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的赎买论，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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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鼓吹赎买，腐败就是次优。张维迎大肆鼓吹的产权改革，也是赎买的一种。

但是，张维迎从来只说半截子话，不明不白，还喜欢说我和老顾不熟，清者自清。。。至于，吐痰论，只能做不能说论，等等，也早就有人说了。

下面转一些贴，是围绕张维迎的赎买论，所做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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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是什么意思 张维迎 不明不白 产权改革 不能说 意思 赎买 张维迎

世人不识张维迎 ――张维迎“赎买论”解读

贺蕊莉

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社会转型路径注定是经济赎买在先，可能的政治赎买在后。

　　商才是官的终结者

　　历史是精英创造的，而不是所谓的“人民”

　　张维迎说的是实话，只不过是他颠覆了“传统”

　　早在10年前张维迎教授就是我最崇敬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关于企业运营机制、委托代理、内部人控制等问题的研究文章，令初入经济研究领域的我茅塞顿开获益匪浅，那隐藏在学术术语背后的睿智、严谨和对中国企业改革的关注令人感动。我常常把张推荐给我的学生和同事，有些遗憾的是许多人或者不感兴趣，或者说读不懂张（的文章），而这些人中不乏“科研明星”。后来，随着研究方向的转变，对张的关注程度下降，直到04年朗咸平风暴、舆论对张的骂声四起后，张挨骂的原因成为我的一个疑问，张成为我的一个牵挂。由于手头工作繁忙，解读张“赎买论”的事便一再拖延，现今工作告一段落，拾起张的话题试着解读张维迎，感想如题：世人不识张维迎在“与虎谋皮”。

这里有二点需要说明：（1）本文只是解读。即本文是本人对张赎买论的解读，并不确定完全是张的本意，如有偏差或误解，还请谅解指正；（2）由于本文的主题是对张的赎买论谈一些感想，暂不涉及张的其他观点。本人尽量细致地阅读了张近期的文章如“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等，也读了茅予轼教授的“中国人不知道谁是他们的利益维护者”等文，总体上理解了张的主张并赞同他大部分观点，但也对个别说法有所保留，这里不一一列举。

从表象上看，张维迎的赎买论是无辜者对加害者的谅解与宽恕，是守规则者对违规者的忍让，是“有道者”向“无良者”示弱。而在国人的观念中，忍让、示弱也是“可做而不可说”的事情，如同张所理解的改革是“可做而不可说”一样，尤其是集体性的退让，是令国人所难以接受的。大张旗鼓地把宽恕、赎买说出来，无异于抽掉了许多人的心理支柱，要知道有多少弱者活着是为了看到“那个让我吃亏的人倒霉”，如同老百姓常讲的那样；或者活着只是为了“报仇雪恨”，如同电视剧中常演的那样。现在，张以“理性思维”来呼吁人们放弃“复仇”、放弃“雪恨”，无疑是对国人的神经的极大刺激。因为这实在不符合“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的“古训”，是对“父仇子报”的尊祖祭祖传统的挑战，是对“血债要用血来还”、对原罪必须一追到底的中国伦理逻辑的背叛，是在触犯国人的伦理禁区，受到激烈的批驳、攻击也实在是在所难免。

除上述的伦理挑战外，张维迎的赎买理论乍一看还容易让人产生两个误会：一是赎买的开价过高，二是张的赎买对象不对、赎买环节也不对。所谓开价过高是指张以大量国有资产流失的代价来赎买产权的清晰，其代价确实是超过了国人的心理底线，开价不可谓不高；所谓购买对象、环节不对是指，在西方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赎买是政治性的，是资产阶级以保留王室、豁免王室的税收责任、豢养王室为代价而取得政权实行民主政治的，也即是君主立宪。而张主张的赎买即是在对企业家的赎买，这是不符合常规的。正如叶檀（2006）所言，一般来讲“被赎买者不可能成为改革的主导者，主导者是一批维新前就已意识到机制转变重要性的坚定的改革派；赎买只是无数政策中的一项，所起的作用只是为了让被赎买者尽快归附新体制，或者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张维迎主张的被赎买者似乎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也不是在政治环节的赎买。但是，叶檀这里疏忽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政治赎买是要有前提的。

如果我们去考察西方的社会转型史不难发现，在政治赎买前还有一个经济赎买，或者准确地说，政治赎买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有一个活跃而意欲改变政治格局的从原来封建贵族演变而来的资本家群体。在西方的社会转型前，有一个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是一个“血淋淋”的积累过程。那个过程，有二点比较特别，与中国不同。一是它很大部分的财富是来源于国外（殖民地、半殖民地），而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来源于国内，原因是众所周知的，这里不多阐述；二是对资本家的赎买、对财富原罪的赦免是在政治赎买之后。实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资本家，并不满足于经济上的富足，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不断地推动着政治体制的转变，直至民主政权的诞生。因为最适宜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环境是自由竞争，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要求有民主政治体制作为政治上的保障，亦即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是相匹配的一对，市场经济必然产生对政治民主的诉求。从殖民地掳掠财富的西方资本家，出于上述的正常的政治诉求，凭借已有的财富，对国内的体制进行了政治赎买，从而实现了向民主社会的过渡，而对他们的经济赎买或宽恕则大多是在政治赎买之后进行的，如殖民地独立运动等。由于对西方资本家的经济赎买与殖民地政治独立、与民族运动交织在一起，在历史上人们更在乎其政治意义，而忽略了经济赎买的事实。可以说经济赎买被淹没在政治独立、民族运动的政治光环中，但它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的。

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基础是产权明晰和对产权的尊重与保护，这种尊重与保护又需要资本家（企业家）群体的扩大与成熟。张显然是看到了这一步棋，希望那个推动中国未来社会进步的群体――企业家们有一个好的成长发育环境，为未来社会的进步奠定基础。因为企业家是推动未来社会的主力军。

从近现代开始的资本主义革命不同于以往的革命，更不同于中国的农民起义式革命。它是一场由资产阶级主导的转型，而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当然也不可能是知识分子。在这场革命中，企业家（资产阶级、资本家）是领军人物，也是决定性的社会力量，而且从方式上看，社会代价最小的方式是和平式的，而不是中国传统上看重的急风暴雨式、激进式。这就是说，要实现一个理想的、和平的、渐进的转变，从历史过程来看，需要先解放企业家，需要扶持企业家的发展，甚至是赎买他们，放弃对原罪的追究。否则，社会无法进入政治赎买阶段。

