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版资本论”《工厂视察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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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18日，江西丰城，富士康生产车间内，一名管理人员正在巡视流水线。

　　11月2日下午，一些工人坐在富士康园区操场的草皮上，正在看屏幕里播放的《武林外传》。新京报记者 尹聪 摄

　　那天是11月10日，进入富士康的第十天。那段时间里，我与太原富士康8万多名工人一道，重复着“宿舍—餐厅—车间”“三点一线”的生活。

　　车间里的活儿，简单至极——把流水线传送到面前的手机、电纸书的壳抓到托盘里即可。胳膊一伸一蜷的动作，每四五秒就要重复一次；1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下来，累计七八千次。“机器人”或者“磨盘前的驴”，年轻的工人如此形容坐在富士康车间内的自己。

　　难熬的夜班开始了

　　太原富士康的夜班，从前一天晚上的8点到次日早上的8点。喷码线上完成一个“收料”动作用不了4秒。“收料”者还要盯着“料里是否有不良品”。

　　“开线。”晚上8点一到，女线长就会以混着威严的口气下达命令。她快速地按下开关，流水线上方的灯亮了起来，惨白的光打在我的脸上。

　　六七米长的流水线转了起来。它载着一片一片的“料”向下游倾泻。这些“料”以手机和电纸书的镁、铝合金板或者金属框架为主。它们在生产线上被摆成一条线，间隔不超过10厘米。

　　紧接着，一只只戴着白手套的手在生产线上来回翻飞。难熬的夜班开始了。

　　太原富士康的夜班，从前一天晚上的8点到次日早上的8点，白班则相反。上班前的15分钟内，工人需要拿厂牌放在打卡机上打卡。然后，一个负责点名的男线长，召集工人在车间的前门集合，查看迟到和旷工，给每人发一副白手套。有的车间还会让工人们喊上一曲《团结就是力量》。

　　按事业群不同，太原富士康的车间分布在A、B、C、D四个区。至于员工进入哪一个车间，是随机分配的。11月3日，几个车间负责人走到包括我在内的250多个待分配的新入职员工前，随手一指，“这队人出来”，不问姓名，不看出处。各人在富士康的工种和前途由此被“高效率”地决定。

　　我被带到了喷码线前。其他的人，有的被分到了“研磨”，有的去了“涂装”。他们的工作之一是将手机、笔记本等电子产品的外壳变得光亮且平整。

　　喷码线上的工作，分“放料”和“收料”，都极易上手：“放料”是把“料”摆到流水线的最前端；“料”顺着流水线下来，经过喷码机时被喷上日期或代码；然后，“收料”的工人就把继续顺流而下的它们，装到托盘或纸箱里。

　　完成一个“收料”动作用不了4秒。“是个人都会做。”一位老员工说，这活儿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可言。十多个工人分列在喷码线两侧，2人“放料”、6人“收料”。

　　在“收料”的过程中，除了手臂来回伸缩外，“收料”者还要盯着“料里是否有不良品”。女线长向新人点拨了如何判断“不良品”：看“料”上的码“喷没喷上”或者“喷没喷出指定的范围”。

　　富士康对不良品的严苛，从进厂的培训起就反复向我们强调。“不收、不做和不出不良品”的“三不原则”，具体落实到喷码线，就是除了“收料者”顺手拎出不良品外，旁边还有专门捡拾不良品的分拣线以及品管。

每4秒收一个料

　　工作10个小时内，6个收料员每人每4秒就要收一个料。即便双手忙得不可开交，眼睛来不及查看不良品也会招来苛责。排配量大的时候，10分钟的休息也有被线长取消的可能。

　　“容易上手”并不意味着这是项轻松的工作。“现场是一切高效的来源”。车间墙上挂着的这句话，道出了工人工作时所要达到的效果——“高效”。

　　喷码线每天领到的排配量(即任务量)不尽相同，如果以排配量为5.4万个计算，平均下来，工作的10个小时内，我们6个收料员每人每小时要收900个“料”，即每4秒就要收一个料。

　　6个收料员有男有女，三人一组分列流水线两侧。我坐在一侧流水线的最下游，上面有2个工友。成片的“料”顺流而下后，前面的两个工友先拿，余下的“料”一概归我负责。也就是说，我既要把尽量多的“料”拣到托盘里，同时又得防止被遗漏的“料”被卷到地下。

