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经济学：经济学是为1%还是为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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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利斯·撒切尔于2011年7月27日星期四对马萨诸塞大学的政治经济研究所杰拉尔德·艾泼斯坦的访谈纪要。

摘要

★史密斯学院的发展历史和作用的进步以及所采取的必要的步骤,

★经济学家们对我们的经济而言使命在于使它实际上是要满足人民的需要。

△莱斯利·撒切尔:杰瑞,你能告诉我们的读者特别融合先锋渐进式的经济学家在峡谷中,长期工作的流行的经济学及其中心的使命是什么?

▲杰拉尔德·艾泼斯坦:一切都开始在美国麻省州立大学,阿默斯特在的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就已经有了一些激进的经济学家。大的变化来撒母耳鲍尔斯,他曾在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和他的一些以前的学生和同事们开始URPE,结合的基本政治经济学。他们受到马克思、Veblen张修武,在1972年赖特否认…在卡哈佛任期,例的那种政治歧视决定任期是众所周知的。逃离剑桥, 在此之后米尔斯他来到了Leverett、conflict-filled。迪安Alfange和萨姆想出一个计划,雇佣一个一群激进经济学家从全国各地,包括由Gintis从哈佛、耶鲁和史蒂夫至少一些突出的前主流经济学来领导系。几年后,那个部门授予博士学位在本质上是激进经济学。山姆和朱莉·肖尔(《美国的贫乏》的作者)和其他几位教师和研究生开始流行的经济学研究中心(CPE)于1975年。这里已经是一个诱人的进步的经济学家,史密斯,Holyoke山,罕布什尔学院——整个山谷-成为向往进步的经济学家的乐园 ,现在是仅存的一个最重要聚集激进的经济学家的地方。有一些,当然,在新学校社会研究,圣母,UC河畔(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敌对的ZF)，犹他州立大学有一个非传统的计画,科林斯堡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和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也在。我一直和CPE自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的。自70年代初,CPE的目标已经召集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教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让人们对经济学涉及特定的社会和政治斗争共同为建设一个更广泛的运动也受到经济。新闻中也大约在同一时间发展。从一开始,这个夏天研究所[充分披露: 前首相撒切尔]被吸引CPE的主要活动。中国经济发展、埃米莉Kawano学院以来成为CPE的导演,它已成为越来越多的,虽然不是为主,集中在“团结经济。来的人却越来越多,“与会者来自学术界,因为它变得更加难以获得的人士参加。但是近年来,我相信已经转向了回到更平衡政治活动家和更少的学术类型。很多选择的经济学的动力来自反对越南战争、团结和人权运动和新左派女权主义。这是朝向和平的革命。这个想法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好的经济学为一个民主的社会,一个更有效的方法从理论上理解资本主义。而它的起源是革命性的,他们也有些理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替代经济变得更加政策性,朝向开发更多的平均主义政策我建立了该研究院的工作精灵波淋发展和鲍伯policy-relevant研究,可以使用在世界前沿具体问题需要争取很多人的注意。

△撒切尔:有可能要关注政策和细节的能力减损也告诉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经济的故事作品?

▲爱普斯坦:对方有几百个专家和高收入的律师可以撰写法律。这看起来不错,但与评估漏洞,是进步的一面,但完全一大步是发生在多德弗兰克k:所有的细节被留下,监管机构和银行已经写进了法规。在这些地区,人们喜欢研究者们和其他方面已经被精灵能够提供一个平衡力。我认为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关键时刻,美国的政治经济学——也许整个世界——在我们回到我们的视野更可信的具体方法。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得到了前面的政策,所以我们必须不停的奋斗,但也会保持有思想准备下一步该做什么。简d 'Arista——从前的职员人赖特Patman(D-Texas)和我开始了一组在这里,安全(安全:一个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专家为稳定、责任、公平与效率的金融改革的目标是把人民团结在一起,它对与美国金融改革撑起一把伞,让劳动和社会团体检讨25年在相关问题上的政策。这是生产的地位文件和磋商金融法规。

△撒切尔:那动脉,你已经写过有关实施所谓的福尔克 · 多德弗兰克法。为什么措辞饰如此重要?我们是否有机会得到它吗?

