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级债之死,中国不是旁观者
次级债,一只蝴蝶的葬礼
次级债之死
这只美国经济强劲时诞生的蝴蝶,天然地具有两种矛盾品质:既是“危险”的,又是“正确”的。危险在于,它依托于美国楼市的火爆而生,而一旦美国楼市这一母体出现症状,这只蝴蝶也将出现症状;正确在于,它所服务的对象是信用记录较差的客户——通常属于美国社会中下层群体。因此,从经济道德的角度讲,美国次级债具有某种可为政治服务的正确性。
次级债这一金融创新产品一出现,就因其广泛的市场需求而发展迅猛,越来越多的按揭公司和银行为扩张业务介入次级房贷业务。——利润的雪球在滚大,危险的雪球也在滚大。就在次级债发展迅猛之时,美国货币政策正在走向它的反面:美联储为防范通胀而采取的不断加息措施,导致房贷利率不断升高。但是,次贷房款者越来越沉重的负担被忽视了。在火热的时候,市场通常是健忘的。在贷款利率上升和楼市火热的角力中,楼市毫无悬念地败下阵来,次级房贷大比例转化为银行坏账,并从2007年4月起爆发。4月2日,新世纪金融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美国地产业低迷时期最大的一宗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案;6月,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公司旗下两只基金,传出因涉足次级抵押贷款债券市场出现亏损的消息;7月10日,标普和穆迪两家信用评级机构分别下调了612种和399种抵押贷款债券的信用等级。信贷危机使大量企业和基金被迫暂停发债。
8月,美国次级债危机延伸至欧洲。法国巴黎银行宣布暂停旗下三只涉足美国房贷业务的基金交易。8月9日和10日两天内,欧洲、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央行总共注资3023亿美元,这是“9·11事件”后最大的一次全球央行联合行动。
次级债危机迅速被资本市场领会。8月10日以后,美国道琼斯指数以连续6个交易日下挫表示恐慌,欧洲和日本股市均大幅下跌。远离次级抵押信贷风波中心、一度被认为相对安全的新兴市场亦持续暴跌,其幅度甚至比发达市场犹有过之。次级债危机出现之后,中国A股与国际市场的联动性得到意外加强,也强烈感受到次级债蝴蝶扇动的秋冬寒意。
在8月中旬国际主要金融机构联手救市后,短暂时间内,次级债危机被认为解决,日本等国银行甚至收回了部分流动性。但事实证明,这只蝴蝶的面目仍未被看清。在9月起美联储三度降息、政府出台次级房贷者救援计划后,危机还在扩大。12月中旬,五大央行再度被迫联手救市。
这只蝴蝶,仍然健壮地走在死亡之路上。
葬礼在何处举行
花旗银行因为深度介入次级债危机,其2008年的赢利预期,被调低了一半。但是,花旗内部始终认为并不存在真正的危机。而数据表明,花旗并非是“嘴硬”。到2007年底,美国银行内部危机大多已自行解决。
然而危机在欧洲却越演越烈。到年底,瑞银宣布计提次级债损失100亿美元,在挪威、德国的信贷机构也列入受害者名单。次级债危机,在美国演变为局部的信用危机,在欧洲则演变为大面积的金融危机。相形之下,在美国次级债危机是一种预期危机,在欧洲则是现实危机。
美国孕育的危机为什么在本土之外更加严重?许多迹象表明,美国充分利用了次级债的机会。美联储三度降息和放任美元弱势,不仅起到了防范经济信心下降和流动性枯竭的作用,而且利用了国际贸易伙伴对美国2008年经济变坏的担心及国际市场的风险厌恶,使其获得了充分利用金融政策转移风险、间接打击经济对手的目的。转移风险的途径,则是扩大出口份额、减低自身损失含金量、提高他国损失含金量、利用美国银行的抗风险性强于他国银行等方式以实现。次级债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美国金融政策“绑架”国际贸易伙伴的那柄手枪。
美国主要金融机构并未遭受过实质损失、政府援助计划少人问津的实际状况,美国经济数据主要部分的正常、没有引发美国社会风波和政党攻讦的背景,其实已经告诉人们:次级债的“美国味”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这只美国培育的蝴蝶,最终很可能在欧洲被埋葬,而葬礼费用,则由全球买单,也包括中国的银行系统。死亡时间或许在2008年上半年,或许需要更长时间。
中国不是旁观者
一场危机,理应教会我们更多东西。狭义地讲,次级债危机的告诫是:一方面,开发金融衍生品不能与货币政策的基本走向相背离,否则金融产品可能成为危机的渊薮。另一方面,中国的海外投资应将更为从容的安全性选择作为投资要领。但是在广义的层面讲,次级债危机或许还意味着另一种蝴蝶效应,或者说,一种机会。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以人民币不贬值的守诺和超过10亿美元的救市举动,第一次确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自那以后,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关系从竞争对手转变为贸易伙伴,中国与东盟的区域合作也顺利展开,并成为中国区域合作项目中最为成功、最为先进的样板。在经济上,中国获得了双赢的机会;在政治上,中国改变了地缘政治态势。
10年之后,中国再次获得了这样的机会。美国次级债,一方面是美国金融系统的信用危机,在另一方面,则是美国的国家信用危机。过于功利性的金融政策虽然短期内使美国得以规避风险并获取利益,但是中长期看,将导致美元本位的“布雷顿森林第二体系”走向衰落。而这种迹象已经显现:美元本位建立在基辛格上世纪70年代初缔造的石油结算体系基础上,但美元的弱势致使这一运行了30多年的体系趋于瓦解:同样具有全球雄心的俄罗斯在2007年着手开始创设石油卢布体系;出于政治诉求的伊朗在2007年宣布停止美元结算;委内瑞拉在2007开始部分采取与美国以货易货的交易方式;海湾国家的领导人们在2007年尾端公开讨论将其他币种列入石油结算体系。2007年,伴随着世界各国已有35%的中央银行不再把美元作为主要外汇储备,或许将成为美元体系崩塌的起始年。
面对次级债引发的变局,中国理应有所作为。这种作为不是机会主义式的,但利用机会则是智慧。就内部而言,中国房地产市场对金融风险的承受和化解能力,远远低于建立在分层控制体系基础上的欧美金融市场。因此,中国一方面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多层次地进行信贷结构细化,抑制由于银行业信贷制度带来房市泡沫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未来房市泡沫破裂引发的大规模不良信贷资产;另一方面要吸取美国次级债的教训,努力消除引发房市投机的内生机制,打击过度投机行为。就外部而言,一方面,中国应当有条件地参与到全球救市的行动中去,进一步强化国际金融合作,密切中美经济联系;另一方面,应当对美国当前的金融政策提出合理质疑,寻求真实答案,一来可以学习借鉴美国的金融决策机制,二来可以获取在人民币汇率方面的制衡筹码。与此同时,加紧自主进行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进程,把人民币进入世界主要货币列入议事日程。这既是中国经济实力体现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拓展货币政策空间的需要。
次级债的蝴蝶效应之中,中国不是旁观者。在次级债的背后,是国际政经格局的悄然变化。传统经济强权下滑空出的空间,意味着总有替代者填充。在所有的继任者中,中国理应冲在前列。而其标志,应是解决全球性次级债危机的高调介入,是对危机的理性认识,是对人民币冲向主要货币的起跑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