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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劳动者收益作为价值分配的镜像
新概念资本论纲以 W = C + L 和 L = L1 + L2 构成其价值与分配分析的核心范式。劳动者收益（L1）是劳动创造的新价值（L）中直接归于劳动者的部分，其动态是观测经济增长性质与分配结构的关键。本文将严格遵循这一范式，系统分析1978年以来中国L1 总量及其份额 L1/L 的演变，揭示其与中国增长动力从 “λ释放” 到 “C深化” 再到追求 “λ创新” 转型过程的内在关联。
二、分析框架：劳动者报酬的维度
评估劳动者收益需聚焦两个维度：L1（总量，决定整体购买力）与 L1/L（份额，衡量初次分配公平性）。后者与资本收益份额 L2/L 此消彼长，是分析核心。人均收入及报酬与生产率增速之比，则是观察个体福利与分享机制的衍生指标。
三、动态轨迹：四十年三阶段演变
第一阶段（约1978-1990年代中期）：λ释放期的普惠增长
此阶段特征是L1 快速增长，L1/L 份额保持相对稳定。农村与城市改革解除了制度束缚，极大释放了 劳动自身增殖率（λ），使新价值 L 激增。资本（C）尚不强势，增长成果分配较为均衡，劳动者普遍受益，印证了 λ驱动型增长 具有共享特质。
第二阶段（约1990年代中期-2012年前后）：C深化期的总量扩张与份额挤压
此阶段最显著特征是L1/L 份额持续显著下降（约降10-15个百分点），尽管 L1 总量随经济高速增长而扩大。这是 资本主导型增长 的必然结果：
1. 资本权力强化：投资驱动与出口导向导致生产性资本存量（C）爆炸式增长，资本/收入比（β = C/L） 急剧攀升，资本在分配中议价权增强。
2. 分配向资本倾斜：为维持高 资本收益率（r = L2/C），分配天平倒向 L2，导致 资本收益份额（α = L2/L） 上升，L1/L 相应下降。
3. λ提升的资本依附性：此阶段生产率进步（λ增长）主要体现为“资本体现型技术进步”，使价值创造在表象上更易被归功于资本，削弱了劳动的分配主张权。
4. 劳动力市场与全球化压制：近乎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与全球价值链底端的成本竞争，严重限制了劳动者的集体议价能力。
这一阶段清晰展示了 C深化模式 下，即便蛋糕做大，劳动者相对地位也可能恶化，构成收入差距扩大的核心分配机制。
第三阶段（2012年至今）：转型期的份额企稳与λ竞争
近年来，L1/L下降趋势明显趋缓并呈现企稳波动态势，但劳动者内部分化加剧。
1. 市场与结构力量：刘易斯拐点到来抬升基础工资，服务业（劳动份额较高）占比超越工业，共同支撑份额止跌。
2. 政策干预：最低工资、社会保障与扶贫措施直接提升了中低收入者报酬。
3. 增长动力转型与“复杂劳动”分化：经济向创新驱动转型，催生对高技能、高创造性劳动（λ值极高的复杂劳动）的巨大需求。这类劳动能创造巨大新价值，因而获得极高报酬，导致劳动者内部基于 λ水平差异 的收入分化加剧。
此阶段表明，当增长更多寻求 λ的质变，劳动者整体份额压力或可缓解，但收益获取逻辑转向 基于λ水平的市场竞争，内部分配矛盾凸显。
四、理论综合与前景
1. “U型”轨迹与增长阶段：L1/L 演变可能呈现浅U型曲线，对应增长动力三阶段：λ释放期（份额稳定）→ C深化期（份额下降）→ λ创新期（份额企稳与内部分化）。劳动者相对地位与宏观增长模式深度绑定。
2. 劳动者收益改善的双重基础：依赖持续做大 L（根本在于提升全社会平均 λ），与稳定优化 L1/L（需要有利的制度与市场结构）。历史证明，仅靠前者不足以保证共享。
3. “共同富裕”的新概念路径：这要求系统性调整价值创造与分配模式：
· 创造端：推动增长从依赖 C 堆砌转向依靠普遍的 λ提升，通过教育、技能培训与创新支持赋能广大劳动者。
· 分配端：通过健全工资机制、强化劳动权益、优化税制社保，在初次与再分配中维护合理 L1/L，并调节因λ差异带来的内部差距。
五、结论
改革开放四十年劳动者收益变迁，是劳动新创价值（L）总量膨胀与其份额（L1/L）经历挤压后寻求再平衡的历史。新概念框架（C-L-L1-L2-λ）清晰地揭示：
· 劳动者收益的绝对水平与相对份额，直接铭刻着特定发展阶段 价值创造的驱动核心 与 价值分配的权力结构。
· 中国劳动者经历了 “分享λ红利” → “总量增、份额抑于C” → “份额企稳、获益凭λ竞争” 的历程。
· 未来必须构建一个既能持续提升全社会 λ、又能确保劳动者公平分享价值成果的体系，这要求经济实践真正回归到激发 劳动 这一价值唯一源泉的潜能，并构筑公平的分享机制。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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