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兴亡，兼论权力和资本、民主与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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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兴亡，兼论权力和资本、民主与权威
　　
　　
　　笔者曾写过一篇《拷问苏联剧变的根源》，此文引起国人共鸣，被广泛传阅转载。近来读了列.托尔斯泰的《复活》，我重新了解了一些史实，并对苏联兴亡进行了更深刻的思考，总觉得前文意尤未尽，所以才决心做这篇文章。说实在的，这是一个巨大的题目，做起来恐怕力不从心，并且做文章最禁忌大题小作，心中总免不了迟疑。不过读史就是为了知兴替，以前车为鉴。想到此，内心便豁达了。笔者理工出身，后来才转向研究社科，本是怀玉之人，但由于直言不讳，得罪者众，吃力不讨好。好在生性恬静，并不刻意名利，久而久之，也就恬然了。
　　
　　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苏联兴亡并非与中华民族无关，此中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果能揭示此中的本质根源，不仅有极大的理论意义，更有现实意义，特别在今天中国正处于对发展道路进行探索时期，并处于各种矛盾的激化期，正反方面的经验一样宝贵。古人有言，一言兴邦，并非虚言。
　　
　　本文有些长，请读者稍耐着点，共分三部分：苏联兴也勃，必须笼住资本和权力，不然魔鬼当道，为什么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有不同的命运。

一、苏联兴也勃

现在我们来研究苏联兴起。纵观世界历史，国家建立不外两种模式：其一、因势而起，应运而生。即依凭全国人民的意志所成之势而创立的国家，也即革命所创立的国家。如汤武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这种政权是合法的，合乎天意的。而另一种或靠武力征服，或靠宫庭政变，或靠骗取。我国历史上的王莽政权就是靠骗取的。

那么苏联为什么能兴起呢？其实，这曾经不是问题。但由于苏联匆匆自我解体了，这一问题被掩盖起来了，引不起人们的兴趣，甚至招来了曲解。目前中国掀起两大论：暴民论和民粹主义论，并以此解释历史或重评历史。可能此中有善良的初衷，但与文革时的阶级史观没有根本的区别，只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也可算以毒攻毒吧。但不管此中包括什么目的，或是一种权宜之计，都是要不得的。因为历史并非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没有信史无法承载人类的正义和高尚，无法揭露人类的邪恶和荒淫，无法抑恶扬善。如果一个社会不分正义、高尚与邪恶、荒淫，不管什么制度建立起来的国家都是魔国。在此严正地奉告这些所谓的精英，不要自以为是，否则误国误民。

其实，苏联兴起，正是俄国人民共同意志的聚合，并非偶然的，是必然的。我们不能因为苏联后来的种种荒唐的恶行，而否定俄国人民高尚的初衷，和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苏联兴亡各有原因，我们必须区别对待，才能总结经验，引以为戒。

近来笔者认真阅读了托尔斯泰的《复活》，加深了我对沙俄历史的了解。我希望读者认真读读这本书。在此我们不妨摘录两段。

聂赫留朵夫继续说：“他们知道，政府在偷窃他们的财物；我们这些地主早就夺走了应该成为公共财产的土地，也就是已经把他们偷光了，可后来，等他们从这些被偷掉的土地捡了一些树枝生炉子，我们就把他们关进牢里，还要叫他们承认自己是贼。可是他们知道，做贼的不是他们，而是偷掉他们土地的人...”

这段话是书中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和他姐夫争论中的对话。下面我们还摘录一段。

聂赫留朵夫对监狱里和旅站上的情形进一步了解之后，就看出来，在犯人中间日益发展的恶习，如酗酒、赌博、残暴行为以及囚犯们所干的一切犯罪的事情，乃至人吃人的事，都不是偶然现象，也不象那些麻木不仁的学者为迎合政府心意而解释的那样，是什么退化，犯罪型、畸形发展的表现；而是一些人可以惩治另外一些人这种谬论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聂赫留朵夫看出来，人吃人的事不是开端于原始森林里，而是开端于政府各部、各委、各司，只是在原始森林里完成而已。比如，他的姐夫，以及所有的法官和其他官吏，从警官到大臣，都丝毫不关心他们天天说的正义和人民利益；他们需要的只是卢布，而之所以发给他们卢布，就因为他们在做产生这种道德败坏和苦难的事情。（《复活》第449页，译林出版社。）