基于上述分析，本人以为，张维迎教授是基于社会发展的规律、出于对产权关系的关注、出于对“保护产权”这个中国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的忧虑，发出要善待企业家的呼吁，提出赎买理论，是正确而适时的。先经济赎买，之后再政治赎买，是中国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这里只怕没有捷径可走。赎买，是国人必需付出的代价。如果这确实是张教授的意图的话，可谓是在与虎谋皮啊。不过有一个问题是，赎买是一个大课题，很难三言两语地阐释清楚，尤其是有些事情是“做得说不得”，张教授试图在一篇小文章里交待一个大课题，被误解的可能性就太大了。

赎买主张对传统的另一个挑战是：历史是精英创造的，而并不是以前所认为的“人民创造历史”。从西方的转型历史看，普通民众的作用是有，但并不是很大，真正推动社会变革的是精英；终结官的是商。比如，法国大革命中的农民暴动，对精英阶层有所触动，精英间达成妥协，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笔者有一篇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文章，限于篇幅，这里不再重复。

新时期需要新的理论，需要新的价值判断标准，需要从新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能够从新角度考虑问题、能够从多角度思考问题的社会，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才是一个避免走弯路的社会。而推动社会成熟，是当代学人的责任。张维迎的“勇敢”，是对这种责任的推动，应该受到世人的尊重。

注：这里的经济赎买是指民众对资本原罪的饶赎。比如，殖民地民众对曾经掠夺杀掳他们的白人资本的不再追诉。

这里的政治赎买是指资产阶级通过保留王权、财政补偿、免除税收等办法从封建君主处取得政权，实现政治民主。如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君主立宪。

舆论轰炸逼出大实话 张维迎及时纠偏"赎买政策"

2006年04月07日 07:28:52 中财网

叶檀

在舆论的轰炸之下，张维迎教授终于被逼出了大实话，明确说出“高薪养廉基础脆弱，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从对权力阶层的赎买政策，退回到一个合理的界限之内，这才是以产权论起家的张维迎该说的话。我们应该支持这一及时的纠偏，并意识到理性的探讨在任何时候都有其价值。虽然，这一席话会让那些以为“正读”了张教授的补偿论的人，不得不咀嚼自己才是“误读者”的冰冷事实。　　
　　可见有时说实话不易。
　　在说实话要付出代价的情况下，实话多数是被逼出来的。张维迎的赎买论是对自身产权论的反对，除非他丢弃了自己的产权论阵地。从张维迎近日的一番话可以得出大致不错的猜测，即此前的利益补偿论是在现状之下愤懑之语，或者是现状无法改变之下的“绥靖政策”，用张教授自己的话来说叫“次优选择”。表面上看，这也是基于经济学家的理性，即在次优选择之下，虽然付出了极大的社会代价，但起码还能让改革持续，有可能达到产权明确的阳光地带，否则，改革难以推进，所谓的市场化取向也就成为无本之木。
　　分歧在此产生。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人认为，对权力的绥靖政策并不会换来利益阶层的退让，反而会固化寻租权力与寻租成本，既然以良知约束并不必然达成一个好的约束制度，那么，所谓赎买就是虚耗社会资源的代名词。而所谓的经济学家理性，无非是短期投机的代名词。前两年张维迎与樊纲的一番对话就很说明问题，他坚持产权论，却焦虑于没有好的方法达到目的，又担心社会的混乱与无序将导致改革成本急升，因此，赎买成为唯一的选择。
　　这是张维迎教授们的画地为牢。回顾历史可以知道，从包产到户开始的改革之路，真正有实效的改革大多起自于民间，而后得到政府的追认，得到大面积的推广。就像很多大实话一样，改革是被经济形势逼出来的，仅靠既得利益者的恩赐，张教授的“柳岸花明又一村”大概永无实现的可能。
　　这一点，张维迎教授本人看得更为透彻，因此才会说出“反腐败要标本兼治，但釜底抽薪的办法是治本，也就是减少政府官员的权力”、“权力使用的透明度和可监督性总是与权力的范围和大小成反比的。我们下一步要做的是怎么能够使得寻租活动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最后只局限于最小的范围，到那时，企业家赚钱的唯一办法就是为社会创造价值”这一连串的大白话来。这可以视为对以往“绥靖言论”的报复性反弹。
　　经济学家类似于赎买的“绥靖言论”的危害在于，不仅对实现设定的经济目标毫无裨益，反而会对既得利益阶层形成可怕的心理暗示，即社会已经对寻租权力无可奈何，即他们可任意设租而不受追究。同时，这一言论也预示着政府也失去了自我纠偏的能力，只想以利益换取市场的开放。这不仅是对改革的民间力量绝大的不信任，也不相信形势比人强这一真理。张教授可以纠偏，其他人也可以，政府更有这样的能力。主动授既得利益阶层以柄，反向减少市场的生存空间，也算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不管争论如何持续，可喜的是，改革正在步步为营向前推进，每个阶层的博弈都构成了改革中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各种论争自有其价值。此时，更需要严肃的学者说出心中所想，构成改革的有效增长平台与可贵的学术积淀。所说非所想，所想无法指导所为，才是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最大浪费。 （叶檀）

对《张维迎：企业家改变中国 歧视民企损害国家利益》的网友评论http://comment.stock.163.com/stock_bbs/33B0O2HJ00251LDV.html

网易网友 ip：219.133.*.*： 2007-01-08 14:24:42 发表
张维迎所谓的这三次企业家浪潮，我作为一个老百姓所看到的是
第二次１９９０企业家浪潮 根本就是部分没有前途的政府官员，国企领导下海，这批人利用关系向银行巨额贷款，大肆挥霍，严重亏空．造成当前的现状是，大量以各种名义由政府投资的企业倒闭,银行贷款无法收回，而原来那批所谓企业家部分成为阶下囚，部分积累了一些资本．
第三次２０００企业家浪潮 根本就是部分当权的政府官员和国企领导勾结,大肆侵吞国有财产,摇身一变成为新兴企业家,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工人大规模下岗.造成的现状是贫富分化严重加剧,社会风气迅速败坏.

网易网友 ip：60.191.*.*：

2006-12-27 08:53:55 发表

张维迎作为已经丧失诚信的垃圾，还在胡说八道，是北大的耻辱。

网易网友 ip：61.50.*.*： 2007-01-12 20:56:25 发表

实际上张维迎的理论就是权力赎买理论.
人民赋与官员的权力,让人民再用钱赎买回来.而权力呢,仍然不会归之于人民.因为按行政缩权理论看,赎买回来的权力是要被注销的.
注销掉行政权力后,就没有权力啦?不是的,代之而起的是资本的权力,而资本的权力相对于过去的行政权力,从形式上和本质上都是私有的.会比过去形式上公有,实质上私有权力更好用得多的.当然这种权力仍然是属于过去的官员---即现在的富人的.只是行政的权力演变成资本的权力了.
该穷的更穷,他们名下的国有资产,都用来赎买权力了,他们真正的成为无产者了.全国国有的经营性资产有20多万亿了,人均约有两万,那些资产将在赎买权力的过程中发生静悄悄的转移.
该富的更富,因为行政的权力是不可能真正注销的.随着生产和生活的社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行政的权力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比如现在产生的很多经济职能管理部门,什么什么监会.富人们将会把注销掉的权力以换一种方式再制造出来,结果就是他们不仅具有资本的权力,而且仍然具有行政的权力.
应该说,在张氏改革道路上,这样的结果既在他们的设计中,也在改革中不断地表现来.

