政史·金融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叶世昌和潘连贵编写的《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袁远福、缪明杨编著的《中国金融简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版），洪葭管的《中国金融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袁远福主编的《中国金融简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21世纪高等学校金融学系列教材），戴建兵、陈晓荣编著的《中国货币金融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ix] 姚遂主编的《中国金融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此外，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著的《近代中国金融业管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以经营管理为主题,分别介绍了中国近代金融业在组织管理、业务管理等方面的典型经验，也简述了中国近代金融机构的发展变迁；詹玉荣著《中国农村金融史》（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学参考书，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和徐唐龄著《中国农村金融史略》（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版）从农业经济史、农村金融史的双重角度对近代中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及性质等作了分析和论述。

自上世纪末始，金融史界人士开始筹划编辑一部多卷本的《中国金融通史》，经过编委会诸位成员的多方努力，各卷已在本世初的数年间陆续出版问世。由李飞、赵海宽、许树信、洪葭管主编的《中国金融通史》为六卷本，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分年出版：第一卷为先秦至清鸦片战争时期（叶世昌著，2002年出版），第二卷为清鸦片战争至清末时期（张国辉著，2003年出版），第三卷为北洋政策时期（杜恂诚著，2002年出版），第四卷为国民ZF时期（洪葭管著，2008年出版），第五卷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据地时期（姜宏业著，2008年出版），第六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年-1996年，杨希天著，2002年出版）。《中国金融通史》每一卷本的编著者均为我国金融史学界泰斗级的专家，他们合著的这部金融通史是迄今最为全面的叙述我国金融发展史的鸿篇巨著，是展现祖国自古迄今金融演进与制度变迁的专业通史。在其中，第二至五卷的涉及段限均属中国近代金融史的研究范围，非常全面地展示了中国近代金融史发展演进的多彩画卷，论及百家之长，述兼中外金融机构的变迁。

扫码加我 拉你入群

请注明：姓名-公司-职位

以便审核进群资格，未注明则拒绝

分享0 收藏11 回帖

关键词：金融史 三十年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金融 文章 中国银行业 出版社 发展史

三、金融机构与行业的发展演变金融机构是金融业务的具体经办者，其发展演变是中国近代金融史变迁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对象的金融机构可分为华资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两大类，华资金融机构又可细分为以银行为代表的新式金融机构和以钱庄为代表的传统金融机构，前者包括国家银行、商业银行、省市银行、证券公司、交易所、信托公司、银公司等，后者包括钱庄（有的地方称银号）、票号、典当、合会等。

⑴ 新式金融机构与行业的发展――银行业一些学者将近代华资银行作为一个行业从整体上来进行考察。在专著方面，黄鉴晖著《中国银行业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即以“银行业”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清末、民国时期和新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变迁。姜宏业著《中国地方银行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考察了我国地方ZF创办银行的历史，主要由地方官银钱号、省市银行和革命政权银行等部分组成。钟思远与刘基荣著《民国私营银行史（1911年－1949年）》（四川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对民国时期私营银行业的兴衰进行了全景式描述。在论文方面，姜宏业认为近代中国沿海地区银行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条件下建立与发展起来的，沿海城市地理的优越位置和与腹地经济的联系密切是银行业得以发展的条件。[x] 李明传探讨了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道路，认为其与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相互扶持、共同发展的过程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客观规律的发展模式。[xi] 周涛分析了清末民初之际中国银行业中的近代化因素。[xii] 陈炜对对近代自开商埠地区银行业发展状况、原因及其发展特点进行了探讨。[xiii] 徐进功认为北洋ZF时期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已呈多元化，中外新旧金融机构并存。[xiv] 朱荫贵认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尤其是1927年至1937年间是中国近代银行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是多种因素特别是内在因素发挥作用的结果。[xv] 兰日旭分析了北洋ZF时期我国官办和官商合办银行的商业化发展趋势及绩效；[xvi] 他还考察了近代中国银行业资金运作重心的转移，一次是在一战前后由商业流通领域向工业企业倾斜，另一次是在1920年代末后向保险、证券等业投资，形成混业趋向。[xvii] 李一翔从企业流通资金的角度考察了新式银行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xviii] 刘平则更为细致地研究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银行业的保人制度的改良情况。[xix]
近代华资银行业中资力最为雄厚的即为国家银行。大清银行是清季按中央银行模式建立的国家银行，孔祥贤著《大清银行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详细地记述了大清银行的建立、发展及业务经营状况。民国肇始，中国银行继之成立，取得中央银行的地位，卜明主编的《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5年版）以朴实的文笔、翔实的资料，全面记述了中国银行解放前37年的历史，也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展现了中国近代金融发展之路。唯其结构体系仍未脱离政治史的框架，在按照金融史本身的特点来进一步分析撰述方面显得不足。中国银行上海国际金融研究所行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史（一九一二～一九四九）（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记述了该行的业务概况和较为重大的事件，初步分析了其在各个时期的特点、地位和作用。对于中国银行行史的研究，学者们着力探讨了中国银行与中央ZF的关系。邓先宏认为与大清银行相比，中国银行与北洋ZF的关系更为密切，发挥的中央银行的职能更加突出，但两者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集中体现在“控制与反控制”和“干预与反干预”两种力量间的斗争。[xx] 张庆军将中国银行与北洋ZF间的关系分为依赖、抗争、摆脱三个阶段，停兑令事件是中国银行与北洋ZF的关系由听命转向抗争的转折点。[xxi] 张秀莉与张帆认为1928年及1935年南京国民ZF对于中国银行的两次改组反映了中国银行与国民ZF的早期关系。这两次改组对中国银行的性质与地位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也反映了南京ZF与金融业间既相互利用又不时产生矛盾的关系。[xxii] 姜虹认为1935年南京ZF改组中国银行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适应建立强大的中央银行制度的需要；实现国家财政方针统一，强化国家对金融的垄断和控制；渡过因白银外流而引发的金融危机；近代以来中央银行建设思想发展的结果。[xxiii] 张秀莉还从资本构成的变化和人事的变动的角度对1944年的中行改组作以评析，部分阐述了南京国民ZF在迁都重庆后的财政金融政策。[xxiv]

交通银行是与中国银行并驾齐驱的国家银行，兼办商业银行业务，并拥有发行、分理金库等特许权力。至今，仍未有一部完整的交通银行行史问世，仅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印了一部《交通银行简史》（1978年版），[xxv] 介绍了交行自1907年筹设至1949年被接收的概况。与对中国银行的研究视角相类似，对交通银行与中央ZF的关系也学者们的研究着眼点。翁先定以ZF与银行的关系为主线研究官场活动对交通银行业务的影响，通过数据分析认为交行的主要利益途径无不渗透着其官场活动的影响。[xxvi] 徐锋华与高洁认为交通银行的专业定位长期不明确，国民ZF通过对交通银行的两次改组，将其最终定位于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xxvii]

台湾地区对中交两行行史的主要研究成果有：姚崧姚所著的《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张公权先生建立近代化金融组织基础之成就》〔刘绍唐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29种，（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6年〕；台湾的《交通银行七十五年》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的《交通银行七十五年》，刘石吉先生撰写其中的《交通银行迁台前简史》。许鼎彦撰文叙述了民国初年梁士治及其所代表的交通系，利用各种金融业务的便利为袁世凯ZF筹款的活动。[xxviii]

中央银行是南京国民ZF于1928年在上海设立的，逐步发展为其金融垄断体系中最重要的一员。刘慧宇所著《中国中央银行研究（1928－1949）》（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从央行三大职能（即银行的银行、ZF的银行、发行的银行）的逐步确立探讨了中央银行的发展道路。中央银行在设立之初，出于巩固ZF和平衡财政的双重需要，国民ZF就将其角色定位于现代意义上的央行，这是与将中交两行改组为专业银行相适应的。[xxix] 中央银行拥有国民ZF赋予的诸多特权，实力得以迅速发展，但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还逊于中行，仅于交行差不多。抗战期间，随着国民ZF金融垄断体制的逐步确立，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能也逐一得到落实，[xxx] 金融监管职能也渐趋强化。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非常条件下特殊的经济和金融需求，使国民ZF在实施战时金融管制中尤其重视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能建设，由此也促使了中央银行制度走向完善。[xxxi] 在宏观调控功能的发挥方面，中央银行则始终未能尽职未责，这与其沦为国家财政的附庸、社会经济环境长期处于动乱之中均有相当关系。[xxxii] 1941年中央银行独占发行权，大体上完成了我国近代货币现代化的进程，也为国民ZF纸币ZF的实行创造了条件。[xxxiii] 虽然中央银行的发展反映了我国金融现代化的脚步，但魏浩然与王培文认为其设立也产生了诸多负面效应，成为国民ZF强行扭断中国资本主义合乎规律性发展的切入点，对中国传统二元经济结构也产生某些消极影响。[xxxiv] 吴秀霞认为四联总处在抗战初期代行央行职能，扶植中央银行逐步确立了三大基本功能。[xxxv]

中国农民银行的前身是原农村金融救济处下设立的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于1935年改组而成。董长芝探讨了中国农民银行在抗战中发挥的作用。[xxxvi] 蒋国河对中国农民银行的农贷业务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农贷收到了一定的实际效果，也存在着受贷人数相当有限及分布地域不平衡等不足和局限。[xxxvii] 邹晓昇和黄静认为中国农民银行通过不断调整农贷发放方法，逐步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农贷制度。[xxxviii] 邹晓昇还认为中国农民通过逐步统一农贷，成为国民ZF的国家农业专业银行。[xxxix]

四联总处成立于1937年8月，全称为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是战时最高的财政金融机构，直至1948年才被撤销。吴永光曾撰文总结了部分研究成果。[xl] 姜宏业最早分析了四联总处在国民ZF治理金融过程中所起的作用。[xli] 黄立人认为四联总处是战时及战后在国统区的金融、经济领域内发挥过特殊作用的机构，描绘了其发展脉落；[xlii] 还是战时国统区农贷的负责机构，但对大后方农业生产发展所起的作用暂时而有限。[xliii] 刘祯贵认为四联总处利用国家行局的资金来配合国民ZF工矿战略重心的转移和推动西部地区工矿业的发展，对增加战时经济力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xliv] 但它所实行的农贷政策，无论对直接促进农业生产，还是间接遏制高利贷的横行，都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且不健全的农业放款还助长了大后方农村的变相高利贷的猖獗。[xlv] 杨箐认为四联总处作为国民ZF的一个中枢金融机构，能在国民党统治区金融、经济领域发挥特殊作用，产生正面与负面的效应，其原因是多方面的。[xlvi] 王红曼对四联总处在战时及战后执行的侨汇经营管理政策、货币发行监管职能、银行监管职能进行了述评；[xlvii] 还分析了四联总处对西南地区金融网筹设的作用和对西南地区金融业的管理，但其货币ZF的直接后之一就是西南地区通货膨胀的加剧；四联总处在西南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工业投资活动和农业贷款活动，对战时西南地区工农业的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xlviii]
地方银行包括省市县的各级银行。姜宏业主编的《中国地方银行业史》是一部全面研究我国地方银行的专著，对数十家近代地方省市银行的盛衰、业务状况、组织机构等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杨亚琴认为地方银行是旧中国金融业的超前发展和地方ZF力量迅速上升相结合的产物，其创办和整个发展过程都明显体现出地方ZF的意志和行为方式，与地方ZF的利益息息相关。[xlix] 史继刚认为民国前期创设和推展的县银行是当时ZF为解决农村金融枯竭、弥补大银行业务经营不足、复兴农村经济、保障国家财税而设立的以县境为营业区域的一种基层金融机构，其存在时间较短，影响也不大；抗战爆发后，国民ZF之所以要在其控制的大后方各省大力推广县市银行，一方面是为了复兴农村经济，增强经济实力以适应抗战需要，同时也是为配合所谓的“新县制”建设，进一步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等。[l] 对地方银行进行个案研究比较突出的是浙江地方银行。王恭敏认为浙江地方银行是旧中国一家办得较好的省办地方性银行。[li] 刘志英与张朝晖探讨了浙江地方银行与中央及地方ZF的关系、在农贷方面的积极举措、在抗战期间的金融活动等。[lii] 此外，学者们还对富滇银行、重庆银行、安徽地方银行、聚兴诚银行、四川地方银行等的职能与发展进行了初步探讨。[liii]

中国通商银行是我国第一家民营商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写的《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很行的初创时期 1897-1911）》，是一部简单的行史。曹广森与闵庚堯探讨了中国通商银行建立的时间及性质。[liv] 汪敬虞分析了中国通商银行产生的历史条件，探讨了其与外国金融势力的关系。[lv]章友德总结了中国通商银行初创时间的运作特点。[lvi] 宋士云研究了中国通商银行集股兴办的过程。[lvii] 谢俊美认为中国通商银行在开办初期受到外国银行及洋行的夹击，经营极为困难。[lviii] 戴建兵分析了中国通商银行创办后第一起伪钞案的原委。[lix] 陈礼茂分析了张之洞与盛宣怀在中国通商银行创办过程中的作用和早期的几个金融案。[lx] 巩为为也认为中国通商银行在盛宣怀的努力下选择官助商办”模式有其合理性与现实性。[lxi] 祁敬宇认为中国通商银行在经营管理上过于依赖ZF，未能抓住机遇求得独立发展是其失误。[lxii] 詹庆华以中国通商银行为例，揭示旧中国海关在中国金融近代化过程中的影响、作用及二者的早期关系。[lxiii]

在我国近代金融史上，民营商业银行是一朵盛开的奇葩。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各行业中，民营银行是发展得较为成功的行业。民营银行以助长工商、服务社会为理念，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社情民风、具有现代化因素的管理制度，无论是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对银行业自身的进步，都做出了重要贡献。[lxiv] 民营银行独特的发展道路也说明：银行须构建现代企业制度，要与ZF保持相对独立性，银行业发展离不开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的支持，银行要以工业发展为基础、以信用制度及社会安定为保障等等。[lxv]

经营得比较成功的民营商业银行是著名的南三行与北四行，南三行包括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为上海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北四行包括金城、大陆、盐业、中南四行，有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四行准备库等较为固定的联营组织。

南三行的总行均设于上海，虽然没有北四行那样较为固定的联营组织，但在经营上互相扶植，联系紧密。上海银行是三行中最著名的一家，也是当时经营得非常有特色的商业银行。薛念文著《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研究1915-1937》（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通过纵向梳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发展脉络和对其主要经营活动进行研究，揭示了其经营活动特色。徐鼎新较早地开始探求上海银行在经营治理中的宝贵经验。[lxvi] 洪葭管与卢盛春剖析了上海银行在初创阶段经营管理中的特色，认为它所实行的“服务社会”的方针是其得以迅速发展的关键，也是商业银行兴衰成败的关键。[lxvii] 陈文彬认为信用是银行业的立行之本，上海银行一贯重视信用建设，不断健全针对授信方的信用管理制度，但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道德水平等因素的制约，银行信用制度的有效运作决非是其自身所能保证的。[lxviii] 孙建国考察了上海银行对于行员舞弊案件的临时性补救措施和防弊制度，认为其在信用保险和信用保证制度方面的变革尝试是我国银行业信用保证制度变革的一部分。[lxix] 薛念文考察了1927年至1937年间上海银行的农贷活动，认为上行的农贷活动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成本。[lxx] 方亮认为上行的成功是与该行重视智力开发和严格的人事管理分不开的。[lxxi]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印《一家典型的民族资本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简史》概述了浙江兴业银行的变迁历程。朱镇华以浙江兴业银行45年的经营史料为依据，详细考察了官利的变化，认为官利也起到动态地协调员工、债权人以及股东的利益等积极作用。[lxxii] 李国胜以浙江兴业银行的资料，从资金外来和拆放以及外汇套息角度分析华资银行和外资银行之间的实际关系，认为两间者既有着竞争关系，也有着不同程度的互补关系。[lxxiii] 相对而言，对于浙江实业银行的研究相对较弱，仅在文史资料中有叙述性的文章。

北四行的总行均设在北方，故名。王勉认为北四行自建立至抗战前的二十年中业务重心均在北方，相关活动促进了天津及华北地区的经济发展。[lxxiv] 阚立军认为北四行联营集团的发展轨迹是中国近代商业银行沿革的代表，亦是整个近代中国银行业的缩影；[lxxv] 北四行的所拥有的金融资本初期军阀与官僚所占比例较大，20世纪20年代后金融业者和工商业者的投资比重明显上升。[lxxvi] 顾关林分析了北四行在联营与投资时的活动，如举办有将储蓄、购买公债、开展房地产抵押贷款等。[lxxvii] 姚会元与康金莉认为北四行作为当时国内著有影响力的金融集团大肆进行公债买卖与投机，获取巨额利润，也透视出当时中国银行业倚重于ZF债券畸形发展的历史。[lxxviii]

刘永祥著《金城银行：中国近代民营银行的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采用实证、计量、比较等方法，对金城银行的经营发展予以深入系统的研究，亦是一部金城银行的行史。抗战时期金城银行在西部的活动在自身获利的同时，也为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坚持抗战做出了贡献。[lxxix] 诸静著《金城银行的放款与投资：1917-1937》（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对金城银行的放款与投资业务进行了梳理和研究。在北洋ZF时期，金城银行的铁路放款和承募铁路债券的比重就是其重要的投资业务之一。20世纪20年代末及30年代，金城银行为扶助处于困境的小本农工商业及解决自身存款逐渐膨胀而放款不易的困难，在华资商业银行中较早从事小本贷款业务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在华资商业银行放款农村的热潮中，金城银行也是参与较早、成效颇为突出的一家。[lxxx] 陈文德等认为金城银行的经营管理有方，它在信贷资产管理及对风险的防范化解方面所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lxxxi] 戴建兵与曹艳荣认为金城银行成功的重要原因是具有“适才、适时、适地、适需”的灵活用人特点以及“谨严、制严、考严、律严”的管理特色。[lxxxii] 方亮与张涛认为金城银行对民族工业的放款和投资反映了近代银行资本渗透、控制产业资本的趋势。[lxxxiii] 康金利认为金城银行的总经理周作民早年受到日本财阀经营模式影响，企图形成以金融资本渗透工商实业的集团经营模式而没有获利成功。[lxxxiv] 此外，对盐业、大陆、中南三家银行的研究成果较少，仅在文史资料中有部分概述性文章。
⑵ 新式金融机构与行业的发展――其它证券业、保险业及信托业的相关机构均属于新式金融机构范畴，它们也是现代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证券业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近十年为学者们所关注。郑振东著《中国证券发展简史》（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全面系统地对中国近代以来证券业的发展情况做了述评，重点阐述了股票与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市、证券立法与监管等。近代中国进行股票与债券买卖的场所是交易所，对于交易所的相关研究鲜见。罗友山考察了1946年至1949年间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得出作为国家金融垄断资本扩张的产物，上海证券交易所既是近代中国证券市场中形式上最先进的一家证券交易所，但又是实践中独立性最差的一家证券交易所的结论。[lxxxv] 对于我国近代证券市场的研究参见金融市场部分。
研究近代中国保险业发展历程的专著有颜鹏飞著《中国保险史志（1805—194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和中国保险学会，本收编审委员会编著的《中国保险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对于近代保险业研究成果的概况可参见王晚英与马翠兰所写的综述。[lxxxvi] 赵兰亮的书。麻光炳认为1840年后，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逐步发展和西方近代保险思想的传播，为中国民族保险业的产生、发展提供了社会经济条件和舆论准备。从1865年至1912年，华商经营的保险公司已达35家，表明中国民族保险业已经兴起。[lxxxvii] 谭文风考察了近代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历程。[lxxxviii] 罗艳认为当外商于1805年在广州创立中国近代第一家保险机构时，买办就以附股的形式接触到保险领域。以此为开端，买办凭借其特殊的身份和经历积极参与到晚清民族保险业中，并在近代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初创中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lxxxix] 杨锦銮认为买办在近代民族保险业初创时期表现活跃，是创办民族保险业的主力。正是在他们的倡导下，加上官府的扶助，民族保险业最终在洋务运动中突破外商的垄断艰难地产生出来。[xc] 徐华分析民国时期银行业投资创办保险公司的动机，认为是外商在华保险业获得的丰厚利润吸引更多资金进入保险界，银行当然也不能例外。[xci] 傅宏认为近代中国的保险业获得实质性的发展是在1927年以后，纵观整个民国时期的人寿保险业经历了一个曲折而畸型的发展过程，最终以消亡而告终。[xcii] 李琼考察了民国时期出现的以20世纪30年代上海租界人力车夫互助保险、简易人寿保险和20世纪40年代川北盐工保险为代表社会保险实践，认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国际劳工组织的推动和国外社会保险实践的影响以及民族商业保险的发展推动了社会保险实践的出现，它体现了中国社会保障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特点。[xciii] 有的学者对保险公司的经营与管理进行了个案研究。吕光磊、徐华认为银行投资创办的保险公司是近代银行混业经营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他通过对近代最大的一家民营保险公司太平保险公司的实证分析，一方面用事实论证了银保合作尤其是产权上的合作对银行和保险公司的重大意义，另一方面论证了分保和放宽对保险资金运用限制有利于保险公司的经营发展。[xciv] 杜恂诚考察了近代华商人寿保险公司中成立较早、一度经营较好的华安合群保寿公司，认为华安的经营陷入困境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商业性社会保障机制是非常脆弱的。[xcv] 在具体的业务方面，孙建国对近代上海信用保险事业的发展做了述评，赵珂考察了民国时期江西临川的耕牛保险。[xcvi] 对于近代外资保险业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赵兰亮分析了英商保险业自1943年至1937年在上海的投资与经营活动。[xcvii] 颜鹏飞、邵秋芬通过对中国首家外商保险同业公会和伦敦海外火险委员会的考证研究近代英商保险业与华商保险业的关系。[xcviii] 赵兰亮还对太平洋战争后日伪ZF对上海保险市场混乱状态的监控进行了分析。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汪控制上海保险市场的图谋最终归于失败。[xcix]

对于近代中国信托业的发展在近年来的研究比较深入，20世纪90年代仅有介绍民国时期信托业概况和中央信托局概略的三篇文章。[c] 何旭艳考察了信托业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她认为 1920年代初信托业在上海的兴起是当地存银过多而投资渠道有限的情况的畸形产物，信托公司在兴起之初就偏离本业，在与交易所联手投机股票导致的信交风潮中大批倒闭，而以经营银行业务为主的信托公司得以继续生存发展。[ci] 到抗战前夕，已有一定数量的信托机构以及初现雏形的同业组织。但大多数信托机构或沦为投机的筹码，或成为银行的附庸，信托业无法成长为一个真正独立的金融行业。[cii] 何旭艳著《上海信托业研究（1921-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以1921-1949年间的上海信托业为研究对象，构建该时期上海信托业发展的基本脉络，分阶段梳理主要史实并归纳相应的特点，分析制约和影响上海信托业演变的经济、政治及社会等方面的原因。她和吴景平还重点考察了抗战期间的上海华商信托业，认为与战前以及战后相比，战时的上海华商信托业呈畸形繁荣状态，金融信托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愈演愈烈。信托业只是充当了上海市面富余资金牟取暴利的一个载体，依旧无法发挥长期资金融通与财产管理功能，不能成长为一个独立的金融分业。[ciii] 孙毅、朱弘晶认为信托业的经理人群体从事信托实务经营，推动信托业界的联合，在推进近代中国信托业乃至整个社会发展中的能动作用反映了一个社会发展中人力资本的重要性。[civ] 孙毅还考察了自1930年代开始设立的信托基金，认为民国时期的信托基金始终没有发展壮大，一方面是因为信托基金在资产管理方面不能有效控制投资风险，实现优良的业绩回报；另一方面是因为信托基金在运作中存在诸多不规范行为，这又与近代国家对信托基金的管理不到位有密切联系。[cv]