认真研究沙俄历史，不难归纳出当时的社会现实：

其一、畸形的社会结构：少数贵族和众多的农民。贵族瓜分了全部土地。

其二、贵族过着穷奢极欲、荒淫的生活；而农民缺衣少食，饥寒交迫，营养不良，病恹恹的。

其三、社会缺失公平正义，官员贪赃枉法，为所欲为。

其四、农民已经觉醒。社会产生了大批高尚的革命者，或来自平民家庭，或是是良知觉醒的贵族家庭成员。

总之，如果一个社会、一个政权堕落到这样的境地，便表明其生命即将告终。天道昭昭，无力回天。因此如果否定俄国革命的正义性，不管抱着什么目的，都是妄人所为，不足为法。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俄国革命的正当性，而推论苏联政权是正当的。其实，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两码事。因为当革命者演变成执政者时，角色转变了，使命也变了，必然合法性的依据也变了。总之，合法性的本质是人心向背的问题。

二、必须笼住权力和资本，不然魔鬼当道

研究任何一种制度的兴衰、成败，必须研究两个重要变量：资本和权力。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亦萧何。资本和权力法力无边，渗透社会每个角落。它们既可为天使，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也可成为魔鬼，奴役人民，压迫剥削人民，甚至毁灭人类文明。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资本和权力的两面性，不能顾彼失此，或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

但人们往往受制于自己的认知能力和经验，总喜欢从一极看世界，成了井底之蛙、瞎子摸象。如果以这样的认知来指导社会实践，后果不堪设想，必然造出一个非驴非马的怪物，缺失生殖力。历史的教训不谓不深刻。

过去我们受马克思《资本论》的影响，对资本的罪恶有深刻的认识，并深恶痛绝它，务必除之而后快，结果得不尝失。而现在精英又走向另一极端，完全否定马克思，否定资本有负面作用；拜服在斯密的脚下，梦想着在资本作用下实现完美均衡。其实，斯密远远不如马克思。马克思揭示的剥削、资本主义生产必然相对过剩并诱发经济危机，都被历史证明了；而斯密的完美均衡却无从寻找。可见这些精英可能被名利迷失了心窍，完全失掉理性了。

现在我们分别对资本和权力的本质作具体的分析，先分析资本。显然，资本具有恶的一面，具体指资本奴役工人、剥削工人，导致社会不公、堕落。此中的证据非常易于寻找。《教父》开篇首句写道：在巨大财富后面，都藏着罪恶。引述了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的名言。其实，《教父》通篇都叙述着或资本为恶，或资本勾结权力胡作非为的故事。当然我们最熟悉的是马克思的“资本家手中每块钱都沾满工人的血汗”。

然而，我国精英企图因劳动价值论的缺陷，否定资本可能对工人剥削的现实。其实，如果我们把劳资之间的关系置于博弈论中研究，也可以得出资本家容易对工人进行掠夺的结论。因为在这一博弈中，资方拥有绝对的优势。我们都知道，在谈判中，耐心是决胜的要素之一。而在这一博弈中，由于劳工受生计所逼迫，是不能有耐心的。而且资方还有机器替代劳力等威胁策略。从而容易迫使劳工就范。

当然，我们不必否认世界在不断进步，资本主义制度也在不断改良，和马克思时代相比，现在资本主义已经有质的区别了；最重要的一点是，资本受到了强有力的约束。纵观西方各国，都建立了强大的工会组织，这样既建立了劳资博弈中讨价还价的平台，增强了劳工在这一博弈中的筹码，减弱了资本对工人剥削的程度；并且工会组织在民主制度下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集团，促使西方国家提高福利水平，从而从整体上改变了工人阶级的不利地位。