张维迎说过些什么（三）：改革过程中的“赎买”及其危险

（本文选自张维迎与樊纲的谈话，全文发表于2001年2月8日《南方周末》）


樊纲：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思想解放，第一次冲破了“两个凡是”，第二次突破了姓社姓资，1997年“十五大”前后开始了第三次思想解放，有媒体概括为“挣脱姓公姓私的樊笼”。这次思想解放可能是最为关键的，它仍在进行中。97年以来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改善了不少，宪法也作了一点修改，但是思想还远没有彻底解放，否则事情就好办了。

张维迎：我们自己给自己套了好多枷锁，并且对它们顶礼膜拜。好在改革以来每隔几年枷锁就要被砍掉几条，人民的思想随之解放一次。许多东西，我们觉得是创新、是理论上的飞跃，在国外学者看来都是常识。改革就象上演一场“皇帝的新装”，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皇帝其实没穿衣服，但是现在还不能说穿，充其量只能说皇帝衣服的透明度高。

樊纲：二十多年来中国一直在探索，不是探索怎么走，而是往哪儿走。方向不明确是中国改革的一大问题或者说一大特点。一方面，方向不明确总比明确一个错误的方向好。另一方面，这么多年的摸索，死胡同一个一个地走完后，南墙一堵一堵地撞遍后，改革方向正在逐步逐步明确起来，比如产权改革，比如发展民营经济。市场经济的原则是一致的，不可能人为创造出另外一套东西。

我是相信经济规律的，只要经济规律起作用，中国就会朝着正确的方向走。10年前，经济学家们关于产权改革的讨论根本没有人听，普遍的反应是“公有制产权怎么能改革呢？” 但是现在不正在朝这个方向走，与此同时经济没有死、社会也没有乱吗？

张维迎：中国未来的走势已经比较明显了，那就是产权多元化和经济民营化，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而且速度正在加快。我认为中国陷入动荡或者印度那样的制度性腐败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非理性的行为往往发生在缺少约束的封闭社会，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走向何处已经不完全由自己决定了。就象企业与企业一样，国与国之间也面临着竞争。国家和企业一样，面对竞争压力，要想生存就得改进效率，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激发民众积极性的体制。

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但只要有一个劣势，所有的优势就会荡然无存。这就是体制劣势。如果我们的体制能够尽快造就数量不菲的中产阶级，那么社会稳定就有了基础。很简单，有恒产者有恒心。总之，竞争是改革的动力，它会使中国或主动或被动地走入正确的轨道。没有竞争，无效率的体制就会一直锁定下去。

改革不是革命，要改革就得尊重既得利益，只有补偿了既得利益者，改革才能走得动。事实上，中国一直就是这么做的。已经显现和潜在的危险在于，钱花掉了，体制却没转过去，旧的既得利益者既拿到赎金又成了新的特权阶层

樊纲：历来如此，不仅中国。这不能只用经济学，而要用政治经济学来解释。改革难在有人的处境会因此而变坏。尽管总的利益增加后我们可以给他们补偿，使他们的利益从绝对量上不致下降。但在相对量上，特权失去了、地位失去了、相对的高薪失去了，而维护自己的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可以改变人们的思想认识，但你改变不了既成的利益格局，因此官员就是不愿失去权力、国企职工就是不愿意下岗。不是他们错了，而是体制错了，体制决定利益格局，利益格局决定行为模式。

张维迎：旧的既得利益是确定，变革带来的潜在利益可能非常大，但是不确定的。在这种情况下，维护旧利益格局的动机要比追求新体制的动机强。因此，改革就一定要对既得利益进行赎买。

樊纲：还有一种情况是确定的，就是一部分人不可能从新体制受益了。比如岁数较大的人，已经退休的人，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职工。但是20年改革，45岁50岁以上的人生活水平比起过去仍然提高了一大截。而年轻人是认同改革、认同收入差距、认同市场的，因为改革给他们带来了更多机会，意味着光明的前途。这也正是中国目前还比较稳定的原因。

张维迎：这里有两个概念，一个是绝对水平，一个是相对水平。在效用函数中，我的效用不仅来源于我的收入，还来源于你的收入。即使整体而言蛋糕变大了，每个人分得的那一块也变大了。但分配比例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地位。打个比方，原来一共有100块钱，我拿90，你拿10块；现在有1000块钱，我拿400，你拿600，对我来讲，收入是增加了几倍，但感觉会不如原来拿90。

樊纲：所以对既得利益者做到完全的赎买和补偿，相对水平必然要下降。体制改革就是为了把收入分配办法改变过来。在传统体制下，只要是国有的，就能享受到优惠和特权。国企职工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是铁饭碗，厂长经理们无论企业盈亏都可以升迁，市场化改革就是要改变这种利益格局，变成按效率来配置资源、分配收入，能者多得、勤者多得。一切在过去不劳而得、少劳多得的人，一切自身效率低下、靠体制保护维生的企业和部门，都将是这场变革的受损者。如果还是我拿900你拿100，那么改革就还没有完成。

张维迎：没有份额的变化就无其为改革。补偿是另一回事，补偿实际上是一个交易的过程。如果补偿的结果是你的状况比以前变得更坏，那你肯定不会接受，这是交易成立的前提。现在是国有企业和政府官员掌握着资源但不创造或少创造财富，资源是大量浪费的，如果把资源交还民间，就会创造出更多财富，就可以对旧既得利益作出补偿，使他们的境况不至变坏。这就象两口子离婚，一方不同意，另一方提出房子可以留给你，每月再给你若干生活费，这样婚就可以离成了。也就是说，通过改革改变了他们实现利益的方法，这对整个社会都是有益的。麻烦在于补偿标准怎么定，有权人讨价还价的能力强，此外还可以通过寻租自我补偿，普通职工就缺乏谈判能力，只能由上面来定，因此交易的公平性就成了问题。

樊纲：这就是我刚才没讲完的那层道理。我们这个制度所能做到的补偿，就是使你的绝对收入不下降。改革的难点，就是它不能使人人受益，这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两回事。生活水平大家都提高，即使下岗工人，生活水平也比20年前好。但这是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他们肯定大大下降了。因此，补偿可以减小改革阻力，但是无法消除阻力，因为你不可能在相对量上也作出补偿，让他们还属于特权阶层。

