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
雷达卡
一、《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的主要内容 2012年6月7日，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中国银监会颁布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办法》的正式出台是中国银行业改革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将对中国银行业产生划时代的影响。
《办法》综合了第Ⅱ版和第Ⅲ版巴塞尔资本协议（以下简称巴塞尔Ⅱ和巴塞尔Ⅲ）的监管要求，反映了中国银行业的特点。全文包括10章和17个附件，第1章总则部分主要明确资本充足率的概念、计算口径、原则等基本内容，第2到9章及17个附件主要围绕资本充足率的管理（包括计算、评估和披露等），第10章附则部分主要明确实施并行期安排。
《办法》提出了并表资本充足率和非并表资本充足率的概念，规定了并表计算的范围，除财务并表定义的范围，并表计算还包括虽未拥有被投资金融机构多数表决权或控制权，但是总体风险足以对银行集团的财务状况及风险水平造成重大影响，以及被投资金融机构合规风险、声誉风险造成的危害和损失足以对声誉造成重大影响的机构。
关于资本充足率部分，《办法》提出了四个层次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覆盖了商业银行个体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其中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要求分别为5%、6%和8%；储备资本要求为风险加权资产的2.5%，由核心一级资本来满足，逆周期资本要求为风险加权资产的0-2.5%，由核心一级资本来满足；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要求为风险加权资产的1%，由核心一级资本满足，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不得低于巴塞尔委员会的统一规定；在第二支柱框架下，针对部分资产组合提出特定资本要求。其中逆周期和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体现了宏观审慎性监管的考量。
关于资本部分，《办法》重新定义了资本，对资本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将资本分成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
关于风险覆盖部分，《办法》扩大了风险覆盖范围，增加了对压力VaR值、新增风险、特定风险、再证券化的资本要求。
针对信用风险，《办法》提出了两套方法：权重法和内部评级法，其中权重法相当于巴塞尔Ⅱ的标准法，标准法针对风险敞口类别与外部信用评级设置了不同档次的风险权重，未评级风险敞口的风险权重统一设置为100%。和巴塞尔 Ⅱ的标准法相比，权重法对一些资产的风险权重做了调整，以反映中国的实际情况，例如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为50%，微型和小型企业、个人其他债务为75%，而在巴塞尔Ⅱ标准法中均为100%。
为了缓解资本不足的问题，《办法》规定高于150%拨备覆盖率的超额拨备可以全额计入二级资本。针对国内资本市场融资困难较大的实际情况，《办法》对已发行的不合格资本工具，如次级债，给予了10年过渡期，允许在2022年前逐步退出，缓解了银行资本补充压力。
考虑到不少银行还缺乏实施条件，《办法》要求银行在2018年底前达到资本充足率要求，并鼓励有条件的银行提前达标。
二、《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的实施定位
《办法》的主要内容依然沿袭了巴塞尔Ⅱ资本充足率和三大支柱的框架，最低资本要求仍然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与操作风险三大风险，与巴塞尔Ⅱ相比，信用风险与操作风险的风险加权资产的计算方法维持不变，而市场风险的风险加权资产只是在原基础上增加了压力VaR等新增项。巴塞尔Ⅲ是在巴塞尔Ⅱ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和延伸，巴塞尔Ⅲ推出的主要原因是针对发达市场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问题，但中国银行业从事的主要还是传统信贷业务，与发达国家问题的性质不同。因此，不能认为中国银行业实施巴塞尔Ⅲ可以绕开巴塞尔Ⅱ，做好巴塞尔 Ⅱ依然是中国银行业缩小与国际同业差距的落脚点和重要途径。
《办法》的出台无疑是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从中长期来看，《办法》将推进银行加快经营模式转型，通过资本约束的导向作用，引导银行树立规模与资本相匹配、收益与风险相平衡的经营思想，坚持走效率为先、资源集约的发展道路。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考虑到当前经济形势，监管机构也充分考虑了如何平稳过渡到新的资本管理办法，如何在风险防范和促进经济发展之间寻找平衡，如何与金融领域的其他改革措施配套推进。从银行角度，《办法》的实施在近期内会对银行经营带来冲击，实施《办法》需要根据本行的实际情况，采取务实思路，稳妥规划，逐步推进。因此，银行在实施《办法》之前必须对一些基本问题有深入了解。
