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年度诺贝尔<FONT color=#cc0033>经济学</FONT>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八十年代的作品
<P>《伦理学与经济学》是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八十年代的作品，但书中深刻揭示和论证的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分离以及由此导致的现代经济学的贫困和伦理学的缺陷，就像谈的当下我国状况；而阿马蒂亚·森作为经济学家，他的深邃的历史感、广阔的伦理思考、对人性及其需要的完整而透彻的理解、特别是他对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则是我国经济学和伦理学共同的严重缺失。</P>
<P>阿马蒂亚·森指出,经济学在历史上是作为伦理学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他认为,这一事实对于理解经济学的本质至关紧要。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经济研究就与人类行为所追求的目的相联系。而人类行为动机复杂多样，因而追求的目标是多元的。如果经济学关注真实的人而不是被狭隘的描述方式扭曲和抽象化了的人。那么，经济学研究就不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直接相关，而且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追求有关。经济学跟伦理学的这种关联为它规定了不可逃避的任务，即，在财富之外，经济学研究还包括对更基本的目标的评价和增进。在阿马蒂亚·森那里，经济学应致力于评价和增进的“更基本的目标”至少应该有自由与公正。他对自由和公正的看重基于如下判断：在一个社会中，人们拥有的自由度以及福利分配上的公正性直接关涉每个社会成员的生存状态并构成社会基本的道义性。</P>
<P>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对人的行为动机作了及其狭隘的预设，断言人都追求自利最大化，进而依据专断而有缺陷的信息结构把追求自利最大化视为理性的要求。但阿马蒂亚·森认为，“人”这一概念具有基本的和不可约减的二元性，自利，或者个人福利的考虑并不是人们行为的全部动机。他由此把关注引向了对自由、权利的思考。而追求自利最大化的狭隘预设对人性以及人的需要作了不真实的理解，排斥了对一些有意义的经济关系的关注，拒绝了评价和增进人类更基本目标的任务。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现代经济学提倡了一种神经分裂症式的生活，这种生活固执地追求自利最大化，而自利又限于物质财富，这就遗忘和丢失了自由、权利、爱与同情。这些被遗忘和丢失的目标虽然常常是非物质性、非功利和非效用的，但其真实性和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物质福利。另一方面，经济学自身则在极大地完善了实证的科学手段或者实现了数学化的同时，却因排斥对某些有意义的经济关系的关注而导致了自身的贫困；而它拒绝了对人类在财富以外的那些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增进，则使它以一种“不健全的精明和现实”表现出不自然的“无伦理特征”。至于伦理学，阿马蒂亚·森指出：由于经济学问题本身可能是极重要的伦理问题，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对于伦理学也是非常不幸的。</P>
<P>上述问题在我国无一幸免，而且，实际情况远比阿马蒂亚·森揭示的要严重。此间对决策有重大影响的经济学家只关注国民经济总量的增长而搁置伦理正当、搁置社会公正；伦理学界由于受权力青睐而垄断了话语权的那一部分人则既不理会经济学的方法和资源，也不理会现实社会关系变化所提出的新问题，顽固的抱着一揽子本来就大成问题、而今因世事变迁已彻底丧失解释力的教条。在这两部分人那里，两门学科之隔膜，几乎完全无法沟通，更不用说对话了。然而，在对公正的漠视或贬低上，这难以沟通和对话的双方竟是不约而同。我国部分经济学家忽视公正、缺乏伦理关怀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近十来年，由他们献的策，往往具有向社会弱势群体转嫁改革代价的性质，实施起来往往使本来就在社会中境况最差、地位最脆弱的人大吃苦头，处境更为艰难。对于社会底层现今面临的更不利处境，在不久前举行的一次“经济与伦理高级论坛”上一位经济学家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一部分人生活水平下降、甚至多数人生活水平下降，是必然的。经济学家漠视公正，伦理学家则贬低公正。同样一个会上，伦理学权威对我国改革成本由民众尤其是社会底层承担、收益由权贵攫取的事实不置一词，却把公正这样一个无论是经济、政治或伦理领域都不能回避的问题限制在与效率相对的狭小范围内，并直截了当地反对把公正作为最基本的道德范畴。相比之下，经济学研究回避公正，好歹还可以以其冰冷的逻辑和技术性推理仍然叫做经济学，尽管它有着不自然的无伦理特征，尽管人们可以批评它为“无心”的经济学；但伦理学贬低公正的重要性，把公正限制在一种狭小关系中，对广泛存在着的不公正、尤其是弱势群体承受的不公正装聋作哑，这种伦理学还是不是伦理学，就得打问号了，何况，这种伦理学还一向敌视自由这一人类基本目标，对自由不是攻击排斥，就是讳莫如深。</P>
<P>经济学和伦理学陷入如此状态，是两门学科的不幸。倘若如此状态的经济学和伦理学雄心勃勃地要去影响和改造现实，事实上恰恰又正是这种具有不自然的无伦理特征的经济学成为影响决策的显学，具有荒谬的“无伦理特征”的伦理学成了权力的老师，那就不只是学科的不幸而更是现实的不幸了。纵然社会经济可能有所增长，但不会有公正的分配格局，而在不公正的分配格局下弱势群体永远是受损者；只要弱势群体在受损，就谈不上什么社会的进步。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认为的，如果社会中境况最差者的境况有所下降，是不能认为实现了一种社会改进的。这里闭眼不看人们的现实处境而陶醉于经济总量的增长的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们不知是否愿意去了解和感悟阿马蒂亚·森的书中随处可见的像这样深具伦理关怀的健全理性判断，是否能够从中感受到一种自我反省的催逼力量。</P>
<P>《伦理学与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中译本</P>
<P>《中国经济时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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