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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第二批用科学方法来谈生意经的学者们，就大都有过做生意或在商学院任教的经历，但是这些人的学术训练主要是在统计学。他们拥有严谨的研究方法，到商学领域 来找饭吃。这些人对生意本身没有深厚的了解及浓厚的兴趣。他们对方法的兴趣大于对研究主体的兴趣。第三批用科学方法谈生意经的是对生意有深刻理解及浓厚兴 趣的人。他们是为解决一些商学与管理学的问题，而去寻找解决的方法。 例如法玛（Fama）是芝加哥大学掀起学术革命的第一批博士生，他本科念的是法文，在念博士学位时，在CRSP 的资料库打工。他以一个科学家的精神细心地去挑资料的毛病，他是全世界对这个资料库最了解的人，他学统计方法是为了处理这些资料。第三批学者都是用统计方 法及大量资料进行实证研究(Empirical Research)。 会计学与财务金融学的革命发生于1965年左右，依我的年纪，如果我是在芝加哥商学院念博士，我应该是革命的第一代。可是我是在罗澈斯特大学念经 济学博士，我是到了芝加哥商学院做经济学助理教授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本科的专业，已经有了一场革命。当我参加革命时，我的辈分已经是第二代。不过这也不 算晚，以后，我走到那里，革命就跟到那里。当我与维勒奇雅（Verrecchia）在1983年一起转任沃顿商学院时，沃顿商学院才开始用科学方法来看会 计问题，足足比芝加哥商学院晚了18年。我于1988年到杜兰商学院任讲座教授时，美国南方才开始用科学方法讨论会计问题。到了1992年，我与陈玉树、 陈乃福一起创办科大商学院时，亚洲才知道商学学术在三十年前起了一场革命。我于1999年在清华大学与陈小悦（现任国家会计学院院长）创办北美商学博士 班，这场革命在中国有了个开始。但是这个博士班撑不了多久就变了样。在这个老大农业帝国闹革命可不是件容易事。 当初在创办香港科大时，12个创系系主任（另外六个还没有到位），各自构想自己的系能办到多好。吴家玮校长是个极有魅力的人，香港ZF又提供了相 当好的办学条件。当时我们都知道，办成亚洲第一个及第一名的研究型大学，应该没有什么困难，问题是在世界能排到第几名。当时12个创系系主任都是世界级响 当当的人物，海外华人在理工学术圈子里，人才辈出，可是几个理工系系的主任，把目标订在十年内达到五十名左右，只有我订在世界前15名。当时很多人认为我 吹牛，可是当我在七年后离职时，香港科大的会计系用最难的标准，以世界前五名的学术杂志文章数计算，排到世界第一名。其实这个把戏，是建立在商学革命上。 由于我是革命的第二代，只要抓住几个革命头头与他们的得意门生，就成了。物理系在全世界，起码有三十家大学有诺贝尔奖得主坐镇，办个前五十名谈何容易。在 1999年，我离开了香港科大，以十分之一的薪水，到清华去办北美商学博士班，这次可陷进了大泥沼，这个故事以后有机会再说。 金融市场，尤其是股市的研究，主要是分析均衡价格的规律，其研究方法及严谨度，跟物理学很像。而公司理财与会计学谈的是市场均衡后面的组织及信息 因素，要比股市均衡来的复杂及难以分析。公司理财及会计学的分析工具应该是博弈论，虽然已有几拨，包括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在博弈论的研究成果得到认可， 但博弈论的分析工具在公司理财与会计学上的运用还是非常笨拙。要把公司的财务管理变成严谨的科学，还有漫长的路。 在商学的领域中，与市场有关的问题是比较容易用科学方法处理，芝加哥大学是其中翘楚，而组织与人的问题，大多停留在人文的讨论，哈佛是其中领袖。 由于科学易于传播及大量的复制，世界顶尖商学院的研究，基本属于芝加哥学派。而公司老板最关心的是组织与领导的问题，名校EMBA 的教材，基本上是哈佛学派研究出来的。只有科学没有人文，研究结果是严谨但脱离现实，只有人文没有科学，研究成果也就是故事书。最近十年，商学领域的科学 家在学习说故事，而说故事的人，也在学习使用科学工具。哈佛的两位当家教授就是好例子。波特（Michael Porter）是在哈佛念的MBA 及博士。他是故事学派的嫡传弟子。他成功的把经济学，尤其是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及研究方法导入策略分析，让策略分析从“老板的故事”变成科学的分析。另外以 位是开普兰（Robert Kaplan），他的研究训练以及学术地位，都是在严谨的数学推理的领域内，1985年，他转任哈佛教授之后，开始做大量的田野研究（也就是故事的搜 集），在详细的观察实际情形后，发现许多教科书上的东西都与事实脱节，他在管理会计领域内也掀起一场区域革命。波特是把小说家带进了科学领域，开普兰是把 科学家带进了人文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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