不幸的是，虽然工人在西方享受高福利，被剥削程度大大降低了，但在其他国家依然如故，包括在我国。中国农民工对社会的贡献有目共睹，但很难说他们已获得了应得的权利。如果否定这一沉重的事实，就是昧着良心瞎说了。其实，资本为恶在我国令人触目惊心：在资本市场，资本在掠夺；在房地产市场，资本要把国人变成房奴。还有黑砖窑、地沟油、毒奶粉，和炒家对生活必需品的农副产品的炒作等问题，都表明资本在为恶。

现在我们又把眼光转向西方国家。虽然他们在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和大多数的服务领域，都能成功地笼住了资本。但在金融领域，资本依然如脱缰野马，难以制服，所以还在为恶。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罪魁祸首就是金融资本。由于金融业存在超额利润，因此资本家和职工之间的博弈和其他职业不同，是一种合作博弈，即他们共同掠夺本国和世界人民，也即职工成了分赃人。所以此领域的工会不具备对资本约束的作用，并且成了强大的为金融资本服务的政治压力集团，为虎作伥。

现在我们来论述资本的另一方面属性：善的作用。在马克思眼中，资本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作用。其实资本的逐利性既能为恶，也能为善。资本是社会化大生产的载体，是生产力的重要要素。人类历史表明，由于资本的逐利性，促进了人类物质文明快速增长，社会由贫乏变丰裕，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生活水平。更为重要的，资本的逐利性还是创新创造的原动力。纵观世界，历史上产生了很多伟大的公司，当代就有微软、苹果这样的伟大公司。

当然，发挥资本善的作用是有条件的，即社会已经没有租可寻了，或寻租的成本太高了；并且对工人剥削已经不可行了。也即在资本受到了强有力的约束下，要获得超额利润，创新创造成了唯一的途径。另外资本的主宰是人，人的本质二维性，也影响资本性质的二重性。
　　
总的来说，人的本质有二维特征。即经济人或权力人，文化人或宗教人。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易于理解。而文化人，宗教人和权力人是我们新引入的概念，恐怕需要进一步说明。众所周知，在中华历史中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即具有高尚人格的君子层出不穷。这一事实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无法解释。而在儒家文化中，君子由教化而生，由养浩然之气而成，并且认为君子人格是人生最高价值所在。这就是文化人的含义了，即追求蕴含于文化中的人生价值。
　　
　　至于宗教人，在中华文明中似乎难于理解。而在西方，那种同教为兄弟，不然为异教徙的观念，那种对异教徙心恶痛绝的意识，现在还可寻可见。当代恐怖主义有深厚的宗教土壤，恐怖分子的狂热行为，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无法解释。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因果关系已由马克斯.韦伯证明了。我们在《诺贝尔奖离中国有多远》中也证明了西方创新力勃兴的根源在于基督教精神。诸如此类，足已证明宗教人的事实。
　　
　　如果要给权力人下一个定义，就是：以权力为人生的最高价值，以增进权力和潜在的影响力为终极目标，深谙权谋政略，等等。

因此，在一个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国度里，人们更加重视文化中或宗教中的人生价值，那么此时的资本就能更容易发挥善的作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大批的儒商，就是有力的佐证。显然此中构筑了对资本的另一种约束，即道德约束。总之，必须笼住资本，不然魔鬼当道。

现在我们理应研究另一个问题了，即对权力约束的问题。但对这一问题笔者已经在《民主政制的本质：构筑权力的约束机制》进行研究了，在此就不论述了。（要透彻了解中国，请搜索石立刚，阅读石立刚）。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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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主义生产 社会化大生产 资本主义制度 理性经济人 劳动价值论 托尔斯泰 中华民族 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世界历史

三、为什么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有不同的命运

苏联为什么灭亡？显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寻找不同的答案。笔者曾在《拷问苏联剧变的根源》中从博弈论的视角进行了探讨。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研究此问题，即制度比较法。概而言之，苏联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和现在资本主义制度竞争失败了。

当然，任何社会都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也一样。因此我们必须抓住本质要素，否则无从进行比较研究。本文用资本和权力两个变量，并用两个标准：效率标准和公平正义标准。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有两个本质特征：经济上经济上计划经济，政治上权威体制。政治上权威体制。相应地现在资本主义选取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体。