▲爱普斯坦:好。有美好的东西- - -- - -他们想强行实施多德弗兰克法——会让 使一个真正的差异和有一些监管机构执行,但共和党人在国会想提出defund方面缩减实际工作的法案,。

△撒切尔:你的一个合作者迪安，贝克为“全球化和进步的经济政策”, 写了“假先知"及其他关于格林斯潘和伯南克是专业疏忽未能看到抵押贷款证券/房地产泡沫。为什么经济学家预测不了泡沫,谁已经对金融化置之不理呢?

▲爱普斯坦:是的,古典和新古典的声音仍占主导地位,但现在有更多的媒体进展的声音和更多的人喜欢迪恩反驳逐点自由主义观点。我们这些经济学家必须做出更多的努力,使我们的声音更高的说出。我们最好还是行动而且我们必须试一试。我们在一个现在的困难处境我们需要重建,从基础开始。银行家,协助主流媒体,已经建立了金融部门的力量到这样的程度,他们在制造一个危机:给我们,如不满足他们的需求，否则的话,我们就下去，你们和我们在一起。”这是一种勒索结构。比如,在评级机构下调国债的威胁(这个谈话后被封杀 ]。这里是私人公司赚钱,有错误的模型对信用评级,自由主义模型和他们试图用模型让我们其余的人咽下。,但我们无法为他们的报复思想。基于信用评级的立场。世界各地的ZF已经给这些等级官方凭证。所以也有一种形式的垄断:他们还威胁要降级的欧洲银行与希腊的信用风险,如果他们必须不采取防范债务。这是一个危机控制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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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 relevant Conflict Everett 美国金融改革 哈佛大学 经济学家 马萨诸塞 史密斯 研究所

△撒切尔:那么，银行家的力量从何而来?
▲爱普斯坦:他们的政治力量伴随着金钱既然钱现在大多是决定我们的选举。银行委员会塞满了新的人员需要增加运动预期现金和投漏洞。在思想领域,他们已经研制出了巨大的力量,因为他们已经成功的想法是银行出售,我们应该知道最好做银行家们告诉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已经开发出一种整个理论设备,包括“有效市场假说”,“证明”市场应该规范自己。当然,假设认为完美的信息,也没有市场作用,却是完全错误的,但经济学家们喜欢它,因为它是非常优雅。更糟糕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来发工资,银行家来捍卫它!主流经济学也可能是本人被金钱的力量所蒙蔽(参见“家贼难防”)。许多有私人协会与金融公司:70%的人赚了钱为私人金融公司的工作,只有两个人面试时显示了的主流媒体。拉里•萨默斯或许是最好的例子: 一年赚了500万美元，当他正在金融改革问题。最后,金融监管机构已经完全被金融业俘获。所有这些发生在三个巨大的转变中有利于金融:美国正在失去它成为最强大的国家的位置, 在经济上,当我们失去高薪的制造业工作,美国经济变得更加依赖于泡沫经济和制造业。工会工作的损失,我们也失去了一个政治权力的来源为劳动人民说话。美国正在从生产力是一个中等经济成为一个高(即高度自动化的)的生产率经济,使经济变得更加依赖于这些领域,还可以产生一份高薪的工作,例如金融。美国应该是,但我们不,从化石燃料来向可再生能源和绿色经济过渡。这将有助于我们的经济过渡。我们需要缩小金融部门我们可以在那里找到另一个领域创造就业机会。。在2008年之前,它占了美国60%的利润。我们可以在那里找到另一个领域创造就业机会。
△撒切尔:那么,你看到绿色经济为一个前进的方向吗?
▲爱普斯坦:是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转变财政部门和创造公共金融服务机构,使更多的公共部门的投资和得到货币资本。此外,不再能增长模式是在工业化经济体的环境约束,因为它不再为生产工作。我们必须走向以基本保证收入来对大多数我们的人民。在经济上是什么呢?我们需要重新考虑:我们的需要和我们如何满足这些需求吗?

