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NIE5]中国古代为什么会出现“十羊九牧”和“白员”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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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经常出现了一个大规模的挤入统治阶层的运动，这被称为十羊九牧，10只羊9个牧人，形成了这样一个格局。按照国家规定，10只羊只有1个牧人，现在多出来了8个。这个问题是顾炎武提出来的，他在《日知录》里说，每一役上都有六七个人共事，一个正式的国家编制名额上通常有六七个人在上面堆着。那么这六七个人中扣除那一个正式的，剩下那五六个人叫什么名字？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集团。这个集团的规模比官吏本身还要大。就好像我在李昌平的书上看到的一样，荣城的税务所正式的编制只有二三十人，实际上有150多人，150减去30，剩下的120人现在的说法叫编外或者超编人员，古人把这个集团叫作冗员，这两个词都不是好词。超编，谁超谁了？这很容易让我想起马季的一个相声，他说：“我最近去非洲。”对手说：“非洲远吧？”他说：“不远，20多公里。”对手说：“那是通州吧。”他说：“不是，20多公里。”对手说：“多多少？”他说：“多两万多公里。”超编就有这感觉。超百分之三四十可以说超编，百分之三五十可以说冗，可现在大头是冗员了。我就借助古人的一个概念白役，白干活，他不是正式官员，但他又是衙役，造一个词称之为白员。白员这个集团是非常庞大的。按照超编人员和冗员的说法，这个集团是没有自己独特利益的，他就像赘肉一样，没有自己的灵魂，没有自己的头脑。实际上白员有非常独特的利益，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有自己参与资源分配的一个网络，有获取自己份额的那一个策略，比如说合法伤害权。按照顾炎武的说法，他们为什么能够挣钱？就是利用刑罚上下其手，然后敲诈来自己的那份日常收入。这个集团在历史上的作用表现得非常清楚，比如说明末清初一个非常有名的名士侯芳玉、侯朝宗描绘了他看到的王朝灭亡的一个规律性东西，他说明朝的老百姓身上背着七重负担，第一个是税加之，第二个是兵加之，第三个是刑罚加之，四水旱瘟疫加之，五官吏的浸欲加之，六豪强的吞并加之，七百姓的一家之欺。

那么百姓的对策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考上秀才，脱离农民身份，就不用交税了，第二个对策是进入官家队伍，当一个衙役，衙役本身是服役的，这就等于交了税了，反过来他还可以以各种手段去搜刮，去收税，于是10个百姓中两个人出来了，剩下的8个人承担了原来10个人的份额，于是这8个人有了更强的挤出来的愿望，于是又挤出来两个，这4个人的份额又要加到剩下的6个人身上，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最后良民就剩下两条出路，一个是造反，一个是死于沟壑，那么天下怎么能不乱呢？这就是在历史的对局中经常重复出现的一种趋势，这个群收益过高，于是纷纷挤进来，十羊九牧，权力扩张，挤压另一个群，良民被淘汰了，最后一个新的运动循环开始了。

以上材料选择吴思在天则所的讲稿。欢迎大家讨论：“十羊九牧”这种现象出现的制度性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不把“白员”变为正式工作人员？这是一种制度性均衡吗？有奖！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5-7 9:35:13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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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十羊九牧 中国古代 非常有名的 合法伤害权 利益最大化 中国 历史 现象 十羊九牧 白员

我认为这是一种制度性均衡，在既定的信息和权力配置下“白员”最有效率。

进一步阐述我的观点等我忙完病号，呵呵

哦？倾听张兄高见。

这个问题值得长篇大论，但实在时间有限，先简单说点我的看法，仅供各位批评。

是朝廷雇用“白员”，还是白员“雇佣”朝廷的权威？在既定的信息配置下，我以为是后者更有效率。

以最重要的税收为例：天高皇帝远的朝廷，甚至是朝廷简任的的政务官（一般是来自外地），基本上连当地有多少土地，土地归属如何，有多少应税人口，都是搞不清楚的。在基层单位，税收主要依靠“户房书办”们和“钱谷师爷”来完成。师爷主要来应付上级，而书办和保甲人员完成征缴工作。

在明清，刑房书办最神气，户房书办最阔气。而“户书”这一职位又几乎是世袭的，他们依靠祖传的“鱼鳞册”（上面记录了当地土地的丈量数字，地质良劣人口情况等等），又与本地各方面保持良好的关系，及时地对情况变化作出修正。与朝廷甚至委任到当地的地方官员相比，他们无疑在信息上占优。

在这种情况下，税收的“剩余索取权”（这是杜撰的名词，但可以合适的表达意思）界定给政府还是界定给“白员”，是不言而喻的。不可能由政府来雇佣工作人员，给付固定工资。而是“白员”们向政府交纳一个相对固定的总赋税额，剩下的事情，由他们在当地搞定。

这种“包税”的办法，甚至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一些尚未建立基层组织的地区也继续沿用（冯骥才的一本小说描绘了这一情形）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白员”们通常有着世袭的长期利益，往往不会竭泽而渔。与皇帝的各级代理人（由于任期的限制，更追求短期利益）相比，老百姓更愿意和白员们打交道。明代有多次政府官员丈量土地与当地吏民发生冲突的纪录，可见“民”和被称为“白员”的吏站在同一利益立场。

一个题外的有趣事情，我亲眼见过一本“鱼鳞册”，上面如同鬼画符的天书，可以与医生的病历差堪媲美。

黄仁宇说，明清中国没有实行“数目字的管理”。在当时的信息交通条件，统计金融技术下，要是能进行“数目字的管理”，那才是见了鬼了。

至少在清代太平天国运动之前，没有出现“十羊九牧”的局面，官和吏的数量没有大规模的膨胀。

清代本质上是满洲人统治汉族人，跟明朝的制度是不一样的。

张兄的看法主要是从信息成本或交易费用的角度来判断效率，并且附带分析了一个专门知识群体——师爷（刑名、钱粮）的出现，很有启发。

那么，由于“白员”是在“雇佣”或利用合法权威进行牟利，但是却似乎不承担除声誉以外的责任，这是否会导致权责不对称从而出现更加严重的道德风险或机会主义行为呢？看《白鹿原》中，鹿子麟给乡公所头头当私差那副美劲就知道了。

所以，我认为需要考虑“白员”的成本问题。

谢谢nie兄的点评。也确如nie兄所说，白员现象有成本。但我以为在既定的约束下，似乎没有另一种比白员能更有效实施统治的方案。明清政治体制起点大不相同，但最后都走上完全相似的基层统治方法，我以为这是均衡的结果。

另外，重复博弈下，道德问题恐怕没有那么突出。在《白鹿原》中，出现严重的腐败问题，恰恰是在“国民政府”的控制力延伸到区乡一级以后的事情，而其中的主要责任人是来自外乡的政府委任官员，他们更多的是上级政府的代理人。而此前，类似于“白员”身份的白鹿两家，在道德的脉脉面纱下，做事决不至于那么出格的，在道德背后，实际上是本乡本土的长期利益所在，这应该是一个博弈均衡。

如果税收的剩余索取权界定给了“白员”，我认为权力本身就是责任。“白员们”不是在为别人的利益负责，而是在为自己的长期利益负责。

另外我不同意吴思的“白员”就是冗员的说法，白员的产生和国民政府时期基层政权的人员大幅膨胀背后原因根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