张维迎：权力的资本化、货币化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旧体制下，政府官员的社会地位是最高的。改革就是把这个金字塔型的单一利益结构变成利益主体多元化、选择多元化的多元利益结构。虽然我不当官，只要我富有，你能享受到的我都可以拥有。但在现实中，有权人总能通过操纵改革进程补偿自己，权力货币化后，他们获得的东西甚至比以前更多了。比如官商现象，官员寻租设租现象。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超出了经济学家的能力范畴了。

樊纲：历史就是这样，掌权者得不到好处，改革肯定改不动。为什么老有人强调国有资产流失？你可能就得分一块给他们，不是补偿他们的生活，而是补偿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否则体制可能就是转不过去。现在的腐败问题，我看要分为两种，死的腐败，捞了钱体制还没转过去，另一种是积极的腐败，他变成企业家了，成了新体制的组成部分。

张维迎：你原来获得的利益有没有合法性，这一点暂且不论，我们讲改革，就一定要尊重既得利益，否则就是革命。象过去那样，杀掉地主，把土地分给农民。但剧烈的变革，结果往往不如意。马歇尔（英国经济学家）说过，历史没有飞跃，单是改变人们的预期就需要很长时间。

樊纲：问题是现在坏的腐败太多。在现阶段，我们看到的都是官商，又挣钱、又舍不得权，利用权力经商、利用经商谋权，挣钱归自己、亏损给国家。这就是典型的转轨期腐败。张五常（香港经济学家）老是提醒不要掉进“印度陷阱”，所谓“印度陷阱”，就是旧体制不变的同时又利用新体制牟利。改革理论越是不彻底，越是有观念上的障碍，越容易形成制度化的腐败。因此本次思想解放是最基本的，先把产权关系理顺。

张维迎：如果产权改革能够完成，就不用担心制度化腐败了。否则，象印度那样，私人可以办企业，但举手投足都要政府官员批准，东西是你的，干什么得听我的，这不等于你有了财产权。

危险在于，特权被赎买后怎样才能不创造新的特权，这就要彻底削减政府权力，否则，只要政府控制着经济，那就会不断创造新的特权，就得不断赎买。比如老局长管这摊子事，你得赎买他，新局长上任还管这摊事，你又得赎买新局长，接下来第三任局长，你还得赎买。这样无止无境，那就完了。

现实中，两种情况都有。一种是原来有特权的部门没有特权了，另一方面现在政府仍然管得太多，还在创造新的特权。比如政府审批，过去赎买时还便宜，当时权力的市场价码还不高，送点土特产就可以搞定了。现在除了送钱送物，还得请他出国，甚至他已经出国出腻了，你得送他的子女出国读书，代价越来越大。

问题是这种权力本来就不该他所有。首先要从理论上否定审批制的合法性。创业是人们天生的权利，就象说话一样。你能想象每说一句话都要经人审批的情形吗？我多次讲到审批问题，把审批废除了，腐败至少减少50%，GDP至少增长30%。

现在政府改革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我看来，政府改革，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大幅度削减政府管理经济的权力，还民众以创业自由。政府只有一个职能，就是保护产权、维护法律的严肃性，越过这一点，政府想有所作为，副作用就很难避免。

盗名小著}赎买式改革的必要性—————支持张维迎的逆向思维
党同伐异/2006.03.02于广州海珠

　　这几天看论坛，许多人在骂张维迎，说他是“权贵的走狗”，“人民的敌人”，“良心被狗吃了的经济雪茄”。本着不轻易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轻易冤枉一个好人的态度，小党认真看来看，“黑心张维迎”的言论，原来是： “第一，……第二，……第三，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
　　张维迎教授的最新观点引起了很多人的强烈激动，但是小党并没有激动。小党也不知道是张维迎教授的本意和方式都是好的，还是小党太善良。总之小党认为：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这个观点是十分适合当前的形式的。

1．赎买的方式是改革的减震器，是驯化权贵的良方。
赎买的方式是温和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来源十分复杂．强行快速改革势必引起权贵的巨大落差，使其拼死反抗，破罐子破摔．那样对改革本身也是种巨大的破坏．我们大家都不想在混乱里检验改革成果。
权贵好比员工，早期他们是有苦劳的，不能因为他们拿了些回扣，就直接开除，要给他们3个月工资，一方面保证他们不因饥寒而再恶性犯罪，另一方面给他们思过的机会，着是符合道义改造的．
又好比犯罪分子，不是一枪枪毙，或者流放就行了，我们要改造他们，所以必须对他们进行一定的补偿．不是每条狼都是改不了吃羊的，我们要驯化他，必须以骨头奖励他的进步，先在这骨头就是 “赎买‘

当前改革中最常用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也是一种赎买，是照顾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承诺
　 而且有些特权阶级，本身就是我们有意识造就的，当年为了吸引他人做贡献，采用了许多优惠政策措施．比如，海龟创业，外资低税，比如各种政策补贴．这些也是既得利益的一部分，但是那是哪个时期的历史承诺，不能说该就改，应该有个缓冲．这个缓冲在行政权力退出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最普遍的方式就是：赎买．而不是继续的政策补贴．

2。改革成败的关键是对执行环节的控制。
王莽新政， 王安石变法， 张居正的改革
每个都是因为过分触动顽固派的既得利益而以失败告终．
王莽声败名裂，王安石贬官郁闷，张居正死后抄家．
虽然他们当时取得了强势支持，但是由于执行机构也反对他们，所以变法实行不下去，
百日维新，失败了，他依靠的是皇帝，没有得到身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执行机构的支持．
商鞅被车裂，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扑，只是幸好强势的秦王支持他．才保住了变法成果，但是今天的中国，变法不能为了变法而制造一个＂上帝＂，那样不如不变法，变了终究还要变回去．
　　今天的既得利益集团大多分布在社会利益的分配执行环节，在没有控制执行环节前，我们是不能使执行环节反对改革的。这个执行环节就是今天的领导干部也就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张教授讲，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这是很正确的。

3．大行不拘小节，大礼不辞小让，成改革大事就不能舍不得孩子。

“赎买”，人民付出的是短期经济利益，得到的长久的政治权力，这就保证了以后政治权力都不会被滥用，谁还敢破坏约定，大家就用权力制裁他。贫困是暂时的，只要机会向民众开放了，富裕很快就来了．这样以暂时的利益换来了永远的利益支配权。
　实上俄国戈氏的强硬改革并没有成功的，带来的只是混乱－－－－人民骂，权贵反，以至于他后来在饿国没有支持派，只是后来的叶氏与权贵达成的妥协－－－－－－－政府不追究权贵的黑金来源，权贵不染指政治．局势才稳定下来！
至于后来为什么有＂尤先科＂事件，那是因为权贵单方面破坏了当初的双方君子协定．