经济学家也需要有良知

樊纲讲，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不讲道德。
经济学家只有偏好，他们和一般人所固有的他们都有，包括人性的弱点和贪欲。他们的六根都未清静。

研究99%，服务1%。

经济学是什么？是治国术、伦理学还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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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治国术   
   16.67% (5)
2.  是伦理学   
   3.33% (1)
3.  是科学   
   3.33% (1)
4.  是伪科学   
   70.00% (21)
5.  不知道   
   6.67% (2)
  提交  

今天，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大概都会相信，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但假如我们仔细探究一下，这一点极为可疑。 从历史上看，早期学者研究经济学的动机和人们对它的期待，和现在人们所理解的经济学十分不同，当时它基本上被视为一门治国术；这并不奇怪，实际上启蒙运动之前的社会学科差不多都是治国术，而在古典时代，甚至连许多哲学都是治国术，因为那时候，此类知识的主要消费者就是君主。 在词源上，“经济学”的希腊文[1]原义是家政管理，是教贵族如何经营家族财产和生意的，相当于现在的企业管理和私人理财学问；近代经济学的发端同步于民族国家的兴起，起初就是帮君主理财和研究如何增进君主财富的，所以不难理解，早期经济学为重商主义所垄断，因为那时候的君主们国家观念还很微弱，都把统治看作其家族和个人的事业，把它当作一门生意来对待，而作为生意人，自然最关心如何让自己的商品获得最大销路，而尽量阻止竞争者的商品进入自己的领地。 后来，当民族国家逐渐成型，主权边界日益稳定，领地不再随嫁妆、馈赠或赔偿而被随意分割转让，君主们也开始意识到，君主的富有根本上依赖于国内经济的繁荣和国民的富有，首先明确阐述这一思想的是威廉·配第[2]，他引入了国民收入和国民财富的概念，并动手设计了一些统计方法。 接下去的变化是关键的，光荣革命和启蒙运动扭转了政治伦理，以君主个人利益为政策辩护不再拿得上台面，新的伦理要求政策服务于和平、自由、公正和幸福等攸关国民福祉的目标；由此，经济学的研究方向也由君主的经营策略转向国家的制度和政策分析，实际上，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论述，很大程度上是对此前占主导地位的重商主义所做出的反应，与政治伦理的扭转相一致。 但这样一来，就面临一个困扰经济学至今的要命问题：如何衡量繁荣、富裕或幸福？也就是价值度量问题；重商主义者答案很简单：金钱，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帮助君主经营，衡量其成效的自然就是利润，简单的办法是看看国库里的钱是多了还是少了；但对个体和企业适用的方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却无效，启蒙学者都认识到，货币只是交易媒介，其数量对个人意味着财富，对整个社会却只是个数字而已。 配第的答案是土地和劳动，斯密则是谷物和劳动，而李嘉图最终归结为单一劳动价值论，现在我们知道，劳动价值论对解释价格和分配机制没什么用处，不过好在当时经济学的形式化和定量分析还很粗糙，这个bug并未造成严重困扰；另一个答案则是边沁和穆勒的功利主义[3]，他们把价值标准定为“最大程度的快乐”，不过与李嘉图的“必要劳动”一样，边沁和穆勒都无法说明如何度量“快乐”，更不要说如何加总了。 问题是，功利主义严重挑战了当时主导思想界的古典自由主义，它直接指向了个人主义的道德哲学基础——主观价值论，即，个人的快乐和幸福只能由他自己判断，而不能由别人替他判断，并且，除非他本人愿意，个人价值不能按任何客观标准被其他东西所替换，包括其他个人的价值，而这种可替换性是可加性的前提，因而价值是不可加总的。 假如承认价值是客观的，并且可以加总，那么，由一个中央权威来决定每个人如何支配自己的财富、该生产和消费些什么，在道德上就是合理的；日后的发展证实了这一担忧，正是从边沁开始，基数效用论、积极自由、社会福利、甚至动物福利[4]等等概念被放出了潘多拉盒子，福利主义思潮日益壮大，为20世纪的政府大规模扩张提供了理论武器。 