第一个问题是来自银行内部，实施《办法》不能只满足于贴上“先进方法”的标签，特别要意识到实施高级方法将面对一系列的难题，虽然计量模型最能体现《办法》“高科技”亮点，但开发模型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真正实施必须从风险文化、治理架构、政策流程、数据IT、应用等多方面入手，认识到真正意义上的实施将从上到下改变银行的经营管理模式，从以前粗放型的规模扩张，走向资本约束和收益风险平衡的思路。同时，必须分清轻重缓急，在基础工作不扎实的情况下，实施高级方法不仅会在银行内部遇到巨大阻力，效果无法真正到位，而且其实施未必会节省资本。
第二个问题是来自银行外部，实施《办法》也需要考虑整体金融环境的配合程度和相关金融体制的变革。目前，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不是很深入。要说明这一问题，必须先明确两个基本问题。
一是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银行经营不是在回避风险，而是经营风险，如果银行不敢面对任何可能发生的风险，也将无法赚取利润。银行应对高风险予以高定价，低风险予以低定价，在理想情况下，如果一家银行能够准确识别和计量出每一笔业务的风险，通过恰当的方式定价，以产生相应的收益，这家银行的经营模式才是盈利的，这种模式的基本原理就是承担风险应该和相应收益相匹配，依靠这种模式，银行才能为经济发展建立起一套合理配置金融资源的机制。
二是商业银行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事实上，中国银行业需要为实体经济提供绝大部分的融资。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经济发展需要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融资，经济发展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体现在金融领域就是存在风险，发达金融市场是由不同的金融机构来承担不同程度的风险，而在中国，绝大部分风险是由商业银行来承担，其主要形式是信贷风险，经济发展快的时候，风险不会显示出来，一旦经济发展减速，风险一定会以某种形式反映出来。
三、《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的实施策略
很多人认为《办法》是一部关于银行资本的管理办法，其实这种观点并不全面。《办法》对于银行资本管理的要求实际上包括三部分要素：资本、风险加权资产和资本充足率，也就是通俗上讲的分子项、分母项、和分子除以分母的比率项。如果只看资本项和资本充足率项，《办法》的确对银行的要求的确更加严厉了：以前一些合格的资本现在不合格了，对资本质量的要求也更为严格；针对核心资本、储备资本、逆周期资本、系统重要性银行都提出了更多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等。当然针对资本定义，《办法》也有一些放松的地方，例如，超额贷款准备金可以作为二级资本，只不过有一个上限要求。
《办法》对资本和资本充足率的新要求反映了巴塞尔Ⅲ中的新内容，这些内容主要是应对一些发达市场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问题，而中国银行业的重点问题并不此，仍然在于依靠风险量化技术全面提高风险管理水平，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巴塞尔Ⅱ的要求中。中国银行业以《办法》中巴塞尔Ⅱ的核心内容为指引，提升风险管理水平，更多需要关注的是风险加权资产项，即分母项。
风险加权资产项的核心是风险权重的确认，《办法》按照巴塞尔Ⅱ的框架同样提出了权重法/标准法和高级方法/内部方法，目的不仅是为尚缺乏高级方法实施能力的银行提供了选项，而且为高级方法实施提供了平稳过渡的参照。《办法》容许银行依靠自己的方法来计算风险权重，针对信用风险是内部评级法，针对市场风险是内部模型法，针对操作风险是高级计量法。这些方法容许银行不使用监管机构给定的风险权重，而是依靠银行自己的数据、基于银行自身业务和风险特征来开发计量模型，估算风险权重，监管机构只是对数据、方法、开发过程等进行规范和要求，而不直接给定结果。通过这种方式，监管机构鼓励银行依靠自身力量识别和计量风险，让银行有空间使用更低的风险权重（在一般情况下，监管规定的风险权重是较为审慎保守的上限值），这个过程本身也会促使银行全面提升风险管理能力。
在《办法》的框架下，银行要提高资本充足率，无非是从分子项或者分母项的角度，因此，银行要有资本管理的分子策略（资本部分）和分母策略（风险加权资产部分），分子策略的实质是增加资本，而分母策略的实质是减少风险加权资产。