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经济理论，在马克思的眼里，资本主义中劳资之间的博弈纯粹是零和博弈，是你死我活的，世不两立的。资本对劳动奴役，资本家手中每块钱都沾满工人的血汗；并且资本主义生产必然相对过剩并诱发经济危机，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这些观点都被当时的现实证明了。其实，《资本论》是迄今对原始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最深刻洞察的巨著。因此当时的人民信服马克思主义，并用为革命工具，一点也不足为奇。

然而，关键的一点，竟然被马克思这样的大智者忽略了，即人类行不断变易。人类行为遵循着这样的规律：即行动——新的认知，或经验教训——修正行动，这样一个反应系统。因此，当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的致命点之时，便同时开启了资本主义的改良之路了。

在今天看来，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和马克思眼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有了极大的差别。西方社会由于有强大的工会的存在，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博弈的性质完全改变了。现在西方社会稳定的现实告诉我们，似乎这一博弈并非固化的零和博弈。相反，可以改良为有纳什均衡的非零和博弈。这更加符合历史现实。并且，凯恩斯以资本主义生产必然相对过剩为前提假设，即有效需求不足假设；成功地建立了宏观经济学，从而有效地应对了经济危机。可以说正是马克思促使了资本主义改良，救了资本主义。

而由《资本论》推导出来的计划经济却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天生性的缺陷。其一、消灭了资本，当然消灭了资本的恶，但也消灭了资本无法被替代的良性作用。社会生产力缺失了资本这一要素，其勃勃生机也被掐灭了。其二、自然有自然的逻辑，人类行为也自有其理性逻辑。人类理性建立在行动——反应这样的反馈系统基础上，即行动——新的认知，或经验教训——修正行动，这样一个反应系统。趋利避害是人类行为理性的本质。社会千头万绪，纷繁复杂，并且人类对世界的的认知是有时限的，不存在无所不知的万能上帝。因此，社会化大生产是不可能有效计划的，计划不可能不出错，如果出错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上，便是全国范围的错误，修正成本巨大。计划经济必然低效率，束缚了社会的生产力。一个有力的实证是如下的事实：中国经济改革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完全出乎决策者的意料，现在的经济学也无法解释。显然这些乡镇企业的生产要素生成于经济改革之前，但当农民的束缚被解除后，便使这些生产要素快速集结，形成巨大的生产力。此中揭示一个真理：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行行出状元，独裁的代价是停滞落后。

现在我们研究苏联社会的公平正义性。实事求是地说，苏联的确实现了社会各阶层中的公平正义。即工人阶层内部是公平正义的，农民之间也如此。这里公平正义的标准包括产品分配，以及各种资源分配。在当今信息知识时代，社会最大的公平正义就是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正义。但苏联又人为地把国民分割为不同的利益集团，并且固化了这种分割，即这些集团之间的流转通道被堵死了。在苏联，按阶级划分，国民被分割为工人，农民及其它阶层；而在户籍制度下，又使城乡被分割为利益不同的集团；并且在总体上，再把国民分割为干部和群众两个不同利益的团体。由于苏联实行计划经济，在计划指标已经确定的情况下，社会产品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构成一种零和博弈。在这些博弈之中，工人是赢家，农民是输家；城镇人是赢家，乡下人是输家；干部是羸家，群众是输家。可见输家是大多数。显然，这样的社会是没有公平公正可言的。输家总怨恨不服，总企图翻盘。因此，长治久安只是赢家的一厢情愿和白日梦。

纵观世界历史，世上曾经产生两种政治制度，即权威体制和民主法治政体。何谓权威体制？中华民族最有发言权，在中华几千年历史中，几乎在实践这一体制。并且我们祖先创造了一种最有生命力的权威体制，即王权与儒家文化相蕴含，或者说，儒家文化驯服了王权，制约了王权，也即仁政下的权威体制。那么原生态的权威体制是怎么样呢？请读者仔细读读《韩非子》和《君主论》，就会一目了然了。众所周知，《君主论》告诫君王们要时刻警惕，要成为半兽半人式的动物，并且在兽性上要是狮子和狐狸的统一体。而《韩非子》论述的君臣、君民关系却是零他博弈。至于更具体更丰富的内含有待读者细心阅读两书并领悟了，在此不再详论。