银公司和储蓄会是特殊类型的金融机构。郑会欣著《从投资公司到“官办商行”：中国建设银公司的创立及其经营活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叙述了中国建设银公司的发展史，并对其性质变化和业务范围进行了分析。中国建设银公司是1934年由宋子文创办的一家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的投资经营活动在二战前短短的几年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cvi] 公司初期的股份大部分来自国家银行和国内最大的十几家银行，因此可视之为官僚与财阀结合的一个典型。日后，特别是抗战后期，官僚与财阀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将公司的股票转归个人，公司性质也随之发生了改变。[cvii] 对于储蓄会的研究是近代金融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点。倪泽民考察了近代的万国储蓄会的发展，冬云考察了奉天储蓄会的兴办。[cviii] 康金莉、姚会元对四行储蓄会的考察比较深入。它是北四行联营事业的附属储蓄机构，也是中国近代最大的储蓄银行。该会实行会员制的经营方式，所有客户均为会员，利息之外另以会员名义向客户支付红利，吸收了大量个人存款。在资金运用方面，该会主要办理存单质押放款和公债券投资业务。因经营灵活，四行储蓄会社会声望迅速提高，至20世纪30年代甚至有超过北四行之势，社会上有"四行一会"之称。[cix]
⑶ 传统金融机构与行业的变迁－钱庄及票号我国民间资本的传统银行机构以钱庄和票号为主，传统官办金融机构为官银钱号。张国辉著《晚清钱庄与票号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是研究钱庄业及票号变迁的专著。洪葭管认为产生于封建社会、发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山西票号和上海钱庄在性质上属于“经营货币资本”，具有错综复杂的情况和特点，正确分析它们的性质和评价它们在中国金融史上的地位，有助于对十九世纪某些经济金融问题的认识和理解。[cx] 黄鉴晖则认为山西票号与上海钱庄的性质是“借贷资本”，而非前者。[cxi] 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金融史学者对于票号与钱庄性质的争论。清末民初之际，中国社会经济由于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表现为深刻的矛盾和动荡，处在动荡岁月里的中国钱庄和票号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面临多种导致金融不稳的因素，常常由于金融市场的紧张和混乱,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害。[cxii] 除借贷与汇兑业务外，票号与钱庄还是我国近代同城与异地间的资金清算枢纽。[cxiii] 自贡地区的钱庄、票号在一定时期成为了当地金融的调剂中心和结算中心，较为成功地解决了盐业经济发展中货币资本的集中、投放、流转、划拨、调剂、平衡的问题，既与山西、上海等地的钱庄、票号有诸多共同之处，又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cxiv]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两者的组织结构、经营方式和激励方式等方面起着两大方面的作用，一是以共同的意识形态规范和约束经济行为节约了交易费用，二是传统文化结合商人的意识形态培育了传统金融市场的发展。[cxv] 吕建锁、陈发雨将甬商钱庄与晋商票号的信用制度进行比较，认为通过这些制度对行为的有效约束，钱庄与票号在经营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很高的信誉度。[cxvi] 在钱庄业的研究上，易继苍从钱庄的起源、性质与作用、与洋行、银行的关系、钱业公会、钱业区域性研究、钱业人物、钱业家族的研究等方面在学术史上进行一番梳理。[cxvii] 崔满红认为近年来对于票号的已有研究可分为：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研究是基础；第二阶段的研究长达40年之久，经历了从经院式的历史考证走向历史研究与社会服务并重的发展变化；21世纪以来的研究出现了显学化趋势。[cxviii]
在我国近代，钱庄等民营金融机构在经济近代化过程中有过重要的作用。樊继福认为鸦片战争后，钱庄的发展日益完善，近似现代银行，在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其作用具有双重性，既在外国势力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和掠夺的过程中起了助纣为虐的消极作用，也加速了沿海和内地的商品流转，扩大了国内市场，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cxix] 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社会金融环境发生巨变，钱庄业的何去何从令人关注。林地焕认为钱庄业在1930年代初曾一度衰落，但仍能顺应时势以扩展业务。[cxx] 朱荫贵认为钱庄业在抗战前十年的整体趋势是快速的全面衰落，其主要原因是国民ZF要建立统制全国的垄断金融体系，银行业是这个体系中的主角，钱庄业成为被南京ZF改造收编纳入银行业中进行管理的对象。[cxxi] 孙建华认为钱庄随着新式银行业的创新发展而出现了整体性的衰落趋势，钱庄业的整体衰落表明，公司制银行是中国银行业发展的方向，ZF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民族银行业稳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cxxii] 近代钱庄的发展也存在着信用不稳固、投机性和脆弱性高、不利于金融稳定发展等问题。[cxxiii] 刘克祥认为农村钱庄是近代后期农村资金融通的重要方式，其发展在1921至1931年间达到高峰，因在币制改革后推动生存空间而急剧衰落。[cxxiv] 庄票是钱庄业的信用与金融工具，有的学者认为钱庄、钱号发行的银票或钱帖具有纸币性质，“片纸架空取巧害民”，持完全否定态度，而夏皓与吴春茂则认为这些票帖的存在恰恰证明了钱庄在日常经济活动中居于重要地位，为百姓所信任。[cxxv] 林地焕考察了20世纪初中国钱庄汇划制度和汇划公单收付情形。[cxxvi] 对于庄票的介绍与研究集中于上海钱庄的庄票。[cxxvii]
对于上海钱庄的相关研究比较集中。郭志芹认为19世纪70年代后，上海钱庄外受外国银行控制，内存较大消极落后性，已不能满足上海经济现代化对金融机构的较高要求；20世纪初钱庄开始向资本主义金融机构方向转化，引进近代汇划制度，但在南京国民ZF金融控制政策下逐渐衰落。[cxxviii] 易继苍认为近代买办与传统的钱庄相结合，促使了传统的钱庄向近代金融机构的转化，此种影响在买办云集的上海尤为显著。[cxxix] 尹振涛以上海钱庄的证券投资行为为视角，探寻钱庄兴衰历程背后的原因。[cxxx] 上海钱庄的汇划制度很有特点，石涛、张军认为这是上海钱庄在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一种颇具特色的票据清算制度，1890年产生，此后一直处于中国金融业票据清算的中心地位，直到1935年被银行业的新式票据交换制度取代。[cxxxi] 杜恂诚认为近代上海钱庄业具有很高的行业信用，是与其习惯法密不可分的。钱业习惯法主要体现为各种行业规则，向外界扩散后成为公认的规范市场秩序的有机环节。[cxxxii] 他还以上海钱业习惯法为典型个案，研究近代中国钱业习惯法，作为习惯法要素的行业规则的制定与对外影响、强ZF下公会作用的弱化等。[cxxxiii] 在近代上海的钱庄业中，还有绍兴帮、宁绍帮、潮商帮等。[cxxxiv] 陶水木考察了在沪的浙江帮钱业集团，认为它是江浙财团、江浙金融财团或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cxxxv] 此外，学者们还对宁波、萧山、杭州、绍兴、嘉兴、汉口、重庆、南京、安徽、镇江等地的钱庄业进行了初步的探讨。[cxxxvi] 姚会元对于近代汉口钱庄的研究比较深入。近代汉口钱庄在性质上发生过两次变化，第一次是在鸦片战争后转向买办性，第二次是在19世纪末向民族资本主义转化。20世纪30年代，受社会经济环境变迁的影响，汉口钱庄业走向衰败。[cxxxvii] 郑亦芳著《上海钱庄（1843－1937）：中国传统金融业的蜕变》（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81年版）是台湾学者对上海钱庄业变迁研究的成果。
票号也是我国传统的民营金融机构，清季曾盛极一时。黄鉴晖著《山西票号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2002年再版）分述并研究了山西票号的起源、发展、兴盛、危机和衰败。其它研究专著有孔祥毅著《金融票号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卫聚贤著《山西票号史》（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编《山西票号研究集》（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等。曹煜主编的《祁帮票号》（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3年版）和 张正明，邓泉著《平遥票号商》（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7年版）对山西票号中的祁帮票号和平遥票号进行了述评。

票号肇始于明清之际。刘晓光认为从票号产生的时间看，当时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从票号的经营用人来看，票号具有一整套封建的规章制度。[cxxxviii] 秦佩珩认为明清时代晋商尤其是盐商非常活跃，是票号得以组织并产生的一大原因，这也是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角度来分析票号产生的原因。[cxxxix] 王永亮分析了晋商能够脱颖而出创办票号并使之发展成群的非生物环境：一级银行制度、混乱的货币铸造与度量衡制度等。[cxl] 何凤群认为鸦片战争后由于中国社会经济性质发生的变化，钱庄和票号分别代表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封建保守势力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cxli] 李俊峰认为票号与清ZF的关系密切，成为清季ZF的财政金融支柱。[cxlii] 童元松认为票号自身的优势、晚清商业贸易的发展以及与清ZF和钱庄的密切交往使晚清的票号走向兴盛。[cxliii] 张惠信认为清末货币体制由多元机制逐渐向单一机制发展，瓦解了山西票号在埠际间汇兑的独占市场，形成竞争，是导致票号由盈转亏，转而衰落的重要原因。[cxliv] 郝东升认为从山西票号的衰亡可以看到中国银行业（包括传统金融机构）向近代化发展的趋向。[cxlv] 崔鸿雁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山西票号衰亡的原因，认为其在向现代银行过渡中错失变迁机遇，组织内部的各利益主体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导致合组计划付之东流。[cxlvi] 常鹏军认为晚清官方对票号发展有着双重作用，既使其壮大繁荣，又勒捐强借。官办金融机构凭籍特权肆意挤压，以及晚清官风潜移默化中对商人的腐蚀吞噬，促使其退化衰亡，走出历史舞台。[cxlvii] 李永福认为山西票号的转型失败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主要表现为：总号与分号的信息不对称，经营形势与经营业绩的信息不对称，商业环境与商业习惯的信息不对称。[cxlviii] 刘建生立足于票号的总分号数量及所能收集到的有关数据，对其发行的汇票总量、存款与放款总量进行了估算，并简单梳理了兑换券的发行情况，进而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了票号衰落之原因。[cxlix] 燕红忠进一步从宏观的角度估算了票号业的资本与盈利总量、总资力，使山西票号的主要指标和数据趋于完善，也为从宏观和数量的角度探讨山西票号的兴衰过程，以及票号与银行、钱庄、典当等金融机构的实力对比奠定了基础。[cl]
票号在全国主要城市均设有分支机构。李可考察了中法战争中的云南同庆丰票号，认为票号的大笔垫款稳定了军心，有利于滇军摆脱困境，取得战役的胜利。[cli] 周智武考察了近代广东金融业中的票号，认为山西票号在广州设立分号为广州与内地的长途商品贸易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为当时战乱中广东省税款的解缴做出了很大贡献。[clii] 山西平遥日昇昌票号是票号业中非常有特色的一家。[cliii] 传统的破产清理以破产清算为主旨，清理方式表现为简单的停业清产。潘晓霞认为日昇昌票号在破产清理时，也试图进行彻底清算，但是清理效果不佳。随之提出暂免破产，继而试行复业清理使债权人与债务人合营、清理与营业并行，使破产清理走出传统轨道，逐渐向现代企业运作机制转型。[cliv]

近十年对于票号的研究集中于票号在经营管理中的特色及对现代商业银行制度改革的借鉴意义。20世纪80年代后期，侯安平、武红卫首先探讨了山西票号的经营管理特点。[clv] 高岳兴认为山西票号的身股制度与现代的股票期权制度有不同的激励作用。[clvi] 张桂萍与郭福春认为票号的身股激励制度是一种良好的经营机制，乔增光则对票号身股的数量进行了分析。[clvii] 贾彩彦认为从非正式约束角度来分析，在集体文化形态中的集体惩戒机制下，票号的股东与经理之间信任与忠诚的关系是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clviii] 孔祥毅从利润导向的角度分析了山西票号的经营。[clix] 李凌从山西票号商权分离出现的委托—代理关系入手，阐述了维系这种委代关系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票号激励机制中的人力股制度有确定、计量和分配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而约束机制则体现在制定号规，以及基于儒家文化上的信任和忠诚方面。[clx] 张桂萍认为山西票号经营模式的基本特点就是本小、利厚、快速高效。由于这种经营模式特别能够适应金融市场复杂多变的需要，所以奇迹般地创造了山西票号的辉煌业绩。[clxi] 李婧认为新式银行与传统金融机构票号间的区别具体表现在资本组织形式、内部治理结构、外部组织模式三方面，票号因制度守旧等原因被历史所淘汰。[clxii] 肖宇考察了考察晋商部分家族制度对票号经营的影响。[clxiii] 在诚信机制方面，马媛媛认为票号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如选人制度、用人制度、分配制度、地缘和业缘组织制度等都是有利于建立内部和外部信誉的，是低成本、高效率的。通过这些制度对行为的有效约束，山西票号在经营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很高的信誉度。[clxiv] 刘一勤认为山西票号的兴衰过程贯穿着一条传统商业诚信向近代嬗变的伦理主线。[clxv] 张亚兰、孔祥毅认为山西票号在特定的信任半径下求得了信誉均衡与金融发展，但当社会发展需要金融信任半径延伸的时候，山西票号没能打破原有的信任均衡方式，致使在新的环境下信誉均衡难以实现，终于无奈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clxvi] 王劲松、刘兆征认为山西票号所提供的存贷汇等业务应属于银行信用，它与其他社会信用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对它们产生着重要的影响。[clxvii] 在会计制度发展方面，孔祥毅认为山西商人及其票号在商业活动中，对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所做的各种创新，不仅适应了当时企业管理的需要，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中国会计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clxviii] 康均认为票号组织在清代已有了比较严密的经营与会计核算制度，其基本会计核算制度包括报账制度、清账制度、移交制度、费用开支制度，以及结账和分红制度几个方面。定期报账是总号控制分号的重要制度。[clxix] 周子良认为山西票号在长期的经营、管理中所形成和遵循的商事习惯具有外部与内部、不背于公序良俗、强制性和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等要件，因而成为山西票号习惯法，即商事习惯。[clxx] 王青考察了山西票号的会票、信汇和密押，成艳萍认为纸币防伪技术是山西票号产生和发展的技术基础。[clxxi]
⑷ 传统金融机构与行业的变迁－其它典当业也曾发行过信用货币、领用银行兑换券，这都属于金融活动与行为。常梦渠主编的《近代中国典当业》（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就分析了典当业发行信用货币而引起的负债经营问题。刘秋根分析了明清至民国以来典当业的资本来源与构成，存款的普遍化及借款经营的盛行使典当业的资金来源相当广泛。[clxxii] 李金铮认为典当业是旧中国传统借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20至40年代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典当业处于前所未有的衰落和危机之中，给普通百姓的金融借贷带来严重影响。为此，ZF及社会各界提出了种种改革建议。[clxxiii] 马俊亚认为作为农村传统贷款机构的典当业，是连结都市金融市场与农村社会生产的纽带，对调剂农村金融、保障农副业生产、稳定社会治安有着积极意义。在对农村服务的过程中，典当业与新式金融机构银行结成了相互补充、相互利用、共同发展的关系。[clxxiv] 杨勇认为近代以来江南典当业的经营日渐困难，典当业为谋求生存而试图提高利息、缩短当期以牟取商利，但其求利行为日益受到社会的道德批判和ZF的制约。[clxxv] 此外，对近代北京、上海、广西、浙江、兰州、四川、无锡等地的典当业，也有学者进行了初步研究。[clxxvi]
官银号是官办传统金融机构。李立侠认为为解决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所需的军费是清ZF创设官银号的主要原因，随之也产生了通货膨胀问题。[clxxvii] 孔祥毅考察了山西官钱局与晋胜银行的关系，认为官银局的收益成为早期的银行资本。[clxxviii] 谢杭生对清末各省官银钱号进行了全景式描绘。[clxxix] Ronald suleski、姜宁认为奉天省长王永江将三大ZF附属银号合并为统一的东三省官银号并加强控制的举措不仅限制了奉系军队的特权，使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不经预算核准就任意动用经费，而且推动了东北地区经济的稳定增长。[clxxx] 此外，对于各地官银钱号的研究限于其发展过程和发行的纸币。[clxxxi]
银炉又称炉房，将外地输入的银锭、银块熔铸成本地使用的宝银，在债权债务的转移过程中发展成可发行信用票据、放出信用借款的金融机构。[clxxxii] 对于银炉的研究集中于营口的过炉银（业）。[clxxxiii] 合会是我国一种古老的民间信用互助组织。在银行信贷业及社会保障不发达的近代社会,这种组织长期广泛存在，其运作模式已经形成一整套民事习惯。[clxxxiv] 合会广泛在民间进行融资，其在实际生活中的地位应得到国家制订法的认可，而习惯由于传统外在权威的缺失去也需要国家法的确认。[clxxxv] 已有学者对近代上海、江南农村、广西农村和南洋华人合会的发展及特点进行了初步研究。[clxxxvi] 中国银行泉州分行行史编委会编的《闽南侨批史纪述》（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介绍了闽南地区的侨批业（类似于帐局的组织）。
⑸ 外国在华金融机构与势力对于外国在华金融机构的研究成果首推汪敬虞先生，主要研究成果汇集于专著《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clxxxvii] 19世纪70年代，随着苏伊士运河的通航和电讯交通的建立，中国商品出口的市场价格逐渐被外国商人控制，导致了中国对外贸易市场主权的变化；外国银行通过控制贸易进而操纵中国金融市场，导致了中国通商口岸金融市场主权的丧失，这是造成中国金融危机频繁发生的主要原因；发行纸币也是外国银行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有力辅助手段。[clxxxviii] 19世纪80年代是外国在华银行金融实力的扩张期，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特征是金融网的扩张；这种局面的出现，与外国资本对中国内地市场的开发密切相关。除纸币发行外，外国在华银行存款、放款和汇款三大类业务，也获得了空前的扩张。[clxxxix] 19世纪末与20世纪之初，世界和中国面临深刻的变化。就世界范围而言，是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转换。就国内范围而言，是统一的封建王朝向割据的军阀统治的转换。从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到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是世界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第一个高潮期。作为对华经济侵略重要工具的外国银行的投资活动上升到一个非常突出的地位。它的内容包括财政借款、铁路借款和企业投资三个方面，无一不反映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代特征。[cxc] 1895年至1927年是外国在华银行势力得以扩张的鼎盛时期，外国在华银行的金融活动（主要是银行团）深刻地反映了这一变化。[cxci] 外国银行在近代中国还采取中外合办的形式进行金融活动，是近代中外经济关系中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这一活动的高潮，出现在北洋ZF时期。[cxcii] 黄贤镛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国家积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在中日甲午战争为其对华资本输出打开局面后，为了更有效地攫取垄断利润和殖民利益，对华的金融侵略空前猖獗。[cxciii] 仇华飞认为外商银行是替其本国ZF执行对华经济扩张服务的，是各国在华投资枢纽；注重在华的政治借款与铁路投资，利用大量存款从事商业投资；外商银行雄厚的公积金与现金以及上海等地市民对他们过于相信从而使得外商银行能够操纵中国金融市场。[cxciv] 朱荫贵认为抗战爆发前的外国在华银行业的发展在某些领域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受到遏制，但由于不平等条约、租界等特权未曾废除，在外国势力在中国高人一等并处心积虑扩大侵略的局面不曾发生根本改变前，外国在华银行业的优势地位不可能发生根本的变化。日本银行业在该国ZF对华侵略政策支持的背景下，本时期在关内外迅猛扩张，并在关外迅速占据统治地位。[cxcv] 柴田善雅、单冠初考察了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占领地的金融活动，认为日本在华北与华中占领地发行的通货各自限于具有很大差异的通货圈流通，用以掠夺各种物资。[cxcvi] 周伟洲考察了华俄道胜银行为了输出资本和榨取高额利润而对我国新疆地区财政和金融的垄断活动。[cxcvii] 王继庆考察了1895至1945年间俄国(苏联)对中国东北的资本输出问题，即资本输出的历史背景和原因、资本输出的主要机构（俄资银行）、资本输出的媒介物（卢布）以及中国东北民族金融资本同外来金融资本的矛盾关系。[cxcviii]
近代外国在华金融势力活动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合组银行团。外国在华银行还与晚清ZF发生了借贷关系，并从中为自己和本国ZF获取了巨大利益，客观上对传统中国的金融业产生了推动作用。[cxcix] 夏良才考察了国际银行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和四国新银行团与湖广铁路续借款案。[cc] 刘蜀永和仇华飞分别对沙俄和美国在新旧银行团中的活动进行了研究。[cci] 苏黎明、柯其成剖析了六国银行团与“善后大借款”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其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的影响。[ccii] 1920年10月，美国倡议组成了新银行团。马陵合认为新银行团正式成立后长期无所作为，并逐步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垄断性，中国朝野期望值逐渐降低，对其所体现的强权政治色彩愈益有了清醒的认识。中国民族主义的目标更加集中于政治层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取代了关于铁路外债利弊的讨论。[cciii] 张北根则考察了英日对待新国际银行团及其对华贷款与中国裁军问题的态度，英国对日本使用了又打又拉的方针，日本进行了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对英美也有所让步。[cciv]

银行团在清末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对清ZF的币制实业借款。[ccv] 刘蜀永认为试图从俄、美帝国主义争夺我国东北的角度，剖析沙俄反对这次借款的主要原因，认为这是沙俄利用矛盾对我国进行侵略的主要策略之一。[ccvi] 币制改革以及与此相关的币制借款在清末民初是一个复杂且敏感的问题。杨智友从各国争夺对华币制借款的角度分析银行团交替与重组的原因。[ccvii] 马陵合认为四国银行团的成立使清ZF对币制借款失去了自主权，这是清末外交的一大败笔。[ccviii]
国民ZF时期，外国金融势力影响我国币制金融的集中体现是币制改革问题与平准基金问题。郑会欣认为币制改革的实施与帝国主义之间确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因此而简单地将发动币制改革归结为英美帝国主义的阴谋，这至少是不全面的。[ccix] 吴景平从分析英国派遣的财政顾问李滋罗斯的中国之行入手来研究英国当时的对华政策，并把握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错综复杂的中外关系。他还考察了英美两国对中国1935年币制改革的态度及对策。[ccx] 平准基金[ccxi] 是抗战时设立的。刘达永考察了国民ZF争取美国出资成立平准基金的漫长过程和期间美国对华态度的变化。[ccxii] 吴景平研究美国在战时中国平准基金问题上的态度，分析美国方面维持法币汇率上所起的作用；[ccxiii] 他认为英国对中国平准基金态度的演变，也是英国在远东与日本矛盾逐步激化、对华政策逐步趋于积极的过程。[ccxiv] 宋佩玉认为中英美平准基金会直接关系到战时中国的货币制度、外汇政策和市场运作。她从陈光甫担任中英美平准基金会主席期间的活动入手，分析了他在平准基金会成立、运作与结束各阶段中的作用及复杂心态。[ccxv]