之前看＜南方周末＞中的＂珠峰摩托＞事件，反映了中秧有个文件，上面表示，对９６年以前的不明经济（走私性质，以及其他违法既定事实）不予追究，但是之后的不明经济将放在阳光下暴晒．珠蜂，远华事件也是不遵守这个妥协的约定。
妥协式改革不等于没有永远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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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通过上面的叙述，我觉得大家都是太过敏了，太理想主义化，没有充分考虑改革的难度，广度，历史成因。陷入，一根肠子谈改革的泥潭。这不利于培养逆向思维。也不利于灵活平稳的改革思路。
欢迎大家评论，三思而后言．

赎买的危机http://blog.sina.com.cn/leninchu1919

张维迎在前两年的改革争论中曾经提出过著名的“赎买”论，即对在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的权力阶层进行补偿，换取他们对改革的支持。
这一理论一经提出便遭到了大多数人的猛烈抨击，因为当下一切对现实生活有着直接感受的人，都很难接受张先生的这一理论，因为这无异于让所有的人承认，在当下的社会当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一群人还要以所有人都被迫接受的方式来继续合法的获得更多的利益。
如果跳出感情和良心的范畴，从最冷酷的理性角度去考察这一理论，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这一理论的危机。赎买理论的实质就是用经济利益对现有掌权者进行赎买，换取他们对改革的支持，而所谓改革在张先生那里当然是有着特定含义的，那就是市场经济、民营经济、产权改革等变化。张先生冀望通过赎买使得中国过渡到所谓完整的市场经济模式当中去，这一过程的完成所带来的收益要远远大于赎买所付出的成本。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张先生对于当下中国需要赎买的对象的划分是一厢情愿的，当权者在中国的含义并非张先生所认定的那样清楚明晰。中国当下的当权者是一个庞大的集合体，政治权力与经济和文化权力合成一体，成为当下的既得利益者，而并非只有官员阶层才是所谓的掌权者。如果赎买要进行的话，那么其对象绝对不可能是仅仅是官员而已，但如果对这一集合体当中的所有成员进行赎买，那么由此付出的代价中国的公众是否能够承受是大为可疑的。
其次，如果要赎买，那么谁来赎买？面对牢固的既得利益的共同体和牢固的掌握着各种权力的共同体合为一体的现实，赎买只能是自我对自我的赎买，也就是自己对自己的损失开价然后对自己进行补偿。这种方式显然是缺乏最基本的合理性合程序正义的。在这一过程中，除了被赎买者自身，没有人能够控制和监督这一程序，这样进行赎买，显然是极度危险的。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当中，没有谁能够对结成一体的掌权者进行约束。
再次，赎买过后被赎买的所谓权力阶层和既得利益者是否会自愿退出历史舞台或者支持张先生心目当中的所谓改革目标的呢？实际上，在张先生提出赎买论之前，事实上的赎买就已经在一种被默认和默许的方式进行着。作为中国最大和最基本的财富，即几十年的建设和大众巨大的牺牲换来的国有资产，以一种大跃进的方式、以内部人控制的方式、在缺乏最基本的监督管理程序的情况下被结成联盟的既得利益者们瓜分，而土地、矿产、教育、医疗等资源的现状也同样如此。但是得到赎买的利益的这些人退出历史舞台、衷心支持对人民有益的改革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结盟掌握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的好处显然只会进一步刺激这些被赎买者滥用权力而不是自我约束乃至自我退出权力的舞台。熟悉人性和现实的人大概很少有人会认为赎买能够真正的起到张先生所期望的作用。
再者，赎买本身显然是极度突破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底线的，在现实生活当中，赎买在事实上的进行，已经使得中国社会的底线完全被突破，各种名义的巧取豪夺和公开强占数不胜数，使得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腐败行为更多更普遍的发生、腐败的程度不断加深、权力的公共性几乎丧失殆尽、权力阶层的成员也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自觉，换言之，整个社会在权力阶层的带动下都已经腐败化，人心的秩序和社会的秩序出现了双重的崩解，局面严峻。而人心的秩序和社会底线一旦被突破，那么重建将是异常的艰难的，付出的代价也是难以想象的。
最后，即便赎买能够起到一部分作用，被赎买者支持进行张先生所期望的完全的市场经济改革，但是整个目标真的可靠吗，真的会给所有中国人带来福祉吗？答案显然也是存疑的。关于市场经济和私有化本身的争议就非常多，社会各阶层以至于权力阶层和精英内部都没有达成共识，市场经济本身也并不是天然的善的象征，而建设一个所谓好的市场经济，中国社会当下又缺乏一系列基本的先决条件，比如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分、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区分、有效的法律体系和执法能力、真正的理性意识的建立、社会成员规则意识的成熟等等，缺乏这些条件，强行推进所谓市场秩序的建立，结果很难如人所愿。况且，一个好的社会体制是否是市场经济所能涵盖的，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
所以，张先生苦心设计的赎买论，其实不过是对已经发生的一切现象的总结罢了，并非是什么新的理论创造，公众对这种理论的感受在现实生活的教育之下可想而知，张先生因此挨骂也就再一次不可避免了。况且，张先生的理论前景看起来也并不像他所认识那样乐观，所以张先生还是要对自己进行一下反思，理性并非是为了取悦大众，但是如果以理性的名义冷血的侵害大多数人的利益，那就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所为、更不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之所为了。理性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包打天下的挡箭牌，所以，还请张先生遏制一下自己救世主的欲望，退回书斋好好思考吧！

到底谁误读了张维迎

童大焕

张维迎新近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改革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既得利益。”“改革必须补偿现有利益群体，否则改革就进行不下去。”“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

这些言论引起新一轮舆论的“讨伐”，紧接着是新一轮拥趸的反击，几日来公开撰文支持张维迎的有吴向宏《骂倒张维迎，改革问题就解决了？》（《南方都市报》）、邓聿文《被误读的张维迎》（《东方早报》）、盛大林《我为张维迎辩护》（凯迪网）等。有人说，民众对张维迎的误读，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只根据新闻报道来理解张维迎，对他的观点没有一个大致完整的了解；二是从理想的角度来看待改革，没有看到改革必须脚踏实地。

我仔细研读了张维迎为了“反击”讨伐而发表在《经济观察报》上的长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文章第一节，呼吁大家“学会理性思考”，但诚如薛涌所言：他的“理性思考”恐怕是在最不理性的前提下展开的。按他的说法，理性的思考“必须尽量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必须讲公共理性”，然而看看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公共决策过程，哪个国家哪种制度会相信人能“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

张说“民众可以发泄情绪，这是他们的权利，但学者必须理性，不能被大众情绪左右；政府的政策必须理性，不能被民众的情绪所俘虏。”言下之意，老百姓的声音全是情绪发泄，读书人才掌握真理。这才有后面的“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说。