而苏联却实行了极度的权威体制，和中世纪欧洲的教皇政体极为相似。总的来说，苏联实行了权力自我圣化的权威体制，即政权中有一位至高无上的领袖，其人性完全消失了，被完全圣化神化了，既是道德的化身，也是智慧的化身，垄断了真理，垄断了高尚和正义。以斯大林时代为例，斯大林的意志成了苏联的意志，成了人民的意志；而苏联人民失掉了人格人性，成了政治工具；结果斯大林为所欲为，冤魂遍布全国；结果政治宣传替代了学术研究，绝灭了人类的创新创造力。面对这样的社会，真使人不寒而慄。上天有眼，真可谓现世报，斯大林尸骨未寒，便被他的同事目为独夫民贼。但苏联并没有因斯大林死亡而进行根本上的改革。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人类历史充分证明，任何权力的执掌者，正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已经完全异化为权力人了。他们既非智慧的化身，也非道德的化身。由于对权力的迷恋，而变为愚蠢、肮脏、邪恶，是人类罪恶的渊薮。可见这一制度既不合天性，也不合人性。



西方民主并非一人一票这样简单，经过几百年改良完善，已经成为一种严密而复杂的政治制度。目前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民主只是资产阶级民主。此论完全是瞎说妄说。道理很简单。我们仅仅关注一个现实就够了，即现在西方社会有高福利。有人说，西方福利过度了，我们姑且不论他们的福利是否过度了，显然这种福利水平是西方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的。那为什么又能成为现实呢？原因正在于在民主制度下，西方社会发展了强大的工会组织，并成为社会中最强大的政治压力集团。因此虽然资产阶级极不愿接受这一现实，但在强大压力下不能不为。相比之下，号称人民政权的苏联，占全国人口很大比例的农民，几乎没能享受什么福利，只得靠天，靠自己无力的双手；而官僚集团却享受着极高水平的福利，甚至特供。可见在高尚的幌子下，往往藏着罪恶。实际上，世间最大的恶都是在高尚的旗帜下进行的，只有这样，才能干得心安理得，才能为所欲为。



显然我们仅仅看到了西方民主一些表面的东西，并有很大程度的误解。其实，其中的很多东西有待我们认真研究和学习。如果认真观察，不难发现，西方社会有极其发达的社会组织，包括各种行会、工会等等。不同的组织就是不同的利益团体，在政治上表现为不同的压力集团。民主政治为这些集团提供了协商、博弈的平台。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协商、博弈中得到折中、或解决。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最终达到了均衡，即最终不同的集团共生共存、和谐相处。当然，代表全国大多数国民利益的集团，便是最大的政治压力集团。比如，工会等。可见只有才民主社会中，才能保障大多数的弱势群体的利益。显然，权利只能自我争取，不能靠别人恩赐。



纵观人类历史，有权力的地方，就有权力斗争。而在苏联，权、利、名一体化了，权力垄断了一切，官位的高低代表人生价值的高低。如果远离权力，独善其身；那就意味人生毫无价值。因此这种政体必然权力斗争最残酷、最血腥。详细观察苏联的历史，权力斗争频繁地、大规模地发生，无数无辜的群众被卷入其中，成了牺牲品。而在民主政治中，公民总超然于党派权力斗争之外，并只以裁判人的身份参与其中。显然两者有天壤之别，孰优孰劣，不言自明。笔者曾经从博弈论的角度王权博弈和民主政治下的政党博弈。揭示了民主政治成功地使残酷的权力斗争转变成具有纳什均衡的文明的权力博弈，并证明了此中政党领袖得益最大。详细请见笔者的《《君主论》的王权博弈》。（要透彻了解中国，请搜索石立刚，阅读石立刚）

