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是否会实现“双同步”增长

央企新命题：社会责任

经历近10年的做大做强，央企到了该履行责任的时候吗？4月23日的中央企业一季度经济形势通报会给出了答案。国资委在这次会上提出要求，中央企业今年增加值增长要达到8%以上，利润增长要达到10%以上，并强调，中央企业必须承担保增长的重大责任，这既是重大经济责任，也是重大政治责任。

国资委此番表态有两个宏观背景：首先是一季度GDP增长7.7%，复苏滞缓于预期，中国经济乍暖还寒，加上H7N9疫情和四川震灾的影响，“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成为下一阶段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其次，一季度中央财政收入首现负增长，拖累全国财政收入增幅降至去年同期的一半，虽然去年下半年中央财政也曾连续两个月负增长，但更早、更严重的一次负增长，则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波及的2008年10月，翌年政府就推出了旨在保增长的4万亿投资计划。

尽管各界基本认定如今再出大规模刺激计划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但国资委首次提出具体而明确的经营发展目标，以及重提和强调责任意识，对于央企来说仍然意味深长。

归属于国资委的115家中央企业，因其拥有规模庞大的资产和举足轻重的体量，同时所处行业或关乎国计民生，或高居基础产业中上游，从而对整体宏观经济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可以认为，重提经济责任正是基于对中国经济现实的清醒认识——央企，特别是石油、电信、电力等资源垄断和行政垄断型央企，几乎是国内少有的不必大量依赖投资便可获利的企业。

财政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央企业实现利润4048.7亿元，同比增长16.5%，而地方国有企业仅实现利润1088.6亿元，同比下降16%，这样的负增长状况已经延续了一年多。利润增幅最大的仍然是电力、电子、房地产、医药、石化等行业，这主要是中央企业的“地盘”。利润降幅最大的有色、建材、煤炭和化工等行业则是地方国企扎堆，均严重依赖国内的投资驱动；而除了房地产、医药、轻工等个别领域的民营企业依然活得滋润外，大量的中小民营企业只能抢食央企不屑染指的“边角料”，即使偶尔搭上新兴产业的早班车，一不小心也会挣扎在破产的边缘。

因此，如果连央企都无法在缺乏大规模投资刺激的新常态经济中，大胆坦言获利并成为带动经济稳步增长的动力，就更不要指望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们能够有所作为了。换言之，央企的经济责任在于提供信心，为政府保持政策的稳定性提供支撑力，进而帮助稳定整个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然而，硬币都有两面。央企本就是市场中的强者，不仅可以轻松地得到银行的信贷支持，得到由政府投资的大项目，而且可以得到政府权力所给予的刚性倾斜，并且它们已经凭借这些优势在很多领域占有了市场支配地位。而国资委提出的“保增长”目标，尤其是10%以上的利润增长目标，相比去年全年2.7%的利润增长现实，显然已经超出了大多数央企的能力，那么，我们期望看到什么？

最坏的情况可能是，一些带有垄断性质的央企借资源品价格改革之名行其涨价之实，通胀隐患卷土重来；一些仍游弋于竞争市场的央企用各种行政资源和政策支持排挤民营经济，国进民退再度重演。这肯定不是国资委希望看到的，之所以强调政治责任，正是基于此。

央企如何做大做强，这是上一个时代的命题；做大做强的同时，该怎样履行责任，这是新时代的新命题。我们认为，央企责任，不仅体现在追求业绩增长、带动经济增长和承担政治任务等方面，更重要的是要适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转变经济结构的目标，明确自身边界，尊重市场规则，调整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布局，实现“有进有退”，主要体现控制力和影响力，并以此纽带为其他市场主体构建更有活力的生态系统。

而这些责任能否很好地履行，取决于国家对央企的功能定位以及基于这一定位的进一步改革，改革是央企可以用好的最大红利，而国际化和公众公司更是央企可以大展拳脚的舞台。

国企财政补贴该“瘦身”了

“没有必要再给国企补贴了”，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的此番言论引来一片喝彩。翻看上市公司公告，有关公司获得政府财政补贴的公告内容比比皆是，这其中具有国资背景的上市公司更是占尽很大比例。企业，尤其是国企吃财政补贴似已变为“家常便饭”。

有媒体统计，在目前已披露2012年年报的上市公司中超过九成公司获得各种名目的财政补贴，而所涉补贴金额中有超过七成补贴给了具有国资背景的上市公司。如央企亏损王中国远洋仅2012年获得地方财政补贴以及增值税先征后退金额就达9.04亿元。
理性地看，“没有必要再给国企补贴了”的说法有点过于偏激。给企业吃财政大补确实存在一定的必要性。例如一些企业从事外部效应大的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或处于技术创新的新兴产业，政府补贴之对于企业、行业的生存与发展，以及维护公众利益是非常必要的。但对一些本身处于市场化程度很高行业的国企来说，市场风险本应自担，但在市场行情不好、企业经营不善身陷困难时，却以各种理由伸手向政府讨要财政补贴实属无理之举，而政府出于各种考虑往往会解囊相助，纳税人的钱就这样随随便便地用在了不该用的地方，难怪会招致公众的一片质疑。