　　“料”多的时候，便是一阵手忙脚乱。我站起来，双手不停地把那些“料”从流水线上往面前的板台上扔。待到“料”来得稀松时，再急促地将它们摆到托盘里——不用冀望托盘不够用时，可以趁机歇一歇——当瞅见收料员身旁的托盘不够时，一个专门负责的工人就会“及时”地抱来一摞。

　　一个小时内，白手套就会染上油墨。日积月累，油墨也早已把流水线上的绿色覆盖成黑色。再过不了多久，手套磨出了口子。这时，往指头上套个塑料指套，继续干。

　　干活必须要迅速，否则前面的“料”堆多了，一通催促甚至是呵斥不可避免。有一次，因为来“料”太猛，我措手不及，板台上堆了几十块“料”。“你们是怎么配合的！”那个23岁的女线长朝着我吼道。

　　机械般且高度紧张地做着一个又一个的动作。休息之于工人而言，就成了期盼。除了晚上11点——12点之间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外，晚上10点和凌晨3点各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不过，排配量大的时候，这10分钟的休息也有被线长取消的可能。

　　休息时，女工或趴着眯会儿或跑去喝水，而男工则吆五喝六地蹲在车间后面的小屋中点上一支烟——出于防火考虑，太原富士康有一些固定吸烟区，吸烟区外则不允许员工吸烟。

　　约莫一支烟的工夫，女线长再喊了一声“开线”，惨白的灯光“刷地”打下来，流水线转起来。又开始了。

　　“挺过下半夜”，是一段漫长且饱受煎熬的历程。往往凌晨三四点左右，“料”来得最“澎湃”，睡意不可遏制地袭来，初冬的寒风也穿过门缝钻到车间来。

　　有一次，眼见一块没人收拾的“料”顺着流水线就要被滚到地下，我却连一点去拾的“兴趣”都没有。一个男工赶忙跨步过去，俯下身子，伸手一挡，“料”嗖地就弹向了坐在线末的我。“利索点儿，小心被骂。”男工提醒我。

　　挨个看去，每个工友的脸上都写满倦意——他们刚上班时，还聊得热火朝天。此刻，车间里安静极了，只剩下流水线转动和收放料的声音。

　　早晨七点左右，终于下班了。走出车间，像个大病未愈的人“飘”在路上，跟踩着棉花一样。

　■ 数读　　40%
　　制造了全球约40%的消费性电子产品。
　　100万
　　富士康旗下企业从业人数超过100万人，在大陆的工厂数量超40家。
　　感觉“胳膊没了”
　　张顺地去研磨车间上班的第一天，他的上司就直截了当地说，“在这里干久了，会觉得自己变成行尸走肉”。
　　进入车间的前几天，手腕、胳膊的酸痛感越来越强烈。同期入职喷码线的工友跟我说，他感觉“自己的胳膊没有了”。
　　我曾怀疑这是初来乍到者的不适应。但一个入职一年的女工却告诉我，她的颈椎贴着膏药，“动一下就像针扎”。
　　“知足吧。”这个女工说，喷码线已经是太原富士康最轻松的活儿了，倘若“不幸”分到研磨和涂装等车间，承受的劳动强度将更大。
　　和我同批进入富士康的张顺地，就是“不幸者”之一。他在研磨车间的工作是，在一个工作台上，用砂纸将手机和笔记本外壳上喷漆不规则的地方打磨平整。张顺地去研磨车间上班的第一天，他的上司就直截了当地说，“在这里干久了，会觉得自己变成行尸走肉”。
　　线长给他和工友们制定的任务是每人每小时磨100个。“大部分人都磨不到这个数。”张顺地说，线长会命令那些速度慢的“站起磨”。磨一天下来，手腕疼得厉害，黑色的粉末也会穿过口罩粘在鼻子和嘴巴上。
　　偶尔，也会有段时间难得轻松。张顺地说，有次线长通知他们“磨得慢一点”，原因是“客户要到车间参观”；等到客户一走，线长口风立刻就转变，心急火燎地对他们喊道，“磨得快一点，把刚才落下的补上”。
　　张顺地刚进研磨车间的前几天，觉得车间生活太过漫长，怎么也等不到下班。几天后，他就跟我说，他发现了一个可以感觉时间变快的方法——“不要看表，什么都不要想，闷着头使劲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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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踊跃”加班

