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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大学农村生源比例越来越低，一直是媒体关注的一大焦点，然而与“农村生源比例越来越低”相对应的是哪些生源越来越高呢？这个问题少有人关注，一项严谨的社会学研究显示，上世纪90年代后，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占比呈上升趋势，到1997年，该比例达到39.76%，首次超过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更远超工人和农民阶层。北大学生中，来自干部家庭的比重超过其他阶层。(3月21日财新网)
强调这个研究的“严谨性”，是因为现在类似的调查特别多，不过太不严谨，设计个问卷，网上随便调查几个网友，轻易就得出一个骇人听闻的结论——— 我将其称作野鸡调查得出的野鸡数据。而这项调查很严谨，是基于对1952年至2002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近50年间的学生档案，对学生的社会来源做了详尽分析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最后以《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为题，将论文发表在权威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
如何解读“干部子女上北大比例持续攀升”呢？在官二代抢官丑闻、公务员招聘黑幕频曝的现实下，可能很多人会条件反射般地联想到高招腐败，想到干部子女利用特权垄断上名牌大学。
不过我觉得，“干部子女上北大比例持续攀升”可能跟“特权”关系不大。中国的腐败问题很严重，高校也早已经不是一个干净的地方。可是，高考仍然是当下中国最公平的上升通道，高校仍然是相对最干净、腐败最少的地方，尤其是重点大学，在招生上的腐败发生率就更小了。比如北大，北大无小事，被过度置于舆论的监督之下，连砍棵树这样的“小事”都会激起很大争论，更何况像“干部子女利用特权上北大”这样的大事。
那“干部子女上北大比例持续攀升”又是怎么发生的呢？我觉得，问题恰恰出在普遍认为公平的高考上。干部子女上北大比例持续攀升，不是权力操纵的结果，而是一场无声的革命，是社会不平等在高等教育、在重点大学生源比例上的反映。这个社会的不平等，会自然地投射到大学生源的比例上，这是高考所无力改变的。正如此前社科院专家早有过的判断：中国的精英高等教育并没有改变社会结构，而只是延续和强化了既有的社会分层。
很多人盛赞高考公平，反问“如果没有高考，你拼得过富二代吗”，称高考是穷人上升最重要的社会通道。可是，寄望于高考改变社会的不平等，制度性地改变社会结构，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或者功能有限。高考无力改变社会不平等，很多时候只能延续甚至强化不平等。20多年前，重点大学的农村生源之所以多，干部子女之所以没现在多，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相对更平等一些，这样的平等会体现在生源的平等上。干部子女上北大比例持续攀升，也正是当下社会的不平等在大学中的自然投射。
分数面前，虽然人人平等，可是，拥有更多资源的人，可以以看似“平等”的方式获得更高的分数，比如城市孩子仅在英语分数上就比农村孩子高20多分。干部子女由于其家庭资源，能在高考中掌握更多的优势，使其无须借助特权就可以比平民子女更容易走进重点大学。
面对这个数据，需要反思的是我们所津津乐道、所迷信的高考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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