银行资本管理的分子策略（资本项策略）针对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一级资本又分成核心一级资本和其他一级资本，二级资本主要体现在超额准备金和二级资本工具。其中，核心一级资本主要依靠两个来源，一是普通股，一是留存收益；而对于其他一级资本，我们国家的金融市场还没有对应的合格资本工具，近期无法通过发行这种资本工具来提高资本充足率。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银行的分子策略只能依靠发行普通股、提高留存收益、提高超额准备金来实现。增发普通股会引起股价的不利波动，而在资本市场比较低迷时增发也是不现实的，另一种方式是增加留存收益，一种可能是增加股本收益，一种是增加留存比例（或者减少分红比例）。增加股本收益是提高银行的盈利水平，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银行高盈利模式遭到质疑，期望银行继续增加盈利是不现实的，而增加留存比例涉及股东利益，银行无法自行决定。超额准备金对资本的提升作用只能在二级资本部分，有上限限制，作用比较有限。综上所述，银行资本管理的分子策略一是依靠良好的宏观经济形势和资本市场，二是股东减少分红比例，三是期望资本市场提供新型资本工具，显然，这些因素都是银行的外部因素，银行缺乏主动管理能力。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办法》框架下，银行依靠自身努力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需要重点考虑分母策略，分母策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使用更为合理的风险权重，另一种是减少风险资产。前者是鼓励银行使用“高级方法”计量风险，使银行有较大的自由度设定风险权重。关于后者，较为直接的方式是回避高风险资产，例如依靠行业信贷政策，对高风险行业进行限制，而更为彻底的方法是有效识别和计量风险，对风险进行合理定价，通过定价来实现收益，收益又转化为合格资本，实现银行资产的风险和收益相匹配，也就是使风险加权资产项（风险部分）和资本项（收益部分）按照合理比例增加，而不是依靠资产规模的扩张来驱动收益的增加。以上两种方式都较为被动，银行只能决定是否或者如何接受资产，而不能自行决定退出。要实现资本和资产风险的主动管理，银行需要主动剥离资产。银行资产的剥离可以是ZF主导，例如在国有银行股改上市前的资产剥离，也可以是市场主导，银行通过一定的市场来出售资产，例如依靠资产证券化的方式。
从上述分母策略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银行想减少风险加权资产项，一方面需要从自身角度，全面提高风险管理的能力，另一方面，需要依靠更为市场化的金融环境，如果具备运行良好的利率市场化金融环境，银行才会有空间进行合理的风险定价，以实现和风险匹配的收益，反过来，利率市场化的金融环境也会促使银行提高风险定价和金融资源配置的能力；同时，如果具备更为活跃资产交易市场，银行才能有空间处置资产，改善资产结构，以实现资本充足率的调整和资产的合理流动，同时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资产的价格发现。
在分析银行资本管理的分子策略和分母策略时，必须注意到中国经济发展基本上是由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来支撑，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风险也基本上是由商业银行来承担。为了保持经济增长，银行必须按照一定比例扩张信贷规模，这样，位于分母部分的资产项必然按照比例增加，虽然收益会导致资本有所增加，但增幅会小于资产部分。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趋势，在其它因素都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作为比率项的资本充足率会持续降低，直至无法满足监管要求。因此，如果不积极提升风险管理能力，无法得到及时的外部资本补充，而外部金融环境维持现状，银行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资本充足率不达标的困境。
按照监管机构的要求，所有商业银行必须实施《办法》，只不过是实施的方式有所不同，其基本原则是：鼓励银行通过实施《办法》来全面提升风险管理水平；实施越高级的方法，银行得到的监管约束就越少，但对方法本身的要求也就越高。无论银行大小和基础优劣，应该通过实施《办法》来向这一目标迈进，但同时必须清晰认识到：实施高级方法需要长期的投入和自身管理的全面变革，否则，仓促实施不仅不能起到效果，反而会引起银行应用部门的质疑和消极抵制，最后的结果将是得不偿失，事倍功半。
提升风险管理水平并不仅仅是开发一些“先进模型”，而是以风险量化结果为基础，应用于客户准入、限额管理、贷款定价、风险预警、拨备计提、贷后管理和绩效考核等各种流程，以此为手段全面提升风险文化、治理架构、政策流程、数据、IT系统、量化应用的管理水平。风险计量模型是《办法》高级方法的基础，其本质并不是追求模型的数学复杂性，而是通过模型实现以精细化、科学化、规范化的方式进行风险管理，因此，不能将模型开发视为《办法》高级方法实施的最终目标，不能进入“唯模型论”的误区，但模型开发作为核心技术手段，应该在其领域不断追求较高的专业水平。
《办法》的影响并不仅仅体现在对中国银行业经营管理的影响，也将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进程和模式，同时也被中国经济和金融环境所影响。《办法》包括大量的风险管理技术细节，银行不仅需要了解这些具体的专业技术，也要对银行实施《办法》的内部影响，以及和外部金融环境的联系有全面的认识。从内生性需要方面，银行应该以此为契机，不断提升风险管理能力，练好内功，迎接挑战。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办法》的实施也需要外部金融环境的配合，随着资本市场、利率市场化、资产证券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才能为全面实施《办法》高级方法的基础理念和具体要求提供充分的外部条件。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