　　“讨厌”流水线，却“离不开”流水线。重奖之下必有勇夫，多倍的加班费诱惑工人们抢着加班。

　　对自己朝夕相处的流水线有感情吗？我问这些流水线前一坐一天的工人。一个男工回答说，铁皮做的流水线只是个养家糊口的工具。“我讨厌它。”一个女工说，流水线一转，她就感到恐惧。

　　可几乎每个工人都不愿意自己的脚步离开生产线太久，哪怕是在周末。这主要是因为加班的“馅饼”诱惑太大。根据入职培训时人资部门的介绍，富士康目前有“加班1”、“加班2”、“加班3”3种加班。

　　具体来说，“加班1”是工作日正常8小时外的加班，工资为平时工资的1.5倍；“加班2”是周末的加班，工资为平时工资的2倍；而“加班3”则是节假日的加班，为平时的3倍。

　　目前富士康试用期工人的底薪为1800元。以其规定的每月21.75个工作日，每个工作日8个小时计算，其平时工资约每小时10.35元。由此，其“加班1”、“加班2”和“加班3”的工资分别为每小时15.53元、20.7元和31.05元。

　　这也就意味着，一个试用期工人在周末加班10个小时，能拿到207元。而那些老员工的加班报酬还要更高一些。

　　“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一个女工这样形容自己周末“抢着加班”的动机。她在10月份加班80个小时。据此，她盘算了下，她10月份的工资能拿到3500元左右，“如果不加班，也就只挣到那一两千的底薪”。

　　而在一些工人看来，那些任务轻、不经常加班的车间算不上“好车间”。

　　11月10日的星期六加班，喷码线上所有的工人都“自愿”参与了；而到了11日，除了我和另外一个去过“光棍节”的男工外，其余的人均向线长报了加班。

　　“我感觉自己是个机器人，生活里只有不停的‘磨啊磨’。”张顺地感慨说。

　员工与线长的冲突

　　富士康的车间里，各种纪律和规章像透明的绳索一样，缠绕左右，稍有不慎，即会“触雷”。

　　富士康车间里的各种纪律和规章，首当其冲不容触犯的规则之一是考勤制度。我曾经故意迟到5分钟，缺席了开工前的点名。结果不到十分钟，我就被一个车间负责人叫去训话。

　　“丑话说到前面。”这个“90后”的男负责人口气严厉地警告我，“如果明天再迟到，就给你记旷工”。他补充说，记旷工将影响我的工资、晋级以及年终奖发放。

　　大约两天后，与我同期进厂的一个工友也受到了上司的训话。他遭殃的原因是，在下班前的集合时掏手机准备发短信。上司警告他说，念及他是初犯暂不追究，如有下次，“就不给你报加班”。

　　训话和处罚停留在“如果”和“下次”的层面，只是“幸运”。“不幸的人”比比皆是。

　　据一位工人介绍，11月12日时，其所在车间里有一个员工，因被检查出裤兜里装了一包烟而被记小过。一名“二次进厂”的21岁青年则说，他上次在河南富士康工作时，半夜瞌睡漏掉给一个手机盒称重，结果被罚写了一篇检讨。

　　我进车间的第二天，喷码线的一个20岁左右的女工，因为调错了代码被女线长“发配”去“上挂”——上挂需要一直站着工作。次日，不堪其重的女工央求女线长将她调回喷码线。女线长对她说，“我心疼你，谁心疼我？”

　　从工人中提拔出的线长，是富士康最基层的管理者，直接与工人打交道。“线长们压力很大，每天都要受到排配量的考核。”一位车间中层管理人员说，若线长带领工人完不成当天的排配，就要受到组长或课长的批评。

　　这些大多面孔还显稚嫩的线长，迅速将上司简单粗放的管理方式复制过来。有的线长会在挨骂后朝自己的工人发上一通火。

　　在富士康的日子里，关于“线长与员工冲突”的消息或段子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一位山西当地的“二次进厂”的20岁左右的员工称，他之所以上次逃离富士康，是因为“与线长对骂”。

