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佶：经济是人的经济，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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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是人的经济，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作者：刘永佶

斯密以他的《财富论》使“经济人”的命题得以确立，这是自重商主义以来经济关系变革的结晶。“经济人”是对“上帝造人说”及“原罪论”的否定，是突破封建专制及其对农奴人身控制的意识形态的大进步。将人归结为自然，归结为物。突破了将人归结为“神”附庸的的宗教意识，从而使对人的认识更接近于人。但人又是人，不是物。“经济人”观念的基础，是人和物的同一，人占有物，并以所占有物的数量来确定人的地位和价值。人生目的是占有并享用物，享用得越多，就越幸福。正是在追逐物的占有过程中，形成经济，并有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私欲即公利”，任何人都是从满足私欲去从事经济活动的，从而有竞争，有矛盾，但这种竞争的矛盾状态，又能形成一种秩序，并由此使个人的经济活动社会化，即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互利。 “经济人”的观念，要害在于将人物化，从而使人的基本活动--劳动异化，以至斯密的传人萨伊将劳动的人视为“物质生产的要素”，再就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将劳动力和劳动者视作“资源”。 原苏联的教科书，延续18世纪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将人视为物的一部分，人类的活动受物质规律支配，人在经济中的作用，就在于与物结成生产力，人的价值，社会的目的，都在于遵从物质规律而发展生产力。 虽然苏联教科书自称“社会主义”，但它认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优越，就在于更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因而也是物质规律的一个更高阶段。这样的“社会主义”，实则资本主义在特殊条件下的变种。 怎样看待人，是各种主义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将人视为自由的主体，也是社会和经济的主体。人的本质是以有意识的劳动在交往中改造自然物，以满足人的需要，并在这个过程中自由发展。人并非物的附庸，虽然人的机体也是物，但人是以其意识的不断提高来统驭自身的机体和自然物的。经济过程是人的意识提高的过程，也是人机体和环境的改造过程。生产力只是人素质技能改造、利用自己机体和自然物所形成的能力，并不是物自体的力。人间交往是其素质技能和生产力的制约因素，素质技能和生产力的提高，又要求改变交往，变革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 人生目的，从而社会总体目标，是发展人而非占有物，对物的占有只是发展人的手段。经济的主体只能是人而非物，劳动和劳动者既不是“生产要素”，更不是“资源”。社会主义是要强调人的主体性，为所有人指明自由发展方向并为之提供相应的总体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规定并保证人的平等交往。 社会主义是人的主义，它克服了资本主义将人归结为物，并使人物化、劳动异化的弊端。社会主义使人成为经济的主体，经济是人的经济这个命题才得以确立，并成为经济生活的主导意识。 也正是社会主义，使中国人成为中国人，并明确了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在社会主义传入中国并为中国先进分子所理解之前，“中国”的概念刚刚提出，即孙文革命所创立的“中华民国”。再之前，则是一家一姓“奉天承运”而治民的王朝。而“中华民国”虽号称“共和”，但实为拥有暴力的军阀统治的机器。不论“袁大总统”，还是“蒋大总统”，都将自己视为“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又是最英明、最先进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因而也是中国的主人。 社会主义所呼唤起来的革命，使中国人有了中国意识，并在这种意识的导引下展开了“救中国”的斗争。这场斗争是中国人的中国意识在不断明确的过程中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是这种意识，而非金钱和权势聚合了中国的劳动群众，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势力。也正是这种势力，使中国人的中国取代了一家一姓的王朝。 “中国”，作为一个范畴，只有在与“外国”发生关系时才有其意义。当地图上的中国这块地域还属于一家一姓王朝的时候，与外国发生关系的是“大明国”、“大清国”，而非“中国”。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纳入了国际关系。但此时的中国，依然是一家一姓的集权官僚王朝统治，深受官文化压抑和小农意识束缚的中国人，在中国与外国发生关系，特别是发生冲突时，依然没有任何权利参与。也正因此，一家一姓的中国总敌不过外国侵略者。这里最典型的，就是1931年的“9·18”事变。区区日本关东军，不过万把人，就在几天内占领了东北三省，而刚依附了蒋氏王朝的“东北王”张学良手下有20余万大军，装备精良，尤其是新从德国购进的两百多架战斗机，远比日本空军战机强得多。