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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与一位老师闲聊，他谈到孩子聪明的问题，说是接受能力快的孩子好教，点拨一下就明白了。他还相信，高知的后代要聪明一些，所以可以鼓励多生。
我列举说，孔子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毛泽东的父亲小算盘打得精，还有林肯、爱因斯坦、爱迪生等，父母也不是所谓高知，但他们都是有智慧的人，与“聪明”倒无关。
其实，这位年轻的老师已借用到教育局上班了，他的一些观点是中国教育现状的侧面反映。我很明确地告诉他，事实上，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都是在按照一定的标准来培养人，而不是所谓“教育”人，如同生产流水线一样，制造了一个个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工具”。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现代社会大的框架是，资本市场在发展，它把“人”分解成了两半：一半是消费者，一半是生产者，而利润则属于第三者——资本拥有者。
北大教授钱理群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曾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的刘道玉认为，其实不仅仅是中国，整个世界大学正处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十字路口，功利主义、学风浮躁、债台高筑等问题都威胁着大学未来的发展，大学必须返朴归真，教育需要乌托邦。
复旦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杨玉良最近表示：大学过于功利，大学校长过于功利，对社会将是个祸害。人类对知识的崇拜已经超过了对思想的崇拜，然而知识也是双刃剑，比如化学家可以合成药物，也能合成毒品，大学过分追求技术主义，对国家并非有利。撒切尔夫人曾有个论断，认为中国不会成为世界强国，因为近代中国没有独立的、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
这些自觉自省式的论述，目前还动摇不了中国教育体制，更别说中国人的教育思维了。正如那位年轻老师所说的，聪明的孩子才是好学生。而所谓聪明，是有社会标准来衡量的，最浅显的当然是听话的，且能听明白话的，或者自觉适应社会发展现状的。
这就是我们的“教育思维模式”，从孩子出生那天起就开始建立了，之后是不断地灌输各种或各方面的知识，急切地希望孩子能早点“聪明”，越“聪明”越好，最好是神童或奇才。实际上，这样的“产品”累加起来已然不少了，而且每年都还在“生产”。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中国没有真正的教育的原因所在，因为我们的总体思想不是在育人或树人，而是在造人。我告诉那位年轻的老师，我对儿子只在做一件事，即启迪他的思维，让他从小能够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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