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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有企业家人生后半场还刚刚开始，就写起了自传。朋友作序中调侃说，这是总经理操国务院总理的心。不过，企业家本职工作做得风生水起，闲来操操总理的心也未必不可，何况他操总理的心还是为自己总经理的目标而服务，操他心是手段，务本分是目的。
其实，对比这种功成名就的企业家群体来看，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才一直是不务正业，不见在学术上有什么高水准的建树，但却是操尽了政治家的心，经济学家的头衔早已是空头招牌，挂经济学家的头，卖政治家的肉。
吴敬琏老先生就是如此。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吴老先生就以“吴市场”之名为国人熟知，但“市场”不是吴敬琏发明的，已经存在几千年而且早就成熟。一个国家要不要市场，要不要市场化，实际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的选择。转眼三十多年已去，吴先生已是老骥伏枥，但仍志在千里，在中国推进市场化的心依然年轻，依然惦记着中国经济的前途和走向。http://www.chinavalue.net/wujinglian/Home.aspx
不过，吴老先生就像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之初大多数人们的思维模式一样，仍旧是非此即彼的走极端模式，思维只会向后转而不会向左向右转，认为向东不通就只会向西，向西碰壁了就认为只能向东。
吴敬琏总结了自己对中国经济前途的认识做出判断，认为中国经济面临这两个方向的选择，一个就是继续推进吴市场倡导的弱政府作用下的市场化，一个就是走向强政府管理下的国家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了。
吴敬琏的这番总结，自认为前者是坦途，后者是穷途。
然而，吴敬琏给出的中国经济的两个方向，并非一个是坦途一个是穷途，其实哪一个方向都走不通，都是死路一条，是死胡同。
吴市场其实不懂市场。我曾在路边的旧书摊上站着翻阅吴敬琏早年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材。可能是在推销市场化的时代留着这种教材感到无用了，便卖给了收废纸的，又被收废纸的拿来当旧书出售。吴教授半路出家改了西方经济学，便把西经当成了宝贝，可惜没有参透西经的精髓。
西经的精髓是什么？
第一，市场基于私有化。私权至上。私有的东西的所有权的变更靠的就是交换，就是市场。反过来说，市场的政治制度基础就是私有化，没有私有权你就失去了进入市场的资格，因为你不能把不属于私的东西拿去同其他人交换，你没有这个权力和资格。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把马克思经济学从经济学体系当中剔除，认为马克思经济学其实不是经济学，而是政治学。不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确是政治学。但是，西方经济学依然是建立在政治制度选择之后的，是在默认政治制度为私有制的前提下才能够展开的，没有对私有权的认可和推崇，就无所谓市场。
第二，市场是有边界的。市场是用来处理人们的选择性需求的，而不是万能的，不具有处理一切需求的能力。关于这点，尽管被西方经济学家有意无意地讳避，但西经上也是白纸黑字写着的。转念西经的吴敬琏教授不会不知道。
从这两点推出结论非常简单。第一点，是要不要私有化的政治选择；假如吴敬琏对此是清楚的，那就是说，“吴市场”实质就是“吴私有”，鼓吹经济上的市场化也就是鼓吹政治上的私有化。第二点，是民众的需求是否都是适合用市场来处理的选择性需求。这点判断应该是不难的，因为你的老师已经教过了。
谈到需求，心理学家行为学家们最有发言权，其实也基本形成了共识，即人们的行为基于需求，而人们的需求分为选择性和非选择性两大类，或叫做两个层次。
如此一来就简单明了了。也就是说，市场不是处处可行的，它只能处理人们的一部分需求，而且是非必要性的选择性需求。这就是说，市场有存在的意义，而市场化是错误的。
有了上述的判断之后，我们就可以再回头看第一点了。既然市场有适应领域，那么，作为其存在基础的私有权制度就同样一定不能够是万能的，即私有制也有其不能实行的领域，即人们的非选择性需求领域，我谓之“必要需求”领域。也就是说，私有，是可以合理存在的，但是不分场合推行私有化是不行的。
只可惜啊，西经的这两点精髓即便是西方经济学家们也没有参透，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如果上述两点弄清楚了，经济运行的方向也就清楚了。这个方向，既不是市场化，也不是权贵资本主义，而是针对民众不同的需求类型，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肩负起保障民众必要需求（即非选择性需求）的责任，而把民众基于合理私权的选择性需求交给市场。前者叫做“民生”，后者叫做“民乐”，一个是“活得了”的问题，一个是“活得好”的问题。活得了，政府责无旁贷；而活得好，民众各有所好，政府无能为力爱莫能助。
