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经院张亚光（中国金融政策理论史 近现代经济发展思想）4月23日在线访谈

yeting2000 发表于 2013-4-22 09:44
张老师：
      您好！感谢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为我们解答问题，我的问题是：回顾华夏五千年历史，经济 ...

      同学您好！

      关于这个问题，赵靖先生在《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二卷第35章第1节“盛唐文治武功同经济思想发展状况之间的巨大反差”中有较详细的讨论。赵靖先生指出：“盛唐的文治武功，如此彪炳当世，自然表明它有发达繁荣的经济作为自己的基础。这样的经济，理应在经济思想方面有所反映。然而，经济思想对社会经济状况的反映，并不是直线式的；在时间上，也往往并不是如影随形，亦步亦趋的。盛唐的文治武功，同它的经济思想的发展状况之间，有着一个巨大而明显的反差：盛唐是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少有的封建盛世，却并不是经济思想方面的盛世。这一时期的人物，在经济方面有所发表的议论，并不见得比其他历史时期少，却极少有水平、有创见的内容。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在中国古代看成第一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却基本上没有什么能在中国经济思想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

      我对于赵靖先生的这段论述是大致赞同的。我们要研究某个时期的某种经济思想，有几个选择的标准，一是它比较活跃，二是它比较有影响力，三是它在此前很少出现。盛唐时期的经济思想显然符合前两个标准，但是不太符合第三个标准。对土地、赋税等经济问题的认识，大多没有超越前人的范畴。所以盛唐时期能够引起我们注意的经济思想并不是很多。经济的繁荣，思想意识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天时地利人和，换句话说，盛唐时期的国际国内环境良好，土地制度适宜，ZF运转高效有序，前人经济思想中合理的成分得到充分的运用和发挥，最终形成了贞观之治。而就经济思想的创新性来说，并不突出。其实不唯经济思想如此，葛兆光先生将八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的总体状态统称为“盛世的平庸”。

      当然，正如赵靖先生继续阐述的那样：“有的历史时期经济思想比较发达，有的时期则相对沉寂，这本是经济思想发展中的合乎规律的现象。研究经济思想史，对经济思想比较发达的时期固然要加以重视；对相对沉寂的时期，也必须给予一定的地位。不如此，就难以深刻揭示经济思想发展的规律性。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经济思想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没有真正的断层，经济思想发展比较沉寂的时期，往往是即将到来的新的思想活跃时期的准备时期，正像暴风雨到来之前总有一个极其郁闷、烦躁，使人近乎窒息的局面一样。在这一准备时期，形成新的经济思想活跃局面的一些条件和因素，已处于潜在蕴蓄的状态。蕴蓄到必要的程度，就会在环境变化的诱发下，勃发为闪电惊雷，经济思想史上一个新的丰富多彩的时代就到来了。”

党力 发表于 2013-4-22 12:28
张老师你好，我是一名研究生，一直以来对于中国中央ZF集权与分权感兴趣。但是一直无法从历史的角度找到一个 ...

      同学您好！

      集权与分权问题极有现实意义，如果能够在制度经济学架构下研究历史案例，会有很好的发表成果。所以，首先要对你寻找问题的敏锐性表示赞赏。关于这方面的历史讨论，钱穆先生和许倬云先生有多篇文章论及，实际上从周天子分封诸侯开始，历代统治者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汉代的七国之乱是典型案例。明清时期的改土归流本质上仍然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直到近代，孙中山和陈炯明的分歧根源也在于此，还有新中国94年的税改……这些都可以作为历史案例研究。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我个人以为最基本的要点在于权利边界的划定。如同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所提到的，效率、规模、交易成本……都可以作为中央与地方权利划分的计量因素。文化、习俗需要考虑，如果做实证研究的话关键是确定代理变量。个人比较建议做明清之后的案例，尽管相关搜集数据可能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但是至少有地方志等文献可查。一个关于历史建置的制度模型可参考：《中国建置经济制度的历史传承与当代竞争》，曹和平 张博 叶静怡，《经济研究》2004年第5期。另外北大光华周黎安教授有多篇相关研究。

流逝天堂 发表于 2013-4-22 12:37
经济史能创造什么价值

      同学您好！

      我个人的看法是：传统而言，经济史也好，经济思想史也好，和所有历史一样，都有两个功能：一、以史为鉴；二、to Refine the World。若以新经济史学计，经济学能创造什么价值，经济史研究就能创造什么价值。