在这里，我们必须重申这样的常识：一个社会最大的理性，是承认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任何个人都有伸张和维护自己权力和利益的本能和理性。我们常见的国外议会中的争吵甚至斗殴，其实也是出于理性！愤怒本身有时也是一种理性！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者把平时被压抑的声音发出来，用一些貌似极端的手法表达出来，表面上看似非常“情绪化”，其实那也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任何人都有理性，理性绝不是那些“貌似精英”的专利！

“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事实上是张维迎精心设计的一个伪命题，今日中国，从来没有谁对哪个没有进入公共决策的学术观点进行过投票。批评和评论是投票吗？其自设命题的用意何在？更耐人寻味的是，张维迎说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开始就面临着三个重要约束，其中之一就是知识约束，“既然没人知道如何去改革，‘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惟一的选择了”。一边说经济改革受到严重的知识约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一边又在那儿大言不惭地斥责别人的言论都是情绪，“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如此自相矛盾，实则为精英霸权。为什么公共财产和别人的私有财产你可以“乱摸”，别人就“摸”不得？

改革的真谛在哪里？改革的真谛在于在承认现有“既得利益”（严格说就是实际到手的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和平的手段，达成妥协，寻求更为公正公平的社会制度，达到多赢。张维迎丝毫不考虑对当下已造成既成事实的对老百姓的利益受损进行补偿，却对改革可能造成的官员未来利益损失耿耿于怀；张维迎既认为改革的三大约束是权力结构约束、意识形态约束、知识约束，却不着眼于改造权力结构，相反主张采取对权力“补偿”的赎买机制。这样的鸵鸟政策，会给社会带来怎样的果实？难道对干部进行补偿了，权力的约束就自动消失？没有谈判和博弈，自己操刀给自己“补偿”，谈何“赎买”？张维迎很聪明，他说：“需要强调的是，对改革中利益受损者的补偿应该是一次性，而不应该是没完没了的，否则，新体制不可能形成。”可是新的权力结构没有形成，改革的“权力约束”依然故我，张维迎教授打算用什么办法保证这种“补偿”是一次性的而不是没完没了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民众的民主参与，任何改革只会是死路一条。还是叶檀博士说得好：“没有制衡力量的绝对权力导致的不仅有绝对的腐败，还有对于利益的饕餮之胃。对付这样的胃口，除了约束、约束，还是约束。对于权贵阶层的强力约束是迫使他们退回自己领地的唯一办法，否则，他们会圈走所有的草场。”中国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但民众和公共支出的那一份蛋糕的比例却越来越小，其中的原因恐怕也就在于此。

别看张维迎洋洋万言，其实内里大量的逻辑混乱前后矛盾。张维迎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设下一个个逻辑的陷阱；许多自以为读懂了张的支持者则是揣着糊涂装明白，还以为“众人皆醉我独醒”。每个人都有言论的自由，但请先把逻辑理理清。没有逻辑或者不讲逻辑，雄文万卷，也不过是强盗理论。张维迎走到今天，乃是因为其“对于权力阶层以及民意的双向绥靖，既使他丧失民意的支持，也使他丧失了学术的严肃性。有张维迎的支持者褒其一点不及其余，只能视为可悲的精神懈怠（叶檀）”。邓聿文先生说：“任何事情都不像它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尤其对一个学者的思想而言。”我则想用魔鬼教官黄章晋先生在其个人博客上的“宣言”作为本文的结尾：“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其精英的落后，而其精英落后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他们经常指责人民的落后。”

