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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开始，进入城市的农民工通过“用脚投票”倒逼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开启中国文明之路。我乐观其成，也许不用30年，我们每个人都会感受到当年“民工荒”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变。
一年一度的“民工荒”在春节过后如期来临。“民工荒”由以前专属沿海地区的专利，已经席卷全国，甚至西部省份也出现了“民工荒”。
可以说，自2003年开始，每年都有“民工荒”，但现在的“民工荒”的表现以及出现“民工荒”的原因已经和以往大为不同。2003年的“民工荒”，纯属处境糟糕的“农民工”的一种无奈而悲壮的告别城市之举：当年很多农民工的工作时间长达14个小时左右，工资低廉而且拖欠严重，农民工的生存状况非常糟糕，劳动条件和福利待遇更是一塌糊涂。当年劳资双方博弈的力量也是一边倒的失衡，大量的农民工的存在，使得企业可以恣意剥夺农民工的权益，各地的劳动监管部门也是偏向企业而不是农民工。原因不外乎农民工太多，农民工的选择很少，除了到一些东南沿海的企业做工，就是回家种地。
然而，自08年以来，“民工荒”的原因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概况起来，有：其一，从农民工的总的供应趋势看，尽管农民工的总量依旧庞大，但农村提供给城市的劳动力的增速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减速明显;其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企业的数量在增加，农民工的选择越来越多，有很多企业可以供农民工选择，农民工也可以选择自己创业，选择的自由可以说是劳资双方力量发生明显变化的主要原因;其三，中国新一代的农民工无论是在年龄，知识结构，还是价值观等方面已经完全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从年龄而论，农民工的大部分以80后和90后为主，这个群体的特点是文化层次比较高，在生活观念和权利观念上很显然不同于他们的父辈，他们有更多的权利意识和创业的选择;其四，随着东部产业转移至西部，西部也出现了劳动力的短缺，西部低廉的生活成本，以及离家比较近等便利，使得西部的农民工不再选择去生活成本高昂的东部。
因此，尽管“民工荒”已经存在了10年之久，但在农民工的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当下的“民工荒”绝非权利缺失情况下无意识的抗争，更非一个短期的博弈，而将会是长期性和制度性的经济事件。随着农民工的成长，劳资双方的力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东南沿海一带开“两会”，很少听到还有企业家代表疯狂叫嚣要取消《劳动合同法》了，企业一旦被农民工投诉，受处罚的一般都是企业而不是农民工，农民工在企业的劳动条件和福利待遇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民工的工资的上涨已经不需要ZF的督促，而是成为企业主动的选择，不涨工资招不到人。因此，这种“民工荒”事实上成为倒逼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的最有希望的最重要的自发性力量。
其实，无论是经济结构的调整，还是发展模式的转型，本质上都是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是财富的重新分配，在时下利益博弈日趋尖锐的情况下，ZF的强制性政策能够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成效不会太大，而只有这种自发的，结构性的变迁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利益格局的重整。随着农民工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随着各地加入抢夺农民工的行列。和当年小岗村的变革一样，“民工荒”既是农民救自身之举，更是通过他们的“私力救济”行为，推动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力。在“农民工”富裕的情况下，东部的产业转型是没有动力的，他们可以依靠资源耗竭、廉价劳动力的懒惰发展模式获得利润，既没有产业升级的动力，也没有产业升级的必要。在此之前，尽管学界、业界都在呼吁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呼吁推动中国产业的升级，但事实上，由于路径的依赖和各地投机取巧，乃至于忽略农民工基本诉求的侥幸心理，东部的产业升级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步。
特别重要的是，农民工自身的升级换代除了可以推动中国经济转型之外，还可能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走向民主和文明的重要力量。中国新一代的农民工无论在年龄、知识结构，还是价值观等方面已经完全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这个群体的特点是文化层次比较高，相当一部分从小跟着父辈在城市的边缘地带生存，身上既有父辈留下的痕迹，更有彻底摆脱父辈们艰难生活、融入主流城市生活的愿望。他们有自觉的维护自己权益的明确的行动。这起码可以倒逼中国劳动法治的进步。
1978年，小岗村的农民撕开制度的铁幕，开启了中国改革的第一枪，30年后，自2008年开始，进入城市的农民工通过“用脚投票”倒逼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开启中国文明之路。我乐观其成，也许不用30年，我们每个人都会感受到当年“民工荒”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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