对于外国在华银行的个体研究的专著有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译《汇丰香港上海银行（汇丰银行百年史）》（中华书局1979年版）和郭予庆著《近代日本银行在华金融活动： 横滨正金银行（1894~1919）》（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其它集中于英国汇丰银行和华俄道胜银行。洪葭管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曾考察过汇丰银行对中国ZF所进行的借款和其他业务活动，认为这充分反映了帝国主义列强从金融、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和居于统治地位的事实。[ccxvi] 汪敬虞认为汇丰银行在中国取得优势地位的主要原因是它以中国为其活动的定向，汇丰人一开始就获得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特殊环境和特权地位。19世纪80年代世界银价的下落也给了汇丰银行以发展自己的良好机遇。[ccxvii] 巫云仙认为汇丰银行在近代中国的发展经历了1865年至1894年的创立和发展、1895年至1914年的帝国主义式的扩张、1914年至1927年“恢复常态”的发展、1927年至1949年再度获得在华发展机遇以及1949年以后与中国大陆处于停顿和恢复发展等5个历史阶段。[ccxviii] 随着中外贸易的发展，汇丰银行成为从事中外贸易融资和垄断中外汇兑业务的主要银行。它的银行汇票是中外贸易的主要融资渠道，打包式信贷解决了中外商人出口贸易融资问题，自担风险将中外商人的金镑汇票和白银汇票进行兑换融通，积极拓展华侨汇款业务，通过买卖外汇帮助ZF维持官方汇率和法币汇率。同时，汇丰银行也为非法的鸦片贸易提供融资服务，不可避免地涉及主权和利益正当与否的问题。[ccxix] 陈礼茂认为汇丰、花旗等进入上海的外资银行与上海的钱庄、华资银行以及中国ZF之间均形成既冲突又相互支持的局面，而一切关系的转化都以它们的利益为出发点。[ccxx] 华俄道胜银行是沙俄于1895—1910年在远东，主要在中国设立的跨国帝国主义银行，在中国的主要金融活动集中于东北及新疆地区。杨天石对南京临时ZF向华俄道胜银行的借款案进行了述评，认为借款的失败使本已波澜翻覆的政局更加动荡。[ccxxi] 陈志明认为华俄银行的成立及其在远东的经济活动是同沙俄远东政策紧密相联的，是为沙俄远东政策服务的。[ccxxii] 李宁考察了该行在1926年单方面宣告停业后，北京ZF迅速做出相应处理以期保护中方利益，但最终以妥协的态度完成了对该行的停业清理过程。[ccxxiii] 曹艳荣考察了德国在华银行业经历的萌芽、发展、停闭3个历史时期。[ccxxiv] 王先亭考察了华旗银行经收及退还庚子赔款的活动。[ccxxv]
⑹ 金融机构的业内外关系银行业内：北洋ZF时期是我国银行业大规模兴起的时期。杜恂诚认为此时段内的华资银行业的内部关系可从三个层面来考察：一是主要华资银行都以中交为核心，团结在两行周围。主要原因有三点：主要华资银行是在中交的直接帮助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各行领用中交钞票，借用两行的信用；各行对中交投资入股。二是南三行与北四行等重要商业银行的协作关系。四行联营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联合发行中南银行券。三是同业组织。[ccxxvi] 银行公会在协调行业内部关系、维持金融秩序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将在总结对于金融业同业公会的研究时并述。
银行与钱庄：在我国近代金融业内部，作为新式金融机构代表的银行与作为传统金融机构代表的钱庄（有时包括票号）间既有着千丝万缕的传承关系，又有着错综复杂的矛盾。
清末民初之际，各地开始实施自开商埠政策，银行等新式金融机构也开始在这些城镇出现。杨天宏认为银行的兴起使传统的钱庄与票号受到挑点，一些旧式金融机构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改变经营方向和运作模式，出现了明显的朝着近代银行转型的倾向。由于我国近代实业欠发达及传统的商事习惯等因素，我国近代金融业中形成了银行与票号、钱庄并存的局面。[ccxxvii] 李一翔认为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银行与钱庄间是一种代表着现代与传统的柔性博弈关系：作为旧式金融机构的钱庄由于较早与年轻的资本主义经济成份有了联系，导致其性质出现变化，部分地完成自我改造，从而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作为按照西方企业组织形式建立起来的新式金融机构的银行则在经历了种种艰难与曲折之后得以持续发展，成为中国金融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两者既在竞争中有合作，又在合作中有竞争。[ccxxviii] 此后，他还从银钱两业公会的合作与竞争，抗战前银钱关系的特征、ZF主导下银钱关系的变奏等方面来其研究近代中国银行与钱庄的复杂关系，研究成果可参见李一翔著《近代中国银行与钱庄关系研究》（ 学林出版社 2005年版）。[ccxxix]
上海的银行业与钱庄业间的关系是近代以来银钱两业关系演变的代表。何益忠认为近代上海银行业的兴起曾经得到过钱庄业在人才和资本等方面的大力支持；银行业站稳脚跟以后，双方关系日趋紧张、矛盾不断尖锐，但彼此仍有不少合作，钱庄业在20世纪30年代衰落的原因主要应该是国民党ZF的金融政策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ccxxx] 两元并存是钱庄业得以维系其传统优势与特权的重要原因。在20世纪初发生的历次金融风潮中，上海银行业曾屡次就废两改元问题与钱庄业协商，但后者始终持消极态度。吴景平考察了1933年废两改元前上海银钱两业对于此事的争辩，认为由于银钱业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国民ZF既定方针的导向，上海银行业取得了优势，得以参与拟订废两改元方案。同时，这场争辩客观上也为国民ZF实施对银行业的统制做了相应的准备。[ccxxxi] 虽然银钱两业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国民ZF力求统制金融的ZF使上海银钱两业有了联手应对的空间。学者们在讨论1927年至1937年国民ZF与上海金融界的关系时给予了深刻的探究与评价，此部分内容将在讨论金融界与ZF关系时并述。〔宋时娟：《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始末》、王晶：《1932年的公债风潮：国民ZF与上海金融界关系述评》，两文载《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3期。〕王恭敏考察了近代浙江境内钱庄与银行的起落。浙江的钱庄业在银行业兴起之前始终是全省金融业主干。银行业兴起后，浙江的钱庄业非但没有衰落或被取代，反而发展很快，能与银行业并驾齐驱。直至1935年，因多方面原因引起浙江钱业大风潮，才使全省钱庄业迅速衰落下去，但仍与银行并存，直至解放。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代银钱两业相互融合、并行不悖的发展道路。[ccxxxii]
在中外金融业的关系方面，高海燕认为近代外国在华洋行、银行与钱庄在金融业的贷放业务方面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形成由相对独立、各自为战，到三足鼎立、彼此倚重，再到以外国银行为主宰、以洋行和钱庄为附庸的三次阶段性演变。[ccxxxiii] 虽然我国钱庄和洋行在鸦片战争后至19世纪末沦为外国银行的附庸，但钱庄在经营业务和手段上日趋近代化，与外国资本形成了依赖共生的关系。[ccxxxiv] 张艳国、刘俊峰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轨的过程中，传统的金融行业钱庄同外国资本主义在华金融机构外商银行在特定时代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激烈碰撞，必然地形成社会经济的互动关系，常常表现为合作、依附、竞争、冲突等。这也正是中西经济文化冲突的一个缩影和案例。[ccxxxv] 易棉阳认为20世纪初期的华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的关系具有独特性，这种特殊的关系表现为对抗与依赖。两者作为同处一个共同的经济和市场环境中的银行实体既有合作又有竞争，而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又使两者间的关系演变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ccxxxvi] 同时，颜嘉川与易棉阳又以博弈论分析了20世纪初期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关系：在华外资银行为实现ZF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而打击中资银行，中资银行的反击由此具有维护国家主权的性质，两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对抗；而在华外资银行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必须与中资银行开展合作和竞争，两者之间的关系又表现为竞争。前者关系的结局是零和博弈，后者则是正和博弈。[ccxxxvii] 唐云锋认为1914至1935年间云南地方银行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间的关系亦是一种博弈，可分为相持、被控制、打破垄断三个阶段。[ccxxxviii] 李国胜以浙江兴业银行1907年至1951年的资料考察了其与外资银行的关系，认为从资金外来和拆放以及外汇套息角度来看，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之间既有着竞争关系也有着不同程度的互补关系，如中资银行还会替外资银行融资，这值得资本还不丰富就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的的中国深。[ccxxxix]
⑺ 新民主主义政权的金融机构的发展1981年，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1981年9月25日至29日，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有各省分行金融研究所参加的关于1924年至1937年北伐战争时期农民运动的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史研究工作的汇报会议。此后，我国近代新民主主义金融史的研究开始兴起。[ccxl] 对于新民主主义政权金融史的研究分为根据地银行史、根据地的金融建设、与日伪的货币战、货币的发行等几大方面。黄正林对1980年以来国内革命根据地的金融研究进行了总结。[ccxli] 除专论外，研究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的资料[ccxlii] 和专著[ccxliii] 中也有相当部分的篇幅阐述根据地金融事业的发展。

根据地银行史：姜宏业主编的《中国地方银行史》中的第三篇对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政权银行作了介绍。同时，在《我国革命根据地早期银行事业概述》一文中，他对北伐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银行事业的发展情况作了概述，认为1931年至1933年是根据地银行与发行货币流通的全盛时期。[ccxliv] 同时，姜宏业还对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银行事业的演变情况作了概述，对各根据地所设的银行机构进行了统计。[ccxlv] 至今，已有三部根据地银行史专著和二部根据地金融史问世，包括赵锡安主编的《东北银行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高贯成著《华中银行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颜法明、熊涵东主编的《盐阜银行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和杨希天等编写的《陕日宁边区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版）、戴启斌著《鄂豫皖革命金融史略》（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对根据地银行进行个案研究的有苏维埃国家银行、淮南银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冀南银行、北海银行和华南根据地的裕民银行、新陆银行、南方人民银行等。[ccxlvi] 相对而言，对于根据地银行的业务研究相对薄弱，仅有寥寥数篇。郝琦考察了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农业贷款及其经验。[ccxlvii] 江旺龙考察了华北抗日根据地银行在产业革命中的角色转换，认为这反映了根据地银行运用市场规律的探索与成长历程。[ccxlviii] 赵人民考察了解放战争中华中银行参与合资创办上海鼎元钱庄的发展历史与功绩。鼎元钱庄当时我党的地下通汇线，与其它私营钱庄性质是截然不同。对它的考察应归入新民主主义金融史的研究范围。[ccxlix]

根据地的金融建设一直是新民主主义金融史研究的重点。孔永松、邱松庆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建设情况与经验。[ccl] 王同兴认为我国革命根据地的金融事业发轫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成长和壮大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对于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的供给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创造和积累了金融建设和对敌货币斗争的丰富经验。[ccli] 田霖霞认为中国共产党为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而推行了一系列金融政策，为抗战取得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cclii] 付娟认为根据地ZF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保障根据地的军需民用，稳定和发展经济，在金融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主要是实行统一累进税，设立国家银行等金融机构，统一货币，进行货币斗争。这些措施的推行有效地支援了抗日战争。[ccliii] 黄少坚考察了土地革命时期湘赣革命根据地在金融建设方面的历史，阐述其建设过程及成就，指明其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贡献。[ccliv] 连琳考察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在物质条件上保障红军的给养，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而开展的轰轰烈烈的金融建设设工作。[cclv] 张晓辉、秦洪芳考察了解放战争时期广东革命根据地民主ZF陆续建立起了裕民银行、新陆银行、南方人民银行，并分别发行“裕民券”、“新陆券”和“人民券‘，建立了全新的金融体系的过程，这有利于南方革命根据地金融事业的发展。[cclvi] 胡茂胜考察了淮南抗日根据地行之有效的财经政策，淮南区整顿了金融市场等卓有成效的财经工作也为新中国的财经工作提供了借鉴。[cclvii] 刘华实、薛毅考察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金融建设乃至财政经济建设方面的积极探索。鄂豫皖根据地的银行还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这些人才随着部队不断开辟新的根据地而着手筹建新根据地的金融事业。[cclviii] 李雪峰、 汪红叶考察了皖江抗日根据地为了发展生产、保证抗日军民物资需求和维护群众利益，实行的一整以阻止通胀为主的、套卓有成效的金融政策。[cclix]
与日伪进行货币战是根据地金融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近年来的研究已从对边区银行或根据地货币斗争的微观层面上升到宏观层面。樊建莹、郭晓平认为抗战期间，我党还在经济领域同日、伪、顽等反动势力进行着激烈的金融货币斗争。抗币在这场斗争中诞生、成长、壮大，逐步建立起了良好的信誉并占据了市场，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立自主的抗区货币体系，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的全面胜利发挥了积极而又重要的作用。[cclx] 汪澄清认为金融稳定的基础和根本在于币值的稳定。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内进行的货币之战，取得了本币对伪币、法币、外币以及其他杂钞土票的胜利，保持了根据地的金融稳定。[cclxi] 李清兰考察了晋冀鲁豫根据地的金融斗争过程与经验。[cclxii] 缪明扬考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货币政策，川陕省苏维埃工农民主ZF与川陕省苏维埃ZF工农银行是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政策制定实施主体。[cclxiii] 孔路原认为川陕苏维埃金融机构的建立和金融货币政策的制定，稳定了根据地的金融，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为支持革命战争提供了可靠的保障。[cclxiv] 此外，张励声考察了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银行和货币战；徐爱华考察了鄂豫皖苏区的银行与货币斗争；陆文培考察了淮北抗日根据地的货币发行与货币斗争；郭晓平考察了太行根据地的金融货币斗争。[cclxv]
近年来，对根据地货币史的研究已形成体系。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有近二十篇介绍根据地银行及其所发行货币的文章，对安徽抗日根据地的银行货币、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发行的货币、抗币苏北抗日根据地发行的盐阜抗币、川陕革命根据地布币和纸币、浙东抗币、抗战时期的冀钞、华中抗日根据地发行的货币、安徽抗日根据地的银行货币、鄂豫皖地区革命货币、晋西北根据地的西农币、皖江抗日根据地货币、晋西北根据地发行的农币以及北海银行、赣东北根据地银行、鄂东南工农兵银行发行货币进行了介绍和简要的分析。[cclxvi] 1996年，《中国革命根据地印钞造币简史》（本书编纂委员会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版）编成出版，是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许树信著《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版）已于去年出版，这是在历时二十余年的《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丛书》编纂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该书对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的历史作了集中概括和归纳总结，展示了革命根据地货币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概况，对根据地货币产生的背景、货币的性质、货币形态及货币本位、货币的制作、货币管理制度等方面的演变和发展进行了系统研究。作者将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的历史演变分为四个时期：革命根据地货币的初创期（1926～1927年）、革命根据地货币的发育成长期（1927～1937年）、革命根据地货币的长足发展期（1937～1945年）、革命根据地货币的集中与统一期（1945～1951年）。《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丛书》详细记载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革命根据地发行的货币，总结了革命根据地货币金融的历史经验，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金融工作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程，反映了革命根据地的货币政策、货币制度、货币购买力，真实地记录了我党早期的金融工作，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学术专著。该丛书计划出版18部22册，至今，尚有《察冀边区货币史》、《晋冀鲁豫边区货币史(下)》、《山东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三个分卷本尚未正式出版，但已在编审或出版过程中。
⑻ 伪政权金融问题伪政权银行包括伪满洲国、汪伪ZF、伪中华民国临时ZF等伪政权在其统治区域内建立的金融机构。这些伪政权银行发行货币货币，执行伪政权的货币金融政策，是其维持统治的帮凶。
近代伪政权金融机构均与日本帝国主义有关。赵学禹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公开掠夺中国资财的同时，对中国实行货币侵略：在东北、华北日本实行的是元系通货政策，在华中、华南则主要发行军票及其变种货币“中储券”。[cclxvii] 在东北地区的伪政权银行为伪满中央银行。张庆文对伪满中央银行的兴衰历程作了简介。[cclxviii] 刘洪陆从伪满中央银行的活动入手，考察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经济掠夺。[cclxix] 赵继敏对伪满洲中央银行在东北金融业统制中的作用和产生的后果做了评价。[cclxx]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在汪伪中央ZF尚未建立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扶植的伪政权主要的有3个：蒙疆的“蒙古联合自治ZF”、华北的“中华民国临时ZF”、华中的“中华民国维新ZF”。三者各处一方，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其占领区实行统治与掠夺的工具。日军积极推动以王克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ZF”和以梁鸿志为首的“中华民国维新ZF”傀儡政权的合流运动，以期建立一个统一中国的伪中央政权。但是，围绕以哪个伪政权作为将来伪中央政权的基础这个问题，彼此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和冲突，合流运动很不顺利。[cclxxi] 陈静考察了沦陷时期北平日伪的金融体系及掠夺手段，认为日伪势力的统制和掠夺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渗透，加剧了北平经济殖民地化的过程。[cclxxii]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设立于1938年2月，是伪“中华民国临时ZF”这一傀儡政权的中央银行。李安庆和陈钢分别对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做了介绍，分析了其殖民性。[cclxxiii] 武俊玲考察了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的活动及与该行的关系。[cclxxiv] 薛志恩认为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在日本卵翼下诞生，成为日本加强金融掠夺支持侵略战争的重要工具。[cclxxv] 在华中地区的成立的伪政权银行是伪中央储备银行。李安庆回顾了伪中央储备银行的兴亡史，分析了其作为伪政权银行的殖民性。[cclxxvi] 顾关林对中央储备银行始末 也作了回顾。[cclxxvii] 戴建兵考察了伪中央储备银行及其发行的中储券。[cclxxviii] 张根福分析了1943年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后“战时体制”下的金融统制，认为它并没有摆脱日本的操纵与控制，其金融统制政策使得汪伪统治区的财政更为混乱，经济陷于崩溃的境地。[cclxxix]

四、金融史研究热点问题
主要分十大问题：金融中心问题、金融市场、金融政策、金融制度、金融风潮、金融人物、金融业同业公会、金融刊物、币制问题与通货膨胀、金融业的外部关系。

1、金融中心问题金融中心问题是我国近代金融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为学者所关注。吴景平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他认为晚清时北京－天津的华北金融中心的影响超过上海，北洋时期我国有两个金融中心，即北京和上海，抗战爆发后，金融中心随着国民ZF的内迁而转移至重庆，在抗战胜利后又回归上海。[cclxxx] 北洋时期，与北京－天津的华北财政性金融中心相比，上海金融业与商贸及社会经济的关系较为密切，对工商业与社会经济发展有明显的推动专用。国民ZF虽将政治中心定位于南京，但推行了一系列将上海发展为全国最大最重要的金融中心的方针，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是在国民ZF时期真正确立的。1927年至1937年间上海金融业与国民ZF之间的复杂关系有一个整合过程。[cclxxxi]

上海在1930年代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和远东的金融中心得到了学者们的肯定。杜恂诚认为上海成为近代金融中心的充要条件有必要的条件和相对齐全的品种、吞吐全国的资金市场、执牛耳的申汇和外汇市场、发达而配套的金融现期远期和期货市场和规范化过程。[cclxxxii] 他还考察了近百年来上海金融的制度与功能变迁情况。[cclxxxiii] 2002年，“上海金融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会议内容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与影响。[cclxxxiv] 《档案与史学》杂志在2002年第5期刊登了一组有关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文章，包括姜义华、洪葭管、吴景平、杜恂诚、戴鞍钢、李一翔等学者在内分别撰文就上海全国性金融中心地位和近代远东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和启示进行了讨论。[cclxxxv] 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编《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变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金融史集刊第一辑）一书收录了卓遵宏、陆寒寅等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论文。

一般认为，北洋ZF时期全国有两个金融中心，即作为商务金融中心的上海和作为财政金融中心的北京。上海成为完全的金融中心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最早提出北洋ZF时期全国有两个金融中心这一观点者是北洋ZF驻沪调查金融专员李焱棼在上海金融情况的报告中提出的。[cclxxxvi] 时人徐沧水也认为当时的中国有两个金融中心，北方有北京（财政金融中心），南方有上海（商业金融中心）。[cclxxxvii] 现在，这一观点得到大学数金融史学者的认可。洪葭管在《中国金融通史（第三卷）》中提出“北洋ZF时期有两个全国金融中心的看法并不全面”，总行设在北京的各大银行拥有的资本额是全行性的，并不能代表北京的金融实力，其设在上海的分行在存贷款业务中均占有很大比重。1920年代初，中交两行已有企图摆脱北洋ZF控制的离心倾和行动，北京显然不具备成为金融中心的条件。[cclxxxviii] 笔者认为：北京作为当时的国都，具备成为全国财政性金融中心的条件，但上海的金融辐射力在逐渐增强，与工商业联系紧密，也具备了商业性金融中心的条件。

2、金融市场
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市场主要包括资本、货币、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黄金、产权市场。目前，钻石交易市场也列入金融市场中。中国近代金融史对于金融市场的研究包括全国及各地的金融市场和标金市场、外汇市场、票据市场、证券市场等。

就全国金融市场进行考察的成果不多。赵海宽试对近代中国金融市场的产生、发展、作法和特点进行了考察与分析，认为近代中国金融市场的基本内容有同业拆借、证券买卖、外汇交易、黄金买卖、票据买卖、申汇买卖、货币买卖等；旧中国金融市场的特点有外国银行占据垄断地位，金融市场同产业资本的联系不紧密，货币兑换（或买卖）十分发达，发展程度极不平衡。[cclxxxix] 蒋立场考察了清末十年间金融市场之嬗变，认为巨额银两的财政性流动，一方面导致国内金融市场银两流通量日趋匮乏，金融基础愈发脆弱，对外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另一方面更加增强外商银行操控金融市场的实力。由于外商银行蓄意操纵或临阵收缩，加上其他种种复杂的因素，清末金融市场发生了数次风潮。[ccxc] 此外，石方考察了哈尔滨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金融市场，认为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对哈尔滨在十几年内迅速发展成为具有“经济中心”功能的近代国际性都市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ccxci] 刘方健考察了近代重庆金融市场的特征与作用，认为优越的地理位置是近代重庆金融市场形成的基本条件。[ccxcii] 肖良武考察了近代贵州金融市场的变迁，认为近代金融机构的产生与发展推动了近代贵州金融网络的建立与金融市场的发展。[ccxciii]
在对各地金融市场的分析中，对近代上海金融市场的研究比较深入，不仅有整体考察，还有对专业金融市场的分析。因为近代中国的标金（黄金）市场、外汇市场和票据市场的发展也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朱镇华考察了近代上海金融市场的发展概况，认为近代上海金融市场的产生和发展是当时经济、金融发展的产物。[ccxciv] 洪葭管、张继凤著《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是研究近代上海各类金融市场变迁的专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海作为全国性金融中心和远东金融中心的作用及地位。徐华从金融分析的角度考察了1929年至1935年上海房地产市场暴涨和暴跌的主要原因，认为币值和物价的变化影响了房地产市场的投机需求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ccxcv] 史融考察了近代上海黄金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ccxcvi] 潘连贵认为近代上海黄金市场已脐身国际黄金市场之林，具有国际性。[ccxcvii] 戴建兵、史红霞认为由于中外货币本位制度不同，上海金市不仅成为中外商人避免交易风险的工具，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黄金流通及可利用金银比价进行投机的重要黄金市场。[ccxcviii] 魏忠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近代上海标金期货市场进行分析，认为1921至1931年伦敦银市场与上海标金市场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世界货币金本位制的放弃和南京国民ZF对市场的强制干预是导致中国国内与国外金融市场隔离的主要内外原因。[ccxcix] 常远分析了民国时期标金期货兴衰的原因，认为20世纪20年代时标金期货因具有汇率期货性质而得以活跃，而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中主要国家放弃金本位制及南京国民ZF的法币改革导致标金期货的汇率期货性质丧失，因此衰败。[ccc] 在外汇市场的发展方面，吴景平考察了上海金融业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的外汇市场，认为以银钱业同业公会为代表的上海金融业仍奉西迁内地的国民ZF为惟一合法的中央ZF，国民ZF的有关监管政策和措施大体上仍能令行禁止，这成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外汇市场得以维持的重要因素；日伪金融势力则始终是维持上海外汇市场的破坏力量。[ccci] 宋佩玉对近代以来上海外汇市场的发展情况做了概述，[cccii] 所著《抗战前期上海外汇市场研究（1937.7—1941.12）》（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认为抗战前期上海外汇市场的情况极为复杂，是敌我经济斗争的一个方面，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抗战时期的外汇市场才终止。
近代中国票据市场的发展近年来为学者们所关注。戴建兵考察了清末和民国时期钱庄、银号和银行的票据类型、形制与使用情况，认为从中可以看出中国金融走向近代化的脚步。[ccciii] 杜恂诚考察了中国近代票据贴现市场的产生，认为近代中国短期资金市场的发展很明显地显示出层次性或阶段性：拆借市场是较低层次的市场，形成较早；票据贴现市场是较高层次的市场，形成较晚。当时担任上海交通银行总行业务部副经理的金国宝（又名金侣琴）积极筹划交通银行试办和推行承兑汇票及其贴现的业务。[ccciv] 在票据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方面，郑成林认为上海银行公会做出诸多努力，推动了商业信用向银行信用转化与近代中国信用制度的发展，促进了中国金融业的早期现代化。[cccv] 万立明考察了上海银行公会的票据立法活动，认为这不仅维护了同业的利益，也为近代票据立法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对保证法律的质量和可行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中可以折射出中国票据制度的近代化和民间团体与ZF之间关系的演变。[cccvi] 他还以上海银行票据承兑所为例分析了近代中国票据中介机构的制度创新及其启示，认为1936年上海银行票据承兑所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中国票据贴现市场的雏形的形成。[cccvii] 盛慕杰还考察了近代中国的贴现市场，认为银行贴现业务在资金运用方面所占比重甚小，且只能在少数大都市推行。[cccviii] 李秀全考察了汉口钱庄与当地票据市场的关系，认为抗战前钱庄通过票据清算掌握金融市场，汉口票据市场即已初步形成，战后钱庄业经过努力，进入了央行的票据交换体系。汉口票据交换市场正式统一。[cccix]
证券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基金市场、债券市场。我国近代证券市场分为华商证券市场和外商证券市场两大部分，交易对象包括股票与公债。在对近代股票市场的研究方面，田永秀考察了19世纪中后期我国的股票市场，认为中国近代股市集中于上海，1883年金融风潮后步入第一个低潮，此前为兴起时期。[cccx] 他还对中国近代三次股市危机加以述评。[cccxi] 李玉介绍了1882年时上海的股票市场，认为这一年是19世纪上海股市最“火爆”的一年，对近代中国企业股份制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cccxii] 他还认为我国近代股票的“官利”规定是近代中国民众在股票投资方面的债券性要求的体现，是近代经济手段同传统经营理念嫁接的结果。[cccxiii] 朱荫贵对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上海证券市场中中曾经出现过的三次股票买卖高潮进行了述评。[cccxiv] 宋士云考察抗战时期我国的股票市场，认为股市的交易兴盛是日伪占领区内殖民地经济的一种表现。[cccxv] 刘志英认为沦陷时期汪伪政权对上海华商股票市场的管理确实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值得肯定的经验和结果，为战后新的证券市场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cccxvi]
对我国证券市场的研究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cccxvii] 在华商证券市场的研究方面，刘志英著《近代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研究》（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较为完整系统地梳理了近代上海华商证券市场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以及市场的管理体制。她认为信交风潮是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管理体制的转折点，标志着近代上海华商证券市场从自由放任型向ZF监管型的转变。[cccxviii] 抗战前期，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的交易对象从公债转向股票，国民ZF对上海华商证券市场仍进行着监管。[cccxix] 建立产业证券市场的思想推动了中国华商证券市场从以ZF公债为主体的财政证券市场向以企业股票、债券为主体的产业证券市场的转变。这也明确了战后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方向，为战后证券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cccxx] 朱荫贵考察了1918年至1937年间的中国证券市场，认为当时中国曾先后出现过多家证券交易所，但除了上海地区的证券交易所外，其它大多昙花一现。而且，从这期间存在的证券市场来看，不是沦于“信交风潮”那样的投机，就是成为ZF解决财政困难的“财政市场”。[cccxxi] 近代中国证券市场上出现的几国交易所并存、六次投机高潮和证券市场为ZF财政服务等特点，是近代中国证券市场非正常发展的集中体现，也是近代中国证券市场难以正常发展的重要原因。[cccxxii] 在抗战期间的上海华商证券市场上，华商产业证券第一次成为证券市场的主角，并在数量和种类上创造了近代中国证券市场的记录；但在市场投机手段翻新以及出现产业与金融集团结合的企业集团方面，同样创造了近代中国证券市场上前所未有的特例。[cccxxiii] 宋士云还考察了近代天津证券交易市场的兴起和消亡。[cccxxiv] 郑仁木总结了民国时期证券业三起三落的基本特征。[cccxxv] 尹振涛以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为分析框架，认为近代中国证券市场是在投资者等初级行动团体的需求和努力下产生的，是以诱致性变迁为主导的制度移植过程，并表现出制度缺失和供给时滞的特征。[cccxxvi] 相对而言，对于外商证券市场的研究相对薄弱，彭厚文分析了上海早期外商证券市场的投机性。[cccxxvii] 刘志英对外商证券市场的兴起、发展进行了初步的总结，并着重分析了它对华商证券市场的示范和刺激作用。[cccxxviii]
3、金融政策对于金融政策的研究也包含于财政史中。笔者认为近代中国金融史对于中央ZF金融政策的研究集中于货币政策、金融统制政策、金融立法三个方面。马寅初著《中国之新金融政策》（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与姚遂著《中国金融思想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年版）颇具参研价值。
对于货币政策的研究集中于废两改元与法币政策两方面。徐锋华对近年来对于法币改革的研究作了综述，从币制改革的原因和条件、币制改革的意义和作用、币制改革与白银风潮的关系、币制改革与中国外交的关系、币制改革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法币与金圆券和银元券的比较研究等六个方面对研究成果进行总结。[cccxxix] 20世纪80年代，已有学者对国民ZF的法币政策进行述评，[cccxxx] 此部分内容参见关于币制改革问题的研究。
在金融统制政策的探讨方面，邱松庆认为南京国民ZF自成立后即着手建立国家金融体系，并在短时期内迅速并发挥重要作用。[cccxxxi] 陈诚从新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南京国民ZF1927至1936年的金融政策，认为其自成立起便全面加强对经济的干预，致力于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制。[cccxxxii] 黄震认为国民ZF一直将控制金融业作为其重要目标之一，通过制定金融法规、整理公债、改组银行体系、币制改革等，建立并确立起金融统制。[cccxxxiii] 崔国华著《抗战时期国民ZF财政金融政策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台湾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考察了战前与战时国民ZF的财政概况、战时财政收支系统的演变与完善、稳定战时金融诸项办法等等。朱坚真对抗战时期国民党ZF的财政金融政策及经济统制措施进行了分析，认为国民党ZF的垄断金融政策战时经济统制办法在维持战时经济，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战斗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便利了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壮大。这时期国民党ZF的经济政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cccxxxiv] 徐惠伟认为抗战期间国民ZF的金融财政政策导致官僚资本迅速发展，使本来就困难重重的国民经济又增添新的创伤。[cccxxxv] 董长芝认为国民ZF采取战时紧急金融措施，实行高度垄断的货币金融体制，对抗战起到了物质保证作用。[cccxxxvi] 徐建生著《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的沿续与变异（1912—1937）》（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博士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2年）也有部分相关内容。[cccxxxvii]
金融立法一直是中央ZF金融政策的集中体现。这一点，集中于体现于20世纪30年代的银行立法上。1931年颁而未行的银行法是近代第一部银行法。李婧考察了近代银行法学的构建进程，认为虽然近代银行立法与研究在民国时呈现蓬勃之势，但直至南京国民ZF结束时，近代银行法学终未形成。[cccxxxviii] 她还以《银行周报》刊登的与金融法规有关的文章为视角，考察近代银行法研究的成果与不足。[cccxxxix] 同时，在20世纪30年代银行立法的过程中，ZF为将钱庄纳入垄断金融体系，以许多规定否定钱业习惯法，以打击其势力，体现了法律规则与习惯规则调整社会秩序的不同效力，这也是阶级利益冲突在法律上的反映。[cccxl] 罗来军、昌晓英认为为从1931年《银行法》与1947年新《银行法》中可以看到在银行业大力发展并不断成为金融业主体力量的同时，钱庄业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地位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ZF的金融立法。[cccxli] 姚秀兰考察了近代中国银行的发展阶段与银行立法间的关系。[cccxlii] 在银行法的制定上，上海银行公会积极参与银行法制建设，通过多种途径与ZF交涉，希望最大限度地参与ZF相关政策的制定，但两者间存在不少冲突与矛盾，以致制约了近代中国银行法制建设的进程。[cccxliii] 在票据立法方面，张群、张松分析了北洋时期对票据习惯的调查研究及其与立法的关系。[cccxliv] 上海银行公会也积极参与了票据立法活动。