市场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人们有选择性需求需要解决，政府又无能为力。但是，市场化是危险的，资本会把贪婪延伸到了民众的非选择性需求领域。市场化的结果注定是贫富两极分化，因为它让人们于非选择之中做出选择，把通过对必要需求的控制来逼迫人们选择要不要死亡。
可以说，中国当下面临的方方面面社会矛盾激化的问题，直接根源就是贫富分化，贫富分化的原因就是不分领域地推进市场化。前届政府敲掉铁饭碗让大量就业人员下岗，必要需求领域的不公平政策（如社保）让农民变成不伦不类的农民工，和当年欧洲的圈地运动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就是通过剥夺和摧毁人们的必要需求的保障，迫使人们投入到用来处理选择性需求的市场上去获得对非选择性需求的保障。
过去，我们把投入市场叫做“下海”，鼓励人们下海，却不去提醒人们下海是需要识水性的，是需要有泳技的，不是人人都是游泳健将，并非人人都是航海家和水手。靠拆掉岸上的窝和填掉岸上的水井的办法把人们赶下市场海洋，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从固守在陆地，到认识到水的对面还有岸之后，单向思维的人们就冲动地认为应该到对岸去而不应该待在故居了。会游泳的过河去了，不会游泳的摸着石头也要过河去，总之一句话，彼岸是前途，此岸不能呆。整个一个非此即彼的单向简单思维模式。
当领袖和精英们把对岸描述成天花乱坠的天堂的时候，人们就只有一个“过河去”这一个心思了，至于怎么过河实际是无须教导的，因为天堂就是“利”，人们是惟利是图的，此时“黑白猫论”就太有市场了。惟利是图的人们是不择手段的，有船的划船而去，泳技好的从金门也能游到厦门，不会游泳的摸着石头也能过去，摸不着石头的回头上岸把老窝拆剩的木头做条船筏或者哪怕弄个拐杖也要过去了。
为何就不能改变一下思维呢？为何不能把世界看作是由“家”和“野外”构成的？人们需要家提供的安全感，安全是非选择性需求，是必要需求；但是温饱之后人们会希望到野外去看一看，看一看不曾去过的山野和森林和大海，满足一下好奇心。孩子喜欢到外部玩耍，前提是在家里吃饱喝足，是玩累了可以回到家。为何非要把人们的家拆掉都赶到野外呢？这样做的结果不就是让有野外生存技能的人活下来而缺乏野外生存技能的人都死掉的“两极分化”吗？
为何不可以把河流和两岸看成是一个并存的整体呢？为何不可以把河流当作供我们有水喝有鱼池的资源？为何不可以荡漾在河面，累了上岸回家里休息，高兴了到对岸去玩一玩呢？当一个以水为家的渔民也可以啊，为何一定要摸着石头过河？
那么，政府用什么来保障不具备野外生存技能的人或对野外生活不感兴趣的人得以继续他们的生存？当然需要有资源，这就是社会保障体系，这些资源就是姓“公”，而不是市场所要求的“私”。换句话说，只要政府的社保责任不被免除（真不知道免除了政府的社保责任之后政府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公”就必须存在，政府就是、也只能代表公，而不能姓私，更不能是权贵资本主义的代表。
如果认识到“公”的存在是必须的，那么，市场化就是错误的，因为它姓“私”。公和私各有其适用的领域，公权和私权各有其行使的领地。既要限制公权力向私有权力的侵蚀，也要防止私权向公权的蚕食，旗帜鲜明地反对见公必分的私有化。市场没有错，市场化有错，在非选择性需求领域搞市场有错；国有没错，国有化有错，把私权国有化有错。既要有强大的公权力来保障人们的非选择性需求，也要让人们自由地在市场上去满足他们各自有别五花八门的选择性需求。
近期，一些“顿悟”者又开始讨伐双轨制了。把由“化（国有化或私有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归罪于双轨制，目标还是推行市场化这个“一轨制”。但是，吴教授的二祖师爷萨缪尔森教授就在其巨著《经济学》当中明确指出，世界当今各国普遍采用的是“混合经济”模式，即所谓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并行的模式，也就是双轨制。
难道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什么绝招克服双轨制带来的弊端？还是吴市场们没有取到真经不知道如何在中国克服双轨制之弊端？
必须提醒：上述公权私权并存、市场和分配并行，不是混合经济，也不是双轨制（如果不是这个词已被占用也可以这样称谓——一条是必要需求（非选择性需求）之轨，一条是非必要需求（选择性需求）之轨——两轨保持平行，社会这列车才有可能平稳运行向前，一旦并轨，必然倾覆）。
我们过去已经听惯了这样的说法，那就是“发展经济”。我们现在所陶醉的中国的发展，也不过就是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张。我们的政府也常说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加的物质文化需求”。其实，这都是不懂“经济”的说法。
