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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耸入云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将在明年竣工启用。这栋大厦不仅会成为全球最高的摩天大楼之一，也显示出上海力求成为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的雄心壮志（今年8月中旬从大厦施工现场冒出的浓烟，或许可以看作中国经济过热的一个注脚）。尽管这栋大厦计划要高于
这场竞争真是名副其实的“抢占制高点”。虽然现有的金融中心已经在精疲力竭地维护自身在资本市场上的核心地位，许多新兴经济城市仍然不遗余力地争取成为下一个全球金融中心。有人认为，这是场得不偿失的战役。现在，空间的距离已经几乎失去意义，许多工作都可以用宽带、手机和视频等高科技手段来完成。如此看来，如果地理因素已经不再重要，人们就应该选择经济型的工作场所。交易可以通过电子渠道完成，各地的同事也能够通过网络沟通，又为什么要斥资十亿美元建设世界最高的摩天大厦呢？
其实距离的消失并不是个新鲜的概念。据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说，当超过2500万人在1880年到1910年间从欧洲移民到美国时，就有人宣称“距离消亡了”。在上世纪70年代，哲学家海德格尔就曾经就“同一无距性”发表议论说：“所有时间和空间的距离都在缩小。”1997年，曾经就职于《经济学人》（本刊的姐妹刊物）的弗朗西斯·卡恩科洛斯（Frances Cairncross）也在著作《距离的死亡》（The Death of Distance）中提出，人们所熟悉的“城市”概念也许已经时日无多了。
不过宣布城市消亡或许过于夸张了。的确，许多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城市由于交通和通讯越来越便利，常住人口日益减少，但人们仍然不断涌向金融和创新中心。
形成与发展
最初，金融中心随着资本的汇聚而形成，此后又成为了吸引资本的磁石。商人们过去都聚集在港口或航线附近，而现在沙漠中的迪拜也引来了大量人群。世界上第一个金融中心诞生于13世纪的佛罗伦萨——当时威尼斯的一些商业银行家组织起远征队，从英国购买羊毛，同时帮助教皇征缴来自英国的供奉。佛罗伦萨的银行家们既善于同北欧国家打交道，又方便与热那亚和威尼斯的海洋经济沟通，这种繁荣一直持续到14世纪40年代。之后，由于英王爱德华三世无法偿还贷款，而1348年席卷欧洲的黑死病也抑制了人们的消费，佛罗伦萨逐渐衰落。
尽管美第奇家族（Medici）最终复兴了佛罗伦萨的银行业，热那亚还是取代了佛罗伦萨，成为16世纪意大利的信贷中心。在那里，每个季度都有交易会举行，来自西班牙的商人将白银兑换成黄金，并将黄金运往安特卫普，作为西班牙军队的军饷。热那亚的商业银行家经常从欧洲将贵重金属贩往亚洲，因此也成为了国际货币信贷流通的专家。当时一些管理债务的创新方法，被后人看作是早期利率掉期和证券化的雏形。
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和新型证券的出现，其他一些金融中心也脱颖而出。印第安纳大学凯利商学院的教授米歇尔·弗拉提亚尼（Michelle Fratianni）在一项金融中心发展史的最新研究中，将1688 年的英国光荣革命看作是伦敦成为金融中心的标志。当时新一届议会通过了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同期成立的英国银行也开始将政府债券作为证券出售。当东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相继上市之后，股票的销售和流通也更加顺畅。伦敦以其出色的机构、优良的海港以及中心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了全球金融市场的中心。
查尔斯·肯德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在《金融中心的形成：比较经济史研究》（The Formation of Financial Centers: A Study in Comparative Economic History）中写到， 1815年前后，全球金融中心开始从伦敦向纽约转移。1812年美英战争结束，英军将大量辎重遗弃在纽约。英军撤离后，美国各地的商人涌入纽约，竞购英军遗弃的物资。自从一名商人开启了纽约到利物浦的航线，纽约就成为了棉花贸易集散地，金融机构和公司企业也随之纷至沓来。面对面沟通巴黎、柏林和苏黎世都曾经盛极一时，扮演着欧洲金融中心的角色。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签署了《南京条约》，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香港从此逐渐成为了亚洲的金融中心。
在一战期间，摩根银行等美国银行都向法国政府提供了信贷支持，这一举措凸显了纽约的重要地位。肯德伯格在著作中提到，在1914年整个欧洲已经被战火吞没，此时大多数英国银行家都认为，纽约需要“肩负起为全球商业提供金融服务的重任”。
当然，最容易促生思想火花的仍然是直接的沟通，金融创新的复杂性更是放大了这种效应。肯德伯格的著作成书于上世纪70年代，当时还很难预见互联网能够打破空间的限制，但即使时至今日，肯德伯格对于面对面交流的重视仍然十分正确。他认为：“当连续的信息交换能够降低交易的风险时，集群战略就产生了。一些存在较多变数的金融运作，在面对面的情况下才能最好地发挥作用。”
金融业的风险日益增大，大多公司都愿意付出高价进入企业群集的金融中心。许多人认为，伦敦将会再次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而上海或者迪拜也许将紧随其后。虽然交通的便利令制造业城市和后台办公室逐渐消亡，但是这些进步却令金融中心日趋繁荣。来自华威大学（Warwick）和牛津大学的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克拉弗兹（Nicholas Crafts）和安东尼·维纳布尔斯（Anthony Venables）于2001年共同撰写了一篇经济地理学方面的论文，文中写到：“一旦可以把后台工作与前台分离，节省文职工作在办公空间上的支出，伦敦、纽约和东京就又会恢复往日的吸引力了。”
因此，金融中心在世界各地陆续拔地而起，仿佛是金融民族主义闪闪发光的奖杯，但这一热潮背后的实质仍然很难分辨。肯德伯格将金融中心的发展史称为“达尔文式的优胜劣汰”，许多银行或是由于大意轻敌，或是由于欠佳的地理环境，最终只得黯然出局。上海和迪拜是否能够保持现有的地位，还有待后来者检验，但是预言家们也不必急于给金融中心撰写讣告，不必急于为它最终是否消亡抛下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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