理性与直觉

陈永苗
　　
　　 只看到坏的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要为目前的腐败和社会不平等承担一部分责任。所以“社资争论”有新的含义，与过去不同，不再是渴望中的自由主义和魔鬼一般的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好的市场经济只有在经济学家的嘴巴上和梦中才有。虽然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绝大多数是拒绝政治体制改革而造成的，但是也不能用“好的市场经济”来一推了之。当下当坏的市场经济本身成为一种暗中阻挡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时，在老百姓心中，市场经济、经济改革和经济学家为目前的腐败和社会不平等承担罪名，并不冤枉。
　　有报道说，老百姓越来越对腐败漠不关心。在改革中屡屡受害的平民老百姓，就像一个痴情女子，被骗了又骗，终于绝望冷漠起来，终于把心背过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难道还不会分裂成二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一个魔鬼统治的地狱王国，一个人民憧憬中幸福的王国？
　　 都被害成了“祥林嫂”了，底层老百姓又没有人大和法院可以诉说，媒体又被当局控制之中，借助于网络发发怨气，辱骂几下子都不行，还被经济学家的理性镇压下来，说成非理性，说仇富破坏共同富裕，破坏改革，似乎就成了共和国敌人和犯罪。
　　 在改革之初，先富裕起来的人其富裕是普遍利益，因为只有他们先富裕起来，才能带动老百姓共同富裕。邓小平说的很清楚，带动共同富裕是他们无条件的义务。这时候知识分子的理性与民众的直觉发生了对立，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尽管民众做出这样那样的牺牲，但是他们还是乐意的，知识分子的理性论证和说理给了他们共同富裕的希望，为了长期利益而牺牲短期利益是值得的。
　　 可是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一次又一次的剥夺，老百姓已经看的很清楚，权贵资本主义是不会让他们共同富裕的。改革顶多是让他们饿不死，就是保持一个饿不死活不好的水平。当老百姓濒临生存底线的时候，就放水养鱼，一旦存活下来，就开始收紧。国家计委在制定民间经济政策的时候，有一个秘而不宣的政策，就是不让民间争太多的钱。1949年之后土地改革给农民土地和后面收为合作社后来变为国有，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之外，还有就是政治控制方面的考虑。共同富裕了，钱多了，就要求政治权利了。国富民穷，当局认为是最稳定的局面。
　　 当一种政策是良好的时候，其内部肌理是和谐的。当经济学家的理性和民众直觉处于你死我活的时候，就可以判决改革的死刑。这时候，应该站在那一边呢，也就是如何决断呢。
　　 如何决断取决于对形势的判断，是还呆在改革磁场之中，还是跳出三界之外。如果是前者，张维迎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对理性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作了很彻底的表达，并不容易驳倒。张维迎的理性和精英论调看起来很不政治正确，但是在张维迎的内心，肯定觉得很委屈，觉得民众如此忘恩负义，自己作为农民的孩子，并没有私心，为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作出了贡献，却遭受如此的误解和辱骂。经济学家的理性和民众的直觉的你死我活，外在评价和张维迎的内心自我评价形成的巨大反差，只能说明张维迎已经成为逆潮而动的反面人物，还对改革中的指点江山激扬国策的美好记忆恋恋不舍。
　　即使还呆在改革磁场之中，张维迎的理性能说服谁？只有知识分子。
　　为了对付极权主义，改革开放的自由主义思潮之中，早前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成为批判的武器。哈耶克认为，只有观念才能改变观念，但是哈耶克也认为这个也只有对知识分子有效。哈耶克想改变的是知识分子的观念，从极权主义的迷梦中挣脱出来。知识分子对民众有天然的权威，一旦知识分子的观念改变了，民众也风行草偃，也就变了。
　　 张维迎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中提到的，公共政策应该按照知识分子的理性，而不是民众的投票，民众不能理解自己的正确利益，需要经济学家的代为决定。当知识分子的理性或观念，和民众的直觉或道德判断，发生了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冲突，经济学家由人人尊敬的教授沦落为人人辱骂的野兽，这时候对民众有天然的权威丧失殆尽，如何用理性引导老百姓？张维迎说，知识分子要用理性引导老百姓，问题是老百姓都把张维迎当成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了，还如何引导。
　　 理性和启蒙并不是没有界限的，不是什么观念都可以启蒙。对于老百姓来说，有一些不可启蒙的自然正确，只有用利益才能说服。没有带来利益，反而丧失很多利益，理性说得天花乱坠，也是白搭。就是在不可启蒙的地方，张维迎想霸王硬上功。就是全部知识分子听张维迎的都拚老命维护经济革命，维护市场经济，甚至鼓吹政治体制改革，只会造成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对立。
　　张维迎想通过讨论形成共识，是在意淫，先不说诸神之争是不可解决的，即使全部知识分子赞同，民众也会对全部知识分子和理性开战，发生叛乱分裂成两个共和国。讨论形成共识，无疑就是想用改革意识形态的压力，压倒民众和为民众的代言人，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利益诉求。即使能够全民参与讨论，那也是在权贵资本主义的操纵之中。张维迎已经说得很清楚，还是要某某人领导改革。
　　 张维迎也提到：对政府官员的既得利益如不补偿，他们就会以“暗补”(包括腐败、子女经商等)来代替明补。张维迎说去满足，去喂饱，用人血去喂饱，用生命去喂饱他们，他们吃饱了没有那么大的欲望了，就变好了。苛政猛于虎，如何可能按照官僚阶层的欲望来补偿，然后获得政治改革的机会？张维迎还是必须面对一个心理条件，从毛时代的为人民服务隐性承诺：政府官员只能大公无私；到了改革时代，人们认为官员要那么多钱就下海去，要当官就是要大公无私。
　　张维迎的补偿论用人民授予的权力来敲诈人民，用人民的税款来进一步威胁人民。张维迎高举理性大旗和高谈赎买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就是他用理性说服老百姓彻底放弃自己的利益，放弃抗争去满足权贵资本主义无底洞的贪欲。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才是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所在，否则权贵资本主义一发怒，一切都玩完了。
　　 仇富有利于共同富裕，而不是不利于。因为经济学论证，人性是自私的，那么肯定不会同意共同富裕，那么只有政治对抗，只有维权，只有仇恨才有可能让权贵资本主义妥协下来。血酬定律才是有效的。
　　 补偿论不是服从价值判断而进行的，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赎买强势方操纵公共政策和延误改革时机的权力，即消除改革的阻力。补偿论超越了底线，超越了改革的正当性，超越了原来的目的。
　　 如果说张维迎的补偿论，不局限于对权贵资本主义的赎买，还涉及到对政府机构改革中将要裁减的一般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人员的补偿，也是有问题的。这种补偿不可能不是建立在相对公平的基础上，是火上浇油。丁学良告诫说，过度持续不断给既得利益集团会带来持续的负效应，这一点在菲律宾等国家看得很清楚。即将颁布实施的《公务员法》将是政治社会稳定程度而划定公务员的圈子，如果政治形势稳定，那么事业单位人员将完全丧失体制中剔除出去的位置，如果政治形势不稳定，那么圈子划大一些。留在圈内的，工资大幅度上涨，剔除在圈外的，就丧失了体制利益。这样一来，就为当局带来来大量有知识有影响力的反对者。丧失体制利益的事业单位的人，他们看到有幸留在圈内的人工资大幅度上涨肯定心理不平衡。
　　张维迎是知识分子，还是幕僚？知识分子秉持的是正义，维护现代性的根本价值，他的任务是批判政府，而不是为政府说话。例如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管理问题，知识分子就不应该为政府去考虑，就应该严守迁徙自由的底线，至于如何解决底线以下的管理问题，交给幕僚去处理，这些管理问题没有道义上的正当性。而幕僚则是奴才，谁有奶就抱的大腿天经地义，即使出卖灵魂也没有人奇怪。张维迎明明就是一个幕僚，没有奶也自觉地拥抱权贵资本主义的大腿，还以民族和国家的立法者自居，觉得民众冤枉了他，冒充了知识分子。一个农民的孩子，会想方设法去论证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们应该想尽办法用所有的一切去喂饱一个恶狼，美曰其名理性的自私的经济人，是他一生的使命，我实在想不通。
　　 权贵资本主义只有贪欲，哪有什么民族共同利益。他们的理性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何才是他们的利益最大化？就是让底层做包身工饿不死，如果饿死了，他们就没有劳动力了。也就是包身工饿不死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利益最高点，可持续性的长久的利益最高点。
　　民众凭什么听你的，张维迎们有足够的道义权威么？当张维迎大声叫卖理性和共识的时候，他们能够为权贵资本主义作担保么，他们能够拍着胸脯说，没关系，这些人都听我的，你们吃不了亏?要不然凭什么喊话？张维迎貌似公正，不过是祸国殃民。共识和理性，不过是一次一相情愿，沉湎于民众依赖知识精英的过去美好时光，错把杭州当汴梁，不知今昔何夕。
　　我小的时候母亲给我讲的一个故事，记忆犹新。她说有一个古老的乡村来个一个巫婆，苦口婆心的劝村民向上，说自己能够指引他们上天堂，这些村民相信了，跟着巫婆来到很远的大山里，突然巫婆消失了，只看到一座美丽得如梦如幻的城池，城池的前面有两盏光明无比的明灯，城池的门口有一雄伟的的桥梁通道村民面前，于是村民一个一个通过桥进了城池。母亲最后说出来的话让我吃惊，原来这个城池修炼了千年硕大无朋的蛇妖化成的，两盏光明无比的明灯是蛇妖的眼睛，雄伟的的桥梁是蛇精的的舌头，巫婆是蛇精的化身，这些可怜的村民全部成了蛇妖的晚餐。那么张维迎是不是化身的巫婆，而权贵资本主义是不是硕大无朋的蛇妖呢？

如何消除改革的阻力和构建改革的动力机制—兼评张维迎的“补偿论”