　　几乎每个工人都不愿意自己的脚步离开生产线太久，哪怕是在周末。这主要是因为加班的“馅饼”诱惑太大。根据入职培训时人资部门的介绍，富士康目前有“加班1”、“加班2”、“加班3”3种加班。

　　一位入职不久的员工称，“上厕所前要汇报线长”的要求应无视。因为上厕所是“他的人权”，“没有人可以剥夺”。“出门打工，受累不怕，就是不能受气。”一个“90后”的员工这样阐述他的打工底线。　　有些极端点的年轻工人，甚至会替那些“受气”的工友出主意——等欺压他的线长下班后，在厂区外面搞次“伏击”。

　　“现在的工人比以前更有个性、更难管理了。”前述管理人员深有感触地说。他说，几年前，组长、课长去车间视察时，所有的工人一声不吭埋头干活；而现在即便当着视察的领导的面，有些年轻工人们仍旁若无人地有说有笑。

　富士康式“减压”

　　在发生多起坠楼事件后，近几年富士康在管理、生产等方面变得更人性化。入职时先签一份《珍爱生命承诺书》。园区内有心理咨询室、电影院、联谊俱乐部等。

　　2010年8月，在富士康连发多起坠楼事件后，时任富士康副总裁的程天纵从员工主体变化的角度，分析过坠楼事件的深层次原因。程天纵说，过去的队伍以“70后”为主，而现在的队伍则由“80后”和“90后”为主体。

　　“‘70后’的需求排序是工作、生活、医疗、感情、娱乐；而‘80后’或者‘90后’的需求排序恰好反了过来。”程说，因为互联网等因素的存在，他们过早体验了这个世界，在他们看来，工作排在最后。

　　据前述管理人员的观察，近几年富士康在管理、生产等方面变得人性化了一些。他举例，体罚工人的现象比以前少多了，底薪由他入厂时的800元左右涨到现在的1800元；喷码线的线速也比以前放慢了。

　　还有一些举措也被推出：入职时，工人与富士康签合同前，会先签一份《珍爱生命承诺书》。根据相关报道，该做法亦起源于多起坠楼事件发生的2010年。

　　太原富士康园区内有一家“心情驿站”的心理咨询室。我曾在13日以“入职没多久，感觉工作单调乏味、对未来感觉迷茫”为由，前去“心情驿站”进行过咨询。

　　接诊的是一个女医师。女医师允诺，会为我的工号、心理问题等个人信息保密。

　　“我手忙脚乱，却跟不上流水线的速度。我为此很焦虑。”我说。女医师说，这是个很寻常的问题，你得多向同事请教。

　　“领导为此会训斥我。”我又说。女医师建议道，学会换位思考；或者可以装作听不到他们在骂你。

　　“我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在哪，很迷茫。”我倾诉道。女医师反问我，“你干好活就行，想那么多干吗？”

　　“心情驿站”南边的商业街上，或者在操场和A区的餐厅墙壁上，各有一块巨大的LED屏幕。傍晚和晚上时，屏幕上会播放台标为“FTV”的富士康内部电视台的节目。几大播放率靠前的“王牌节目”是《新闻联播》、《体育新闻》以及喜剧《武林外传》。天气晴好之时，总会有几个年轻人坐在操场上，仰望着大屏幕里的快乐。

　　电影院向员工免费开放。还有一个影厅时常播放素来受到少男少女追捧的湖南卫视的节目。

　　离电影院不远，有一个联谊俱乐部，有两三间中学教室大，平时的作用类似于一个大型KTV。11月1日晚上，我第一次进去时，一个青涩的年轻男工正深情地唱着：“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

　　十几分钟后，隔壁超市的手机专柜前，两个20岁左右男工正在打听iPhone 4S——他们或者他们在深圳、郑州等地的几十万名同事，在日夜流转的生产线打磨、组装出的手机——的价格，老板报价4000多元。

　　“再考虑下吧。”两个男工转身，讪讪而去。

　　“心情驿站”南边的商业街上，或者在操场和A区的餐厅墙壁上，各有一块巨大的LED屏幕。傍晚和晚上时，屏幕上会播放台标为“FTV”的富士康内部电视台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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