4、金融制度程霖著《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从近代银行业制度建设思想的角度对近代华资银行业的发展历程做了述评。杜恂诚对我国近代金融制度的发展与变迁进行了总结与归纳，他认为中国近代经历了自由市场型和垄断型两种金融模式，二者的基本功能特征很不相同。表现在ZF作用的大小、有无中央银行制度等多方面。自由市场型金融制度推进速度慢，而其市场定位精细，金融业的首创性强；垄断型金融制度的推进速度快、力度大，但其“变革”仅具形式意义。在自由市场制度下，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是“平行”的；而在垄断制度下，经济仰赖金融，而金融则操诸ZF之手，金融市场不再具有自发的创造性。[cccxlv] 1927年前，由于北洋ZF逐渐丧失了中央ZF的权威，中国的金融业是在中外不平等条件下以自由市场制度运作的。由于ZF的腐败和不稳定，ZF对金融的干预力是有限的。当时又没有中央银行制度，金融业基本按市场的导向自主发展，以行业规则和不成文法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行业协会具有很强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影响。[cccxlvi] 国民ZF时期，我国的金融制度属于垄断型，主要特征表现为：ZF起决定作用，产生中央银行制度，商业银行官办化，对自由市场加以限制、管制或取缔，滥发纸币成为全局性的必然现象，国内外市场分裂等。ZF作为制度的推进源，制度的推进主要不再取决于基础的形成和发展，而是取决于政治需要和行政性的操作程序。[cccxlvii] 金融制度变迁分为两处类型，即诱致型变迁与强制型变迁。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是可能在一个国家的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交替发生的，而对交替规律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借鉴价值。[cccxlviii] 1927年前的中国金融业属于诱致型变迁，南京ZF时期则属于强制型变迁。[cccxlix] 南京ZF对于金融市场的全面管制是在1935年实现的，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在机构上建造ZF体系，二是实行法币改革。[cccl] 其间，越来越多的业务规则已由ZF制定、颁布、监督执行，市场的首创性和多年积累的惯例、不成文规则均被抹煞或否定。裴红卫力图从一个长期历史的视角去考察中国金融制度的演进和制度变迁，认为中国金融制度的演进与制度变迁和整个渐进转轨改革逻辑相关。[cccli] 刘平著《近代中国银行监管制度研究（1897-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对近代中国的银行监管制度变迁进行了相对较完整的考察和分析，包括银行监管的法规依据、主体特征、客体构成、市场准入监管、业务持续监管、问题银行与市场退出的监管、发行监管、监管方式，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ZF对银行的监管等内容。姚会元、易棉阳认为中国ZF金融监管制度经历了“单一监管—双头监管—单一监管”的变迁过程；其变迁方式表现为以强制性变迁为主，诱致性变迁为辅，且二者之间为一种逆向交替关系。[ccclii]

金融体系：邱松庆：《南京国民ZF初建时期的金融体系》，《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6期。

董长芝：《论国民ZF抗战时期的金融体制》，《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4期。

陈可新：《中国近代银行制度建设研究》，《福建金融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cccliii]

金融制度建设的重点之一是中央银行制度，它与中央银行的发展既有重合之处，又有自身的特点。刘慧宇认为北洋时期的国家银行已具备某些中央银行的职能，但尚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制度。[cccliv] 李桂花认为近代中国中央银行制度经历了从分立特许制向复合集中制，进而向单一集中制演化的过程，前者的转变确立于1939年，而不是公认的1928年。[ccclv] 吴秀霞、易棉阳也认为近代中国的中央银行制度是在抗战时期得以确立的。[ccclvi] 程霖认为从清末(1884~1911年)、北洋ZF(1911~1927年)到国民ZF时期(1927~1949年)，社会各界对于中国建立中央银行制度的必要性、中央银行的产权结构与组织形式、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中央银行的职能作用等问题，进行了长期不懈的理论探讨，提出了许多设想和建议，推动了中央银行制度在近代中国的建立与发展。[ccclvii] 李永伟认为在考察近现代中国金融制度发展史时，晚清中央银行法律制度的发展变迁不能被忽视。从制度层面来看，近代中国在北洋ZF时期就已经出现了ZF主导下的制度构建，但与西方商业银行、中央银行的出现及制度的形成相比较，近代中国由于政治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银行业的制度发展过程中就出现了一个断层。至南京ZF时期，在垄断性的全国金融结构中，中央银行体制经历了由复合制到单一制的发展过程，中央银行集中行使的三大职能最终得以完成，但金融服务于财政的弊端却限制了中央银行制度的良性发展。[ccclviii]

海关金单位制度是南京国民ZF成立初期财金领域内一系列重要项改革之一。吴景平、龚辉考察了1930年代初海关金单位制度的确立进程，认为此举从制度层面有效地制止了金贵银贱风潮给中国关税收入所带来的风险，有助于维持南京国民ZF的内外债信。[ccclix] 龚辉还考察了国民ZF战时关金政策的演变，认为国民ZF将原本专用于关税缴纳的特殊票据关金券用于公债募集，并用作市面流通的货币，发挥了关金政策的抗战功用。[ccclx]
我国传统社会注重商业信用。吕建锁、陈发雨将甬商钱庄与晋商票号的信用制度进行比较，认为两者通过特色制度对行为的有效约束在经营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很高的信誉度。[ccclxi] 刘建生、石惠分析了晋商信用的历史制度，试图构建出一种适合晋商信用制度及其变迁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式。[ccclxii] 刘建生著《晋商信用制度及其变迁研究》（山西经济出版社2008年）采用新古典“理性经济人”假设，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中晋商的信用制度。[ccclxiii] 杜恂诚还考察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信用制度的演进，主要表现为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信用机构的产生，信用工具品种的增加，鉴证类中介组织的发展，以及信托业与企业治理结构相结合等，这是前一阶段市场经济发育所取得的成果的延续。[ccclxiv]
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编《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收了部分学者关于金融机构业务制度进行考察的文章。其中，何品以历次银行章程为中心，考察了浙江实业银行的的制度变迁。马长林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中心，考察了民国时期商业银行的内部管理制度。杨天亮以北四行联合事务所为出发点，考察了北四行联营制度的发展。刘志英从市场制度建设的角度来解析近代中国华商证券交易所制度的演变。万立明对抗战胜利后上海票据交换制度的变迁进行了梳理。（日）久保亨分析了1946年开放外汇制度对战后中国金融制度的影响。

5、金融风潮
此部分内容包括对于国内的金融风潮和国际金融风潮的影响两部分内容。近代国内金融风潮包括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贴票风潮、橡皮股票风潮、信交风潮、白银风潮等。洪葭管、杜恂诚、郑晔、赵瑛等人分别撰文对近代中国的数次金融风潮作了叙述。[ccclxv]

1883年（光绪九年）金融风潮是发生在上海的，因复杂原因而产生的金融风潮，大批钱庄倒闭，粤商徐润和红人商人胡雪岩的事业均受到彻底打击。洪葭管曾撰文叙述。[ccclxvi] 刘广京认为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也是洋务运动企业史上的大事，影响所及，不但削弱可能与洋商竞争的华商资力，而且使在洋务运动之下发展的“官督商办”制度改变形态，使企业精神较高、技术知识较多的商人对洋务企业失去信心，而官督商办也就成为“第一代官僚资本”的工具。[ccclxvii] 竺菊英认为外国资本的压迫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影响和制约才是引起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的根本原因。[ccclxviii]李英铨认为这次风潮是由厘税过重、钱庄自身机制不健全、中法战争吃紧等多种因素综合演变的结果。这次金融风潮分两个路径，即钱庄倒帐风潮和股票暴长暴跌，其过程相当复杂。金融风潮给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后果，沉重打击了钱庄、股份制企业和其它经济组织，造成经济上的萧条和恐慌。[ccclxix] 凌弓分析了此次风潮对近代民用企业的影响。[ccclxx] 杨二兰认为徐润作为特定时代的买办在其中扮演了一个悲剧角色，他靠借贷投机房地产却被连锁的钱庄倒账风潮和股票投机等风潮所累，以至破产免官，成为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的重要诱因。沪上钱庄因得不到外商银行和票号的融通资金，遂至搁浅鹪，还影响到镇江、汉口等地钱庄的倒闭。[ccclxxi] 刘良山、王闯认为此次风潮在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对中国近代工业化造成了影响和破坏。短期的影响是大多数中国近代企业被迫破产从而致使投资商人蒙受巨大损失；长期影响是导致民间资本投资近代工业的积极性锐减，还使勉强度过难关的企业的性质发生了改变。[ccclxxii] 潘晓霞从投机、泡沫与金融危机的角度对此问题进行考察，认为上海钱庄深受商家倒账累及之害，成为金融动荡之源，票号却独善其身并一度求得扩张发展。[ccclxxiii]

1897年贴票风潮是钱庄利用“贴票”方法，高利吸收存款，经营不当而导致大批钱庄倒闭的一次金融风潮。史立丽对此次风潮的过程进行了述评。[ccclxxiv]

1910年，上海爆发了橡皮股票风潮。马长林对近代上海股票的起源和此次风潮的原因进行了叙述。[ccclxxv] 李玉认为这是洋商在上海进行股票投机而引起的一次金融风潮，外国资本家们利用这次风潮从中国夺走了2000万两的资金。[ccclxxvi] 徐华据此从资金、资本两市场的关系角度，对清末金融市场的特征作了分析，认为清末“金融自由化”、资金、资本两市场不健全及由此决定的投机性过强，是这场金融风潮的根源。[ccclxxvii] 姜迎春从外国金融势力与这次股票风潮的关系进行尝试性探讨。[ccclxxviii] 张秀莉认为风潮的爆发是国际市场橡皮原料价格上扬、上海橡皮公司夸大宣传、中外银钱业积极支持和大众投机等因素综合相互作用的结果，最终导致资产价值与股票价格严重脱离。[ccclxxix]
1921年的信交风潮是因投机盛行引发的。洪葭管叙述了交易所的产生过程及与信交风潮的发生的关系。[ccclxxx] 陈争平、左大培探讨了信交风潮带给近代中国金融业的教训。[ccclxxxi] 何旭艳分析了此次风潮对中国信托业的发展带来的影响。[ccclxxxii] 刘志英认为近代中国这场大规模的金融风潮是ZF疏于监管的集中体现，更是成为了近代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管理体制的转折点，标志着近代上海华商证券市场从自由放任型向ZF监管型的转变。[ccclxxxiii] 丁玉萍认为它给近代上海证券市场的发展以沉重的打击，产业证券市场首当其冲，公债交易取代股票交易成为证券市场的“主角”。[ccclxxxiv] 尹振涛认为此次风潮的启示有资本市场必须要与国家自身经济实力相一致，必须以企业的总体发展为基础，必须对证券交易与证券交易所进行严格监管，建立健全金融危机的预警机制。[ccclxxxv]
近代中国发生过两次白银风潮。第一次发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是美国白银政策所引起，并直接导致中国银本位制的崩溃。郑会欣较早地论述了白银风潮产生的原因及后果。[ccclxxxvi] 钟祥财分析了美国实行白银政策的根本原因及这一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多重影响。[ccclxxxvii] 候桂芳上海银钱界在此次风潮中受到严重的影响，为渡过危机而不得不求助于国民ZF，逐渐被国民ZF所控制。[ccclxxxviii]张亚兰从世界货币体系的演进和经济危机的角度分析了此次白银风潮对我国币制的影响。[ccclxxxix]
1947年黄金风潮是法币即将崩溃的先兆。何大钧著《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叙述了这次风潮的概况。汪朝光认为它标志着国民党战后以金融开放维持经济稳定政策的失败，实际成为国民党企图以经济手段解决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的最后一次尝试。[cccxc] 孙永鑫、戴秀荣对相关史料进行了整理。[cccxci]

近代区域金融中心天津也时有金融风潮发生。吴必龙对20世纪初期天津金融风潮及其对对外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分析。[cccxcii] 龚关探讨了20世纪初期天津金融风潮的应对机制。[cccxciii] 宋美云分析了天津商会在化解金融风潮过程中所起的作用。[cccxciv]

停兑令事件是近代中国金融史上没有演变为金融风潮的一个特殊个案，洪葭管对事件始末作了述评，对上海中国银行的努力给予肯定。其成功是因为顺应了时势民心，得到江浙金融资产阶级、地方ZF和列强在华势力等各方面的支持。[cccxcv] 1921年各地银行公会组织的代兑停业的中法实业银行钞票案也是成功地预防金融风潮发生的例子。李一翔对此次风波进行了述评。[cccxcvi] 董昕将此作为中国银行处理金融风潮的个案进行分析。[cccxcvii] 此外，学者们还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提存风潮、民初四川的金融风潮、五口通商时期的银元风潮等进行了初步分析。[cccxcviii]

6、金融人物对于金融人物的评析，即有整体研究，也有个案剖析。杨培新在1980年代初对近代中国金融资产阶级进行了评析，指出其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同时，近代银行与ZF的关系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银行对ZF有极强的依靠关系，另一方面，银行与ZF之间又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cccxcix] 程大方认为上海民族金融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体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cd] 姚会元著《江浙金融财团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对近代中国金融资产阶级的主体――江浙财团进行了专题研究。他认为民初时以江浙财团银行家为核心的中国金融资产阶级逐渐形成并趋于成熟，反映出本阶级的独立发展要求。[cdi] 近代中国银行业在一战前后的大发展是江浙财团形成的基础，它包括所有以上海为其资本活动基地的资本家集团，既有钱庄银行资本，又有近代工商业资本。[cdii] 华南财团是中国近代民族金融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银行的创办人及经理人以华侨及侨商为主，有明显的粤闽籍地缘特色。张晓辉认为该资本集团虽无具体组织形式，但各银行在背景及经营的发展途径上颇多一致之处。华南财团资本家中不少人早期同孙中山革命ZF有较深的渊缘，并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构成近代华侨金融之枢纽。[cdiii] 徐矛主编的《中国十银行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对宋子文、张嘉璈、钱新之、叶景葵、陈光甫、李铭、吴鼎昌、周作民、谈荔孙、胡笔江等人的生平和业绩作了介绍，书后还附有百位近代金融界人士的小传。
对于近代银行家的研究集中于张嘉璈、陈光甫、宋子文、周作民等人。张嘉璈就职于中国银行二十余年，在1935年被逐出中行。台湾学者毛知砺著《张嘉璈与中国银行的经营与发展》（民国人物传记丛书3，台北国史馆1996年印行）探讨了他对中国银行的经营与发展做出的贡献。学者们对他的领导中国银行向商业化发展的努力给予肯定，并分析了1935年被撤换的原因。[cdiv] 陈光甫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总经理，对于他的相关研究集中于探讨其经营管理思想[cdv] 和他所代表的金融界人士与ZF的关系。[cdvi] 姚菘龄著《陈光甫的一生》（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84年版）介绍了他的生平。上海市档案馆编《陈光甫日记》（上海人出版社2002年版）是相关研究的重要史料史。[cdvii] 周作民是金城银行的总经理，相关研究集中于他对金城银行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cdviii]与中国通商银行有关人物初步研究有盛宣怀、杜月笙。[cdix] 与中央银行相关的人物研究有宋子文、孔祥熙。[cdx] 张敏、宋士云对近代中国银行家的经营管理思想进行了分析。[cdxi] 钱业人物的相关研究与介绍集中于秦润卿、[cdxii] 虞洽卿、[cdxiii]　陈春澜。[cdxiv] 金普森主编的《虞洽卿研究》，（宁波出版社1997年版）汇集了相关研究成果。

对于晋商进行的研究的专著有张正明著《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安介生著《山西票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和史若民著《票商兴衰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董继斌著《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孔祥毅著《晋商与金融史论》（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杜正贞著《浙商与晋商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李永福认为晋商作为区域性的旧式商帮，其作为彰显了社会价值与责任。[cdxv]

7、金融业同业公会经过清末民初的酝酿与初萌，到1918年北洋ZF颁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以后，同业公会组织逐步遍及全国各大都市与中小城镇。[cdxvi] 此后，虽历经国民ZF的几次整理，但在总的趋势上仍保持了不断的发展与壮大。就商会的研究而言，对于天津商会和上海总商会的研究是其热点。[cdxvii] 就金融史而言，研究的主体是银行公会与钱业公会，尤以上海银行公会和上海钱业公会的研究最为学者瞩目。许多行业同业公会还办有会刊，以为会员交流信息、研究商情提供空间，这些会刊也成为同业公会研究的最重要来源。如上海银行公会创办有《银行周报》，汉口银行公会创办有《银行杂志》，北京银行公会创办有《银行月刊》，上海钱业公会创办有《钱业月报》。有的同业公会则将本行业的组织流变及活动概况编撰成书，以为志鉴，如上海银行公会所属《银行周报》杂志社即编有《上海银行公会事业史》一书。[cdxviii] 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编《近代上海金融组织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一书收入多篇相关文章。

近代来对于上海银行公会的研究成果颇多。[cdxix] 郑成林著《从双向桥梁到多边网络――上海银行公会与银行业 1918-1936》（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对上海银行公会的组织体系及网络建构、上海银行公会与银行业自立发展等内容进行了探讨。金承郁、王晶、陈正卿、朱华、张天政、张徐乐等撰文叙述了上海银行在各时段的发展、活动和特点。[cdxx] 上海银行公会的活动颇为活跃，除参与ZF的各项立法活动外，也积极参与华商银行的业务制度建设、币制改革、业规修订等，[cdxxi] 在抗战前期执行国民ZF的金融政策，在上海沦陷后维护同业利益。[cdxxii] 此外，对于上海银行公会活动的研究也是学者们探讨上海金融界与国民ZF关系的切入点。[cdxxiii] 上海钱业公会历史悠久，近年来研究成果颇丰，主要着眼于其发展变迁史、在金融运行中的作用等。[cdxxiv] 作为同业组织，上海银钱两业公会既有代表各自行业利益而产生的纠纷，也有为达到共同目标而进行的合作。[cdxxv] 中外银钱业联合会是1920年代上海中外银钱业三方共同组建的一个金融合作组织，何品对它的筹建过程作了述评。[cdxxvi] 刘志英对近代上海华商证券同业公会的活动进行了评析。[cdxxvii]