当客观价值论的现实含义日渐浮出水面，特别是马克思把劳动价值论发扬光大为对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全面批判之后，古典主义者作出了反应，结果就是边际革命[5]；从哲学上看，边际革命最根本的贡献在于，它在保留主观价值论的前提下，为经济学找到了一种福利度量方法，从而使其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边际学者尽管沿用了边沁的“效用”概念，但抽去了功利主义者所暗示的客观性和基数含义。 为此，边际学者只引入了一个很弱的中立假定：人不会作出与其偏好相矛盾的选择；由此得出三条基本度量方法：1）假如你用一个苹果换回一个橘子，表明这个橘子对你的价值比这个苹果高；2）假如你选择保留五个苹果和三个橘子，表明第五个苹果和第三个橘子对你的价值是一样的，且这五个苹果和这三个橘子对你的价值也是一样的[6]；3）当至少一个人的福利改善，而其他所有人的福利没有下降时，即可判定社会总福利水平提高了。 第三条就是著名的帕累托判准[7]，它为经济学作为一种制度和政策评价工具奠定了符合主观价值论的伦理基础；然而，尽管边际学派非常漂亮的解决了方法论问题，构建了逻辑井然的理论，新古典主义因此也获得了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但实际上，帕累托判准是否真的有用，是十分可疑的。 首先，除了思想实验之外，这一判准几乎找不到用武之地，你无法用它来判别同一时刻两个社会的福利高低，而只能判别一个社会在某宗交易发生前后的福利高低，因而它甚至无法判别同一社会两个时刻的福利水平，除非你完整重建这两个时刻之间的全部事件链，确认其间没有任何人的福利曾经下降；所以，经济学家在做福利经济学分析时，实际上不得不或明或暗的替换标准，通常是用市场价和交易金额来度量效用和福利，这就把客观价值论从后门放了进来。 其次，也更重要的是，假如我们将帕累托判准中的“worse off”理解为实际利益减损的话，那么在任何三人以上社会，自愿交易也不能被认定为帕累托改进，因为任何交易都会因加剧买方竞争而减损其他买家利益，同时加剧卖方竞争而减损其他卖家利益；假如你原本是某镇的唯一铁匠，另一个铁匠的到来无疑会减损你的利益；这样一来，我们就更找不出任何帕累托改进了，除非在二人世界，连思想实验里都找不到。 第二点对于古典主义者是致命的，原本帕累托判准作为评价工具虽没啥用处，却能得出一个结论：交易且只有交易可被认定为整体改进；这样，它就成了主张自由贸易、反对政府干预和管制的武器，可现在，它连这个作用也丧失了。 要想挽救帕累托判准，必须将worse off理解为法定利益受损，若所损利益不受法律保护，则不纳入判准考虑；但这样一来，马上就面临另一个问题：如何判别某项权利是否应该得到法律保护？为何行会垄断权没有资格得到保护？显然，这个问题在新古典概念框架内是无法讨论的。[8] 经济学之所以陷入这样的困境，终究是因为学界始终没有澄清一个根本问题：经济学究竟是科学还是伦理学？假如它是科学，就没有理由承担价值判断的任务，也无须为制度和政策作出道德评判，充其量只需要评估其现实后果，假如它是伦理学，那么它目前所采用的方法论和分析工具是否适合承担这一任务？与伦理学的其他分支相比，它是否显示了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 正是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或倾向）——无论经济学家们是否意识到——导致了新古典之后的经济学流派分化；大致可以识别出三个方向：一派是以萨缪尔逊[9]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他们仍将经济学视为福利计算和政策评价工具，为此干脆放弃主观价值论，承认效用可基数度量，个人效用可加总为社会总福利，于是度量难题迎刃而解，计量模型变得极其漂亮，由此为该学派赢得了政府谋士的荣华地位。 第二个是奥地利学派，他们同样把经济学视为价值判断工具，同时坚守古典自由主义和主观价值论，但由于上述方法论上的致命障碍，他们在实证分析上几无所获，米塞斯干脆否认实证研究的必要性。 而在政策评价上，他们的任务变得极其简单：只要对所有政府干预和管制政策say no就行了，因为在帕累托判准下，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正如阿罗不可能定理[10]所揭示的，在主观价值论前提下，没有任何公共选择机制能不借助强制而将个人偏好汇集为社会偏好；然而，如此简单的任务显然不能支撑一门严肃的学问。 假如他们意识到帕累托判准的第二个缺陷，奥派原本有机会将关注焦点转向产权和权利的起源问题，在法理学领域为自己占得一席之地，但他们显然错过了这个机会，他们的确曾将焦点转向财产权，但仅仅是从一些先验命题开始做了一番逻辑演绎，无视法律的历史与现实，最终，该学派变成了一个哲学思辨和价值主张团体。