但由于中国不是中国人的中国，不论中国的民众和军人如何强烈要求抵抗，而且，也完全有能力抵抗，作为中国和东北主人的蒋介石、张学良，却为一己之私，坚决不抵抗，拱手将大好河山和几千万中国人送给日本做殖民地。 国耻乎，民耻乎?--国民只有受欺压的份，这样的国家如何能富强? 而一家一姓王朝统治民众的愚民政策，又势必导致民众素质技能的低下。这不仅表现在身体素质和技术素质上，更表现在文化素质上。作为中国国耻和民耻的，还有1937年12月日本军队的“南京大屠杀”。兽性发作的日本军人，几天时间就屠杀了30万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中国人。被官僚资本统治驯化已久的中国人，不论军人，还是工人、市民，几乎完全丧失了抵抗意识。没有巷战，没有对抗，只有在恐惧中的死亡。当军人把枪弹扔进江里，化装成平民又被抓获，在日本军人的枪口下挖埋葬自己和同胞的土坑时，他们的心中有“中国人”的意识吗? 南京大屠杀，既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兽性的表现，也是中国官僚资本统治的杰作! 同样是中国人，甚至受教育程度更低、更为贫穷的那些民众，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武装起来，与日本侵略者坚决抗争，进而推翻了蒋家王朝。新中国的成立，是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的那部分中国人，与作为官僚资本人格化的没有中国人意识的中国人斗争的结果。 中国人的中国意识，是社会主义导引的革命斗争所涣发出来的，也只有在社会主义原则导引下，中国才成了中国。 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就是有明确中国意识的中国人艰苦奋斗的体现，也是他们与那种试图将中国变成其富贵荣华工具的官僚资本势力斗争的体现。 这种斗争仍在继续。它在理论上的集中表现，就是社会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 社会主义要使中国成为中国人的中国。而中国人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工人、个体工商户、知识分子，他们都是劳动者。为了使中国成为中国人的中国，就要实行公有制和民主制，就要强化人权和自由，就要惩治那些侵吞公有资产，破坏民主、人权、自由的少数权贵者。 官僚资本主义要使中国成为少数官僚资本权贵者的中国。为此，他们固守和变相宣扬官文化，为以小农意识愚昧民众而制造各种条件，为外国垄断资本做买办，倡导殖民地意识。与此同时，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民主、人权、自由，甚至连自由资本主义者的“过火”言论也要封杀，它惟一的目的，就是把50年来积累的大量公有资产变成其私有，并以此来养护其政治权力，以期子孙万代永葆富贵荣华，为此，他们绞尽脑汁，开动舆论工具，宣扬连续两千多年的“圣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中国不是你们民的中国，你们只须安分守己，抚妻育儿。国家政治，与尔等无关! 这里还应提及的一种思潮，即少数“知识精英”的所谓“自由”言论，他们从西方抄来一个新名词“中产阶级”，宣扬只有靠这个阶级，即少数精英才能富强中国。他们偶尔也对官僚资本发些牢骚，但努力做的却是暗送秋波，比如“腐败有利改革”论等，以期某权贵者赏识。他们言论中更多的则是对20世纪中国的“暴民意识”、“造反有理论”的攻击，同时指责为工人、农民等下层民众说话的人为“民粹主义者”。在他们看来，中国只是少数知识精英的中国，广大的“贱民”、“暴民”都是中国的负担，甚至是破坏力量。只有知识精英结成势力，求得权势者支持，中国才能实现西方资本主义的“富裕”和“强盛”。论者似乎没有注意其逻辑矛盾：如果仅仅是这薄薄一层知识精英的“富裕”，怎么可以“强盛”偌大中国?他们忽略的更重要的一点是：知识精英如果脱离了广大民众，其力量又是那样的弱小，而追求“富裕”的价值观，又势必使之为权势者所用。 总结20世纪历史，分析今天社会矛盾，我更加坚信这一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人意识到自己是人，明确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因此，中国的富强和民主、自由，必须在社会主义的启发和导引下才能实现，而其动力，就来自以社会主义凝聚中国人的意识所焕发出来的主动性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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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刘永佶 中国人 官僚资本主义 日本军国主义 机械唯物主义 经济 中国人 刘永佶

文章不错，但我仍然认为，警惕极端民族主义在当前的中国仍有现实意义！

只有立足于世界的发展和进步，立足于本民族本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互利互惠的合作，才是国家发展的正确道路！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但也是世界的中国，中国富有世界性的责任和义务，至少我们应该守护好我们的中国：包括我们的文化，资源和人

愚民政策在今天的中国不能再次盛行，中国的发展要靠全体中国人的奋斗。

规定劳动者的权利，遏制官僚主义，发展公有制经济而不是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