8、思想与刊物对于近代金融思想的研究成果集中于个人。姚遂著《中国金融思想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4年版）概述了自先秦至五四运动时期我国金融思想、理论的发展。朱华雄、李俊认为民国时期的金融思想十分丰富和庞杂，但是其发展线索还是非常清晰的。从类别上，可以将其划分为三大流派，即中国传统金融思想、西方金融理论和马克思主义金融学说。这三大流派在研究的视野、研究的重点、研究的方法、认识的层次上存在差异，因此，三大流派学术地位和发展趋势也不同。此外，从内容来考察，民国时期金融思想在不同时期存在着相对集中的主题。纵观整个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发展过程，民国时期的金融思想主要围绕三大主题而展开，即金属本位制、纸币制度、反通货膨胀。[cdxxviii] 张亚光通过对民国时期金融出版物的统计分析，运用历史的、比较的方法对民国金融思想的演进轨迹进行了描述和研究。[cdxxix] 此外，对王茂荫、孙中山、袁世凯、严复、张謇、张嘉璈、陈光甫的个人金融思想进行了初步的探讨。[cdxxx] 对于金融刊物的研究明显不足，仅在金融类期刊上有介绍性的文章，缺乏有份量的文章。[cdxxxi] 对民国时期金融类刊物的办刊导向、作者群体、文章类别等缺乏研究。

9、币制问题与通货膨胀宏观而论，对于货币的研究也属于金融学、金融史的研究范畴。纸币研究专著有吴筹中著《中国纸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戴建兵著《中国近代纸币：1840～1949年中国近代官银钱号、省、市银行纸币简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于彤、戴建兵著《中国商业银行纸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江苏省钱币学会主编：《中国近代纸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等。对于近代金属货币制度进行研究的专著鲜见，戴建兵著《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对白银在近代中国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进行了探讨。王业健著《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44-1937）》（台北南港1981年版）也颇具参考价值。纸币与金属币的版别由专业人士汇编成图谱或目录。

币制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币制改革和纸币政策上。[cdxxxii] 台湾学者卓遵宏著《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史（1887-1937）》（台北国史馆1986年印行）从整体上叙述了我国近代的币制改革历程。颜嘉川著《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的中国通货膨胀比较研究1938-1996年》（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考察了旧中国战争型超级恶性通货膨胀，间接涉及币制改革问题。
清代末期，我国的货币制度极其紊乱。光绪朝时，近代币制已开始了制钱向铜元、银两向银元的转变。机制制钱在这场转变中是承上启下的一个关键。[cdxxxiii] 甲午战后，针对货币铸造、发行、流通和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严重弊端，清ZF采取了确立七钱二分制银元为主币、用铜元取代制钱、限制纸币发行以及建立现代银行制度等一系列币制改革措施，但由于缺乏必要的财力及配套措施等原因而使用币制改革的努力失败。[cdxxxiv] 但这种币制改革的倾向代表着中国在币制问题上的近代化发展趋势。[cdxxxv] 1904年，美国“会议货币专使”精琪向清ZF提出币制改革方案，主张导入金汇兑本位制，但此方案由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反对而被废弃，此后，“货币发行地方化”这一历史现象愈趋严重。丘凡真认为各省督抚们是清朝币制改革的巨大障碍之一，精琪对在中国实行币制改革所要面对的“抵抗”做了过低的估计。[cdxxxvi]
张振鹍：《清末十年间的币制问题》，《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

王宏斌：《论光绪时期银价下落与币制改革》，《史学月刊》1988年第5期。
中国纸币产生于封建社会鼎盛时期，比西方早六七百年，封建专制制度赋予了它太多的“政治职能”，使它不能健康发展。西方纸币产生于资本主义初期，有了较好的商品经济发展条件，因而比较容易转化为近代资本主义纸币。[cdxxxvii] 清朝经历了从古代货币演变为近代货币的转折。它基本上沿用明朝后期的货币制度，即银两与铜钱同时流通使用，而以白银为主体，只在顺治、咸丰两朝发行过纸币。嘉道年间，曾任户部右侍郎的王茂荫首倡“行钞币”，主张改革币制。[cdxxxviii] 但纸币发行中的通货膨胀问题随着军费的筹措而日益显现。[cdxxxix] 咸丰朝时就出现了户部钞票舞弊案。[cdxl] 仅就纸币而言，清末时流通于国内的纸币就有外国纸币和外国银行在华发行的纸币、清ZF发行的纸币、各省官银号发行的纸币、私营银号、钱庄发行的纸币等五种。南京临时ZF成立时，在币制、金融方面曾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纸币兑现问题仍是币制保持稳定的核心问题。[cdxli] 随着军用钞票、银两票、银元票等（本文统称为纸币）等代用金属货币的涌现和增多，纸币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而复杂。[cdxlii] 袁世凯主政期间曾统一了银元、整理了纸币、并对货币本位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cdxliii] 整个北洋时期，我国的币制的混乱状况没有得到彻底的整顿，纸币发行的地方性因军阀割据而愈加严重，但领券活动的日益开展使中小型金融机构趋向于向在发行权的大银行缴纳一定成分的准备金，领取银行券使用，有助于货币发行权的集中。[cdxliv] 20世纪30年代，我国币制紊乱的情况依旧。[cdxlv] 中国学者关于货币制度的讨论，大都是围绕货币本位制展开的。讨论的币制改革方案中最具有理论意义并对南京国民ZF法币政策的实施产生直接影响的是管理通货制：先是在讨论银币本位制时提出对银币进行管理，后来讨论纸币本位制时要求对纸币的发行进行管理，最后为法币政策设计方案时进一步全面系统地讨论了管理通货制。[cdxlvi] 在币制改革的进程中，国际ZF分两步进行，1933年实现废两改元，[cdxlvii] 1935年实行了法币政策。

法币指1935年币制改革时国民ZF通令全国使用的纸币，即法定货币。对法币改革或法币政策的研究成果较多。[cdxlviii] 法币政策是承废两改元后为摆脱落后的货币制度和美国白银政策的消极影响而实施的。[cdxlix] 对于法币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视角，一是法币政策实施的原因与收效，[cdl] 二是法币改革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及影响，以美英日三国为主。[cdli] 法币政策实行后，为抗战前中国的经济恢复与发展开辟了道路，对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也发挥着积极作用。[cdlii] 同时，在抗战时期大后方与沦陷区之间存在着大规模的非正常的法币流动现象，这主要是由日本的策动引起的，也与大后方的经济处于弱势有关。日本策动法币流动的根本目的在于促使大后方的金融崩溃，但其目标并未达到。[cdliii] 抗战中后期及解放战争期间法币的恶性通货膨胀也加剧了国民党政权的灭亡步伐。[cdliv] 在法币政策的推行方面，仅有学者对云南地区有所考察。[cdlv]
金圆券政策是在法币政策近乎崩溃的状况下于1948年11月出笼的。[cdlvi]这一方案是当时王云五组织财政部的人所拟订的。[cdlvii] 季长佑著《金圆券币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对这一政策的出台、执行及结局进行了考察。金圆券政策的实质性内容有三点：一是彻底改革币制，乘机扩大发行；二是人民持有的金银外币缴兑给中央银行；三是硬性压制物价。但是，金圆券拟订发行额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加剧了通货膨胀；[cdlviii] 收兑金银外汇成为再次聚敛强夺民财的手段。[cdlix] 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在成立之初即遭到人们的质疑，在后来的具体工作中因各方掣肘和ZF的失信而成为虚设。[cdlx]
与金圆券相类似，银元券是在前一种货币的币信完全丧失的情况下发行的，其结局只有迅速破产一途。发行银元券的币改是实行时间最短，流通地区最小，失败最惨的一次。对此，学者们的看法相一致。[cdlxi]
此外，在币制问题上还有对各地币制演变情况、[cdlxii] 各行纸币的发行情况、[cdlxiii] 地方性货币、[cdlxiv] 外商银行纸币[cdlxv] 的初步研究。其中，对纸币低折问题、维持纸币币值措施的探讨较有新意和研究价值。[cdlxvi]

10、与ZF及产业的关系金融业作为百业之首，与ZF的关系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之一。在财政史等经济专史的研究中，部分内容涉及到金融业与ZF，尤其是中央ZF间的关系问题。杜恂诚考察了近代中国ZF财政与银行业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两者间的关系基本上取决于中央ZF的状况，在中央政权对全国基本握有控制权时，银行业往往就沦为ZF财政的附庸；中央政权名存实亡、对全国失去控制时，银行业就趋于独立，并按经济发展的固有规律加强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步关系。后一种情况在北洋ZF时期表现得颇为明显。国民党政权的基本统一又为重新控制银行业、把后者纳入ZF财政的轨道奠定了基础。国民党ZF强行打断了本国私人资本主义较为自由的发展过程，也为以后的恶性通货膨胀种下了祸根。[cdlxvii]

对于晚清时金融业与ZF关系的相关研究没有独立的成果，相关研究融合在对于晚清财政问题和外债问题的研究中，如周育民著《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吴心伯著《金元外交与列强在中国（1909-1913）》（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在北洋ZF时期，有的学者考察了作为国家银行的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同中央ZF关系的演变。中国银行与北洋ZF间的关系经历了由紧到松的过程，朝着商业银行的方向发展，官股到1923年时仅余5万元了。中行与北洋ZF关系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邓先宏、张庆军的文章中。交通银行的组建与经营邮船路电四政有关，在晚清与北洋时期一直与中央ZF的关系密切，梁士诒等交行派的实力人物被称作“交通系”。贾熟村著《北洋军阀时期的交通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和《交通银行与交通系》对交行与北洋ZF的前期关系进行了研究。1924年后，在张骞等人的主持下，交行也朝关商办化的方向发展，与ZF的关系逐渐疏远。

近年来，对于上海金融界与国民ZF关系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许多专著对银行界与国民ZF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cdlxviii] 吴景平主编的《上海金融业与国民ZF关系研究（1927－1937年）》（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是研究抗战前期两者间关系演变的专著。

对于上海银行界在1927年前后与蒋介石ZF的关系，多位学者撰文作了探讨。早期对于两者间关系的研究集中于江浙财团与南京国民ZF的成立方面。杨树标、杨青以《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一书为线索，解读四一二前后江浙财团与蒋介石集团势力的关系。[cdlxix] 姚会元认为江浙金融财团曾经以自己的财力助蒋上台。但蒋介石为首的南京ZF对其采取有拉有打的策略驱使之、勒索之；而江浙金融财团1928年后也在对南京国民ZF由"希望"到"失望"的过程中，做着既讨好、奉迎又时有反抗的挣扎。[cdlxx] 近年来，学者们将着眼点准确定位于上海金融界，着力探讨上海金融界与南京国民ZF的关系。着眼点之一是1927年前后两者间的关系。吴景平深入考察了苏沪财委会的组建过程及对南京ZF组建初期在筹款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cdlxxi] 王正华指出，蒋介石能够在与武汉国民ZF的对抗中占据优势并最终在南京建立蒋氏政权，与江浙银行家的支持密不可分。[cdlxxii] 张秀莉从上海银行公会在1927年政局中的活动入手，分析南京国民ZF建立前后上海金融界给予蒋介石财政支持。[cdlxxiii] 着眼点之二是抗战前十年两间者控制与反控制的博弈。郑成林以上海银行公会的活动为出发点，认为ZF虽然企图加强对银行业的控制，但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公会对币制改革和银行法制建设方面的建议，上海金融界还具有一定的自主性。[cdlxxiv] 国民ZF对上海金融界进行控制的着力点之一是同业公会。吴景平认为1929年至1931年的改组风波中，虽然上海银行公会在强大的压力下最终遵行法规组织起同业公会，又改组原公会为银行学会，但改组风波对上海金融业所产生的冲击，还只是外在的，间接的。[cdlxxv] 他还从银行立法的角度来看等国民ZF与上海银行业的关系，认为20世纪30年代国民ZF企图通过法规来约束银行界实现金融统制之目的，银行界从自身利益出发，与国民ZF之间展开了斗争，但这些法规在客观上有利于规范金融市场的运作和银行业务的开展，这同样是银行界梦寐以求的，这就决定银行界与国民ZF的斗争是有理、有利、有节的。[cdlxxvi] 魏浩然等认为抗战前南京国民ZF为构筑国家垄断金融体制展开的金融立法呈现出垄断性、特权性、渗透性、适时性等特征，[cdlxxvii] 为进一步控制金融各界奠定了法律基础。闫向利认为以“四行二局”为核心的国家金融体系的建立表明国民ZF已基本控制了金融各界，但客观上加快了我国近代金融业的现代化步伐。[cdlxxviii] 目前，尚未见有力度的专文研究和揭示抗战时期银行界与国民ZF的关系。吴景平还对抗战后初期上海银行业与国民ZF的关系进行了述评。[cdlxxix]

金融机构的活动必然与产业有关，而新旧式金融机构与近代产业相结合的密切程度在不同时期是不一致的。传统金融机构中的钱庄业一直与工商各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外资银行和华资银行还拆款给钱庄作为资金的营运方式，但钱庄等民营中小型金融机构也存在信用不稳固、投机性和脆弱性高、不利于金融稳定发展等问题。[cdlxxx] 近代银行与产业的关系，学术界有三种不同观点。[cdlxxxi]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银行业并不是因为产业的发达而发达，故而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与中国产业的发展是不一致的；[cdlxxxii] 另一种观点则与此截然相反，认为中国近代产业资本的发展是导致中国近代银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必然联系，在发展趋势上有着相当的同步性；[cdlxxxiii]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中国近代银行与产业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不密切到密切、由不同步到同步的过程。[cdlxxxiv] 相对而言，第三种观点得到了学术界更多的认可，持此观点的代表者为李一翔。他认为新式银行与新式企业的关系经历了由不密切到密切的演进过程，从而对中国工业化运动的发展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但近代中国的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最终却未能有机地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资本形态，即金融资本。[cdlxxxv] 姚会元从银行资本运动的角度来看待两者间的关系，认为从总的趋势来看，近代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逐渐接近，在发展过程中相辅相成。[cdlxxxvi] 兰日旭从银行资金运作重心转移的角度分析，认为银行资金的运作重心越来越靠近产业，但对产业资本的形成作用是有限的。[cdlxxxvii] 李一翔认为银行业在20世纪30年代对棉纺织业进行直接投资，是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结合的新形式。[cdlxxxviii] 刘淼考察了上海交通银行与祁门红茶的间以贷款关系为主的银企关系建立的过程、原因及影响，认为这种银企关系标志着农业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活动受到金融资本的支配与控制，也说明中国内陆地区农业产品的生产者与贸易组织同沿海出口口岸的关系更为密切。[cdlxxxix]

20世纪80年代以来，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热点，这股学术热潮的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区域农村社会经济史备受推崇和重视，江南和华北又是热点之中的热点；二是专题史研究盛行，例如市场史、生态史等领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青睐。但是应该说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还存在有待开拓或加强的领域，农村金融史就是其中之一。对农村金融的研究涉及新旧金融机构，一方面，高利贷、典当、合会等传统金融形式是农户的传统融资渠道，另一方面，现代农业金融兴起后得以迅速发展。新式农村金融的主要形式有银行、农民抵押贷款所、合作社等。国民ZF统治初期，新式农村金融体系已基本形成，但传统农村金融仍占主体地位。詹玉荣著《中国农村金融史》（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和徐唐龄著《中国农村金融史略》（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年）概略性地叙述了各时期我国农村金融的状况。李金铮著《民国农村借贷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和徐畅著《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中地区农村金融研究》（齐鲁书社2005年版）对两者均有考察。易棉阳、姚会元认为中国农业金融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了发轫——发展——调整三个阶段。较之西方近代农业金融和中国传统农业金融，近代中国农业金融具有自身的特点：一是它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但农民却得利甚少，二是它遏制了旧式高利贷却制造了新式高利贷。造成这两个悖论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近代中国农业金融存在制度缺陷。[cdxc] 刘纪荣、魏本权考察了近代中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的变迁，认为其经历了从农村信用合作制度－农业贷款制度－合作金库制度的不同阶段，体现了各自不同特征。[cdxci] 20世纪30年代，商业银行中出现“资金归农”的口号，新式金融机构银行开始介入中国农村的传统金融，向农村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放款，王锋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述评。[cdxcii] 刘永祥认为这一活动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除了外敌入侵、社会动荡及国民党ZF忙于内战等社会政治原因外，其直接根源则是农业金融制度的缺失。[cdxciii] 兰日旭认为银行的农贷活动虽然受到时局等因素的约束而大打折扣，但他们的介入却适应了时代的潮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cdxciv] 马长林考察了当时上海银行界组织的中华农业贷款合作银团在北方开展的农贷，认为银团对陕豫皖晋等地区合作社的棉业生产、运销发放的巨额贷款对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cdxcv] 此外，黄立人、薛念文、张天政、王专等考察了某行或某地的银行农贷活动。[cdxcvi] 程春晖通过安徽地区新式农村金融与传统农村金融的对比考察，指出国民ZF统治初期的安徽新式农村金融与传统农村金融之间既相互竞争，相互排斥，同时又相互渗透，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cdxcvii]

四、回顾与展望近三十年来对中国近代金融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⑴ 已基本构建起中国近代金融史的学科体现，并呈现出进一步向纵深研究发展的总体趋势。
⑵ 注意运用金融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方面进行研究，既有描述性成果又有分析性成果，总的来看以前者为主。
⑶ 在宏观研究已经取得突破性成果的基础上开始注重对于微观领域或个案的研究。


虽然如此，但中国近代金融史的研究仍在许多领域有着发展空间，是今后从事研究者的努力方向。
⑴ 研究上有很大拓展空间，诸多空白点值得深入研究。如各地的金融业同业公会组织、商业银行的业务制度等。
⑵ 资料问题。如专题的收集与整理，海外档案资料的出版（如藏在美国胡佛研究所的蒋宋日记[cdxcviii]）等。
⑶ 引入新的研究方法。除金融学的理论与方法外，可引入人类学、考据学的研究方法，达到史论结合的目的。
⑷ 多关注与现实有关的问题，以发挥史学“经世致用”的功效。
⑸ 与财政史、公债史、保险史等经济专史相借鉴成果，推动经济史的研究在整体上向纵深发展。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

