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又创新高 防通胀治标更须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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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杭 行

　　国家统计局前天发布最新统计，今年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7.1%，创1997年以来月度新高。去年，央行曾10次提高银行准备金率，6次提高银行利率，但CPI指数依然节节攀升。目前，中国的银行准备金率已达到了15%的历史峰值，国际上仅次于塔吉克斯坦的20%。而我们的加息空间也因为美国频频降息几乎没有了。为什么这些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在当下的中国经济格局中，通胀的福利含义及其影响如何？防止通胀的关键又在哪里？

　　本次通胀压力，主要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大量外汇涌入中国所导致的流动性过剩，二是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的超常增长。

　　先来看第一个。关于通胀的原因，大部分经济学家———无论是当代的弗里德曼、曼昆，还是18世纪的休谟———都倾向于用“货币数量论”来解释，这一理论也被概括为了经济学的十大原理之一。按照这种理论，通货膨胀之所以会发生，主要不是由于物品的价值变化，而是由于货币的价值降低了。那么，又是什么导致了货币价值的降低呢？他们认为是“货币注入”，即货币数量的增加，导致了物价总水平的提高。如弗里德曼所指出的：“通货膨胀永远而且处处是一种货币现象。”

　　这种通货膨胀理论不仅能解释温和的通货膨胀，也能解释剧烈的通货膨胀(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所经历的。一战以后的德国是剧烈通胀的一个惊人的例子，一份报纸的价格从1921年1月的0.3马克升到了两年后的将近7千万马克)，更可以合理地解释中国2007年来的这次通胀压力。在人民币有升值压力的大背景下，2007年，中国的外汇储备从年初的1.066万亿美元上升到了年底的1.53万亿美元，一年之内涌入了4700亿美元的外汇，相当于每天进来100亿元人民币。央行为此被动投放了3万多亿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这些增加的货币，部分由央行票据回笼了，但仍有相当大一部分存在于市场上，这是导致目前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当前通货膨胀压力的最主要原因。

　　再来看第二个原因。对宏观经济学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要对经济进行反周期的调整从而熨平经济波动，不仅有货币政策工具可用，政府还可以运用财政政策工具。当经济萧条时，政府可以采取减税或增加政府支出，或二者并用的办法，来扩张经济；而在经济过热时，则可以采取提高税率或减少政府支出，或二者并用的办法来使经济降温。比较这两种工具，其差别有二：一，政府支出与税收相比，政策效应更强。譬如，降低个人所得税率与增加政府支出同样都能起到扩张经济的效果，但前者是通过增加个人的税后可支配收入来增加个人的消费需求的，然而这种消费需求的增加要受到个人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并不能完全地表现为消费需求的增加；而对于后者来说，一个单位的政府支出的增加，就等于直接增加了一个单位的总需求。因此，政府支出的扩大对经济的扩张作用要比减税大得多。甚至，当税收与政府支出同步增加(仍保持预算平衡)时，其对经济的扩张作用仍然存在；二，政府支出与税收的调整对于分配来说，影响也不一样。例如，降低个人所得税率意味着个人财富的增加，而增加政府支出则意味着政府占用更多的社会资源。故而财富的流动方向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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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CPI 防通胀 货币政策工具 边际消费倾向 可支配收入 塔吉克斯坦 中国经济 流动性过剩 通胀压力 准备金率

让我们来看目前中国的情况。中国税收已多年维持了年增幅20%以上的水平。2007年，全国税收收入超过4.9万亿元，比2006年增长了31.4%。当然，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并不一定等同于政府支出的增加。但略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通常都是喜欢支出的。“统筹兼顾、量入为出、确保重点”是我们财政政策的依据，其中“量入为出”，即保持预算平衡，亦是一大准则。这样，财政收入的增加，就会导致政府支出的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至2006年)的数据，“国家财政收入”与“国家财政支出”基本持平，并且大部分年份是支大于收。

　　通货膨胀必须要治，因为通胀又被称为“通货膨胀税”，是对全体国民的征税。它还具有“累退”性，即收入越低的人受到的影响越大。会加剧财富分配的不均，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非常不利。那么，该怎么治呢？在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不断减息的情况下，如果继续一再加息，国外的热钱进来得将更快，流动性过剩问题也将更为严重。上调银行准备金率虽可部分回笼资金(上调0.5%，可回笼约1000多亿元人民币)，也不会像加息那样直接吸引热钱流入。但长期过高的准备金率，也有抬高利率的可能性。因此，目前首先要着重考虑加快政府机构的改革，使政府支出更加节约合理。理论上说，如果税收与政府支出的同步减少，亦能起到紧缩经济的作用；其次应认真考虑人民币汇率改革下一步方略，从根本上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有些人只看一点，不及其余，只知道从出口方面考虑问题，殊不知中国目前也已成为了能源、原材料进口大国，人民币对除美元以外的其他主要货币的持续贬值，已使我们在能源及原料的进口上付出了巨大代价；第三，应进一步提高工资，消减可能由通胀带来的社会成本。根据休谟的“古典二分法”理论，若工资与物价总水平同步提高，则货币供给变动只影响名义变量而不影响实际变量，这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通胀的负面影响，维持社会的稳定；第四，可借鉴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经验，发行“通胀指数化政府债券”，并允许其上市流通。这种债券的收益率通常要比通货膨胀率高3%-4%，这样，既可在短期内回笼货币，缓解流动性过剩与通胀的压力，又可安定民心，使收入分配格局不至于恶化。