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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洁林
16世纪开始的科学革命引发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了一场精神和物质的盛宴。在享受之余，有些人开始琢磨“为什么”。中国错过了这场盛宴，对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始末本来并不那么上心，但一位叫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 - 1995年）的英国人打破了这种平静。
李约瑟是一位优秀的生物化学家，20世纪30年代他的中国留学生触发了他对中国科技史的兴趣，于是他穷其余生，投入到对中国科技和自然哲学史的研究之中，洋洋洒洒地写出了七卷30多册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先后有数位合作者）。阅读此书，你可以感受到一位对中西方文明都较娴熟的学者跨文化、跨时间和跨学科的视野，一位科学家对科学技术的敏感和对细节的注重，还有他对中华文明浓厚的兴趣和热爱。他挖掘出很多中国人自己都一直不曾重视的历史科技成就，纠正了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科学和技术发明”的偏见，也抚慰了一些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受伤的自尊心。但让不少中国人纠结的是，他留下了号称“李约瑟难题”（Needham Puzzle）的疑问。
李约瑟数次用不同方式提出了“李约瑟难题”，其核心问题是：
1、在三四百年前，中国的文明水平和生活水准超过西欧很多。为什么近代科学兴起于西方而不是中国？
2、为什么从公元早期到15/16世纪，中国文化在把自然知识应用到有用的目的方面，远比欧洲有效呢？
很多中国学者和各界人士对李约瑟难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纷纷从各种角度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然而很少有人用定量的方式思索这些问题的前提的有效性。我们应该在回答李约瑟难题之前先问：
1、三四百年前，中国的文明水平和生活水准真的超过西欧吗？
2、从公元早期到15/16世纪，中国真的比西欧更有效地将自然知识应用到有用的目的吗？
让我们还是用数字来说话吧。人均GDP是一个比较好地反映一个地区 “生活水平”的参数，图一反映了西欧、中国和世界的几个历史横截面（公元1年、1000年、1500年、1820年和2000年）的人均GDP数据。可以看出，除了公元1000年（当时是中国宋朝和欧洲的中世纪时期），中国的人均GDP略高于西欧，其他时间点，都低于西欧。到科学革命即将开始之前的1500年，西欧的人均GDP已经高于当时处于明朝时期的中国约28%。
由于“李约瑟难题”的核心谈论的是科学革命的基础，于是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在科学和技术创新的产出方面。图二反映了西欧、西亚和中国三个地区几个历史横截面（公元1年、1000年、1500年、1820年和2000年）的科学和技术创新累积数。可以看出，自公元初，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创新的历史累积一直少于西欧，等到科学革命（1563年开始）和工业革命（1769年开始）启动之后，西欧和中国更是迅速拉开了距离。与另一个古文明地区西亚相比，中国也逊色一些。如果我们把科学/数学和技术发明分开，中国在科学/数学方面的成就与西欧和西亚更是相去甚远（见笔者的专栏：《中国为人类创新贡献了多少？》）。
图三是西欧、西亚和中国三个地区几个历史横截面（公元1年、1000年、1500年、1820年和2000年）的人口数字比例。可以看出，中国人口一直远远高于西欧和西亚。严格来说，当我们在做“生活水准”和“科技创新”比较的时候，应该考虑人口基数的影响。对于人口基数大的中国，人均GDP略小，但经济总量（GDP总量）可以超出西欧很多。同理，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一直较西欧大，它的人均创新数则更小。
总之，以上的数据分析表明，中国的“生活水准”大部分时间都逊于西欧，而“科技创新水平”自公元初就落后于西欧，其中科学成就尤其差，因此李约瑟问题一的前提是不存在的。再进一步问“为什么”，也就没意义了。换句话说，你不会去问一个数学成绩从小学就差的人“为什么没能成为伟大的数学家”。
而李约瑟的第二个问题也是基于一些感性的认识和他人的描述。例如，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三分册（土木工程与航海技术）的水利工程章节中指出，早期来华的传教士看到遍布中国的水利系统，特别是大运河系统，为农业和运输带来的效益远远高于西欧当时的水平。
从个案来说，中国对技术的应用，特别是农业方面，的确有自己的亮点。从秦朝以来，中央集权常常以举国之力办几件大事，将一些他们认为有用的关键技术广泛地推广和传播，兴修水利是其中之一。这也许是中国在创新不丰富的情况下，能够让众多人口维持温饱的原因之一。然而中国虽有一些科技创新和推广早于、优于西欧的个案，但也有很多不如西欧的个案，因此这种基于个案的比较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再说，如果中国的确“从公元早期到15世纪，在把自然知识应用到有用的目的方面，远比欧洲有效”，那么可以合理地期望中国的人均GDP应该高于西欧，但图一所示的人均GDP比较，并没有支持李约瑟的陈述。因此，基于这个无基础的陈述去问“为什么”，逻辑混乱。
可见，所谓“李约瑟难题”的前提都没有统计数据支持，故而不得不同意中国一些少数派学者（如江晓原）的观点──“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然而，“李约瑟难题”在中国甚至世界都获得了广泛的响应和讨论，很多人对李约瑟问题的前提不加思考就盲目地答题。在阅读这类埋头解答李约瑟难题的文章时，可以感受到这些人其实热爱的正是这子虚乌有的前提，而并不期望也不可能给出任何有意义的答案。
从另一方面来说，李约瑟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为什么会出如此显然的漏洞呢？可能的原因有：1、他采用了很多早年来华的西方人士对中国片面的描述，而这些人大多流连于中国非富即贵的上流社会，因此他们描述的不是中国普通人的生活水准；2、中国人留下的书籍，也为上层人士所写，反映的是上层的“生活水准”；3、李约瑟学术活跃的时代，缺少全球性大历史跨度的经济、人口和科技统计数据；4、当他深入了解中华科技史之时，发现了很多崭新的东西，与西方很多学者的偏见很不一致，于是故意大声疾呼；5、他热爱上了中国文化，以至于带上了某种偏见。
笔者认为，沸沸扬扬的“李约瑟难题”的讨论不过是一场历史的误会。我们更应该思索的是：中国的科学成绩单为什么这么差？如何才能不错过未来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打破一些人心中虚幻的美丽是残酷的，给热爱中华文明的朋友“泼冷水”也让人于心不忍。然而，吾爱吾师，吾爱吾友，吾爱吾祖国，但吾更爱真理。这是古希腊科学家亚里士多德留给我们的智慧，也正是科学革命启动的精神源泉。
（本文作者董洁林博士是苏州大学商学院特聘教授，苏州大学企业创新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她于1988年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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