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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农业合作化思想对于解决我国
“三农”问题的现实意义
自2004年以来，中央为了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连续颁布一号文件，从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新农村建设、增加农民收入等多个方面，提出很多指导性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给农民带来了很多实惠，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农业生产能力也显著提高。成果是非常明显的。
在当前的国内外政治经济背景下，农业越发显现出了其基础性、根本性的特征。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 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按年上升百分之2，按月上升百分之0.6。其中食品价格按年上升百分之3.4， 推动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1.08个百分点。可见农业和与农业密切相关的食品工业对于国民经济具有根本性的影响，能够影响宏观市场价格的走势。稳定的农业生产必然有利于稳定国民经济。但是怎样才能从根本上稳定农业生产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
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论述
毛泽东主席曾经在1957年发布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对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有明确的论述，他指出：“……合作化完成了，这就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经济之间的大矛盾”。提出了合作社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例如，在国家同合作社之间，在合作社内部，在合作社同合作社相互之间，都有一些矛盾需要解决。”“对于国家的税收、合作社的积累、农民的个人收入这三方面的关系，必须处理适当，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这些论述无不具有实践性和前瞻性，即使放在今天对于我国通过发展农业合作化解决“三农”问题也都具有现实意义。
农业合作化的成就与经验
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论述的，当时农业合作化的目的是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通过合作化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经济之间的大矛盾。这是建国初期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如果土地分散在小农户手中，在新中国被大多数西方国家封锁的国际背景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金需求只能通过实行农业合作化来解决。实践表明，改革开放前的农业为我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大量资金。正是通过农业合作社这种制度安排，才真正使得农业剩余向工业领域转移成为可能。根据李溦的数据计算，1952年--1978年在农业剩余流出的总量中，通过价格转移占75.6%，通过税收转移的占20.9%，通过储蓄转移的占3.5%。根据周彬彬的数据计算：1958年通过价格转移的占55.8%， 通过储蓄转移的占12.0%， 通过税收转移的占15.8%，通过公社公积金转移的占16.5%。1978年通过价格转移的占74.4%， 通过储蓄转移的占5.3%，通过税收转移的占7.6%， 通过公社公积金转移的占12.8%。
但是这样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业合作化，并不利于农业本身的发展。农民被完全剥夺了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动权，成为靠挣工分为生的农业工人。这种合作体制虽然为我国工业化过程迅速实现了资本积累，但是由于农民没有任何产权并且在大锅饭体制下，缺乏提高农业生产率的积极性，我国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土地的部分私有化
我国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是，土地所有权已经实现了部分的私有化。土地产权包括土地的经营权、租赁期和买卖权。土地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即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虽然表面上属于地主阶层，但实际上最终的所有者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在需要地主的土地时，通常采取的方式是买卖，但是这个买卖地主是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因为单个的地主相比国家机器仍然是弱势的，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
我国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部分的实现了土地私有化——土地的经营权私有化了。这样就可以在保障国家对于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调动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这是我国当前土地所有权的实际情况，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出发点。
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里的市场经济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不应该被忽视。正是由于是社会主义，因此对于“三农”而言，国家对于农村土地的所有权是不能改变的。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已经殃及全球大多数国家，但是对我国的影响可能只是经济增长速度变缓而已，中国社会稳定不会受到多大的影响，原因在于由于农民只是部分拥有的土地私有产权——土地经营权，并且土地经营权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是很高，于是大批失业的农民工就可以回到土地上去，虽然其货币收入肯定会减少，但是农民的生活应该有起码的保障，于是占中国社会大多数的农民，其生存能够得到保障，从而实现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稳定。
解决“三农”问题的不同观点与政策措施
对于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学术界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思路，包括土地私有化、农村城镇化、农民非农化、农业现代化、规模化等。这些建议各有各的道理。
为了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从2004年开始至今，党中央每年都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当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围绕“三农”出台了一系列一号文件。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主要讨论了农村改革问题。会议出台的《决定》提出，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维护好农民土地承包权益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项“民心工程”。让农民拥有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对农民最大的“多予”；保证农民享有充分的土地收益，是对农民最实的“少取”；放手让农民自主经营，是对农民最好的“放活”。要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健全在依法自愿有偿基础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的经营权、收益权、流转权。特别是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征占制度，依法规范征地程序，健全对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办法，提高补偿标准，并搞好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
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财政进一步加大支持农村改革的力度，并且要把刺激农村经济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建设以现代农业科技为支撑的现代农业体系将是政府支持“三农”的重点。
应该看到，党中央连续出台的一系列一号文件涉及到“三农”工作的方方面面。要达到这些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目标，在我国当前面临增长趋缓、财政收入增长预期减少的宏观经济形式下，各级政府在支持“三农”的实际工作中需要有所侧重，不能四面出击。政府在选择支持“三农”重点时，首先不能脱离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其次，需要进一步处理好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然后，需要针对农民的需求出台相应的政策，以做到有的放矢，提高有限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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