孙兴全

据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言，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历了三次改革大讨论。从2004年以来进行的是第三场争论。众多学者都观察到这次争论主要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而不是以意识形态为主。

既然是利益之争，各种利益取向浮出水面，七嘴八舌，纷纷扰扰就不可避免了。这让一些人大吃一惊：反对改革的思潮泛滥了。吴敬琏胡子眉毛一把抓：有人正力图把人们引向反市场化改革，反改革者有两类，一类是既得利益者，一类是贫困群体，而且这两类人正在结盟，此论被人称为“狼与羊结盟论”。同样是名头很响的经济学家张维迎说，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按经济人和改革之争是利益之争的观点，那就能推论出最反对改革的是干部，工人农民也是帮凶。另外有人作了追加，把“改革的失意者”和下岗工人列为改革的反对派。

如此论调，实属自我树敌，过分夸大了改革的阻力。 改革的阻力肯定存在。但是，我们对这样的阻力的分析必须把握三点：其一，利益上的诉求比认识上的偏差更难说服，从这一意义上，旧体制的受益者，特别是受惠于不正当利益的群体是旧体制的拥护者；其二，现行权力结构下，公共权力对改革的操纵和扭曲远比舆论对改革的左右容易，因此，实质性阻力的最可能来自对权力以及权力附属的利益的留恋；其三，面对现实，我们必须承认，金元政治的渗入决非天方夜谭，财富越多在公共舞台上表演的机会也越多，成为对公共政策施加有力影响的“大人物”更为可能，由此可以推论，当改革需要削减他们的利益时会遇到强有力的阻击。至于社会上弱势群体，总体而言，即使在新体制中不能受益，旧体制也不会对他们给与特别的关照，从利益关系上，他们不大可能成为旧体制的支撑力量。

消除改革阻力的手段如何选择？作为主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张维迎避开意识形态之争从经济关系上来探讨改革阻力的成因，并提出通过利益补偿来重构改革的动力机制，从纯经济学理论来看，这种思路大方向无可厚非。比如，他说，干部是改革的最大受损者，这受到很多人的质疑。我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这个观点是成立的。不过，更完整的表达似乎应该这样说：“真正的”、进一步深入的改革会使干部的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现行的行政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不协调是共识，这种不协调表现公共权力的边界过宽，约束软化，政府职能越位和缺位并存，这容易导致吴敬琏担忧的“权贵资主义”或吴思所批评的“官家主义”，如果改革能促使政府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归位，“革”掉“权贵资主义”或“官家主义”的苗头，干部相对利益当然受损了而且极有可能受损最大。问题是我们改革还没有“深化”到这一步，现行改革举措，结果是让工农成为改革成本的最大支付者。

张维迎这个学派很强调实证的，但是他的实证不实，张拿出过去只有较高级别的干部才有资格坐飞机的个别案例说事，却故意回避干部得到的更大实惠，如“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干部的职务消费奢华程度也是过去远远不及，市场化改革还隐藏着“权力市场化”的巨大空间，不少人在这一空间斩获颇丰，在其它群体“铁饭碗”大多成为历史的记忆之时，干部职位因最为安全，享受各种保障最为齐全而成为炙手可热的职业。张维迎错把“将来时”看作“进行时”，即使空有一肚子经济学，也只不过是闭门造车，得出与真实大相径庭的判断。

一般而言，以补偿或赎买的方式来消除改革的阻力和社会冲突，降低改革的机会成本，这在经济学上也是成立的。但是，张维迎说：“改革必须尊重原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这只是一种价值判断或利益主张，而非实证结论，价值判断不一定有人买账。实证方法的结论是拥有谈判能力者才可以得到补偿，谈判能力越强得到的补偿越大。干部是否得到补偿甚至利用改革来进一步获得超额收益不是因为其“比原体制下生活得更坏”，而是其过于强大的谈判能力。这种谈判能力包括政治权威、直接操作公共事务的“内部人控制”、信息和话语权优势、要挟能力等。在实证上我们还可以用反面例证来证明补偿既得利益的诉求不是能够全部落实的，如房改中的补偿，干部群体一般能兑现，还可以大建集资房来取得超额收益，但社会上的多数人是丧失福利分房的既得利益，要承受房地产商的“高价暴政”，甚至集资建房也不被认可。

所以，实证分析的结论是：补偿主要不是服从价值判断而进行的，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赎买强势方操纵公共政策和延误改革时机的权力，即消除改革的阻力。那么按此推论，改革的正当性成不成立？改革的正当性当然包含一定的价值伦理，但是这种正当性的实现也是一种实践或实证过程，或者说只能在实践中发生。

张维迎的补偿论实际暗含了一个前提：权力结构既定。在这一假定中，以干部为代表的强势方谈判能力不会削减，而其它社会群体的谈判能力也不增强，所以补偿方向只能朝强势方倾斜。权力结构既定论显然不成立。这次反思改革的大讨论既是实现权力均衡的诉求，也是一种实践，它意谓着公众的改革参与意识在增强，信息和话语权的垄断正在被打破，而行政体制改革也有了越来越强的推力，高层决策者对群众的利益诉求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如分享式改革、改革应兼顾各方面的利益、保证改革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等。实际上利益结构也在调整，如免除农业税、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这也证明了长期居于弱势的群体谈判能力并非既定而在增强，他们所获的补偿也在增进。

评论家赵牧对改革有这样的理解：改革是在原有规则之下游戏不可持续，为了使游戏继续下去，必须构建新的规则。为什么改革成为必要，或者原有规则无法继续？我们可以从资源配置效率和政治收益两方面理解。扭曲的利益结构必然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丧失，如寻租理论证明，权力能够带来超额收益或租金，人类社会容易陷入一场“负和游戏”，使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失大于利得。再如，不被谈判能力越来越强的群体认可的超额收益存在会使公共政策实施成本大幅提高，说服或强制公众接受扭曲的利益结构的交易成本的上升也是一种浪费。

从政治收益角度来看，要追求有影响的利益集团和政策团体的支持，如果原来处于弱势的群体谈判能力在增长，公共政策就会更多地照顾到这一群体。否则就是政治收益的损失，这种损失还包括社会矛盾和冲突。而且资源配置优化所带来的发展也是获得支持的政治收益，值得追求。从以上两方面考虑，随着权力结构的演进，追求效率和收益的改革就发生了，原有利益的调整也不可避免，张维迎的“补偿论”就不是铁定规律。

朝前看，在权力结构均衡化的过程中，公共政策必将越来越具有普世价值，改革也必将拥有最广泛的利益主体而获得民意基础，而具有民意基础的改革也应该具有最强大的动力，这也是改革步入正当性的过程。张维迎所谓“科学不需要投票”这种精英主义的傲慢和偏见，已经落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