[i] 如宓汝成，邢菁子编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9年版。宓汝成：《建国以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评述》，《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5期。虞和平：《50年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2000年第1期。王伟光主编：《中国历史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30年丛书之一。
[ii] 如戴建兵：《中国近代货币史研究评议》，《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潘晓霞：《近十年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综述》，《江海学刊》2005年第6期。易棉阳、姚会元：《198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银行史研究综述》，《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徐锋华：《近二十年来法币改革研究综述》，《民国档案》2007年第3期。易继苍：《钱庄业研究综述》，《学术界》，2008年第1期。黄正林：《1980年以来国内革命根据地金融史研究综述》，《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1期。
[iii] 在编写行史的过程中，中国银行各地的分行陆续出版了几部分行史资料汇编：《北京的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北京市档案馆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中国银行东北地区行史资料汇编》（中国银行辽宁、吉林、黑龙江省分行合编，1996年）、《中国银行福建行史资料汇编（1914-1949）》（中国银行福州分行行史编委会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国银行厦门市分行行史资料汇编（1915-1949）》（《中国银行厦门市分行行史资料汇编》编委会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银行泉州市分行组织史资料（1916.3-1995.4）》（中国银行泉州市分行行史编委会编，中国银行泉州市分行国际金融调研室发行，1995年）。这几部分行史资料汇编都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各地中国银行分支机构的发展演变过程，具有地方特色，是研究各地金融史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iv] 共12辑，十册为银行的简史和资料，包括一、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专辑，二、新华信托银行 浙江兴业银行 国华银行北京分行 中华懋业银行 北平事银行 河北省银行，三、中国农工银行  中国实业银行  中孚银行，四、金城 盐业 大陆 中南  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  聚兴诚银行，五、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六、中国农民银行  中央合作金库，七、中央信托局 邮政储金汇业局 中国国货银行 北京银行商业同业公会，八、中央银行简史  中央银行史料，九、四联总处专辑，十、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及其它敌伪银行；另两册为北京金融史料的“典当钱庄票号证券篇”和“货币篇”。
[v] 内容包括李骏耀著《中国纸币发行史》，施嘉干编《中国近代铸币汇考》，徐沧水编《民国钞券史》，潘子豪著《中国钱庄概要》，施伯珩著《钱庄学》，《大清银行始末记》，周葆銮著《中华银行史》，王志莘著《中国之储蓄银行史》，《中央银行条例规程汇编》，《民国二十三年度中国重要银行营业概况研究》，《全国金融机构一览》，《世界信托考证（节选）》等等。
[vi] 该丛书共分十一大类：一，哲学、宗教类；二，社会科学纵论类；三，政治、法律、军事类；四，经济类；五，文化、教育、体育类；六，语言、文字类；七，文学类；八，美术、艺术类；九，历史、地理类；十，科学、技术类；十一，综合类。
　　该丛书在编写上既着眼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又达到了保存资料、抢救文献的目的，容纳了各家各派之并存，既突出了重点，又力求了系统完整，既重点选收了具有代表性，权威性的著作，又适当纳入了某些具有开创性的读物，学术观点上做到了兼收并蓄，多学并存，展示了民国时代的学术发展状况及成就。
[vii] 丁进军：《<历史档案>所刊有关货币金融史料述要》，《中国钱币》2006年第4期。
[viii] 此书是作者在《中国货币金融史论著索引（1900-1986）》（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的基础上编写的。书评见《中国钱币》2001年第3期。
[ix] 本书包括：中国古代货币金融史和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史，对各时代的货币与信用问题、近代货币改革、近代保险、近代黄金市场与黄金政策变迁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x] 姜宏业：《近代中国沿海地区银行的建立与发展》，《浙江金融》1985年第2期。
[xi] 李明伟：《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道路》，《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5期。
[xii] 周涛：《清末民初中国银行业中的近代化因素》，《改革》2001年第6期。
[xiii] 陈炜：《近代中国自开商埠银行业探析》，《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xiv] 徐进功：《略论北洋ZF时期的银行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
[xv] 朱荫贵：《两次世界大战间的中国银行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xvi] 兰日旭：《北洋ZF时期我国官办银行商业化活动述评》，《渤海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xvii] 兰日旭：《近代中国银行业资金运作变迁及其绩效探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xviii] 李一翔：《从资金流动看近代中国银行业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改革》1997年第3期。
[xix] 刘平：《上海银行业保人制度改良述略》，《史林》2007年第4期。
[xx] 邓先宏：《试论中国银行与北洋ZF的矛盾》，《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中国银行与北洋ZF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十一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xxi] 张庆军：《略论中国银行的早期发展与北洋ZF的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2期。
[xxii] 张秀莉、张帆：《中国银行与南京国民ZF的早期关系》，《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
[xxiii] 姜虹：《1935年南京ZF改组中国银行原因探析》，《安徽史学》2002年第3期。
[xxiv] 张秀莉：《抗战时期中国银行改组述评》，《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3期。
[xxv] 此书未公开出版，可在上海市图书馆查阅到。
[xxvi] 翁先定：《交通银行官场活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xxvii] 徐锋华、高洁：《论国民ZF对交通银行的改组缘起和角色定位》，《河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徐锋华：《交通银行的两次改组始末和角色定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
[xxviii] 许鼎彦：《中国、交通银行与帝制运动》，《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27)》，1995年9月；《交通系与民初的内国公债 (1914-1916)》，《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28)》，1996年9月。
[xxix] 刘慧宇：《论国民ZF中央银行的组建及其角色定位》，《民国档案》1999年第3期。
[xxx] 刘慧宇：《论抗战时期中央银行的职能建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
[xxxi] 刘慧宇：《论抗战时期国民ZF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能》，《南开经济研究》2001年第3期。
[xxxii] 刘慧宇：《国民ZF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论》，《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xxxiii] 刘慧宇：《中央银行与国民ZF货币现代化改革》，《民国档案》2002年第2期。
[xxxiv] 魏浩然、王培文：《南京国民ZF中央银行设立的负面效应》，《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2期。
[xxxv] 吴秀霞：《抗战时期国民ZF中央银行体制的确立》，《山东师大学报》2000年第4期。
[xxxvi] 董长芝：《简论中国农民银行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6期。
[xxxvii] 蒋国河：《中国农民银行农贷业务评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xxxviii] 邹晓昇、黄静：《论中国农民银行的农贷运行机制》，《河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xxxix] 邹晓昇：《试论中国农民银行角色和职能的演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
[xl] 吴永光：《近二十年来四联总处研究综述》，《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5年第4期。
[xli] 姜宏业：《四联总处与金融治理》，《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
[xlii] 黄立人：《四联总处的产生、发展与衰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
[xliii] 黄立人：《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农贷》，《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6期。
[xliv] 刘祯贵：《试论抗战时期四联总处的工矿贴放政策》，《四川师大学报》1997年第2期。
[xlv] 刘祯贵：《对抗战时期四联总处农贷政策的几点思考》，《四川师大学报》1998年第2期。
[xlvi] 杨箐：《四联总处与战时金融》，《浙江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xlvii] 王红曼：《战时四联总处侨汇经营管理政策分析》，《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四联总处”对战时货币发行的法律监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四联总处对战时银行机构的法律监管》，《安徽史学》2008年第6期。
[xlviii] 王红曼：《四联总处与西南区域金融网络》，《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四联总处与战时西南地区的金融业》，《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四联总处与战时西南地区的通货膨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四联总处与战时西南地区工业》，《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四联总处与战时西南地区的农业》，《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
[xlix] 杨亚琴：《旧中国地方银行的发展》，《上海金融》1997年第4期。
[l] 史继刚：《民国前期县地方银行的创设》，《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论抗战时期国民党大力推广县市银行的原因》，《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li] 王恭敏：《浙江地方银行沿革》，《浙江金融》1987年第10期。
[lii] 张朝晖、刘志英：《近代浙江地方银行与ZF之关系研究》，《财经论丛》2006年第6期；刘志英、张朝晖：《民国时期浙江地方银行的农贷研究》，《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抗战时期的浙江地方银行》，《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2期。上述文章是2003年度浙江省教育厅课题《“浙江地方银行”与近代浙江经济》（课题编号20030191）的相关成果。
[liii] 常树华：《再论富滇银行——富滇新银行》，《云南财贸学院学》1986年第3期；吴筹中：《重庆银行与四川地方银行的钞券》，《西南金融》1989年S1期；伍常安：《近代江西地方银行业的几个发展时期》，《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汪昌桥：《安徽地方银行史略》，《安徽史学》1991年第4期；郑学筠：《聚兴诚银行的业务经营与杨粲三的用人之道》，《农金纵横》1991年第3期；伍常安：《江西地方银行及其纸币简介》，《江西地方志》1993年第4期；王庆德：《近代贵州金融业变迁中的省银行》，《贵州文史丛刊》2000年第4期；白兆渝：《刘湘与四川地方银行》，《文史杂志》2002年第6期。时广东著：《1897~1937近代中国区域银行发展史研究：以聚兴诚银行、四川美丰银行为例》，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liv] 曹广森、闵庚堯：《中国通商银行建立的时间及其性质》，《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lv] 汪敬虞：《略论中国通商银行成立的历史条件及其在对外关系方面的特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9期；《略论中国通商银行成立的历史条件和特征》，《汪敬虞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lvi] 章友德：《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办与运作方式》，《历史教学问题》1994年第l期。
[lvii] 宋士云：《我国历史上第一家股份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lviii] 谢俊美：《外资银行夹击下的中国通商银行》，《历史教学问题》2002年第6期。
[lix] 戴建兵：《中国通商银行的创办及第一起伪钞案》，《江苏历史档案》1997年第l期。
[lx] 陈礼茂：《张之洞在中国通商银行创办过程中的言论述评》，《安徽史学》2003年第5期。《盛宣怀与中国通商银行的早期运作》，《云梦学刊》2006年第2期。《早期中国通商银行的几个金融案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
[lxi] 巩为为：《盛宣怀与“官助商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lxii] 祁敬宇：《晚清ZF经营通商银行的失败及其评述》，《华南金融研究》2002年第4期。
[lxiii] 詹庆华：《旧中国海关与中国近代的关系——以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前后的历史为例 》，《上海海关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2期。
[lxiv] 刘永祥：《近代民营银行的经营理念与管理制度》，《辽宁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lxv] 周春英：《近代中国民营银行发展制度变迁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lxvi] 徐鼎新：《旧中国上海银行的经营治理》，《学术月刊》1981年第9期。
[lxvii] 洪葭管、卢盛春：《商业银行兴衰的关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营管理的剖析》，《国际金融研究》1991年第3期。
[lxviii] 陈文彬：《社会信用与近代上海银行业的发展——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中心》，《学术月刊》2002年第11期。
[lxix] 孙建国：《论近代银行防弊制度设计——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中心》，《河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lxx] 薛念文：《1927--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农贷活动》，《民国档案》2003年第1期。
[lxxi] 方亮：《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智力开发与人事管理》，《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张寿彭：《试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营治理的成功经验》，《兰州商学院学》1995年第1期。
[lxxii] 朱镇华：《一家典型的民族资本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3期。《认真看待官利——以浙江兴业银行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市场》2009年第10期。
[lxxiii] 李国胜：《浅谈浙江兴业银行与外资银行的关系》，《时代金融》2007年第11期。
[lxxiv] 王勉：《解放前“北四行”对促进华北及天津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华北金融》1988年第10期。
[lxxv] 阚立军：《“北四行”联营集团浅析》，《江海学刊》1997年第5期。
[lxxvi] 阚立军：《“北四行”金融资本初探》，《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lxxvii] 顾关林：《关于“北四行”联营的几个问题》，《海南金融》1998年第4期。可参见田兴荣：《北四行联营研究（1921-1952）》，博士论文，复旦大学2008年。
[lxxviii] 康金莉、姚会元：《南京ZF时期北四行有价证券投资研究》，《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lxxix] 刘永祥：《抗战时期金城银行在西部的经营活动》，《社会科学辑刊》2001年第3期。
[lxxx] 诸静：《北洋时期金城银行的铁路放款与投资》，《民国档案》2004年第1期。《金城银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本贷款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3期。《金城银行参加华北农产研究改进社活动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
[lxxxi] 陈文德、文纯青、张少杰：《民国时期金城银行信贷资产管理的几点启示》，《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lxxxii] 戴建兵、曹艳荣：《论金城银行的用人及行员管理特色》，《金融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1期。
[lxxxiii] 方亮、张涛：《金城银行对民族工业的放款与投资(1917-1937)》，《绥化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lxxxiv] 康金莉：《金城银行集团化经营研究》，《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lxxxv] 罗友山：《国家金融垄断资本扩张的产物——评1946-1949年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经济研究》2002年第9期。
[lxxxvi] 王晚英、池子华：《1980年以来中国近代保险史研究综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马翠兰：《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保险史研究综述》，《上海保险》2006年第7期。
[lxxxvii] 麻光炳：《西方近代保险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兴起》，《贵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lxxxviii] 谭文凤：《中国近代保险业述略》，《历史档案》2001年第2期。
[lxxxix] 罗艳：《近代买办与晚清民族保险业》，《河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近代保险的传入和中国民族保险业的产生》，《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
[xc] 杨锦銮：《买办与近代民族保险业的初创》，《史学月刊》2008年第8期。
[xci] 徐华：《民国时期银行业投资创办保险公司的动机分析》，《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xcii] 傅宏：《民国时期的人寿保险业简论》，《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
[xciii] 李琼：《民国时期社会保险初探》，《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xciv] 吕光磊、徐华：《银保合作：近代太平保险公司经营实效分析》，《上海经济研究》2004年第5期。
[xcv] 杜恂诚：《近代中国的商业性社会保障——以华安合群保寿公司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xcvi] 孙建国：《近代上海信用保险事业发展述评》，《上海保险》2005年11月。赵珂：《民国时期江西临川的耕牛保险》，《石家庄铁道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xcvii] 赵兰亮：《英商保险业在近代上海的投资与经营（1843~1937）》（2002年上海金融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xcviii] 《论太平洋战争后日汪对上海保险市场的监控》，《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xcix] 颜鹏飞、邵秋芬：《中英近代保险关系史研究——中国首家外商保险同业公会（FIAS）和伦敦海外火险委员会（FOCF）考证》，《经济评论》2000年第2期。
[c] 戴新华：《试论民国时期信托业》，《华北电力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戴建兵：《浅论中央信托局》，《河北大学学报》1990年S1期。刘鼎铭：《中央信托局概略》，《民国档案》1999年第2期。另有一篇关于中央信托局的史料，即姚勇：《中央信托局筹组再保险机构史料一组》，《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
[ci] 何旭艳：《信托业在中国的兴起——兼论“信交风潮”中的信托公司》，《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
[cii] 何旭艳：《信托业在中国的兴起和初步发展（1921—1937年）》，《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
[ciii] 吴景平、何旭艳：《抗战时期的上海华商信托业》，《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1期。
[civ] 孙毅、朱弘晶：《略论经理人与近代中国信托业的发展》，《学术探索》2008年第4期。
[cv] 孙毅：《民国时期信托基金的投资管理及其规制》，《思想战线》2008年第4期。
[cvi] 郑会欣：《战前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投资经营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cvii] 郑会欣：《中国建设银公司股份的演变》，《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cviii] 倪泽民：《毕卡第公寓和万国储蓄会》，《上海金融》1991年第1期。冬云：《兴办奉天储蓄会》，《兰台世界》1992年第5期。
[cix] 康金莉、姚会元：《四行储蓄会研究》，《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康金莉：《四行储蓄会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
[cx] 洪葭管：《山西票号、上海钱庄的性质和历史地位》，《金融研究》1982年第8期；《略论山西票号、上海钱庄的性质和历史地位》，《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2期。
[cxi] 黄鉴晖：《也谈山西票号和上海钱庄的性质——与洪葭管同志讨论》，《金融研究》1983年第1期。
[cxii] 张国辉：《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钱庄和票号》，《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cxiii] 王爱民：《近代中国资金清算之枢纽——票号与钱庄》，《山西财经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论票号与钱庄在中国近代资金清算中之作用》，《经济问题》1998年第3期。
[cxiv] 宋良曦：《自贡地区的钱庄、票号与盐业发展》，《盐业史研究》1994年第2期。
[cxv] 胡海龙、段愿：《传统文化在我国近代银行业发展中的作用分析——以山西票号和钱庄为例》，《海南金融》2006年第4期。
[cxvi] 吕建锁、陈发雨：《甬商钱庄与晋商票号的信用制度比较研究》，《宁波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cxvii] 易继苍：《钱庄业研究综述》，《学术界》2008年第1期。
[cxviii] 崔满红：《票号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cxix] 樊继福：《鸦片战争后的清代钱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cxx] 林地焕：《30年代的金融环境变化与中国钱庄业的更生》，《贵州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cxxi] 朱荫贵：《抗战前钱庄业的衰落与南京国民ZF》，《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
[cxxii] 孙建华：《抗战前十年传统银行业进一步衰落的原因及启示》，《黑龙江史志》2009年第10期。
[cxxiii] 孙建华：《近代钱庄的投机性和金融脆弱性：原因与反思》，《黑龙江史志》2009年第2期。
[cxxiv] 刘克祥：《近代农村地区钱庄业的起源和兴衰——近代农村钱庄业探索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
[cxxv] 夏皓、吴春茂：《浅谈中国钱庄业的地位与作用——兼与郭彦岗同志商榷》，《西安金融》1994年10月。
[cxxvi] 林地焕：《20世纪初中国钱庄汇划制度和汇划公单收付情形考察》，《历史教学》2002年第3期。
[cxxvii] 傅为群：《上海钱庄与钱庄票》，上下，《中国钱币》2000年第4期，2001年第1期。戴建兵：《上海钱庄庄票略说》，《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2期。李耀华：《上海近代庄票的性质、数量与功能》，《财经研究》2005年第2期。
[cxxviii]　郭志芹：《上海钱庄的弊端及其资本主义化》，《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cxxix] 易继苍：《买办与上海钱庄的近代转型》，《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cxxx] 尹振涛：《历史数据看上海钱业的发展与证券投资行为》，《西北师大学报》2009年第2期。
[cxxxi] 石涛、张军：《上海钱庄汇划制度探析》，《人文杂志》2004年第2期。
[cxxxii] 杜恂诚：《近代上海钱业习惯法初探》，《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cxxxiii] 杜恂诚：《近代中国钱业习惯法――以上海钱业为视角》，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
[cxxxiv] 陶水木：《近代旅沪绍兴帮钱庄研究》，《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沈升良：《论宁绍帮与上海钱庄》，《宁波经济》2003年第11期。宋钻友：《上海潮商的行业分布——纺织、钱庄、进出口业》，《史林》2001年第4期。
[cxxxv] 陶水木：《论浙江帮钱业集团》，《史林》2000年第1期。钱业分帮是以经理的籍贯为依据的①。所谓浙江帮钱业集团，是指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本文的考察以上海为限）由浙籍人经营的、以血缘关系和地缘情结为纽带结成的钱庄金融势力。
[cxxxvi]　程尚瑞：《解放前宁波钱庄业的过帐制度》，《浙江金融》1983年Z2期。《宁波港与宁波钱庄业》，《浙江金融》1985年第9期。冯正为：《萧山县钱庄业始末》，《浙江金融》1984年第12期。南阳市《金融志》编写组：《宛城钱庄（银号）业的盛衰简况》，《金融理论与实践》1984年第6期。浙江金融史话编写组：《杭州钱庄业的兴衰和特点》，《浙江金融》1985年第11期。王恭敏：《关于绍兴钱庄业兴起的几则史实》，《浙江金融》1986年第12期。《浙江的商业信用与钱庄业》1986年第7期。 王信成：《嘉兴的钱庄业概况》，《浙江金融》1986年第3期。林地焕：《论20世纪前期天津钱庄业的繁荣》，《史学月刊》2000年第1期。陈敏：《民国时期的重庆钱庄业》，《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3期；硕士论文，四川大学2003年。张福运：《1927～1937年南京钱庄业的兴衰》，《民国档案》2000年第1期。陈东：《近代福建与江浙钱庄发展比较》，《闽江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肖丽梅：《近代福建钱庄业研究（1840—1949）——以福州、夏门地区为中心》，硕士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04年。孙继亮：《民国时期杭州钱庄业述论(1912-1936年)》，《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王苏英：《近代宁波钱庄业的发展历程及其经营特色》，《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蔡小军：《安徽钱庄业及其票券琐谈》，钱币文论特辑（第三辑），2006 年。张峥嵘：《浅析近代镇江钱庄业的兴衰》，《金融经济》2009年第8期。
[cxxxvii] 姚会元：《近代汉口钱庄性质的转变》，《湖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近代汉口钱庄研究》，《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国民党统治时期汉口钱庄的衰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cxxxviii] 刘晓光：《简谈山西票号产生的原因》，《史学月刊》1989年第5期。文中认为票号产生的原因常见的几说如是：第一，李自成从山西退兵时，在晋中、晋南遗留下许多金银，山西农夫得银致富，故创票号。第二，顾炎武、傅山动员山西富翁，组织票号，替他们建立规章，作为反抗清朝的金融机构。第三，山西盛产盐铁，在唐代山西用盐铁与外省交换频繁，进而产生票号。第四，票号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结果。以上诸说不无道理，但也有不妥。如第四种说法。
[cxxxix] 秦佩珩：《清代晋商之盐商和票号再探讨》，《郑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cxl] 王永亮：《晋商创办票号的非生物环境简论》，《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cxli] 何凤群：《鸦片战争后钱庄和票号发展的不同道路》，《金融教学与研究》1985年第2期。
[cxlii] 李俊峰：《试论票号与清ZF的关系》，《历史教学》1999年第8期。
[cxliii] 童元松：《晚清票号兴盛的原因初探》，《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cxliv] 张惠信：《清末货币变革对山西票号的影响》，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四辑，2002 年。
[cxlv] 郝东升：《从山西票号衰亡看中国银行业的近代化趋向》，《山西科技》2006年第3期。
[cxlvi] 崔鸿雁：《山西票号错失变迁机遇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4期。
[cxlvii] 常鹏军：《晚清官方对山西票号发展的双重作用》，《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cxlviii] 李永福：《对山西票号转型失败的解读——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视角》，《经济问题》2007年第5期。
[cxlix] 刘建生：《山西票号业务总量之估计》，《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cl] 燕红忠：《山西票号资本与利润总量之估计》，《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cli] 李可：《中法战争中的同庆丰票号》，《思想战线》1988年第4期。
[clii] 周智武：《近代广东金融业中的山西票号》，《科技信息》2006年第8期。
[cliii] 袁水清：《中国金融史上开办最早、规模最大的票号——山西平遥日昇昌票号》，《西部金融·钱币研究——2008陕西省钱币学会论文汇编》，2008 年。
[cliv] 潘晓霞：《论近代中国传统金融破产清理机制之转型——以日升昌票号的复业清理为背景》，《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clv] 侯安平、武红卫：《山西票号的经营管理》，《山西财经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clvi] 高岳兴：《山西票号的“身股”与现代股票期权——两种代理人激励方式的比较》，《上海经济研究》2003年第12期。
[clvii] 张桂萍：《山西票号的身股制度与人才管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2期。郭福春：《从山西票号的身股制度看商业银行的激励机制》，《浙江经济》2004年第23期。乔增光：《票号身股的数量分析》，《山西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clviii] 贾彩彦：《企业委代关系中的非正式约束分析——以山西票号为个案的研究》，《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clix] 孔祥毅：《山西票号的利润导向》，《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clx] 李凌：《山西票号经营中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探微》，《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clxi] 张桂萍：《试论山西票号的经营模式》，《晋阳学刊》2005年第4期。
[clxii] 新式银行与传统金融机构票号间的区别具体表现在资本组织形式、内部治理结构、外部组织模式三方面。票号因制度守旧等原因被历史所淘汰，逐渐消失。
[clxiii] 肖宇：《家族制度对企业经营的若干影响——以晋商家族制度对票号的影响为例》，《黑龙江史志》2009年第10期。
[clxiv] 马媛媛：《试论山西票号的信誉机制》，《山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2期。
[clxv] 刘一勤：《从山西票号兴衰看传统商业诚信的近代变革》，《沧桑》2005年第4期。
[clxvi] 张亚兰、孔祥毅：《从山西票号看信任半径、信誉均衡与金融发展的关系》，《金融研究》2006年第8期。
[clxvii] 王劲松、刘兆征：《山西票号与近代社会信用》，《武汉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clxviii] 孔祥毅：《晋商在会计发展史上的贡献》，《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clxix] 康均：《山西票号的会计制度与会计方法》，《财会学习》2006年第7期。
[clxx] 周子良：《山西票号习惯法初探——以号规为中心》，《政法论坛》2009年第3期。
[clxxi]王青：《票号的会票、信汇和密押》，《江苏钱币》2006年第1期。
成艳萍：《纸币防伪技术与山西票号业的发展》，《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8年第3期。
[clxxii] 刘秋根：《明清民国时期典当业的资金来源及资本构成分析──以负债经营问题为中心》，《河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clxxiii] 李金铮：《20世纪20-40年代典当业的衰落――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
[clxxiv] 马俊亚：《典当业与江南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关系辨析》，《中国农史》2002年第4期。
[clxxv] 杨勇：《近代江南典当业的社会转型》，《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
[clxxvi] 马冠武：《论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的典当业》，《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试论近代时期的广西典当业》，《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4期。潘连贵：《近代上海的典当业》，《上海金融》1994年第2期。刘鸿：《清末民初北京市的典当业》，《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钱浩、蒋映铁：《民国时期的浙江典当业》，《浙江学刊》1997年第2期。李兴平：《略述清末民初的兰州典当业》，《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秦素碧：《民国时期四川的典当业》，《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9期。陈光华：《民国时期河州钱贴及典当业述略》，甘肃省钱币博物馆开馆暨钱币学术研讨会专辑，2003 年。陈金勇； 李国俊：《20世纪30年代前后无锡典当业述论》，《常熟理工学院》2005年第5期。