财政补贴作为政策手段可被政府用来实现多重目标，但是如果随意不当运用补贴，不仅会使财政背上沉重包袱，而且会对深化改革造成严重障碍。10年前，为履行WTO协议有关承诺，我国曾全面清理国企补贴政策，取消了一批明显违反WTO有关规定的补贴。当前，各项改革在推进，财政收入增速也明显出现下降，财政究竟该补贴什么样的企业？如何补贴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这些问题该是重新考量的时候了。

继续深化国企改革是下一步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企业发展依靠的是自身竞争力、而不是依靠垄断、依赖政策的优惠。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在与企业负责人和经济学者座谈时指出，要国企、民营、外资都在一个平台上公平竞争。在笔者看来，国企享受国家各种财政补贴是对民企的最大不公，消除不公的第一步可从削减政府对国企的保护性财政补贴入手。另一方面，减少甚至取消对一些国企的财政补贴，也会促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竞争力，真正走向市场。

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转变政府职能体现在政府要减少对企业微观主体经济活动的干预，而取消对企业财政补贴式的保护则是题中应有之义。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速呈下降趋势，而财政支出需求却不断扩大，财政收支矛盾日益突出。对企业过多的财政补贴不仅会加重财政支出负担，而且势必会挤占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方面的支出。在财政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推进的进程中，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其重点内容。公共财政预算用于国有企业的支出应不断减少，公共财政的公共性才能真正得以体现。

如果说，10年前取消一批国企补贴政策是外部压力所迫，那现如今，财政补贴企业政策到了内因促其必须“瘦身”的时候了。

土地财政转型决定改革命运

中国“土地财政”如何转型以及成功与否，将决定未来改革的成败。

要从根本上摆脱对“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不经历一番剧痛是不可能的，这对各地的经济承受力、忍耐力，都是严峻的考验。当前首要的是推动以分税制改革为基础的财税体制改革，促进地方ZF寻找替代财源，真正建立具有财政预算约束的地方举债融资机制和透明的债务管理框架。

曾经为我国各地方ZF创造出巨大资本盛宴的“土地财政模式”， 近两年来，随着地方ZF的债务风险不断攀升已越来越难以为继，正面临重要拐点。中国“土地财政”如何转型以及成功与否，将决定未来改革的成败。

在中国，“土地财政”有较强的制度成因和路径依赖。回溯起来，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并不彻底，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基层财政的困难，表现为财权重心上移而事权重心下移，造成了财政收支的不匹配。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收入占比从1993年的78%逐步下降至2011年52.1%，而地方财政支出则从1993年的72%上升到2011年的84.8%，一升一降，形成了严重的两级ZF“财政收支倒挂”。

再看“土地财政”的内部结构，也严重失衡。一般而言，平衡性包括“总量平衡，结构平衡，过程平衡”等方面。首先，土地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大，表现出总量不平衡性。其次，土地出让金占土地收入比重过大，表现出结构不平衡性。土地收入中税、费、租的比例严重失调，不仅影响ZF的宏观调控，也弱化了ZF的监管力度。最后，在流转环节与保有环节上，过于偏重流转环节，表现出过程的不平衡性，并且占大头的土地出让金属于流转环节，更拉大了两个环节的收入差距。这种重流转轻保有的格局，强化了“一次性收费”的效应，不公平性，不可持续的特征表现明显。

地方ZF财政收入来源比较明确，主要包括三大部分：预算内财政收入、预算外财政收入和ZF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中占比最大的是土地出让金收入。从预算角度来看，我国的分税制在实施中并未取消预算外资金，当税收收入增长难以弥补大量支出的压力时，面对财政赤字，各级地方ZF通常总会尽可能通过扩张预算外收入和体制外收入来增加可支配的财力。2003 年以来，“土地财政”逐渐成为地方ZF收入的主要来源。从2003年到2012年，土地转让金与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比例平均为50%，2010年最高曾达到72%。

在土地出让金可使地方ZF将以后50年至70年的土地收益一次性收取的情况下，地方ZF有充足的手段多卖地、快卖地、早卖地、贱卖地，甚至不惜顶风违法用地。2011年，国家土地总督察办公室发布的第4号国家土地督察公告称：“有的省份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已逼近规划目标，有的省份耕地后备资源不足”;“13个省(区)违法占用耕地超过一万亩。”而严重的土地违法问题几乎都与地方ZF有关。地方ZF通过土地融资“以小博大”，不断加剧金融、财政风险，通过设立地方融资平台等方式推动地方投资建设，保持地方经济高速发展和各项投资项目支出，也积累了庞大的债务规模和融资利息偿还金。