第三个方向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该派学者希望将经济学从价值判断和政策评价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摆脱自起源以来始终笼罩它的治国术和伦理学阴影——这一阴影不仅留在经济学这个名词上，更留在“国民”、“政治”和“福利”这些修饰词上——把它发展为一门旨在理解和解释经济现象的纯粹的社会科学。 这一努力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我在这里要谈论的是它的缺陷：芝加哥学派尽管扭转了研究方向，将目光投向了经验世界的经济现象，却很奇怪的没有抛弃主观价值论，更没有突破方法论个人主义，对于一门科学，这样的坚持毫无必要，这极大的限制了经济学利用生物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众多成果来改进其分析手段。 在科学方法论上，价值只是用来度量、解释和预测行为方向性的一个数量指标，就像生物学的遗传价值，可以用来解释生物性状和行为模式，而不必与主体的主观价值判断有任何关系，基于遗传价值的分析和预测同样适用于细菌和植物，但没人会认为它们会做价值判断。 所以，奇怪的倒是为何芝加哥学派居然取得了那么巨大的成就，答案或许是：他们并未认真坚持主观价值论，而同时，方法论个人主义确实是个很好的观察层次，即便不借助其他视角也能独力获得解释力很强的理论；第一点看来是成立的，张五常就是个显著的例子，他总是用“最大化”来解释行为，但在“被最大化的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却含糊其辞，实在逼急了，就只好用货币收益来近似。 实际上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会直接或间接的用基数化的货币收益来代替主观价值度量，这在原则上是错误的，但效果却出奇的好，那或许是因为，在市场发达、货币化程度很高、交易频率高到足以形成市价、交易费用又很低的条件下，货币可以满足个人的绝大部分需求，因而，无论它是否真的准确度量了主观价值，却足以解释大量行为，特别是当它解释企业行为时，效果就更好，因为企业决策正是以货币收益为中心的，而市场对企业的淘汰机制也是基于货币收益。 尽管如此，对主观价值论的坚守仍构成巨大妨碍，它让经济学家不愿利用心理学成果来修正经济人模型，这很容易让他们想起边沁和功利主义，他们宁愿让个人这个黑箱永远封闭，更断难接受基于遗传收益的分析，相比之下，生物学家却可以轻松接受化学成果来修正其基础假设，这一差异恐怕只能用价值立场来解释。 至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有效性，同样是妥协的结果，经济学家对家庭和企业网开两面，在分析中将它们也视为“个体”，如此一来，在那些绝大部分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仅限于这三种实体的市场社会，它自然会有不错的解释力；况且，由于上节所说的原因，这三种实体的行为模式都可以很好的用货币收益来解释；但这一有效性是有前提的：没有其他性质的实体和其它层次上的结构对经济活动带来显著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又无法化约为上述三类“个体”的成本/收益问题。 这一方法论局限，意味着我们将忽视工会、卡特尔、政党、社团、帮派、标准化机构、慈善组织、信托等等有着完全不同组织基础和行为模式的实体可能带来的影响，忽视宗教、时尚潮流、民族意识、地方传统、身份等级、企业文化等不同层次上的文化结构的可能影响，尽管对这些结构的认知原本可以大幅改进我们对个人行为和社会的理解。 当然，我不是说经济学应该覆盖所有这些领域，但实在没有理由用方法论藩篱将经济学隔绝于已经在这些领域取得长足进展的其他学科的知识成果之外，而这只是因为它从治国术和伦理学向实证科学的转向不够彻底，这一状况，看来只能期待一次科学革命来加以改变了。
参考文献
[1]economics一词源自希腊语词汇ο?κονομ?α，拉丁文转写为oikonomia，词根oikos相当于house，词根nomos相当于custom或law。 [2]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英国哲学与科学家，曾帮助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管理土地和财政事务。 [3]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边沁所提出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思想也叫边沁主义（Benthamism），经穆勒扩充和阐述后取得广泛影响。 [4]有意思的是，边沁是最早的动物权利主张者，这是客观价值论合乎逻辑的延续：既然价值不需要个人自己判断，那么被认为缺乏判断力的动物为何不能成为价值主体呢？ [5]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是由威廉·杰文斯（William Jevons）、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列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等学者于1860年代为经济学所开创的一套以边际和均衡分析为核心的全新方法论，此后瓦尔拉斯和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所带领的洛桑学派（Lausanne School）推动了第二轮研究，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并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综合成为新古典经济学。 [6]考虑到商品的不可分割性，这只是粗略的说法。 [7]帕累托判准（Pareto criterion）是判定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的一种准则；符合该准则的变化，叫帕累托改进；假如一个社会已不存在任何帕累托改进的可能，则称此状态为帕累托最优。 [8]我对帕累托判准的更多分析，见“消费者剩余vs外部性”（No.905）和“帕累托判准vs卡尔多-希克斯判准”（No.1163）。 [9]保罗·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长期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他编写的《经济学》是迄今最畅销的经济学教材，63年来以40种语言出了19版，售出400多万本。 [10]阿罗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le theorem）是由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并证明，并在其随后出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1951）一书中详加阐述的关于公共选择的一个命题。<