      鉴于这一问题极具代表性，我广泛征集了同事和朋友的思考。一位同事引用孟子曰“何必曰利”。另一位同事认为：“史学不创造价值。但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判断什么样的所作所为创造价值。”还有一位正在美国学习经济史的朋友指出：“时间跨度长一点可以把那些短期显现不出来的效果都暴露出来。”这是比较实在的价值。南开王玉茹教授在其主编的《中国经济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前言的致学生部分最后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学习经济史，会让你观察经济问题的目光变得深邃。”假如同学们再追问“目光深邃能创造什么价值“，还可以回答：“降低人类生产新的‘有价值’的知识的成本”或者“目光深邃后，就不会因看到每样东西都得问会不会创造价值这样的事而苦恼了”。

      事实上，关于这个疑问，在西方经济史学界有一篇著名的文章：Does the Past Have Useful Economics? 是学界奇人Donald McCloskey在1976年发表在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上的，他/她认为历史对经济学可以提供五项功能：1、更多的经济事实；2、更好地经济事实；3、较好的经济理论；4、较好的经济政策；5、较好的经济学家

      台湾赖建诚教授所著《西洋经济史的趣味》绪论专门讨论“为什么要读经济史”。读完或许会有所启发。

0o戏子 发表于 2013-4-22 12:53
张老师您好，我想请问一下：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探讨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在要求产业转型的今天，您认为我国 ...

      同学您好！

      首先需要补充的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中心问题除了土地问题，还有赋税问题。而且按照赵靖先生的归纳，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有四大要旨：富、庶、均、义，涵盖了经济增长、人口生育、分配制度、经济伦理等多个范畴。而关于这些范畴的讨论，也是今天中国经济的难点和热点话题。仅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就有很好的现实借鉴价值。

      即使是单纯的土地问题，也有足够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吸取。历代土地制度及其相关讨论，几乎实在不断地循环重复，每到朝代末期往往是“富者田联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继而引发社会动荡和朝代更迭。无论经济如何发展，产业如何转型，土地问题和农业问题都是国家的根本。土地问题关系到几亿农民的生计，实质上也涉及到国家财富分配问题。而且，非农产业越是发展，土地资源越珍惜和紧张，怎样让有限的土地发挥最大的功能，我们既有历史经验，更有历史教训。毫不夸张地说，土地问题将来仍旧是经济持续社会安稳的关键所在。很可惜，现在我们对土地问题没有办法讨论。这样，研究历史上的土地问题就更有意义了。

Asiag 发表于 2013-4-23 19:35
同学您好！

      我个人的看法是：传统而言，经济史也好，经济思想史也好，和所有历史一样，都 ...

受教

longtom 发表于 2013-4-22 19:46
张老师，您好，我接触到的经济思想史方面的书一般讲的都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有关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

      同学您好！

      您谈到的书应该指的是中国经济思想史方面的。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内容再凯恩斯之后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这个现象之所以存在，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发展历程有关。和大多数现代学科一样，中国经济思想史诞生于西学东渐之后的20世纪初年，到20世纪30年代时这门学科已经初具雏形。研究经济思想，需要有现实经济理论作为参照。事实上当时的西方经济学已经在中国广为流传，所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并不缺少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作为架构的案例，像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是最典型的代表。1949年之后，经济学旋即被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学所垄断，在大的时代背景下，原先从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学者纷纷转而学习和讲授政治经济学。学者们对传统经济思想的兴趣没有丢失，传统经济思想的资源仍然需要挖掘，只不过此时用以参照和利用的理论工具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我们大陆现在看到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经典著作，胡寄窗先生、巫宝三先生、赵靖先生等学科奠基人的研究，基本都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发端的。海峡彼岸则保留了西方经济学的范式传统，如侯家驹先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一书即是以宏观和微观的理论框架展开的。

      学习理论和练习武功是一样的。每个学科就如一个门派，各自有各自的套路。但是各门各派的入门阶段都是枯燥的基本功练习，就是训练惯性和悟性。所以初看起来，门外之人可以信马由缰，任意挥舞，但是缺乏根基，鲜中要害。和那些基本功不扎实的初学者较量时，或许可以赢得一招半式，然而遇到真正的高人，是完全没有办法对话的。我们花时间学习经济学，考经济学的硕士博士，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名门正派出身更好找工作，另一方面，还是有很多同学有志于专心修炼，希望成为武林中的绝顶高手。而这样的目的，通过旁门左道是无法真正达到的。

longtom 发表于 2013-4-23 19:28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应该专攻一门？

无论是专供哪一门  微观 宏观 计量是必须学的
国外研究生的训练 第一年只是高级微观 宏观 计量课程 各有2门或者3门（3学期制就有三门），这样第一学年就是6门或者9门基础课程，然后要通过微观和宏观的综合考试，才有资格进入第二学年的学习

第二学年以后除后续的高级微观 宏观 计量专题课程之外，还会有产业组织、国际经济学、公共财政、金融经济学等专业方向课程，选择什么方向之后必须按照系里的课程规划学习。一般研究生选择一个到2个主要领域，一个或者2个或者-3个次要领域方向

主要领域的学习，不但要参加课程学习，还有论文和口试要求；次要领域的学习一般只是课程学习。

可见一位博士生无论毕业时的研究领域是什么，第一学年总是接受微观 宏观 计量三个学科的训练。
也就是说一个职业经济学家，比如搞微观的，对宏观和计量也至少是粗通，但若说他对另外学科的前沿研究不懂或者不了解，则是很正常的事情。

楚西秦南 发表于 2013-4-22 23:42
张老师您好：有部分历史学者提出中国古代也有不少先进的经济思想及其实践，比如宋代中国就出现了交子和柜坊 ...