[clxxvii] 李立侠：《清代通货膨胀与官银号创设》，《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clxxviii] 孔祥毅：《阎锡山早期的银行资本——山西官钱局和晋胜银行》，《山西财经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clxxix] 谢杭生：《清末各省官银钱号研究1894-1911》，载彭津益主编《中国社会经济变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
[clxxx] Ronald suleski、姜宁：《王永江与东三省官银号的重组》，《史学集刊》2003年第1期。
[clxxxi] 林茂春：《浅谈吉林永衡官银钱号及其发行的纸币》，《中国钱币》1985年第1期。李侠：《奉天官银号的建立与货币发行》，《江苏钱币》2005年第1期。《东三省官银号的建立与货币发行》，《江苏钱币》2005年第4期。王学文、张新知：《黑龙江官银号纸币分期探讨》，《中国钱币》2004年第1期；《黑龙江官银号纸币分期研究》，《北方文物》2007年第1期。乔传义：《黑龙江官银号及其发行的纸币》，《黑龙江商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吴筹中、吴中英：《江西官银钱总号及其发行的纸币》，《中国钱币》1987年第4期。任俊、王波、佟旭冬：《简说甘肃官银号纸币及未流通券制钱票》，《甘肃金融》2002年S2期。
[clxxxii] 孙慧：《关于中国近代金融史中银炉的几个问题》，《财经研究》1991年第10期。
[clxxxiii] 孙福海：《略论营口银炉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中国钱币》1988年第3期。张宗江、刘纬：《对营口过炉银问题的探讨》，《税务与经济》1990年第3期。佟静：《近代营口的地方性货币──过炉银》，《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孙福海、王金令：《晚清营口民族商业资本与油坊业、银炉业关系研究》，《辽宁师专学报》2000年第5、6期，2001年第1期。薛红：《历史上的营口炉银》，《兰台世界》2006年第2期。
[clxxxiv] 郑永福：《近代中国民事习惯中的合会与互助会》，《郑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clxxxv] 王琳：《试论我国习惯的地位及与国家法的关系——以“合会”为中心的考察》，《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clxxxvi] 单强、昝金生：《论近代江南农村的“合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吕利、曹云飞：《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合会（1918～1948）——法制史的角度》，《枣庄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刘永华：《十九世纪南洋华人合会试探》，《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7年S1期。陈峥、刘启强：《民国时期广西农村常见合会种类及特点》，《河池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clxxxvii] 参见雷麦著、蒋学模、赵康节译：《外人在华投资》，商务印书馆1959年修订版。
[clxxxviii] 汪敬虞：《19世纪70年代后外国在华银行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控制》，《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6、7期。
[clxxxix] 汪敬虞：《19世纪80年代外国在华银行金融实力的扩张》，《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10、11期。
[cxc] 汪敬虞：《19世纪末叶外国在华银行的投资活动》，《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cxci] 汪敬虞： 《1895—1927年外国在华银行势力的扩张》，《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外国在华金融活动中的银行与银行团（1895 —1927）》，《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
[cxcii] 汪敬虞：《近代中国金融活动中的中外合办银行》，《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
[cxciii] 黄贤镛：《清末—北洋军阀时期帝国主义对华金融侵略》，《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
[cxciv] 仇华飞：《近代外国在华银行研究》，《世界历史》1998年第1期。
[cxcv] 朱荫贵：《近代外国在华银行——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心》，《“192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 年；《抗战爆发前的外国在华银行——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
[cxcvi] 柴田善雅、单冠初：《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占领地的金融活动》，《党史研究与教学》1989年第2期。
[cxcvii] 周伟洲：《华俄道胜银行对我国新疆地区财政和金融的垄断》，《西北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
[cxcviii] 王继庆：《1895至1945年俄国对中国东北的金融资本输出》，《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2期。
[cxcix] 石涛：《外国在华银行与晚清借款》，《安康师专学报》2004年第1期。
[cc] 夏良才：《国际银行团和辛亥革命》，《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1期。《四国新银行团和湖广铁路续借款案》，《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湖广铁路(今粤汉铁路)自1898年美国合兴公司获得修路权开始，一直到1936年汉口至广州才全线通车，这中间相隔达三十八年之久才告建成。
[cci] 刘蜀永：《沙俄与在华国际银行团》，《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3期。仇华飞：《美国与国际银行团》，《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1909年5月，美国与英、法、德三国一起组织四国银行团，共同参与湖广铁路借款。此后，四国银行团又与中国签订币制实业借款合同，引起日、俄两国不安，凭借与英法的特殊关系，日俄也加入银行团。六国银行团内日俄同美国之间的矛盾日趋暴露。当银行团同中国签订善后借款合同时，威尔逊以借款条件有损中国行政主权为由撤消美国对善后借款的支持，美国退出六国银行团。一战结束后，德国战败，俄国发生革命，英、法资力大不如前，银行团实为日本控制。为了限制日本单独对华借款，美国以ZF名义发起成立新四国银行团，并掌握新银行团领导权，试图由它控制对华借款，但最终也未取得成功。
[ccii] 苏黎明、柯其成：《六国银行团与“善后大借款”》，《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cciii] 马陵合：《论中国朝野对新银行团的回应》，《史学月刊》2004年第10期。
[cciv] 张北根：《英日对待新国际银行团及其对华贷款与中国裁军问题的态度》，《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ccv] 最早关注这一问题的是孙毓棠：《币制实业借款——辛亥革命前夕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个恶毒的阴谋》，《历史教学》1953年第8期。
[ccvi] 刘蜀永：《沙俄与币制实业借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2年第3期。
[ccvii] 杨智友：《币制借款与银行团的重组——从旧银行团到新银行团》，《民国档案》2002年第4期。
[ccviii] 马陵合：《从“联美”到均势外交——清季币制借款的外交功能及其缺失》，《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币制借款最初是作为清ZF联美政策的产物出现的，清ZF试图以此作为在东北实行均势外交的工具。
[ccix] 郑会欣：《一九三五年币制改革的动因及其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史学月刊》1987年第1期。
[ccx] 吴景平：《李滋罗斯中国之行述评》，《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英国和1935年中国的币制改革》，《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美国和1935年的币制改革》，《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6期。
[ccxi] 从广义来说，平准基金通常是指ZF通过特定的机构以法定的方式建立的基金，通过对某个具体市场的逆向操作，降低非理性的市场剧烈波动，以达到稳定该市场的目的。
[ccxii] 刘达永：《中美<平准基金协定>的签订与美国对华态度的变化》，《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ccxiii] 吴景平：《美国和抗战时期中国的平准基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5期。
[ccxiv] 吴景平：《英国与中国的法币平准基金》，《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ccxv] 宋佩玉：《陈光甫与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4期。
[ccxvi] 洪葭管：《从汇丰银行看帝国主义对旧中国的金融统治》，《学术月刊》1964年第4期。
[ccxvii] 汪敬虞：《19世纪80年代世界银价的下跌和汇丰银行在中国的优势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1期。
[ccxviii] 巫云仙：《略论汇丰银行在近代中国的几个发展阶段及其启示》，《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ccxix] 巫云仙：《试论汇丰银行成为近代中国国际汇兑银行的基础和条件》，《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论汇丰银行与近代中国的贸易融资和国际汇兑》，《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ccxx]陈礼茂：《试论近代上海的外资银行——以汇丰、花旗银行上海分行为例》，《泰山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ccxxi] 杨天石：《论民初的华俄道胜银行借款案》，《浙江学刊》1988年第4期。
[ccxxii] 陈志明：《华俄道胜银行与沙俄的远东政策》，《北方文物》1990年第2期。
[ccxxiii] 李宁：《北京ZF对华俄道胜银行停业之处理》，《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ccxxiv] 曹艳荣：《德国在华银行业的历史变迁》，《衡水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
[ccxxv] 王先亭：《花旗银行与“庚子赔款”》，《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有关美退庚款问题可参考郭宗礼、毛锐：《近十年来我国有关“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研究》，《历史教学（高教版）》2007年第5期；〔美〕克里夫兰德、候尔塔斯著，郑先炳译：《花旗银行(1812- 1970)》，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
[ccxxvi] 杜恂诚：《北洋ZF时期华资银行业内部关系三个层面的考察》，《上海经济研究》1999年第5期。
[ccxxvii] 杨天宏：《并存的近代中国金融业——基于部分“自开商埠”所作分析》，《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1期。
[ccxxviii] 李一翔：《传统与现代的柔性博弈——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银行与钱庄关系》，《上海经济研究》2003年第1期。
[ccxxix] 本书论述了近代钱庄的嬗变及本国银行业的产生、等内容。
[ccxxx] 何益忠：《变革社会中的传统与现代──1897—1937年的上海钱庄与华资银行》，《复旦学报》1998年第3期。
[ccxxxi] 吴景平：《评上海银钱业之间关于废两改元的争辩》，《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
[ccxxxii] 王恭敏：《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浙江近代金融史的若干问题》，《浙江金融》1985年第2期。
[ccxxxiii] 高海燕：《近代外国在华洋行、银行与中国钱庄》，《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2期。
[ccxxxiv] 高海燕：《外国在华洋行、银行与中国钱庄的近代化》，《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ccxxxv] 张艳国、刘俊峰：《晚清本土钱庄和外商银行的互动性分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ccxxxvi] 易棉阳：《20世纪初期华资银行和外资银行关系略论》，《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ccxxxvii]　颜嘉川、易棉阳：《试论20世纪初期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博弈》，《武汉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ccxxxviii] 唐云锋：《试论1914—1935年云南地方银行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博弈》，《思想战线》，2003年第3期。
[ccxxxix] 李国胜:《浙江兴业银行与外国银行的关系》，《时代经贸（下旬刊）》2007年第 11期 。
[ccxl] 《革命根据地金融史开始编写》，《金融研究》1981年第12期。
[ccxli] 黄正林：《1980年以来国内革命根据地金融史研究综述》，《河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ccxlii] 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编著：《革命根据地经济史料选编》，共三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魏宏运主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3编，工商合作）》，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海南行政区财经税收史领导小组办公室，海南行政区档案馆编：《琼崖革命根据地财经税收史料选编》， 海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档案馆财政经济史编：《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江苏部分）》，档案出版社1984-1987年出版。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档案馆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河南部分，第1-3辑）》，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江西财经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辽宁省档案馆等编：《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共四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吴平主编，中国钱币学会广东分会等编：《华南革命根据地货币金融史料选编》，中国钱币学会广东分会1991年版。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太岳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王礼琦编：《中原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中央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编辑组等编：《华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共二辑，中央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等等。
[ccxliii] 如许毅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赵效民：《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1927-193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应兆麟等主编：《皖江抗日根据地财经史稿》，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朱超南等编：《淮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稿》，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朱建华主编：《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海南财政经济史编写组编著：《琼崖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谭克绳主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龚泽琪：《革命根据地军事经济史》，军事谊文出版社1994年版。毛锡学，李德章主编：《抗日根据地财经史稿》，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陈廷煊：《抗日根据地经济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
[ccxliv] 姜宏业：《我国革命根据地早期银行事业概述》，《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
[ccxlv] 姜宏业：《革命根据地发展时期银行事业概述》，《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4期。
[ccxlvi] 姚会元：《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国家银行》，《江西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项义：《淮南银行建立与淮南币发行情况》，李聪：《回忆我在淮南银行工作的情况》，两文载《安徽金融研究》1984年增刊第2期。李祥瑞：《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银行》，《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黄存林：《略论冀南银行的历史作用》，《河北师范学院学》1986年第3期。孙守源：《北海银行的创建及其最初印发的纸币》，《中国钱币》1993年第2期。王升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北海银行》，《山东党史》1999年第2期。孙允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北海银行》，《山东档案》2004年第1期。赵小敏：《华南革命根据地三家银行——裕民银行、新陆银行、南方人民银行》，《中国金融》2005年第7期。
[ccxlvii] 郝琦：《论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农业贷款及其经验》，《延安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ccxlviii] 江旺龙：《华北抗日根据地银行在产业革命中的角色转换》，《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4期。
[ccxlix] 赵人民：《解放战争中华中银行参与合资创办的地下通汇线～记上海鼎元钱庄发展历史与功绩》，《江苏钱币》2007年第3期。
[ccl] 孔永松、邱松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金融战线》，《党史研究与教学》1980年第9期。
[ccli] 王同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建设》，《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3期。
[cclii] 田霖霞：《抗日根据地金融政策的特点及历史作用》，《开发研究》1996年第6期。
[ccliii] 付娟：《抗日根据地的金融稳定政策》，《党史文苑》2009年第10期。
[ccliv] 黄少坚：《社会主义金融的先声──湘赣革命根据地金融建设刍论》，《柳州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
[cclv] 连琳：《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建设》，《呼仑贝尔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cclvi] 张晓辉、秦洪芳：《试论广东革命根据地新金融体系的建立》，《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cclvii] 胡茂胜：《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财经工作》，《黄山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cclviii] 刘华实、薛毅：《略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金融事业》，《中州学刊》2008年第2期。
[cclix] 李雪峰、 汪红叶：《论皖江抗日根据地的金融工作》，《和田师范专科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cclx] 樊建莹、郭晓平：《抗日战争中抗币与法币、伪币斗争述论》，《许昌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cclxi] 汪澄清：《货币之战:论抗日根据地的金融稳定政策》，《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6期。
[cclxii] 李清兰：《晋冀鲁豫根据地金融斗争史略》，《中国钱币》1991年第1期。
[cclxiii] 缪明扬：《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政策初探》，《南京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1期。
[cclxiv] 孔路原：《试论川陕苏维埃的金融货币》，《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1年第3期。
[cclxv] 张励声：《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银行和货币战》，《南开学报》1983年第5期。徐爱华：《鄂豫皖苏区的银行与货币斗争》，《江淮论坛》1984年第3期。陆文培：《淮北抗日根据地的货币发行与货币斗争》，《财贸研究》1986年第3期。李小玲：《晋冀鲁豫根据地金融斗争史略》，《山西档案》1994年第3期。
[cclxvi] 王钦：《安徽抗日根据地的银行货币》，《钱币文论特辑（第三辑）》，2006 年。吴筹中、朱肖鼎：《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发行的“抗币”》，《苏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吴筹中、朱肖鼎：《苏北抗日根据地发行的盐阜抗币》，《扬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曹春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币制述略》，《江西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左进亮、赵玉平：《赣东北根据地银行的纸币》，《党史纵横》1995年第10期。缪明杨：《川陕革命根据地布币、纸币发行述略》，《中国钱币》1997年第4期；《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流通兑换述析》，《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章均立、马成达：《浙东抗币的发行及其种类》，《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三辑）》，1998 年。李焱胜：《鄂东南工农兵银行纸币发行新探》，湖北钱币专刊总第二期，2001 年。张常勇、王向英：《抗战时期冀钞的发行及其历史作用》，《山西师大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4期。熊涵东：《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发行的货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文集》，2006 年。王钦：《安徽抗日根据地的银行货币》，《钱币文论特辑（第三辑）》，2006年。马文和：《安徽抗日根据地货币研究》，《钱币文论特辑（第三辑）》，2006年。戴启斌：《试论鄂豫皖地区革命货币的历史地位》，《钱币文论特辑（第三辑）》，2006年。光梅红：《抗战时期西农币信用危机及原因分析》，《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8期。蒋伯举：《皖江抗日根据地货币发行情况综述》，《中国钱币》，2008年第4期。赵颖：《晋西北根据地发行农币的原因》，《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7期。
[cclxvii] 赵学禹：《抗日战争时期日寇的货币侵略》，《武汉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
[cclxviii] 张庆文：《伪满中央银行简介》，《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
[cclxix] 刘洪陆：《从伪满中央银行看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掠夺》，《历史教学》1995年第7期。
[cclxx] 赵继敏：《论伪满洲中央银行在东北金融业统制中的作用及其恶果》，《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
[cclxxi] 参见徐立刚：《伪临时ZF与伪维新ZF政治关系演变浅析》，《民国档案》1996年第3期。问昕：《伪临时ZF与伪维新ZF合流运动述论》，《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cclxxii] 陈静：《沦陷时期北平日伪的金融体系及掠夺手段》，《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3期。
[cclxxiii] 李安庆：《伪中国联合预备银行浅析》，《历史档案》1984年第1期。陈钢：《伪中国联合预备银行简介》，《民国档案》1993年第2期。
[cclxxiv] 武俊玲：《汪时璟与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北京党史》1996年第2期。
[cclxxv] 薛志恩：《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述论》，《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cclxxvi] 李安庆：《试谈汪伪政权的中央储备银行》，《历史档案》1982年第4期。
[cclxxvii] 顾关林：《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始末 》，《上海金融》1995年第6期。
[cclxxviii] 戴建兵：《汪伪中央储备银行及其伪中储券》，《中国钱币》1995年第3期。
[cclxxix] 张根福：《汪伪战时体制下的金融统制》，《山东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cclxxx] 吴景平：《近代中国金融中心的区域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cclxxxi] 吴景平：《近代上海金融中心地位与南京国民ZF之关系》，《史林》2002年第2期。
[cclxxxii] 杜恂诚：《上海成为近代金融中心的充要条件》，《学术季刊》1995年第1期。
[cclxxxiii] 杜恂诚：《上海金融的制度、功能与变迁（1897－199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cclxxxiv] 提交的相关论文与观点参见：吴景平、史立丽：《上海金融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吴景平、马长林主编：《上海金融的现代化与国际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cclxxxv] 杜恂诚：《上海成为近代金融中心的启示》，《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5期。洪葭管：《关于近代上海金融中心》，《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5期。李一翔：《外资银行与近代上海远东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5期。姜义华：《上海与近代中国金融中心》，《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6期。吴景平：《对近代上海金融中心地位变迁的思考》，《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6期。戴鞍钢：《大流通与金融中心》，《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6期。
[cclxxxvi] 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存档。
[cclxxxvii]沧水：《吾国金融之分布与金融之中心及上海金融业资力之推测》，《银行周报》第4卷第38号，1920年10月12日
[cclxxxviii] 《中国金融通史（第三卷）》，第152-153页。
[cclxxxix]　赵海宽：《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
[ccxc] 蒋立场：《试论清末十年金融市场之嬗变》，《兰州学刊》2008年第10期。
[ccxci] 石方：《哈尔滨一二十年代的金融市场》，《黑龙江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
[ccxcii] 刘方健：《近代重庆金融市场的特征与作用》，《财经科学》1995年第3期。
[ccxciii] 肖良武：《近代贵州金融制度变迁与金融市场研究》，《贵阳学院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3期。
[ccxciv] 朱镇华：《近代上海金融市场发展概况》，《金融研究》1991年第9期。
[ccxcv] 徐华：《近代上海房地产市场波动的金融分析（1929～1935）》，《财经研究》2007年11月。
[ccxcvi] 史融：《近代上海黄金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上海金融》1994年第4期。
[ccxcvii] 潘连贵：《试论近代上海黄金市场的国际性》，《上海金融》1995年第2期。
[ccxcviii] 戴建兵、史红霞：《近代上海黄金市场研究（1921～1935年）》，《黄金》2003年第3期。
[ccxcix] 魏忠：《近代上海标金期货市场的实证分析——基于上海标金期货市场与伦敦白银市场之关系的视角》，《财经研究》2008年第10期。当前学术界对近代中国标金期货市场的研究多是运用历史学和史料学的归纳总结方法，而缺少计量经济学的实证分析与检验。文章采用1921-1935年伦敦银市场和上海标金市场每日收盘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出结论。
[ccc] 常远：《最早的汇率期货——民国时期标金期货兴衰分析》，《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ccci] 吴景平：《上海金融业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的外汇市场》，《史学月刊》2003年第1期。
[cccii] 宋佩玉：《近代上海外汇市场发展述略（1843-1937）》《安徽史学》2005年第3期。上海外汇市场是随着上海对外贸易的发展应运而生的，而其发展亦随着贸易的渐趋发达而日益成熟。从上海开埠到抗战爆发，上海外汇市场从萌芽到形成、发展，经历了长达近一个世纪。到20世纪20年代末，外汇市场的交易以及运作仍主要是由外商洋行、银行操控。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华资银行开始涉及外汇业务，外商银行独霸的局面始得改观。20世纪30年代初，ZF更多介入金融业的管理，随之而来的金贵银贱、白银风潮等金融动荡，使得国民ZF通过中中交三行，颁行禁止外汇投机等法令，直接间接介入上海汇市的管理。而法币改革后，中国的货币制度改为外汇汇兑本位，控制汇市达到货币政策的正常运行，变得格外重要，这一时期，ZF逐渐施行外汇市场的直接管理。
[ccciii] 戴建兵：《浅议清末和民国时期钱庄、银号和银行的票据》，《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三辑）》，1998 年。
[ccciv] 杜恂诚：《中国近代票据贴现市场的产生》，《中国金融》2003年第11期。
[cccv] 郑成林：《上海银行公会与近代中国票据市场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0期。
[cccvi] 万立明：《上海银行公会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票据立法》，《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5期。
[cccvii] 万立明：《近代中国票据中介机构的制度创新及其启示——以上海银行票据承兑所为例》，《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cccviii] 盛慕杰：《中国近代的贴现市场》，《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cccix] 李秀全：《汉口钱庄与票据市场的统一》，《前沿》，2006年第9期。
[cccx] 田永秀：《1862—1883年中国的股票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cccxi] 田永秀：《试论中国近代的三次股市危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0第10期。
[cccxii] 李玉：《1882年上海股票市场》，《历史档案》2000年第2期。
[cccxiii] 李玉：《中国近代股票的证券性――再论“官利”制度》，《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3期。
[cccxiv] 朱荫贵：《近代上海证券市场上股票买卖的三次高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
[cccxv] 宋士云：《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的股票市场》，《齐鲁学刊》1998年第5期。
[cccxvi] 刘志英：《沦陷时期上海华商股票市场管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
[cccxvii] 参见李英铨：《近年来中国近代证券问题研究综述》，《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4期。
[cccxviii] 刘志英：《“信交风潮”与近代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的管理》，《南大商学评论》2005年第3期。
[cccxix] 刘志英：《抗战前期的上海华商证券市场 》，《财经论丛》2004年第2期。
[cccxx] 刘志英：《关于抗战时期建立后方证券市场之论争》，《西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cccxxi] 朱荫贵：《1918—1937年的中国证券市场》，《复旦大学》2006年第2期。
[cccxxii] 朱荫贵：《试论近代中国证券市场的特点》，《经济研究》2008年第3期。
[cccxxiii] 朱荫贵：《抗战时期的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上海华商证券市场有三大特点：出现了一个完全以华商公司股票为标的物的证券市场；其在投机手法翻新和花样繁复等方面，开创了近代中国证券市场上前所未有的纪录；直接催生了近代中国工商企业发展史上少见的机构——企业公司。这些特点对我国今后证券市场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朱荫贵：《评说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的三大特点》，《经济参考报》2008年3月21日。
[cccxxiv] 宋士云：《近代天津证券交易市场的兴起和消亡》，《南开经济研究》2005年第1期。
[cccxxv] 郑仁木：《民国时期证券业的历史考察》，《史学月刊》1998年第3期。
[cccxxvi] 尹振涛：《试论近代中国证券市场产生与初步发展——以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为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年第3期。
[cccxxvii] 彭厚文：《上海早期的外商证券市场》，《历史档案》2000年第3期。
[cccxxviii]刘志英：《近代上海的外商证券市场》，《上海金融》2002年第4期。
[cccxxix] 徐锋华：《近二十年来法币改革研究综述》，《民国档案》2007年第3期。
[cccxxx] 如郭欣：《析1935年国民党ZF实施的法币政策》，《江西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袁远福：《法币政策的功过及在中国货币史上的地位》，《财经科学》1987年第2期。
[cccxxxi] 邱松庆：《南京国民ZF初建时期的金融体系》，《党史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6期。
[cccxxxii] 陈诚：《南京国民ZF1927—1936年金融政策探析——新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的视角》，《全国商情》2007年第3期。
[cccxxxiii] 黄震：《南京国民ZF时期（1927—1937）金融统制探略》，《政法论坛》2008年第1期。
[cccxxxiv] 朱坚真：《抗战时期国民党ZF的财政金融政策及经济统制措施（上、下）》，《教学与研究》1989年第2、3期。
[cccxxxv] 徐惠伟：《抗战时期国民ZF金融财政政策述析》，《财经研究》1990年第6期。
[cccxxxvi] 董长芝：《论国民ZF抗战时期的金融体制》，《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4期。

