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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劳动价值论确立了“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的核心命题，但传统理论聚焦劳动的生产性属性，未能充分阐释劳动的增殖本质，且存在微观与宏观效率割裂、劳动价值与货币资本脱节的理论局限。劳动价值论2.0以“劳动自身生产增殖率（λ）”为核心，构建了“劳动自身生产增殖率=劳动的劳动生产率=口粮的劳动生产率=社会劳动生产率=货币的劳动生产率=货币的资本生产率”的逻辑等式链，为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向劳动增殖驱动转型提供了理论框架。
要素驱动模式以资本、土地、资源等要素投入扩张为核心动力，价值增长依赖外生的要素数量增量，呈现粗放型、规模型特征，易陷入边际收益递减陷阱。随着要素供给约束加剧、劳动力成本上升，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已难以为继。而劳动增殖驱动模式以λ提升为核心，依托劳动的内生增殖能力实现增长，通过技术创新、知识积累、分工深化激活劳动价值创造潜力，呈现集约型、质效型特征，能突破要素依赖瓶颈，实现边际收益递增。
两种驱动模式的核心差异体现在动力来源、价值本质与增长可持续性上。要素驱动将劳动视为被动生产要素，要素投入是价值增长的核心；劳动增殖驱动则确立劳动的价值本体地位，资本、技术等要素均为支撑劳动增殖的工具，价值增长源于劳动自身的动态升级。从要素驱动转向劳动增殖驱动，本质是经济增长逻辑的重构，回归劳动作为价值本源的核心地位。
实现这一转型需以提升λ为核心，构建多维支撑体系。其一，夯实劳动力再生产基础，通过提升口粮的劳动生产率保障劳动力供给，加大教育与技能培训投入，提升劳动力质量，筑牢劳动增殖根基。其二，强化技术创新与知识积累，推动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与劳动生产深度融合，优化劳动流程；完善分工协作体系，促进知识扩散与技能升级，激活劳动增殖动能。其三，优化要素配置效率，引导资本流向实体经济与人力资本领域，推动数据要素赋能劳动生产，让要素配置服务于劳动增殖。其四，健全货币资本规制，构建锚定劳动价值的货币制度，强化资本监管，避免虚拟资本脱离劳动价值膨胀，确保劳动增殖价值充分实现。
我国装备制造业的转型实践印证了这一逻辑。2016年前，行业依赖资本与劳动力投入扩张，λ长期低位运行，陷入边际收益递减困境。此后通过技能培训提升劳动力质量、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赋能、优化要素配置与资本运作，λ从2015年的0.35升至2023年的0.72，劳动生产率提升161%，高端产品占比翻倍，实现了从要素堆砌到劳动增殖驱动的质效升级。
从要素驱动到劳动增殖驱动的转型，是劳动价值论2.0的现实落地，对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能推动经济增长从规模扩张转向质效提升，破解资源约束与产能过剩难题；凸显劳动主体价值，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激活知识、技术等新型劳动形态的价值潜力，增强经济核心竞争力。这一转型不仅丰富了劳动价值论的当代内涵，更为当代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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