金融危机以来的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以及信贷宽松相应推升了中国ZF部门，特别是地方ZF的债务杠杆率。地方ZF的债务风险随之不断攀升。例如东南沿海的一些县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每年高达数百亿元，财政投入仅占10% ，土地出让金约占30%左右，60%靠土地抵押从银行贷款融资。国家审计署2011年审计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底，地方ZF性债务余额达107174.91亿元，其中ZF负有偿还责任的67109.51亿元，而地方ZF承诺用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余额达25473.51亿元。

与此同时，以地方ZF为主导的城镇化战略提速也给地方ZF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据相关测算，“十二五”期间城镇化催生的地方ZF公共投资规模将达30万亿。根据预算草案，2013年地方财政收入合计11.5427万亿元，支出总量为11.8927万亿，收支差额达3500亿元。地方ZF财力捉襟见肘，如此巨额的投资资金从何而来一直是个悬着的大难题。

特别是2010年以来，随着中央ZF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落地”以及土地拆迁成本的大幅上升，土地出让收入的不断减少使得与土地相关的地方财政收入持续下降。以2012 年为例，地方名义财政收入总规模达13.82 万亿，其中地方本级财政收入6.11 万亿，占比44%。当年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降至27%，其中净收入占比仅为5.9%，加上土地相关税收收入，2012年ZF土地相关净收入仅占财政总收入的20%，比10年前31.7%的峰值水平有显著的下降。

而要从根本上摆脱对“土地财政”的路径依赖，实现土地财政的全面转型，不经历一番剧痛是不可能的，这对各地的经济承受力、忍耐力，都是艰巨的考验。当前首要的是推动以分税制改革为基础的财税体制改革，健全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匹配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地方ZF寻找替代财源，真正建立具有财政预算约束的地方举债融资机制和透明的债务管理框架。最核心的内容，是建立以物业税为主体税种，以营业税、房地产税、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为辅助税种，以企业所得税为共享税种的地方税体系。

此外，还须建立具有财政预算约束力的地方举债融资机制和透明的债务管理框架。未来，中央ZF允许合格的地方ZF在市场上公开发行市政债或许已是大势所趋。事实上，2011年10月，为建立规范的地方ZF举债融资机制，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及深圳市就已在试点地方ZF自行发债了，这可以视作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道路上的重要转折点。问题是，如果地方ZF的偿债资金来源依然建立在“土地财政”上，那就说明风险仍然没有消弭。许多发达国家的地方ZF是可以自行发债的，而偿债资金的来源是地方ZF自行开征的地方税收，这是发达国家和成熟市场经济发展的大方向。我们的地方ZF也能走上这条路吗?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晓青：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和学界有关“宪政”的呼声抬头。有人认为，西方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有人借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时，打出“改革已死，宪政当立”的旗号，提出在中国实行西方宪政的基本理念和基本主张，认为“中国梦即宪政梦”；还有人论述了“社会主义宪政”的概念。可见，宪政话题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论题，而是必须回答的现实的政治问题。

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锡恩近日在人民论坛发文——关于健全党员退出机制的思考。

文中建议:中共将党员人数缩减至5100万,可把党员分成三类进行管理。经过“荣誉党员”分离和“预备党员”延缓分离，“正式党员”可以缩编3000万，党员队伍可望回归到十四大时的5100万左右，或许这是可以思考的“适度规模”的参考坐标。

十四大的5100万党员就是适度坐标？7000万也许更适度。

按照和谐定律估计，中国约有14.5亿人，至少需要多少党员？多少大学生？多少公务员？多少高级管理技术人员？需要多少军人呢？
用Dn表示和谐度，n为人口的数量，Dn＝1/log n， log n为n的自然对数，即和谐的比例为：1: log n。
若n=14.5亿， log n＝21, Dn＝1:21, 即比例约为1:21。
如果再按照人口年龄的比例分布，可以推算出：
中国至少需要7000万党员，360万个基层党支部，受过本科以上高等教育的人数为7000万，企事业单位各类管理技术人员7000万，硕士以上的专家级管理技术人员需360万，军人至少需360万。
中组部2012年公布统计数据: 中共现有8300万党员，380万个基层党支部，超标约1300万。中国公务事业编制人员至少7000万。中国有正规军230万，加上武警部队和预备役部队，约有380万，与定律结果一致。公务员事业管理人员偏多，专业管理技术人才不足，这就是目前我国人才资源的现状。

学习。。。。。。。。

顶~~~~

不错

学习下，有所启发。

控制得好应该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