第三个方向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该派学者希望将经济学从价值判断和政策评价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摆脱自起源以来始终笼罩它的治国术和伦理学阴影——这一阴影不仅留在经济学这个名词上，更留在“国民”、“政治”和“福利”这些修饰词上——把它发展为一门旨在理解和解释经济现象的纯粹的社会科学。 这一努力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我在这里要谈论的是它的缺陷：芝加哥学派尽管扭转了研究方向，将目光投向了经验世界的经济现象，却很奇怪的没有抛弃主观价值论，更没有突破方法论个人主义，对于一门科学，这样的坚持毫无必要，这极大的限制了经济学利用生物学、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众多成果来改进其分析手段。 在科学方法论上，价值只是用来度量、解释和预测行为方向性的一个数量指标，就像生物学的遗传价值，可以用来解释生物性状和行为模式，而不必与主体的主观价值判断有任何关系，基于遗传价值的分析和预测同样适用于细菌和植物，但没人会认为它们会做价值判断。 所以，奇怪的倒是为何芝加哥学派居然取得了那么巨大的成就，答案或许是：他们并未认真坚持主观价值论，而同时，方法论个人主义确实是个很好的观察层次，即便不借助其他视角也能独力获得解释力很强的理论；第一点看来是成立的，张五常就是个显著的例子，他总是用“最大化”来解释行为，但在“被最大化的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却含糊其辞，实在逼急了，就只好用货币收益来近似。 实际上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会直接或间接的用基数化的货币收益来代替主观价值度量，这在原则上是错误的，但效果却出奇的好，那或许是因为，在市场发达、货币化程度很高、交易频率高到足以形成市价、交易费用又很低的条件下，货币可以满足个人的绝大部分需求，因而，无论它是否真的准确度量了主观价值，却足以解释大量行为，特别是当它解释企业行为时，效果就更好，因为企业决策正是以货币收益为中心的，而市场对企业的淘汰机制也是基于货币收益。 尽管如此，对主观价值论的坚守仍构成巨大妨碍，它让经济学家不愿利用心理学成果来修正经济人模型，这很容易让他们想起边沁和功利主义，他们宁愿让个人这个黑箱永远封闭，更断难接受基于遗传收益的分析，相比之下，生物学家却可以轻松接受化学成果来修正其基础假设，这一差异恐怕只能用价值立场来解释。 至于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有效性，同样是妥协的结果，经济学家对家庭和企业网开两面，在分析中将它们也视为“个体”，如此一来，在那些绝大部分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仅限于这三种实体的市场社会，它自然会有不错的解释力；况且，由于上节所说的原因，这三种实体的行为模式都可以很好的用货币收益来解释；但这一有效性是有前提的：没有其他性质的实体和其它层次上的结构对经济活动带来显著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又无法化约为上述三类“个体”的成本/收益问题。 这一方法论局限，意味着我们将忽视工会、卡特尔、政党、社团、帮派、标准化机构、慈善组织、信托等等有着完全不同组织基础和行为模式的实体可能带来的影响，忽视宗教、时尚潮流、民族意识、地方传统、身份等级、企业文化等不同层次上的文化结构的可能影响，尽管对这些结构的认知原本可以大幅改进我们对个人行为和社会的理解。 当然，我不是说经济学应该覆盖所有这些领域，但实在没有理由用方法论藩篱将经济学隔绝于已经在这些领域取得长足进展的其他学科的知识成果之外，而这只是因为它从治国术和伦理学向实证科学的转向不够彻底，这一状况，看来只能期待一次科学革命来加以改变了。
