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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期待中的纯正中国经济学派的理论基础，与科斯呼唤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的想法，异曲同工财新《新世纪》 记者 张环宇
2010年12月29日，一场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上海和芝加哥三地同时进行。周其仁、盛洪、钱颖一、张维迎等中国十余家学术机构的学者，以此作为特殊的礼物，庆贺大洋彼岸的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教授百岁寿辰。
远在芝加哥的科斯，通过视频向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发出祝福：“我希望新近成立的中国科斯学会将会由学者组成，不仅是用一种方法，而且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并能够找到适合他们的学术路径。”
“对于我们喜欢的经济学家和他的思想来说，影响力总是不够大的。不过，科斯和在他前后被引进中国的经济学家相比，他的影响力更为持久。”周其仁教授发出这样的感慨。
这样一位西方经济学家，甚至从未到过中国，更没有像其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那样，巡游经济规模不断膨胀的中国。但是，就是这位期颐之年的科斯，2008年和2010年7月，两次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发起组织有关中国经济制度变革的研讨活动，并出资邀请中国的经济学者、民营企业家及地方ZF官员赴会。
一边是经济学家普遍假设的交易费用为零，一边是国家超级公司的组织成本太高，周其仁认为，科斯理论与中国当下进行的改革，恰好处在一个简单框架的两端；而科斯观察到交易成本实际为正，中国也不断推进变革，这两者的中间结合点就是中国的改革实践。
把组织成本、国家超级公司解体到什么程度，让市场作用发挥到什么程度？当市场发挥作用时，怎么通过契约和组织安排，进一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这是中国经济实践的广阔题目。
张维迎则看到，市场和企业之间不是一个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
科斯的理论，也有难以解释中国现状之时。分权改革至今，仍可见大量的行政和政治权力与市场活动高度密集纠合在一起，其间的经济规律等待发现。
“如果真有一个中国经济学派出现的话，一定会基于科斯教授和我的理论基础，因为我不觉得有其他方面的理论有这么强大的理论基础。”素来直言的张五常教授的这番话，与科斯呼唤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的想法，异曲同工。
开启三个方向
科斯在81岁高龄，戴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
这位出生于英国、居于美国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交易成本理论及后人总结的“科斯定理”。他因发现并阐明了交易成本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而获得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相比科斯在经济学领域作出的贡献，这个奖牌来得太慢了。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威林（Lars Werin），也不得不在颁奖典礼上调侃地自嘲，称科斯的理论“大幅改善了我对经济体系运作方式的认识，但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了解这件事”。
在产权理论、法律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科斯被视为开山鼻祖。1937年，26岁的科斯发表《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一文，独辟蹊径地讨论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及其扩展规模的界限问题，并创造了“交易成本”这一重要概念来予以解释。他的思想被概括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科斯定理”由此命名。他在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主张完善产权界定可解决外部性问题，更是在学界引发广泛争论。
一位中国学者对科斯的学术研究作出这样的总结：迄今没有写过鸿篇巨制，所有文章加起来不过十多万字（真正重要的只有三篇），却开启了三个新的学术方向。
阴错阳差
科斯1910年出生于伦敦近郊的威尔斯登（Willsden），父亲在邮局做电报员，母亲在婚前也在同一地方任职。他们并未接受过高等教育，但仍努力给科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
年幼的科斯，因为腿疾必须穿上铁鞋行走，所以上的是残疾学校。为此，他险些错过中学入学考试。1927年，科斯通过了大学先期入学考试，在决定主修科目时，他遇到了麻烦，因为拉丁文和数学成绩普通，他不得不放弃历史和化学两优异科，转而主修商业。
回想这一段人生插曲时，科斯风趣地说：“假如我早一点读到汤普生（Silvanus Thompson）的对各项运算意义有清楚解说的《轻松学习微积分》，或是中学的数学课程也采取同样的教法，那么我很可能会继续攻读科学的学位。不过，还好并非如此，否则我大概只能当一位平庸的数学家，绝对成不了一流的科学家。”
1930年，科斯顺利进入伦敦经济学院继续商学士的课程，他在那里遇到了人生第一位伯乐——普兰特。在他的引导下，科斯知道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并开始对经济学产生浓厚兴趣。
在普兰特身边的经历，给科斯带来很多经济学上的思考和疑问。带着这些疑问，科斯赴美国游学。一年时间里，他走访大学、企业和工厂，和见到的人不停交换意见，如饥似渴地阅读产业期刊及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报告。一年时间匆匆而过，虽然心中的疑惑少了一些，但他仍感觉，自己对产业组织的很多问题还是一知半解。
晚年成名
1932年科斯大学毕业，那正值经济大恐慌以来最差的年份。幸运的科斯在丹迪经济暨商业专校找到了一份助理讲师的职位。
科斯前同事的第一印象是，这个家伙刚到丹迪的时候，整个脑袋装的都是有关企业的概念。在丹迪，科斯将讲课内容作了系统性的陈述，撰写了《企业的性质》一文的草稿。后来他去伦敦经济学院任教，将这篇草稿投给了《经济学期刊》，并在1937年发表。
在英国被拖进战争漩涡后，科斯离开校园，先后在林业委员会统计处、战时内阁办公室下的中央统计办公室工作。
1946年，重返伦敦经济学院的科斯，相继发表了《相互关联成本与需求下独占企业之订价》《边际成本之论争》《英国的广播：垄断事业的研究》等论文，开始崭露与彼时大多数经济学者不同的经济政策研究方法。
1951年，向往美国经济学殿堂的科斯做出决定——移民美国。在桑纳教授（John Sumner）推荐下，科斯来到布法罗大学，并延续对广播经济学的研究工作。1958年到1959年的一整年，科斯撰写了名为《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论文，刊载于《法律与经济学期刊》上。这篇文章在学界引发了广泛争论，影响相当深远。
科斯也曾指出，要不是那些芝加哥的经济学者对此文的章节提出反对意见，一些观点继续潜藏在他脑海深处，也就不会有《社会成本问题》这篇重要论文的问世。
1964年，科斯接到芝加哥大学的聘书，开始负责《法律与经济学期刊》的编辑工作。凭借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在法律与经济学研究计划方面的资源，科斯有机会鼓励经济、法律学者进行《社会成本问题》中所倡导的实证研究。
在他的努力下，许多杰出的论文相继刊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类似性质的论文也开始出现在其他的学术期刊上，其中许多都引用了《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这两篇论文。及至1991年，将他推上诺奖领获台的这两篇文章，前者已问世超过半个世纪。
科斯简历
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1910年12月29日生于英国，1991年因对经济组织产生原理的阐述，及推动法学、经济史和组织理论的发展，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被认为是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主要著作及论文有《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厂商、市场与法律》等。
科斯1932年大学毕业，后赴丹迪经济暨商业专校、利物浦大学、伦敦经济学院任教；1951年起，先后在布法罗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出任经济学教授；1964年起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经济学教授；1982年后，任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慕瑟经济学荣誉教授及法律与经济学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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