经济是什么？就是商品交换。除此之外的其它人类活动都不叫“经济”，而是叫做生产、叫做消费。而生产和消费是任何一种生物都在从事的行为，人类并没有因此说其它生物也有经济行为，也有经济学，惟独人类社会有商品交易，才有经济之说和经济学。人类发明的“生产”“消费”词语，可以非常准确恰当地描述商品交换之外的行为，不需要用“经济”一词去强行替代“生产”和“消费”，所以，经济一词的内涵就是“商品交易”。
商品交易的目的无须赘述，那就是趋利和避害。趋利——用属于自己所有对自己多余而被看作是低价值之物去换回他人所有但自己缺少而被看作是高价值之物；避害——把在自己手中且对自己多余可能丧失价值的物品交换出去。
无论参与市场的动机是趋利还是避害，行为的类型都是一样的，即行为学所谓的“操作行为”，即行为和动机保持一致的主动行为，对应于没有动机的生理性“反应行为”。操作行为者因为其主动性、因为其动机和行为之间的逻辑一致性，而被称为“理性人”——理性人就是主动从事有目的行为的人。每一个市场参与者，又称交易者，都是自愿主动加入的而非被逼迫的，也都是有自己目的的，所以，经济学才把市场参与者定义为“理性人”。
既然经济活动是由理性人进行的，就意味着它必然是自发的，无须外力推动的，也即是说经济会自行运行。被发展了，被推动了，就不是自主的了，就不是理性人行为了。经济的自主运行自古就是这样，周朝已经是“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易·系辞下》）。如果经济活动需要外力推动，“被发展”，就彻底否定了其主动趋利的理性特征了。
相反，由于趋利者的嗜利冲动，政府不是去鼓励它，而是要限制它，即便是作为对民生领域的保护，也要防止经济活动向非选择性需求的民生领域的蚕食和侵入。把经济活动限制在选择性需求领域，它会自行运行。靠政府去推动经济，一是越界，二是自不量力。
既然市场和政府、公与私，各有其职，那就应该各司其职，不存在笼统的政府的强弱划分。在本职之内，弱就是失职，就是推诿，就是不作为。因此必须强，强了才能尽职，才能作为。而在职责之外，强就是强权，就是越权，就是乱作为。因此必须“弱”，必须谨小慎微。
而在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方面，政府必须是既强又“弱”——以“弱”姿态保证不干涉资本在市场领域的自由发展，同时必须以强的手段把政府活动限制在自己的领地而不越界。另一方面以强有力的手段遏制资本向民生领域蔓延。既然认识到经济是法治化的，这个法治必须是严刑峻法，一方面打击资本对民生领域的贪婪，一方面打击它对市场所要求的公平自由环境的破坏。没有一个强力的政府，资本将会把其贪婪无度的本性发挥到极致。
权贵资本主义的确是穷途，但边疆无界的市场化也是穷途而非坦途。表面上看，吴敬琏指出了两个方向，其实是南辕北辙同一个终点，那就是少数人统治这个社会。因为没有强有力的政府的强有力的法治管制的市场化必然催生出大资本，大资本必然会抗衡并染指政治，进而形成权贵资本主义。吴敬琏批判的权贵资本主义是先权贵再资本，而任由市场化则是先资本再权贵，结局是殊途同归，即社会的两极分化。
春天的故事我们讲了N个春天了，但现在我们也已经经历了N个夏秋了，我们是否应该停下脚步看看我们的所得，那些是我们想要的，那些是我们不想要的，那些又是我们想要但儿孙们并不想要的，来年春天我们是否要改变一下播种策略？
在“主义”之争方面，我们很多人也是习惯于非此即彼的简单思维模式。但是，如果我们弄清楚了民众的需求是分层次的，是分种类的，就知道，未来的世界应该是两个主义并存的，而政府的主义性质的界定——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还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政府，就看它如何处理民众的不同需求——如果用市场的思路和手段去解决民生，它就是搞资本主义；如果用强力的、非市场的手段管理民生，它就是搞社会主义。
令人担忧的是，吴老先生们非此即彼的思维，可能依然影响和主导着中国政府的决策。果真如此，中国经济可就真的是死路一条了，或者亦步亦趋走欧美资本主义的老路。而愿意走欧美套路的人，大概是默认自己将来不属于占领华尔街和占领唐宁街的“99%”，而是之外的1%了。
文后补充说明，我宁愿相信吴老先生指点江山只是习惯，也是善意。
阅读链接：
1、吴敬琏：中国经济的未来方向
http://www.chinavalue.net/Finance/Article/2013-8-8/202576.html
2、《人民日报》：不能因一些共性就认为我国走资本主义
http://news.sina.com.cn/c/2013-08-09/04102790243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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