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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部分原因在于，之前人们对新兴市场寄予了过高的期待。新兴市场经历过一场严重的危机。接二连三的打击令新兴市场国家元气大伤：资本外逃、信贷危机，以及世界贸易急剧萎缩。打击过后，中国、印度和巴西三国先后开始了势头惊人的强力反弹，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也紧随其后。
ZF以令人瞩目的速度在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做出了反应，相关举措推动了经济复苏。另外，新兴市场经济体中那些规模较大的经济体外汇储备充足、企业和家庭负债率较低(这表明这些经济体已经从1997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汲取了教训)，起到了稳定经济的作用。因此，这些经济体也就避免了去杠杆化，去杠杆化会削弱经济，这一点在复苏乏力的发达世界体现得十分明显。
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经济周期性放缓。新兴市场上的几颗明星，也就是中国、印度、巴西和土耳其，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往年通常水平。欧元区困局前景堪忧，已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出口增长势头放缓。食品价格上涨已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与此同时，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银行不良贷款水平也在上升。
政策再一次出现松动，尽管还没有达到2009年的程度。而政策松动反过来又会导致结构性问题，因为这将延长经济对一种非平衡增长模式的依赖，这种模式的效应已经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在中国和亚洲其他许多国家，投资率普遍过高(从长远来看是不可维持的)，为那些已经出现产能过剩的行业新增了更多产能，也带来了建筑业的繁荣，创造了一座座“鬼城”和一片片无人居住的公寓小区。这些刺激经济的工具是有缺陷的，再次使用同样的工具刺激经济，只会埋下更多隐患。
印度需要的政策恰恰相反——该国需要增加投资，而对许多大宗商品出产国而言，困难在于如何培养非大宗商品行业的竞争力，以消除“大自然的馈赠”对汇率和资源配置的不利影响。正如英国在北海(North Sea)石油方面的经验所示，即便对体制健全、治理得宜的国家而言，这也是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哈佛经济学家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为悲观看法提供了一个更重要的理由。罗德里克认为，新兴市场近年来的快速增长是个例外，而非常态。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奇迹都有赖于一条被反复试验和检验的规律：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转移。
制造业之所以起着关键作用，是因为这个行业模仿外国的生产技术相对容易。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发展高生产力服务业需要劳动者掌握复杂的技能，要求有制度基础做准备。
罗德里克说，后加入全球化流程的经济体面临的困难在于，制造业要求的技能和资本已经提高了。因此，制造业从农村吸收劳动力正变得越来越困难。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也在改变。过去许多年里，西方国家曾满足于一边向发展中世界输出资本和技术，一边准备着买进这些国家出口的商品。
而如今，中国等国家进入全球市场，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如此沉重地打击了发达世界的工业，致使西方政界越来越没有动力继续维系一个自由的贸易体系。
如果你接受上述主张，那么可以推出：新兴市场的增长将比过去更加依赖于人力资本、制度和公司治理情况。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新兴市场的增长将比许多投资设想的更慢，也更加困难。
但这一切都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没有投资机会。首先，目前的悲观情绪并没有蔓延到债券市场，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主权债务收益率已降至极低的水平，显示债券市场可能存在泡沫。上市公司的增加以及公司治理的改善，也将确保人们继续保持对新兴市场股票的兴趣。
更确切些说，问题在于，新兴市场可能无法再现过去十二年的那种强劲增长，投资群体是否已据此适当地调整了自己的预期。
作者： 英国《金融时报》 约翰·普伦德 来源： 英国《金融时报》2012年0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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