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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来源：新华网
观点与主张：“新国家干预主义”干预更为彻底，彻底地与市场原教旨主义和纯粹的自由市场主义诀别，反对自由放任，主张扩大ZF机能，限制私人经济，由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控制，并直接从事大量经济活动的那样一种经济思想和政策。新动向新变化：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1年底发表演讲，严厉抨击共和党的自由市场理念，重提老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强调国家干预的重要性。 关注理由：美国金融危机以及正在持续发酵的欧债危机使西方经济思潮开始出现新变化、新趋势。新国家干预主义正式回到世界经济思想的前台，值得我们研究。
新国家干预主义将再度成为主流
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危机必然引致新的经济思潮的出现或已有的经济思潮的轮替。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主义，将古典主义经济思潮取而代之；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涨使凯恩斯主义饱受诟病，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开始成为主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进入了一个“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周期，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学者开始为这段时间内的“歌舞升平”高唱赞歌，认为西方经济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指导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并称之为“大缓和”，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暴风雨来的前夜。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无论是美国ZF还是相关经济学者，都开始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思潮下的种种经济调控模式过度放任，为此次金融经济危机埋下了过多的隐患。痛定思痛，新国家干预主义被迅速搬上舞台，承担起拯救西方国家经济的使命。我们之所以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的国家干预主义称为 “新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是区别于凯恩斯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相比，这次国家干预更为彻底，彻底地与市场原教旨主义和纯粹的自由市场主义诀别。在 1929－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新政后，采取国家干预主义，大规模的对银行进行救助，但终究放任了10797家银行的破产和淘汰。而2008年则截然不同，国家干预的宽度和深度都是在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除雷曼兄弟破产外，美国ZF对金融业进行了全面救助，没有再让任何一家金融机构步雷曼的后尘。从总体数量上看，在危机高峰期，美国ZF通过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对全美88%的银行进行了注资，注入资金达到2450亿美元。更为体现美国ZF干预意图的是对最先爆发危机的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公司接手，收归国有。实际上，即使对本轮金融危机中仅有的一家倒闭机构雷曼而言，美国ZF的初衷也并非放任不管，从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对金融危机的回忆录《峭壁边缘》一书和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美国国会听证会的陈述中可知，当时美国ZF并不是想放弃雷曼，一是当时没有找到救助雷曼的合适交易对手，二是如果ZF直接购买雷曼的话，经过推算，将来经济好转后变卖雷曼资产时，不足以收回成本，最后只能不得已而为之。 可以预测，新国家干预主义将成为西方经济思潮的主流，从此次危机救助向国家经济调控的其他方面渗透。
贸易保护主义再度兴起
金融危机向来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温床，以危机为借口，实施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是西方国家惯用的手段，本次金融危机自然也不例外。首先是西方国家以全球经济失衡为借口压迫贸易顺差国的汇率升值。西方国家不从自身寻找原因，而将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归咎于全球经济失衡，归咎于中国等亚洲国家和石油产出国的贸易顺差行为。为此，以调整全球经济失衡为借口，压迫贸易顺差国的汇率大幅度升值，减少贸易顺差行为。以人民币汇率为例，从 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改以来，已经累计升值了20%以上，但美国仍认为人民币升值幅度还没有达到其所认为的合理区间，持续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殊不知，在其国内经济的根本矛盾无法解决的情况下，靠压迫其他国家汇率升值的方式永远无法解决问题，只会招致更多国家的反感。其次，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的另一表现形式是反倾销行为的日益加大。西方国家以金融危机为借口，加大对本国的贸易保护行为， 对新兴市场经济体频频挥舞反倾销的大棒，致使世界贸易争端不断增多，贸易规则不断破坏，正常的贸易渠道正受到日益严重的阻碍。
经济全球化受到抑制
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必然使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受到抑制。一是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越快，危机的传递速度越快，传染范围越广，传播渠道越多，本次危机是西方国家发起并传染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下次很可能是次序相反。为此，对危机的防范意识会大为增强，经济全球化会因此受到影响。二是欧债危机使西方国家意识到经济全球化的过快发展会埋下多重隐患。作为经济全球化的高端表现形式，欧元的诞生令西方国家一度作为典范向世界宣传，然而，在相关协调机制落后的情况下，欧元区的危机终未幸免，西方国家甚至全球都会因此对快速发展的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进行重新审视。三是危机后，欧美国家的经济结构将进行调整，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已对其本国的经济带来掣肘，奥巴马总统已经提出美国重振制造业的计划，欧洲为消除欧债危机的后遗症也必然更加重视制造业，增加纳税源，提升本国竞争力。欧美重振实体产业有可能引发其分布在全球各国的企业回迁，这会间接影响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本次危机也使马克思主义得到重新认识。西方经济学对金融危机的束手无策，使西方社会开始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探寻本次金融危机的原因，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对其能进行更好的诠释。
观点延伸
自由主义是危机之源
美国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危机和本世纪初出现的房地产泡沫，本应被看作是更大危机的可怕前兆，但当时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小布什ZF反对监管的政策，都认为市场总是正确的，监管则是坏事，因此，ZF不但没有扩大监管和金融风险防范网，反而为“金融创新”和“自由市场奇迹”大唱赞歌。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保罗.罗宾.克鲁格曼
当前的客观经济现实已经对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争进行了检验并作出了裁决。在危机爆发前，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的一些代表性人物不同程度地预言或预感到有可能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即经济危机。危机爆发的现实证明了这些预言或预感具有一定的正确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否认危机可能性的断言，已经永远成为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的笑柄。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吴易风
过度干预是危机之源
凯恩斯主义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总体上把2008年、2009年的冲击往后延了很多，但实际上现在，尤其是今天回过头看，那些强心针只是把问题推延了，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实际上从更根本的意义上来说，这些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效果，不仅仅是把这些问题延迟了，实际上把这些问题放大了很多。——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 陈志武
凯恩斯认为企业和个人具有“动物精神”，他们的乐观和悲观情绪交替轮换，造成经济从景气到萧条的循环。ZF可以并且应该审时度势，带有前瞻性地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反向操作，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这就是“相机抉择”。弗里德曼针锋相对，他强调预测未来经济形势和政策操作的困难，并引用数据指出，实践中的货币政策引起而不是“熨平”了经济的波动，虽没有明确地将“动物精神”作为ZF的属性，但对ZF的“完美理性”显然充满了怀疑。——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 许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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