      同学您好！首先更正个小问题，柜坊最晚是在唐代出现的。

      古代中国的货币理论长期领先，但是金融业的发展与之并不相称。关于原因，至少有如下几点：

      首先，银行业务的起源落后于西方。作为现代银行主要业务之一的存款，在中国却不盛行。古人余积下来的钱财，多实行窖藏，即藏于自家地下。另外一项兑换业务，是西方现代银行业务的缘起，在中国古代同样不发达。彭信威先生指出，兑换业务在中国货币史和信用史上所占的地位，远不如欧洲重要，是由两地的具体情况决定的。欧洲以一个许多国家的集合体，货币种类多，发行单位不同，币材不同，同一币材的成色也不同。在使用低及金属——铜作为货币的中国，币材的成成色和重量在流通中的重要性较小，但在流通金银币的欧洲却十分重要。因此欧洲的兑换业始终相当发达。而中国是一个统一帝国，对外贸易在国家经济中的比重不大，基本不用外国货币，铜钱虽然有成色和分量不同，但因为本身价值低，一般都是等价流通，因此并不注重兑换。唯一不落后的业务是放贷，《周礼》中记载在公元6世纪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了有官方经营的借贷机构。秦汉以后，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更加发达，东汉时一些大商人，通过放贷，收入可比封君。但是，放贷并不需要专门的组织机构来操作，而且古代中国的ZF往往把放贷之权操于己手，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社会个体从事借贷业务的机会。

      其次，中国古代的农耕文化影响。中国自古是农业文明占据主导地位。在土地生产方式下,人们认为手中握有的主要货币形态——谷物和谷物的替代品(纸币与金属货币)———总是随着其被使用而减少。因此长期以来形成一种习以为常的货币观念：钱谷是死的，用之则减少，唯有“收”和“守”方可保值。在人们思想观念中，主张通过“障”、“守”、“收”的方法保存其价值，最保险的办法莫若窖藏。“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这种观念是典型的农耕文化的货币观。窖藏货币的做法在中国民间广为流行，直到20世纪中叶仍然在中国社会随处可见。彭信威先生认为窖藏是中国古代人流动性偏好心理的表现，是准备随时应急所用。但应急所需的数量毕竟少，所以本来为了保持流动性而窖藏的货币，反而没有了流动性，这是古代中国存款也不发达的结果，也是存款也不发达的原因。

      最后，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家庭功能的影响。陈志武教授发现，家庭有两个主要功能：一个是经济互助，一个是社会功能即精神互助。其经济功能包括两方面，第一，在家庭内部存在各种隐性金融契约关系，父母在后代身上有投资，所以后代有隐性“回报”责任；兄弟姐妹之间则你欠我的、我欠他的等等；这个家欠同族上另一家的，等等，相互间存在复杂的隐性债务、保险责任。第二，因血缘关系，“家”能大大减少各成员间利益交换的执行风险，减少交易成本。在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孝”道成为连接家庭成员关系主要观念。家庭的金融功能大大强化，减少了对社会金融资源的需求。因此银行业的不发达还有社会因素。

caixiaqing 发表于 2013-4-23 08:31
张老师，您好，我想问的问题是：在中国历史上，恶性的通货膨胀大都引起很严重的后果，包括农民起义，朝代更 ...

      同学您好！

      中国历史上在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后王朝覆灭的案例并不多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元末和南京国民ZF。西汉初年也发生了高达100多倍的通胀，但是很快进入了“文景之治”。所以从逻辑上说，恶性通胀和朝代更迭没有必然联系。但是恶性通胀必然导致经济状况严重恶化，社会不稳定因素变多，这是需要引起统治者注意的。
      单纯从货币发行量的增长看，不能表明一定会发生恶性通胀。经济发展会吸收掉相当一部分增发的货币，而且国家的宏观调控措施会对通胀进行适当的控制。这些都会减缓通货猛增带来的负面影响。

zhaoyongmin_nju 发表于 2013-4-23 09:47
张老师：
    您好！
    向您请教以下问题：

同学您好！请参考第一个问题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