[cccxxxvii] 作者认为南京临时政府的经济政策措施，是民国经济政策的新开端，具有先行意义和示范效应。随后的北京、南京政府在其政策来源和基础上，有一个连续的过程并出现变化。表现在：虽改朝换代而政权性质未根本改变；政府财政经济管理机构和制度上，对西方制度不同程度的效仿；二政府间与政策有关的人员的留任，资产阶级参政过程中的新旧替代；政策思想和社会舆论，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而逐渐强调国家的作用，出现好政府主义、国家主义和统制经济等政策主张，甚至走向极端。特别是孙中山自南京临时政府以来的政策思想，其中的含糊和矛盾，将在把它奉为圭臬的南京政府时期，受到实用主义的诠释。通过党政和立法途径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以经济法规为其主体，广泛施效于社会经济各方面，展现了民国经济政策的概貌。由于南京政府的“训政”和“党治”原则，来自党政系统的文件，开始具有等同于法律的突出效力。
[cccxxxviii] 李婧：《法学构建进程中的近代银行法研究》，《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cccxxxix] 李婧：《民国时期银行法研究探析——以三十年代《银行周报》为考察视角》，《法学杂志》2009年第3期。
[cccxl] 李婧：《民国时期钱业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以三十年代银行立法为视角》，《法学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1期。
[cccxli] 罗来军、昌晓英：《从三、四十年代两部银行法的颁布与实施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银钱业的关系和地位》，《今日科苑》2007年第16期。
[cccxlii] 姚秀兰：《论中国近代银行与银行法的成长》，《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cccxliii] 郑成林：《上海银行公会与银行法制建设述评（1927-1936）》，《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cccxliv] 张群、张松：《北洋时期对票据习惯的调查研究及其与立法的关系》，《清华法学》2005年第1期。
[cccxlv] 杜恂诚：《中国近代两种金融制度的比较》，《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cccxlvi] 杜恂诚：《一九二七年前中国金融的自由市场制度》，《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年第3期，第144页。
[cccxlvii] 杜恂诚：《中国近代两种金融制度的比较》，《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cccxlviii] 杜恂诚：《近代中外金融制度变迁比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cccxlix] 杜恂诚：《金融制度变迁史的中外比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书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4期。
[cccl] 杜恂诚：《抗战前中国金融业市场活动的弱化》，《档案与史学》，？，第42页。
[cccli] 裴红卫：《中国金融制度的演进和制度变迁：一个长期视角》，《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
[ccclii] 姚会元、易棉阳：《中国政府金融监管制度的演进与特点（1900～1949） 》，《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cccliii] 中国近代银行历清末、北洋政府及及国民政府三个阶段，从总体思路、法规订立到体系结构、业务分工与监管，逐步明晰、科学，从完全模仿外国做法，到提出要立足于中国国情，逐步成形、完善。
[cccliv] 刘慧宇：《中国近代中央银行体制演变刍议》，《民国档案》1997年第1期。
[ccclv] 李桂花：《论近代中国中央银行的形成时间、制度类型和功能演进》，《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2期。
[ccclvi] 吴秀霞：《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体制的确立》，《山东师大学报》2000年第4期。易棉阳：《北洋时期中央银行的特点》，《许昌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ccclvii] 程霖：《近代中国中央银行制度思想演进》，《财经研究》2005年第3期。
[ccclviii] 李永伟：《晚清中央银行法律制度发展论——以政府主导下的制度生成过程为视角》，《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李永伟：《南京政府中央银行之国库经理制度发展论——以政府主导下的制度生成过程为视角》，《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ccclix] 吴景平、龚辉：《1930年代初中国海关金单位制度的建立述论》，《史学月刊》2007年10月。
[ccclx] 龚辉：《论国民政府战时关金政策的演变——兼论抗日战争期间中日财政金融的争斗》，《军事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ccclxi] 吕建锁、陈发雨：《甬商钱庄与晋商票号的信用制度比较研究》，《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1期。
[ccclxii] 刘建生、石惠：《试论晋商信用的历史制度分析模式》，《山西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ccclxiii] 书评见陈纪平：《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及其进展——兼评<晋商信用制度及其变迁研究>》，《经济问题》2008年第7期。
[ccclxiv] 杜恂诚：《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信用制度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ccclxv] 赵瑛：《近代中国金融风潮的原因及启示》，《理论界》2009年第6期。 洪葭管：《从近代的金融风潮看当代的金融危机》，《浙江金融》1998年第9期。 杜恂诚：《中国近代的三次金融风潮及其启示》，《改革》1997年第2期。郑晔：《近代五次金融风潮评述》，《西南金融》1998年第11期。
[ccclxvi] 洪葭管：《一八八三年上海金融风潮》，《中国金融》1987年第5期。
[ccclxvii] 刘广京：《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洋务运动专题研究之二》，《复旦学报（社科版）》1983年第3期。
[ccclxviii] 竺菊英：《上海金融风潮原因再探》，《学术月刊》1990年第12期。
[ccclxix] 李英铨：《论1882-1883年中国金融风潮》，《安徽史学》2005年第6期。
[ccclxx] 凌弓：《论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及其对近代民用企业的影响  》，《上海金融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ccclxxi] 杨二兰：《从徐润房地产投机看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1883年金融风潮中的上海钱庄》，《金融博览》2007年第4期。
[ccclxxii] 刘良山、王闯：《简论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对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影响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ccclxxiii] 潘晓霞：《投机、泡沫与危机:以1883年上海钱庄倒账风潮为中心的考察》，《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5期。
[ccclxxiv] 史立丽：《1897年上海贴票风潮述略》，《上海金融》2001年第12期。
[ccclxxv] 马长林：《近代上海股票的起源和橡皮股票风潮》，《上海档案》1992年第3期。
[ccclxxvi] 李玉：《清末橡皮股票风潮》，《文史杂志》1997年第6期。
[ccclxxvii] 徐华：《从1910年橡皮股票风潮看清末的金融市场》，《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ccclxxviii] 姜迎春：《1910年上海橡胶股票风潮中的外国金融势力》，《辽宁医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ccclxxix] 张秀莉：《橡皮股票风潮再研究》，《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ccclxxx] 洪葭管：《证券交易所的出现和“信交风潮”的发生》，《中国金融》1987年第12期。
[ccclxxxi] 陈争平、左大培：《“民十信交风潮”的教训》，《经济导刊》1994年第3期。
[ccclxxxii] 何旭艳：《信托业在中国的兴起——兼论“信交风潮”中的信托公司》，《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
[ccclxxxiii] 刘志英：《“信交风潮”与近代上海华商证券市场的管理》，《南大商学评论》2005年第3期。
[ccclxxxiv] 丁玉萍：《1921年“信交风潮”与近代上海证券市场》，《钦州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ccclxxxv] 尹振涛：《民国第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启示》，《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ccclxxxvi] 郑会欣：《试论1935年白银风潮的原因及其后果》，《历史档案》1984年第2期。
[ccclxxxvii] 钟祥财：《试析美国白银政策及其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ccclxxxviii] 候桂芳：《上海银钱界与1935年白银风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3期。
[ccclxxxix] 张亚兰：《大萧条、白银风潮与法币改革》，《中国金融》2009年第14期。
[cccxc] 汪朝光：《简论1947年的黄金风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
[cccxci] 孙永鑫、戴秀荣：《监察委员何汉文等调查1946年上海黄金风潮案史料》，《民国档案》2000年第3期。
[cccxcii] 吴必龙：《二十世纪初期天津金融风潮及其对对外贸易的影响》，《南开经济研究》1995年第1期。
[cccxciii] 龚关：《20世纪初天津的金融风潮及其应对机制》，《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
[cccxciv] 宋美云：《近代商会化解金融风潮之探析――以天津为中心的考察》，《历史教学》2005年第3期。
[cccxcv] 洪葭管：《上海中国银行反对停兑事件试析》，《档案与历史》1985年第1期；《1916年上海中国银行不执行“停兑令”的始末》，《中国金融》1987年第10期。董昕：《中国银行与停兑令风潮探因》，《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cccxcvi] 李一翔：《中法实业银行停业风波述评》，《史林》，2003年第3期。
[cccxcvii] 董昕：《中国银行与代兑中法实业银行钞票案——中国银行处理金融风潮的个案研究》，《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2期。
[cccxcviii] 李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提存风潮始末》，《上海金融》1990年第12期。张善熙：《民初四川四大金融风潮》，《文史杂志》1993年第6期。林日杖：《五口通商时期的银元风潮与近代中国金融的发展》，《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cccxcix] 杨培新：《论中国金融资产阶级》，《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杨培新：《论中国金融资产阶级的封建性》，《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2期。
[cd] 程大方：《“五卅”运动中的上海民族金融资产阶级》，《合肥工业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cdi] 姚会元：《民国初年中国金融资产阶级的独立发展要求》，《学术月刊》1995年第4期。
[cdii] 姚会元：《“江浙财团”形成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基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姚会元：《“江浙金融财团”形成的标志及其经济、社会基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
[cdiii] 张晓辉：《略论近代中国民族金融资本中的华南财团》，《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
[cdiv] 相关研究文章有洪葭管：《张嘉璈与中国银行》，《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郑会欣：《关于张嘉璈被撤换的经过》，《学术月刊》1986年第11期。曹均伟：《张嘉璈与利用外资》，《学术月刊》1996年第6期。史亮：《张嘉璈与传统银行的自主改革》，《学海》2003年第6期。孟川：《张嘉璈公债思想及其与近代中国银行发展关系》，《邯郸农业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董昕：《张嘉璈与中国银行的专业化改组》，《辽宁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贺水金：《张公权：中国银行业现代化建设的奠基者》，《上海经济研究》2007年第9期。史料：《张嘉璈致贝祖诒等人书信选》，《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6期。
[cdv] 陈曾年、顾柏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信息治理——近代中国银行家陈光甫的经营之道》，《上海经济研究》1985年第4期；江绍贞：《略论陈光甫对上海银行的经营管理》，《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5期。余亚平：《陈光甫经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管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宋士云：《略谈近代中国银行家陈光甫的经营管理之道》，《湖南高等职业专科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史全生、徐业玲：《论银行家陈光甫的经营思想》，《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李培德、杨红、张舒文：《论中国金融企业家精神——以陈光甫为例》，《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2期。
[cdvi] 邢建榕：《“四·一二”前后的陈光甫与蒋介石》，《史林》1988年第1期。[cdvi] 杨天石：《南京政府崩溃时期的陈光甫》，《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邢建榕：《徘徊于新旧时代之门：1949年前后的银行家陈光甫》，《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cdvii] 部分内容曾刊于《档案与史学》，1932年日记刊于1996年第4期，1928年日记刊于1998年1至4期和6期。书评刊于《民国档案》2003年第2期。
[cdviii] 张九洲：《周作民与金城银行的早期发展》，《商丘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邱锡荣：《金城银行与周作民》，《上海经济研究》1992年第4期。鲍静静：《周作民与1917～1937年的金城银行》，《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刘永祥：《周作民与抗战时期的金城银行》，《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6期。史料：《1946的周作民日记》，《档案与史学》2000年1至4期。
[cdix] 谢俊美：《盛宣怀与中国通商银行》，《档案与历史》1985年第2期。胡雪莲：《杜月笙与中国通商银行》，《中山大学研究生学报》1999年第4期。
[cdx] 刘慧宇：《宋子文与中央银行的筹设》，《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4期。刘慧宇：《孔祥熙与中央银行的发展》，《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5期。张乃中：《孔祥熙银行思想研究》，《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4期。
[cdxi] 张敏：《1928—1937年间民族银行家的经营管理思想》，《汕头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宋士云：《略论近代中国银行家的经营管理思想》，《松辽学刊》1999年第1期。
[cdxii] 《秦润卿先生史料集》。陈梅龙：《秦润卿与上海钱庄业》，《民国档案》1997年3月。秦亢宗：《上海钱庄业领袖——秦润卿》，《宁波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cdxiii] 郭太风：《上海总商会结束之际的虞洽卿》，《世纪》2004年第3期；《虞洽卿与商会变异（一九二四──九三○）》，《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5期。黄兰英：《虞洽卿与四明银行》，《杭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cdxiv] 高志林：《钱业巨子陈春澜》，《浙江档案》2002年第2期。高志林、姜虎臣、陈志康：《从“跑街”到钱业巨子——陈春澜先生的经营之道从“跑街”到钱业巨子——陈春澜先生的经营之道》，《上海金融》1993年第3期。
[cdxv] 李永福：《晋商的社会价值与责任——以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考查范围》，《太原理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cdxvi] 即使不证诸档案文献，工商同业公会在民国时期的普遍存在也可由各地文史资料中有关回忆文章证得。参见李永璞主编：《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篇目索引》（1960－1990），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
[cdxvii] 参见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关于商会的研究现状参见魏文享：《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之现状与展望》。曾出版过《苏州商会档案丛编》。
[cdxviii] 徐沧水编：《上海银行公会事业史》，［台］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cdxix] 参见张天政：《海内外关于上海银行公会研究的新进展》，《历史教学》2003年第9期。上海市档案馆于近日推出了《上海市银行商业同业公会档案》缩微卷本。参见陈正卿：《一部蕴藏丰富的珍贵大型史料集─—《上海市银行商业同业公会档案》缩微卷简介》，《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3期。
[cdxx] 金承郁：《北洋政府时期的上海银行公会》、王晶：《1927—1937年上海银行公会述略》、陈正卿：《上海银行公会始末、作用、影响及其现存档案情况》，均载吴景平、马长林主编《上海金融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朱华、冯绍霆：《崛起的银行家阶层——上海银行公会早期活动初探》，《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6期。吴景平、王晶：《九－八事变至－二八事变期间的上海银行公会》，《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张天政：《八一三的上海银行公会》，《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张徐乐：《上海银行公会结束始末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
[cdxxi] 张天政：《上海银行公会与1920年代的华商银行业务制度建设》，《“192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 年。郑成林：《上海银行公会与近代中国币制改革述评》，《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刘平：《民国时期上海银行业业规修订述论》，《史学月刊》2008年第9期。
[cdxxii] 张天政：《上海银行公会与国民政府对日伪的货币金融战》，《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4期；张天政：《完全沦陷时期的上海银行公会与同业利益的维护》，邹东涛主编：《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下卷）》，2005 年。张天政：《日本进占公共租界后上海银钱业临时联合会的活动》，《史学月刊》2004年第7期。
[cdxxiii] 张秀莉：《上海银行公会与1927年的政局》，《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1期。郑成林：《1927-1936年上海银行公会与国民政府关系述论》，《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吴景平：《上海银行公会改组风波》，《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cdxxiv] 吴景平、邹晓昇：《上海钱业公会的成立及初期组织运作》，《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191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 年。陶水木、邹荣华：《上海钱业公会在稳定金融中的作用（1917—1927年）》，《历史教学》2004年第1期。吴景平：《上海钱业公会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的若干内债――对已刊未刊档案史料的比照阅读》，《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
[cdxxv] 叶世昌：《银行公会、钱业公会抵制1931年<银行法>》，李一翔：《上海银行公会与钱业公会的合作关系探析》，载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编《近代上海金融组织研究》。
[cdxxvi] 何品：《上海中外银钱业联合会筹建述论（1921-1929）》，《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cdxxvii] 刘志英：《近代上海华商证券同业公会评析》，载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编《近代上海金融组织研究》。
[cdxxviii] 朱华雄、李俊：《民国时期金融思想发展中的三大流派和三大主题》，《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cdxxix] 张亚光：《民国金融思想的发展轨迹——对1910-1949年金融出版物的统计分析》，《经济科学》2008年第1期。
[cdxxx] 张守军：《王茂荫的财政与货币金融思想》，《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王兴业：《孙中山的金融思想与民国初年金融业近代化》，《历史档案》2008年第3期。宋炳刚：《孙中山的近代中国金融制度体系建设思想》，《“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开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8 年。姜新：《金融理念与文化交流――张嘉璈与宋子文金融思想比较》，《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12月。欣士敏：《福建近代名人严复的货币金融思想》，《发展研究》2001年第11期。苏全有、魏佩周：《论袁世凯的财政金融思想与实践》，《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张敏：《论张謇现代金融体制理念的思想渊源》，《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陈婷：《陈光甫先生的金融货币思想》，《世界经济情况》2006年第23期。孔祥毅：《阎锡山的货币金融思想与实践》，《山西财经大学学报》1993年第5期。
[cdxxxi] 如朱镇华：《<银行周报>与<钱业月报>》，《浙江金融》1987年第10期。《最早的金融刊物：<银行周报>》，《现代商业银行》2001年第5期。
[cdxxxii] 郑会欣：《近年来国内有关币制改革问题的研究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
[cdxxxiii] 戴建兵：《中国近代币制的转折点──机制制钱研究》，《中国钱币》1993年第3期。姚会元：《中外钱币交流及西方银元流入对中国货币近代化的影响》，《福建论坛》2000年第6期。
[cdxxxiv] 邓绍辉：《论甲午战后清政府币制改革及失败原因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cdxxxv] 胡天琼：《清末币制改革述评》，《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cdxxxvi] 丘凡真：《精琪的币制改革方案与晚清币制问题》，《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cdxxxvii] 刘方健：《东西方纸币产生条件的比较研究》，《中国钱币》1994年第4期。吕振羽：《关于近代中国的纸币》，《史学集刊》1983年第2期。
[cdxxxviii] 张成权：《王茂荫与咸丰币制改革》，黄山书社2005年版。宋秀元：《简述嘉道年间对行钞的议论及咸丰朝纸币的发行》，《历史档案》1993年第2期。
[cdxxxix] 李跃：《清朝纸币的发行与流通》，《东方博物》2006年第4期。
[cdxl] 唐晓辉：《咸丰朝户部钞票舞弊案研究》，《清史研究》1996年第4期。陈新余：《咸丰朝币制变动与通货膨胀》，《江苏钱币》2007年第3期。
[cdxli] 汤可可、尤学民：《南京临时政府的币制金融问题》，《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1期。于彤：《南京临时政府的币制金融措施》，《历史档案》1989年第2期。
[cdxlii] 刘海军：《民初纸币问题探析》，《西南金融》1997年第2期。
[cdxliii] 朱宗镇：《袁世凯政府的币制改革》，《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2期。马东玉：《民初的币制改革与京钞风潮》，《历史教学》1990年第3期。盛超明、黄力寅：《北洋政府币制演变与财政的关系辨析》，《财经论丛》1991年第2期。
[cdxliv] 董昕：《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领券制》，《民国档案》2004年第1期。
[cdxlv] 贺水金：《论20世纪30年代前中国币制紊乱的特征与弊端》，《史林》1998年第4期。
[cdxlvi] 王能应：《管理通货制：20世纪30年代中国币制改革方案的讨论》，《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cdxlvii] 李爱、吕桂霞：《国民政府初期的货币危机与“废两改元”政策》，《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4期。
[cdxlviii] 徐锋华：《近二十年来法币改革研究综述》，《民国档案》2007年第3期。
[cdxlix]货币是金融的基础。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了法币改革，这主要是鉴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货币制度长期落后和混乱，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及国民政府的统治；1933年"废两改元"政策的实行，简化了币制；为摆脱受美国白银政策影响所产生的经济危机。虽然此次改革存在很大的缺陷和不足，但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我国货币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
[cdl] 虞宝棠：《1935年国民党政策币制改革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2年第4期。虞宝棠：《试论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历史档案》1983年第4期。黄如桐：《1935年国民党政府法币政策概述及其评价》，《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6期。慈鸿飞《关于1935年国民党政府币制改革的历史后果辨析》，《南开经济研究》1985年第5期。黄如桐：《1935年国民党政府法币政策概述及其评价》，《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朱镇华：《重评1935年的币制改革》，《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陈克俭：《关于1935年国民政府政策评价的几个问题》，《中国经济研究》1987年第3期。蒋建平、朱坚真：《用“一分为二”观点看待国民党政府1935年的币制改革》，《广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邱松庆：《略论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贺水金：《论国民政府的法币政策》，《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6期。虞宝棠：《从废两改元到法币政策》，载《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cdli] 郑会欣：《日本帝国主义对1935年中国币制改革的破坏》，《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钟小敏：《1935年中国币制改革与英美日关系探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仇华飞：《1935年中国币制改革与中美金银交换》，《学术研究》2004年第8期。周春英：《英美日三国与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历史教学》2005年第6期。李家智：《论西方大国对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反响及其成因》，《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曹立前、葛计星：《20世纪30年代中国币制改革与美、英、日三国的态度》，《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张士杰：《中国货币金融问题与国际经济关系——20世纪30年代币制改革的历史考察》，《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cdlii] 李家智：《1935年币制改革对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cdliii] 齐春风：《抗战时期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的法币流动》，《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
[cdliv] 冯宪龙：《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通货膨胀政策评析》，《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3期。
[cdlv] 唐云峰：《论法币政策在云南推行时国民政府与云南地方政府的金融博弈》，《云南财经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唐云峰、何运信：《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与云南地方政府的金融博弈》，《云南财经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cdlvi] 陈新余：《南京国民政府1948年币制改革述评》，《江苏钱币》2007年第2期。
[cdlvii] 张皓：《王云五与国民党政府金圆券币制改革》，《史学月刊》2008年第3期。
[cdlviii] 李金铮：《旧中国通货膨胀的恶例──金圆券发行内幕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cdlix] 吴景平：《金圆券政策再研究――以登记移存外汇资产和收兑金银外币为中心的考察》，《民国档案》2004年第1期。
[cdlx] 张秀莉：《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述论》，《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
[cdlxi] 胡致祥：《国民党政府银元券的发行与崩溃》，《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3期。孙宅巍：《银元券的发行及其破产》，《历史教学》1987年第6期。李金铮、徐锋华：《1949年国民政府金融的最后一搏——银元券发行述评》，《史学月刊》2006年第12期。
[cdlxii] 宋晓琴：《近代四川币制演变》，《成都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陈克志、王麟：《青海省旧地方纸币综述》，《青海金融》1994年第9期。董翔：《试论晚清、民国时期新疆纸币的特点及历史作用》，《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肖茂盛：《近代澳门货币与金融沿革》，《财经科学》1999年第3期。曾涛：《三十年代广东省统一币制前后》，《南方金融》1990年第10期。于延明：《近甘肃纸币研究》，《兰州商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孙英民：《清末河南纸币研究》，《中原文物》1999年第3期。戴建兵：《近代河北币制变迁》，《河北经贸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吴筹中、朱肖鼎：《湖南近代纸币研究》，《财经理论与实践》1990年第6期。王文成：《法元、卢比的流入与清末云南币制变迁》，《云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等。
[cdlxiii] 杨晓时：《民国中央银行主要纸币史略》，《西安金融》1999年第12期。吴筹中：《中国银行及其发行的钞票》，《中国钱币》1986年第1期。戴建兵：《清和民国时期交通银行纸币》，《中国钱币》1995年第1期。吴筹中：《中国农民银行及其发行的钞票》，《中国钱币》1992年第3期。吴筹中：《中国第一家自办的银行及其发行的钞票》，《中国钱币》1985年第2期。潘连贵：《关于浙江兴业银行人像纸币的研究》，《中国钱币》2004年第1期。吴筹中：《中南银行及其发行的钞票》，《中国钱币》1994年第1期。毛海斌：《中南银行纸币发行概述》，《江苏钱币》2005年第4期。陈传银：《简述安徽地方银行纸币的发行始末》，《收藏界》2007年第7期。于廷明：《西北银行甘肃分行及纸币发行考》，《中国钱币》2003年第2期。[cdlxiii] 《西北银行甘肃分行纸币发行考略》，《甘肃金融》2002年S2期，等等。
[cdlxiv] 陈景熙：《清末民初地方虚位币制研究——以潮汕“七兑银·七兑票”为个案》，《汕头大学学报》2003年S1期。向仪：《户部官票、大清宝钞——清咸丰时期曾在四川发行的纸币》，《西南金融》1989年S1期。张江澜：《法币及关金券、金元券、银元券在四川的发行与流通》，《西南金融》1989年S1期。李锋：《“银元兑换券”在青海流通、使用情况述略》，《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姜季钊：《废两改元前的新疆纸币》，《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董庆煊：《民国时期的新疆纸币》，《中国钱币》1992年第1期，等等。刘峰博：《民国初期“晋钞”的发行述论》，《山西档案》2008年第1期。魏福祥：《奉票的产生及其种类》，《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第4期。《论奉票毛荒及其衰落》，《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3期。
[cdlxv] 吴筹中、吴中英：《汇丰银行及其发行的钞票》，《中国钱币》1994年第2期。徐枫：《德华银行与德华银行纸币》，《中国钱币》1985年第1期。吴筹中：《美丰银行及其发行的纸币》，《中国钱币》1999年第2期。戴建兵、史红霞：《美丰银行及其纸币发行》，《中国钱币》2003年第3期。乔传义：《中美合资银行——美丰银行在我国发行的纸币考略》，《黑龙江金融》2008年第11期。《沙俄华俄道胜银行在我国发行的金币券》，《商业金融》2008年第7期。吴筹中、吴中英：《中华懋业银行及其发行的纸币》，《中国钱币》1999年第4期。张新知、王学文：《华俄道胜银行及其在华发行纸币考略》，《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乔传义：《沙俄华俄道胜银行在我国发行的制钱票、银两票和银元票》，《黑龙江金融》2008年第2期。吴筹中：《横滨正金银行及其在我国发行的钞票》，《中国钱币》1989年第3期。张红星：《外商银行在厦发行纸币情况述略》，福建省钱币学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第五次东南亚历史货币暨海上丝绸之路货币研讨会专辑，1994 年。对于日本朝鲜银行（殖民地银行）没有研究的文章。
[cdlxvi] 邱捷：《1912～1913年广东纸币的低折问题》，《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4年第1期。叶少宝：《民初广东军政府与龙济光政府维持纸币之比较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2期。
[cdlxvii] 杜恂诚：《近代中国政府财政与银行业的相互关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9年第1期。
[cdlxviii] 如姚会元著《江浙金融财团研究》之“南京政府控制商界”部分；黄逸锋等《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之“工商团体的整理与国民党控制的加强”部分等等。
[cdlxix] 杨树标、杨青：《论“四一二”前后江浙财团同蒋介石的关系——读<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杭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中国的财团在蒋介石上台前主要有三个，即北方财团（亦称华北财团）、广东财团（亦称南方财团或华南财团）、江浙财团，其中江浙财团与蒋介石的关系最为密切，江浙财团起源于宁波帮。一般说，是以殖民地化的城市、帝国主义侵华的大本营上海为地盘，以金融业起家的金融业者和实业家的总称。
[cdlxx] 姚会元：《“四·一二”后南京政府与江浙金融财团的关系》，《江海学刊》1997年第6期。
[cdlxxi] 吴景平：《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述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
[cdlxxii] 王正华：《1927年蒋介石与上海金融界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
[cdlxxiii] 张秀莉：《上海银行公会与1927年的政局》，《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1期。
[cdlxxiv] 郑成林：《1927-1936年上海银行公会与国民政府关系述论》，《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cdlxxv] 吴景平：《上海银行公会改组风波》，《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cdlxxvi] 吴景平：《从银行立法看30年代国民政府与沪银行业的关系》，《史学月刊》2001年第2期。
[cdlxxvii] 魏浩然、杨帆、余海岗：《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金融立法浅论》，《哈尔滨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cdlxxviii] 闫向利：《论国民政府对金融业的改革》，《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cdlxxix] 吴景平：《战后初期上海银行业与国民政府关系述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一九四0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P468-P481。
[cdlxxx] 孙建华：《近代钱庄的投机性和金融脆弱性：原因与反思》，《黑龙江史志》2009年第2期。
[cdlxxxi] 此处观点引用易棉阳、姚会元在总结1980年以来我国近代银行史研究文中的观点。
[cdlxxxii] 孙健：《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5--317页。
[cdlxxxiii] 陆兴龙：《上海华资银行的产生与初步发展》，《档案与史学》1989年第6期。
[cdlxxxiv] 李一翔：《近代银行与企业的关系》，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
[cdlxxxv] 李一翔：《银行资本与中国近代工业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6年第1期；《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银行与企业关系》，《改革》1998年第3期。
[cdlxxxvi] 姚会元：《旧中国银行资本运动研究》，《学术月刊》1988年第5期。
[cdlxxxvii] 兰日旭：《近代中国银行业资金运作变迁及其绩效探析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cdlxxxviii] 李一翔：《论30年代中国银行业对棉纺织业的直接经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
[cdlxxxix] 刘淼：《民国时期祁门红茶贷款案与银企关系的建立——关于上海金融资本对周边产业经济之控制》，《安徽史学》2005年第2期。
[cdxc] 易棉阳、姚会元：《近代中国农业金融的转型及其特点》，《福建论坛》2008年第1期。
[cdxci] 刘纪荣、魏本权：《近代中国农村合作金融制度论略》，《聊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1期。
[cdxcii] 王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商业银行“资金归农”评析》，《石家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cdxciii] 刘永祥：《20世纪30年代商业银行“资金归农”活动评述》，《社会科学家》2007年第3期。
[cdxciv] 兰日旭：《20世纪20、30年代商业银行等新式金融机构对农村放款的效应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cdxcv] 马长林：《民国上海金融界银团机制探析》，《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6期。
[cdxcvi] 黄立人：《论抗战时期国统区的农贷》，《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6期。薛念文：《1927-1937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农贷活动》，《民国档案》2003年第1期。张天政：《抗战时期西北农村借贷体制的演变――以甘肃省为例》，《一九四○年代的中国》P59。张天政：《抗战时期国家金融机构在陕西的农贷》，《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2期。王专、吕晓玲：《陈光甫与20世纪30年代商业银行的农村放款》，《苏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cdxcvii] 程春晖：《国民政府统治初期安徽新式农村金融与传统农村金融关系探讨》，《黑龙江史志》2007年第9期。
[cdxcviii] 参见王丽：《胡佛研究所藏近代中国档案文献及其研究价值》，《复旦大学》2008年第6期。

支持，也希望换成一个文件发出来。

认真阅读了，收益匪浅

如果是pdf或word就更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