参考文献
[1]economics一词源自希腊语词汇ο?κονομ?α，拉丁文转写为oikonomia，词根oikos相当于house，词根nomos相当于custom或law。 [2]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英国哲学与科学家，曾帮助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管理土地和财政事务。 [3]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边沁所提出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思想也叫边沁主义（Benthamism），经穆勒扩充和阐述后取得广泛影响。 [4]有意思的是，边沁是最早的动物权利主张者，这是客观价值论合乎逻辑的延续：既然价值不需要个人自己判断，那么被认为缺乏判断力的动物为何不能成为价值主体呢？ [5]边际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是由威廉·杰文斯（William Jevons）、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列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等学者于1860年代为经济学所开创的一套以边际和均衡分析为核心的全新方法论，此后瓦尔拉斯和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所带领的洛桑学派（Lausanne School）推动了第二轮研究，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并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综合成为新古典经济学。 [6]考虑到商品的不可分割性，这只是粗略的说法。 [7]帕累托判准（Pareto criterion）是判定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的一种准则；符合该准则的变化，叫帕累托改进；假如一个社会已不存在任何帕累托改进的可能，则称此状态为帕累托最优。 [8]我对帕累托判准的更多分析，见“消费者剩余vs外部性”（No.905）和“帕累托判准vs卡尔多-希克斯判准”（No.1163）。 [9]保罗·萨缪尔逊（Paul Samuelson），长期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他编写的《经济学》是迄今最畅销的经济学教材，63年来以40种语言出了19版，售出400多万本。 [10]阿罗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le theorem）是由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并证明，并在其随后出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1951）一书中详加阐述的关于公共选择的一个命题。<

yiweiluoye 发表于 2012-2-16 07:59
樊纲讲，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不讲道德。
经济学家只有偏好，他们和一般人所固有的他们都有，包括人性的弱点和 ...

呵呵，看来似你这等伪马，一定要把经济学搞成佛学或者道学——————你的六根已经清净鸟。。。。

尔等是何种伪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