放眼世界，当今文明社会，不仅追求结果公平，更加注重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在西方民主国家，这些已经落实到具体的政策上，诸如，个人所得税的累进制，高税率的遗产税制，和受教育权均等化。当今是是知识信息时代，最大的起点公平是相同的受教育权。同时，必须正确处理权、利、名的关系。绝不能象苏联那样，权、利、名一体化，使权力凌驾于一切之上，获得权力，便可名利双收。必须象西方民主国家那样，权、利、名各自独立成系统，因而使社会上不同领域的精英各有所依归，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实际上，名是天下最大的公器，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内生机制的载体。详见笔者的《孔子人性论、君子人格及一种人类文明发展的内生机制》。因此最高名誉只属于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最大贡献者。若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便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机制，即形成了激励追逐权力的机制，而不是激励创新创造；因而毁灭了社会的创新力，也泯灭了社会良知，在一个有良知的社会，斯大林的大清洗就不会发生。



总之，民主政治是当今人类的最高的政治文明。

一家之言。各位大方不吝赐教！

纵观人类历史，有权力的地方，就有权力斗争。而在苏联，权、利、名一体化了，权力垄断了一切，官位的高低代表人生价值的高低。如果远离权力，独善其身；那就意味人生毫无价值。因此这种政体必然权力斗争最残酷、最血腥。详细观察苏联的历史，权力斗争频繁地、大规模地发生，无数无辜的群众被卷入其中，成了牺牲品。

古人有言，一言兴邦，并非虚言。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版，详细出处参考： https://bbs.pinggu.org/forum.php? ... amp;from^^uid=4067362

研究社会制度要从两个变量入手：权力和资本

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可以说完全在激励创造财富上着力，而忽略了其他方面。众所周知，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必须具备两大强有力的并运行有效的机制，即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激励就是激励创造，激励创造财富、创造知识、创造社会秩序。而约束就是约束人们的邪恶为，维护社会秩序，维护公平正义。约束又有两个层面，即有形约束和无形约束。有形约束包括法律约束和制度约束等等。而无形约束即是指文化信仰上的约束。

纵观世界历史，中华几千年来只专注于无形的软约束之上，并发展出一套完备的德治思想。但从实践后果来看，可算成败各半。因为毎朝毎代都胎育了不少具有君子人格的廉洁之士；但奸恶之徒更多，并且社会总陷于治乱交替的万劫之中。虽然在这几千年的历史中，西方社会长期落后于中华，但在近几百年来遥遥领先我们了。因为他们有了强有力的制度约束机制，即建立了民主社会；并且新教也内生着激励创新的机制。因此我们只有重构强有力的运行有效的这两大机制，中华民族才有明天，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如汤武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这种政权是合法的，合乎天意的。而另一种或靠武力征服，或靠宫庭政变，或靠骗取。我国历史上的王莽政权就是靠骗取的。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俄国革命的正当性，而推论苏联政权是正当的。其实，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两码事。因为当革命者演变成执政者时，角色转变了，使命也变了，必然合法性的依据也变了。总之，合法性的本质是人心向背的问题。

通过你以上两段自相矛盾的论述，可以断定你政治常识和历史知识均不及格。

推翻专制王朝的革命是合法的，但不等于建立的政权是合法的，你前段的观点，后段就自我否定了。可是，你仍然不知道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哪，搞个什么“人心向背”论来。

其次，汤武推翻夏朝，但汤武建立的商朝有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吗？没有，商朝仍然是君主王朝，不过是王朝更替，商政权仍然是非法的。所谓的“天意”不过是王朝制造出来的合法性，所谓“君权神授”，自命天子。

俄国所谓“十月革命”真的是一场具有合法性的革命吗？我们从其行为对象和行为结果来看，一点都不是。“十月革命”的革命对象是“二月革命”的合法政权，推翻一个合法的政权，其行为已经属于犯罪行为，而不是什么“革命”。“十月革命”的行为结果建立了一个比前朝更残暴、更专制的反动政权，是一次地地道道的王朝复辟，没有半点革命性可言，颠覆一个合法的ZF，纯属反革命政变。

资本是有才能的人获得权力的唯一可行的途径，才能越高利润越大，资本既然已经是公权力的分权，你又要把它收回去，那只会让无才但有资历的人上位，他们的权力受到有更有才能的人的威胁那只会加强专制。你只能约束公权力，资本对经济变革增量的索取无从规制，马克思根本一无是处。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