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资本家的崛起
P56对马克思及其后的众多追随者而言,尽管资产阶级是一种全球性的代理人,然而由于它是在特定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形成的,因而其组织结构仍然是国家性的,且注定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阶级。20世纪早期,列宁、布哈林、希法亭提出了帝国主义理论,为竞争型国家资本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被随后的政治经济学家通过依附论、世界体系论、激进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干涉研究等带入了20世纪晚期。
根据这一观点,资本家阶级是通过民族国家不同的政治边界而得以形成的。因此,资本主义体系所固有的资本之间的竞争使不同民族国家的资本家集团在处理相互关系时采取了竞争(57)的方式(根据情况的变化,也会采取合作的方式),具体表现为国家间竞争、对抗甚至战争。这些早期的帝国主义理论并非空洞的理论,它们被用来解释世界上的历史性事件,如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同时也用来指导实践,例如第三世界的民族革命被认为将矛头直向某些具体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一理论所存在的并在于它们脱离历史,相反,它们都是对历史现实的理论概括。实际上,在过去的五个世纪里,大多数国际关系和世界发展的动力学都可以通过国家间对抗和民族资本家之间竞争的动力学来加以解释。
早期帝国主义理论的问题在于,它们未能认识到它们所提到的现象具有历史特定性,它们倾向于从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世界阶级形成的动力学中得出一种超历史的结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体系和当今时代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的唯一可能的政治形式;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特别是以手边的主题,即资产阶级为例——社会阶级必然是沿着国家边界而得以组织起来的。也就是说,直到最近,它们仍是某种必须被不确定地解释为关于如何实际展开历史进程,而非关于资本主义体系和当前世界的某种抽象的法律和原则的理论。实际上我认为,全球化包含了废弃民族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组织原则。
就本地生产体系通过跨国化过程融入全球化的生产循环而言,本地和全球积累的逻辑倾向于聚合,并且此前资本家之间以国家为主体的竞争形式开始获得新的特征。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仍然很激烈,但考虑到积累过程越来越去地域化和资本家的跨国一体化,竞争越来越发生在一个跨国环境中的垄断集团之间。跨国资本家并不是一个统一的集团。统治集团具有异质性,他们的利益不尽相同且经常会产生冲突。这一点就新的全球统治阶级而言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有关新阶级集团形成的时候指出,“同样的条件、同样的对立、同样的利益,一(58)般说来,也应当在一切地方产生同样的风俗习惯”,“个体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为反对另一个阶级进行共同的斗争,此外,他们在竞争中又是相互敌对的”。(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纽约1982年版,第82页)垄断集团之间激烈的竞争,冲突压力以及为维持阶级统治和解决全球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所提出的不同的策略和战略,使得全球统治阶级实现真正的内部统一变得不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